——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斗争性
1871年3月18日，随着法国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尔高地上传出的隆隆炮声，由工人和劳动群众自发组织的国民自卫军向梯也尔的反动政府发起了攻击。各路起义的队伍势如破竹，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市政厅大厦的楼顶。10天后的3月28日，20万人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前宽敞的广场上，欢呼工人阶级第一个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成立。
马克思洞察法国国内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鉴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他事先并不赞成巴黎的工人阶级立刻举行武装起义，但是，当工人阶级已经起来斗争时，他无条件地站在了公社战士一边。身在伦敦的马克思通过共产国际组织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开展各种声援活动，成了支持巴黎公社的“国际大首领”。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马克思给第一国际（即当时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有国际支部的国家连续写了上百封关于巴黎公社的信，尤其是在1871年4—5月期间，马克思科学地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如何展开斗争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阐述，为第一国际写了关于巴黎公社的长篇宣言，并很快于当年6月就以《法兰西内战》为书名首先在伦敦发表。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无论是对巴黎工人阶级革命壮举的高度赞扬，还是对巴黎公社伟大意义的深入分析，无不洋溢着高昂的斗争精神。马克思泾渭分明地把赞美之词献给了巴黎的工人阶级，同时以犀利的笔锋直指当时的各种反动势力。可以说，马克思写作风格中一贯的斗争性，在这些论著和书信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首先，马克思以热情的语言赞颂巴黎的工人阶级：“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所以，当巴黎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在解放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胜利，并以公社的形式成立了马克思理想中的工人阶级的共和国时，马克思是非常兴奋的，所写的赞扬用语达到了最高级。这一时期马克思撰写了两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其中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高呼：“共和国万岁！”
当然，马克思不是简单地用热情的语言来讴歌巴黎工人阶级的壮举，对这次起义以及之后建立起来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也深刻地分析了其伟大的社会革命意义，在写作方式上则是用概括的、充满哲理的语言来作定性评价。马克思指出：“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的最大特点是“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噬的一切力量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这段话是马克思几十年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成果的厚积薄发，是以理性思辨的形式对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给予的深层次赞扬。
与此同时，马克思用了大量的贬义词，愤怒地声讨和批驳了镇压巴黎公社的一切反动势力，其用语的尖锐和激烈程度达到了所有论著和文章的写作之最。这种声讨和批驳集中体现在对梯也尔的评价上，出于对镇压巴黎公社刽子手的愤怒，马克思怒斥梯也尔是“玩弄政治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卑鄙龌龊……”
在马克思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两篇初稿中，对梯也尔的怒骂更为激烈，除了使用“其貌不扬的侏儒”这样的语言之外，还多次使用了“这个邪恶的侏儒”的说法，说他是“议会小丑”，“庸俗的职业报人”，“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或谈过正经事”，“一个拇指般的小人物装模作样地想扮演英雄”，“智力贫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疑一切”，等等。
当时曾有人认为马克思对凡尔赛政府的成员（主要是梯也尔）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马克思则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个人对所使用的文字负全责。
1871年5月22日，巴黎公社被镇压，梯也尔的反动军队进入巴黎，他宣称是“秩序、正义和文明获得了胜利”。马克思则对此反驳说：这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秩序、正义和文明”，“工人们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而梯也尔所谓的“秩序、正义和文明”的巴黎，马克思则怒斥为是“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是“奴仆、骗子、文丐、荡妇”麇集的巴黎。
马克思以爱憎分明的犀利笔锋，旗帜鲜明地高扬起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所写的论著和书信文章，都有着战斗檄文的写作风格，成为了洋溢着斗争性的典范。在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都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具有鲜明斗争性的写作风格，在指导俄国和中国革命实践的著作和文章中都体现出了和马克思的斗争性同样犀利的文风。
1903年7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面粉仓库里，聚集了43个俄国人，为了不引起外面的注意，他们在所有的窗户上都蒙上了厚厚的红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这次会议要通过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与列宁的建党方针相对立的，主要是马尔托夫等人，列宁在给大会起草的文件及会上的发言稿件体现了与马尔托夫等人毫不留情的斗争，写作风格上也凸显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性。
讨论党纲草案时，就有人反对写上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的坚决斗争下，大会通过了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最高纲领的党纲草案，而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马尔托夫等人主张凡是“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者”，都可以成为党员，后来又干脆主张只要“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入党。在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如果按照马尔托夫等人的主张建党，党就会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不定型的团体。所以，列宁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建党方针。
列宁在表明自己主张的写作方式上首先是基于坚定的政治立场的明确表态：“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所以我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列宁坚决主张：党应当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每个人都不能自行宣布加入，而应由党内某一组织批准吸收，他们不仅要承认党纲，而且必须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服从党的纪律。这些明确的表述，在反对马尔托夫的主张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为了强化列宁主张的建党原则，列宁用了“宁可……，也不……”的语式，以表明他毫不妥协的态度。他说：“宁可十个办实事的人不自称为党员，也不让一个说空话的人有权力和机会当党员。”以后在论及党员标准，保持党的先进性上，列宁也曾用过类似的语式，列宁曾讲过：“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理混进党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其目的在把这些混进党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在列宁的坚决斗争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建党方针获得通过，最后在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时，拥护列宁主张的人占了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俄文译音），而拥护马尔托夫的人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的俄文译音）。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由来。
讲到俄国党内的斗争，不能不提及一个重要的人物，即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中，列宁是副主席，而主席就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曾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与列宁在政治理论上曾是一致的，1903年的那次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坚决支持列宁，并以其声望赢得了多数代表对列宁的支持。
但此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为了调和党内矛盾，开始转向孟什维克，从这时起，他与列宁开始出现政治分歧，尤其在俄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大加指责，先后给列宁扣上了多项帽子。如“民粹派”、“空想主义者”，等等，对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普列汉诺夫更是极力反对。
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上是复杂的。在列宁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曾得到过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有着师长和朋友的情感，但是列宁立党为公，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曲解，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一切个人的好恶，开展了与普列汉诺夫的斗争。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生动地描述了列宁为了坚持原则，与普列汉诺夫等人断绝政治关系时，心灵所经历的痛苦。她写道：“普列汉诺夫在列宁的思想发展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列宁来说，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任何微小的分歧，都使他感到万分痛心。”由此可见，列宁并不是冷血的“斗争狂”，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列宁是不让步的，他说：“在自己人中间展开论战是不愉快的，所以我尽量缓和语气。但是如果闭口不谈分歧，那就不仅仅是不愉快的，而简直是有害的了。”
基于斗争性的原则立场，列宁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论著和文章在写作风格上并未思三虑四，躲闪回避，仍然是抓住要害，严格批判。尽管初期确实在“尽量缓和语气”，但是到了后期，列宁的批判语气逐渐严厉，因为普列汉诺夫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普列汉诺夫却在这一年出版了《论战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所谓的“祸首论”，他避而不谈沙皇参战的帝国主义企图，却说什么要估计具体形势，首先需要找出实际上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祸首，进而走上了以“保卫祖国”为名义而公开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道路。这就完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站到了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面。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语气便不再“缓和”，而是痛斥他的无耻诡辩，毫不留情地揭露所谓“保卫祖国”的反动实质。列宁指出：“这种绝妙的议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个奖章，一面有威廉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请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为这种行为作辩护，为了‘保卫祖国’而让法国工人向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以尖锐的反讽方式，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普列汉诺夫反动言论的要害，使列宁在对普列汉诺夫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消除了其对俄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战争。当时已经腐败不堪的沙皇政府的愚蠢参战，加剧了国内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加速了其反动腐朽统治的快速灭亡，俄国出现了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1917年2月，“二月革命”爆发，沙皇被迫退位，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但是在当时，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资产阶级并没有领导这场革命，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工人和士兵们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由于手中的武装而掌握着实际的权力，但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俄国革命到了十分关键的时期，是服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还是通过坚决的斗争，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成为了一个摆在面前的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917年4月16日，受沙皇长期迫害而多年流亡在外的列宁从瑞士回到了彼得格勒，第二天早晨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并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领导人还在监狱里或被流放，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的临时政府，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而当时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糊涂地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而苏维埃的领导人中存在着倒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严重倾向。
“四月提纲”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严重的倾向提出的，因而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核心思想就是丢掉一切幻想，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作坚决的斗争，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由于形势严峻，列宁在写作“四月提纲”时突出了斗争的尖锐性，以坚决的、不容置疑的表述方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是表明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谎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谎言。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是坚决主张夺取全国政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由于缺少组织性，而使资产阶级得到了政权；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正在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向工人阶级和贫农夺取政权的阶段过渡。”同时，列宁还提出了实现这一过渡的路线和计划，规定在经济方面要没收地主土地，全面土地国有化，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由苏维埃加以监督的国家银行，政治方面则由国会制共和国进到苏维埃共和国，等等。
“四月提纲”主题突出，言简意赅，斗争性的写作风格非常鲜明，既克服了糊涂认识，也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和道路，统一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思想，为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做好了准备。
但是，列宁进一步想到，要指导俄国的革命斗争取得全国的胜利，还应当在提纲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国家与革命的研究，彻底清除各种错误思潮的思想根源，使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动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1917年7月21日晚上11点多，彼得格勒火车站开出了最后一列客车，客车中有一位芬兰农民打扮的人，到距芬兰不远的拉兹里夫下了车，他就是列宁。拉兹里夫湖波光粼粼，湖边有一座草棚，棚里有个厨房，两个树杈架起一根木头，上面挂着一口小锅。草棚前清出了一块空地，放着两个树墩，一个当桌子，一个当凳子，列宁就住在这里，并且风趣地把这个草棚叫做“我的绿色办公室”。
列宁秘密离开彼得格勒是有原因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制造了“七月流血事变”，接着就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虽然布尔什维克党转入了地下，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结束，但俄国革命孕育着新的高潮，列宁所预言的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
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更加感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清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确定出俄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方针的必要。一方面，他仔细阅读彼得格勒出版的每一种报纸，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也派代表来到列宁这里，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列宁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写出一篇篇战斗檄文送往革命的摇篮彼得格勒，指导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列宁在这里忘我地工作思考，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全面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70多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开始撰写将要影响世界革命进程的光辉著作。拉兹里夫湖畔的篝火在漆黑的夜里格外明亮，这里连接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
8月中旬，临时政府的密探盯住了拉兹里夫湖畔，8月31日列宁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安排，装扮成铁路工人，避开了反动当局的监视，到达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哈格涅卡娅广场一号楼的一间屋子里彻夜灯亮，列宁在这里继续工作和研究。夜深人静时，纸和笔摩擦的沙沙声长久不息，一部以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诞生了。
《国家与革命》是系统阐述国家与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卓越的经典著作之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出全面的历史考察，在总结工人运动新鲜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阐明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列宁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问题上的历史任务，分析了将要诞生的新国家的实质和特征。
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时候，与马克思在写作《法兰西内战》的背景有相同之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关键时期。《法兰西内战》是在巴黎公社刚被镇压时写的，而《国家与革命》的写作则是在十月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因此，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也把高昂的斗争精神贯穿在《国家与革命》写作过程的始终。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总会出现机会主义思潮和错误倾向，干扰革命的兴起，其主要的阻挡方式就是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放弃斗争，与阶级敌人搞调和。巴黎公社兴起的时候是这样，十月革命的前夕也是这样，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反对革命，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各种方式反对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的方针。列宁与这些阻碍革命进程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开篇就揭露了这些反动思潮的实质和要害，列宁指出：“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针对当时俄国机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手法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俄国的革命斗争，列宁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列宁的引证是有明确针对性的，即针对机会主义派别调和阶级矛盾，掩盖国家实质，反对革命斗争的主要观点，着重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阶级斗争理论所阐述的国家学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内涵的阐述，列宁概括了科学的国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廓清了基本理论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列宁便与俄国当时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进一步批判了那些反革命思潮的实质：“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接着指出他们“丝毫不去考虑，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正是在这些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列宁坚定地指出：“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可是国家不是要消亡的吗？为什么还要发动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武装起义呢？这也是机会主义派别蒙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斗争觉悟的论据。对此，列宁专门写了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来辨明理论上的是非，列宁指出：“任何国家的消亡，只能通过‘自行消亡’。”“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必须是无产阶级经过斗争夺取政权，占有生产资料，建立自己的国家，“自行消亡”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在建立和巩固中必须“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它们的反抗”。显然，还是需要毫不留情的斗争。列宁写作的《国家与革命》把斗争的精神贯通全篇，也坚持到底。
正是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所澄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的理论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武装起义的方针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立。列宁在理论上所坚持的革命斗争原则，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坚决的贯彻并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也迅猛掀起。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斗争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其中，最杰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是带领中国人民求解放而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奉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信念，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革命斗争，彻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斗争精神，是毛泽东最鲜明的领袖风范。
这种斗争性的特征，直接反映到毛泽东的论著和文章的写作风格之中。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奋笔疾书，“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以笔作刀枪，直指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之后，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正是通过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战斗檄文，“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形成了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并最终在战火硝烟中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通过问题引入的方式，把开展革命斗争的最基本前提，即分清敌我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并且又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强化：其一是从正面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二是从反面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原因就是分清敌我的问题没有搞明白。通过这样的写作方法，就把斗争性的关键之处昭然揭开，并且成为毛泽东论述革命斗争的论著和文章中经常采用的写作方法。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相似，中国革命进行到关键时期，也同样出现过抱有和平幻想，主张放弃自主开展武装斗争的错误思潮，而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也总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出指导革命斗争不偏离正确方向的光辉篇章，使中国革命的航船穿过急流险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927年初，在湖南农村的乡间小道上，行走着一位风尘仆仆的汉子，他衣着朴素，操着一口当地农民十分熟悉的乡音，或到农户家访贫问苦，或与农会干部开会亲切交谈。他认真倾听，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着；他也谈自己的观点，茅屋里经常传出他爽朗的笑声。他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正在湖南农村进行农民运动调查。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步行了700多公里，实地考察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与农民和农会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湖南是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国民党右派纷纷攻击湖南农民运动，污蔑他们是“痞子运动”、“土匪”、“糟得很”，而中共党内也有一些同志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片面地认为农民运动会影响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些论调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遏制湖南农民的革命斗争。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2月12日回到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后，依据调查的材料，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鲜明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精神的重要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热情的语言，大力赞扬湖南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斗争精神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篇文章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在科学总结湖南农民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这段著名的话不论是写作内容还是写作方式，都是对毛泽东所一贯奉行的斗争精神的经典诠释。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风云突变，革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让革命群众放下武器，解散工农武装，试图以让步和投降来换取国民党反动派的合作。毛泽东坚持斗争的原则，坚决抵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将起义的部队带上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在与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革命的危急时期，更重要的是领导革命渡过难关的行动，在根据地建立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毛泽东开始总结斗争经验，写出了一系列论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重要文献。
在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必须要以坚持斗争为主题，但如何体现这一主题，毛泽东则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写作方法。《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1928年11月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当时在党内对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做法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文中以充足的论据和大量的事实来说明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能够走得通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有着“买办豪绅阶级不断的分裂和战争”的外部形势，而且我们还“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因此，在经过详尽的论述说明之后，毛泽东认为：“罗霄山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另外一种情况发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内部。环境的艰苦和斗争的长期性，使一部分人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悲观的情绪，有的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只是一味地强调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显然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使人们坚定斗争的信心，科学地论证现在的艰苦斗争与未来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写的光辉文章。文中针对一些人的悲观情绪，有理有据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思想：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1928年底到1929年初，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三次“会剿”，好像很有力量，其实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十分露骨，军阀混战业已形成，实质上这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四、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克服悲观情绪，需要以光辉前景的展望来振奋人们的奋斗精神，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通过科学分析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以豪迈的语言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党内又有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特别是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为了肃清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潮，提高全党在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斗争的觉悟，毛泽东写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论新阶段》《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有针对性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强调了在统一战线内部也要坚持斗争的原则。
但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毕竟不同于对敌斗争，在斗争的同时还要维护抗日的大局，因此，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中，一方面坚持斗争的原则，指出：“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则以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强调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斗争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复杂，如何让党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党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地把握既斗争又团结的原则呢？毛泽东在写作中将应当掌握的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出了同统一战线内部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毛泽东坚持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在这一时期论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独裁和内战的方针，阶级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但是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这种局势的变化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对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决斗争还心存疑虑，思想准备不足。为此，毛泽东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教育党内外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首先仍是坚持一贯的斗争原则，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同时，毛泽东也充分考虑到“过去打了十年，抗日又打了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很自然”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开始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为解决“怕的情绪”，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认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中所阐述的思想，坚定了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英勇地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是适可而止，与国民党反动政权隔江而治，还是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了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确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并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重要文献，在讲了古希腊寓言中农夫怜悯冻僵了的毒蛇，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暖活却又被毒蛇咬死的故事后，毛泽东坚定地写道：“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还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发出了“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这些思想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全军的战斗豪情，很快就变成了把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实际行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就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性地写道：“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把对这条定律的理解作为人生的信念，也必然会体现在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之中。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总会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斗争精神，在激励我们改天换地，变革社会。
“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激荡”，曾是钱钟书先生对爱憎分明、笔锋犀利的写作风格的称赞，用这句话来形容革命导师鲜明斗争性的写作风格也是恰当的。在目前的和平年代，有些人对这种犀利、激烈、充满斗争性的文风不以为然，甚至颇多微词，认为不够宽容。但是认真想一下，在那风云际会、狂飙猛进的时代，革命导师如果不以这种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文风写下一篇篇号召人民、指导人民的战斗檄文，能发动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潮吗？革命导师不是书斋里的导师，没有斗争性的写作风格，就不能体现出变革社会的革命思想，而没有革命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