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欣口述 王丽娜整理
《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发自心底的欢乐和向上的心情。词作者乔羽说，今天他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歌了，因为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老干部，确实有些珍贵无比、情景难再的经历。如今，他们常常在回忆中盘点这些只属于个人的精神财富。其实，他们的这些回忆应与后人分享，让他们那时的革命精神、工作劲头代代相传。那么，就让离休老干部徐宝欣为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吧。
我是土生土长的盘锦人，原籍大洼县田庄台镇。1948年，我在镇上投身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改革；1949年9月被分配到当时的盘山县人民政府农业科工作；1950年，我加入民政工作的行列，最初在县民政科任科员，1952年任副科长，1954年任科长；1966年1月成立盘锦垦区，我任民政局副局长并主持工作，直到“文革”风暴到来，政府工作瘫痪。
人老了，总是喜欢回忆过去的经历，特别是看到盘锦今昔发生的剧变，使我禁不住想起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形，那时我们这一辈人都在为新盘锦建设而付出艰辛的努力，那时从事民政工作的件件往事都成了我那段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十分困难，而盘锦地域的贫穷落后更是数得着的。那时盘山县的辖区就是现在盘锦市的地域，县政府只设四个科，民政科是其中之一。面对百业待兴、百事待举，民政部门要承担多少工作是可想而知的。主要任务有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总之一句话，民政工作是一项具有群众性、多元性的社会工作。所以，从事这项工作，从人到物、从老到幼、从生到死、从文到武、从心理到地理、从政治到经济，样样都会涉及，都得懂点才能做好工作。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不发工资，只供给饭菜、棉被、被罩、棉衣、外衣等。那时工作和生活的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得到的，但是，我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抗灾和救灾是当时民政工作中一项最主要的任务。那时的盘锦，有水利，没设施，发洪水是常事。只要气象预报多雨天来了，全县的工作马上转入作为中心任务而压倒一切的防汛救灾上来。这时，民政部门必须首当其冲，立即组织工作队伍，往低洼易涝的乡下跑。人人戴上草帽，披上蓑衣，背上简单行李，连夜出发。当时民政科不要说有台汽车，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就靠两条腿，那样差的路况，一走就是几十里。到了乡下，首要任务是动员组织村民护坝防汛。下乡干部都要身先士卒，哪里有险情就向哪里冲，带领群众找草袋、木桩等物资，抢修险工险段，设“土牛子”。一旦河涨发水，出现人力不可抗拒的情况，河坝漫顶，河堤开口，孩哭娘叫，情景非常凄惨。灾情发生后，立即实施抢救和防荒。措施是，紧急调动船只，挨家挨户动员往高处转移。也有动员不出的人家，只好用船运再由人背，挨家挨户地送粮食，以免群众断炊。对已经转移到高处的灾民，要就地就近分散安置，或者入户，或者到公共场所等处，同时发粮、发物，组织医疗队消毒治病，严防瘟疫发生。下乡干部吃住在坝上，只要是不伤一个人、不饿死一个人，我们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洪水落去之后，立即转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为此，需要大动脑筋找门路。首先是核定灾情，如实写好灾情报告交送上级，请求拨款拨物。接着，开展生产自救。洪水落后，积水的池塘鱼多，就组织群众捕鱼；河滩上生长的柳条子多，就发动人们采条子搞起编织业；最重要的是收拾地里涝后尚存的庄稼，抢种晚秋作物，如荞麦、萝卜、白菜等以备过冬之需。同时，还要补以政府救济，保证群众安全过冬，严防春荒发生，让灾民在温饱状态下开展生产。
防灾、救灾、生产自救工作，差不多年年都如此。经过多年摸索和积累，我把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书面报告《掌握灾情发展规律，控制灾荒发展，搞好救灾工作》，引起省民政厅领导的重视，把此文刊登在《民政周刊》上。那个时期，我一年有200天在乡下，时间一长，同群众混熟了，他们都叫我“徐大个子”，不叫“科长”了，我还感到很亲切。当时的干群关系真是十分融洽，群众真心地拥护我们。1987年，我在党校工作的大儿子去盘山县棠树林子乡上党课，一位听课的老农民党员问他：“你是不是姓徐，你的父亲是不是徐宝欣？”我儿子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呢？”这个老农说：“我是猜着问你的，因为你与你爸长得很相像。”我儿子问：“你怎么认识我父亲的？”那位老农说：“当年你父亲在发水时划着小船给我们送粮食。这事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优抚安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政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当时的荣复转业军人尽是一些革命功臣。他们有的是老红军，有的是老八路，而且多数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过伤残。说实话，安置这些同志工作难度很大，非有“甘为孺子牛”的态度不可。为了安置好他们，我们真是绞尽了脑汁，千方百计地做工作。这样的例子很多。
有一名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名叫王万才，安置在原籍古城子乡，住房、生活都安置好了。他下肢瘫痪，行路靠双拐仍很困难，买了一台手摇轮椅车。一日，他坐轮椅车到县民政科上访，一进门就说：“要老婆。”我答应慢慢帮他找。可是他听不进去，举起手中的铁头拐杖向我头顶上打来，幸好有人在场接住。即使这样，也不能发火，仍得耐心对待。我们上下齐努力，终于帮助他娶上了媳妇。不久，他来到民政局表示感谢，从此再也不上访了。
1945年参加革命的一等残疾军人孙殿举是山东人，从荣军疗养院分配到盘山县供养。他已年过50岁，一只眼睛已坏掉，一条腿是假肢。我们经与盘山镇民政助理一同张罗，给他找了合适的房身，盖起两间砖墙平房，又给他找了满意的老伴，还从医院给他抱养一个小女孩，他由独身一人变成三口之家，安置得非常满意。
当时，在盘山县城里，还有被称为“四大名旦”的民政工作对象：一个是烈属，外号“三老刁”；一个是“刘傻子”，是个单身汉；一个是“陈瘸子”，是1938年参军的老荣军；还有一个叫“吴老疙瘩”，是个新中国成立前为革命作过贡献的人，1948年，为躲避反动势力的反扑，县政府按照上级的指示转移，是这个叫“吴老疙瘩”的人将一批新政权的干部送到九龙屯隐藏起来的。从人们给他们所起的绰号看，就知道这些人不好安排。但是，他们毕竟是民政工作的对象，民政工作者必须以“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宗旨，耐心细致地做好安抚工作。外号叫“三老刁”的烈属王氏，孤儿寡母，常带子女到政府上访。民政部门为了保证她家的生活不低于中等人家的水平，每月发给定量的补助费以安定其生活。对人称“刘傻子”的单身汉，安排他给居民担水赚钱，并安置他在敬老院吃住，使他生活稳定下来。对外号“陈瘸子”的老同志，帮他找了老婆、安了家，并补助给百十来元钱开了小卖店，有了经济来源，由此安顿下来。对那个有点疯病的“吴老疙瘩”，帮助他拴驴车拉脚，维持生活。他们对政府部门的安排都很满意。“文革”到来，造反派和红卫兵批斗我，让我游街、戴高帽，可是那些荣复转业军人没有一个参与的，他们还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我。后来我常想，如果“文革”中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许活不下来。
解放初，村级政权有些不纯。党中央部署肃反和整顿村级政权工作，民政部门负有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职责。我们按照县委的要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我带领工作组到乡村，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宣传肃反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群众发动起来后，纷纷揭发检举地主“马耗子”的罪行。我们核实证据上报法院批准之后，召开群众大会，就地处决了恶霸地主“马耗子”，大快人心。之后，宣传整顿村政权的意义，召开群众大会，用投票方式改选村政权班子，外号“周瞎撞”的村长落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盘山县第一次用民主方法改选的村政权班子。为此，我写了题为《前幺村的政权是怎样改选的》一文，刊登在国家内务部《民政通讯》上，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我读过高中，参加革命后被送到熊岳农业速成班学习过一年，因此，在当时盘山县我们那一茬老同志中我算是一个有文字功底的人。在那些年里，县政府的不少材料都是县长指名让我写，民政工作材料基本出自我手。我不仅要写材料，还要为他人修改材料。由于当时机关中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常常不得不亲自刻钢板。白天没空，晚上我就将钢板、蜡纸带回家中，夜以继日，甚至通宵达旦地忙个不停。
盘锦原来是“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的荒凉之地。解放前战乱频频，匪患猖獗，民不聊生。春雷巨响，一朝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勤劳聪明的盘锦人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充分利用“五大地方资源”优势，变水害为水利，变盐碱地为米粮川，在昔日南大荒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