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门写作抗战文学的作家，我认为，战争风云，是随着战争亲历者的逝去而自然远去的。换句话说，就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不在了，这本战争的巨著就合上了，这段战争的历史就完全走进博物馆和教科书中了。
但是，战争亲历者的离去并不代表一段战争历史的消亡。我的意思是说，甚至在战争亲历者还健在的情况下，已经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造谣惑众了！
比方，今天日本国还有人大放厥词，竟然信口雌黄说“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其实，这一类谣言不攻自破的原因很简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之中的幸存者还有不少人活到今天。这本战争的巨著还没有合上、放入历史的书柜哪！
然而，随着卢沟桥事变最后的亲历者的离去，这本战争巨著也将成为历史，成为资料库、档案馆、历史研究所、教科书里的文字史料了。
一、给70年前七七事变这段历史画上句号的人物
根据我个人调查：亲历70年前七七事变的二十九军老兵目前健在的还有7人。
88岁，在重庆市的张可宗先生。
96岁，在河北省邯郸市的韩立才先生。
88岁，在北京市朝阳区的马步先先生。
94岁，在天津市河西区的孙敬生先生。
91岁，在河南省项城市的崔金品先生。
88岁，在江苏省南京市的李鸿斌先生。
94岁，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刘钧铭先生。
那么，怎么单单96岁的韩立才先生才是能给70年前七七事变这段历史画上句号的人物呢？我8年前开始调查、研究、采访健在的曾经在卢沟桥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二十九军老兵，而96岁的韩立才先生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时至今日，他还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70年前卢沟桥事变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清晰地回忆起所有相关人物！我采访了他数天，有现场录制的6盘录像带为证！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70年前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口述历史”的资料。
70年前，七七事变发生时，韩立才正在北平，那时，他参加二十九军已经一年多了，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做科员，中尉军衔。这个公署是当时华北四省市（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的最高军事机关，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
与侵华日军不同的是，70年前的二十九军官兵多是文盲，或者说，70年前的中国军人多是文盲；而韩立才先生那时就是“大知识分子”了。让我们看看他的简历吧！
1913年1月生于河北盐山县。
1931年到北京上高中。
1933年回到家乡做教员。
1936年参加二十九军，分配到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
1938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十六期。
1941年毕业后到五十九军（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扩编，初军长张自忠，张自忠阵亡后为刘振三）参谋处任参谋。
1944年任五十九军特务营营长。少校军衔。
1948年11月在台儿庄附近起义，后升任团长。上校军衔。
1949年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政大学学习，6月到华东军政大学教员班进修。
1950年1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军训处工作。
1951年11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工程兵学校任教。大尉军衔。
1958年转业到邯郸，开始在邯郸铝制品厂工作。
1962年到邯郸市金属公司任副经理。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83年1月离休，到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笔耕不辍至今。
我是怎么认识韩立才的呢？1986年，我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韩立才这个人物。我十年前出版一本《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书，其中，在第150页、151页引用了他的相关文章。8年前我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三位同志专程去他家。这次，又一次会面，他对我说：“……自1949年以来，我和中国大陆一侧二十九军原官兵通信4600多封，和台湾的原二十九军官兵通信540封，全部认真保留。1983年以来，我写的文史资料有50万字。”
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能“打”不能“说”，他就不具备给一个久远历史画句号的资格。
一个历史性人物能“说”不能“打”，他也不具备给一个久远历史画句号的资格。
一个历史性人物亲历战争风云，但是英年早逝，卢沟桥事变的句号让他怎么画？
一个历史性人物既抓过枪杆子又能说会写，卢沟桥事变的句号不是他画谁画？
二、紧迫的采访任务
前不久，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自称是韩立才的孙子，通报说：“韩立才病危，肝癌晚期、肝腹水……”我说：“我怎么不知韩老什么时候有儿子，还有孙子？怎么你在南京，而韩立才在邯郸？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我和韩老常常联系。几天前，我们刚刚通了电话，电话里韩老还开玩笑说：“我刚刚引用了你的文章段落，可别起诉我呀！”
韩老孙子的电话让我有点将信将疑。
刚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找我。因为我在人民网日本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在卢沟桥宛平城建立二十九军驿站的设想”的文章。今年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馆长找我问问“建立二十九军驿站”的可行性。我急忙利用这个机会煽动采访韩立才的重要意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呀！”沈馆长听了我的叙述马上拍板：“你代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去采访老兵韩立才。”
我真是受宠若惊。我退休5年来，一直是自费采访抗日战争亲历者的。这些人物有老八路、老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被强掳劳工、被日军强暴的妇女、爱国华侨、美国飞虎队队员、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日军遗留子女、战争受害者。我认为，“人证、物证、口述史”不但是战争博物馆构成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相关战争文学所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的退休金千元上下，我把住房租出去，自己住更窄小的，还是捉襟见肘。
如若不是天下好汉鼎力相助，我会更为难些。
这些年来，这是我头一次得到来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明确的支持。
说干就干，我收拾行囊，立即前往河北邯郸找韩老爷子。
韩老见了我很高兴，他说：“今年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我要抓紧把相关的回忆录写出来。我的病会好的，我是个士兵！”我听了心里很难过。
韩立才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肝癌晚期、肝腹水。医生和周围的同志都不告诉他，担心他听了以后心理负担过重。
由于96岁的韩立才是孤寡老人，所以，韩老单位的张海滨经理、党总支副书记李俊英就无微不至地照顾韩老。李书记说：“公司已经向政府申请了破产，什么时候批下来还不知道，工人们现在连发工资都困难。但是，韩老是70年前在卢沟桥同日寇血战过的，我们地方干部一定以最完美、最和谐的方式送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
医生对我说：“他很重，最多两个月。——这张病床是他人生最后的归宿。”
我看见韩老已经不能进食，而且腹胀如鼓了。
张海滨经理悄悄告诉我：“一天不如一天。”
我握着韩老的手一时百感交集，更加深切领会了“风烛残年”这一词汇的含义。
躺在病床上的韩立才对我说：“咱们两人认识整整8年了，从卢沟桥事变算起，8年抗战都胜利了。8年来，我们之间通了无数信笺，通过无数次电话。我们为某个问题义正辞严地争论过，你争论不过我，每一次你都采取不回信的态度对付我老头儿！是不是？！”
我紧紧握着韩老的手笑哈哈地说：“我说不过你，我是好男不和老头儿斗。”
韩老认真地说：“不对！是你错了，理屈词穷！”
我说：“对、对、对，是我错了。”
韩老说：“你在人民网日本版上的文章我都看过，我很关注你呢！”
我的头一下大了，我说：“不可能，你96岁老头儿怎么会上网呢？”
韩老笑了：“我孙子在军队当中尉军官，是他给我下载来的。你是政府军、中央军、地方军、八路军、新四军、侵华日军都采访过的人。我和我的儿子、孙子都关注你呢。”
我急忙问韩老：“你什么时候有儿子、孙子的？”
韩老看我支起摄像机，安好录音笔，我的同事张英秋摆开记录的架势，就坐了起来。
“这是大事儿，不能躺着说。”韩老来了劲头儿：“让我说什么？从哪说起？”
我说：“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就从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说起吧！”
韩老说：“几十年来，有无数年轻人问我同一个问题，七七事变时的侵华日军是怎么来卢沟桥的？他们从天上掉到卢沟桥上的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华北蚕食，他们138名骑兵刀不出鞘就占领了承德。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侵华日军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他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1933年逼迫中方签订《塘沽协定》。后来，1934年何应钦又不得已和侵华日军签订了《何梅协定》。1935年，秦得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所以，日本军队在北平有驻军。”
韩老向我强调：“这些都是不平等条约！知道吧？是侵华日军强加给中国人的！”
韩老喘着粗气、瞪着眼睛说：“后来，才有波及全中国的、1935年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才有了1936年12月12日的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知道吧？”
我说：“哎呀，老爷子，您休息一下再说吧！七七事变70年，您只说七七事变！”
韩老又不高兴了，他瞪着眼睛说：“没有不平等条约、没有‘一二·九’学生运动、没有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不让我说别的事情，用心何在？居心叵测！”
“您不是年纪大了嘛，所以，只让您说说您亲历的1937年的七七事变！”我解释。
三、韩立才口述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以后，逐步向华北蚕食鲸吞，政治事件、军事冲突不断发生。1935年，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伪冀共防共自治政府，日军在通县驻有重兵，就在肘腋之下，给防守在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以较大的威胁。当时，居住在北平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个个地陆续南迁；有些工厂、商店被迫停业或减员，失业者越来越多。大街上，胡同口，电杆上，到处贴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红条子。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搬进去以后，不是卖大烟就是招众聚赌，不但不付房租，昼夜还不许关门，房东们都叫苦不迭。
在北平的日本驻屯军，经常制造事端，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他们派出便衣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打鸟。两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群众，人人怒目而视，义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强调要睦邻友好，忍辱退让，大家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从1936年夏季开始，日军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步、骑、炮、工、通以及坦克、装甲兵等各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日军穿城而过，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市民对此无不愤慨至极。一个主权国家，竟容忍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对这个文化古城的践踏，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1937年5月以后，北平附近的日军频繁调动，迹象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日军要搞军事行动，社会舆论也呼吁北方当局要做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中尉科员，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干部来自第二十九军和东北军两部分。当时大家一上班就议论抗日问题，许多人认识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对日本人侵略罪行愤慨万分，并表示决不当亡国奴！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盐山县，距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故乡（山东乐陵县）只有30多华里。第二十九军军部里有许多我的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军部去看望他们，每次都遇到他们在议论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速胜论者，他们说：“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的军队在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在国内打仗，天时、地利、人和，皆对我军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情报不灵，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时间就会被拖垮。他们还谈到，中国这么大，把日本全部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能有几个日军？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迟早会被收拾掉。听到这些议论，我也觉得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晚打强。”
冀察绥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傅占魁主持。卢沟桥事变前，宋哲元到绥署召集全体干部讲了两次话。宋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安定人心。
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共有多少人，咱们清清楚楚，日军就是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防，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宋哲元说，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中央的指示，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一个军打起来，中央不接济我们，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我们在前面打，后面断了供应，我们这个军将处于危险境地，大家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宋哲元还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样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
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这样疯狂，先和他们干一仗，也许他们会老实一些。由此可以看出许多青年军官强烈的抗日爱国之心。
进入6月份以后，日军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第二十九军就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演习。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哪个地方演习，第二十九军就在日军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我们一些同事把这种演习叫做夹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军在哪里演习，第二十九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绥靖公署位于北平铁狮子胡同一号，是北洋政府海军部的旧址。六月份，绥署各大楼的房顶都涂了保护色，军务处第一科是军械科，积极筹备弹药。绥署及第二十九军的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绥署的干部也都停止了事假，并加强了值班。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
日军经常在北平附近闹事，北平成为北方最敏感的地区，一旦北平的安全发生问题，绥靖公署是否存在也值得考虑。绥署人员既关心国事，也关心自己的命运。为此，对日军在北平附近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认真分析。军务处第三科科长韩树栋是我的本家，第四科科长杨靖国是我大哥的挚友，参谋处中校参谋杨学潜是我姑父的胞弟，我在他们那里听到了不少消息。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部队要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附近演习，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军的拒绝。7日，我军得到情报，日军于当天要进行实弹演习，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当即做了应战准备。
7日夜11时许，宛平县附近有枪声，不久，日本使馆通知我驻军有士兵走失，要求进宛平搜查被严词拒绝。接着日军威胁说，如不许搜查，他们要采取军事行动。我方为避免事态扩大，经商定共同派人举行谈判。我方的谈判代表是：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委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代表是：冀察政委会军事顾问樱井、日军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他们于8日晨到达宛平县署。谈判期间，日军在宛平城东西两门外发动进攻，我军自卫还击，双方发生了激战。接着第二十九军军部对守军发布命令说：“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官兵接到命令以后，都表示决心，誓死守土，给敢于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原来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的第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七七事变爆发时，又增加了吉星文团、胡文郁团、张鸿宾团、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一个团和一个野炮营，由戴守义指挥。我军的兵力很雄厚，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日军始终没有得逞。在此期间，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揭露日军的暴行，赞扬第二十九军的抗战行动；全国各界尤其是爱国学生、进步团体都发表谈话或通电声援第二十九军。所有这些行动，都给第二十九军官兵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绥署里天天问战况、议战争，看到全国各界都在声援第二十九军抗日，感到无比激动。我们科里的中校李植阳，少校王德廉，上尉丁仰恒、梁尔昌和中尉纪剑峰都找科长、处长报名，要求调回原部队参加抗日。绥署特务营请来了十几名磨刀剪的工人磨大刀，除去管饭以外，每天给一元钱的补贴。磨刀工人听说磨刀是为了杀日本侵略军，都表示光管饭吃就行，不要补贴。特务营长对他们说，你们的家属也得吃饭，不要补贴不行。磨刀工人们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几天之内便把全营的大刀磨得锋利无比。
1937年7月27日夜里，日军由通县等处向南苑集中。当晚，宋哲元下令把第二十九军军部移至北平城内。28日晨，日军向团河及南苑发起猛烈进攻。通县距南苑只有几十华里，敌机起飞不久即可到达南苑。我军装备差，火力远远不如敌人，再加上没有制空权，战斗一开始，我军就陷入苦战。驻守在南苑一带的有参谋训练班、军事训练团、手枪旅的一部分，还有刚从河间调来的第一三二师的先头部队等。总的人数不算少，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重武器又少，官兵们只凭着爱国赤诚，手持劣质武器与敌人展开激战。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一时部队里失去指挥中心，官兵们遭到了重大伤亡。
28日清晨，我们正在绥署宿舍大楼里酣睡，忽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很快传来消息，日军进攻南苑，我南苑守军正在进行顽强抵抗。住在集体宿舍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军官，校官以上的都在市内租有民房，家属走了，房子大半没退，他们仍然住在家里。我们这些年轻人分头聚拢，议论着战争打起来之后，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多属于绥署刚成立时才参加进来的，没有原来的单位。议论的结果是，如果批准了一些同事回原部队的申请，我们就把他们的工作担当起来，至少可以部分地担当起来，处里的勤杂工作，我们都可以抢着干，各科的值班，我们可以包下来。我们议论得很热烈，南苑传来的枪声也越来越密集。拂晓以后，敌机开始肆虐，炸弹爆炸声此伏彼起，我们预料我军火力差，会有较大伤亡。但是第二十九军是受气的部队，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气，最近几年又受日本军队的气，第二十九军是哀军，哀军必胜。谈论到这里，我们相信南苑的官兵会给来犯日军以有力的还击。
这天上午，绥署的干部上班特别早，见面后喜笑颜开，都为南苑的抗击日军欢呼。从早晨开始，全市就响起了鞭炮声，这是北平各界对第二十九军爱国行动的支持。从上午9时开始，北平各公共场所及大街两旁出现了许多宣传队，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学生们的宣传讲演使周围群众深受感动。街上行人，个个喜形于色，精神特别振奋。北平各界迅速组织起抗敌后援会，其中有募捐队、医疗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可以说整个北平市都行动起来了。
下午，我和几个同事到东四大街，见到一批批第二十九军官兵向市内撤退。每批不过几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惫，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鼓掌欢迎。队伍刚坐下来，递烟的、送茶水点心的络绎不绝，感动得官兵们热泪盈眶。有的群众请他们报告战况，带队的干部即席汇报战斗经过。他们虽然退下来了，群众却给予安慰和同情。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
28日夜，我为了躲避空袭，宿在朋友杨芳洲家里。29日早晨，我提前到绥署上班，一见大门没有警卫，心里一愣。到了办公室，空无一人。不久通讯员朱宝元来到，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二十九军退走啦，咱们不上班啦！”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决定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杨芳洲。刚走到大门口，正碰上参谋长傅占魁乘汽车来到，他一见几名干部往外走就说：“回去，咱们照常上班。”我转回办公室不久，通讯员雷风阁送来了报纸，各报的头版头条是：时局急转直下，宋哲元到达保定。副题是：二十九军已撤离北平，阮玄武旅负责维持秩序。看见了报纸，证实朱宝元的话是可靠的，我们几个人心情沉重，两三分钟内谁都默不作声。我回到单身宿舍里看了看，有几名勤杂人员带着手拉车正在收拾私人的东西，我见势不好，立即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的东西拉到友人家里。当天下午，我又到绥署看了看，整个绥署大院人去楼空。我和刘宗智、王启文、展玉信、苏绍游等住在东四十二条一户院内，我大哥韩立圆从南苑退下来，也住在这里。我叔父韩月桥在北平行医，后来也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
第二十九军已撤退，日军马上要进城，我们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医执照以外，我们这6个大小伙子算干啥的？首要的问题是更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业。我们便到警察局去求情。到警察局一打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滞留在北平的第二十九军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体情况被改变了户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谢意。据我所知，在绥署八个处一千多人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长宋梅村、作战科长卢凤策，滞留在北平来不及撤走的人员，就更多了。更改户口是在第二十九军撤走以后、日军未入城以前这个间隙里进行的，时间短，工作量大，警察局本身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亟待解决，就在这种紧迫时刻，把成千上万的第二十九军人员户口改变了，这是个了不起的行动。还有，我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告密揭发第二十九军人员的。
事变前，北平的主要街道上熙熙攘攘，人流不断。日军一进城，青年妇女及女学生在大街上几乎绝迹。有事上街的妇女，穿着特别朴素，有的还化装，打扮得又老又丑。日、朝浪人及日本便衣特务，随便坐人力车，这些家伙上车后比比画画，哇里哇啦，人力车夫听不懂，光挨打。日军在市内各区都设有军事据点，他们抓劳力构筑工事。据传说，重要工事完工后，把劳力杀掉灭口。由此我回忆起天津海河的一批批浮尸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天津大筑工事，海河里几乎天天有浮尸，那些浮尸都是在工事完工后被日军杀掉的民工。
日军侵占北平以后，在大街上经常行驶着一些军用汽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和军用物资。有一次我们看到汽车上摔下来一个日本兵，心里很高兴，摔死一个少一个。哪知摔下来的“日本兵”很有弹性，掉到地上会弹跳，我们才明白车上拉的都是橡皮人。又一次我看到汽车上摔下来几个弹药箱，箱子摔坏了，里面装的全是石子。从这两件怪事分析，战争开始的时候，日军的兵力确实不多，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他们才这样变戏法。由于日军的军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碰伤人、轧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行人横过马路都视为畏途。
日军进城不久，北平出现了一批新贵，江朝宗当了“治安维持会会长”，绥署经理处副处长郭子新当了晋察冀绥四省统税局局长。据悉，经理处的干部跟着郭子新当汉奸是极个别的，该处绝大多数干部都陆续逃到后方，参加了抗战。当郭子新粉墨登场时，滞留在北平的绥署人员，都骂他是第二十九军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逃出虎口
我们6个年轻人同住在东四十二条，都是学生成分，参加绥靖公署固然是为了谋生，也是为加入第二十九军进行抗日。我和苏绍游、刘宗智三人，穿上军装还不到两年就遭到这种挫折，思想上的苦闷可想而知。困处北平，真是度日如年。为了逃出北平参加抗战，我们多方找向导，向导找不到，就想混出城门去找部队。据熟悉情况的人说，城门门禁严，对学生和有军人嫌疑的人检查特别仔细，而且北平郊区各要道路口上都设了关卡，侥幸过关是很困难的。正在我们焦急的时候，天天传说要检查户口，我们这些假商人，既没有商业知识，又没有哪一个商号承认我们。为了争取店员或学徒的资格，我们多次计议找关系户。商人们胆小怕事，担心招了我们这几个假店员、假学徒惹来是非，都不愿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寄希望于平津通车。天津有租界，有海口，有亲友和老乡，只要能逃到天津，就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抗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无论如何不当汉奸。
8月的一天，平津第一次通车，火车进北平车站的时间，正好是上午9时18分，这是日本人精心安排的。1931年日军在东北搞了一个“九一八”，这一次平津通车，他们又安排在9点18分进站，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这次平津通车，韩立圆、刘宗智、展玉信去了天津（1938年韩、刘到延安抗大学习，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叔父担心我哥俩同时遭到不幸，加上路费不足，我没有走成。9月上旬，我和苏绍游、李胥五、韩树声四人同去天津。我们打扮成商人，各带一条棉被，我戴着巴拿马草帽，身着深蓝色杭纺长衫，化装成典型的绸缎庄“跑外水的”。一登上火车，旅客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讲话，奇怪的是连小孩子们都不哭不闹，好像他们都已经懂事，知道自己的长辈处于什么样的境地。火车开动以后，日军开始检查，有两个日本兵持枪站在两个车厢门口，监视着旅客们的行动，另两个着手检查。检查的重点，一是学生，二是军人，学生宣传抗日，第二十九军打过他们，日军对这两种人恨之入骨。
检查我的时候，先摘下草帽，看看头顶和面部有无分界线（军人常戴帽子，头顶白，面部黑）。接着摸手心，翻来覆去地摸，摸摸手心上有无老茧，摸了左手摸右手。随后又从我的颈部一直摸到脚后跟，摸了一遍又一遍，身上没发现问题就检查行李，打开我的被子来回摸。最后，一个日本兵说：“买卖，买卖。”我随声附和说：“买卖，买卖。”我这个假店员，如果头部表皮有分界线或者手掌上有老茧，那就麻烦了。
每检查到一位旅客，全车的旅客都为之担心，尽管默默不语，但从表情上都能看出来。我们车厢里被抓走三人，后来放回一人。每抓走一人，大家忧心如焚，放回一人，都为之高兴。旅客们虽素不相识，但在残暴的敌人面前，共同的民族感情，把全车的旅客紧紧联系在一起。
到了天津车站，从天桥尽头直到出站口，站立着两排持枪相向的日本兵，枪口上着刺刀，两排刺刀尖中间仅能容一人通过。在这刺刀丛中行进，不能惊慌，不许回顾。走出出站口，我们才发现苏绍游“丢”了。我们剩下的三人雇车住到法租界的人和客栈。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分头到路上寻找苏绍游。我们是上午9时许到达天津的，下午4时，终于找到苏绍游。据他说，他被抓进一个大仓库里，在二百多难友当中，半数以上是学生，其余是军人。苏绍游说，和他挨在一起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日本兵检查别人的时候，他们沟通了情况，学生们同情他，都证明他是商人，所以他被释放了。
抵津的次日，我和韩树声到罐头商店找到我们的同学蔡维光，向他打听第二十九军的情况。蔡找了一些熟人作了调查。据说，第二十九军正在沧州以北作战，日军从上海运来不少援兵，天津郊区又被他们占领。每个路口都设置了盘查哨，老弱妇孺经严格检查后才可以放行，青壮年则一律不许通过。蔡维光说，连日暴雨，由陆路逃离天津，既危险又不好走，不如乘轮船去青岛，经济南再转津浦线。我们采纳了蔡维光的建议，决定坐轮船走。下午，韩树声、李胥五到太古公司买票，不久他们回来了，所带路费不多，不能久停，要抓紧时间寻找部队，于是四个人一起到轮船公司买船票。
9月中旬，我们乘船向青岛进发，统舱里绝大多数是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生和军人。轮船在海河里徐徐前进，两岸上和在海河中乘舢板游弋的日本人，纷纷向我们起哄，讽刺中国人乘外轮南逃。站在船舷上的同胞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大声反讥，当时日本人还不敢向外轮开枪，对我们无可奈何。
轮船进入了山东海域，船上通知说，青岛有情况，改到烟台登陆。到了烟台在虎头崖靠岸，当地没有码头，旅客由小船接运。当我们见到国旗在岸上高高飘扬，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我和几位同行者同时在小船上起立、脱帽，向国旗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在烟台，我们住在苏绍游的大哥家里。两天以后，我们各背起一个大包袱徒步西行，经过黄县、招远、掖县到达潍县。农村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成年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非常关心抗战，每到一地他们都问长问短，渴望我们介绍一些平津的情况。由于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为全国人民所钦佩，所以当地群众在知道我们是第二十九军的军官后，都表示慰问和欢迎。在潍县，我们乘火车去济南，火车上的秩序还好，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员一律免票乘车，也都不要证明。实行这一办法，使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都感到温暖。火车上有许多宣传队，绝大多数宣传员是从平津逃出来的学生，他们很会演讲，讲起来悲愤激昂，感染力很强。
在济南车站上，我们巧遇军务处的战友丁仰恒，从他那里得知敌我对峙的第一线就在沧州以北。当天我们乘军用车到达泊镇。宋哲元的司令部驻在泊镇中学，此时第二十九军已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由宋哲元任总司令。原来属于第二十九军的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和第一四三师，分别扩编为第七十七军、第五十九军和第六十八军。我们到总部报到以后，韩树声、李胥五分到副官处，我和苏绍游分到军务处。军务处处长孟绍濂是同盟会会员，为人笃厚，能以身作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从一张地图看日军的侵华准备
1937年9月14日，我到河北泊镇宋哲元的总部报到。从这时起至1938年4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止，我一直在总部里工作。先在军务处，后调参谋处，最后又回到军务处。
在泊镇，我军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送到参谋处去的战利品有一个降落伞和一张地图。当时我正在参谋处帮忙，负责保管地图和抄写文件。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的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每个村落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测绘，这么精确的地图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参谋处的同事们就这一张地图议论了很久。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工作量这么大，组织得如此严密，不能不令人深思。另外，日本人测绘了这么精确的地图，中国的地方当局和保安机关竟一无所知，可见我们严防敌特的工作实在搞得太差了，又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1938年8月，我在西安考入成都军官学校，离开部队时我还把那张地图保存着，后来在军校储藏室里弄丢了，感到非常可惜。
四、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伤心时
韩立才老人讲讲停停，回忆70年前的卢沟桥事变让他变得异常沉闷，他时常仰头盯着天花板，摇头叹气，陷入深深的沉思。
我为了活跃气氛就支开话题：“韩老哪，我这次来，是你孙子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你住院了，我还不相信呢。韩老，你什么时候有儿子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哪知道，我的话捅了马蜂窝，韩老一下悲伤起来。
韩老说：“我当营长的时候，和官兵的关系都非常好。有个连长和我更是亲如兄弟，这个连长也姓韩。在和日军作战前夕，这个连长找到我，说，我如果牺牲，一家老小就托付给你了！在前线作战时，韩连长果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异常英勇。可惜，日军的子弹击中了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英雄不幸倒下了。韩连长人高马大、一表人才，我们朝夕相处。韩连长的夫人更是贤惠聪颖、相貌端庄。而且，他们夫妻感情甚好，让我怎么向她禀报呢？后来，韩连长的夫人就上吊自杀了。”
韩老哭着说：“他的儿子刚刚三岁！这，就是我的儿子啊！”
我听了，半天，如鲠在喉。大哭。韩老也哭。
我想，我这次为什么又悲伤呢？可能是因为连长老婆上吊吧。
我发现，痛哭中的韩老已经没有眼泪了！他频频示意，让张海滨给他擦眼泪，其实，他没有一滴眼泪涌出，那只是他意念里流出的眼泪。96岁的他！眼泪早已经哭干了！
护士走进来了，她悄悄示意我出去。护士小声对我说：“他是96岁的老人，他哭，你哭什么？你的任务，是安慰病人，是少说话，知道吧？……改下午输液吧。”
我擦干眼泪，又坐到96岁的韩立才身旁。我不知道是让他详细说说这件悲伤的事情呢，还是放弃。正在我为难之时，韩老坐起来说：“等我详细地说给你，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来的。”
韩立才对我说：“我知道我自己，阎王爷已经向我招手了。但是，这件事情我要详细说。我要对得起战友，我要对得起为国家牺牲的将士，我要对得起这些民族的英雄！”
韩老对我说：“你刚才对我说，你这次是代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来的，你不只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所以，我要更加庄重一些叙述。”
韩老对周围来看望的人们说：“你们也来听听，有好处。”
五、韩斌奎的故事
1943年，我和韩斌奎一同在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参谋处当参谋，我们相交甚笃。下面，我要把他参战牺牲的情况作简要记述。
韩斌奎是天津市武清县河西务乡大刘庄人，1920年7月4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为了生计，韩斌奎去天津松茂堂药店当了学徒工。过了一段时间，斌奎因不堪店主虐待，到北平找到了兄长钰奎，打算要些路费去内蒙古磴口县，找同乡谋生。钰奎因手中拮据同时也不同意他远去，只给了他两元零花钱。斌奎背着其兄用两元钱买了去南口的火车票，由于坐过了站，被路方查出，正打算送车站处理时，适有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名军官在场，那位军官看到斌奎清秀，说是他的勤务兵，替他补票了事。下车后，那位军官把斌奎带到宣化他家里暂住，不久就在张家口为斌奎在国民党三十八师独立旅的独立连补了一个电话兵，从此韩斌奎走上了军旅生涯。
抗日救国
七七事变后，该旅奉命留在北平维持秩序。1937年7月29日，日寇大举入城，独立旅被迫缴械。韩斌奎看到部队被缴械，怒不可遏，遂和他的连长各带短枪一支，骑马去寻找三十八师。日寇占领北平之后，城郊各处仍在继续战斗，道路还没有完全被封锁，趁此时机，韩斌奎和他的连长绕过交战地点，骑马向天津方向奔去，终于在天津郊区找到了三十八师。抗战以后，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升任总司令，原来的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师长张自忠升任军长，下辖三十八师和一八〇师，韩斌奎被编入三十八师。
1938年春，五十九军由新乡附近调往津浦线，参加了蚌埠、临沂诸战役，韩斌奎都在第一线参战。1941年，韩斌奎被部队保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受训，毕业后于1943年春被分配到五十九军参谋处任中尉见习参谋。当时在参谋处的各级参谋中，河北籍的不过三四人，我们两人既是同乡又都姓韩，因而比较亲近，经常在一起谈心，交谈最多的是抗日问题。……韩斌奎多次向我表示，他不愿意当参谋，希望下到连队去直接带兵，他说只有掌握了队伍，才能够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战斗。1943年秋季校阅时，我和韩斌奎都参加全军组织的校阅团，每到一个单位，他都细心检查，一丝不苟，他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受到不少官兵的好评，我记得光是暂编五十三师里，就有团长吴良翰、刘芸生等向我了解韩斌奎的情况，打算调他去当连长。
1944年夏，我调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任特务营营长，不久军部组织轮训班，召集全军连以上带兵干部分期分批进行轮训。五十三师二团团长刘芸生是盐山县后刘庄人，我们是同乡。在轮训期间，他又了解韩斌奎的情况，我向他作了详细介绍，并陪同韩斌奎和刘芸生见了面。从此，刘团长拿定了主意，调韩到他们团里去当连长。1945年3月，韩斌奎调任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二团七连连长，他带兵到前线抗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为国捐躯
……韩斌奎刚刚接任连长，就收到上级下达的情报：连日来，当面之敌频频调动，弹药给养不断地向前方补充，迹象表明敌人有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各部队要加强战备，等等。……
当面之敌是五十九军的老对手，彼此都比较熟悉。五十九军五十三师新兵多，装备差，是全军中战斗力较弱的一个师，敌人的攻击重点恰好就选择在该师这个薄弱环节上。韩斌奎在接到作战命令之后，加强了防御工事，做好了阵地伪装，并一再告诫全连，不准远距离射击，说那样做是早期给敌人报信，一定要等到敌人接近阵地前五六十米时，听命令开枪射击。战斗一开始，敌人以重兵先向第一团阵地攻击，该团与敌激战，团长陈振凯不幸阵亡。接着敌人转移兵力，又向第二团猛扑，韩斌奎这个连据守在李家垱附近，这是个交通要道，是敌人攻击的重点。狡猾的敌人先用火炮向七连阵地轰击，该连只用监视哨监视敌人的行动，战斗员都在工事内掩蔽，监视哨看到敌步兵徐徐向阵地接近，到了距该连阵地前五十多米时，通知了韩斌奎，韩立即命令全连射击，第一批敌人倒下了，第二批敌人接近时又倒下了，敌人三次冲锋都没有得逞，战斗趋于沉寂，韩斌奎立即下命令修补工事，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不久，敌人集中炮火向三营的阵地猛烈射击，炮火过后，敌人向七连的左翼即第八连的阵地冲锋，以机枪火力牵制七连。此时，韩斌奎除去坚决打击当面之敌外，还抽出一部分火力支援八连的战斗，眼看着一批批敌人又在我军阵地前丧生了。
……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八连的阵地终于被突破。正当八连后撤立足未稳的时候，敌人迂回到七连阵地的后方，七连腹背受敌，陷入苦战。韩斌奎认为献身祖国的机会到了，决心率领全连与阵地共存亡，看到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他对官兵说，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与敌人战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的决心。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拼杀，后来手榴弹也用光了，韩斌奎命令全连上刺刀，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七连顽强冲刺，越战越勇，却终因敌众我寡，牺牲惨重，最后除了通讯员张振兴向后方送遗书幸免外，在战场上的我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后来我在五十三师上报的总结材料上看到：由于韩斌奎连顽强的阻击，为该师能够重新调整部署，师部及直属部队得以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而后的战斗争取了主动。韩斌奎全连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追悼抗日英烈
……韩斌奎的妻子叫李璞贞，系山东莱芜周家坡村人。李璞贞的伯父（也是她的养父）李凤孔在东北军当了兵。1935年回山东原籍接家属时，把十二岁的侄女璞贞也接了出来。1940年8月19日，李凤孔阵亡于大别山。李璞贞和养母李王氏相依为命，决计回山东原籍，在回家途中碰上一个好心的房东，把李璞贞介绍给驻军排长韩斌奎。两人一见钟情，都表示满意，就在河南洛阳以东某地结了婚。结婚时韩斌奎21岁，李璞贞18岁……
韩斌奎在牺牲前曾写了两封遗书，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给他妻子李璞贞的。给我那封信的内容是，一旦作战牺牲，要求我负责照顾他的家属。给李璞贞那封信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表明献身报国的决心，他说，当面之敌又大举进犯，保国为民是军人的天职，现在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他说为国献身是从军以来就下了决心的，这一次作战可能如愿以偿，派张振兴送去最后一次生活费30元，希望见信后不要过于悲伤；第二是告诉李璞贞，他一旦在战场上牺牲了，家属的生活问题，韩立才营长已经承诺包下来了，不要担心；第三是嘱咐李璞贞好好侍候老人，教育孩子，把三岁的儿子韩义华教养成为好学上进、热爱祖国的人。这一封遗书和30元生活费是通讯员张振兴亲自送交给李璞贞的。
李璞贞接到韩斌奎的手书，预感到这是一封诀别书，当时心如刀绞，极为伤恸！……那几天，李璞贞以极为复杂的心情安慰老母，哺育幼儿，她昼夜牵挂着在战场上的丈夫，希望战斗早日结束，她的丈夫能够凯旋。当然，璞贞是个聪明人，她非常了解韩斌奎的性格，他既然以身许国，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会万死不辞。
韩斌奎为国牺牲的消息并没有立即通知李璞贞。后来，有一位部队家属把韩斌奎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李璞贞，她悲恸欲绝，当晚她到南漳西山上向南方遥祭了一夜。1945年7月3日晚上，国民党五十九军京剧团为官兵演戏，璞贞没有心情看戏，家属们又劝又拖地把她带进了戏场。那一次演的是“韩湘子九度文公十度妻”。由于剧中的主人公姓韩，触动了李璞贞的感情，她一个人悄悄地走开了。不久，家属们发现李璞贞不在了，赶快回去找，参谋处李桂鑫最先到了她家，呼喊几声不应，推门进去，李桂鑫的头正碰上李璞贞摇摇晃晃的两脚，他惊呼：“璞贞上吊了！”
在收拾她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韩斌奎给李璞贞的遗书，也发现了李璞贞留给辎重连连长李哲生的信，信中拜托李哲生把韩斌奎的遗体找回来，让他们夫妇合葬。1945年7月，李哲生带着一班人又一次到李家垱寻找韩斌奎的遗体。在打扫战场时，死难者的尸体都已混合掩埋，肌肉腐烂无法辨认，遗体未找回，李璞贞的愿望未能实现。
……1945年7月初，国民党五十九军在南漳县城里为韩斌奎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由政治部主任黄婉筠主持，军长刘振三致悼词。……那时南漳战役刚刚结束，刘振三把我由特务营营长调任工兵营副营长代行营长职务。我立即带领工兵营到谷城县的茨河镇单独驻防，当时我军刚收复襄樊，地方秩序亟待恢复，我营防务重要，干部不允许离防，为韩斌奎夫妇开追悼会也没有通知我，我是在阅读五十九军主办的《阵中日报》时，才了解这一情况的。《阵中日报》为那次追悼会作了专题报道，我是在《阵中日报》上看到他写给我和李璞贞遗书的摘要，了解到我的亡友用书面形式把照顾他的家属的任务给我固定下来。我欣慰地接受了任务，并立即派上士班长刘召南到南漳看望韩斌奎的岳母和他们的爱子。
我于1948年跟随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起义，从那时起与韩义华及其外祖母失掉联系，30多年来，我始终惦念着一老一小，放心不下。1983年12月27日，我出差到南京时，得知韩义华和他外祖母就在南京，当天下午我就去看望他们，老人已病卧床榻，见到我后额手示意。12月29日，老人与世长辞。次年元月1日，我和一些朋友及韩义华一家为老人送行，对亡友来说，我总算尽了一份朋友的心意，聊以告慰韩斌奎的在天之灵。当时，所有的人都说，韩斌奎的岳母等了你36年！等到你，就闭上了眼睛！
韩老边回忆边流眼泪，在一旁的张海滨经理和李书记就不时给老人擦泪。
抗日战争是一部沉重的历史巨著，在这部鸿篇巨制即将合上、即将成为历史的时候，我有什么权利说“您别说了，休息吧”。
我只能狠心让96岁的老人不停地揭开自己内心的伤痛。
我看着老人说说、哭哭，再说、再哭。
我没有权利打断这段历史的延续。
摄像机忠实地录下了最后的影像。
录音机忠实地录下了最后的声音。
照相机忠实地记录了最后的图片。
当若干年后，有学者想研究当年的抗战历史的话，这，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证据！
六、二十九军的小孩连
1937年初，卢沟桥事变前，也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委以后，宋哲元每次回山东乐陵扫墓，乡亲们总是托他给小孩找出路。宋哲元不好推辞，就把小孩们带到北平南苑，编成了一个小孩连。
小孩连应该是二十九军的子弟兵，他们小的12岁，大的20出头。这些孩子都穿二十九军的军装，由于没有合适的军装，所以，看见他们的人都忍俊不禁。这支小孩连半天学习文化，半天学习军事。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小孩连有军人570名，他们直接归二十九军军部管理。
韩立才回忆说，小孩连里有我的老乡，所以，我曾经几次去看望他们。小孩们对在二十九军的军旅生活非常满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小孩连随军到达保定。当部队到河间整编，准备投入残酷的战争前，宋哲元派人把16岁以下的280名小孩送回了原籍。17岁以上的290名小孩军人随军行动。1938年4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他把小孩连交给了张自忠。
韩老说：“关于二十九军小孩连的军史没有人写，临沂之战前未提到小孩连，几乎所有的战争史料里都没有记录他们。但是，我一直关注他们的命运。1983年9月，我到陕西陇县普乐村普乐大队，采访二十九军小孩连排长余安详，搜集抗战史料。余安详曾经两次跟着张自忠当警卫员，后来，在五十九军接了我的班，担任特务营营长。”
韩老说：“方军哪，20多年前，我和你一样，也是自费四处采访。采访余安详那年我72岁，为了节省路费，我就坐乡间的蹦蹦车。蹦蹦车在乡间的小路上跳跃着行驶，颠得我的屁股哇，那叫疼。那一次，我在余安详家住了十天。”
“当采访到临沂之战时，我问余安详小孩连的情况。余安详说他当时在小孩连当中尉排长，战斗到最后，情况紧急，无援军到来，张自忠将军下令把小孩连拉上去！我问余安详：‘小孩连是哪一天拉上去的？阵地在哪里？拉上去是守卫阵地还是向敌军进攻？’他都回答不上来。他只记得全连两百多人占领了一个山顶，原来守军所剩无几。小孩连占领阵地不久，日本兵就又攻上来了。小孩连很顽强，与日本兵展开白刃战！小孩连都是同乡，打起来一股劲！而且，我们人多，两三个小孩对付一个日本鬼子，即使是咬，我也要咬死你！我们由劣势变成了优势。余安详说战斗结束时，只剩下他和两个小孩。”
韩老回忆：“采访在家种地的余安详非常沉重和压抑。余安详大哭，我也大哭。”
韩老说：我从陕西陇县回来，就给乐陵县人大常委会和乐陵县政府写信，搜集小孩连的史料并查询小孩连的成员。县政府回信说年代久远，搜集不起来啦。
韩老说：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过去70年了，我们不能忘了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牺牲的先烈们，不能忘了在临沂牺牲的二十九军小孩连228名未成年的士兵！
韩老说：我病好了，我就开始和临沂县政府联系。一定能找到小孩连抗击日寇的山头，一定要给这些年轻的无名英雄们立个碑。
我实在不忍心打击96岁的韩立才老人，所以没有说什么。
七、“我的财产要捐给希望小学”
我采访二十九军老兵韩立才非常顺利，是苍天和浩瀚的历史给予我的机会。
这次采访韩立才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和同去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人员张英秋写好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百年之后，希望把所有信笺，以及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我随手带走的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的一只皮箱送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96岁的韩立才看了看笑了：
“方军哪！坏人哪！想蒙我老头儿！？门儿也没有！我不签字！我死不了。”
“您的信笺上下70年，关系数百人命运，联系台海各方，关系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大部过程。”我当着韩老分析韩老信笺的独特历史意义：“您的信笺分成三个部分：
一、详尽揭示了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事变中所起的作用；
二、详细披露了二十九军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过程；
三、详实记录了解放以后二十九军官兵曲折而艰辛的人生旅程。
光您的信笺，就使二十九军官兵37人在历史上得到平反昭雪！您的信笺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国民党官兵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怎样在后来的国内战争中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来，又怎样融入建设新中国的心理路程和人生轨迹。”
“如果编辑起来，是一套不错的历史书籍呢！”我这样说。
96岁的韩立才瞪着眼睛说：“盼我死！想得美！我偏不死！”
韩立才告诉我，他是在1979年河北省委书记高扬主持工作时，从17级一下提到14级的。当时，农业部部长张克侠给河北省委写了证明材料，证明韩立才在淮海战役五十九军起义的过程。韩立才告诉我：“我如今能住在高干病房，就因为高扬书记正视历史、尊重历史。”
“我如果不在了，我的财产要捐给希望小学。”韩老笑着对我说：“可我完不了！”
八、“我应该得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
韩立才一直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可组织上就是不批准。
韩立才对我说：“我应该得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年，由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纪念章。”我注意到，韩立才使用的是“应该得到”而不是“希望得到”。
我说，我回去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汇报，看看是否能在民政部、全国政协、统战部领出一部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因为，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采访的、研究的、关注的正是这些人物。而且，亲历抗日战争的人物正在急剧地自然消亡。
台儿庄最后的指挥官、97岁的仵德厚少将没有领到纪念章。
淞沪抗战四行仓库最后的老兵杨养正也没有领到纪念章。
本文开头提到的7位二十九军老兵，也无一人领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国家八部委联合发了一个通知：参加抗日战争的原国民党军人，少将以上军衔的人物才有资格领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所以，各地民政、政协、统战等部门都依此文件精神办理。
我一直研究侵华日军的战斗力问题。根据来自于日本国的最新统计，侵华日军在15年的侵华战争中，战死45万军人。根据中国的统计，光是中国政府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380万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伤3500万人！——这个比例是多少呢？1比10？
军人没有精神支柱，立即就有后顾之忧。
军人没有奖章，瞬间没有动力。
伤残军人无人问候，无伤军人立即忧心忡忡。
军人没有表彰，军人后代甚至感到身为军人可耻！
“军人”这个词汇古已有之，伴随军人勇敢、顽强的因素首先是精神鼓励。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22名侵华日军老兵，在战争期间，他们的精神支柱是“靖国神社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今天，侵华日军老兵每人每月都有来自于“天皇的恩给”。日本国民有62%赞成参拜行为：“战争正确与否，与我们普通人无关；可是，政府对我们亲属付出的生命、血汗给予首肯，这是对我们人格、人道、人情、人性上的尊重。”
侵华日军五十九师团老兵盐谷保芳在2002年来京时，我引导他向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捐献数枚日军颁发的奖章、证章。捐献行为期间，他对我说：“战争时，日本国发给我们这些奖章、证章，是希望我们迎着来自于中国军民的枪林弹雨，为日本掠夺更多的资源。我们不掠夺打什么仗？吃饱了撑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是光荣的。”
数年来，我采访了几十位在抗日战争中同日军血战过的中国政府军官兵。他们同侵华日军的区别在于：地方军有三分之一的兵源是抓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除外）。1958年拍摄的电影《抓壮丁》就是反映那时的故事。抗日战争中，国军地方部队的军饷、食物、武器、服装都少得可怜。有98%的军人战死后没有姓名留下。95%的军人中爱国主义情怀来自乡间的戏剧及民间口口相传的传说。中国政府军少数军官在1976年被释放后得到部分的优待。绝大多数人至死没有得到一枚关于抗日战争的证章。
我一直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虽然年老体衰，但是他们十分在意得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我认真总结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的含义：
它是对“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首肯。
它是对一个人献身国家历史的肯定。
它影响一个家庭三代人的荣辱观。
它影响到一个村子众人的荣辱观。
它影响到一个县芸芸众生对世事的看法。
它影响到下一场战争中中国单兵作战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它影响到人们对抗日战争观念总体的认识。
它影响到人们对政党、政权、历史的看法。
它影响到人们对海峡两岸关系的评论。
它影响到中国人面向未来时的崇敬和期盼。
一枚小小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能产生这么多的社会效益和历史效益。
我非常希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能读到这篇文章。数年来，目睹现实中的腐败现象，使我这个入党31年的党员对信仰、信念、信心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但是，每当我在电视上看见为国家操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家总理温家宝后，我心里就充满了希望。“总理一滴泪，十年暖人心”！
当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能批准北京的三条道路以二十九军将领名字命名（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今天，人民大众是多么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给行将就木的曾经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国民党抗战将士，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啊！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中无数中华儿女迎着侵华日军的炮火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称颂！如果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领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的话，那不单单是战争亲历者本人巨大的遗憾，也是我们民族深重、久远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