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月围城》散场在即，敌我双方奋力厮杀，几经缠斗，牺牲了数十条性命后，神秘的中山先生终现真容，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此语的确切出处笔者至今尚未找到，但中山先生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类似的话。如推演这些话的内在逻辑，大致是列宁革命论中“为求达到目的，不得不付出代价”的中国版本。因此这套逻辑适合于职业革命家的宣传与鼓动，但比照辛亥革命的历史实态，则有些不相凿枘。
其实辛亥革命得益于“文明之幸福”的地方并不少。若没有电报、火轮船、印刷机、蒸汽机车等技术发明，“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新闻”，反满的文章如何四处传播？进而如何让阅报读刊的少年们心痛、肉颤、血枯、泪竭，让“清吏震惊，党人气盛”？若没有清末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政制改革，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本该是“国之柱石”的人物又怎能反戈一击，由“各省响应革命”的带头人再变为“民国元勋”？更不用说创建于新政之中的各省、府、州、县学堂培养出的新军、新学生，正是他们与不少毕业速成的留日学生一起直接构成了革命的血肉。胡先骕就回忆说：“辛亥革命之秋，尝见市上有一种极可笑之图画，以张文襄派遣学生出洋为有心颠覆清室张本。”
以上种种呼应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个颇发人深省的观点：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之幸福”正是革命的肇因，而非其结果。
再来看“文明之痛苦”。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被称为“北洋时代”，这个“北洋时代”至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时代（尽管近年来已有所改观）。在这段时间内既有国体之争的“共和危机”，又有边陲思分的民族危机，还有凄苦无告的民生危机。从某个侧面望去“北洋时代”中人确如鲁迅所言，身处铁屋之中，觅不到一扇可以透气的窗。1912年报纸上已有人抱怨：“革命而后，万口同声之所谓共和幸福，盖皆指将来而言，非谓今已有丝毫及于吾民。”梁漱溟之父梁济更是指出：“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亦可谓变通之举，乃不惟无幸福可言，而且祸害日酷，且不止祸害一时而已。”另有一篇小学生作文里也写道：“十月十日是我们脱离专制的日子，也是中华民国诞生的日子。我们国民虽不曾享到共和的幸福，却已做了共和的国民。”连中山先生自己都承认：“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谓革命党从前说的，革命后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险，都是一种骗人的话。”
可见经过文明之痛苦，未必就有文明之幸福。我们要继续问的是，这些危机究竟从何而来，与辛亥有怎样的关联？至今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解释是：如果辛亥革命不软弱、不妥协、够彻底，似乎就能避免上述危机。这里暂且不说不彻底的革命是否就比横扫一切、打倒所有的革命更需要被诟病，就连看似为定论的“不彻底”亦可重新做一番讨论。
辛亥前十余年已是一个变化得太剧烈的年代。比如为士绅的产生画上休止符的科举停废，不少论者就以为其影响要比革命大得多。丁文江在1912年给莫理循的信中感叹：“见到我国的姑娘们用一双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轨电车，坐在餐馆里吃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深深懂得十年前——仅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人来说，纯属崭新的生活！”从《时报》上广为人引用的“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阳历兴，阴历灭”等一系列“兴灭”现象也能部分看出，清末变革与辛亥革命两相叠加所造成的政治、文化乃至民间习俗的巨大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同时也是日后造成危机的根源：军阀的兴起可上溯至清末各地编练的新军；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改革就已少见对“民生”的体恤；清王朝覆灭，一套依据不同族群来区别治理的边疆控制技术亦随之消失等都是显著的例证。
而且变化的“彻底”程度随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差异甚大。以袁世凯称帝事论，顾颉刚就注意到当时“一般社会”以袁称帝为“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何以如此？据顾氏分析是因为在这些人的脑海中“世界进化观念没有一毫一乎的存在”。读书人有如此看法，于是就出现了总拿来作“辛亥革命不彻底”证据的阿Q与“柿油党”之类的故事。
可是只要把目光延伸至鲁迅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在通常被认为彻底的革命中，“阿Q”们的痕迹也一样不少。比如1949年6月，底层因抗捐而起的民变中会冒出“打倒蒋介石，活捉毛泽东”这样政治极不正确，却很难归因于“反革命分子”煽惑的口号。即使是真正的敌人煽惑，其运用的资源虽不乏“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至”等新讯息，但亦有相当多的“旧物”。1950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传开，江苏省吴县城墙根就挖出了当年颇为辛亥革命推波助澜的“烧饼歌”歌诀，以证新中国将“亡”。而在“土改”中对贫雇农最具吸引力的除了土地外，还有“宁式床”的诱惑——地主的浮财、底财。可见革命虽然斗转星移，但升斗小民仍是不太理会何为世界进化，何为真正的革命。对他们来说，生活境遇的优劣便是政治好坏的标准，怪力乱神则深深嵌入其日常生活之中。塑造他们，对历次革命的发起者而言就成了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从辛亥革命的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中衍生出来的想象性问题还有很多：它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有无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是总想把辛亥作为一种革命殊象来讨论的执着。而这种执着从其形成过程看来自于多方持续不断的努力塑造：从日本鼓吹“东亚之孟禄（Monroe）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建构自身合法性，从国民党欲勾连民族革命至国民革命的谱系到各党都意图要证明“救中国”者舍我其谁。
上述力量一起将“殊象”的辛亥革命固定化并普及化，且也印证了历史的不断进化中各阶段高低不同的观念有多长久的生命力。其实20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从头至尾相距不过三十八年，“湍急的历史三峡”至今还未漂过，又何必着急将“中国革命”斩件上桌？“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样的话虽然经不起史实的推敲，却可以提醒我们如何以不同的历史视野来解读辛亥和20世纪中国革命，暂且可称这一视野为中国现代转型。
从此视野看，1911年、1928年、1949年自然都代表着一个旧政权的终结和一个新政权的开始，随之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历史断裂，但其延续性却一直是被忽视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几十年中至少有两种延续性有显著的表现。
第一种是由现代转型之痛苦带来的延续性。现代西方的兴起从不少方面看真的是一个偶然，但当这个偶然一手借坚船利炮、一手借文明的理由而演变成所谓贫弱之国必须要遵从的世界潮流，从个人到国家的痛苦也就从一个个“高贵的谎言”渐渐变幻为人心中貌似真切的东西。从太平天国后的自强运动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毛泽东、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搅动过时代。他们之所以能搅动时代，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其承受着近代变局所带来的剧痛。可以说无痛苦不会思改革，无痛苦不会求变法，无痛苦不会干革命。正是在巨大的痛苦中，中国的现代转型启动了、推进了，革命的延续性也正包含其中。但只要攫取这段历史中的几个片段，或许会发现这种延续性的另外一面：
19世纪50年代末，正踌躇满志欲灭长毛的胡林翼在长江边驰马，乍见两艘火轮船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望其项背。胡变色不语，回营途中忽大口呕血，几乎坠马。此后每有人与胡谈洋务，他总摇手闭目，神情黯然，叹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起，湖南革命党掘曾文正、左文襄墓；南京革命党拆曾文正祠；上海革命党缠白布于李文忠铜像上，颈下悬牌，曰“满洲奴隶”。革命党机关报《民立报》称章太炎为“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孙中山只是“逸仙先生”。
1927年，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当时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免不了有许多落伍的，后来甚至有变节的，有反革命的……到了今天，这类落伍的、变节的、反革命的，我们自然不能当他们还是我们的同志。因为他们对于现在革命的潮流，时代的精神，常常处在开倒车、相反对的地位。他们已做了时代的落伍者，不但不革命，他们还要做反革命的事情。既是反革命，我们不仅要排斥他们，而且要以极严厉的手段把他们做我们敌人看待。”
1928年，一个地方读书人看到报上新闻说章太炎因大骂孙中山为反革命而被通缉，不禁感叹：“好谈革命之章氏，亦遭革命之捕，狼虎互噬，无复公理，令人为之一叹！”
1929年，西湖博览会开幕，革命纪念馆展览大量中山遗物，目的是要让观者知道“一部总理革命史，便是全部的中国革命史”。同时观者也会看见，章太炎的“落伍者丑史”正在为“中山遗物”做衬托。
1950年，凡“中正路”皆须改名，殃及“宋教仁公园”。出版物封套出现“黄花岗”即无人购买。
1951年，章太炎夫人谓，章氏与高尔基同年去世，而1949年前上海年年有人为高尔基开纪念会，而无人念及太炎。太炎门人，亦甚少提起。
……
上述人、事、物的命运告诉我们，20世纪中国革命呈现出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复杂面相。在这些面相背后，革命领袖试图为万千人造命，带领他们向一个宏伟目标前进的理路基本无差，这些宏伟目标的吸引力因上通理想社会之实现、下连安身立命之需要自无与伦比，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意义更为重大。1926年5月9日，既是民国新定的一个国耻纪念日，也是革命青年柔石又一个身无分文的日子。他极想喝一碗豆浆而不得，只能以开水充饥，“一时心甚凄楚”，但“旋翻克翁（克鲁泡特金）之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一读”，则“心颇得慰”。
不过这些目标在具备吸引力的同时，也隐藏着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当“为万千人造命”与中国近代急切、浮躁、激进的时代氛围相结合的那些时刻。辛亥革命已是“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国民革命则演变成“谁要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再过十几年，曾很“革命”的国民党也拖上了一根长长的“反动派”尾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前人所谋的“幸福”非但对后人所谋的“幸福”毫无裨益，反而成了后人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当预定的宏伟目标还是海市蜃楼时，早先人们筚路蓝缕做出的努力与建设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第二种是现代幸福之异化带来的延续性。虽然20世纪中国的不少努力与建设是无用功，但在步履蹒跚中，除了痛苦，她总也享受了些现代转型带来的福祉。不过这些福祉的异化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现代技术。
在晚清士人的想象中，西来的铁路、电报之类能使“远者近之，疏者亲之，缩大地数万里，异种人无弗日近日亲，于是墨子兼爱之学乃可以行”。可事实上，现代技术并未使中国或泰西离“日亲”“兼爱”更接近，反而倒是与战争、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自辛亥起，铁路、电报、摄影、照明、电影、广播等都成了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1949年10月1日，以中国之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扩音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再如何洪亮，能听见的也不过是广场上的数万之众。在此范围之外的人想要迅速得到消息，就必须依靠更多的现代技术。邓之诚就是“夜听广播”，知道“毛主席当选中央行政委员会主席，掌声、万岁声雷动”。也有人是在路上买了一份《大公报》，才晓得“毛泽东当选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其余政务院委员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都已选定了”。
不过，以上例子仅仅说明现代技术对于革命中各类消息且巨、且深、且广的传递效用。其实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因为在激荡的革命年代里人性的恶之面屡屡浮现，造成了不少的黑暗与血污。沈从文即说：“（辛亥）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再读一读张勋屠南京后亲历者写的《金陵半月记》、反映“二次革命”乱象的《焦溪焚掠记》和茅盾那几本以国民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也可对革命的黑暗与血污略窥一二。
虽然恶之面相并不专属于20世纪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少一场战争过后死亡数字惊人的例子。但能把动荡、离乱、邪恶、黑暗与血污转化为正义与邪恶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战，甚至变异为一种歌颂暴力和控制的诗意与美学，却是新技术与革命结合后方能产生的独特现象。1912年，有人在中央公园观看关于辛亥战事的影片后就愤愤指出其“形容北军过甚”；而到1949年革命接近功成时，一苏州市民参加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影片展览会后才发现：“往昔吾人身居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
其次是塑造“民众”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西方学者已从不同的课题隐约勾勒出几条线索，费约翰（JohnFitzgerald）就抓住“AwakeningChina”这个关节点描述了从清末到国民革命时期各色人等被“唤醒”的进程。魏斐德（FredericEvansWakeman）则以“PolicingShanghai”为个案试图展示从清末到1949年国家控制的延续性；此外，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关于五四的“公共空间剧本”说和裴宜理（ElizabethPerry）的“中国革命的情感模式”研究也都与此种延续性有密切联系。
简单来说，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塑造“民众”一般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公共空间的政治化。辛亥革命时各种提灯、追悼、纪念、欢迎会就已占据了街头、会馆、开放私园等城市公共空间。任鸿隽即说，当时革命烈士追悼会纷至沓来，几乎成了“长日办丧事”。不过与50年代初相比，辛亥革命期间的“长日办丧事”是小巫见大巫。1951年春，北京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小群众性会议就开了二万九千多次，到会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河南临颍一县参加过各种控诉、公审大会的人次数约等于全县人口的两倍，有些人甚至参加过五次以上的会议！而在抗美援朝动员中，“会”即有报告会、控诉会、片儿会、院会、晚会、联欢会等，宣传更是以书报、电影、戏剧、展览、广播、歌曲、幻灯、橱窗等多种形式遍地开花。
第二条路径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像反对迷信、打压私塾、控制宗教等都是从清末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未曾间断。这两条路径对如今为人所乐道的“state building”或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而言自然是极大的福音，但对个体的启蒙，却又是另一个过程。
传统王朝时代百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了九死一生之时方起“顺乎天应乎人”式的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从表面上看是打落了皇冠，但实际上是“文字收功”。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启蒙之间曾经并不遥远。如果不狭隘地把辛亥革命仅仅视为1911年几个月内的鼎革事件，清末民初“塑造共和国民”的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启蒙的意义。当时的意识形态看似是革命压倒了改良，但底色却基本被梁启超等所浸染。《新民丛报》足可写一部关于“启蒙生意”的阅读消费史，《民报》却可能连材料都付之阙如。而因前述的将辛亥革命殊象化的问题，我们常常低估了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清末民初的新思想虽具有“混成多元”的特点，但在后世更多凸现的仍是对富强的渴望、对国家的崇拜和对集体之善的追求。因此向苏联取过经的国民党能战胜“军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共产党又比国民党更占先机。曾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吕思勉在“三反”思想小结中就说，原先认为爱国爱民族与大同之义龃龉，但得马列主义方知“乃得平行而不悖”。这未必是他的由衷之言，却仍可看出些许1949年革命与先前启蒙间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或许只见于吕思勉、顾颉刚、叶圣陶等少数从辛亥一路走来之人，解放区中“新人”们的知识系统在几经淘洗后已无关辛亥，亦不及五四，而是由“革命”“反革命”“美帝”“蒋匪”“地主”“富农”“旧中国”“新中国”等词构成。像上海解放后不久，曾经的五四青年夏衍在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科级干部中搞过一次常识测验，结果令其瞠目结舌。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更无论其他，可见革命与启蒙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明日黄花。对工农干部们而言五四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如何依靠组织，怎样发动群众，成功去完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才是他们必须要懂得的“常识”。而这套“常识”的大规模拓展、操演一方面使此类话语真正深入人心，做到了“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帮，就想到日本赤佬，就想到美国赤佬”；另一方面也让原先只知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升斗小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狂欢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翻身感与归属感。他们看见的是报头、张贴画和宣传品上那一行叫人无限神往的大字——“永远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