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天
10月17日，星期一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在乡下的三个月假期一晃就过去了，简直像做梦一样。早上，妈妈带我回到巴雷迪学校，给我办四年级的入学手续。可我还满心惦记着乡下，一点儿也不想上学。街上到处都是男孩，两家书店里挤满了购买书包、课业夹和抄写本的家长。学校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把维持秩序的门房和警察搞得手忙脚乱。
走到校门口，有人拍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三年级的老师。他顶着一头怎么打理都乱蓬蓬的红色卷发，神情还是那么快活。他对我说：“我在课堂上见不着你了，恩里科！”他说得没错，但我听了还是有些难过。
我跟着母亲好不容易才挤进学校。前厅里、楼梯上，满满当当都是人，不论是贵妇、绅士，还是普通家庭妇女、工人、公务员、修女、帮佣，每个大人都一手牵着个男孩，一手拿着学校的升级手册，熙熙攘攘，让人以为走进了剧院。
回到熟悉的大厅真叫人觉得亲切，从这里可以通往七个教室，过去三年里我几乎每一天都要经过。老师们在人群中穿梭，一位女老师从教室门口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她是我二年级的老师。她伤心地说：“恩里科，今年你得到楼上去上课了，不会再从我教室门前走过了。”
不远处，一群焦急不安的女人把校长团团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着教室之类的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校长的胡子比去年又白了一些。再看看身边的男孩们，大家都长高长壮了。
一楼的学生们已经分好班。几个才入学的一年级孩子怎么都不肯进教室，犟得像头小驴。老师只能把他们硬拽进去，但拉了这几个，那几个又逃了出来。还有孩子看到父母离开就号啕大哭，父母只好折返回来又是责备又是宽慰。老师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弟弟被分在女老师德尔卡蒂的班上。我上到二楼，成了佩博尼先生的学生。十点钟，大家都坐进了教室。班上一共五十四个人，只有十五六个是我三年级的同学，其中包括总拿第一的德罗西。坐在教室里，我的心却回到了夏天玩耍过的那些树林和山野，学校跟它们比起来真是又小又闷。我还想念三年级的老师，他那么好，成天笑眯眯的，小小的个子，混在男孩群里简直就和我们一样。我很难再见到他乱蓬蓬的红色卷发了。
新老师很高，没有胡子，长发灰白，眉心间有一道竖直的皱纹，说话声音响得很。他喜欢盯着人看，把我们挨个儿看了一遍，好像能读懂我们的心思。而且，他从来不笑。我暗自嘀咕，这才是第一天，后面还有九个月呢！那么多难啃的功课，还有每个月的测验，得有多难熬啊！
终于放学了，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我飞跑到母亲面前，亲吻母亲的手。
母亲鼓励我：“打起精神来，恩里科！我会陪着你的。”
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可一想到再也看不到以前的老师，看不到他亲切快活的笑脸，学校也不如以前有意思了。
新老师
10月18日，星期二
今天，我有些喜欢新老师了。
早上进教室时，他已经坐在讲台的座位上了。时不时有去年他班上的学生在门口张望，然后进来向他问候早安，还有些男孩只是来摸摸他的手就赶紧跑开。显然，他们喜欢他，想留在他身边。对这些问候，老师一律回答“早上好”，然后握住伸向他的小手。可他并不看那些迎向他的笑脸，而是一脸严肃地望着窗外，盯着对面房子的屋顶，眉间的皱纹一点儿也不见舒展。看来，这些致意并不能使他开心，甚至还叫他为难。
新老师先把我们一个一个认真打量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做听写练习。他走下讲台，一边念题，一边在座位间来回走动。发现一个孩子脸上起了一片红红的小疹子，他停下脚步，捧着孩子的脸仔细观察，询问孩子哪里不舒服，又去摸他的前额，看看是否发烧。这时候，他身后的一个孩子趁机爬到课桌上扮起了木偶人。老师突然转身，发现了身后的小把戏，那孩子飞快地坐回原位，低着头动也不敢动，等着受罚。可老师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声“别再这么干了”，事情就过去了。
听写结束，他转身回到讲台，沉默地看了我们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说得非常非常慢，声音洪亮却很和蔼。
“听我说，孩子们。我们要一起度过一年，那就尽量让这一年过得开心顺利。好好学习，好好表现吧。我没有家人，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去年我母亲还在，可今年她过世了，留下我一个人。除了你们，我在这个世上没有别的亲人了。我的全部感情、全部心思都倾注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像我的儿子。希望你们都好好的，也希望你们喜欢我。我不想惩罚你们，所以也想你们诚心待我。我们的学校是个大家庭，你们会是我的骄傲和慰藉。我不需要言语上的承诺，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心里肯定都已经给出了保证。谢谢你们。”
校工进来通知放学时间到了。大家安静地起身离开座位，那个刚才站到课桌上捣蛋的男孩走到佩博尼先生跟前，对他说：“对不起，老师。”听声音，他都要哭了。
老师只是亲了亲他的前额，回答说：“回去吧，孩子。”
意外
10月21日，星期五
新学年刚开始就发生了意外。
上学路上，我正起劲地跟父亲谈论着新老师，突然看到前面街上好多人往学校门口涌去。父亲说：“出事了！这可真不是个好兆头！”
等我们终于好不容易挤进学校，大厅里已经满是家长和孩子，老师们根本没法儿把学生劝进课堂。所有人都望向校长办公室，人群中有人在感叹：“可怜的孩子，可怜的罗贝蒂！”
越过人群，只能看到警察的盔帽和校长的光头在大厅尽头晃动。这时，一位戴着高帽子的绅士走了进来，大家纷纷叫着：“医生来了。”父亲向一位老师打听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告诉他：“车轮轧到了他的一条腿。”另一个人又补充说：“腿被轧断了。”
罗贝蒂上三年级，父亲是炮兵队队长。早上上学经过多拉格罗萨街时，罗贝蒂看到一个一年级孩子从母亲身边跑开，不小心摔在了马路中央。几步路开外，一辆公共马车正朝这个方向开过来。他急忙飞奔过去，把小孩推向路边。小孩脱险了，他自己却没来得及收回腿。车轮从他腿上轧了过去。
大家正说着，一个女人闯进大厅，疯了一样拨开人群往里挤——是罗贝蒂的母亲。接着，另一个女人边哭边跑上前，一把抱住她，那是被救孩子的母亲。等两人都进了校长办公室，只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悲痛的喊叫声：“天哪！罗贝蒂，我的孩子！”
这时候，一辆马车停在了校门口。过了不久，校长怀里抱着罗贝蒂从办公室走出来。孩子的脑袋靠在校长肩膀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人群静了下来，大厅里只能听到孩子母亲的抽泣声。校长的脸色也不好，他停顿片刻后，双手把怀中的孩子略略举高，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这时，满屋子的老师、家长和男孩们齐声称赞：“太棒了，罗贝蒂！”“干得好，可怜的孩子！”人们向他献上飞吻，靠得近的女老师和学生争相去亲吻他的手和胳膊。罗贝蒂睁开眼睛，叫了一声：“我的课业夹！”被救男孩的母亲把课业夹拿到他眼前，含着泪安慰他：“我拿着呢，小天使。我帮你拿着。”看到这一幕，罗贝蒂的母亲虽然还用双手捂着脸，却也忍不住微笑起来。
他们把男孩抱出大厅，安顿在马车里。马车开走了，大家默默地回到教室，没有人想说话。
卡拉布里亚男孩
10月22日，星期六
昨天下午，老师告诉我们，可怜的罗贝蒂得拄一段时间拐杖了。
正说着这个消息，校长领着一名新生走进了我们的教室。那是一个褐色面庞、黑头发、黑眼睛的男孩，两条浓眉在前额连成了一条线。他的衣服也是从头黑到脚，腰间还系着根黑色的摩洛哥皮带。
校长凑到老师耳边低声叮嘱了几句后离开了，留下那个男孩睁着大眼睛四处打量，流露出惊恐的神色。老师上前牵住他的手，对全班说：“你们应该感到高兴，今天我们学校有了一名来自雷焦卡拉布里亚的小同胞。他的家乡离我们有八百多公里。请爱护你们远方的兄弟，他生长在一片伟大的土地上，那里为意大利奉献了杰出的人才。那里有大森林，有高山，有聪明勇敢的人民。好好待他，不要让他因为远离家乡而伤心。要向他证明，意大利的孩子，在祖国的任何一所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的兄弟。”
他一边说，一边走到挂在墙上的意大利地图下，告诉我们雷焦卡拉布里亚在卡拉布里亚大区的位置。然后叫道：
“恩内斯托·德罗西！”
总是第一名的德罗西站了起来。
“过来。”老师说。德罗西离开座位，走上讲台，面对着卡拉布里亚男孩。
老师对德罗西说：“你是我们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请代表全班同学张开怀抱欢迎新伙伴吧！代表皮埃蒙特之子欢迎卡拉布里亚之子！”
德罗西抱住卡拉布里亚男孩，声音清脆地对他说：“欢迎你！”对方在他脸颊上热烈地吻了一下。教室里掌声四起，老师喊道：“安静！上课时不要鼓掌。”看得出来，德罗西很开心，卡拉布里亚男孩也很开心。
老师给他安排好座位，领他来到课桌前，对大家说：“请牢牢记住，这个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孩子在都灵应该得到家人般的对待，而都灵的孩子在卡拉布里亚也应该像在自己家里。我们的国家奋斗了五十年，三万名意大利人献出了生命才实现这个目标。你们要互相尊重、彼此友爱，如果有谁欺负这孩子不是本地人，那经过三色旗时，他就不配抬起自己的头。”
卡拉布里亚男孩刚一坐下，就有邻座同学递给他几支铅笔和一枚印章，最后一排的孩子还送了他一张瑞士邮票。
我的同学
10月25日，星期二
所有同学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送邮票给卡拉布里亚男孩的加罗内。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孩子，差不多十四岁，大脑袋，宽肩膀，只看笑容就知道他心地善良。不过，他总能像大人一样考虑问题。
这些天我已经认识了不少同学，科雷第我也很喜欢。他穿一条巧克力色的长裤，戴一顶猫皮帽，一天到晚都快活得很。他父亲是木柴商，曾经是翁贝托亲王军队中的士兵，参加过1866年的战争，据说得过三枚纪念章。
还有可怜的小奈利，他身体不好，有点驼背，脸尖尖的。
打扮最讲究的是沃提尼，总穿着上好的佛罗伦萨毛绒衣服。
坐在我前面的男孩外号“小石匠”，因为他父亲就是个石匠。他的脸像个圆苹果，鼻子就像嵌在苹果上的小圆球。小石匠有个特别的本领——他扮起兔子脸来可真像！大家都喜欢让他表演，然后看得哄堂大笑。他有顶破破烂烂的帽子，老是被卷起来塞在口袋里，像块旧手帕。
坐在小石匠旁边的是卡罗菲，一个又高又瘦的傻家伙，小眼睛，鼻子和嘴长得简直像聒噪的猫头鹰。他成天在班里倒卖些铅笔、画片儿和火柴盒，考试时还把答案写在指甲上作弊。
彬彬有礼却高高在上的那个是卡尔洛·诺比斯。他左右两边坐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个是铁匠的儿子，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外套，脸色苍白，总是病恹恹、怯生生的，而且从来不笑；另一个红头发的孩子一条胳膊有残疾，用绷带绕过脖子吊在胸前。他父亲去了美洲，母亲只能靠卖菜养家糊口。
我的左边坐着怪人斯塔蒂，矮矮壮壮，看不到脖子，额头上有像波浪一样一条一条的皱纹，平时总是一副牙关紧咬的样子。他的脾气很暴躁，不爱理人，上课时眼睛一眨不眨，直直地盯着老师，但似乎并没听明白多少。被老师提问时，一般老师问第一遍，他没有反应；老师问第二遍，他还是不吭声；老师再问第三遍，他就会生气踢人。
他旁边的男孩叫弗兰蒂，长得尖刻狡猾。他是被别的学校开除后转来的。
班上还有一对穿得一模一样的兄弟俩，从头到脚找不出丝毫不同，就连戴的卡拉布里亚式帽子上也都插着一根羽毛，由此看出他们来自农民家庭。
最帅最有才的当然是德罗西，今年的第一名肯定还是他。老师也很快看出了这一点，总是点名让他回答问题。
穿着长外套的普雷科西也很可爱。他的父亲是位铁匠，据说经常揍孩子。他的身体似乎不大好，胆子很小，跟人说话或是不小心碰到人总是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可怜巴巴地看着对方。
加罗内个子最大，人也最好，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他。
一件好事
10月26日，星期三
今天上午，我们才知道加罗内是个多好的人。
上学路上，二年级的女老师拉住我，问我几点钟回家，想去我家看看。我进教室时已经有些迟了，但老师还没有来，三四个男孩正在欺负小可怜克罗西——那个一条胳膊有残疾、母亲在菜场卖菜的红头发孩子。他们用尺子戳他，用栗子壳砸他的脸，还吊着胳膊、怪模怪样地学他的动作。克罗西孤零零地缩在椅子一头，吓得小脸惨白，只能恳切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期待他们能饶过自己。但这反而让那些男孩更加过分了。克罗西气得浑身发抖，满脸通红。这时候，长得就很讨人嫌的弗兰蒂跳到课桌上，装作一手挎着一个菜篮，学起克罗西的母亲来接孩子时的模样，惹得教室里一阵大笑。克罗西的母亲现在病倒了。克罗西忍无可忍，抓起一个墨水瓶，用尽全力往弗兰蒂脑袋上掷去，被弗兰蒂机灵地躲开了。墨水瓶正好落到刚走进教室的老师身上，砸在他胸前。
所有人赶紧溜回座位，吓得不敢吭声。
老师绷着脸走上讲台，厉声问：“谁干的？”
没人回答。
老师吼了起来：“是谁？”
出于对克罗西的同情，加罗内毅然站了起来，回答说：“是我干的。”
老师看看他，又看看惊呆了的学生们，冷静地说：“不是你。”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惩罚闯祸的人，站起来！”
克罗西站了起来，抽着鼻子解释：“他们打我，欺负我，我气急了，就扔了墨水瓶。”
“坐下！”老师说，“欺负他的人自己站起来。”
四个男孩站了起来，头垂得很低。
老师说：“你们欺负一个无辜的同学，你们嘲笑一个不幸的孩子，你们打一个根本无力自卫的弱者，这是人类最卑鄙、最无耻的行为。胆小鬼！”
说完，他走下讲台，来到加罗内的座位旁。加罗内还低着头，老师伸手抬起他的下巴，让他昂起头，然后看着加罗内的眼睛，对他说：“你有一颗高贵的心。”
这时，加罗内凑到老师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老师转过身，面向那四个惹事的同学，出人意料地告诉他们：“这次我原谅你们。”
我的女老师
10月27日，星期四
我和母亲正要出门给《公报》上报道的一位可怜女人送被褥，这时，我二年级的老师来了。这位老师已经一年没来我们家了，看到她我们都很高兴。她还是老样子，又瘦又小，戴着顶缠着绿色纱巾的帽子，穿着随意，头发有些乱，因为她根本没有时间收拾打扮。但是，她的脸色不如去年红润了，白头发也多了，还一直在咳嗽。
母亲问她：“亲爱的老师，您的身体怎么回事？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老师有些勉强地笑笑，但还是开朗地说：“没关系。”
母亲说：“您讲话太多，声音又大，在学生们身上花了太多心血。”
是的，她的声音总是很响亮。记得在她班上的时候，她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想方设法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从没安稳地坐下过。
我就知道她会来，因为她从不会忘记自己的学生，隔了很多年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月考时，她还会去校长那里打听每个孩子的成绩。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她会守在教室门口，检查他们的作文。许多她从前的学生已经穿长裤、戴手表、读中学了，都还会过来看望她。
她刚刚带着学生们从美术馆回来，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多年以来，她每周四都要带学生去参观各种博物馆，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各种各样的知识。老师累坏了，越来越瘦，但照旧风风火火，一谈起学校的事就兴致勃勃。
她想看看我两年前生病时睡的床——那张床现在已经给弟弟睡了。她盯着床看了一会儿，难过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接下来，她还要去一个马具商家里，他儿子是她班上的学生，得了麻疹。在天黑前，还有一位女店主等着她辅导数学。等回到家，她还得批改厚厚一沓作业，一直得工作到深夜。
向我们告别时，她问我：“恩里科，你已经会解答难题，会写很长的作文，我教你的知识你都学会了，你还会像从前一样喜欢老师吗？” 说完，她亲了亲我，下楼后再三嘱咐，“可别忘了我呀，恩里科！”
亲爱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等到长大了，我也会记得您，会和其他孩子一样去看您。每次走过校园，听到有女老师的声音，我都会回忆起您的声音，回忆起在您身边的时光。您教了我两年，我从您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就算疲惫和生病时，您对我们的诚恳和宠爱也不减分毫。我们写字时养成了坏习惯您会气恼，我们回答考官提问时您会担惊受怕，我们表现出色时您会兴高采烈，您待我们和蔼慈爱得就像我们的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的老师！
在阁楼上
10月28日，星期五
昨天下午，我和妈妈、姐姐西尔维娅一起去给报纸上报道的可怜女人送被褥。
我抱着包袱，西尔维娅拿着写有女人姓名和地址的报纸。按照指示，我们爬上一幢高楼的最顶层，穿过一条两边有许多门的长走廊，母亲敲响了最后一扇门。开门的是一位还很年轻的女人，金色的头发，很瘦。看到她头上的蓝头巾，我突然意识到之前经常看见她。
母亲问她：“您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位吗？”
“是的，夫人，是我。”
“嗯，我们给你带了床小被褥。”
女人连声表示感谢和祝福。这时，我注意到在这间空荡昏暗的房间角落里，有个男孩背朝着我们跪在一把椅子前，好像在写字。仔细一看，他确实是在写字，椅子上铺着纸，地板上还放着墨水瓶。他怎么能在这么昏暗的地方写字呢？我正寻思着，突然认出了男孩的红头发和破外套——竟然是克罗西！那个卖菜女人的孩子，那个一条胳膊有残疾的孩子。趁着他母亲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轻声告诉母亲他就是我的同学克罗西。
“嘘！”母亲叮嘱我，“要是看到你来送救济，他也许会不好意思。别跟他说话。”
可就在这时，克罗西转过了身。我很难为情，可他在对我笑。母亲在背后轻轻推我，暗示我跑过去给他个拥抱。他站起来，拉住我的手，我拥抱了他。
他母亲告诉我们：“丈夫七年前去了美洲，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现在我病了，没法再去卖菜赚钱了。家里连一张给可怜的路吉诺做功课的桌子都没有，以前门口有张长凳，可以让他凑合着写作业，可现在也被挪走了。家里连盏小灯都没有，这样下去他的眼睛会坏掉的。谢天谢地，幸而有政府给他提供书本，他还能去上学。可怜的路吉诺，他太喜欢去学校了！我真是太不幸了！”
母亲拿出钱包，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了她，又亲了亲克罗西，出门的时候都快哭了。她把克罗西当作教育我的榜样：“看看那个可怜的男孩，条件这么艰苦照样努力学习。你享受着优越的生活，还把学习当作一件苦差事。恩里科，他学习一天付出的艰辛，比你一年付出的还要多呀。第一名的奖励应该给这个孩子才对！”
学习
10月28日，星期五
亲爱的恩里科，是的，你母亲说得没错，你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
作为父亲，我多么希望看到你每天步伐坚定、笑容满面地去上学。但很遗憾，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你是个倔强的孩子，但请听我说，然后再认真想想。如果不去上学，你每天会过得很可悲，叫人看不起。过不了一周，你就会被厌倦和羞耻压倒，鄙视自己的行为，甚至鄙视自己，你会双手交握祈求能够回到学校。
如今，每个人都在学习，孩子。想想那些工人，他们劳累了一天后还要去上夜校；想想那些妇人和女孩，她们辛苦一周后，周日才能去上学；想想那些士兵，训练了一天，筋疲力尽，回到营房也要打开书本坚持学习；想想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儿童、那些眼睛看不见的孩子，他们也没有放弃学习；还有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同样在坚持学习。
早上出门时，你想象一下——就在这一刻，在这个城市里，有三万名和你一样的男孩走进教室，开始为时三个小时的学习。想象一下，他们穿过僻静的乡村小巷，穿过嘈杂的城市街道，在河岸和湖畔，在烈日下，在迷雾中，在河网纵横的乡间乘着船，在遥远的平原上骑着马，在雪原上滑着雪橇，穿过山谷，越过山岭，走过森林和激流，跋涉在高山小径。他们或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或是三五成群，或是排成长队，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口音也各不一样，胳膊下却都夹着课本。
从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到棕榈树摇曳的阿拉伯，相隔万里之遥的学校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孩子们在以千百种方式学习同样的知识。要知道，这是一场由上百个种族的孩子们共同参与的伟大运动，而你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再想象一下，如果这场运动停歇，人类将退回到怎样的蛮荒中。这场运动是进步，是希望，是世界的荣光。鼓起勇气来，浩大队伍中的小战士！书本就是你的武器，班级就是你的连队，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战场，人类文明是最终的胜利。
我的恩里科，可别做一名胆小的士兵啊！
你的父亲
小小爱国者
10月29日，星期六
我不会当胆小鬼士兵！
可是，如果老师每天都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上学会积极得多。就像今天上午，老师说，他以后每个月都会给我们讲一个勇敢少年的故事，还会抄写好发给我们。
下面是今天的故事《小小爱国者》。
一艘法国轮船驶离西班牙巴塞罗那港，向着热那亚航行。
船上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瑞士人。乘客中有名十一岁的少年，衣衫破旧，从上船起就避开人群，总是一个人待着，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其他人，像一只机警的小野兽。
他有理由对所有人心怀戒备。
就在两年前，他被在帕多瓦地区务农的父母卖给了一个江湖戏班。在拳打脚踢、忍饥挨饿中，他学会了表演各种小把戏，跟着戏班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城小镇里四处流浪。他遭受的打骂从未间断，也从未吃上一顿饱饭。到巴塞罗那后，他再也不想忍受虐待和饥饿，想办法逃脱了魔爪，跑去请求意大利领事的保护。领事可怜他，将他送上这艘轮船，还写了封信，让他带给热那亚的财政官，叮嘱财政官将少年送回他父母家——然而，那是把他当牲口一样卖掉的父母呀！
可怜的少年浑身是伤，身体虚弱。他被安排在二等舱，周围的人都好奇地打量他。有人问他的情况，可他始终一言不发，谁都不理。有三位乘客从各方面不断探问，少年终于开了口。他用夹杂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简单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三位乘客虽然不是意大利人，但听懂了他的故事。一半出于同情，一半源于醉酒，他们给了他五分钱铜币，想让他再讲讲其他经历。
这时，有几位女士走进来，三个人赶紧掏出更多的钱，逗着让少年表演个节目引起她们的注意。他们把钱叮叮咚咚扔到桌上，口里直嚷嚷：“拿着！拿着！”
少年把钱装进口袋，低声感谢他们，虽然态度生硬，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和感激。
之后，他爬上自己的铺位，拉上窗帘，静静地想着心事。拿着这些钱，他可以到甲板上去买些吃的饱餐一顿，他已经足足两年没吃饱过了；等到了热那亚，他还可以去买一件外套，换下穿了两年的破旧衣衫；父母见到钱之后，一定会好好待他，不会再一次把他卖掉。对他来说，这笔钱可真是一笔财富。
帘子后的他越想越高兴，帘子外的三位乘客还在高谈阔论。他们坐在二等舱大厅的餐桌旁，边喝酒边议论一路的所见所闻，换了一个又一个话题后，终于聊到了意大利。
一个开始抱怨意大利的旅馆，另一个嘲笑起意大利的铁路，三人越说越来劲儿，最后开始贬低起意大利的一切。
一个说宁可去北极的拉普兰，也不想去意大利；另一个宣称他在意大利碰到的不是骗子就是强盗；第三个则嘲笑意大利的官员都是不识字的文盲。
“白痴国家。”一个说。
“又脏又破。”另一个添油加醋。
“强盗……”第三个还没说完，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铜币暴雨”砸了个满头满脑。硬币哗啦啦掉在桌上、地板上，弹起又落下，叮当作响。三个人气坏了，跳起来一抬头，脸上又挨了一阵“铜币暴雨”。
“把你们的钱都拿回去！”少年从帘子后面伸出脑袋，不屑地说，“侮辱我祖国的人，我才不要你们的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