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来横祸
这的的确确是个坏消息，坏得一塌糊涂。
1915年1月，刚刚述职归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请求觐见袁大总统。这本来是一次例行召见，袁世凯爽快地答应了，可召见的整个过程却令袁总统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召见地点在居仁堂，时间是1月18日上午10点，日方的参加人员除了日置益外，还有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中方有外交次长曹汝霖等人陪同。
宾主双方寒暄一阵后，日置益起身向袁世凯深深鞠躬，双手呈上一份文件，一字一句地说：“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兹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
袁世凯莫名其妙，不知日本人葫芦里卖的啥药，就没吱声。
见袁世凯不说话，日置益接着说：“日本人民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采远交近攻之政策。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
按照国际通例，一国向另一国提出照会或声明，应该事先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基本不会出现外国使节直接向国家元首提出要求的情况。
因此，袁世凯听后十分不悦，接过文件随手放到桌上，敷衍说：“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
日置益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结束了这次难堪的会见。
日置益等人走后，老袁静下心来，拿起文件仔细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顿时脑子一片空白，真是当头一棒，晴天霹雳。
文件白纸黑字写了不少，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号，关于山东者，中国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土地岛屿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由日本修建由龙口至胶州铁路；开山东省内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南满、东蒙者，中国承认日本在该地的优越地位，旅大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展至九十九年；日本在南满、东蒙享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自由居住往来，经营工商矿业；中国如允他国在南满、东蒙建造铁路或向他国借款修造铁路，或将税课作为抵押向他国贷款，或聘用政治、军事、财政顾问、教习，均须得到日本同意；吉长铁路归日本管理。
第三号，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属于该公司各矿的附近矿山，不准他人开采。
第四号，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得让与租与他国。
第五号，关于全部中国者，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充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聘用多数日本人，中国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向日本采购，或中日合办军械厂；中国允给内地日本所设医院、寺院、学校以土地所有权，中国允许由日本修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筹办铁路、矿山、整顿海口有优先投资权。
文件共分五号，每号含若干条，合计21条。其内容与日本强迫朝鲜接受的各项保护条约基本相似，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总统看后大发雷霆，大叫：“真是岂有此理，我就是当皇帝，也不当日本的皇帝！”随手在文件上批道：“荒唐荒唐、实堪痛恨！”
袁世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看到如此苛刻的条款，其震惊程度可想而知。
那么，日本人究竟哪根神经搭错了，突然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些要求呢？这还要从国际大气候说起。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结成同盟国，英、法、俄为协约国，双方大打出手，整个欧洲战火连绵，乱成了一锅粥。
看着洋人们自己掐了起来，北洋政府哪敢吱声，急忙宣布严守中立，两边谁也不敢惹。
8月5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奥塞等国失和，中国因皆系友邦，已布令恪守局外中立，凡通商口岸等处各国人民财产、教堂及各国使馆一体慎加保护。”
11日，北京政府中立办事处成立，梁士怡、孙宝琦负责办理中立事务。
北洋政府不仅自己“中立”，还希望日本劝告交战诸国限制战区，勿及远东，以缩小战祸。
然而，与中国人不同，欺软怕硬是日本民族的一个显著特色。大隈首相明确表态：“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
原来，一战烽火燃起，日本人可乐坏了，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竟公然欢呼此为“天佑神助”。
日本元老井上馨公爵在写给大隈重信首相的信中说：“此次欧洲的大祸乱，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大正新政的发展，将为日本与欧美列强并行提携……日本应该立刻举国一致，停止政争……和英、法、俄联合起来，确立日本在东洋的权利。”
也难怪，作为列强“小弟”的日本，平时要看着“大哥”的眼色行事，现在“大哥们”打得不亦乐乎，根本无暇顾及亚洲事务，如果乘机独占中国，就算将来西方列强缓过劲来，生米做成熟饭，也无可奈何。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小弟弟”开始行动了。日本人这次的目标是山东。
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人打死，德国借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由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而作为德国在远东的最大军事要塞和海军基地，到1914年，青岛已成为一个相当大的港口城市，有4万人口，其中2000左右是欧洲人，主要是德国人，日本人不到1000，中国人在3.4万以上。
8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并对德国宣战，进攻驻扎在青岛的德军。此前，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岑曾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请求禁止交战国军队通过中国领土，表示德国可以将胶州湾和青岛归还中国。
无独有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向梁士怡透露说：“英日联盟，日必助英，德国所属之青岛，中国不自取，必有人起而代取之者。”
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向袁世凯建议，希望对德宣战，既可借机收回山东权益，又不给日本出兵提供借口，一举两得，一箭双雕。这个主意不错，但袁世凯没有答应。
在日本驻华代办小幡的“如果中国收回青岛，日本将认为中国自行破坏中立”警告声中，袁世凯的理由是：“先行下手夺回青岛，于情于势，未尝不是。但我国既经宣布中立，忽翻前议，以助联盟，恐外交上益增纠纷，且更恐动日本之疑忌，此着似可行而不可行也。”
实际上，袁世凯是不敢答应。
这样，中国在继日俄战争整整10年后，又一次在自己的领土上“坐山观虎斗”，十分尴尬地“保持中立”。
8月15日，日本要求德国在中国水域里的军舰和一切武装船只完全解除武装，并将胶州租借地交给日本，限23日中午前答复，并集结重兵准备在龙口等地登陆。
袁世凯获悉日本的行动后，急忙主持内阁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发言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袁世凯不置可否，转头又问段祺瑞的意见。老段想都没想，直接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袁说：“可以抵抗多久？”
段答：“四十八小时。”
袁世凯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
段祺瑞略一沉思说：“听候总统指示。”
老袁环顾会场，见其他人都不吭声，只好长叹一声，对顾维钧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毫无准备，拿什么维护中立国的权利呢。”
最后，袁世凯做了总结性发言：“十年前在东北，中国遇到过类似事件，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随即，北洋政府宣布潍县车站以东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地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多少也能给中国政府挽回点脸面。可日本人一点都不“开面”。
9月初，在数十艘军舰的掩护和英军的配合下，日军主力3万多人分别在龙口及崂山湾大举登陆，向青岛进军。真是“地为山东齐国之故址，兵乃日东帝国之精锐，勇气勃勃，其气概已足以吞青岛矣”。
但日军并不急于占领青岛，而是借口“胶济铁路所到之地，即胶州湾租借地延长之处，日本为破坏德国之根据地，占领胶济铁路及济南，殊属正常，同中国毫无关系”，越出“交战区”向山东腹地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向拒不投降的德国人发起攻击，并相继占领胶济线上的潍县、济南和胶州湾等地，同时将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胶州的中国海关全部占领。
袁世凯毫无办法，为避免“擦枪走火”，除了口头抗议外，只得令中国驻军撤出铁路沿线地区。
9月28日，日军从陆上包围了青岛要塞，海上还有日舰两艘、英舰一艘合力轰击青岛。
飞弹满空，炮声震耳。
德国人在青岛经营多年，构筑了由壕沟和铁丝网组成的多道防线，守备部队大约四五千人，配备了近100多门火炮和机枪，各方面高地都设有光力最强的探海电灯，终夜照射，除沿壕沟密布电网外，其壁垒全用西门土涂抹，可谓固若金汤。
10月31日，是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日本人选择这天开始了总攻，以向天皇致敬。这天一大早，日军水陆并攻，所有枪炮一起猛射，炮烟冲天，“青岛俨如地狱之火炉”。
11月6日夜，日军攻占德军防御线中央的鸡貂山炮台，并突进德军腹地，德军见大势已去，于7日早宣布投降。
日军以伤亡千余人的代价占领青岛，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成功地将黄海变成了“日本湖”。
在为期几个月的战事中，日军所到之处，把“中立区”变成了“占领区”，在各县设置军政和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缆，驱逐中国官吏。“上等之家，均为兵士占据，而主人翁反驱户外矣。所有食物，苟其所好，攫取无忌”。
莱州府城及附近一带，一片恐慌，商店闭户，米价日增。平度县衙被日军所占，县知事被囚禁，十室九空，村里为墟。
日军占领平度后，张贴布告宣称：妨碍日军行动者处斩；切断电线或倾损者处斩；拘送逃犯或者指明告密者重赏；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一人犯之，该村人民尽处斩刑。在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上如此嚣张，古今中外实属罕见。
日军在“中立区”的所作所为，使山东百姓惨遭蹂躏，苦不堪言，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
北洋政府也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要求日军从胶济线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内。
可是，反对归反对，抗议归抗议，日本政府却置若罔闻，野心膨胀，把胶州湾事件当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可乘之机，变本加厉，酝酿更大的阴谋。
黑龙会是日本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主张对外扩张，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该组织成立于1900年，发起人叫内田良平。
一战爆发后，内田认为机会来了，急忙亲自起草了一份《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交给日本内阁。
《意见书》提出要抓住西方列强无力干涉中国问题的契机，强迫软弱的中国政府签订秘密条约，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进而成为第二个朝鲜。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巩固在南满和东蒙的既得利益，实行大量移民，使之成为日本扩张的基地；控制中国铁路，取得铁路沿线矿产资源；取得中国军、警、财、文的监护权，掌握中国内政；支持反对北洋政府的政治势力，促使中国发生内乱；变中国国体为君主立宪，为中日合并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陆军部和参谋本部分别制订了《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和《中国问题处理大纲》，作为侵华的指导性文件，呈送内阁。
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朝野上下欣喜若狂，信心大增，内阁根据上述三个文件，秘密拟出21个条款，准备寻找机会向中国正式提出。
12月3日，日本首相大畏重信把“二十一条”交给奉召回国的日置益，并说：“帝国政府以为于此机会，确保帝国在东亚之地位，以保全大局，实行以上各项，实为绝对必要。帝国政府实具有极巩固之决心，必图各项之贯彻，贵使其善体政府之意，为国尽瘁。”
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日置益心领神会，到任后即对袁世凯发动了“突然袭击”，才另老袁目瞪口呆，措手不及。
二、马拉松谈判
小日本这招又阴又毒又狠，确实让人防不胜防。
当晚，袁世凯召集徐世昌、段祺瑞、梁士怡、孙宝琦、曹汝霖等要员开会，研究应对措施。
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条款，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条款，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其中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
大家七嘴八舌商量了一天一宿，认为全盘接受是不可能的（无异于亡国），硬顶也不是办法（打不过人家），为今之计一是谈，二是拖，摸清情况，再作打算。
正式谈判之前，外交总长孙宝琦“因病请辞”，袁总统让陆征祥重新出山。这样，以新任外交总长需要熟悉情况为由，顺理成章地争取了一点时间。
1915年1月20日，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置益进行了先期会晤。曹哭丧着脸表示：“二十一条”真令人感到难以承受。随后，袁总统接见日本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又严肃地说：“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朝鲜第二。”
为了继续给日方施加压力，老袁又故伎重演，密告冯国璋等将领，让他们发出通电宣称：不惜一战，鱼死网破，绝不接受。
面对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日方并不在意。外相加藤高明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进行谈判毫无影响。”
看来，日本人已经琢磨透了袁世凯。可袁世凯对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尚不知晓，特别是“二十一条”中，哪些可以谈，哪些不能谈，心里没底啊。
为了摸清对方底牌，袁总统第一时间就派人联系他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并请有贺回国了解相关情况。
有贺毫不知情，据他称：日本完全由几位元老当家，大隈伯爵虽任内阁总理，但外交、军事最后决定，即外交应否决裂，决裂后如何遣兵调将，大权尚在天皇，而其实权仍操之于元老。日本现在元老，以松方侯爵及山县公爵为最有权，若此二人不允许外交决裂，不允许用兵，大隈内阁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贺长雄也挺够意思，不辞辛苦，连夜动身回到日本，并拜会了元老院元老松方侯爵。
松方也是莫名其妙，连说：我没听说这事啊，天皇御前会议没通过什么“二十一条”。满洲系我帝国臣民以血肉性命向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日本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
有贺又拜访了其他元老，得到的结论是：“二十一条”要求条件拙劣，提出方式又不合乎礼貌，必失败无疑。
有贺长雄马不停蹄地回到中国，一五一十地向袁总统报告了此行的详细经过。
袁世凯一听就来了精神，有主心骨了，兴高采烈地说：“得要领矣，得要领矣。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还要想发展，你发展了，我却瘪了。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回打他一棍。”
袁世凯总算长出了一口气。
不料，有贺长雄不久又传来消息：大隈已奏请开御前会议。果系经过御前会议的要求，则他背后有相当力量，非大隈一人私见可比，非虚声恫吓可比，或允或驳，那就请大总统决断罢。
袁世凯也从其他渠道知道了这一消息，紧张的空气开始蔓延，艰难的谈判开始了。据时任外交部次长的曹汝霖回忆，在袁世凯批阅的文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字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洲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三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当然，这只是袁世凯的一厢情愿，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2月2日，中日双方开始了第一次秘密谈判。中方参加的人员有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外交部秘书），日方参加的人员有日置益、小幡酉吉、高尾亨。
按照袁大总统“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们性急，喜欢痛快，我们偏要拖他一拖”的指示精神，谈判开始后，作为东道主的陆征祥想出很多“花招”，千方百计延缓谈判进程，以图转机。
比如，减少会谈次数，日本人要求每周谈五次，陆说只能谈一次，因为他的事务繁忙，还要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还要参加内阁会议，等等。最后实在抗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征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照例由东道主先说话，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征祥都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
面对日方的非议，陆总长表示，中国是礼仪之邦，以茶待客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弄得日本人干着急没办法，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午休后，好容易进入正题，中方要日方让步，日方不答应。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无果而终。
就这样，一直谈到4月末，在近30多次谈判中，不是“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词，终未获解决”，就是“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交涉毫无进展。
谈判期间，日本人一再强调要保守秘密，但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有关“二十一条”内容仍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外泄露，在中国国内乃至世界华人中引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强烈关注和反对。
“二十一条”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将一概不予承认。
中国国内民众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政府顶住压力，将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反对与日媾和，准备对日开战。人们纷纷上街游行，散布传单，开会演说，抵制日货，捐献救国储金，甚至有人断指血书，自杀殉国，“其热血之膨胀，已达极点”。
更难能可贵的是，被袁世凯通缉的国民党人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在此国家危亡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反而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主张“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
在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的气氛下，在华的日本人成了“过街的老鼠”，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鉴于国内外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步步为营，始终不敢轻易做出妥协。
5月初，中日两国分别提出最后修正案，针锋相对，谁也不肯让步。
日本人不耐烦了，不断在奉天、山东增兵，日舰在渤海一带游弋，撤退在中国的侨民，准备大打出手，兵戎相见。
一看日本人要动真格的了，袁世凯有些顶不住了，指示曹汝霖“略示让步之意”。
老袁装模作样地对部下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曹次长遵命而行，到日使馆准备进行妥协。
就在这关键时刻，曹汝霖突然接到外交部的一个电话，说驻日公使陆宗舆刚刚发来急电，称日本元老院已请政府撤回“二十一条”中第5号所有条款，让曹汝霖相机行事。
好悬啊，曹汝霖擦擦头上的冷汗，回去和日置益说，刚才我们谈的都不算数啊，那只是我的个人意见而已。
眼看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日本人白高兴了一场，恼羞成怒，气势汹汹，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东亚和平，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
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宜，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国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文件，照4月26日提出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于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收不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摊牌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
5月8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春藕斋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对策。
中午，朱尔典来到外交部找到陆征祥说：“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40年，和大总统有30年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还是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
下午2时30分，袁世凯主持会议决定接受最后通牒。黎元洪、徐世昌及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外交总长陆征祥却姗姗来迟。
会场气氛异常凝重，大家默默无语。袁世凯环顾四周，声泪俱下地说道：“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说到这，老袁已是泣不成声。
这时，陆征祥赶到会场，袁总统示意陆发言。陆总长说：“我刚刚会见了朱尔典，美、英、俄、法等国公使的意见是，就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若与日本开畔，即将自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位。各国即同情，亦无能为力。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一法，接受日本要求，以避危机。若从此整军修政，切实预备，埋头十年，或可抬头与日本相见。我想大总统明白大势，知彼知己，决不致轻自启畔。今日会议，决定关系中国存亡，我恐不明大势者，徒逞虚骄之气，不知利害，为不利于国家之空论……”
袁世凯接着说：“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与会诸君也是无可奈何，唏嘘不已。
9日晚11时，最后答复书送达日本使馆，危机暂时化解。曹汝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5月25日，北洋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与日本正式签字交换丧权辱国的《中日新约》：日本取消第五号要求，另行协商；第四号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关于移民及课税的条款中国没有接受。其他条文中有的“留待日后磋商”，有的加了限制性条件，最后签订的有十几条。
日本人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后来在东北的日本人曾这么说过：“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日本人向中国人购地、租地问题，更是谈不上，据说是因为袁世凯暗中制定了惩治国贼条例交给东北地方官员，所以日本人根本就买不到也租不到地。至于那些受聘的日本人员，他们也表示：“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据当事人曹汝霖日后回忆：“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曹次长难免有在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损失巨大，特别在是南满、东蒙等地区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如延长旅大租期至99年等）。
袁总统心里也不好受，向全国发出密令，要求各级文武官员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摒除私见，恪尽职守，协力建功……”
老袁还让人编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藏在山东的一所监狱里。他狠狠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
中国有句成语叫“知耻而后勇”，可这句话万万不能用到老袁身上，经历如此奇耻大辱后，袁总统没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反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帝制运动，准备要黄袍加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