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鱼虫
莫言
好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我认为是不对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也还是有欢乐，当然所有的欢乐大概都与得到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六七八岁，与村中的孩子们一起，四处游荡着觅食，活似一群小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几乎尝遍了田野里的百草百虫，为丰富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的村子外是一片相当辽阔的草甸子，地势低洼，水汪子很多，荒草没膝。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春天时，我们在那里挖草根剜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年代的牛羊歌手。我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曲调千变万化，但歌词总是那几句：1960年，真是不平凡；吃着茅草饼，喝着地瓜蔓……歌中的茅草饼，就是把茅草的白色的甜根，洗净，切成寸长的段，放到鏊子上烘干，然后放到石磨里磨成粉，再用水和成面状，做成饼，放到鏊子上烘熟。茅草饼是高级食品，并不是天天人人都能吃上。
我歌唱过一千遍茅草饼，但到头来只吃过一次茅草饼，还是三十年之后，在大宴上饱餐了鸡鸭鱼肉之后，作为一种富有地方风味的小点心吃到的。地瓜蔓就是红薯的藤蔓，用石磨粉碎后熬成粥，再加点盐。这粥在当时也是稀罕物，不是人人天天都能喝上。我们歌唱这两种食物，正说明我们想吃又捞不到吃，就像一个青年男子爱慕一个姑娘但是得不到，只好千遍万遍地歌唱那姑娘的名字。
我们只能大口吃着随手揪来的野菜，嘴角上流着绿色的汁液。我们头大身子小，活像那种还没生出翅膀的山蚂蚱。我什么都忘了，也忘不了那种火红色的、周身发亮的油蚂蚱。这种蚂蚱含油量忒高，放到锅里一炒嗞啦嗞啦响，颜色火红，香气扑鼻，撒上几粒盐，味道实在是好极了。蚂蚱季节里，大人和小孩子都提着葫芦头，到草地里捉蚂蚱。开始时，蚂蚱傻乎乎的，很好捉，但很快就被捉精了。开始时大家都能满葫芦而归，到后来连半葫芦也捉不了了。只有我保持着天天满葫芦的辉煌纪录。我有一个决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草汁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人一伸手它就蹦。它们有两条极其发达的后腿，还有双层的翅膀，一蹦一飞，人难近它的身了。它们大概能嗅到人手上的气味，用草汁一涂，就把人味给遮住了。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因为我奶奶搞的是按劳分配，谁捉到的蚂蚱多，谁分到的吃食也就多。
吃罢蚂蚱，很快就把夏天迎来了。夏天食物丰富，是我们的好时光。那三年雨水特大，一进六月，天就像漏了似的，大一阵小一阵，没完没了地淅沥。庄稼全涝死了。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有水就有鱼。各种各样的鱼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一些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看到过。我捕到过一条奇怪又妖冶的鱼，它周身翠绿，翅羽鲜红，能贴着水面滑翔。它的脊上生着一些好像羽毛的东西，肚皮上生着鱼鳞。所以它究竟是一条鱼还是一只鸟，至今我也说不清。前面之所以说它是条鱼，不过是为了方便。这个奇异的生物也许是个新物种，也许是一个杂种，反正是够怪的，如果能养活到现在，很可能成为宝贝，但在那个时代，只能杀了吃。可是它好看不好吃，又腥又臭，连猫都不闻。
其实最好吃的鱼是最不好看的土泥鳅。这些年我在北京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泥鳅，瘦得像铅笔杆似的，那也叫泥鳅？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家乡的泥鳅，一根根，金黄色，像棒槌似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茫茫大地鱼虾尽，又有螃蟹横行来。俗话说“豆叶黄，秋风凉，蟹脚痒”。在秋风飒飒的夜晚，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是到东海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是要去参加什么盛大的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决非易事。想捉螃蟹，最好夜里。我曾跟随本家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可谓新奇神秘，趣味无穷。
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悄悄地不出声。傍晚，人散光了就用高粱杆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口子上支一个口袋网。前半夜人脚不静，螃蟹们不动。耐心等候到后半夜，夜气浓重，细雨蒙蒙，河面上长升着一团团雾，把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说冷不是冷，说热不是热，听着噼噼嗤嗤的神秘声响，嗅着水的气味草的气味泥土的气味，借着昏黄的马灯光芒，看到它们来了。它们来了，时候到了，它们终于来了。它们沿着高粱杆扎成的障子哧哧溜溜往上爬，极个别的英雄能爬上去，绝大多数爬不上去，爬不上去的就只好从水流疾速的口子里走，那它们就成了我和六叔的俘虏。
那一夜，我和六叔捉了一麻袋螃蟹。那时已是1963年，人民的生活正在好转。我们把大部分螃蟹五分钱一只卖掉，换回十几斤麸皮，奶奶非常高兴，为了奖励我们，她老人家把剩下的螃蟹用刀劈成两半，蘸上麸皮，在热锅里滴上十几滴油，煎给我们吃。满壳的蟹黄和索索落落的麸皮，那味道和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秋天，除了螃蟹之外，好吃的虫儿也很多。蚂蚱、豆虫、蝈蝈、蟋蟀……深秋的蟋蟀颜色黑得发红，膀大腰圆，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无法类比。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金龟子，是蛴螬的成虫，像杏核般大，颜色黑亮，趋光，往灯上扑，俗名“瞎眼闯”。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闯”，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滋味又与蚂蚱和蟋蟀大大地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虫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季就有点惨了。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到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味若鱼片。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刀砍斧剁，再放到石头上砸，然后放到缸里泡，泡烂了就用棍子搅，一直搅成糨糊状，捞出来，一勺一勺，摊在鏊子上，像摊煎饼一样。从吃的角度来看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我们吃树皮的过程跟蔡伦造纸的过程很相似，但我们不是蔡伦，我们造出来的也不是纸。
偷渡计划
【日】高仓健
幸福在海的对岸。
不在自己出生的煤矿附近，总觉得在遥远的地方，越远越有它的存在……
于是在怀着这种想法的我的孩提时代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去美国看看，哪怕一次也好。
我在东筑中学读初二时，美军把“美国”带进了日本。在电影里我为维维安·李、亨利·方达等影星所倾倒，而拳击更是我热衷的运动，那时我的热情超过了崇拜，我甚至还在学校里和几个同学一起创立了拳击俱乐部。作为次轻量级选手，我创下了七战六胜一败的成绩。
在东筑中学高中部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是敷田稔，他现任联合国刑事长官、法务省的法务综合研究所所长。
当时的他在给美国驻军打一份杂务工，给四五个人干些擦鞋洗刷的活儿，这样的工作并不累，而且能学英语还有钱赚，所以想干的人很多，竞争是很激烈的。
而他呢，不仅得到了一份工作，且是做最令人羡慕的将校家的杂务工，因此他的英语突飞猛进，也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
喜爱拳击的我也有缘同驻在小仓的美军司令官之子成了朋友。周末常去他家玩，我的英语也长进了不少。
嘴里蹦得出英语来，心里对美国的向往就更不是一点点了。真想去美国啊——我把自己的想法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敷田君，他与我一拍即合。
我们把目光对准了外国船来来往往的若松港，兴奋地想，能乘上那些船，就能去美国、去别的地方了——要知道当时出国可不像现在这样轻巧啊。
“真想去……”
“去！”
我们的兴奋变成了决定。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好像只有偷渡了。”
正好我的父亲那时在若松港任职。要是通过父亲的话，很简单地就能了解何月何日何船驶往何处，可我又不能向父亲直说。
于是找到在父亲手下的工头，问他怎样的船我们可以容身，他说一般都没问题，一旦出航了也不会专为把你们两个赶下来而返回的。
我们听得乐不可支。
去美国，毫无方向，但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能去就能成，再说语言上也没问题，我们的心情非常乐观。
年轻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那个工头悄悄告诉我们说，现在停着的那艘驶往圣地亚哥的船似乎有指望。
我们终于等到了它的出航日，兴冲冲地走出去，却被工头拉住了。
“少爷，不行啊，若被人知道是我放你们跑的，非被杀了不可，而且至今为止还没有过偷渡成功的先例哪！”
我们的美国梦就这样破灭了。
此后，敷田君进了九州大学法学部，我想做贸易商便进了明大的商学部，我一直以为敷田会做个外交官的，可他在大二时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后进了神户地方检察院。
随后他又被选为留学生进了哈佛——曾经梦想与憧憬的地方。我像自己的事一样为他实现梦想而欢欣不已。
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成为演员吧，正如我没想到他会做检察官一样。
敷田后来做了京都地方检察院院长，又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而我们两人只要一见面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两个梦想偷渡的少年。
1990年联合国刑事会议在古巴召开，敷田君邀我同往，说要我看看他的工作状况。我想去古巴，也想看看好友的工作情况，但不巧那时正好得去内蒙古，真是遗憾。
不过那年还是和他一起去了川越的少年刑务所，向近千人的受刑者打招呼，并为在北丸科学院举行的改造成果会剪彩。
敷田说如今想做检察官的人正有减无增，你能不能拍些让大家了解和理解这工作的电影？
“拍检察工作并不难，检察官都是一些工作严谨的人。我拍过近200部片子，只有《追捕》是刑侦片，但也不是检察官的工作内容，检察工作的精华如搜查取证等，都是幕后的，而且不宜公开，电影也难以表现。”
“看来没希望了。”他有些沮丧。我们商量着，两个人要去旅行，实现小时候的梦想，一路谈天论地，收一本集子……
梦，就让它是梦吧，也许那样才是最美的。
圣诞的密码：TOCEP
【美】丹·布朗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过节传统，我们布朗家也是如此。每逢圣诞节，我们家总是少不了美味佳肴、歌咏自娱、色彩斑斓的礼物和绞尽脑汁的密码。
是的，密码。
小的时候，我们几兄妹每年圣诞节的早晨总是少不了要搜奇探宝。每次找到圣诞树下的最后一份礼物后，我们都清楚，家里的什么地方还藏着一个“大”礼物等着我们去搜寻，而确定这个礼物所在的唯一希望，就是一个密码提供的线索。密码通常是放在一个长长的信封里，信封通常是放在高高的圣诞树上，我们是够不到也摸不着。
有一年圣诞节，藏密码的信封里装着一个特别让人难以捉摸的寻宝线索，我们兄妹几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就是那个圣诞密码：TOCEP。（事实上，?达·芬奇密码?第111页上的情节就是直接受到这个寻宝线索的启发。）
那年，正好有个交换的留学生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叫碧，来自南非，我们对美国圣诞节的那种狂热的期盼搞得她都有点难以忍受，这也可以理解。但她还是非常热心地和我们一道装饰房屋，唱歌跳舞，烹煮食物，这使得那个节日对我们来说就倍感特殊。圣诞节的那天早晨，所有的礼物都见分晓后，父母亲怀着极大的喜悦心情，把那个神秘的信封交给了碧，并把布朗家的寻宝传统一五一十地向她说了一遍。
竟有这样过节的，碧看上去很惊奇，她兴奋地打开了信封。信封里面的那首诗说，今年的寻宝首先要找到藏在屋子各处的五个字母。从诗的最后一节我们知道，第一个要找的字母是“T”。
遍寻角落找一个字母，
这的确很难寻觅，
在你仔细查找的各处，
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T”。
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T”？
我的小弟弟最先猜出了个中究竟，他一跃而起，径直奔入厨房。我们也鱼贯而入，只见他拎起一个凳子，拖到吃早饭的角落，爬上台子，一把拿过妈妈装着一包包茶叶的小盒子。果然不出所料，里面的一个精美卡片上写着字母“T”。
真是妙极！
从字母“T”这里，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线索，这一线索巧妙地把我们引领到了地下室，我们在那里找到了粘在形状像“O”的呼啦圈的字母“O”。
又是绝顶聪明！
地下室的一些线索指引着我们在房屋的各处又寻觅了一番。我们在厨房里找到了字母“C”，原来塞在维生素“C”的小瓶子里。我在衣帽间找到了字母“E”，就藏在我的埃克赛特垒球队的队帽里（Exeter就提供了这个字母）。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四个字母（T—O—C—E），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离猜破那个神秘的礼物不远了。我们希望这第五个字母，也就是最后一个字母，能一下揭开谜底。然而，找寻这最后一个字母的线索却让我们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要找的这最后一个字母，
没法说有多么容易，
它就藏在一个特殊的房屋，
那很自然地提供了一个“P”。
一个特殊的房屋很自然地提供了一个“P”。
我在食品室里把罐装豌豆仔细审视了一遍。没有。
我的小弟弟在卧室里把自己的菲利斯牌帽子搜查了一遍。没有。一个给“P”提供的自然之所？
这回，是碧，我们那个交换留学生（他已经学会了不少美国俚语）突然气喘吁吁地站起身来，一下子冲到了楼上。一时间，我们兄妹几个还以为她哪儿不舒服呢……但我们随后就听到她高兴地尖叫起来。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了楼上，发现碧在洗手间里，正歇斯底里地笑呢，一边还用手指着马桶。我们定睛往里一看，在那儿，我们太高兴了，我们找到了字母“P”，就粘在马桶的内侧。
太好玩了，我们四个孩子笑得在地板上滚作一团。当然了，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的父母亲。终于，我们总算能喘过气来，便赶忙回到起居室，开始破解这五个神秘的字母。
T—O—C—E—P？
我们把这五个字母摊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
T…O…C…E…P？
我们看不出任何意义。
这回是小妹瓦莱丽最先看出了门道。她不敢相信地转过头看着父母亲。“不可能。”她喊道，“真的吗？”
父母亲莞尔一笑。“是真的，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小妹瓦莱丽凯旋般地把T—O—C—E—P这五个字母重新排了序，我们几个则心醉神迷地注视着……
他竟拼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单词：EPCOT！刹那，四个孩子在起居室里翩跹起舞，又唱又跳，欣喜若狂高声喊叫，唱起了：“埃普考特，埃普考特。”连我们的交换留学生碧都听说过沃尔沃特迪斯尼世界埃普考特（Epcot）中心。她也和我们一道跳了起来。我们的美梦成真了！第二天早晨，我们一个不剩，都登上了飞往埃普考特的航班。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圣诞节。
我曾经的读书梦
莫言
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上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成功，很可能成为终身伴侣；如果话不投机，大家就各奔前程。在我的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是长生不死的，他的肉体当然也与常人一样迟早要化为泥土，但他的精神却会因为他的作品的流传而永垂不朽。
几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在故乡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顽童时，就开始了阅读生涯。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书籍是十分罕见的奢侈品。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那十几个村子里，谁家有本什么样的书我基本上都知道。为了得到阅读这些书的权利，我经常给有书的人家去干活。我们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这套书好像是在讲述两千年前的中国历史，但实际上讲述的是许多超人的故事。这样的书对我这个整天沉浸在幻想中的儿童，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为了阅读这套书，我给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阅读这套书两个小时，而且必须在他家的磨坊里读。我读书时，石匠的女儿就站在我的背后监督着我，时间一到，马上收走。如果我想继续阅读，那就要继续拉磨。那时在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钟表，所以所谓的两个小时，全看石匠女儿的情绪。她情绪好时，时间就走得缓慢；她情绪不好时，时间就走得飞快。为了让这个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到邻居家的杏树上偷杏子给她吃。像我这样的馋鬼，能把偷来的杏子送给别人吃，简直就像让馋猫把嘴里的鱼吐出来一样，但我还是将得之不易的杏子送给了那个女孩。当然，石匠的女儿很好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总之，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把我们周围那十几个村子里的书都读完了。那时候我的记忆力很好，不但阅读的速度惊人，而且几乎是过目不忘。至于把读书看成与作者的交流，在当时是谈不上的，当时纯粹是为了看故事，而且非常地投入，经常因为书中的人物而痛哭流涕，也经常爱上书中那些可爱的女性。
我把周围村子里的十几本书读完之后，十几年里，几乎再没读过书。我以为世界上的书就是这十几本，把它们读完，就等于把天下的书读完了。那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劳动，与牛羊打交道的机会比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多，我在学校里学会的那些字也几乎忘光了。但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成为一个作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15岁时，石匠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她扎着一条垂到臀部的大辫子，生着两只毛茸茸的眼睛，一副睡眼蒙眬的样子。我对她十分着迷，经常用自己艰苦劳动换来的小钱买糖果送给她吃。她家的菜园子与我家的菜园子紧靠着，傍晚的时候，我们都到河里担水浇菜。当我看到她担着水桶、大辫子在背后飞舞着从河堤上飘然而下时，我的心里百感交集。我感到她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女人。我跟在她的身后，用自己的赤脚去踩她留在河滩上的脚印，仿佛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脚直达我的脑袋，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我鼓足了勇气，在一个黄昏时刻，对她说我爱她，并且希望她能嫁给我。她吃了一惊，然后便哈哈大笑。她说：“你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痴心不改，又托了一个大嫂去她家提亲。她让大嫂带话给我，说我只要能写出一本像她家那套《封神演义》一样的书她就嫁给我。我到她家去看她，想对她表示一下我的雄心壮志。她不出来见我，她家那条凶猛的大狗却像老虎似的冲了出来。
前几天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我曾经说，我是因为想过上一天三次吃饺子那样的幸福日子才发奋写作的。其实，鼓舞我写作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石匠家那个睡眼蒙眬的姑娘。我至今也没能写出一本像《封神演义》那样的书，而石匠家的女儿也早已嫁给铁匠的儿子，并且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
崔永元
1971年，我八岁，小学一年级。我读的是农村小学，我的同学也大多是农村孩子。二十多年后，我想起他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淳朴和可爱。值得自豪的是，那时学生承受来自学习的压力远没有今朝这般沉重，有了悠闲你才能觉出天很蓝，水也很清。
学校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井，井口和珍妃跳下的那口一般大小。传达室刘大爷身兼数职，下课前，他会从井里打出两桶水来。上课或下课都听他摇铃铛。刘大爷长得很凶，烟也吸得很凶，但他通常是笑，一笑，烟便从嘴角溢出，飘在空气里。学校是个大四合院，传达室设在院门口，每天到了门口，一迈上台阶，闻到浓烈的烟味，就意味着今天的学习开始了。学习的事如今基本上都忘了，隐隐约约只想起了几件。
一次是语文观摩课，由年级组年纪最大的常老师为我们授课，外校的老师观摩。这事很重要，所以要提前几天彩排。
我被指定读课文的前一段，课文的名字是《一条破棉絮》。我怯生生站起来：一条破棉絮……
常老师打断道，这怎么可以，这是一篇控诉旧社会罪恶的课文，应该怀着深厚的感情来读，来，跟我念。
一条破棉絮。
一条破棉絮。
我始终没听出，两条破棉絮有何不同。
正式上观摩课时，常老师亲自念了课文的大半。我印象中，她的声音很厚实，略有些沙哑，因而很有感染力。我们坐在下边，情绪很激动，因有人围观，也很紧张，感动加紧张，整整一堂课，心都在怦怦跳。
印象最深的就是音乐课了，学了多少歌无法统计，只是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脑海中总能浮现当年的场景：放学后，文艺骨干围在院子当中，大树下程老师一挥手，歌声飞上了天。
程老师视力不好，似乎是严重的斜视，总搞不清他在看谁。头发花白，永远是一身深蓝色的制服，领子旁边的肩上永远有粉笔末。
除了歌，还有舞。每次逢年过节文艺演出，总在各班文艺骨干中一再挑选，自然是强中选强。节目也丰富，独唱、合唱、表演唱、天津快板、舞蹈都有。
我参加排练的是群舞《地道战》，构思很巧，二十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由于表演难度过大，经常出现满拧的场面，只好不断调换主要演员，最终我落选了。
其实，生活中安知非福的事情总有，那次盛大的演出，我最终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在歌舞剧《野营路上》中我扮演部队指导员。
故事并不复杂：解放军野营拉练，是日艳阳高照，战士们因供水不足口渴了，恰好路过老乡的甜瓜地，有人提议花钱买瓜，指导员我谆谆教诲，打锦州时我军住苹果园而不吃苹果，今朝我们路过瓜地也绝不吃瓜。这一幕被老乡看见，老爷爷摘了两筐瓜率孙子、孙女一路追将上来，群众非让吃，子弟兵就不吃，于是出现了一幕感人的场面。
我穿的是父亲找来的军装，他在部队做政委。父亲拿的大概也是部队小文艺兵的演出服，帽子尤其大，帽檐经常和眼睛不呈一个方向。戏的结尾是高潮。老大爷说吃吧，战士说不能吃，相互推让了几个来回，僵持不下时，指导员我迈上了一个台阶：同志们，让我们一起唱首歌吧。于是我指挥，歌声起。
歌声中，戏结束了。到傍晚入睡时，我还在想，那瓜到底吃没吃呢？二十年后，我把这道题出给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然。
演出格外成功，于是第二轮到附近的大队、部队、家属院巡回演出。到父亲所在部队演出时，他作为政委在我们谢幕后走上台逐一和演员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然也握了“指导员”的手。我印象中，我们父子正式握手只有这么一次。
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程老师的音乐课自然也成了观摩课，自然也有彩排。表演的是音乐基础教学内容，彩排时程老师先在黑板上画出台阶，标上1、2、3、4、5、6、7，然后叫起一事先指定的同学问，这是什么，那同学说，台阶。程老师纠正说，错了，这是音阶。又问，这念什么，那同学便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程老师又说，错了，这念哆来咪发索拉西。这段对答既机智又显节奏，是课堂教学鼓励参与的范本。
正式观摩时，意外发生了，程老师画毕台阶，标好数字，转身笑吟吟地发问，这是什么，那同学倏地站起居然紧张地说，音阶。一时间，课堂死一般寂静。后来请教过相声业内人士，行话称此为“砍牛头”；如能继续应答，脱离设计称为“现挂”。这等绝活儿，非大师所不能为也。
我在农村小学上了三年，后随军迁往市内。
我掰着手指称颂和感激这些一生一世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确是我的启蒙之师，常老师教我朗读要声情并茂，程老师教我唱歌要用心唱而不单单是用嘴。
班主任王老师更是教我们学认字也学做人，她让班里的一个后进生和我结成对子，让我们互帮互助。到了期末，这位农家子弟尝到了考试成绩优秀的乐趣，我学会了辨别麦糠和锯末的同时，还因帮助别人，内心升腾起崇高感。初写作文，王老师没因我写扫墓时用了“敲锣打鼓”字样而讽刺挖苦，只是问我，仔细想想，敲锣打鼓了吗？不久，我在另一篇作文中描写运动会，用上了“运动员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起跑线”，被她大加赞赏，当成范文。这些都使我体会到，成功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考上大学后，我曾揣着衣锦还乡的念头去看她。她真高兴，顺着梯子爬到家里的地窖去给我拿好吃的，当我看到拿上来的只是一盘廉价水果糖的时候，我掉泪了。我知道，她的日子一直很清贫，想一想，王老师已经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现在的学生真苦，虽然他们眼界开阔，知识也很丰富充足，那时的我站在现在的他们面前，只是个傻子乡巴佬而已。可他们真亏，他们没过上踏进校门还少有压力的日子，不可能每天在清澈的河边遍尝野果、吃自己摸来的鱼、一年享受四个假期，不可能花大量时间专门唱歌，不可能基本上不受老师批评，不可能错了一道5分的题却因卷面整洁又加5分而重获100分，不可能拍着胸脯说：“我受的是素质教育。”
我把写完的文章拿给同事看，他表情一会儿凝重，一会儿轻松。看罢，他发问，什么叫素质教育？我胸有成竹，素质教育就是一边学书本，一边玩。在书本上认字，在玩的时候学书本上没有讲到的人生道理。
我是不是显得既保守又落伍？
不说了，如果尊重个性，就应该允许一拨有一拨的活法。
下面这段文字，写给我自己所属的这拨。
“把枪交给吉尔吉，这次任务你不能去。”
“我真想把你扔到河里去。”
“你永远也过不了国境线。”
“吃心补心，吃肝补肝，吃眼睛眼睛发亮。”
“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我们的心中充满欢乐。”
想起来了吗？想起了什么？我敢保证，想起的那些，不管是什么，都是你的第一次。
什么叫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一边学书本，一边玩。在书本上认字。在玩的时候学书本上没有讲到的人生道理。
令人怀念的小馆子
威灵仙
我是个爱吃的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便默默地去吃一顿，胃里满足后，手脚就有了新力量。我有我的理论：饿肚子时和吃饱饭后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不一样的。而最利于发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地方，莫过于那些小馆子。最令人怀念的也是那些小馆子。
上大学的前两年，基本上混熟了学校附近的小馆子。到现在仍然记得东门胡同里那家东北菜馆的红烧日本豆腐和干煸豆角，8块钱一份，真正味美量足。老板娘大约50多岁，爽朗又利落，一张巧嘴，又爱笑，手脚勤快，永远生气勃勃。秋天的黄昏和朋友一道去，还没进门就被她搭住胳膊，指着我脚上的船鞋说：“姑娘，这样可不行，天冷了，脚上一定得暖和，要不然回头会生病的，可不能光图好看。”“要不然”的“然”字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临出门又是同样一番话，热情得过于直率，像是对待自己的姑娘一般，却并不惹人厌烦。
她家有一道菜，叫“勾魂媳妇”，用五花肉切成薄片，加花生和红辣椒爆炒，花生脆，肉极香，辣椒并不辣，只是一味脆与香。满盘红艳艳，热闹也热闹得俏。多年后，菜的滋味大都忘得差不多了，只是一想到“媳妇”总忍不住想到那老板娘，似乎她便代表着世俗生活的热闹与俏丽。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大约把我这辈子的拔丝地瓜都吃完了。一起吃饭的朋友最爱这道菜，每餐必点。于是我们便常常一边扯着细长透亮的丝，一边抱怨种种的不如意，似乎种种都是过不去的坎儿，苦恼极了，可是香甜的拔丝地瓜还照旧吃得。
其实那时并不怎么快乐。夏天的夜里，时常走很远的路去吃一顿饭。细细打扮起来，穿了好看的鞋子，却总是走在沙地上。下过雨的夜，燥热的暑气压在湿气下只令人更加不安，像压抑的青春和狂想。小馆子脏而乱，下了班的公交车司机坐满了周围的桌子，豁了口的大汤碗热气腾腾地端上来，男人们高声与服务员开着玩笑。一切像极了港台片中的镜头，我时常疑心他们中的某个人会突然掀翻桌子，然后展开一场火并。然而没有，他们只是疲倦而坦然地享受着他们的生活，也诧异而惊奇地观望着我的并没有什么好吃的菜，汤油腻的。回去的路仍然远，曲曲折折的小巷子到处是水坑和沙土，然而我却留恋到不行，宁愿走慢一点，再慢一点。到底还是走了出来，上了大街，一片令人不能适应的热闹与辉煌。
夏天的时候，烤串也很好。小城里有一种自助式的，摊子摆在树荫下，铁架和炭火就支在桌子上，剥着毛豆角和盐水花生，看细细的烟气腾起，闻着越来越浓的鸡翅香味……不知多少个黄昏就这样消磨过去。捧着圆滚滚的肚子往回走，打着饱嗝儿，头顶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一下子时光就成了过去时。
离开故乡，所有的分离都经过了争吵哭泣和决绝的铺垫，然后越走越远，在一个坚硬而陌生的地方慢慢扎下自己的根须。
三联书店后面有一个小小的云南馆子，那是到北京第二年之后常去的地方。冬天的夜纯是干冷，没什么风，一切都灰扑扑的，干净极了，也安静极了。这种时候最好捧一袋糖炒栗子，找个小小的馆子，喝那么一两杯小酒。云南馆子有一种好喝的米酒，冰过之后清凉甘甜，配热腾腾的鱼刚刚好。更妙的是，店主不炒菜的时候还会主动抱一把吉他在桌子边唱歌，唱完之后随手又把吉他递给吃饭的人：“你来！”似乎我们只是到他家跟他一起玩一样，愉快而坦诚。
有一回吃完饭要走，正赶上他有朋友来，非拉着我们不让走，说是彝族新年，一年最热闹的时候，一定要多坐一会儿。酒喝到半夜，对面圆圆脸的男生抱起吉他唱歌：“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美的声音，温柔又有力，疲倦又执拗。一切都舍不得放手，又似乎一切都漫不经心。他淡淡地唱着，没有人问他想起了谁，唱完后递过一瓶酒，大家继续往下唱。
又两年过去了，那一晚温柔的声音，始终令人无限依恋。
疲惫的秋夜，一个人在住所附近的小馆子吃烤串，堆了半桌的鸡骨头。有人推门进来，一个壮而胖的中年人，戴一顶巴拿马帽，穿着仿旧的美式飞行员皮夹克，抱一把独奏吉他。“点一首歌吧，点首老歌？”他像开玩笑一样问。
“?往事只能回味?吧。”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唱得用力极了，可是太卖力了，耀技的成分居多，不见一点真心。我失望极了，却也只好默默听完，也不知道是不是该给他钱，窘极了。只好转身去跟老板要了瓶啤酒，冲他扬扬手，将啤酒放在桌角：“请你的。”然后便出了门。
还没来得及走很远，又听到身后的歌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没有任何花哨，就那样随随便便唱了，却妥帖而自然。啊，他看出我不喜欢前一首。在门外听了半晌，并不想再回店里，就在歌声里回家去。秋夜的风真是凉啊！生命这样短，世界精彩又无奈，谁没有一两件心事？还好，夜里总有一两家小馆子亮着温暖的灯。
?牛虻?：我无法释怀的爱情
何畅
那个乌云渐渐四合的下午，天暗暗的，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里，安静地品尝她的声音，“Spring；Summer；Autumn；Winter……”我跟着哼唱，入神地看着她。她的眼睛深深的，亮亮的，像熟透饱满的黑葡萄粒，散放着恬柔美丽的光。
我喜欢上她的英语课。和其他教过我们的老师不一样，她有时会在课上用一种低低的厚厚的却极其轻柔、略带着中音的嗓子，唱一些好听的英文歌给我们听。20出头的她，对我们这些刚上初中的孩子，刚好是一个大姐姐的年龄。
那天课后，同学们都飞快地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我坐在那儿，不知为何却不想回家。她收拾教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问：“你要不要到我办公室里坐一会儿？”
我点点头，跟在她身后去了办公室。
大概是要下雨的缘故，整个外语教研组办公室，就只剩下了她和我两个人。她整理办公桌，我看到桌上有一本书，封面上大大地写着两个字：?牛虻?。当时我以为那个字读“氓”，她立刻纠正了我，并打开书的最后一页，读出声来：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因此我现在必须履行‘告诉你一切’的诺言……至于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上刑场，好像一个小学生放假回家一样。我已经做了我应做的工作，这次死刑判决就是我恪尽职守的证明。他们要杀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能够这样，还能再有什么别的心愿呢？”
我听得傻了，她有声有色的朗读，把我带入了一个懵懂神秘的世界。
“我是爱你的，琼玛，当你还是一只丑小鸭，穿一件花格子罩衫，背拖一条小辫子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我现在仍然还爱着你。”
我想告诉她：“你读得可真好。”可我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我的全部思想已经沉浸在她朗读的那个世界里去了。
“无论我活着，
还是失去生命，
都将是一只，
快乐的牛虻！”
合上书的时候，我看到她黑葡萄粒一样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闪动。
看着我好奇的眼光，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牛虻，他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但是我要找他，哪怕走遍天涯海角，哪怕他即将失去生命，我也要找他那样的人，嫁给他。”
外面已经开始下雨，很大。她让我背好书包，拿了伞送我回家。“走吧，”她说，“不然你爸妈会着急担心的。”
我们很快期末考试了，再开学时，她已经不在学校任教。那年恢复全国高考，听说她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来，再无她的消息。
初中即将毕业时，我在二姐的枕头下面发现一本《牛虻》。于是，那个夏天，那个乌云四合、大雨如注的下午，突然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趁她不在，我贪婪地读了起来。
19岁的亚瑟，有着“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和娇小的手脚，身体各个部位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格外分明”。他还有着深蓝色的、梦一般神秘的眼睛，有着纯真的感情和热气蒸腾的理想。跟随着英国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脚步，进入到牛虻的世界时，我慢慢沉浸在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与伤悲中。无论是开始那个有着欢快步伐的少年亚瑟·勃尔顿，还是后来那个经历了重重磨难，受尽身心折磨的里瓦雷士，都让我痴迷。那时的我正处在一个试图辨别人世善恶并试图思考人性善恶的年龄，同样热情、真诚，认为世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有因有果，人与人之间应该清澈透明、简单而美丽的。因此，当我看到亚瑟在得知敬爱的神父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冒充神父的警方密探在他忏悔时诱骗他透露了战友的行动计划和名字而致使他们锒铛入狱，青梅竹马的恋人琼玛也不再相信他……他必须选择远离他们，开始颠沛流离、坎坷艰辛的生活时，心便痛楚地扭结起来。再读到13年后重回意大利，亚瑟已经炼就成为刚强、无畏的革命者里瓦雷士……为了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他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琼玛在牛虻的遗书中看到了他们儿时熟稔的小诗，才知道，牛虻就是自己曾经爱过的亚瑟，他们就那样擦肩而过，用死亡作为了离别的方式……我早已泪雨滂沱。
我想到了英语老师，想到了我去她办公室的那个下午，想到了她读书、说话的样子。当时的她，在我眼里就像一阵不可捉摸的风，一团解不开的谜，一个握不住的影子，一个瞬间消隐的梦中之梦。可是，看完那本书，我突然间明白了她理解了她，好像我们是千年的好姐妹好朋友，我们心心相通。那一晚，我一直都没睡着，一直在伤心地流泪——我的心被《牛虻》填充得满满的，和我的英语老师一样，我坚定地爱上了他。
在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牛虻微笑着去了。然而，他对生命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他钢铁一般的意志与极富感染力的人格魅力却永远留了下来。从那以后，牛虻成为我生命中一面飘扬的旗帜。岁月在静默的无言中流逝着，而我，一直在心中存留着关于亚瑟与琼玛，同时也是我对于牛虻的无法释怀的爱情。
“无论我活着，
还是失去生命，
都将是一只，
快乐的牛虻！”
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
绿妖
1992年我在上技校。课本上往外蹦的都是干巴巴带着静电的词儿：高压电、涡轮增压、线圈电流……这些词完全不进入我的记忆系统。最大的慰藉是跟朋友互相写很长的信，除了开头一两页，后面十几页全是抄书、抄诗、抄歌词。那时大家都穷，买到一本书，自己看完，就很小心地走平邮，传给最好的朋友看。但每个月也只能买一本书。所以这封包着书的平邮，如果路上丢了，就会悲痛万分。周末晚上，跟宿舍女孩去跳舞。穿着十几块钱做的黑裙子，化了妆，粉很劣质，一边走一边感觉它在往下剥落。深夜回宿舍，照照镜子，把脸洗干净，连舞厅也不去了。那两年，世界于我，是一个黑白默片，我经常听不到别人叫我。这时听到BEYOND。
街头的磁带店，十块钱一盒。盗版七块。他们的是七块。一个钢琴前奏，清冷如雪，“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看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我写那么多，试图使你知道，音乐响起，鼓和贝斯，重重的节拍合着心跳时我的感受。那时没网络，对一个遥远歌手的了解只能靠磁带封面，印刷模糊的一张四人照片。我努力分辨，也无法知道谁是黄家驹。但他们的歌，像一个午夜太阳，清冷冷灰蒙蒙地出现在我更加灰暗的生活里。虽然是冷光，却也有温度。
1996年，用工资买了当时罕见的VCD，三碟连放，5500元，是生活中的奢侈品。看演唱会。这时候，才知道哪个是黄家驹，原来不是那个长头发的。歌里有些词反复出现：空虚、灰色、被逼、挣扎、唏嘘。那正是少年荷尔蒙最旺盛时的共通感受，用一句他们的歌词形容就是：总有挫折打碎我的心，不会放弃高唱这首歌。你要问我：不放弃什么？我答不出。我只知道，活着不止眼前所见，一定还有另一种。那是他们在音乐里制造的一个“远方”。
短头发的黄家驹，抱着吉他在舞台上欢乐地跑来跑去，跟人飙琴。他穿一件金色背心，汗一滴滴落在棕色的皮肤上，也是欢乐的。
我身边的年轻人，没有不喜欢BEYOND的。表弟借走VCD，很快，隔壁响起他大声跟着唱的声音：“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地方，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同年，因为有VCD机，家里开了一个露天卡拉OK，记得是三块钱唱首歌。表弟雀跃道：太好了！把BEYOND拿去放吧。我感觉被背叛：这怎么行？！他困惑地：可是……那再买一张好了，拿新的去放总可以吧。但对我来说，无关新旧，这音乐是神殿，怎能用于卖钱？
还是被拿到街头播放，点唱率超过张国荣张学友刘德华。无聊的男生们骑着摩托过来唱首歌，骑上车沿县城转一圈，再回来唱。这是他们下班后为数不多的娱乐。县城的生活是很枯燥的。唱这些歌时，平时愣呵呵的男孩子，紧紧咬着挣扎、愤怒、空虚、自由这些词儿，手攥成拳头，一下一下地重重挥舞，脸变得有些狰狞。这时他们真好看啊。
2012年，看王小妮《上课记》，她的学生很多来自农村、县城，读过的作家里排名最靠前的是路遥和余秋雨。后来她发现，只要放BEYOND的歌，大家冷漠的眼神会集体闪亮。我想象那画面，以及那些，不曾谋面但已知道他们过去的少年，他们的空虚、愤怒、挣扎，他们的远方在哪里？我该为黄家驹仍未过时而欣喜，还是悲哀？
很多年里，我为成长的贫瘠荒凉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不能在小时候就听到莫扎特，看到《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但这就是命运，给你什么你只能双手接受。年纪渐长，我开始想荒凉何尝不是一种营养。当然，它不通向优雅光滑的人生，但它给予的粗粝中饱含力量。少年时，上天没给我莫扎特，而是黄家驹，但我同样喝到了生命最初的那一口水。对一个少年，这就够了。
铁箫声幽
宗璞
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旧书虽念得不多，还知道些；西书了解不深，总也接触过。精神尚不贫乏，肉体未受虐待，经历更是非凡。我们的生活很丰富，其中有一项看来普通，现在却让人羡慕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我们有兄弟姊妹。
传统文化讲五伦，其中之一是兄弟。常听见现在的中年人说，他们最羡慕别人有兄弟姊妹。想想我的童年，如果没有我的哥哥和弟弟，我将不会长成现在的我。
我们兄弟姊妹四人，大姐钟琏长我九岁，所以接触较少。哥哥钟辽长我四岁，弟弟钟越小我三岁，我整个的童年是和哥哥、弟弟一起度过的。抗战胜利，我们回到北平，回到白米斜街旧宅中，这座房屋是父母的唯一房产。有一间屋子堆满了东西，和走的时候完全一样。
那时冬日取暖用很高的铁炉，称为洋炉子。烧硬煤，热力很大，便有炉挡，是洋铁皮做成的，从前常在上面烤衣服。我们看到那铁炉依旧，炉挡依旧。最有趣的是炉挡上面写了两行字，也赫然依旧。这两行字是：“立约人：冯钟辽、冯钟璞。只许她打他，不许他打她。”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失笑。父亲说：“这是什么不平等条约！”那时哥哥已经去美国求学，那条约也因炉挡的启用擦去了，他没有再见到我们的不平等条约。
我已不记得怎么会立下了不平等条约，好像全无必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不过，这也是一种姿态。另有些事倒是历历如在目前。清华园乙所的住宅中有一间储藏室，靠东墙冬天常摆着几盆米酒，夏天常摆着两排西瓜。中间有一个小桌，孩子们有时在那里做些父母不鼓励的事。记得一天中午，趁父母午睡，哥哥在那里做“试验”，我在旁边看。他的试验是点一支蜡烛烧什么东西，试验目的我不明白。不久听见母亲说话。他急忙一口气噗地吹灭了蜡烛，烛泪溅在我身上。我还没有叫出来，他就捂住我的嘴，小声说：“带你去骑车。”
于是我们从后门溜出。哥哥的自行车很小，前后轮都光秃秃没有挡泥板，但却是一辆正式的车。我总是坐在大梁上左顾右盼游览校园。哥哥知道我喜欢坐大梁，便用这“游览”换得我不揭发。那天的“试验”也就混过去了。
后来我要自己骑车了。我想那时的年纪不会超过九岁，大概是八岁。因为九岁那年夏天开始抗战，我们离开了清华园。我学会骑自行车完全是哥哥的力量。那时在清华园内甲、乙、丙三所之间有一个网球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过网球，只在地上弹玻璃球。我在这场地上学骑自行车，用的是哥哥的那辆小车，我骑车，他在后面扶着座位跟着跑。头一天跑了几圈，第二天又跑了几圈。我忽然看见他不跟着车了，而是站在场地旁边笑。我本来骑得很平稳了，一见他没有扶，立刻觉得要摔倒，便大叫起来。哥哥跑过来扶住车，我跳下来，便捏紧拳头照他身上乱捶。他只是笑，说：“你不是会骑了吗？”
到昆明以后，哥哥上中学，我和小弟上小学。我们所上的南箐学校因为躲避日机的空袭，迁到昆明郊外岗头村，我们都住校。家还在城里，后来家迁到东郊龙泉镇，我们又在城里住校。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总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在周末从乡下走进城，或从城里走到乡下，一次的距离大约是20里左右。我们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说话，讲故事，猜谜语，对小说的回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讲自己创作的故事，轮流主讲。
我上联大附中时，一度在城里住校。那时联大附中没有宿舍，甚至没有校舍，都是趁别人不用教室时上课，有时就在室外树下上课。有一段时间，不知是借的哪里的一个大房间，大家打地铺。一次我生病了，别人都去上课，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妹。”是哥哥的声音，睁眼只见他蹲在我的“床”边。他送来一碗米线，碗里还有一个鸡蛋。
我家有一只铁箫。
那是真正的铁箫。一段顽铁，凿有七孔，拿着十分沉重，吹着却易发声。声音较竹箫厚实、悠远，如同哀怨的呜咽，又如同低沉的歌唱。听的人大概很难想象这声音发自一段顽铁。
铁质硬于石，箫声柔如水；铁不能弯，箫声曲折。顽铁自有了比干七窍之心，便将美好的声音送往晴空和月下，在松阴与竹影中飘荡，透入人的躯壳，然后把躯壳抛开了。
哦，还有个吹箫人呢，那吹箫人，在哪里？
吹箫人可以吹出不同的曲调，而铁箫只有一个。
是谁制作了这只铁箫，制作了这只可以从箫声和箫的本身引出许多联想的铁箫？那就是我的哥哥——冯钟辽。
箫属于中国文化，可以引起许多中国式的联想。都是陈货，也就不必说了。制箫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也许也曾有过铁箫，但是我不知道，只能说哥哥的这一只。铁箫既是乐器又可以做武器，我常想最好能有一位女侠，用的兵器是铁箫：抡圆了可以自卫救人，扫尽人间不平事；吹响了可以自娱娱人，此曲只应天上来。也许哪天真写出一篇没有武功的冒牌的武侠小说来。
在昆明时生活很艰难，最常用的乐器只是口琴。箫、笛虽也方便，却少人吹。母亲在乙所时便吹箫，到昆明后得了两只玉屏箫，声音很好。母亲时常吹奏的乐曲是《苏武牧羊》。哥哥制作铁箫便是受竹箫的启发，用一根现成的废铁管，根据一点点中学物理知识，钻几个洞，居然可以吹出曲调，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在清苦的日子里，使得生活充实而丰富。
那天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荞麦
1999年的夏天，世纪末的告别。说起来，那是我此生唯一能经历的一个世纪末。高三结束的暑假，皮肤晒得漆黑，知了没完没了地叫，还有铺张的阳光……但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新生的快感：终于告别了暗无天日的高中时光，可以去读悠闲的大学了。因为填报志愿保守，数学考试发挥不好，考上的大学并不令人满意，但都无所谓了。只要能熬过那段时间就是胜利。只要没有掉队，没有被扔进不可想象的结果中（落榜或者重读）就是胜利。
迈上崭新旅途的一个仪式，便是烧掉秘密抽屉里的所有信件。宁静得没有一丝风的午后，我在屋子后面的树荫下，挖了一个不大的坑，准备好了火柴。
信件那个时候在乡下是多么奇特的东西啊。初中时任何一封无意义的信件都会让我兴奋很久，也让老师们惊恐莫名——信件！老师们都会先拆开看一遍。但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很多，几乎没有人会给我们写信。信件简直是神圣的。
高一刚开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人都有初中同学来信，我内心羡慕，却想不出有谁会寄信给我。结果还是收到了信，别人递过来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写信的人在情理之中，但我却也没有预料到。他是初三时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早晨站在前面给全校领操，手臂伸得笔直，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把自己绷得那样直。一起出黑板报的时候，他趁别人不注意，笑眯眯地看着我，一边快速在黑板上写了我的名字，又迅速擦掉了。
他给我写信，字体宽大工整，内容乏味。而我回复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这种通信行为，免得成为一个收不到信的可怜人。那是高一，每个人都在跟初中同学恋恋不舍地写信，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高中的新生活慢慢展开，旧相识很快变得无话可说。有一天我回最后一封信给他，敷衍说：“学业要紧。有缘再见。希望以后我们能上同一所大学。”内心当然觉得不可能（谁知道后来他真的跟我上了同一所大学，并且在我肌肉拉伤时送来两张信纸，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写的是——肌肉拉伤要注意的若干事项）。
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的桌上堆满了信件。
当时我只觉得莫名其妙，打开信件读了几封才知道是因为我投稿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发表在很多高中生都会订阅的一份作文杂志上，并附有通信地址。我被那么多信件震惊了，心情澎湃地连夜给全国各地的人回信。第二天，更多的信件摆到了我的桌子上。班主任站在讲台上面冷冷地看着我和我面前的信件。
连续几天之后，我已经不想再给任何人回信，也不再拆开那些信了。信件多得变成了负担。来信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好久之后我去传达室玩，还偶然看到一堆班主任扣住扔在那边的信。我也没有拿回来。
信件就是这样慢慢失去了魔力。我一下子被陌生人的好意喂饱了。
把这些信烧掉，没什么可惜的。扔进火里，一会儿就成了灰。我很认真地烧，每封信都拆开，先烧信封，再一张信纸一张信纸地烧掉。
最后烧到Z写给我的几封信。其实我们在同一个城市，没有必要写信。但是，你知道，信件是一种古典的抒情。
Z陪伴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阶段。经过高三上学期漫长的炼狱之后，到了下学期我们整个班级都存在一种崩溃的情绪：快结束吧，随便怎样。有一度我们几个人已经处于放弃的状态：东游西荡，找各种东西消磨时间，对高考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我迷恋一本关于游戏和漫画的杂志，就是在那上面，我读到Z写的文章，署名后面竟然还留着电话。
通过两通电话的愉快闲聊之后，我们见了面，打了一次羽毛球。大概源于我的情绪压抑，急需排解，每个周末有限空闲的下午，我们便会约了一起游荡，随便聊些什么。他说有一家面店很好吃，只是很远，我们好像去吃过一次，想来却宛如梦境：我们真的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吃过一碗面吗？
但我确实记得两个人曾经在微微春雨中跑去看油菜花，他还帮我带了一副望远镜。结果雨越下越大，我们便站在屋檐下躲雨，看着春天里的麦田。在回忆中，这一切像是一部悠长而没有结尾的日本电影。我并不觉得那是恋爱，只是读书读得快厌倦死了的叛逆行为。
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男生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Z写的。写到他在楼下的操场上，仰头看着这一排教室的灯光，想到我就在其中一间的灯下……
那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后来还有好几封类似的：情意绵绵又语焉不详。
我把他写的信都认真看了一遍，有些还读了第二遍，然后我一咬牙，统统都扔进了火里。扔进去的瞬间，一种轻松和对自己决绝的赞许油然而生。
就是那个暑假，Z骑着自行车，从市区出发，花了半天的时间，经过遥远的路途，问了很多人，竟然找到了我乡下的家。快到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匆匆跨上一辆车，在半路截住他。我们站在炙热的太阳底下，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他满头大汗，似乎有很多话想说，而我只是劝他回去。于是他无奈地站了一会儿，便掉头又骑着自行车踏上漫长的归途。
那年我才18岁。今后我将收到更多的信，会有更多的人来爱我。当时我毫不怀疑这些：新生活即将开始，我会去更远的地方，过一种不可想象的生活。
我想起那天午后，还年少的自己趁大人们都不在，默默在树下埋头烧信，心怀着少年的冷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烧信的我并不知道，今后漫长的时间里，我也不过收到过寥寥几封信，并且也都遗失或者损毁了。我更加不知道，几年之后，人们已经很少提笔写信，纸质的信件成了旧时印迹，一个按钮就可以删除所有的电子邮件。
到如今，邮局早已不再神秘，而是变得暗沉、空旷，座位上坐满老年人。即使电子邮箱那么方便，我们也并没有像《电子情书》里面的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一样写电子邮件互诉衷肠。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变得更为简洁，只需要微信、微博上短短几句话即可。
作家阿乙在一篇写给“实体存在的人”的信中，最后说道：有一天，我不识字的妈妈翻出来看见了——我很奇怪她怎么就知道这是情书——她说：“将这些烧了吧，免得以后女子看见不好。”我便将所有写给你的信烧了。烧的时候感叹号四溅，我感到痛惜，心想以后你要是回头找我，我如何提供这么多年还在爱你的证据啊。
多年之前，被未来蛊惑的我没有能想到这些：我们如何给未来的自己提供证据？证明你曾这样被爱过，或者爱过别人？
我什么都没有想，只是一封一封地，烧掉了。
1980年，我的大学
格桑亚西
28年前的整个8月，我是在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绪中度过的。
高考已毕，尘埃落定，志愿也稀里糊涂地填过了。听大哥说学经济好，吃香，就狂选有“经济”二字的院系专业，重点非重点，一口气整了14个。远到北京，近至成都，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政治经济，一水的经济，满纸的经济，梦话都在吼经济。
其实当年的我，对经济的内涵完全懵懂无知。生在偏远的县城，又逢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孤陋寡闻，印象中和经济相关的是一种劣质香烟，就叫经济烟，九分钱一包。
高考和志愿决定命运，老师说事关今生穿皮鞋还是草鞋，不得已写了那么多的经济，眼前生动的，倒只有名号经济的烟卷，心里悄悄向往的，还是朝阳桥、牡丹，而中华，太高不可攀了，索性不去想。
该做的都做了。余下就是两个字：等待。
8月的故乡，和过去一样，中午燥热，早晚凉爽，东灵山多雾，大渡河汹涌。终于可以不做假期作业，不写作文，不解方程。处于暂停状态的我，第一次有了边缘人的轻松，也有了边缘人的闲愁。
徜徉在熟稔的山水田间，心中淡淡的，就有了些惜别的情愫。朦胧又有些清晰地知道，中学时代怕是无可挽留地要永远结束了，在家里的日子也是不会太长了，年龄不大，竟少年老成地生出些明年今日我在何方的迷茫，还有惆怅，当然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生活的新奇、向往，当然也有万一落榜的恐慌。
然后，8月末的一个下午，完全没有预兆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平静地送到了我的手中。录取我的学校在北方，很远。报到的时间很近，3天以后就得上路。
赶到小县城仅有的裁缝铺做衣服，我们的匆忙把老裁缝也弄得紧张起来。草绿色涤卡上装、米黄的确良长裤、老羊皮大衣，铺盖，枕头，粮食关系，副食关系，全国粮票，户口，车票……忙忙乱乱的3天，一个个机关单位奔走，谈不上欢快，也没时间烦躁，我只是有些麻木地跟着大人们，机械地办理各种手续。
最后一个晚上，我是在闹钟的嘀嗒声中，辗转到黎明的。
母亲没有送我多远，她只是站在从小伴我长大的老枇杷树下，一遍遍地叮嘱着渐行渐远的我。走出好远，在黎明微弱的光线里，已经看不见母亲的身影，但还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一遍遍地应着，有些哽咽。
从我家到县城的车站有很长一段依山傍水的路，父亲陪着我，父子俩沉默地走着。
车轮转动，1980年的故乡沉默地留在我身后，我只来得及对着车窗外的父亲挥了挥手。从此关于我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那些山水树木，夜半雨后孤单的萤火虫，直立河中央的巨大礁石，冻红的双手，那些和一个贫寒的少年人有关的所有故事，都被我的故乡永久地悄悄收藏着了。
就这样由汽车而火车，黑白颠倒地摇晃了几天几夜。
斜挎一个黄色的帆布书包，穿一双簇新扎眼的草绿色胶鞋，小小的我有些神情恍惚地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我的入学通知书上，除了录取的院系和专业的名称，还有到北京后的乘车路线，其中的一句话让我一直很迷糊：到北京火车站后，转乘103路快车和332路慢车到魏公村站下车。我就琢磨，这大学可够远的，坐几天火车到了北京，还得换两次火车，并且学校大约是在一个村子里。
生长在偏僻小县城的我全然不知大城市的公交汽车也是要分快慢车的，至于魏公村，也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个挺大的镇。
好在走出北京站大门，我一眼就认准了夜色中一面红色大旗，上面是龙飞凤舞的金色的大字，书写着亲切的校名。旗下有笑意盈盈的脸，后面停着漂亮的校车。我努力摆脱迷幻的感觉，踉跄着走上前去，这一来，103和332都不必担心了。
校车飞快驶过宽宽的长安街，驶过天安门，我清楚地记得长安街和天安门在路灯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暖暖的橘黄色，行人和车辆都不多，整个气氛是静谧的。
我在学校里安顿下来了，但也渐渐感到一种陌生和孤独。天南海北来的同学，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和中学里最不一样的是再没谁管你，全靠自理。水土不服，鼻孔流血，饮食也不习惯，除了馒头还是馒头，一个月才8斤大米。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用一连串清脆卷舌的北京话大讲微积分，而在高中我是学文科的，每天在教室里坐飞机的感觉真让人沮丧。我甚至想要能转学回四川就好了，离家近，中学同学多。还有白米饭和回锅肉。
就因为想家和孤独，女生宿舍里上演过一个人哭了，其他人劝，结果连锁反应，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而后一层楼、一幢楼，哭成一团的故事。还好，我总算没有哭，但也仅仅是强忍着，若有个风吹草动，肯定就翻江倒海，泪如雨下了。
这种境况的改变是在10月的一个中午。
那天下课回来，情绪低落的我收到了好几封来信，有两封是中学女同学的，其中一位在信中写道：“听说香山的红叶很美，能否寄回几片……”
正是这几封来信使我猛然醒悟：我这是在上大学呢！胸前白色的校徽和大街上那些羡慕的目光都在提醒我，大学生的自豪感一下子充满了我16岁的心。接下来，我走出了初入大学的迷茫，真正融入了我的大学。
后来，在回家的日子里，我去了那个女同学的家。
我很惊异，昔日黄毛丫头如今已亭亭玉立，我们的相处是拘谨的，谈了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告辞出来后，同去的朋友说：“你注意到了吗，她的床头上大大地写着几个数字，100081。”
那是我学校的邮政编码。
斗转星移，人生若梦，二十多年的岁月就这样不露声色地流逝了，我的儿子也到了该读大学的年龄。
父母都不在了，当年那个和我一起彻夜不眠的闹钟已经老得不能再走动，但我至今仍然保留着。总感觉它是个有灵性的物件，尤其它曾精确地记录了我离开故乡的时间，也诚实地见证了我16岁以前所有的日子里，那些过早的辛酸和单纯的快乐。
我总在猜想，倘若有朝一日，我修好它，就在它的时针分针重新沙沙走动起来的时候，是否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或者万籁俱寂，月白风清，那该是昔日重来的序曲啊！那些逝去的亲朋，那些凋萎的花朵，那些枯死的树木，还有专属于1980年的所有浪花和云朵，它们必定在那一刻重新振作并鲜活起来，与我叙旧、握手，同我流泪、唱歌，而我最终必定会被一声声熟悉又亲切的召唤所吸引，我会形单影只地循着声音，走向那幽暗又温暖的远处，那是我1980年的母亲啊！她站在故乡的那棵树下，正在送别她最小的儿子离家，初秋黎明的寒气里，她有着模糊而苍老的面容。
怀念她，就像怀念发黄的日记
王开岭
人是。有些对别人很无所谓的事物，于自己却显得珍贵而且美好得不可思议。大概这和一个人的特殊心路有关，与其天生的敏感体质、生命类型、某个季节的精神气候有关。
邓丽君。
一个我深深喜爱的名字。我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充当她的报幕人：?小城之恋?、?在水一方?、?山茶花?、?独上西楼?、?再见，我的爱人?、?你在我梦里?……丝毫不会为公然赞美她而羞愧，更不惮被那些“阳春白雪”的音乐士大夫所嘲笑。
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她的使命是在一个普遍淡漠爱的年代里表达爱情。她的事业是让一抹黑衣女子的背影走过男人的窗外……
在单身的夜晚，在寂寞雨天，在合书小憩的午后，她的歌声从遥远的海岛踏雾而来，像颤动的丝绸，像袅袅皎月，像荷叶露珠，像飘逝的一叶扁舟……
不错，太甜了。但并非所有的甜蜜都堪称“甘美”，并非任何一种姿色都闪耀着泪光，含着颤抖的蕊。她是甘草和秋露的甜，苦难之夜的甜，不加糖的甜，荡气回肠的甜。不错，她太烂漫，甚至称得上轻婀与摇曳，但在一个绝少烂漫的灰色年代，一个黯淡而不见生动的枯槁岁月，这摇曳曾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惊喜和闪光……
其实，任何一个懂她的人，都会从甜中品出那份深藏的苦艾，从清冷和幽怨里读出那份善良与洁白，这正是我最感动的东西。一个妩媚的女人，一个易受伤的女人，一个欢颜示人的女人……却纤尘不染，一点不浑浊，不憔悴，不萎靡——多么珍贵！
她适于离情伤逝怀旧，适于游子的望穿，适于无眠灯下的昏黄，适于雨滴石阶，人在窗前的孤独……她是疾病时代的健康。恋爱里的恋爱。你我中的你我。
“邓丽君”，她使自己的名字听起来仿佛一曲词牌。凭歌声，凭她那如诉如泣的颤音，那深涧流瀑的心律，我断定她星光般的美丽。
她纯洁得永远像春天，像蝴蝶。躲进她的歌，就像躲进姐妹的长发，躲进母亲的旗袍里。
不必羞愧，不必。
有那么几年，每临深夜，我的功课即戴着耳塞，躲在被窝里听收音机。一个频率，或许是台湾吧，每逢黄昏的某个时分，总会播放她的歌，片头片尾都是。很多时候她是用粤语唱的，虽不甚懂，但对我来说，她已成了一道和月光，大海，思念……有关的女性背景。
我想，或许有一天，她会到海的这边来，带着她的长发和旗袍。
可，就在那一个深夜，1995年5月9日，大约凌晨1点钟，一个滚雷突然炸响：一代歌后猝然辞逝，泰国清迈……当晚的那档节目，全被一种黑天鹅的气息覆盖住了。她的歌，她的笑，她的柔软，她的耳语，她独特的颤声……
邓丽君邓丽君……
一部嵌进我身体里的柔软。一个我听了多年的女人。
她被上帝接走了。永远的“在水一方”。永远停在了海的那边。
如今，我怀念她，就像怀念逝去的青春和发黄的日记。就像怀念前世生生死死的爱人。
不羞愧。一点不。
我在无数场合听过有人唱邓丽君的歌，那些我黑夜再熟悉不过的词牌。亦无数次听见身边有个声音：“庸俗！”不错，是庸俗。很奇怪，为什么同样的调子，换了张嘴就成了庸俗？就像不是从生命而是从肚子里发出来的？但我想，若这指责是冲着邓丽君，我一定会愤怒，给他一拳。或者，那时我会把庸俗理解成一个很高贵很美好的词……
有年冬天，在北京，一间酒吧，朋友在向我淡淡地介绍一对朋友，他指着女子说：“就是她，大陆唱邓丽君最好的，曾有人拿她的歌做盗版……”我一惊，很用心地凝视那个女子。的确，她很像我记忆中的邓丽君的模样——精神模样。自始至终，她几乎不开口，只有气息，很安静很清淡，黑夜中薄荷的气息……后来，那女子应邀唱了一首，我深深震颤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由一个大陆女子的身上飘出来。不，不是模仿。她源自一具鲜活的青春的躯体，自然的，就像月光从海面升起那样。
那个阳光还算灿烂的下午，我的确感受到了一股来自当年黑夜的潮涌，一股角落里的苦艾的沁凉。感谢她。我相信朋友的话，邓丽君是一个密码，而她天生理解这个密码，所以很本色就唱出了她。其实，她只需唱出自己就够了。
她们是生命的同类，精神的姐妹。
走出酒吧的那一刹那，我被遽然刺来的阳光吓了一跳。闭上眼，我想起了我的收音机。它已经很老，退役多年了。
1976年的歌唱之美
王陆
一
前几天，看到一个法国片，叫LesChoristes。字面上应该翻译为《合唱》，不知是谁给译成了《放牛班的春天》。实在说，这个译名并不准，容易让人误解，但细想一想，放牛班的春天，这个名字比起法文原名来更有感情，更好。我想，一定是译者看完电影，受了感动，动了心思。只因为来了一个音乐老师，一群野孩子就开始有了歌唱，性情也跟着歌唱美好起来。这种美好的开始不正意味着春天吗？看到电影最后那个马图老师要离开学校，学生们从窗口向他投掷一张又一张写着错别字或音符的纸叠飞机，我的感情也随之翻跃。我想起我的音乐老师谷明坤。
电影里那个马图老师胖胖乎乎的，而谷老师不一样，他很高，很瘦，身骨和脸面都是有棱角的；马图老师的眼睛是圆圆乎乎的，和老母鸡一样，看着很暖和，而谷老师的眼睛是大的，是冷的，他喜欢看着天空，不大理会四周。我们第一次上他的音乐课，都很安静，可能是喜欢他英俊的样子，也可能是有点怕他冰冷的神气。那天，他先是讲革命音乐怎样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然后把大歌单挂在黑板上，教唱《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他要求我们唱这首哈萨克歌曲的时候要有力度感，唱到力量的时候要像松树，唱到美丽的时候要像蒲公英。什么是哈萨克风格，什么是力度感，我们都不懂。我那时调皮，就在下面喊：老师要不然你先给我们唱一遍吧，你怎么力度，我们就怎么力度呗。这下，男生和女生就跟我起了哄。谷老师慢慢拉开手风琴，高山淙流一样，然后突然一转，是667 1213236。紧接是一个优美的奔跃。他的歌声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坚定和高大，而是一股飒飒的风在丛林中起伏穿行。我们从小就唱样板戏，唱革命歌，都是比洪亮，比豪迈，比坚定，他却是那般姿态、那番味道，我们都听得很呆。
我至今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前面是“东方升起金彩霞，草原盛开向阳花。哈萨克青年有志气啊，萨丽哈”，后面是“哎耶耶耶，萨丽哈”。我还能记起那天的情景，他身上是一架破旧的红色手风琴，他的头发像火焰一般跳动。但那时，我们都是野小子，找不到美好的词汇来描绘他。但课后，我们议论他是议论最多的，说他最多的词是“邪牛B”。话是粗话，却是歆羡之意。我们还争着模仿他那种有节奏甩起头发的样子。班里有一个女生，是海军子弟，读了许多书，她说谷老师最像马雅可夫斯基。我们问她马雅可夫斯基是谁。她说马雅可夫斯基会写诗，也是卷发，也很帅，斯大林原来很喜欢他，后来就不喜欢了，他就自杀了。那是1976年的早春，我们都是十六七岁，对样板戏也好，对革命文章也好，必须学而又学，都挺腻烦的了，而深藏的心思却不可抑制，四处窥寻美丽的气味和表达的方向，凿凿之心甚至不惜一切。后来，老同学聚会，有许多女同学说，她们少女时心萌初动的方向就是谷老师那种样子、那种声音和那种气息，这种方向让她们很久都向前努力着。谷老师那时大概不到四十岁吧。
二
那个年月，学校是不怎么上课的，不是种“五七”田，就是军训，或者是去工厂劳动。即使上课，也没有个上课的样子。在大连第十一中学，我们那个班是最乱的，开始是起哄和随便窜座位，后来是抽烟和打架，男生的食指和拇指差不多都有点烟黄。班主任管不住，也不愿管。所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差不多都给起了外号。我点子多，很多老师外号都是我给起的。像教化学的盾老师，人长得很白净，两颗门牙稍有一点突出，我就叫她“大白兔”。她在前面板书，我们就在下面突然起哄：大白兔，白又白，又发情来又发呆。盾老师是一个秀声秀气的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天她却破了口开了骂：你们的妈妈才是大白兔！你们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大白兔！我在思索呢，他们都是怎么养出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的！我们开始很吃惊，而后是哈哈大笑，觉得这种文绉绉的骂很逗。盾老师是抑止不住地哭，很伤心。那时我们对老师什么尊重都没有，是风气，也是人心。
谷老师呢，他也有外号，叫谷大头，这个外号是老早的时候我姐姐那批学生给起的。我呢，老是想着那个马雅可夫斯基，就给他的外号升了一级，叫“谷大头斯基”。但在我们的心里，他和别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他来上课，很少说什么形势啊，政治啊，他只是用手风琴安静着我们，用旋律带领着我们，我们却觉得饱满。每周两节音乐课，我们都很期盼。他教过我们《大红枣》、《医疗队员在坦桑》，还有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里哥哥唱的《满天的星星已经沉睡了》。这些词儿也是革命词儿，但音儿却很有意，比起来，听着舒服，唱着也舒服。那些个落黑落寞的夜晚，我们几个少年死党在甘井子先锋影院门前那条街上晃荡着，一遍又一遍地哼唱这些旋律。但，这么几首歌曲怎么够呢？于是，总想着东抄西抄这样或那样的歌曲，我最喜欢的有苏联歌曲《山楂树》，有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那时，这些歌曲都叫黄色歌曲，所以抄和唱都是偷偷摸摸的。但少年的心事总是一往无前的，是挡不住的。
不久，音乐课停了，有两个半月，我们都在大连石油七厂劳动。我们班有三个老师带队，我们那一组是谷老师带。我们先是集中听工人讲师团，讲厂史，讲哲学，然后分组听工人师傅讲车床，又一个个上去操作。在工厂是快乐的，我们都愿意去，能挣到补助粮票和保健饭不说，中午休息还能打扑克，还能在车间洗澡。那次，澡堂里人不多，我躺在池子里，提着小嗓唱，一会儿唱这个，一会儿唱那个，都是有始无终。但我喜欢我的声音随着蒸汽无拘无束地飘荡，又随着心无边无际地回荡。好像大家也喜欢。有个工人怂恿我唱下去。我就放开了嗓门儿，唱了“那天我在达连山上骑着马，听到你在山下歌声婉转如云下……”。唱了一大半，看澡堂子师傅突然进来，指着我：你他妈再唱黄色歌曲，我给你鸡巴揪下来！
我从池子里钻出来时，发现谷老师就在旁边。回组劳动时，班主任查老师把我叫去，谷老师也在旁边。但谷老师没提澡堂子的事。他第一句话是问我喜不喜欢到文艺队来唱歌。我说不喜欢。他愣了一下，说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很脆的笛音，如果学唱歌，会很有前途。我倒没细想什么前途，只问他到文艺队唱歌是不是就捞不到粮票补助和保健饭了。班主任火了，说我思想动机怎么老是这么不纯。谷老师在一边点头说：是啊是啊，这种思想可要不得，唱歌是为了宣传，怎么能想着捞好处呢。我是鬼机灵的，瞪着眼睛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怎么能这么理解我呢？我是怕到文艺队影响了劳动，沾染上孔老二的剥削思想啊，让邓小平右倾翻案得逞！你们问问，谁不知道我热爱劳动啊。谷老师踢了我一脚，说：耍贫嘴，会有什么好！这是谷老师说的不多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但当时我不领会，还自鸣得意呢。耍政治贫嘴，说大话，说套话，说假话，是那时的教育给我们的，根深叶茂，至今难移。
三
那时的五月叫“红五月”，指五月里有很多的革命节日，“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五二〇”声明，“五二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一个跟着一个。1976年的五月就更不一般了。4月7日广播里公布“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后，我们就从工厂返回学校，每一个人要写出自己亲友在清明节前后有没有去北京或是从北京回来的，然后是写批判稿，写决心书，写标语，不怎么上课。我呢，跟着校文艺队，整天就是排练和演出。谷老师传达说，这次“五一六”演出最重要，一是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二是彻底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大唱样板戏，大唱革命歌曲，我们要唱出光彩来。
那天晚上，甘井子体育场是满满的，都是红旗和人。一个单位一个方块队。样板戏是必唱的，革命歌曲是选唱的。样板戏唱来唱去都是那几段京剧，歌曲也都是你唱我也唱，多是那些新的形势歌曲，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向阳的花春天的苗》、《新生事物好》。要说唱得最多的歌曲还是新上映的电影《春苗》里的主题曲《春苗出土迎朝阳》，一是符合反击右倾翻案风内容，跟形势，有劲头；二是歌曲有领唱有合唱，有色彩，有艺术。
谷老师在选曲和排练上是动了心思的。样板戏里，谷老师选的是《海港》里方海珍的唱段“想起党眼明心亮”。这一段很难唱，要排出合唱，更难。但谷老师编进了两个合唱声部，排出了另一番样子。在合唱队的伴唱滑动中，从“支援那亚非拉”开始，出现女声领唱。我记得那个领唱的女生叫刘颖，大我一届，个子很矮小，歌唱得很好。她唱……情况急，时间紧，从何着手方能制胜难下结论”，气攀云端，最后的“党啊，党啊”音调喷薄，近乎窒息，然后谷老师的指挥棒戛然顿住。一个短暂的提琴间奏，从高音区下行，合唱部爽朗地唱出“行船的风，领航的灯，长风送我们冲破千顷浪，明灯给我们照亮了万里航程”，三次反复，是活泼的跳跃，是浪漫的歌唱性。这都是谷老师小心而美丽的加工，给样板的钢铁唱段里洒上了飘逸的水花。当时，我不以为然，后来，经历的人生和政治多了，想谷老师那种小心人生和革命智慧，心底是很感慨的。多年后，我再听李丽芳当年原唱的这一选段，又知道曲是于会泳的曲，词是闻捷的词，心里有非常的波澜。音乐其实，唱词其实，演唱也其实，都是在烙铁里镂雕出层层花纹。非常不容易啊！今天平心想来，只能是理解，然后是深深叹息。
我呢，那天领唱的是第二首歌，却唱砸了。现在想起来，我的脸也是炭烧一样的热。谷老师选的革命歌曲也很特别，他选的是罗马尼亚革命电影《多瑙河之波》里的主题曲，而且是无伴奏合唱。那天，报幕员一报这个节目，全场就轰地炸起了掌声。记得谷老师是穿着白衬衫，记得他拿的指挥棒是一根自行车辐条刷着白油。合唱部像山风一样地轻轻推进：“当太阳升照耀在水面上，白云飘，波浪涌。”然后，应该是我走出来，应该是我领唱由谷老师配写的第二声部，歌词是“两岸的山峦啊郁郁葱葱，两岸的田野啊肥沃宽广”，应该是我短笛一般的音质打动这喧嚣的夜空。但是，当我走到麦克风前，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调了，在哪儿唱，唱什么词儿，也忘了。谷老师用手势和嘴型一遍遍提示我，可我光是张着嘴，不敢出声。唱到第二段，我还是找不到调。不知怎么，我就朗诵了起来，我是踩着歌曲的节奏想一句编一句，“多瑙河啊多瑙河，你就流淌吧！太阳跟着你流淌，风光跟着你流淌，还有我们，流淌着，从家乡到远方，一路森林，一路战场”。完了之后到底是掌声响还是我脑子响，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谷老师在底下使劲骂了我一句话，“熊蛋包，呲不出尿来还拉出屎来了。”
那以后，我没脸再去文艺队，看到谷老师我也是躲着走。但一个人的时候，我爱用口琴吹《多瑙河之波》的第二声部，一遍又一遍地，好像是徘徊，好像是缠绵。
四
到了秋后，毛泽东去世了，学校也陆续正常上课了。那天，我在教室，谷老师把我叫出去，说海军来学校挑文艺兵了，让我赶快去试。音乐室有三个穿海军军装的人，他们给我试了几个音，又让我唱一首歌，我就唱新流行歌曲《华主席给了我青春的歌喉》。我想饱满热情地唱出来，但唱到一半，就上不去了。谷老师在一边，问我是不是变声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变声，但我清楚我再也唱不出那种响亮的歌声了。他把我送出来，还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变声期过去了还会有机会。可能看我在难过，他笑朗朗地说：实在不能唱了，朗诵啊写诗啊都行嘛，我看你行，挺能胡诌八扯的。那一次，学校有两位同学被挑走了。我责备着自己：谷老师一直期望我的歌声，可我最终也没有唱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78年。那年，我考上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去音乐室向他告别，他正在给文艺队排合唱，是圣桑的《天鹅》。那是我一生第一次听到西方古典音乐。手风琴还是那架手风琴，他还是穿着白衬衫，但他英俊的面庞已经有了磨损的皱褶。阳光照耀的湖边虽然绽出了花朵，摇曳并温和着，但天鹅却衰老了，羽毛在湖水中慢慢沉浸。我那时还无力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无法思量，在那样的年月，他加在革命旋律里的这样和那样的变奏在多大深度上浸润着学生枯裂的心田。
后来，谷老师调到大连第二十三中学。我偶尔会把贺年卡寄到那里。1989年我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回来，参加中学同学聚会，遇到了曾在校文艺队跳舞的女同学孙秀云，打听到谷老师，她说谷老师得癌症死了，死了许多年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标度跌落了，一地散碎，无处修补。
现在，美丽的音乐和歌唱很多了，但谷老师教过的、排过的那些歌曲却是最能让我牢记的。我听音乐，教学生，写文章寸陌艮挑剔，这是不是有谷老师的影响呢？我想肯定有。其实，他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不管在多小的尺寸中，在多沉的迫使中，都能生产出一丁点美丽的东西来，安慰现实和自己。我现在也是谷老师当年的年纪了，理解和体会又深了一层。
谷老师的妹妹谷建芬已经是很有成就的音乐家了，她的歌曲领导过风气，覆盖过时代。那次电视里有谷建芬作品专场，台上台下那片绚烂之色让我很感慨。论气质和才情，谷明坤老师都是在谷建芬之上的，但，又能怎么样呢？他过去是在烙铁里，后来是在坟墓里，这就是命运。
电影LesChoristes里有一段歌词，很好。我根据法文又重新做了译配：“海鸥掠过海面，轻轻落在孤岛礁边冬日乍寒，微风却已吹来阵阵温暖/……春天终要向你展现肃穆地，从遥远的天边。”这是天堂一样的诗句和声音。想一想，那个马图老师是很幸运的，他虽然落泊，但还可以为学生自由地写歌啊，而谷老师，如果那时能允许他在音乐里自由自在地表达，他一定能写出这样天堂一样的旋律。
第一次吃自助餐
郑渊洁
在当今中国内地的城市里，自助餐是饮食业商家的一种常用经营手段。人们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见路边餐馆的橱窗上写着自助餐××元一位的广告。自助餐本是舶来品，如今被中国的商家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有了十分有中国特色的“自助火锅”、“自助烧烤”乃至“自助烤鸭”，自是令食客产生了花最少的钱占最大的便宜撒开了吃的错觉。商家食客皆大欢喜。
20世纪80年代末，自助餐在北京尚未登陆街头与寻常百姓握手言欢，那时自助餐只在少数星级宾馆里深藏闺中伺候外宾或港澳台同胞，一般大陆公民绝少光顾甚至压根儿不知道自助餐这个词。
大约是1989年的一天，我在家接到台湾某报纸主编蔡先生的电话。该报日前开始连载我的作品，这次主编趁来北京的机会，要会会作者，增进感情，期望双方进一步合作。住在台湾饭店的蔡先生约我次日到台湾饭店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饭店一边共进早餐一边谈买卖著作权事宜。
次日早晨，当我和蔡先生走进那家饭店的餐厅时，我看到与寻常餐厅不一样的场面：不同的食物放在不同的器皿里，依次开架摆放在长桌上任人自取。
这是我第一次见自助餐。
见我略显踌躇，蔡先生对我说：“这是自助餐，请郑先生随意。”
我不知道怎么随意，特怕给大陆作家丢人，只有看蔡先生随意后我再模仿。大概是出于礼节，蔡先生执意要我先“随意”，而我坚持要他先“随意”。只见蔡先生从一摞盘子的最上端拿了一个盘子，然后走到一个个开放的食物盆前从中取物。我模仿蔡先生的动作，也拿了一个盘子，跟在他后边照葫芦画瓢，他拿什么我拿什么，生怕一步棋走错导致满盘皆输出洋相。
蔡先生将手中的盘子装满后放到临窗的一张餐桌上，我跟着他也放。他对我说：“再去拿点儿水果。”
蔡先生说完折返回去再取盘子再拿食物。这时的我认为自己已经自助餐毕业了，应该单独行动了。我取了一个空盘子后，离开蔡先生，开始随意。我看见几个盆里盛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食品，像点心，有的是巧克力色，有的是金黄色。一贯勇于尝试新生事物的我对这种食物产生了兴趣和食欲，我从几个不同的盆里分别取了满满一盘这些我没见过的食品端回餐桌。
我和蔡先生面对面坐下，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谈版权交易。我开始吃那一盘“点心”，那食物进了嘴我才感觉不对头，干燥如麻，味同嚼蜡。我控制住自己没将它们吐出来，我猜想这可能是国外的高级食品，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美国越是有钱人越吃黑面包的文章。我说服自己将那食物咽进肚里，我看了蔡先生一眼，见他没什么反应，我又吃了第二口。后来我才知道，我吃的那东西叫麦片和玉米片，是国外流行的一种早餐食品，正确的食用方法是泡牛奶或果汁吃，不能干吃。现在回想起来，我惊讶当时我从哪儿获得的毅力将那一整盘麦片干咽了下去，我同时想不明白蔡先生为什么不制止我干吃麦片。后来我读到这样一则故事，我才晓得蔡先生可能是一位绅士。
那故事大意如下：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球星应邀到英国上流社会赴宴，席间，侍从给每人端上一盆洗手水。球星以为是喝的水，于是一饮而尽。同桌的英国贵族们为了表示对球星的尊重和礼貌，都争先恐后痛饮洗手水。试想倘若贵族们在球星喝洗手水时向他指出这水不是喝的，场面肯定尴尬。
由此想来，那位蔡先生一准儿是出于礼貌才未制止我干吃麦片。细琢磨也因为不是很熟的朋友，所以才有如此礼节。不过我想当时蔡先生可能因大陆作家干吃麦片这个细节认为大陆作家比他预想的还要贫困从而使他再度降低付给大陆作家的版税。假设当时我将牛奶浇在了麦片上，保守估计，我得到的版税起码多1个百分点。那时，台湾出版商买大陆作家的著作权开价普遍低，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柿子拣软的捏。后来我再同台湾出版商谈版权交易时，条件是我的版税率必须高于台湾作家的版税率，否则免谈。奇怪的是我竟屡战屡胜。我认定这是由于我当着他们将大杯大杯的牛奶倒在大碗大碗的麦片上的缘故。
由蔡先生我又想起另一位台湾朋友赵先生。赵先生和大陆朋友在一起时总有优越感，好为人师，最爱干的事是滔滔不绝地全方位向我们描述台湾的生活，听得我们觉得自己是孤陋寡闻的刘姥姥。一次聚会后，我的虚荣心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我提出驾车送赵先生回宾馆，赵先生毫无防备地中了我的圈套，坐在我身边的赵先生发现路不对，问我这是去哪儿？我说带你去看一个台湾没有的地方，让你开开眼，增长见识。赵先生笑说北京能有让我开眼的地方？我说保你口服心服。
我驾驶汽车带着赵先生驶入一片掩映在绿木花丛中的高雅建筑群，我告诉赵先生，这是北京的使馆区。我边开车边当导游，告诉他这是美国大使馆，这是英国大使馆，这是日本大使馆，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末了我极阿Q地对赵先生说，怎么样，不虚此行吧？台湾有美国英国法国大使馆？绝对没有！
事后我有点儿于心不忍，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自己作为地主显得太小家子气，于是在远离使馆区的一家饭店请赵先生吃了一顿，算是给他压惊。
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贾樟柯
1993年我来北京读书，常流连在北京那些拐弯抹角的胡同中。我读书的北京电影学院坐落在蓟门桥外，是崭新的建筑，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都在小巷里。如果想在北京过艺术生活，离不开胡同。
周末，我会去美院找老乡看画，从校尉胡同出来走两步，就是美院画廊，再往前走，就是中国美术馆，晚上还可以去人艺看话剧，实在没事干就去旁边的中国书店翻翻古书。那些城里的艺术机构不是孤立的，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艺术青年在胡同里东窜西跑，而杂居的大院和艺术殿堂相安无事，浑然一体，不分你我。有一年在美院看刘小东的第一个个展，看画里面烟熏火燎的火锅店，看白胖子扛把气枪带儿子穿过小巷，就知道这艺术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原来还可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接近。北新桥路口有著名的卤煮火烧，我们常在结冰的冬日“卤煮”之后，去忙蜂酒吧摇滚，每次都能看到谢天笑摔吉他。多年后，有时在媒体上看到他的消息，想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艺术活动了。
我想我这样的文艺青年，在1990年代，我们的青春，都在胡同里。
中央戏剧学院在东棉花胡同，我们常跟中戏93级的同学往来，黑匣子一有戏演，我们就会骑自行车从西土城路出发，穿过新街口，从南河沿进去，掠过青砖黑瓦的胡同，去看《我爱×××》，去看《三姊妹》，去看《死无葬身之处》。我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时，演员需要两天的集中训练，电影学院没有文学系排练的地方，中戏倒有，他们偷偷开了排练厅，让我们在里面像煞有介事地排练。
学校熄灯后，我们翻墙出去，在宽街一带的小酒馆里吃爆肚，喝二锅头，侃艺术，憧憬未来，捕捉似有似无的爱情，不愿睡觉，直到黎明到来。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世界丰富。我们之间喜欢互起外号，有人会叫“宽街萨特”，也有美女被称“蒋宅口波伏娃”。彼时，新左潮流泛滥，常有穿军装背军挎头顶红五星的民间哲学家也在天亮之时归家，不知刚过去的长夜，他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刚学习完《反杜林论》。
后来，我们开始恋爱，胡同里的四合院平房，不知接纳了多少初试云雨的年轻男女。胡同里的人，也习惯了这新气象，相爱就要在一起，管他将来是否人各东西。学生时代的爱情，没多少算计，就像胡同，有的横平竖直，单纯得一眼能望到底；有的曲曲折折，藏了不知多少伤心。那年代，我们中间有很多异国恋。有人去五道口买趟打口带，就会带个日本姑娘回来。在语言学院边上吃顿烤肉，也有可能交上韩国女友。
异国情人都爱胡同，就携手找房。趴在树上，看别人贴出的出租广告，或者走街串巷，自己去贴求租信息。胡同房子不贵，也不难找，十几个平米，就会装上刻骨铭心的爱情。我有位朋友，在什刹海租了房子，女朋友是日本人，中文很差。我的朋友也才刚开始学日语，两个人语言不通，真不知道怎么“勾搭成奸”的。他俩无话可说的时候，常常仰头望天。我本以为，他们很快会分手，没想到两人结婚，现在住在横滨。有次，他回来探亲，我们又在胡同相见，他说他们两口子在日本卖玻璃，我笑了，跟他说，你们俩在胡同里的房子一年四季蒙着塑料布。
胡同里有琴房，有画室，有国家单位，也有无业闲散。先前电影局就在东城的胡同里，我被领导喊进去谈过话，也因此领略了刘罗锅故居的风采。有朋友进了炮局胡同，就为他找关系，托人带烟，直到接他出来。北京的胡同藏龙卧虎，也藏污纳垢。胡同里有我不愿意碰的记忆，也有我常常偷偷拿出来、不会忘记的甜蜜。
毕业之后，我的活动范围基本停留在三环之外，每次穿城而过，看各种长发青年在胡同里出没，就会激动：这胡同犹如血管，仍在接纳桀骜不驯的艺术人才。
最难忘的还是后海，那时没有这么商业，没有这么多的餐馆、酒吧，有的是一片湖，一片树，清晰的四季，可以容纳理想的寂静。我在这里读剧本，谈恋爱，相爱分手。不远处有人在弹吉他唱摇滚，后来何勇告诉我，谈吉他的可能是他。我们在这里谈政治，辩论，为沉默的土地哭泣，为陌生的人群红脸，我们出尽了文艺青年的洋相，这一切有胡同记得。我从不羞愧，从不后悔。
理财那些事儿
郑渊洁
1971年是我服兵役的头一年，也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年自己挣钱，月薪6元人民币，年薪72元人民币。憋了15年终于能挣钱了的我，自然会极尽享受花自己挣的钱的快感，我将第一年的全部72元年薪奢侈地挥霍一空，故未理财。我生平第一次理财是在1972年5月21日。
1972年，我的月薪猛增到7元，年薪84元。我决定理财，方式是借钱给国家银行，俗话叫存款。当时我在江西向塘机场维护歼击机，我们部队的驻地叫丁坊。同年5月21日，我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近一个半月收入共计10元钱存入丁坊储蓄所，并得到了一张活期存折。存折封面套红印着毛主席语录，内容是：“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两个中国之命运》。”封底亦由毛主席语录占据全部版面，内容是：“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力针。”封底上这条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封面那样注明出处，但有毛主席的手写体签名。存折上的储蓄所全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县支行丁坊分理处”。代表银行给我办理借款手续的工作人员名为“李善根”和“靳维荣”，这是我从他们留在存折上的印鉴中获得的信息。
至今我仍珍藏着这张存折，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我最喜爱的毛主席语录“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没有出现在这张存折的封面或封底上。我曾经请一位资深收藏家评估我这张存折的价值，他说即使扣除存折上写有“郑渊洁”户名的因素，这张存折今天的价值无论如何也超过我1972年的年收入！目前该存折上的存款余额是l角8分，经过区区38年，我这张存折的价值由0.18元翻了500倍！由此可见收藏确实是最佳投资方式。
我收藏的这张存折上记录了我在1972年5月至1973年12月之间的存取款次数和额度。存入最大的一笔款项是13元整，交易时间是1972年12月18日；存入最小的一笔款项是4元，交易时间是1972年9月28日；支取最大的一笔款项是15元，时间是1973年1月1日，大概属于趁过年过节突击花钱；支取最少的一笔款项是1元，时间是1972年9月14日。到银行费尽周折只为了取1元钱，今天看来真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
过去由于投资渠道狭窄，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的中国公民大概不多。昔日我们的不少银行职员在为储户办理存款业务时弄不清储户是借钱给银行，因此态度欠佳。1995年7月，一家香港报纸在刊登我的作品后，支付给我500港币稿费。向来认为外币不能花不是真钱的乡巴佬的我，将其存入一家银行，在拿到存单后并未核对就草率地一走了之。而后我在家人的陪伴下躲到郊区写作。3天后我们回到城里的家，邻居对我说，可了不得了，有一男一女连续3个晚上猛敲你们家的门，把全楼邻居都吵烦了，问他们干什么，他们也不说。当天晚上，果然他们又来猛敲门。我将菜刀藏在身后，开门问：你们是谁？要干什么？女的说她是银行的，我看着确有几分眼熟。那男的说他是那女的男朋友。女的说前几天下班时她发现我那张港币存单被她多写了一位数，500成了5000！她不能承担此损失，于是就根据存单上储户留的地址在男友的保驾下登门索要存单。我找出存单一看，确实如此。我答应她次日去银行更换，她感激涕零，但我对于她依据储户在存单上留的地址找上门来的做法十分反感，特别是还携带着非银行工作人员不知有无前科的业外男性。储户的住址和存款数额一样，都是秘密，银行工作人员不该随意泄露。他们走后，正好《北京晚报》的记者苏文洋来电话，我顺便告诉他此事，没想到苏文洋邂逅天上掉下馅儿饼似的兴奋异常，非要我将该错版存单借他一用，甚至开价2000元人民币买也在所不惜。苏文洋告诉我，最近有个老人向他们报社投诉，说银行将老人的存单少写了一位数，老人回家发现后找上门去，结果银行死不认账，还原则性极强地说银行的规矩就是一切以存单为准：苏文洋企图以我的这张存单为依据，逼迫那同属一家银行管辖的储蓄所就范，改邪归正。想起刚才那银行女职员挤给我看的一滴眼泪，一向崇尚见义勇为并处事果断的我，经过一番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竟然没有同意。苏文洋在电话那边捶胸顿足，大骂我是懦夫，面对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只靠微薄退休金度日的老人被银行掠夺走一位数却见死不救。几天后，苏文洋在《北京晚报》他的专栏《观潮说》中说了我这件某银行在存单上多填了一位数后竟然违反银行关于一切以存单为准的规定登门找储户要求改正的事，可惜这种不点名的隔靴搔痒舆论对该银行不可能起到任何教育作用。此事过后很久我还内疚。谁让妇女和老人同属受保护范畴呢？
说到理财似乎不能不说人与财富的关系。我时常在媒介上看到我们的某些官员投资动辄数亿，结果赔得一干二净，一句“就算交学费了”就脱了干系。这些钱如果是他自己挣来的，他会拿去“交学费”吗？
哲学家叔本华说：“若有一笔钱可以使人不需工作就可以独立而舒服地过日子，是件很大的便宜事……只有在这样良好命运下的人方可说是生而自由的，才能成为自己所处时代和力量的主人，才能在每个清晨傲然自语地说：‘这一天是我的。’才能服膺伏尔泰的话：‘生命短促如蜉蝣，将短短的一生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恶棍是多么不值啊！’”
照叔本华的观点，人为了获得自由应该先挣足了钱存在银行，获得财务自由，然后用存折保证每一天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如意算盘不错，只是在房价日新月异的今天，不知实施难度系数如何。
在报刊上看到自诩清高的文人志士面对市场经济狂潮大发“我视钱财如粪土”的铮铮誓言，每每使我自惭形秽。其实，我之所以对版税和稿费斤斤计较，实在是为了早一天在“清晨傲然自语”地说“这一天是我的”。也为了早一天不将如蜉蝣般短促的生命“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恶棍”。
我希望自己珍藏的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存折日后能脱颖而出，拍卖一个好价钱。不管怎么说，我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昌向塘机场丁坊储蓄所的债权人，虽然只借给了他们1角8分钱，但这一借就是38年。
我写作32年，获得了一些稿费，它们使我拥有了财务自由，我有成就感，但没有幸福感。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我成为中国作家中向地震灾区捐款最多的人。2008年12月5日，当我接过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楷模奖”奖杯时，我获得了幸福感。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获得幸福感只有一个渠道：帮助别人。
我的体会是：顶级理财是拿自己挣的钱从事慈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