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闹市中心，有一座曾经沧海桑田的村座，如今不仅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化大都市，而且建设发展成为深圳一张光彩的名片，一道亮丽的风景。
她就是位于深圳河以北、金田路以西、福民路以南，毗邻皇岗、福田两个口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水围社区。她是个占地面积0.66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1300多人，暂住人口3万多人的都市社区。
六百多年前，水围人的祖先在这里扎根，先以晒盐捕鱼为生，后掘“龙秋古井”，奠基立围。几百年来不断垦荒围海，将这里建成丰饶美丽的渔米之乡。
然而，古老的农耕经济，虽然能保障水围人的繁衍生息，却又迫使他们终年在这块土地上无休止地劳作，始终无法轻松和富裕起来。
改革开放之后，水围人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好政策，巧妙地借助祖先留下来的良好地理环境，个人的经济状况迅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是，在1992年农村城市化之前，原来的水围旧村还是一个地势低洼，污水横流，经济发展滞后，环境卫生恶劣的都市中的村庄社区。1992年实现了农村城市化，水围在原村委会和村办实业的基础上，成立了水围居民委员会和水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从1995年开始，在董事长庄伟才的带领下，水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使水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截至2005年，水围股份公司拥有固定资产6亿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600万元，居民平均每户拥有住房800平方米。
多年来，为了改变城中村缺乏规划，环境卫生恶劣，公共设施不足的局面，水围村投资1.2亿元对旧村进行了改造，又先后投资6000多万元，修建了文化广场、庄子铜像、雅石艺术博物馆、图书馆、敬老庄、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并对村内的环卫设施、水电通讯管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整治，为社区居民创造了一个安全、卫生、文明的生活环境。
经过水围人实干加巧干，水围社区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星光老年之家”、广东省环卫标兵村、深圳市乡村旅游点、深圳市首批卫生标兵村和深圳市安全文明标兵小区等，成为深圳市环境最为优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区的典型。
创造出这样业绩的水围人，按今天深圳公认的标准，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深圳本地人。
一、源自远古的血脉
水围及相邻的皇岗社区的原住民全部姓庄，而且血脉相连。然而他们是什幺时候来到这片热土，又到底来自哪里，源自何方呢？
据两个社区的老人们说，祖先们最初是在“水环四壁、围昌万年”的水围（老围）立村，后因人丁兴旺，又衍生出今日皇岗社区的大围、上围、吉垅等自然村。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人们大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姓氏，因为中国人历来认为自己的姓氏不仅联系自己家族成员今天的归属，而且维系着与远古祖先之间血脉遗传。
水围庄姓氏族的宗亲们，对此也十分关注。
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水围庄氏可追溯的根源有两种主要的说法来源：
一、出自芈姓，而芈姓传自上古的颛顼帝，至春秋楚国王族，楚王芈
旅去世后，谥号为“庄”，即楚庄王。楚庄王支庶子孙，以此谥号为姓。
二、出自子姓，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武王将当
时沦为奴隶的商朝贵族微子启封于宋地，成为宋国国君。宋国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立国775年，历经国君34代，其中一位英明国君宋戴公名武庄，其品德高尚，爱民如子，广施仁政，深得百姓拥戴，在位34年。后人出于敬仰之心，即以与之相关的名字称号等为姓，如“戴”、“乐”、“牛”等，而庄也成为其中的一支。
闻名世界的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庄周，就出自宋国。
庄子（相传公元前369-286年在世）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以其代表作《庄子》阐述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道家的理论学说，使之成为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哲学流派。
庄子主张道法自然，鄙视官薪，不愿为官为相，一生过着贫寒生活，但其志气昂然，富有远见，潜心治学，著书立说，为世人所仰望。世称其为“文哲大师”“百家之冠”，是全体庄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历史的迁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令今人难以理解的变故，如庄氏在汉代就出现过一次易姓。汉明帝名刘庄，讳庄字。庄姓在汉明帝以后改为严姓，《姓氏考略》：“汉明帝讳庄，故庄氏或改为严氏。”
直至魏晋南北朝时，许多严姓复祖姓庄，故历史上有“庄严一家”之说。
二、水围人族谱祭奉的祖先
在水围人家中，有连贯的族谱，最早追溯到庄氏福建始祖庄森公。
庄森，字文盛，名一郎，生于唐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河南光州固始县人，中甲榜进士，任黄门监督。
庄森公生活的年代，正逢唐朝开始衰败，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又遇天灾，激发民变。先是盗贼四起，随后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崩溃，于是群雄并起，中国进入五国十代的混乱局面，黎民百姓苦不堪言，死难狼籍。
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庄森随其舅王潮率军入闽。后梁开平元年（907），王潮之弟王审知继任称闽王。庄森分兵镇守于桐城（今泉州市），定居于永春县桃源里善政乡蓬莱村，卒于后周广顺二年（952），享寿90岁，夫妇合葬在永春县桃源里，为庄姓入闽桃源派开基始祖，也为青阳庄氏肇基始祖。水围皇岗庄氏均奉庄森公为直系祖先。
据同宗的揭西上砂庄氏族谱详记：福建始祖庄森公十七代孙潜斋公讳字罗；其父其瑾公；祖父会浓公，官居宋朝签书枢密院，例授宣教郎；太高祖燧煌公任宋朝议大夫……历代居官于朝。
庄罗公以自身功劳获朝廷授散骑都尉，历官东南帅府，兵马钤辖使。其妣黄太夫人，生三子，长曰榕，号荣德七郎，次曰隆，号敬德八郎，三曰诏，号耀德九郎。
罗公后因退休在家，原籍福建青阳，由于闽地莆寿庚作乱，邻里破产。罗公偕本家兄弟，迁居于粤东潮州牛眠埔而家。未几，元军犯宋，势如破竹，宋帝溃逃，然国难思良将，因此下诏召闽之青阳罗帅，获悉罗已迁潮，御使连夜赶往潮州牛眠埔宣读诏书，御封罗公为兵马大元帅，招兵买马统兵北上御敌。
罗公奉召勤王，偕本家兄弟，如汝渊公封奋勇大将军，公从公为宣教郎，建昆公为修职郎，并携两子榕、隆随征，均属部下，开赴江西赣州，在文天祥麾下抵御元军。
在此战乱之时，宋军力战不能敌元军。罗公长子溶，字荣德，投身于嘉州（今梅州）丙村落籍，今为梅州庄氏始祖；次子隆，字敬德，兵败后投身东莞戙船澳为家，其妻瓜氏已育有三男（后代迁居宝安福永、观澜、深圳皇岗、水围、龙岗爱联新屯以及番禺等地居住）；三子诏，字耀德，因年幼，未随父出征，随母黄老太暂住潮州之牛眠埔，宋军败北后，元军乘势进犯潮州。黄老太惟恐被株连灭族，偕第三子诏避难于惠州之海丰县（清改陆丰县）吉康都沙坑垌（今揭西县上砂镇）为家。
三、血战厓山，敬德捐躯
时间已经到了1279年的2月，惨烈的厓山保卫战已经进行了数十天，胜利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这时的厓山，乌云蔽日，天幕低垂，海浪滔滔，杀气腾腾。大伙脸上都流露出绝望而坚毅的神情。
广东军马大提督庄敬德此刻伫立在伤痕累累的战船甲板上，凝视着伶仃洋滚滚的波涛，任由刺骨的寒风穿过厓山发暗的林木，迎面阵阵袭来，他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
自1275年，朝廷任父亲潜斋庄罗为兵马大元帅，招兵买马，统军北上抵御元军的南侵，自己便和大哥荣德追随父亲左右，带领父老乡亲、本家兄弟开赴江西赣州，归入抗元名相文天祥麾下，先后转战汀州、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义军，共同对元军展开战斗，力图保住大宋江山不陷敌手。
1277年夏天，庄敬德父子在文天祥的率领下，由梅州出兵进攻已被元军统治的江西。最初战局顺利，很快在于都取得大捷，随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同时又分兵进攻吉安，一路势如破竹，陆续收复了许多州县。
就在大伙都认为胜利在望之际，元军的江西宣使李恒（原宋军降将）率部在兴国发动反攻，双方在江西汀泽津激战数日，文天祥率领的义军因装备训练均不及元军，人数上又寡不敌众，最终被元军击溃。
大哥荣德隐身于梅州丙村落籍避祸，父亲庄罗追随文天祥撤往海丰途中，遭遇元将（原宋朝降将）张弘范截击。为掩护文天祥等统帅脱身，父亲与敌展开激战，死不肯退，以身殉国。然而最后文天祥也未能脱身，被张弘范俘虏。
庄敬德则带妻儿随溃军撤退到东莞戙船澳，在那块荒僻偏远之地安顿下来。妻子瓜氏忧虑，在这战火连天的多事之秋，一家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块可以避祸之所，而且三个儿子都还年幼，希望相公敬德能够就此解甲隐藏起来，避过战乱之后再图打算。
然而庄敬德则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父亲为大宋殉国，大哥和母亲、小弟均下落不明，自己苟且偷生也没有什么意思，便说服了瓜氏，写奏章给南宋行朝，表白了自己的忠君之心。
这时南宋的行朝，已经在且战且退之中躲到了新会一带。朝廷得知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壮士之后，自然喜出望外，很快派出专使，代皇帝赵昺宣封庄敬德为广东军马大提督，夫人瓜氏也被封为诰命一品夫人。要求庄敬德立即招集兵马，赶赴新会勤王增援。
王命在身，庄敬德不敢怠慢，星夜与夫人瓜氏依依惜别。他交代瓜氏，无论怎样艰难，也要将儿子们养大，为庄氏未来的发扬光大留下希望。并相信凭借自己一身的功夫，定能为国建功，能从战场全身而退。
当庄敬德率领招募的戙船澳弟兄，以及沿途收容的数百南宋流亡之百姓兵卒，赶到新会朝廷行宫之时，发现形势已经极为不妙。在新会这块弹丸之地，数十万的南宋官员及其家眷，还有护卫他们的军队，已被由南宋降元将领张弘范率领的元军（其中大部分是原来南宋的降兵）团团围困，动弹不得。
原先随南宋皇帝朝廷流亡的军民以及各地响应征召，起兵勤王的义师，在宋朝大将张世杰的率领下，退到了厓山海边之后，对疯狂进攻的元军展开了殊死抵抗。双方金戈铁马，左冲右突，死伤狼籍。
不久，宋军渐渐力不能支，被元军逐步压缩到了海滩上。最初，面对元军的疯狂进攻，宋军还有能力发动一些短促突击，夺回被攻占的阵地。后来随着伤亡加大，武器箭弩损耗，在元军步步进逼之下被迫退至海中。
庄敬德眼看着自己带去的兄弟伤亡惨重，已经减员过半，固守的阵地一步步地丢失。他实在是想不明白，朝廷中的那些大臣们为什么一定要坚守着厓山这块弹丸之地，照说宋军还有大小战船数百艘，再加上各种大型商船民桅，共有船只千余艘，在海上的力量远比元军强大，为什么就不能退到海上，继续向南撤退，避过元军的锋芒，待时机成熟再反攻中原呢？
如今，厓山沿岸最后的陆地都被元军占领了，宋军连同朝廷家眷已经全部退到了海上，可是仍然死守在这一带海域，就是不肯离开，还不断派出敢死队抢滩登陆，想要从元军手上夺回滩头阵地，重新回到厓山陆地去，真是太让人想不通了。他们这样做，除了将宋军的精锐葬送损耗殆尽，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呵！
庄敬德想到这些，心中一揪一揪地疼痛。忍看随他一起来的弟兄只能不断做出无谓的流血牺牲，自己却毫无办法。
从大义而言，自己和弟兄们忠君报国，死而后已，不应有什么怨言，但还是希望能够死得其所，能留住大宋的种脉，保住大宋的江山，可当朝的这些官员大臣到底在想什么呢？
凭心而论，守卫大宋行宫的守军统帅张世杰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大将，用兵也非常聪明，在与元军多次交手中也是胜多败少。在这次保卫厓山的大战中，他几乎都能做到先敌用兵，制敌于前，在许多局部上的战法也相当精妙。
例如，自宋军撤到海中船上，便将战船迅速进行改造，搭起瞭望箭楼，并在船首缚上抵杆，同时将受敌一面的船身涂满海泥，还摆成一个一个环形船阵，各阵相距三、五百尺，恰好能够相互衔接呼应……
张世杰的这些方法的确奏效，弄得元军虽然每天都不断进攻，但总是损兵折将，无功而退。元军小艇运兵突袭，没待近身，已被箭楼上的宋军射成刺猬；元军用装满硫硝干草的火船顺流攻击，被缚在宋军船头的抵杆撑住，起不了作用；用沾了油脂的火箭射来，落在涂满海泥的船身，也是烧不起来。
包围庄敬德他们的元军统帅是投降了元朝的原宋军大将张弘范，这家伙打仗诡计多端，父亲庄罗潜斋即是命丧于他手。而且他还抓住了文天祥，并以此来胁逼坚守行宫的宋军。
有一次他将文天祥押到阵前，逼文天祥进行劝降。不料文天祥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庄敬德亲眼看见被押到阵前的文天祥大声疾呼：“杀叛贼”，要求箭楼上的宋军放箭，将他和那个叛徒一起射死，双方将士无不为之动容。张弘范见势不妙，立即缩头躲回船舱，并命人将文天祥五花大绑押回大营。
庄敬德等一线指挥将领见状立即擂响战鼓，率部大声呐喊，猛烈进攻，试图从元军手中抢回文天祥。元军见势也拼命抵挡，结果心虚气弱，最终狼狈不堪地逃回陆地。这一战元军落了下风，但双方的伤亡则不相上下，毕竟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人，无论战场形势如何险恶，也能做到进退有据。
随后的日子里，元军在张弘范的率领下，一次又一次地发起进攻，但在海上始终占不着便宜，而宋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攻上陆地，双方在厓山海域再次形成对峙。
出于战略布置，也是出于无奈，元军在沿海一线进行严密封锁，断绝了漂在海上的宋军粮草甚至食水。最初几天，由于张世杰早有粮草食水的储备，还感觉不出这一招的十分狠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军多次登陆抢水都遭遇伏击，取水的人几乎全部有去无回，形势开始变得非常险恶。军民无法喝到淡水，只得饮用又咸又苦的海水，而海水落肚之后，多数人又吐又泻，浑身无力。尽管粮草还能坚持一些时日，形势却难免让宋军上下为之忧虑，进而产生绝望，最终导致军心涣散。
庄敬德面对这样的情势，心中很是为难。做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将领，他非常明白宋朝大概气数将尽，自己虽然已经抱定与朝廷共存亡的决心，可是自己从戙船澳带出来的数百兄弟血战多日，眼见伤亡将尽，而他们大多有妻儿老小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消息，希望他们回去团聚，休养生息。
如果继续坚持作战，难免最后会全军覆灭，无人能够回家；但是此时解散，让弟兄们回家，则对朝廷不忠，也会陷弟兄们不义，将来必会背负临阵脱逃之恶名！
他经过再三思虑，将此时已编制在三条战船上，戙船澳子弟的头领召到自己船上商议。最终决定每条船上选几名家中没有兄弟，妻儿父母景况非常困难的兄弟，收齐其他人的书信衣物，趁夜乘小船绕出伶仃洋，脱离战场返回戙船澳报信，让亲人们得知庄敬德等子弟兵的消息，其他人则留下来继续为保卫朝廷而血战。
这种事自然只能悄悄进行，否则必将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南宋朝廷和元军都不会放过他们，前者会认为他们是叛逃，后者则觉得他们的是试探突围，寻求救兵。
在庄敬德部的船上，大伙似乎对此事也看得很淡。一方面，他们当初就是凭着满腔热血，随庄敬德赶来厓山保卫大宋行宫，现在未能成功就要悄悄撤走，心中实有不甘；另一方面，这些回去报信的人，说起来可以脱离战场，保住性命，实际上，要凭借小船突破元军的封锁，又是暗夜，又是伶仃洋上的大浪，难度极高，风险大得恐怕也是九死一生……
最后，各船还是各自选派了几人，集中在一条划速很快的小艇上，冒死消失在夜幕之中……
后来有传闻，他们躲过元军追杀，绕出远海，经过三天三夜的漂泊，在水尽粮绝之际，终于回到了戙船澳，向亲人们报告了战场的消息。
报信的军士走后，庄敬德和戙船澳同来的兄弟放下了心中最大的牵挂，尽管身边的情势险恶无比，也说不准冒死突围报信的军士最终能否完成使命，可是大家心里还是感到了多日来少有的轻松，战船上甚至传出了久违的打闹和玩笑声。这些血性男儿已经抱定了为朝廷捐躯的决心。
身为这三条战船的统领，庄敬德在轻松之余也有一丝不安。他心中明白，一向以治军严厉著称的张世杰并不会同意他所做的安排，如果此事走漏了风声，被张世杰发现追究下来，恐怕难逃杀身之祸。
不过他又想，而今情势已经如此，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决不能让这些热血兄弟在经历了连番恶战之后，消失得不明不白，必须让我们的家人后代记住，自己的亲人先辈曾经怎样英勇战斗，誓死如归！一切想开之后，庄敬德的心中完全释然坦荡了，什么也不再惧怕。
庄敬德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天刚刚放亮，元军的进攻就开始了，他们这些守在船阵外围的战船立即奋起抵抗，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元军的攻击，整个海面上弥漫着血腥的气息，宋元两军官兵的鲜血和生命将厓山周边变成一个巨大的血肉旋涡，死者的尸骨、伤者的唤喊更是将战场搅得无比惨烈，海面上渐渐漂满死伤者的身躯。
双方激战至正午，宋军虽然已处劣势，但仍然坚持抵抗，并且令进攻的元军根本无法突入船阵。这时，元军的指挥船突然传来一阵欢快的鼓乐声，元军的攻势顿时减缓了一些。坚守的宋军都以为元军久攻不下，准备收兵吃饭喝酒，并且以此来刺激饥寒交迫、渴饿难当的宋军。因为先前他们曾经多次这样干，也确实因此诱降了不少意志不强的宋军，这次故伎重施，也就是那么回事。
不料情势突变，进攻的元军不仅没有收兵，指挥船阵后面反而涌出许多过去未曾出现过的新战船，一起向宋军船阵发起猛烈冲击。事后才得知，张弘范久攻不下，元朝皇帝亲自下令，征调包括李恒在内的多路元军增援张弘范，限令在短期内消灭宋军。
对宋军十分熟悉的张李二人商定这样的诡计：先以一线部队轮番进攻消耗疲惫宋军，然后以鼓乐为号，一面麻痹宋军，一面遣出精锐发起突然袭击。
这一招果然见效，刚刚松懈下来的宋军还没来得及重新鼓起斗志，元军的快船已经突入船阵，那些养精蓄锐多时的元军将士如狼似虎般的在海面上横冲直闯，猛烈杀伐。
宋军的船阵很快被撕开了裂口，后续的元军趁势一涌而上，纷纷从突破口直杀进去。数重船阵被突破之后，里面的都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官员和家眷，元军突杀进来，简直就是虎入羊群，不但见人就杀，并且四处放起火来，而里面的船只并没有涂上海泥进行防护，顿时火光冲天，女人孩子的惨叫声响彻整片大海。
宋军大势已去，整个海上防线土崩瓦解，张世杰的指挥船与陆秀夫护佑宋帝昺乘坐的龙船被元军的船队冲散，相互不能照顾。但是宋军仍未肯放弃抵抗，在张世杰的指挥下，各自与近身的元军展开激烈的海战。
庄敬德所率的三条战船在混战中仍然互为倚仗，保持旺盛的战力，所到之处，元军多不能敌，这时距他们较近的张世杰指挥船向庄敬德发出号令，要他突破元军封锁，靠近皇帝的龙船，将皇帝接过指挥船一起突围。庄敬德得令，立即带领戙船澳的弟兄们奋力杀入元军的船队之中，经过多次冲杀，终于靠近皇帝龙船。
庄敬德命令副将率部继续与敌厮杀，自己带两名军士亲自登船去向陆秀夫禀报、传达了张世杰的建议。但这时陆秀夫已经谁都不肯相信了，他指着四周火光熊熊、哭号连天的惨景，沉痛地告诉庄敬德：“我大宋是气数已尽，这也是天意吧。在现在这样的情势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不会和皇帝跟你们走的。万一碰上居心不良之人，用皇帝去与张弘范那个叛贼做交易，岂不再让大宋颜面扫地？！”
他不容庄敬德再劝，正色道：“我生为大宋人，死亦为大宋鬼呵！”他转身抱住神色惊惶、紧紧拉住他衣角的赵昺：“皇帝，恕臣万般无奈。先前为了保全性命，太皇太后携恭帝降元，然而降后，受尽侮辱仍无法活命。德佑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了！”说完，用丝带将赵昺绑在背上，微笑着朝庄敬德点点头，走到船舷，转头安慰赵昺：“皇帝，我们走吧！”话音刚落，纵身投入滔滔怒海。
被陆秀夫正气深深感动的庄敬德，开始并没有想到陆秀夫会这样绝决的从容赴死，待他看着陆秀夫走到船舷，想扑上去时已来不及了，等他赶过去时，在滔滔海浪之中，哪里还有皇帝和陆秀夫的身影？！
庄敬德虽然刚强过人，但见此情景，也不禁大恸而狂啸，陆秀夫“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言行令他再无他想。他返回自己的战船，命令其他两艘战船在他的掩护下突围，向张世杰报告陆丞相和皇帝投海自尽的消息，他们的那些兄弟不肯，硬要他回去报告，被他严令喝斥，并以军法处置相胁，命另外的弟兄离去，自己则返身杀入敌阵。
庄敬德亲眼看到国破君亡，心中悲愤万分，誓死与元军血战到底，终于寡不敌众，身上多处负伤，战船也被元军击沉，最后投入大海，壮烈殉国……
这场惨烈的战斗之后七天，厓山附近海面浮起男女老少的尸体十多万具！南宋王朝最后以这样的悲壮的方式灭亡了。
四、诰命瓜氏夫人，留住庄家血脉
一直为丈夫牵肠挂肚的瓜氏夫人见到历尽艰辛，几经波折才从厓山前线返回家乡报信的军士，心中不由地松了口气。嘘寒问暖之下，得知敬德他们在前线陷入苦战，虽然无法取胜，但如果想要脱离元军包围，远走他乡还是不会很难。这令瓜氏夫人心中尽管十分悲苦，却也还心存希望。
不料又过了几日，外面竟然风传一个惊人的消息：大宋王朝已在厓山被元军彻底灭亡！但同时又得知张世杰等宋军统帅，在厓山海战之后，原本也收集起百余艘突围而出的战船，仍然有机会再起一些作为。但张世杰得知宋帝昺和陆秀夫已投水自尽，心中悲愤不已，万念俱灰，不听部下规劝，当台风袭来之时，不避不退，最终也葬身大海。残部则远走越南，投靠先前已在越南占城立脚的南宋大臣陈宜中，后来在越南建立起陈氏王朝。
最初，瓜氏夫人相信凭相公庄敬德的身手，应该能够安然脱身。但最后终于得知真相：南宋灭亡，敬德公壮烈殉国！
噩耗传来，几乎撕裂一品夫人瓜氏的心肺！未容她从悲愤中挣扎出来，元军已开始横扫广东，侵占各地城乡。而且为了稳住政权，杀人如麻！
瓜氏夫人为了躲避战乱，为敬德公留下后人血脉，几经艰辛，离开了最初安身的戙船澳，毅然携带她与敬德公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元礼、次子元信、三子元智躲到当时人迹更为罕至的东莞沙埗岭，隐姓埋名，默默耕耘谋生，静待战乱平息。
在瓜氏夫人的带领下，庄氏后人为了纪念敬德公这位英烈祖先，在战乱终于平息下来之后，寻出庄敬德当初留在家中，而且经历多次磨难后仍被瓜氏夫人和子孙精心保留下来的部分衣物用品，在东莞将军帽山王旗岭为他修建了衣冠冢，永远纪念这位高风亮节的先烈，庄敬德后人特将其奉为广东庄氏一世祖。
元朝大乱过后，人民开始休养生息。然而，不仅经济上百废待兴，而且元朝政府实施种族歧视政策，人民仍然生活困苦不堪。沙埗岭由于地处偏僻，生产资源匮乏，生活更为艰难。在母亲宋朝一品诰命夫人瓜氏夫人去世后，敬德公的后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陆续迁离自己在沙埗岭辛苦经营的家园，因为任凭他们怎样努力，总是无法获得温饱。
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子元礼最初迁到莲花山（即东莞颜屋村）；次子元信移居东莞深沥；三子元智则移居到了宝安观澜狮径。
长子元礼，字宗文，取叶氏生四男。长子孟舆，二子仲舆、三子季舆、四子善舆。后来长子孟舆由东莞颜屋村再次南下，进入宝安，终于在（今深圳市宝安区）李松朗村落户，并娶罗氏传生两子。长子蒙斋，讳恭，字克敬；次子讳仲。
蒙斋长大成人后，由于生活所迫，再次迁移到了宝安福永，并娶妻诞三个儿子。但是生活依然十分贫困，最终只能以晒盐而生。为了能够晒出好盐，经常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和水域，而今天香港元朗落马洲也是他时常光临的地点，后来还在那里安下身来，成为水围皇岗庄氏族人的奠基先祖。
过去，虽然水围皇岗的先世祖坟多在东莞。但庄氏裔孙因地隔遥远，并由于交通不便，少去专程祭祀。以往拜祭多由元信、元智公的裔孙进行祭扫。后有元信公裔孙庄桂凡从东莞深沥迁入皇岗居住，谈论扫墓时，方知先祖敬德公祖坟在东莞将军帽山第三峰王旗岭。
五、发现甘泉立“龙秋”
莺飞草长，春暖花开，沿着深圳河畔吹过来的风，润润地和煦宜人。
置身于这秀美的原野沼泽之中，庄蒙斋只觉得心旷神怡，通身舒爽。看来，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之后，庄氏人家的好日子要开始来临了。
从他刚记事起，就听老辈们讲，自己的祖先是宋朝的大将，在厓山海战中壮烈牺牲。先人们为躲避元兵屠杀，藏身于东莞戙船澳。
元朝皇帝统治了中国之后，采取划分种族等级政策，导致汉族等多数民族的百姓一直无法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各种起义和造反一天都没有停歇过。
不过，这些动荡和战争基本上都是在长江及黄河流域发生和进行，对于广东的百姓来说，这仿佛算是一种幸运。除了基本上避免了战祸，同时也迫使元朝的统治者抽不出太多的精力来压榨广东的百姓，令曾多次惨遭天灾人祸蹂躏的广东人民得以舒缓、休养喘息。
元朝统治仅仅维持了几十年就被推翻了，而且在许多地方，由于人民不断地起义，根本就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
在庄蒙斋的记忆中，自己很小就离开了戙船澳，随着大人们沿着珠江口的岸线，一步一步向南迁移谋生。
大难之后的南粤，遍地疮痍，人烟稀少，百业凋零，哪里谋生都不容易。庄氏人家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不久便会由于种种原因迫使全体或一部分人继续迁陟。自己就是这样，带着自己第三个儿子庄润，一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现在终于在这片丰润肥沃，人迹罕至的土地上落下脚。
偶遇的一些原先在附近村庄生活的人告诉他们，这里叫落马洲，以前属东莞的官府管辖，不过最近已经许多年没有官兵来管过，这片沼泽似乎也没有人耕作和出面主张权利，蒙斋父子便自由地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也就在这个时期，隐隐约约听到有人传言，蒙古鞑子被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打败了，已经逃离了中原和北方的大都，躲回草原大漠里去了。现在是明朝的洪武年间（大约是公元1368年前后），天下又是汉人的江山了。
对于这些，庄蒙斋并没有感觉出周围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心里还是十分高兴。因为无论如何，那些杀死自己老祖宗的异族人被赶走，总是值得高兴的好事。
落马洲的风景不错，但生活还是艰苦，到处都是沼泽湿地，而且都是半咸半淡的水，鱼虾等河鲜海鲜相当丰富，只是这样的湿地却不能种粮食，而且蚊虫又特别猖獗，想尽了千方百计驱赶，却还是经常会被袭扰得受不了。
不过，庄蒙斋父子找到了一条比较稳定的谋生之路。这里发咸的河水会受大海潮起潮落的影响，水质优良，可以利用来晒盐拿去贩卖。虽然条件有限，产量不高，但在那个时期，食盐相当缺乏，可以卖出较高的价钱，用以糊口谋生已是绰绰有余。
由于落马洲的地势偏低，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构筑晒盐池，于是在深圳河的北岸边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修好了盐池，开始生产出盐来，令蒙斋父子从此生活无忧。
而距蒙斋父子晒盐池不远处，有一座挺大的黄土岗，当地人称之为黄岗。岗下住着一户张姓人家，祖上似乎是渔民出身，他们每天撑船渡过深圳河，到落马洲捕鱼谋生。两家人虽然隔河而居，但为了生活则经常来往相遇，时日久了，彼此便成了兄弟般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关系十分融洽。
又过了几年，两家人的生产和生活的模式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你来我往，并经常在河面上碰头，有时遇到天气不好，还只能隔着河面兴叹一番。后来，也记不清两家人之中是谁提议，天天这样两岸奔波，实在是于生产生活均多有不便，不如两家换地而居，以满足和方便各自的需要。
此提议一出，两家人一拍即合，双方很快就高兴地收拾起家什工具，调换了居所，并自此言明，两家今后各领自己辖下的地域，并以亲戚相交，世代友好。果然，几百年来，庄、张两姓后人一直关系密切，基本上做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经常相互帮忙。
当年黄岗一带的地势相当低洼，台风暴雨来袭之时，自然会成为一片泽国。即便日朗风清，遇到河海大潮之日，咸咸的海水也能将岗下大多数的地方淹没，不过通常只是潮过水退，可以在地势略高的地方安身。
庄蒙斋、庄润父子在住下之后，发现张公原先饮用的淡水都是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过来的，在黄岗一带打出来的井，水中都夹杂着咸苦之味，口感很差且不说，更要命的是饮食之后还容易腹泻，用来洗澡，身上头发都会发粘。因此庄氏父子每日在扒盐捕鱼、辛苦劳作之余，不得不到黄岗北侧的小山坑中取水，往返来回，十分累人。
父子二人都觉得这样用水决非长远之计，一定要设法在自己落脚安家附近的地方打出井，才能真正安居下来。
依当时情形，潮涨之时自不必说，周围全是咸水；平日里即便风调雨顺，打下去几尺也会有水冒出来，但全都是苦井，无法使用。不过他们父子并没有气馁，继续四处寻找并开挖水井。
已经记不清庄氏父子探挖过多少口井，转眼从春天找到了秋天，难耐的暑热渐渐退去，树木的颜色慢慢地变深变暗，原野湿地中都显现出成熟的景象。真是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的盐池由于管理得当，产出盐的质量和数量都增加不少；深圳河里的鱼虾蚌蟹都肥大美味；原野中还有许多说不出名的野果悬挂在枝头上；更可喜的是，他们多次尝试着种下的稻米，如今也结出了穗子，虽然产量不高，但让庄氏父子充满了希冀……然而，饮用水的事情仍然没有什么进展，这让他们在秋天的欢喜之中还带着几分牵挂。
庄润是个孝顺的小伙子，他非常明白父亲的心思，除了勤奋地干好父亲安排的各项劳作，几乎每天都抽空扛着锄头四处巡查，希望在附近找出淡水的水源，了却父亲的心愿，也让这片美丽的土地更加可亲可爱。
这天，他经过黄岗东南山脚不远处的一片湿地，无意中发现沼泽中间似乎有一股水流缓缓地淌出，他弯下身子，用手捧起流过来的水，用舌头舔了一下，觉得虽然还是有咸味，但好象比以往的那些要淡一点。于是，他用锄头试探着，一步一步走近泉水突起的中央，再用双手捧起直接从地下冒上来的水用嘴去啜。
他顿时感到甘冽沁脾，十分清爽，不由地心中大喜，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沼泽中拔腿奔出，一边向居住的棚寮飞跑，一边大声地呼唤父亲：“阿爹、阿爹，我发现了甜水！”
还在忙碌的庄蒙斋听到儿子的呼喊，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跑出门来，大声地问道：“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我找到甜水了！”庄润兴奋得手舞足蹈：“你快点过来看啊！”说罢便转回身，又朝发现甘泉的沼泽湿地跑去。
庄蒙斋没有作声，只是急急忙忙地跟在儿子的身后，奔了过去。
当庄蒙斋捧起甘甜的泉水，扬颈一饮而尽之后，那双有力的大手重重地拍在儿子的肩上：“阿润，我们可以把家安在这里了，可以把你娘他们接来，也可以给你娶老婆了！”
这一年，是1376年，是个龙年，而且是庄润在秋天发现了这眼甘甜的泉眼，因此庄蒙斋在郑重地焚香祭拜之后，与儿子商定，命名它为龙秋泉。
由于有了这眼甘泉，水围庄氏有了立围的根基，当围村着手建立，并开始形成规模之后，泉眼便被修成实用的井台，成为脉传数百年的龙秋古井。
说起龙伙古井，水围至今流传着一段神话故事……
一千多年前，由于战乱，一群庄子后裔，即庄子四十八代孙庄森公从中原（即今日河南中州固始县一带）徒迁福建寿阳沿海，被奉为庄氏福建一世祖。由于时遭风雨雷电、海盗袭击，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大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广东敬德庄氏四世祖蒙斋公、读了老祖宗庄子的《逍遥游》一文后，深受启迪，于是带领五世祖润公徒步来到深圳河畔，围海造田，砌围立村，安家定居在今日福田皇岗、水围一带。
民以食为天，水是生命的源泉。由于深圳河畔系盐碱地带，打了好几口井都是水质甚差，浑浊苦涩，庄氏族人为此忧愁不已。
一个风雨交加，雷鸣电闪的夜晚，蒙斋老人从梦中惊醒，朦胧中看见祖宗庄子乘一只巨鸟由北而南，降落村头，随手掷一枚玉龙石在一个低洼处后，乘风而去。
于是，蒙斋公忙起身拾起玉龙石，第二天雨过天晴，携子润公来到海边滩涂，见低洼处仍然保持湿润，感到十分意外，他便带领子孙在此处掘土挖井。工夫不负有心人，挖到一米深时便见清泉涌出，众人大喜。继续深挖，又挖了一米时，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澈甘甜。他们搬来砖石，砌成圆形，放置围栏。
也许是先祖显灵，清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润泽子孙后代。为感恩先祖，每逢端午、中秋，人们都带上贡果，来到井边，秉烛祭拜。
六、庄氏水围立根基
大风一阵东，一阵西，一阵南，一阵北地刮向深圳河畔，黄岗坡下的这片土地；大雨犹如瓢泼盆倾，不停地从天穹深处倾泻而下；原本翠绿葱郁的大地，此刻仿佛已经完全沉浸入浑黄的大水之中，只余下一些树冠草梢在水面上摇曳；天地之间，似乎全是风雨和大水的世界，昏灰的水幕之中，平日不过三五丈宽的深圳河，此时也变成一片咆哮奔腾的汪洋，浩浩荡荡向西，涌向伶仃洋……
台风来了，以它强大的威力，扫荡着这片天地泽国。庄蒙斋、庄润父子几经艰辛才搭建起来，还没来得及入住的新房子，以及早先张公居住的些小棚屋，全部被这场罕见的强大台风夷为平地，甚至在倒塌之后，那些残损的泥砖也被大水浸散，屋瓦散破，檩梁等建筑材料都被冲入深圳河，漂流得无影无踪。
在这狂风暴雨之中，庄蒙斋父子奋力将大水中抢救出来的少量生活用品以及残余的木材搬运到黄土岗上大水淹不到的树丛中，希望能够尽量减低这场浩劫带来的损失。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挣扎往返，体力消耗极大，也很容易被大水卷走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庄蒙斋父子已经顾不上这些，如果不尽量从大水中抢回一些东西，日后的生活就很难过下去了。他们只好在狂风大雨中竭力呼唤着，相互提醒，有时还相互帮扶……
他们还算幸运，虽然损失了原本就不多的大部分财物，但保住了性命，并且由于事先做了一些防范，那些关键性的生产资料、生活用品以及主要的房梁、瓦檩也保住了，一切都有着重新开始的希望。
台风过后，大水开始缓缓地退却，庄蒙斋和庄润父子浑身透湿地站在黄土岗的山脚，注视着还被水淹浸、只露出残垣断壁的房屋废墟，心中十分难过。
他们自小生长在珠江口东岸沿海一带，对于台风相当熟悉，也无数次地领略过台风的威力，也许是以前的环境与这里不同，像这次般疯狂剧烈的似乎还没有过，如果每次台风到来，都会遭遇这样的破坏和损失，恐怕也很难在这片土地上立足。
可是这里土地肥沃而物产丰富，很容易养人，况且再离开这里，又得颠沛流离到何处才能安身立命？庄蒙斋父子想到这些，便彻底打消了再次搬迁的念头，下决心找出好的方法，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好。
大水还在不断消退，一直关注着水势的庄蒙斋父子发现他们原先建筑屋地，也就是晒盐池北侧数十丈处那一块坡地（即今文化广场一带）最先露出了水面，而四周仍然浸在水中。
这情景令庄蒙斋父子不由地心中一阵欣喜，在这片沼泽湿地之中，这个地方算是地势最高，将来房子建在这里，一般的台风大雨，水不至于浸到上面，即便再遇到这么强大猛烈的台风大水，也能最先退水，不会长久浸泡。当然，今后新建的房屋基脚必须用石料青砖，并以糯米灰浆结构才能避免被水浸垮之虞。
广东夏天的台风天气，似乎都有一个让人苦笑不得的特性，就是狂风暴雨之后，很快还给人们一个烈日炎炎，晴空万里的好天，而通常风雨越猛烈，太阳也会越大越猛，仿佛专门用来安抚被台风大水害苦的人们，让他们得以喘气，翻晒翻晒被淋湿或浸湿的东西。
庄蒙斋父子毫不客气地领受了老天爷的这份好意，他们不仅把东西都摊在黄岗的坡上翻晒，并且在他们发现的那块平日难以察觉的坡地上破土奠基，要将新的家园安建在那里。
大水很快退尽了，庄蒙斋、庄润父子脚下的这片原野沼泽重新展现出青翠温柔的本相。在艳丽的阳光照耀下，树林草丛都闪烁清新的色彩；一些残留的水洼里，还有许多乘潮而来却忘记了顺水而去的鱼虾蟹蚌们，正在徒劳地游戈挣扎；经历过狂风暴雨摧残的各种鸟儿，也从它们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悠扬地鸣啭着，欢快地在蓝天下、树丛中飞舞跳跃；一些被大水从巢穴中逼出来的蛇虫鼠蚁，也都在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
这一切，都令庄氏父子感到十分亲切和温馨，他们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要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在这块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无论需要付出多少辛劳，多大代价，多长时间。
在人烟稀少，各种建筑材料都十分匮乏的年代，要在这片人迹罕见的沼泽湿地中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当时的艰辛，让今天的人们都不难想象，然而庄蒙斋、庄润父子做到了。
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先是将龙秋泉修筑成形态美观结实，出水稳定充足的水井，随后一步一步地在那块水环四周的坡地上建起一间又一间青砖黑瓦的新屋。他们已经认定，在这片土地上建房，要建就建地脚牢固，能经水浸，墙身稳镇，不怕风刮，瓦面结实，挡雨去水顺畅的房子，否则每年台风的季节一到，那些房子建了也是白费力气，什么也剩不下。
这时已经到了明朝洪武（1368-1398）年间的鼎盛时期，新兴的明王朝已经安定下来，并且推行了一系列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这里虽然山高皇帝远，但同样因此没有战乱和横征暴敛，百姓的生活自给自足并且安定宁静。庄氏父子终于在这片土地扎稳了脚根，他们陆续接来了家人，庄润也娶了媳妇龙氏，一个小小的村庄渐渐显现出雏形。
蒙斋公由于终年的辛劳，已经开始显现出老态，但他对自己家园的将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在又一次台风来袭，大雨滂沱的日子，他看着屋外四周大水环绕，一片汪洋的景象，不禁感慨地吟到：“真是水环四壁呵！”
不过，由于事先有了防范，加上这次水势也不算太大，都被堵在了围屋的外面。欣慰之余，看见身强力壮的儿子庄润和伶俐可爱的孙子懋仁，也在旁边看着外面的大水嘻闹，便笑着拍拍儿子的肩膀：“我们庄氏一定能够在此泽国之中围昌万年。”
儿子庄润听了父亲的话，不禁也笑了：“阿爹，你真是犀利，我们可以在这立村，村名就按你说的，叫水围，既应景，又好意头。”
庄蒙斋略略一怔，很快便捻着胡子大笑：“对对对！就叫水围，一是话（说）明我们生活在水中间，二是讲有水万事兴，有水即是有钱财（广东人历来以“水”喻财，其中内涵值得细细品味），我们庄氏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七、南园传家散枝叶
天高云淡，月朗风清，庄南园站在自家的庭院中，两手背在身后，缓缓地踱着方步，时而举头望月，时而垂首低吟，手中还攥着一本孔夫子的《论语》，在这宜人的秋夜里，他却根本没有一丝睡意。
头顶那轮皓月在幽幽的湛蓝中播洒着柔柔的银光，为水围一带的山水万物披上一层淡淡的莹白，让自己家园看起来是那样地美丽，那样地安宁，还隐隐地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神秘。
在身后的屋宅中，妻子梁氏和自己的五个儿子都已经沉沉的睡去，因为这凉爽舒适的秋夜当然是睡眠的好时光，可自己却无论如何无法生出睡意，总觉得心潮难平。
自己以至自己的父亲庄懋仁都是出生在脚下这片土地，他自小便知道，自己的阿爷庄润公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父亲，自己的太公蒙斋公从东莞、福永那边一路颠沛流离而来，最终在这片沼泽湿地中立稳了脚根，开辟出庄氏水围这大好家园。
自己从记事起便看到他们为了建设这片家园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努力。他知道，在这期间，阿爷润公娶龙氏传生父亲懋仁，懋仁娶母亲欧氏生下自己。自己则娶妻梁氏现已传生五子：长绍韬，次绍略，三绍祖，四绍宗，五绍裔。
虽然，如今自己已经年逾不惑（四十岁），但童年时的生活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听阿爷庄润公讲，太爷蒙斋公虽然生了几个子女，但当踏上水围这片土地的时候，只有他一人跟在身边。
当年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阿爷庄润公只生下了父亲一个独子，而父亲这一代的生活条件虽然比阿爷他们好一些，却也只是养了自己这颗独苗。因此，自己一出生，便寄托了庄氏全家的希望。阿爷和父亲含辛茹苦，宁愿让全家缩衣节食，也要将自己送到岗厦的私塾读书。
谁都知道，要想读书，教书先生收取的师资相当昂贵，因为先生一家的生活全靠学生缴交的学费。而能读得起书的学生原本就少，平摊下来，先生的馆资自然更高，而馆资高了，能上得起学的孩子就更少，学童更少，于是馆资……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状态，让庄南园读书变得非常不容易，但是阿爷和阿爹硬是让他实实在在地读了下来。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从水围到岗厦，路途是相当遥远了，而且沿途全是田埂小路，甚至沼泽鱼塘，遇到刮风下雨，天气不好，想要坚持去学堂，就更需要有很强的意志。
原本，他可以不读或找一间稍近的私塾学堂，是阿爷和父亲坚持让他去岗厦那间。他们说这位教馆的先生姓文，是文天祥的后人，目光远大，胸襟宽广，品格高雅。我们庄氏的祖先罗公、敬德公都曾经跟随文天祥并肩作战，先后为国捐躯。如今庄南园跟着这位先生学习，定能有所成就，为我们水围庄氏的发扬光大做出今后人人称道的贡献。
阿爷和父亲的直觉确实不错，他们的选择果然英明，在这位教馆先生的谆谆教导下，庄南园饱读圣贤诗书，眼光、胸怀都大大地开阔，在人品情趣方面也得到了先生的许多真传，成为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尤其在人生哲理方面，先生最推崇的就是庄南园的老祖宗庄子的学问，他讲了许多故事，令庄南园的心与自己两千多年前祖先的心接续了起来。
通过这样的学习，庄南园已经可以企立在国家以至民族的高度去观看历史，反思人生，他可以和先生讨论，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灾劫之后，怎样才能趋吉避凶，怎样顺应天地自然，休生养息……
除了这些纯粹精神方面的探讨，庄南园还向先生讨教学习了老庄道家的养生之道，并认真进行实践，令自己身强体健，精力旺盛……
相信庄南园能够连得五子与老祖宗传下来养生方法不无关系。
原本，凭着庄南园满腹经纶学识，先生也想举荐他出去应试，考取功名，但庄南园反而因为饱读了圣贤诗书，已将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宁愿留在家乡，亲自教授儿女，将自己的学识传给他们，让庄氏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有更好的人文精神，生生不息，永远流传，继承下去。
看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他心里的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并因此经常夜不能寐，总在思考，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教育子孙的心智，约束子孙的言行，树立子孙的精神？
在这大好的秋月夜里，庄南园凝视着当空的皓月，思绪在天际原野山林间飞纵，忽然间，仿佛眼前有灵光闪过，不由地连连颌首：对，用嘱咐训示的形式，把自己对儿孙的期许写出来，并且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让它的针对性更强一些，同时留出相互参考约束的空间……
庄南园在心头豁亮之后，立即返回屋内，在厅堂的书桌上燃起烛光，展开纸墨，提起毫笔，奋力疾书：
嘱咐头儿庄绍韬，依然加谨莫辞劳，齐家须要先养己，务处相承显后曹。
嘱咐仲男绍略儿，好将心事谨支持，但存我与方寸土，留待曾玄作福基。
嘱咐三儿绍祖郎，恭兄友弟谨纲常，大家须学庞伊老，莘野何殊陆氏庄。
嘱咐四儿庄绍宗，且耕且读待时雍，春耕录到儿园册，始见表裳染紫浓。
嘱咐穷胎绍裔儿，莫忧世事少难为，儿孙自有儿孙福，自有儿孙胜我时。
由于思虑多时，庄南园心里的这些话犹成竹在胸，提笔下去，一气呵成，并正式成为几百年来水围皇岗庄氏后裔们公认的祖训和言行的准则。
写完之后，庄南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觉得心结顿消，心旷神怡，十分舒爽，睡意阵阵袭来。
后来，庄南园又庶娶梁氏，传生孔文为六子。兄弟六人长大成人后，各有所传，人口众多，开始从老围原址（今水围所在地）分居成水围坊、大围坊、上围坊、隔垅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吉垅，现已全部拆除改建成皇岗博物馆）等四坊。
水围庄氏自七世祖南园公之后，进一步立围建村，创建基业，枝繁叶茂。他的嘱五子诗，便成为庄氏后裔的处世哲学、人生根本。
在以后的岁月中，庄氏族人陆续发展，并且因为整个四坊拱围倚踞黄土岗（今皇岗公园的山峦）而共同得名统称为“黄岗”。同时各坊先后也都建有各自的祠堂。
八、四坊立大祠，黄岗称皇岗
至18世纪时，深圳一带已非旧日那般偏僻闭塞。北边距清朝最重要的商埠广州城不过三百余里，西南边的珠江出海口一带，商船来来往往，而且不时还会有些蓝眼睛高鼻子的西方人跑来传教、做生意、甚至贩卖鸦片“福寿膏”……
在这300多年间，庄氏族人历经了明朝由盛而衰，进而灭亡，清兵入关南下，战乱之后，清朝政府稳住了统治的过程。
经过这漫长岁月的延革，深圳河两岸的农耕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庄氏族人先后建起了自己的学堂，并且不断在村庄周围拓荒种地，围海造田，增加生产谋生的基本，慢慢令村里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有了较好的积淀。
看着村庄日益壮大，经济不断发展，似乎应该有些什么事情应该做了。庄氏家族几位头面人物再三商议，都认为统一建间大宗祠，并修续族谱很有必要。
庄氏一族几千年来自中原四散迁移，自身这支从祖上踏足水围及至黄岗，开创基业，安身立命，也已是三百余年的漫漫岁月了。
修宗祠，祀祖宗，让庄氏族人永怀敬祖之心，永记大家一脉相传，骨肉相亲，也是一件大功德。于是商议决定，统一建造一座庄严肃穆、规模宏大的祠堂作为黄岗全体庄氏子孙祭祀祖先的场所。
恰逢此时，水围庄氏的同宗，身居番禺的族叔庄有恭被乾隆皇帝钦点为清朝状元，并在皇帝身边辅助做事（后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他得知了黄岗宗亲有重修宗祠的善举，心中十分高兴，专门派人前来通告，自己要亲自来参加黄岗宗祠重修的庆典，并且明确表示要送上一份厚礼。
清朝乾隆四年（1740年）的一天，对于庄氏族人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日子。这一天，四坊全体村民都一早起来，男女老少个个沐浴更衣，穿戴新净整齐，个个喜气洋洋，又有一种神秘的肃穆。
庄有恭果然携礼前来庆贺，送来额匾，尤其他特向乾隆请来御批，将村名“黄岗”易名为“皇岗”，不仅成为水围黄岗庄氏最大的荣耀，也是当时名扬南粤的一大盛事。自此，皇岗正式成名。新落成的皇岗庄氏宗祠在这一天举行祭祖大礼。
距离今200多年前的庄氏族人，为了寻清自己的根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明确无误的在宗祠金色堂匾横书“锦绣堂”三个大字：表明与福建泉州府永春县桃源庄氏宗祠堂号同出一辙。
一副颜体楷书对联“涌天水舒皇岗墨浪池源祖德宗功绵世泽，昌漆园于后衍南华清国文经武纬登龙楼”，表明水围皇岗庄氏族人的祖先出于天水郡（约在今日甘肃省天水市范围），而“漆园”即是庄子出身和为官的地方。“南华清国”指的是庄子的精神学说，“登龙楼”意即登峰造极，指庄子的学说成就为后人认同和推崇。
另有几副对联，表达的亦是同一层意思：
皇岗舒锦锈
天水涌文澜
天水源流远
皇岗世泽长
皇恩浩大源水长流远
岗映朝晖万众颂升平
水围人追根溯源至宗圣庄子一代，再细究自身一脉，尊南宋桃源锦绣堂祖裔孙敬德公为一世祖；元礼公为二世祖；孟舆公为三世祖；蒙斋公为四世祖；顺斋润公为五世祖；懋仁公为六世祖；南园公为七世祖。并记载，自明朝为朝廷文官的庄恭一代起已开始修本系族谱，至清朝重修，已脉络清楚。
《庄氏族谱》开卷明宗：“盖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犹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根固枝茂，源深流长，理固然也。后世子孙，盛且贤者，安得不由祖德积累而致之欤。”其后，记录了自一世祖敬德公起各代先人的丰功伟绩，以昭示后人。
这日，阳光灿烂，金色的光芒洒在新祠堂的雕梁玉砌之上，一派金碧辉煌，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龙狮竞舞，爆竹齐鸣。
大厅香火鼎旺之处，那幅记载着列祖列宗的功业的长联气势万千，犹如垂瀑挂在祠前……
庄氏宗祠正中供奉着列祖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左右两边立着状元庄有恭和进士及第翰林庄有信等名流赠送的牌匾……从此以后，虔诚的庄氏族人在这里跪拜、唱祷和祝福，向神明、向祖先求索安康和富足……
九、义旗高举 抗英保土
时光飞逝，白马过隙，一百五十多年转瞬又过去了，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已成无法回避的现实。
大英帝国趁机谋求香港“拓界”。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胁迫清朝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广东新安县（今深圳市前身）三分之二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
这是继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块“New Territ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英占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香港的“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强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义愤，新界元朗等地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号召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表态支持。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四月，英国殖民者强行拓展香港殖民地的“新界”。当地锦田、元朗、大埔、八乡、屏山等村数千武装民众展开反展拓香港界址的斗争，遭到英军残酷镇压。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本来是个万物生长，身心舒展的好季节，但是河对岸不断传来的消息令水围以及皇岗其他三坊的庄氏族人十分不安。“喂，有冇听讲，红毛鬼要来了？”
“听讲了，河南那些乡亲已经开始反抗啦！”
“不过，那些红毛鬼好犀利嘎，鬼枪排火头一打就是一大片，根本就冇得顶啊！”
大家听到的传言：红毛鬼要来了，他们见人就杀，还要占了他们的土地房屋，并且一直要占到东江河的南岸才肯罢手。
大家对此都十分不甘心，但也听说了那些红毛鬼的武器十分厉害，自己这些只有大刀、长矛甚至担挑，最多加上几抬土炮、鸟铳的农民实在不是那些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英国军警的对手。
怎么办呢？就将自己的家园拱手白白送给那些红毛鬼？
这些有血性的庄氏后人根本无法做到，不要说对不起列祖列宗，也对不起子孙后代，甚至就是自己这一代人，家园如果被红毛鬼占去，大家被赶了出去，过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绝对不行！
前几个月，水围以及皇岗其他三坊的庄氏族人已经在那令人惶恐窒息的传闻中，不断地议论、商量，最终决定，绝不能任人鱼肉，坐以待毙，要团结起来，举全村之力，和那些凶恶的红毛鬼搏一搏。
当时，深圳河南岸的五大家族发出号召，准备进行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水围人已经和皇岗其他三坊的宗亲一起表态支持，愿意出钱出力。
不过当时战斗没有开始，没听说红毛鬼有多么厉害。而最近，元朗、锦田等地乡亲已经和红毛鬼交过手，传来的消息说伤亡惨重，任凭你身手功夫如何了得，也抵不过红毛鬼的鬼枪。
即使情况开始变得有些恐怖，但这并没有动摇水围乡亲保卫家园的决心。他们明白，在目前的形势下，红毛鬼虽然还没有过河，但也决不应袖手旁观，唇亡齿寒的道理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现在已经摆在了水围人的面前：
我们必须过河支援那些已经开始落于下风的同胞乡亲，去帮手打退红毛鬼的侵略占领！
也就在这时，周围村庄的乡亲派人来联络，说深圳河两岸几乎所有村庄都动员了起来，甚至远在东莞、惠阳的同胞也派出了队伍，准备一起越过深圳河，增援已经陷入苦战的“新界”乡亲。
此时，水围皇岗主事的庄氏村会会长庄池秀，他的绰号叫“春贵咱”，身高体壮，臂力过人，平日里便好打抱不平，为人处事敢做敢为，自从听到红毛鬼要来，他就力主奋力反抗，以生命和热血来保卫家园。
现在，其他村庄的乡亲们也都起来了，他当然更是不甘落后。在村中其他长老的支持下，他敲响了皇岗四坊大祠堂中的大锣。
早已摩拳擦掌的水围皇岗的数百青壮年，手执大刀、长矛、猎枪、鸟铳，甚至还抬来了土炮，纷纷涌到祠堂，人人神情肃穆，场面热烈而又悲壮。
庄池秀郑重地带领大家燃烛焚香，祭拜祖先，向列祖列宗祷告，讲明奋起过河、抗英保土的因由，祈求古贤们予以保佑。
礼毕之后，他庄严地擎出一面大旗，上面绣着“春贵咱”三个大字，用力摇摆了两下大旗，让旗帜充分展开，语调激昂地大声宣布：“乡亲们，为了保住咱们的家园，今日与红毛鬼的一战是不可避免了！在战场上，我们庄氏子孙就以这面旗为标记，同敌人血战到底！”
在场的庄氏子孙一起发出怒吼：“杀晒（尽）红毛鬼！”
誓师大会之后，在“春贵咱”的大旗下，五百多名水围皇岗的青壮年，浩浩荡荡地开到水围码头，十多条虾船一起出动，来往穿梭，很快将这些抗英义士送到了河南岸。
这时，各地的其他民众也兵分多路，先后从沙头角、罗湖等处渡过深圳河，增援已经陷入苦战的当地民众，与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和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英军血战到底。
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中国民众的伤亡很大，水围人庄连德等十多名乡亲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按照过去的一些传说，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充分利用了复杂的地形，取得了毙伤英军200多人的胜利。
不过，根据水围参加过这次抗英保土大战的先民记述，英国军警火力非常猛烈，我们使用的原始武器根本无法接近敌人。在战斗中，往往敌人的影子还没有看见，自己的乡亲已经伤亡一大片。而且那些英国军警凶狠异常，猛打猛追，即使乡民们开始撤退也不肯放过，如其中一位先民所说：“只有走回祠堂来的才是人呵，在外面随时会被那些红毛鬼射杀而变成鬼……”
近年来，到香港查阅到的历史档案记载，英方当时的许多函件和报告也可以看出，抗英武装力量的人数众多，斗志昂扬，领导者也具有相当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而且在两国已经签订《专条》，清政府软弱无能、处处退让的情况下，民间抵抗运动最后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了。
但是有一条无法回避的现实，当时一些狂妄的英国军官也曾提出要趁机将地盘“拓展”到东江河一线，正是由于深圳河两岸先民的英勇反抗，令他们见识到中国民间反抗外侮的力量，才最终打消了他们“得寸进尺”的妄想。他们已经可以预见，那样做的代价和结果并不会像他们最初以为的那样。
这次英勇的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还是在客观上保住了自己的家园。
十、晴天霹雳，咸田被抢陷绝境
斗转星移，改朝换代，满清王朝被推翻了，天下变成了中华民国。
对于水围的村民而言，这时虽然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但毕竟还是地处山高皇帝远的边陲，历来政府的管制都比较薄弱宽松，尤其在香港及相邻的新界划给英国人统治之后，这里似乎更是成了天涯海角，因此无论谁来做皇帝，水围村民都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天到底是变了，没有了皇帝，成为了共和。照说共和体制应该对百姓群众更好，却不料新政府的手反而伸得更长，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实惠，反而产生了一连串的动荡和灾难。
对于水围人来说，民国政府1921年霸占水围皇岗人祖上传下来的咸田（沙田）渔水围（基围）的行动，虽然当时没有流血，后来却证明是一场令水围人几乎陷于灭顶的浩劫。
水围最初立围之时，人口不多，依靠晒盐捕鱼已经足以维持温饱。自七世祖南园公开枝散叶，人丁兴旺起来，原有的谋生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开始转向实实在在的农耕生活。
一方面向北拓展，开垦无主荒地，或者向周边原来的地主购置田地；一方面根据自己所处的实际位置，战天斗地，在河海滩涂上围堤筑坝，填土造田，建立基围，向沼泽荒滩索要种植庄稼，养殖水产的地盘，以保障族人拥有生存的最基本条件。
据老辈相传，围垦咸田，建立基围的工程，自明朝时就开始了。当时条件简陋，工具落后，人丁稀少，而且大部分工程是要浸泡在咸水中来进行的，开展这样的工程，其中的艰辛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但水围人的祖先们不惜流血流汗，不惧狂风烈日，笑看潮起潮落，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接着一代地不懈努力，终于打造出了如今的这片天地。
沿深圳河自东向西，东面与隔田（福田）村建造的河堤基围相接，西面与白石洲（今石厦村）的咸田连片。由隔田的大围、龙屋围、福围、涌、横滘、蚊洲岭、蚊洲围，过水围往白石洲，其中咸田1800多亩，基围鱼塘3000余亩……这些咸田、基围大部分属于生活在老围（水围坊）的庄氏族人。
有了这样的基础，水围庄氏族人的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虽然咸田每年只能种一造，而且产量很低，每年每亩只能收成一两百斤稻谷，并由于这些稻谷生长在咸水中，会发红，口感不好，也卖不起价钱，但至少保障水围人不必再饿肚子。
这些咸田中的稻谷生命力很强，通常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加上渔水围（基围）生产大量的鱼虾蟹等各类水产，保障了水围人的蛋白质营养，以及买卖变钱的条件，令水围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由于这些生产资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许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步完成，因此历朝历代政府都没有收税。
正是有了这样的条件，有效地保障了水围的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按老辈的传说，最兴盛的时期，水围在册的男丁就达到1600余人（当时整个黄岗约4000名男丁），而且大多数营养良好，身体强健。
而作为出海作业，捕鱼捞虾，水围人则占了绝大多数。据说当时黄岗经常下海作业的虾艇有43条，其中42条都是由水围人掌舵……咸田和基围不啻是水围人的生存之本和命根子。
然而，民国政府的那些官员，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盯上了水围人的这些祖业。不仅是水围人的，沿深圳河向西直至东莞太平沿线的所有咸田（他们叫做沙田）都被盯上了，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些由百姓祖先辛勤开垦出来的生产资料全部霸占过去，归所谓政府所有。
1920年秋收前后，当时的广东省田土厅发出告示，声称沿深圳河一线的沙田和基围全部归政府所有，要求当前的使用者必须立即向政府申报和交税，而且税率还相当高。
这激起了包括水围人在内的皇岗大多数原住民们的愤怒，大家群情汹涌，议论纷纷。为此，族中长辈召集大家在皇岗庄氏祠堂商议对策。这时，秋收已毕，开始进入农闲时节。
由于告示内容关乎大家今后的生计，村里几乎所有人家都有代表赶到了祠堂，令原本相当宽敞的祠堂顿时变得拥挤不堪，除了有头有脸的那些长老端坐在祠堂之内，祠堂外的广场上也挤满了短衣宽裤、劳作装束的农人，大伙有的低声商量，有的大声抗议，祠堂内外气氛火爆，人声鼎沸。
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交税，认为这是祖业，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纳过税，现在的政府凭什么跑来发个告示就想收钱？坚决不交，看他们有什么办法，难道他们还有本事将这些咸田和基围搬走不成？
族中有些文化高的人则认为事情恐怕不象一般人想得那么简单，人家既然这样发告示，恐怕已经想好了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希望乡亲们冷静些，还是派代表去与田土厅的人协商一下，陈明历史渊源，表述苦衷，争取减免税金……虽然大家意见最终没能统一，但为了稳妥起见，水围皇岗庄氏的长老们还是派出了代表，去广州与省田土厅的官员交涉。
当时，广东省田土厅的厅长姓魏，气焰很高，丝毫不肯退让，对庄氏的代表说了一通大道理，声明政府并不是针对水围皇岗一条村，如果对他们特殊照顾，其他村也来要求，政府的政策就没办法推行云云，弄得代表们灰头土脸，无功而返。
代表们在广州的遭遇令水围皇岗的村民们更加愤怒。
因为咸田本来产量就很低，而基围的收入则更是要看天吃饭，并不稳定。这些祖宗留下来的田产，原本也就是让子孙后代有个保底的饭碗，不料现在政府突然跑出来要收什么米果金、税钱，还要收那么重，并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面对这样的情形，村中长老和管事的人再次在祠堂召集大会，虽然有些文化较高，性格持重的族人认为自古以来总是民不与官斗，因为除非造反，否则根本斗不赢，应该再派人去省里商谈。
但会上主流气氛紧张，政府那种骄横的态度最终令水围皇岗的村民们之中“不去申报，更不纳税”的意见占了上风，水围人决定集体抵制民国政府这次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政府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村民更是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连当初贴在村头那张布告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撕烂扔掉，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依照村民们的想法，自己这块地盘属于沙头乡公所管，不要说乡公所那几个人，就是深圳的区府甚至宝安县府，又能奈何我们拥有数千男丁的水围皇岗庄氏吗？这件征税的事恐怕只能不了了之了。
就在乡亲们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更大浩劫却突然降临了。
1921年春节过后不久，突然从省里开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队，他们自称是广东省田土厅的护沙勇，足足有一个团上千人的兵力，团长姓魏，是田土厅长的同房兄弟，自称奉命前来执行公务。
当时春节刚过，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慵懒地休闲走亲戚，少数特别勤快的也只是刚开始着手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
省田土厅护沙勇的突然到来，最初让水围的村民们大感错愕，弄不清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只是纷纷赶到现场去看热闹。只见这些官兵，将随身带来的小旗沿着深圳河由东向西一路插过来，并且大声宣布，凡是被小旗圈进去的咸田基围，一律收归政府，今后就是官办经营。
水围皇岗的村民们闻讯大为吃惊。原本庄氏族人与地方政府上的官员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由于政府这次的行动是直接从省里来执行的，所以那些地方官员们事先也并不知情。
这时，越来越多的乡亲急速赶到现场。那些护沙勇除少数人继续插旗，多数都端着枪向涌来的村民瞄准，机枪也架了起来，并不断地大叫，“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并且已经接到命令，谁敢妨碍收地，一律格杀勿论！”
有村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拔掉了几支小旗，立即被几个护沙勇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推倒在地。同时，枪声大作，子弹擦着村民们的头皮射过来，这让赤手空拳的村民不得不停住向前冲的脚步。
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跳出来大声喊：“本人魏达明营长，是负责这个地段收地的指挥官，你们有什么意见去同我们上方交涉，不要在这里乱来，我只是执行公务，不想杀人，你们千万不要逼我……”
为了避免乡亲们无谓地流血牺牲，村中管事的长老也匆匆赶到了现场，竭力劝阻那些热血贲张、准备冲上去与官兵们搏命的小青年。因为二十多年前为了抗英保土，水围先民在鬼枪下流血死伤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样拼命，只能是徒劳无益的牺牲，无论怎样，还是人的生命最重要。
人们被劝住了，但看着这些土匪一样的官兵任意地抢占他们祖上传下的咸田基围，不少人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水围皇岗庄氏的祖业，就这样被黑暗的政府用枪炮逼迫着抢走了。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被抢走了咸田约1300亩（福田200亩、涌225亩、横滘325亩、蚊洲围225亩、上下大围150亩、水塘125亩），基围2个约2000亩，而且这些咸田和基围大部分属于水围人家的。
事件发生后，水围皇岗庄氏多次派代表到县里省里交涉，结果最初是拖延，后来又相互推托，最后说政府的决定已无法挽回。
在这期间，那些护沙勇在蚊洲岭上建起营房，派出了重兵在那里把守。同时，又从东莞等地迁来了不少移民，在原本是水围皇岗庄氏祖业上进行种植围垦，还挂出了什么“裕民农场”的牌子，将突然的强抢变成永久占据的现实。
水围人悲愤交集，反动政府的这种强盗行径，无疑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失去了咸田和基围，他们还怎样生活下去？但面对重兵把守的故土，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
在那个时期，村中的老人们似乎已经认了命，但小青年们却一直不甘心，他们想出无数方法，被迫搞些自己平日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小破坏，经常趁着夜色，把离自己村最近的那几块田里“农场”种下的秧苗扫平，或者放牛进去践踏，让“农场”也没办法收获。这些反抗虽然有时也起到一些出气解恨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被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威胁打骂驱赶，不过他们还是不断地坚持……
这样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年，田土厅的官员们只好做了一点小让步，将离水围村最近的一些零星咸田退还给村民，算起来也只有三十多亩，还不及被他们抢走那1300多亩的零头。
咸田基围被抢走之后，失去了生计的水围人只得四散漂泊，外出寻找出路。在这期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围人家都有亲人到外地谋生，其中大多数还做了当时最苦最累的船员，常年在海上漂泊，许多人自此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而在家乡留下来的，大多是些妇孺和老人，整个村庄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活力，甚至不少人家在经历了这次浩劫之后，慢慢地绝了户！
十一、奇特的新闻中心和时事论坛
遭此大劫之后，水围的人口锐减，经济日益萧条，陷入很深的困境之中。这次灾劫虽然当时并没有流血，但在后来的岁月中，给水围的危害之深，用任何语言来形容都不过份。
水围人被抢去大部分咸田（沙田）和鱼水围（基围）之后，主要的经济支柱断裂，村民生活无着。村中大多数青壮年被迫四处漂泊，外出谋生，原本在皇岗四坊中人口最多、实力也比较强的水围，不断地陷入萧条和衰落之中。
留下来的妇孺和少数青壮年，只能到远离围村的河湾海滩捕鱼摸虾帮补生活，有些过境到香港新界落马洲一带垦荒，或租赁人家的田地来耕作糊口，也有向皇岗其他坊的宗亲租借深圳河北岸那些他们耕不过来的边角土地（也有少数是水围人自己购置的），这些土地通常都十分零星分散和偏远，最远的甚至到了梅林那边的山坳里。这种生存状况不仅令水围人受尽屈辱，而且经常陷入“吃了今餐，不知下餐”的困境之中。
“水围鱼仔、南边（下围）弄（玩），隔垅（锄）柴头、上围大笨”当时水围皇岗这一带民间流传的这支歌谣，就是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皇岗四坊村民生活和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
它形象的说明，水围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下海捉鱼摸虾来帮补；而被称为南边的下围，则因拥有不少赌档、烟馆，用来吸引四坊甚至外村的人前去玩耍消费谋生；至于隔垅，则因为靠近山岗丘陵，许多人都靠斩柴锄树头去卖钱资助生活；而位于皇岗北侧的上围，则是四坊中经济条件最好的，村中有钱人最多，早在清朝时，拥有“千户”头衔的上围人就达9位之多，而所谓“千户”其实就是当时政府给他们经济实力的一种考评和认可。
由于上围人有钱，因此相当一部分人生活无忧，四处行行企企，指手划脚，几乎不用做什么具体的事。这在其他普通村民的眼里，无异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按当时对人评价的标准，无所事事的人就是蠢笨的人和无用的人。
虽然大家心里也清楚，上围人的钱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行行企企，指手划脚实际上是收账和发指令赚钱生产，但还是把“大笨”的蔑称送给了他们。
水围的条件原本就不算太富裕，咸田、鱼水围被抢走之后，则变得更加困难了，村中外出行船谋生的人越来越多，背井离乡，受尽颠沛流离、寄人篱下、挨打受气的痛苦，心中更加怨恨抢走水围咸田基围的反动政府。
古人言：世间万物，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这些漂泊在异乡的水围皇岗乡亲，在受尽身体折磨和精神痛苦的同时，也大大地开阔了眼界，见识了许多在故乡时无法见识的事物，接触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进而明白了许多过去想不通，甚至想都没想到的道理。他们虽然身在异乡，但心中一直牵挂着故园，一有机会就返回家乡。而这些不时回来的人，不断把外面的新鲜信息带回了故乡，又开阔了留在水围的父老乡亲的眼界，传播了许多或好或不好的新鲜思想和事物。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因为贫困，也是为了热闹，或者想了解外面的故事，水围村中的公共场所“书房”，总是挤满了大人小孩，他们中有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的村民，这些人大多因为房子狭小，孩子长大成家，自己从外地回来之后，无法或不方便再挤回家去了，只得跑到这公众的“书房”来栖身；也有从未离开过故乡的老人和孩子，他们或是为了方便叙旧谈心，或是想要听新闻，尤其到了晚上，大家聚集起来，一起在这里冲凉，交流见闻，许多人睡在这里，有人不时还从家里弄来点花生番薯，在这里煲糖水、煮宵夜，有的人甚至一日三餐都在这里煮食。
按照广东人的习惯，向来洗澡冲凉不像北方人那样，由于条件所限而只得群体扎堆进行。而广东人一般都是单门独户，颇为隐私。但水围这些漂泊赤子们由于思想开明了，也因为自家条件不行，加之这书房又紧邻着井头，用水方便，于是每逢春暖过后，仲秋之前的黄昏时分，暮色渐浓，一群赤身裸体，甚至一丝不挂的男人们，围在一起洗澡冲凉，大声说笑叫骂便成为水围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在这一时段，井头一带自然成为了女人的禁区。最初，只是条件不好的游子们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后来发现，这样冲凉确实比一个人缩在昏暗的大门背后的冲凉房里要痛快许多，尤其那些肌肉发达，线条健美的壮汉们，可以很自豪地向大家展示自己身体，更有人在相互窥视了别人的隐私之后，又多了不少茶余饭后嘻笑怒骂的谈资……
慢慢地，那些并未远行过的父老乡亲中，也不断有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这样的场合，人们不得不坦诚相对，人际间的关系被拉得更近，更具认同感。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书房”成为水围名副其实的新闻中心，几乎全村的男人们都在这里交流各种各样的新闻旧事，村里的资讯几乎都是从这里开始发布传播。有些还传到外村以至整个深圳、宝安地区甚至更远。
同时，这里也是村民们议论时政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大声发表对时局，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或赞扬，或抨击，或分析推断……无数新观念就这样碰撞产生出来，播入水围人的心中。
许多时候，人们在这里大声说，大声笑，大声叫骂，仿佛十分开心痛快，但有时也会不知怎地，大伙一起突然沉寂下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相对无言，心中涌满难以言喻的悲凉：如果不是祖传的咸田基围被抢，我们何以落到如此地步？！
因此，失地之痛，水围人一刻也无法减弱，对黑暗政府的痛恨，不仅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化，反而由于日积月累更加强烈起来，不少人更是因此走上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道路。
十二、水围的传统习俗
旧时的水围也有许多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习俗，如打醮、扒龙船、拜围门、抢炮头等等。
一、打醮
水围打醮的习俗也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是历代祖先传承下来的。
据《昭明文选》指出：“醮诸神，礼太乙”。而《隋书》中指：“夜中于星辰之下，陈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乙，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意思所指“醮”就是祭神的意思，其原始的目的，是古代农民百姓对天上神佛的庇佑，表示感谢，或祈求平安而举行的隆重祭典。祭典乃通过道士、和尚为媒介与鬼神沟通，这个活动称之为“醮”。
醮亦分有平安醮、瘟醮、庆成醮、火醮等四类。此后道士为人设坛念经祈祷叫“打醮”。于汉末道教盛行之后，逐渐衍变成“僧道设坛祭神”的专有名词，其原始意义，主要在于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后成为了祈神酬恩和施鬼祭魂合而二为一的民间祭典活动或传统节日。
打醮名目繁多。有祈求平安的“打平安醮”；有驱瘟疫、除天灾、许愿打醮；有收成好，打醮酬谢；有丧葬，请道士打醮。打醮时，要设斋道祭祀，道士击鼓诵经，甚至有举行演戏娱神诸活动。
打醮之俗可溯及先秦。宋玉的《高唐赋》中已有“醮诸神”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这种延请道士通过祭祀消灾求福、超度亡灵的仪式绵延不断。清代顾张思的《土风录》卷二“打醮考”载：“黄老之学，本于清净自然，地狱天堂，何尝言及。黄冠辈见僧获利，从而效之，送魂登天，代天肆赤欠，谓之练度，可笑甚多，如罗天大醮、平安大醮，名目不胜记述，即今之打醮也。”
水围人承袭了这种习俗，直至1949年的春节前夕。
据老辈相传，皇岗四坊之中，上围的人比较富裕，当时的社会地位较高，故独自建一族庙，平日上香敬神、添丁点灯都在自己的庙中，庙址在今皇岗社区的街市附近，故打醮也是自成一家，每两年打一次醮。
水围则与南围（下围）、隔垅（吉龙）同拜一庙，地址与皇岗庄氏宗祠一巷之隔，而且三坊每三年共同打一次平安醮，人多势众，热闹非凡。
水围打醮的头一天，基本上是做些准备工作，之前推举出的缘首或总理（值理）等与纠手们在一起商讨打醮的各项事物，搭彩门、垒灶堂。起天坛，请各路神仙。设鬼魂坛，接四方鬼魂与本家的孤魂野鬼。各家都收拾好自家房舍，准备接待醮会上安排的客人，和前来看热闹赶会的亲朋。
而且，所有参加或者观看打醮的人还必须遵守许多清规戒律，如必须吃斋，夫妻在打醮期间不能同房等等，以免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
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厨房的人开始忙着做早饭，五点左右，打醮的人们便忙碌起来了，匆忙吃些东西后，开始迎香、圈村。
数以百计的人排着一行队，慢慢的走着，队伍前面的人捧着祖师大神的牌位，抬着年、月、日、时，四个使者和十大元帅的木雕像及祖师大神殿前的法器家什，后面的人则怀里抱着彩旗。
在道士、鼓乐手带领下，三坊的父老乡亲沿三坊走一圈，意思是把参加打醮的三坊都圈进来，这样，神仙的灵光便会罩在这三坊之上，以保大家平安无事。
打醮的队伍一路上逢家便进、遇神就拜，沿途的人们纷纷用手中的香换下祖师大神香炉上的香，然后插在自家的香案上或是自家的院子里、墙头上，意思是祖师大神已被请到了本家，一家老小已在祖师大神的庇佑范围之内了。
一般情况下，中午要到一个村子里简单的吃点饭，然后继续往前走。经过七八个小时甚至是十几个小时的跋涉，方能停歇。
到了天光渐暗，夜暮降临时，人们会排起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地从祖师大神的殿前出发前往村口，沿途两侧洒下用蜡烛或者是油灯做成的长长的路灯，到村口迎请各路神仙鬼神、本村亡故祖先的灵魂以及屈死冤魂到设好的天坛、地坛就坐，观看打醮，受人供奉，人神共庆，一同打醮保人们平平安安。
第三天是打醮最为热闹的一天，水围等三坊的人们纷拥而至，几乎各家各户都住满了香客亲朋。
上午9时，开始了迎宝、敬献贡饭，有的地方是一日三贡（给神坛上敬供煎堆等食品），迎贡的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到一些人家拜会，把珍藏的珍宝、以及给祖先大神做好的贡饭捧好，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的带领下，恭恭敬敬块迎接到祖师大神的庙殿前，供宝、献饭，场面甚为隆重。
人们规规矩矩的跪在地上，把贡品献饭顶在头上，一盘一盘的向前传递，旁边道士做着道场法事，一旁的唢呐大声吹奏着，成百上千的人们把祖师大神的庙殿围得严严实实，一盘一盘献饭整齐有序的被贡献到神案上。从有献饭开始的那天起，祖师大神的经堂、天坛，二十四小时都会有信徒守护。
到了下午，打醮逐渐进入高潮，首先是“扬幡”，成百上千的人们在道士的带领下，在村外的场子中，开始一圈一圈的围着幡子转，道士在前面手拿法器口中念念有词，打醮的人们手拿彩旗家什相互簇拥着跟在后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一遍一遍，就这样不停的要走很久。
最后来到一个高耸的幡子跟前，幡子看起来很简单，一根粗长的木棍竖一场地中间，木棍的上端挂着一个扫帚，代表着神灵鬼魂，一根长长的红布条挂在上面，红布的两端拴有几个面做的小人，凡是想要个一男半女的媳妇们，来到幡子下后争相抚摸小面人，而后乘道长不注意偷摸道长的头，据说只要是摸了小面人和道长的头，便可在一年之中怀孕。通常领头的道长会被一群女人们追的四处逃避。
到了晚上掌灯时分，禾堂上的灯被点了起来，人们又开始围着灯场转，道士与手拿法器彩旗的打醮人走在前面。围观看热闹的人跟在后面，人们围着禾堂灯场外围要走上三圈，然后进入禾堂中，转来转去，直至所有前来转禾堂的人都走过。
水围人打醮时，还会请来戏班，演木偶戏，唱粤剧大戏等，热闹非凡。
活动结束后，来参加打醮的外村人和来访的亲友要走了，人们在送走亲朋之后，又点起两排长长的地灯，送走那些被请来参加打醮的各路神仙妖怪和死去的亡灵。
第四天一早，打醮结束了，吃了三天素的人们终于可以吃到肉了，通常醮会上要专门杀一头猪，准备丰盛的食物招待大家，以求大家都全年风调雨顺，事事如意。
水围在传统上除了三年打一次醮，还每年举行三项活动，都非常热闹和隆重。
二、扒龙船。
每年正月十九，水围和南围、隔垅三坊都组织送邪迎新的活动，用竹篾和纸扎成一条两米多长的“龙船”，前面挂着铜锣，后面架着木鼓，由两个人抬着，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在三条村庄中巡游，通常是由隔垅开始，然后到南围，最后到水围，每家每户地去拜，原则上只要供奉有神主牌、有人居住的房屋都必须巡游到。
当“龙船”游到村民家时，各家各户都将事先用“花红粉”（朱砂）染好的红米撒进“龙船”，以示将去年不好的邪气都交给“龙船”带走。
“龙船”在游遍三坊各家各户之后，送到水围码头的河边，由主事的“公头”发表祭祀的文告之后，用火将“龙船”焚化，灰烬送入水中，寓示就此将旧年的不好送入大海，为来年的兴旺打好基础。
三、拜围门
每年的正月二十上午九时，水围都会举行隆重的拜围门仪式。
仪式通常由村中德高望重的族长主持，只有60岁以上的男丁才有资格，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神情庄重地参加祭拜，女人和60岁以下的男人只可以旁观。
当年的水围，由于经济比较贫穷，大家的钱都比较少，想办成一两件大些的事，只能靠大家凑钱，而且是分期分批地凑，这就是当时民间相当流行的“供会”。
而“供会”通常是由一些关系较好的人凑在一起组织和运作，谁需要钱时就由谁使用。或者支付合理利息，或轮流使用，以保障需要时大家都有能力解燃眉之急。
在拜围门时，各个“供会”出钱购买乳猪、元宝、香烛等供品摆放到围门前祭拜，仪式完成后，各个“供会”取回自己的供品，在“会员”之间进行分配共享。
除了拜围门，水围各家各户也都会在初一、十五以及各种年节时拜自家的家门和供奉自己的祖先神灵，以保佑家人平安幸福。
四、抢炮头
每年的正月二十下午一、两点钟，水围都会开始举行热闹非凡的“抢炮头”活动。
虽然，活动的资费是由本村筹集，但皇岗各坊的乡亲都有资格参加。主持活动的“炮头”通常是由村中民众推举出来，大家争抢的目标则是从东莞购入的烟花彩炮内的“炮头”——共16支烟花炮内包裹的系有红绸的小竹竿。
彩炮由主持人燃点，彩炮飞到几十米的空中爆开，待它的“炮头”落下时，人们便蜂拥而上，拼命哄抢，热烈狂野，力气小一点都无法挤到“炮头”附近。
但当有人抢到“炮头”并抓在手中举过头顶，哄抢立即停止，由主持人宣布：某某抢得炮头！
然后，再燃点第二个彩炮，人们又开始新一轮的哄抢……
整个活动按照顺序，16支彩炮依次分为头彩、二彩……一路排到16彩。通常头彩最让大家羡慕，奖金也最高，其他则依次略低。
抢到炮头后，先由主持人登记，活动结束后，则由主持人带领大会筹备人员和一众孩子，敲锣打鼓，按照抢到彩头的顺序，挨家挨户地将奖品送去。
奖品有红纸包着的奖金、刻有字的镜子以及长约1.5米，宽约80公分写着“第×炮”的标尾（丝绸彩旗），标杆则长达3米，由小孩子扛着，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游遍三坊的大街小巷，更加增添欢乐的气氛和夺标者的荣耀。
不过，这些奖品也只是暂时由夺标者保管一年，待到第二年再举行“抢炮头”活动时，那些奖金、明镜、标尾都必须送回活动筹备组织，做为新一届夺标者的奖品。
这项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就停止了，但水围人并没有忘记，改革开放后，经济条件稍好，便改为每年正月二十唱大戏、演粤剧搞娱乐活动，直至今日。
十三、水围人重视的传统节日和应节的食品。
每年的年底，一般大年二十八，只要有能力，家家户户都会蒸“余笼”，（其实就是年糕）寓意年年有余，并且尽可能做得大些，丰厚些。
这些“余笼”通常是将磨好的糯米粉搅拌好，放入尽可能大的蒸笼，用大锅蒸熟，晾凉，摆放在供奉神明祖先的供台上，不准触碰，直至“扒龙船”“抢炮头”的活动结束之时，才可以开刀切界，通常是吃多少切多少，用油煎或用烫煮，咸甜皆宜。
每年清明，也是水围人很重视的节日，祭拜祖先，采摘草药，留存清水，据说这一次装起来的井水、河水都会整年不腐不坏，还有药用价值。
同时水围人也会做清明结，到原野上采摘回一些“鸡屎藤”、桑叶等据说可以祛邪扶正的植物茎叶，与洗净的糯米、粘米一起放进石舂中舂碾。轧出来的粉便带上了浓浓的青绿，然后拌进少量的糖或盐，大人小孩一起动手，将这些粉搓成拇指大小的粉团，一个挨一个地放在核桃叶或一种叫“金鸡勺”的大片叶上，如实在没有，也可以用芭蕉叶代替，再拌上一些碎花生，放进大锅里蒸熟就成功了。
不过这里最讲究的就是放置糯米和粘米的比例，粘米放多了，没有韧性嚼头，糯米放多了，蒸出来太软，会粘成一团，难以下口。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水围人也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包粽子应节。
水围的粽子自然属于南方派系，有供蘸糖或蜂蜜甜食的碱水粽，也有包了眉豆、虾米、猪肉等丰富馅料的咸粽。而碱水粽中也有包了红豆沙等甜馅的品种。
七月十四则是鬼节，水围人要制作茶果、手粉、界（米）糕等食品应节。
界（米）糕是将粘米洗净舂粉，加糖水搅拌，加黄蔗糖为黄色，加白砂糖为白色，放入尽可能大的蒸笼，用大锅蒸熟，晾凉，然后用木尺和刀界切成需求的样子食用。
“手粉”则是按比例将糯米、粘米洗净舂粉，加糖粉搅拌，用木质的手粉格摊放在蒸笼中，依格放粉至三分之二，用手指在粉中间挖出空间放入拌了糖的碎花生或者芝麻等馅料，再覆盖粉至平格，压紧刷平蒸熟，将格子取出即大功告成。
其中也有不用木格，如蒸界糕般在蒸笼中铺好粉，做上记号，然后按记号放馅料，蒸好后按记号进行切界。
只是无论何种方式，对于糯米、粘米比度也很讲究才行，否则弄出来，或样子或口感会不尽人意。
八月十五中秋节，月饼基本上要去购买，自己则炒些花生，煮些菱角来应节。
九月九重阳节，主要是做些茶果，供奉先人。
冬至也是大节，不过主要也是做些茶果应节。而茶果有通常米原色的白色，也有用朱砂水染成的红色和艾叶汁染成的棕色。
水围人的茶果和其他地方人所做的糍粑差不多，就是将糯米洗净舂成粉，适量加水，放进较深的瓦盆中用力顺时针搅拌，切不可中途反向搅拌，否则会韧性缺失，造成破漏。
搅拌至粘手，拉扯时亦显韧性，“茶果种”完成。扯出适量“茶果种”搓圆，在干糯米粉中滚动至不粘手，用手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捏紧压扁。置入蒸笼蒸熟摊凉，放在预先准备的芭蕉叶上，就成功了。
腊月十五之后，开始为新年做准备，家家户户都会“打炒米饼”有能力的甚至会做很多，放在密封的缸里，一直可以吃到第二年的夏天。至于“炒米饼”的做法，是将粘米洗净放入大锅之中炒熟放进石舂中舂轧成粉，和黄糖或白糖浆一起搅拌至半湿，然后放入专门的饼模中砸压平整，翻出来后或自然风干，或在大锅中烤干，如果要在饼中放进粉糖碎花生等馅料，则在向饼模中放粉时多一道放馅料的工序。
同时每逢遇到结婚，添丁等大喜的日子，水围人还会做“禄堆”（煎堆），用于供奉神明和款待父老乡亲。
在这些传统食品的制作中，“煎堆”的难度最高，而它的意义也最重大，除了节日喜庆，它还是祭祀奉神、添丁婚嫁的重要供品，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口味好，更要求样子好看，要圆满、金黄，寓意吉祥。据说当年水围村中能把煎堆做得出彩的人并不多。
首先，它选用的糯米要好，磨的粉要够精细，用的糖粉质量要高，同时制作的人要手巧。虽然也是把糯米粉的“种”先捏成球状，但必须可以将整个煎堆壁捏得均匀平滑，而且封口前吹气的技巧也很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当然到了现代，已经不再向煎堆内吹气，但对于捏功和封口还是非常讲究，否则放入滚烫的油锅后，它一旦漏气，不仅无法做成金黄圆满的“禄堆”，（因煎堆在油锅中需要滚动，水围话称滚为“碌”，与“禄”同音），反而变成垂头丧气的油饼，显得意头很不好。制作的人因此会受到责骂，加之当年物资匮乏，所以一般人不敢轻易冒险。据说当年只有赵兰芳等几位高手，才会经常受人委托来进行制作。
十四、风起云涌大革命
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扯下了满清的青龙旗，换上了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的五色“共和国国旗”。
后来，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而袁世凯却做起登基称帝的美梦。结果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公愤，导致全国局势不稳定。孙中山奋起对袁世凯公开谴责：“其敢僭自称帝者，全国共讨之。”并开始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
中国大地上顿时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你方唱罢我登台，各唱各的调，各当各的官，谁也不买谁的账，几近四分五裂。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它给长期混乱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光明。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结成联盟，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举起“打倒军阀”的义旗。在1925年到1927年之间，狂飚突起，挥师北伐，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展开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这场国民革命的起始点和根据地就在距离水围不足三百里的广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很快就蔓延到这里，对于当年反动的军阀政府强抢自己和子孙赖以生存的祖业，迫使无数乡亲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受尽苦难的遭遇，水围人无不心怀怨恨和愤怒，现在春风吹来，人们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迅速而猛烈燃烧起来。
大革命的热浪似春潮一样，在水围皇岗及周围的乡村汹涌澎湃，仿佛要打碎一切旧有的秩序。
1925年冬，水围及皇岗乡的四坊村民共同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同时组建起农民自卫军，会址就设在当时已成为学堂的庄氏宗祠（今已弃置）。
协会成立那天，丽日高照，冷暖宜人，无数的乡亲聚集在祠堂内外，连祠堂前的广场都挤满了村民和外村赶来庆贺的嘉宾亲友。一支醒狮队载歌载舞，吹吹打打，人声鼎沸，鼓乐喧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宗祠前方，昔日中举举人竖立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大大的丝绸红旗，中间绣着“皇岗农民自卫军”几个大字，周围还带有一圈金黄色的丝穗子，迎着和风，翻飞招展，十分威风。
在祠堂内，靠南侧的厢房弄成了农会的办公区，而北侧则设立了农军的队部。在这喜庆的气氛中，水围德高望重的庄太长担任了第一任农会长兼农军队长。
农会骨干由庄泽民、庄玉堂、庄敬民、庄齐、庄珠等人组成，并团结了水围皇岗绝大多数农民兄弟，共同对旧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接受了来自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引导和教育，吸收了许多新的进步观念，思想感情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些农运骨干，通过水围皇岗自身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和旧社会制度必然产生阶级分化等革命道理，并且逐渐学会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和挽救中国的道理。他们认识到，目前正在展开的，就是一场伟大的为农民兄弟谋幸福的事业。
不久，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水围人庄泽民开始出任农会会长，领导乡亲们与反动势力做斗争，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26年2月，他被选为宝安县第二区农协会常委，同年3月26日，经中共宝安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郑燮南、上级党组织领导人龙乃武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水围皇岗四坊中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随后，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展下，这些农会的骨干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水围皇岗地区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在这一时期，水围皇岗还有一个风云人物庄敬民。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共产水”，是个积极搞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志青年。
1924年，他离开家乡跟舅父到了荷兰当海员，随船航行于欧洲与中国之间。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参加这次大罢工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多万。这次罢工使繁荣的香港断电、断水、交通瘫痪，变成了“死港”、“臭港”，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而这批罢工工人则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广东根据地的有力支持者。
庄敬民适逢行船回到香港，积极投身于罢工运动。省港大罢工结束后，庄敬民返回家乡水围皇岗参加农民运动。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有很强的鼓动力和号召力，起到了不少作用。
1926年秋，水围皇岗出现了第一个党小组，庄泽民任组长。他们积极活动，又发展了一批进步力量，如庄林贵、庄年桂、庄容芒、庄玉墀等人。同时，共产党员庄玉堂还曾代表宝安三区农会，出席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后，庄玉堂回乡建立了三区农军，把村中民团更夫的枪全缴了，用以武装农军。
农会有了枪，腰杆子硬了，水围成为深圳地区大革命时期为数不多的革命老区之一，开展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和反苛捐杂税斗争。
“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当时这首歌谣，如实反映了人民群众被反动统治者残酷盘剥下的生活苦难。水围和皇岗的父老乡亲多年来由于咸田基围被霸占的彻骨之痛，更是人人感同身受，对反动政府的仇恨深至不共戴天。
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来之际，水围的村民们奋发起来，积极性极高，大伙成立了农会，并且相互传递着鼓舞人心的信息和希望：穷人翻身当家作主的那个伟大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将来天下太平谁也不会再受苦了，每一家都有屋住，每个人有衣穿、有饭吃，大家都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当时，在水围及皇岗其他三坊许多村民住房的墙壁上，都用石灰水写上了大大的白字：“一切权利归农会！”
原野中，到处都唱起节奏铿锵的农民运动歌曲：
举起锄头像大刀，
着起蓑衣似战袍，
农会号召闹革命，
犁完冬耕打土豪。
农会大力宣传：过去地主老爷剥削人，压迫人，现在应该让大家“耕者有其田”，减少那些苛捐杂税……
农会领导广大农民兄弟，大声喊出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等响亮的革命口号。并用实际行动展开了斗争，打击了一些反动势力的气焰。
农会的革命主张和行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不满，1925年9月30日，反动县长梁士雄率军攻打农军，农军牺牲5人，重伤5人，被掳50余人。随后，有水围人参加的农军进行反击，活捉了县长。
一时间，宝安地区到处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沉重。最后双方都觉得这样硬斗，难免两败俱伤，于是经过谈判，11月2日释放了县长，同时交换回被掳的农军，双方关系暂时缓和下来。
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并得到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农民活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大革命进入新的高潮。在这个时期，农会领导着大家把那些仗势欺人、作恶多端、恃强霸道的地痞和劣绅抓了起来，就在庄氏宗祠前面的地坪上，搭起一个大舞台，把那些被抓的人都押到台上跪着。
由农军领导庄玉堂宣布，斗争大会开始。那一年的庄玉堂二十来岁，他中气十足，声音非常响亮。在他的带领下，地坪上的男女老少一齐跟着高呼口号。一股股巨大的声浪，直上云霄，打破了这片沃土多年来的沉寂。
水围皇岗的农会长庄泽民兴奋地大声演讲：“父老乡亲们，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领导的国民革命形势大好！我们的北伐军天下无敌，节节胜利，已经打过了长江，北洋军阀的反动政府就要玩完啦！国民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
开完斗争大会，老百姓兴高采烈，敲锣打鼓放鞭炮热烈庆祝，在“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歌声中，财主地痞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被拉着游行示威。
庄泽民还和上步农会领导一道，率领各村农军汇合在皇岗蒲海庙，协调攻打深圳，并且顺利地攻入镇中，还把深圳镇的土豪劣绅张启三捉了，游街示众，大快人心。
由于水围皇岗四坊位于深圳与县城南头的中间地带，南边与香港新界的落马洲、米埔仅一河之隔，村北又有一条连接宝安县城与重镇深圳的大路，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加上水围皇岗的农民运动基础好，早在1925年就成立了农会、农军及党组织都很健全，因此，水围及皇岗其他三条坊围共同成为深圳一带农民运动影响力较大的村庄。因此，共产党组织决定并且在水围建立起一个秘密交通站，由庄泽民任站长。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护送重要人物进出香港。同时，也负责收集和传送情报，使领导机关及时掌握敌情，部署行动。如1927年12月中旬，宝安工农武装已在出发参加广州起义途中，交通站接到广九铁路交通员送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并传达省委要求宝安工农武装返回原地待命的指示，交通站立即将消息送到部队，避免了扑空广州而遭受损失。
1927年，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组建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布解散，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组成的省农民协会也被勒令解散，停止一切活动。
随后，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
国共分裂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水围皇岗，国民党要开始推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深圳各区委开始遭到破坏，所有农会开始被迫解散，水围的农会组织也迅速转入了地下。
1927年6月，中共宝安县委成员进行了调整，由郑燮南任书记。11月，东宝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成立，蔡如平任总指挥。水围庄泽民等同志领导几十名水围皇岗的乡亲参加了工农革命军，而且工农革命军的队部就设在皇岗祠堂。12月，中共宝安县委成员再作调整，刘伯刚任书记。
12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工农武装暴动，在广州，发动了著名的广州起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在深圳，东宝工农革命军分两路攻打深圳和南头。水围乡亲参加攻入国民党深圳区署，活捉警局局长，击毙巡官1名，缴获长枪10支后撤退；而进攻县城南头的一路部队则遭遇反动势力的顽固抵抗，并造成了伤亡和失利，被迫撤退。
随后，这次起义，终因力量不足和白色恐怖而失败。农会的主要成员被迫分散转移到香港等地暂避风头。
十五、转入地下
1928年5月，宝安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县兵和反动民团对共产党及农民自卫军进行清剿，斗争异常艰苦。为保存实力，宝安党组织决定将革命力量全部转移到香港等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共产党在水围一带的工作全部转入地下。庄泽民乔装打扮，转移到香港士丹利街张福记洋服店做学徒以掩护身份。
夜深了，黑暗中，一盏昏黄的小灯泡散发出微弱的光亮，并且被窗外钻进的寒风吹得颤抖般地不停轻轻摇曳。它的主人，香港士丹利街张福记洋服店学徒庄泽民，正在借着这微弱的灯光认真翻阅着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马列主义革命书刊，从中吸取革命的营养，保持胜利的信心。
回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一名家境贫寒的普通农民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农会领导、交通站长。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那是何等地痛快！大革命失败之后，自己奉命转入地下，仍然在交通站这个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许多工作。但自1928年初形势更为恶劣后，组织上要求自己停止一切活动，转移到香港当学徒工掩护身份等待时机。
快两年了，虽然和组织上保持着联系，但几乎每天都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杀害革命同志的坏消息传来，令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组织起乡亲们，去与那些反革命分子进行搏斗。但迫于形势，他只能默默忍耐，等待党组织的召唤……
就在今天，党组织向庄泽民发出了指示，要他尽快返回家乡水围，重新把地下红色交通情报站建立起来，开始与敌人展开隐秘的斗争。他的公开身份是与同村的华侨兄弟合股，回到家乡开米铺、开小杂货店，一起做生意。
接到指示，庄泽民的心情十分兴奋，他对做好这项工作充满了期待和信心。虽然距离成行还需要等待几天，但他已经立即着手进行准备，现在夜已经这样深了，他却仍然觉得没有一丝睡意。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目光从书本上收回来，望向那仍在微微颤动的昏黄灯光，心中默念，只要革命的火种尚存，革命的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水围皇岗的另一位革命者庄敬民转移出香港，重操旧业，登上一艘开往欧洲的商船，到达比利时亨锡港。他在大革命中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很快在比利时加入了赤色海员工会。1928年秋冬，他辗转荷兰再到美国，投奔堂叔庄步云，被介绍到餐馆当工人。
当时纽约有一个中国留美海员团体，叫做“东宝公所”。庄敬民加入“东宝公所”之后不久，因为他的活跃和能干，很快被推举为会所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海外展开了革命活动。
1930年2月，党组织决定恢复皇岗交通站，派遣庄泽民从香港悄然返回皇岗，开设了一家杂货店，恢复了皇岗党组织和交通站的活动，并在村民庄海添的家设置了临时接待站。大约在1930年4月间，庄泽民开始担任中共地下党三区区委副书记兼皇岗交通站负责人，外线继续由上步人曾品贤负责，内线则仍然由庄海添当交通员。
由于水围皇岗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便利，又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水围村当时拥有300多户人家，约1000多人，其中农会会员就占了300多人，而且建立了党组织并掌握了部分当地武装，群众基础较好。
基于这些有利条件，中共宝安县委在大革命时期就以水围作为交通大站，建立起一条红色交通线。交通站恢复之后，主要任务是确保省委和县委的联系，传递秘密文件、指示等。
交通站由水围的共产党员庄泽民任站长，交通线分内线和外线。外线由曾品贤负责，这条路线是从水围出发，经罗湖乘火车到九龙，在香港指定的联络地点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主要是将经过密写的文件和指示带回宝安，转送到上级指定的目的地。内线由庄海添负责，这条路线是从深圳出发，到九龙旺角大华戏院附近接受任务，然后返回皇岗，经上梅林、龙华、白石龙至楼村宝安县委驻地。为确保交通线安全，各点都选派了可靠人员负责，上梅林由黄焕廊负责，白石龙由蔡耀负责。
皇岗交通站还兼有负责护送干部出入边境线的任务。入境的路线是由九龙、新界到落马洲，在落马洲设一落脚点，负责人是张贯卿。出境的路线是由东莞石龙或山厦、平湖，沿广九铁路到罗湖，直至水围皇岗，再由交通站派人护送到新界、九龙抵达香港，这是省委控制的交通线，一般情况下不使用。
落马洲站在1928年因张贯卿迁居而改在米埔村海员工人冯水家里设立接待点，其他路线仍未改。这条红色交通线曾护送过许多同志，其中有广东省委领导人李源、蔡如平、黄学增、阮峙垣、赵自选等。
国共两党的斗争在这一时期十分残酷。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之后，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展开了与国民党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较量。
十六、黑暗之中
皇岗的党组织活动也开展得十分艰辛。1930年12月，曾品贤和庄海添先后被捕，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两人经不起考验，变节出卖了同志。
曾品贤和庄海添领着国民党特务分子在各个交通点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先是在深圳大来金铺逮捕的蔡屋围人蔡子襄、蔡成汉。又在鱼街广德祥商铺、深圳鸿安旅店逮捕了庄泽民、庄林桂及石厦村人潘兴达、潘火有、潘柏芳、潘丁等9人。蔡子襄、潘兴达2人被押往广州后，于1932年农历正月初八从容就义。庄泽民等其余7人被押在广州南石头狱中，被判刑8至10年不等。
这一变故，致使水围皇岗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打击，组织被彻底破坏，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那些逃脱国民党魔掌者，大都远走他乡，有的出洋当海员工人，有的跑到香港隐姓埋名。如庄玉堂等人这时也离开了故乡，东渡去了日本。
随着一声沉重的闷响，牢房的铁门在庄泽民的身后猛然关闭，原本就阴暗压抑的空间顿时显得更加令人喘不过气来。庄泽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进出这座牢房，然而他的心情在此刻却显得异常的平静，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惧怕了。
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自1930年12月24日被捕，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一次又一次的严刑逼供，隐约从审讯人员的口中得知，蔡子襄、潘兴达两位同志已经牺牲，叛徒曾品贤和国民党的审讯人员疯狂而愚蠢的指证和质问，被不断押解转换监狱……这些都令庄泽民悲愤交集，身心俱伤。
但他的意志并没有垮，他从容地应对着敌人的残酷迫害，与敌人斗智斗勇，巧妙周旋。面对叛徒的当面指证，他坦然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由原中共宝安县委领导龙乃武、郑燮南介绍入党。至于平时一些开会或者联络的上下线同志，也只挑一些已经被曾品贤出卖或者此时已移居海外的一些同志说一下，让敌人只能空喜欢一场，根本抓不到这些远在他们魔爪之外的革命同志。
庄泽民现在已经被拘禁在广州南石头惩罚监狱，提审的次数已经明显减少，严刑拷打基本停下来了，据说水围的父老乡亲凑了不少钱，给那些负责案件的官员，要保庄泽民的命，看来真的起了作用。今天在那个反动的法庭上，自己和潘柏邦（芳）、潘伙有、潘丁、蔡成汉、林权初、庄林桂七人，全部被判处8年徒刑，事情似乎告了一个段落。
但是，庄泽民暗下决心，无论怎样身陷绝境，也决不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即使是在狱中也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参加读书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
在后来漫长牢狱生涯中，庄泽民坚持与狱中的党员密切来往，参加了读书会并且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了党组织的狱中绝食斗争……
1936年，全国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之后，又威胁华北地区。为了抗日救亡，共产党确定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发出《停止战争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迫使国民党不得不释放政治犯。由于抗日形势变化，加上党组织和水围乡亲的积极营救，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据1935年颁布的《孙中山“奉安”减刑赦令》，同意将庄泽民和他的几位同志提前释放。而这时，潘伙有同志已经在狱中病故了。庄泽民等6人则终于在1936年的秋天提前出狱。
在同一个时期，水围皇岗的许多革命同志虽然身陷白色恐怖之中，但仍不惧艰险，坚持追求正义和真理，在黑暗中坚持革命斗争，如庄敬民，他于1928年底，加入了美共东方部“反帝大同盟”。
1931年7月，第三国际职工欧洲支部在荷兰召开欧洲各国海员工人代表大会，庄敬民代表中国海员工人出席了会议。由于庄敬民参加革命活动，被荷兰警察逮捕，于1932年底被引渡回上海。
被释放之后，庄敬民曾回过水围皇岗，1933年春又到了香港。其后，一直不停地在黑暗中寻找党组织，终于在1934年与组织接上了头，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
1937年，他参与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年底，在中央南委饶彰风同志的指派下，庄敬民回到宝安、深圳一带开展民运工作。并与刚刚释放出狱的庄泽民等同志取得联系，或公开或隐密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和千千万万青年向往的圣地。1938年9月，庄敬民被组织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转到中央党校学习，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在那个时期，水围人的生活也变得相当沉闷，有些人还颓丧堕落下去。如庄来桂，他是个抱养子，虽然人很聪明、机灵，但不知是环境影响，还是他的心情太差，开始变得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沾染上吸鸦片的恶习。而且三天两头地离家出走，失踪很长时间才又回来。他的妻子黄添妹在生下孩子之后，还不得不靠外出长途担脚（当挑夫）和做苦工来养家糊口，实在无力照顾自己的孩子，结果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活到五岁，一个才活到三岁，就因为贫病交加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乡亲们的印象中，黄添妹对庄来桂真正是爱恨交加。说起丈夫为了吸食鸦片，把家里什么东西都偷光卖光，害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就咬牙切齿，泪流满脸；
但有时又同情丈夫身世可怜，他是被人家不知从什么地方拐骗来的，人贩子拐他的时候给了他一颗糖，他一直攥在手里，直到养父买下了他，手里的糖都化成了水也没舍得吃，以为只要攥住了那颗糖，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她总是夸奖丈夫聪明，说他不知睇过几多书，讲起故事来可以三天三夜不停口；说他精灵，无论自己把值钱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他搜出来卖掉；还说他不犯毒瘾的时候，对妻子还是非常温柔体贴……
也许正是这样，所以黄添妹总是讲庄来桂骗了她一辈子，从她嫁入门第一天开始。
黄添妹是福田人，是早年嫁到皇岗的大姐介绍她嫁给比她大差不多十岁的庄来桂。
没想到她过门的第一天，庄来桂毒瘾发作，把家里的水桶都卖掉了一只。那时候新媳妇过门的第二天一早要去井头担水，顺便让村里的乡亲观察和评头品足。如果只有一只小桶，挑不了水，真会让人笑掉大牙。
深感屈辱的黄添妹只好半夜起身，用剩下的那只桶，一桶一桶把家里的水缸装满……这似乎成为了她命运的一种暗喻，后来的日子里，黄添妹曾经六次从别人手里赎回庄来桂为了吸鸦片卖掉的那只水桶，直到它烂掉为止。
后来，两个儿子的夭折，似乎对庄来桂的打击也很大，他离家出走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再回来。
那时的水围，气氛犹如一潭死水。
十七、日本鬼来了
“日本仔要来啦！”
“是啊！你们听，远远可以听到爆炸声了。”
“怎么办？如果日本仔来了，我们怎样办？”
…………
村民们的议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从1937年8月开始，日军接连不断地对广东全省城乡实行疯狂轰炸，企图以此“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8月31日，日本飞机6架首袭广州的同时，在深圳上空投弹轰炸，炸死2人，伤多人。此后经常对宝安地区进行空袭，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宝安死于空袭的有2人；1938年死3人，伤5人，房屋被毁4间；1939年死100人，伤150人，房屋被炸塌数百间；1940年死7人，伤9人；1941年死5人，伤10人……日本军舰也频繁骚扰深圳地区沿海，炮击县城南头、西乡等地，炸毁店铺，炸死炸伤大量平民。日军的狂轰滥炸给深圳地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10月21日，广州失守沦陷。1939年冬，日寇侵占了宝安地区。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们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往西、往南逃难。香港也成为避难所之一。
那个时期，水围码头上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汇集，孩子的哭闹声、寻找亲人的喊叫声、对日本军队的咒骂声交织成一片。水围的村民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虽然尚未打过来，但天上不时飞过的飞机和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到处流传的消息以及这些过往逃难群众的惨状，早已使水围和皇岗的庄氏族人清楚地了解到日本人的残暴，也明白他们迟早要打过来，占领自己的家园。
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激起水围皇岗人的民族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在1937年的八九月间，深圳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展开。水围皇岗很快就成立了抗日御侮救亡会，会址就在设有敬德学校的庄氏宗祠。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穿街走巷，到各村头唱歌咏诗、表演话剧来宣传抗日。他们用稚嫩的嗓音高唱凄惨悲壮的《松花江上》，大声疾呼：“日本人非常猖獗，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滔天罪行令人发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尝着生离死别、颠沛流离之苦。我们不能再退却忍让了！畏缩懦弱、俯首贴耳、卑躬屈节只能使我们灾难更加加重。我们不能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让给日本人！
起来吧！觉醒吧！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坚决不做亡国奴！收复失地，洗雪国耻！”
当时庄福泽、庄彭、庄就能、庄兴林、庄福贤、庄福松等许多青少年都参加了这些宣传和活动，并受到了很大的爱国主义教育，为后来他们参加抗日游击队，为水围皇岗抗日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春天，原本是播种新一年希望的季节。然而，眼下战云密布，烽火欲来，留在田野上耕作的农民都显得人心惶惶，往年那种悠然和安祥被四处弥漫恐怖的气氛所取代。偶而，远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脚下那些刚刚犁耙过的田野也不由地在微微颤抖。
“日本鬼要来了！”
“真的，已经很近了！”
这些日子，鬼子越来越逼近的风声早已在四乡传开了。于是，到处都是人心惶惶。财主人家盘算着如何携带细软逃到一处安宁的地方躲过战祸；穷苦的人也觉得自己虽然穷，却还不至于连命都可以不要，也做了一些准备，随时可以逃命。
然而，是祸躲不过。就在1940年的春天，日寇突然开进了水围皇岗地区。驻扎在隔垅坊的琼利炮楼。
日军入村的时候，水围皇岗的人们亲眼目睹以至亲身感受了日军惨无人道的蹂躏和杀戮。那一天，一个中队的日本兵扛着机枪，端着刺刀，杀气腾腾地包围水围皇岗，逐家逐户地撞开门进去搜刮财物，一些来不及逃离的村民惨遭祸害，男人们都被劈头盖脸地殴打一顿，女人们则当场剥光衣服进行强奸，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就会遭到轮奸……稍有反抗，甚至只是表示不满，就会招来残忍的杀害。
隔垅村民文照妹、庄正球、庄泽明以及外号叫“神仙炳”的几位村民不知怎么回事，就被日军抓去，非常残忍地杀害了，一些妇女还被公开强奸……
为了逃避灾难，水围人也不得不加入难民的行列。当时，大部分水围和皇岗的乡亲都逃到深圳河对岸的落马洲避难。那里有他们一些祖传的田产。有的去香港投靠亲戚，无亲可投的人只好搭草棚或露宿于荒山野岭之中……
人们尽管多次这样“走日本仔”，但因为舍不得家园故土，大多数人每次都是在落马洲避了十几日之后，又返回水围。就这样，在日军的抢掠下，许多人倾家荡产，许多人失去亲人，许多人亲身经历心惊肉跳的悲惨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和伪军在深圳一带盘踞下来，布防设卡。还在水围皇岗的村外筑起了营房，那高高的围墙上布有铁丝网，四角突起碉楼。日伪在蚊洲岭、打石岭、皇岗茶寮等地警戒森严，严密监视水围皇岗与港九一河之隔的交通要道。
日本人在他们占领的“治安区”里成立了各级维持会，水围和皇岗其他三坊的维持会长是庄有福，负责为日本人搜集给养，协调村民与日本人的关系。
日本人还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水围皇岗被编入宝安县沙头乡。凡18岁以上村民必须领取“良民证”方可以在路上行走，而且稍不注意就会遭到日本兵的毒打甚至杀害，同时7岁以上的儿童都被强制用日文学习文化。
那些日本鬼经常会倒行逆施，有时仅仅是为了取乐，就会用令人发指的禽兽行为来残害百姓。
有一次，日本鬼把岗厦的许多乡亲集中在禾堂上，逼迫他们全部脱光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配对做爱，如有不从，立即用刺刀捅。
当幸存下来的人不得不忍辱苟且之时，那些日本鬼就围在一旁拍手怪叫，有些还兽性大发，扑上去对那些已经一丝不挂的妇女进行强奸和轮奸……
这些日本鬼还经常抓捕一些过路的客商，除了抢劫他们的货物，还会折磨和杀害他们。
有一次，两位客商从水围附近经过，准备去香港做点小生意，被巡逻的日本兵抓住，不仅抢光身上的一切，还被推进一个长流水的池潭中，将他们的一只手绑在潭边的树上，把潭水出口堵上，任由潭水淹到他们的脖子，迫使他们不得不用余下的那只手，拿着日本鬼分给他们的一只碗，不停地将水舀出池潭，以保障自己的口鼻可以露在水面上进行呼吸，并且一浸就是一天，什么东西都不让吃……
当看着日本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自己的田园中行进着，像野兽一样四处搜寻猎物；当不得不佩戴着日本人发的“良民证”，路过有重机枪把守的关口，被日本人肆意搜身，还要对他们点头哈腰的时候；当看到日本兵虎视眈眈地守在机枪旁，不时还对着你左右摆动，随时准备射击的样子，那种国破家亡的屈辱感就会使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胸膛都像要炸开一样！
许多人满腔的热血在沸腾，不愿再忍受下去，不愿再留在家中做亡国奴了，想要寻找抗日的队伍，去打击这些日本禽兽……就这样，水围有不少的青年陆陆续续离开家乡，走上抗日的道路。
十八、参加大营救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起了进攻。
由于抗战以来，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的迫害，许多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地不能立足，先后从上海、武汉、广州、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辗转来到香港。正因为这样，推动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带来了香港抗战文化的繁荣。
香港沦陷时，困于港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约300多人。日军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在全香港进行地毡式的大搜查，矛头对准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进步分子。
同时，侵占香港的日军总部发布命令，限令旅居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机关还以各种手段要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设立在半岛酒店的日军司令部“会面”，妄图将旅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一网打尽。
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极其危急。
中共中央对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安全极为关注。决定乘侵占香港的日军立足未稳，对香港情况不太了解和大批难民逃离香港之时，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撤退护送工作计划分陆路和水路同时进行。由水路撤退的，从香港长洲岛乘船到澳门，然后分别到台山、中山石岐或江门，沿西江到桂林；由陆路撤退的则首先将各界知名人士紧急护送到港九游击队设立的交通站，再由游击队和地下交通人员护送到惠阳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然后护送到内地大后方。
尹林平接受任务后，赶回宝安龙华白石龙，召集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人布置抢救文化人的工作。为了使抢救工作顺利进行，党组织分别在香港湾仔和宝安白石龙村成立了指挥部，并确定开辟和恢复水陆两路秘密交通线；水路由九龙至西贡渡海经大鹏湾至惠宝沿海，由蔡国梁负责；陆路由九龙到元朗渡深圳河至宝安，由何鼎华负责，而水围码头则是这条路线的必经之路。从1942年1月开始，营救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
这时，庄泽民已出狱多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在家乡水围以务农为生。但由于庄泽民生性好抱不平，喜欢为村民们出谋划策，争取利益，因此一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党组织要求他表面上和普通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潜伏待命。
后来，他依照党的指示，强忍着对日本鬼子的憎恶，参加了水围皇岗的维持会，做一些与日本人周旋的事务，尽可能地保护村民们的利益，并且利用自己的条件和威望，与白皮红心的村长庄欣同以及庄彭、庄福泽等青年建立起非常紧密的交情，并且采用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使他们成为有抗日思想和革命倾向热血青年。
这次上级党组织向庄泽民下达了展开大营救行动的指示，并且专门叮嘱，水围码头至梅林、白石龙是此次大营救行动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上级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次行动的细节和利害，但庄泽民以自己多年来老交通站长的经验，完全理解这次行动的重要。他立即暗中与庄欣同联手，召集了庄彭、庄福泽等几个平日关系好、思想可靠、身强力壮的村中青年，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配合武装抗日游击队的同志行动，迅速展开了营救大行动。
夜，漆黑一片，云幕低垂，厚厚重重，又是月缺的时节，星星全被遮住了，连平日里总能感受到的天光都无法在这样的暗夜中显现，伸手出去，什么都看不见，而且还能若有若无地感觉到苍穹深处飘洒下一些细细的雨花。偶尔，远处会传来一两声狗吠，令这黑暗似乎更加浓重、沉寂。
庄彭、庄福泽几位水围村的小青年，直接领受了庄欣同的指示，划出自己平日出海捕鱼摸虾的小艇，躲藏在水围码头附近的草丛中，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庄欣同给他们布置任务的时候并没有详细说明，只是叫他们来这里等，而且在没有听到他的呼唤之前，千万不要做出任何行动，以免遭遇意外的危险。
前些日子，驻在皇岗的日军，为了配合进攻香港日军主力的攻击行动，大部分已越过深圳河，开往香港的那些市镇。水围附近的日本兵减少了许多，平日巡逻的事情基本落到了维持会组织的巡丁队身上。而具体负责这支巡丁队事务的就是庄泽民。
上级指示已经来了，今夜开始行动，他特意带了几位心腹的青年巡丁，以巡逻边境为幌子，慢慢接近水围码头，约定的接应地点就在那里。他们要接的人将从河对面过来，接头的暗号也早已铭记在庄泽民和庄欣同的心中。
黑黑的夜幕深处，隐约地渗出几点光亮，很弱，但随着狗吠声由远及近地传送，那光亮也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清晰，随着这些光亮的缓缓移动，庄泽民、庄欣同他们慢慢地仿佛可以从寂静中听出一些杂乱的脚步声了……最后，光亮在河对岸停住，熄灭了。又过了一阵，亮光闪烁了起来，它所显示的是上级约定的接头信号。
庄欣同连忙将早已握在手中的电筒举起来，按照约定，长长短短地将回应信号发过去，等再次得到河对岸回复另一组暗号之后，他向在黑暗中等待的庄彭、庄福泽等水围青年发出暗号，随即，几条虾艇静静地钻出草丛，迅速抵达深圳河南岸，营救中华文化精英的大行动，就此在水围码头的暗夜中正式拉开了大幕……
当人员和物资安全地抵达北岸的水围码头，先期已经潜伏在附近的抗日游击队指战员们现身了，他们在庄泽民带领的巡丁队掩护下，分批护送我们的文化精英、国际友人和抗日物资向北转移，迅速消失在那浓浓的暗夜之中。
已经记不清这样的营救行动实施了多少次，在那段时期，几乎每天晚上，水围的青年们都要参加行动，在这次大营救中，水围的庄泽民、庄欣同、庄彭、庄福泽等许多青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虾艇”穿梭往返于深圳河两岸，运送人员和物资，为大营救的顺利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全部营救工作前后经历了大约6个多月时间，从港九地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和港澳青年，其中大部分是经由水围码头撤退到内地后方。
在这次秘密大营救中，被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主要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澎、乔冠华、沈志远、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范长江、萨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张明养、宋之的、梁漱溟、高士其等人。
被营救脱险的还有国民党官员陈济棠、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夫人等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和英美印等国籍的国际友人近百人。
十九、拿起抗日的武器
1942年冬日那个灰雾茫茫的清晨，水围热血青年庄彭，在抗日救国的思想影响下，毅然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
日本人打到家门口，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绝大多数民众自是义愤填膺，但真要拿起枪杆子与敌人面对面厮杀，却又难免会感到实实在在的危险，因为日本鬼子的凶残和绝决早已天下皆知，一旦落入他们的手中会死得很惨！因此，庄彭选择在抗战十分困难的此时此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十分的难能可贵。
当时在梅林区的抗日游击队又称向南武工队，队长叫郑珠明，是个有胆略、有智谋，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他和庄彭等战友既有思想又有行动。在他领导下，向南武工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在庄泽民、庄欣同等“白皮红心”的地下党人的配合下，以梅林为据点，以皇岗为中心，经常昼伏夜行，秘密到各村宣传抗日和搜集情报，频繁出没于皇岗、水围、三家屋、大围树头公、巡丁馆、隔垅瑞昌书房、竹仔坑等地。行动灵活多变，扰得日伪政权不得安宁。
1943年，东江纵队成立，向南武工队归属于东江纵队。当时，每个游击队员每月只发一元港币的生活费，生活非常艰难，战斗也相当频繁。但这些抗日战士们毫不畏惧。在他们的带动下，水围和皇岗青年庄添锦、庄锦洪、庄锦亮、庄达文、庄伙泰、庄祖福、庄兴林、庄德培等人也参加了游击队。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水围皇岗的红色交通线是敌后抗日武装最重要的生命线，大量人员往来港粤边境，大批的物资通过敌占区，送抵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军民的战斗。
为了保障这务红色交通线的畅通，水围的庄福泽、庄兴林（多列人名）等更多留在村里的青年都或明或暗地为抗日的交通线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如庄福泽，不知是什么人向日本人告密，还是日本人怀疑水围有红色交通线存在，进行随意的报复和警告，将庄福泽赖以谋生的虾艇浇上汽油放火焚毁了。
还有一些像庄泽民、庄欣同等许多水围皇岗的乡亲，人在维持会里，表面上帮日本人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实际上是以“合法”身份与敌人周旋，暗中则为抗日部队搜集情报，筹措抗日物资……
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搅得敌人惊惶不安，其中在1944年，他们进行了一次大快人心的“锄奸行动”。
当时，福田村有个叫黄桂仔的和另一个外号叫单眼金水的地痞，在日军入侵之前，这两个家伙就不务正业，平日里游手好闲，撒泼耍野，礼义廉耻皆无，奸淫邪盗齐全，做尽欺诈百姓的诸般恶事，为村人所厌恶。
日本人来了之后，这两个恶棍认贼作父，做了日寇的杀人王，军曹小贞的契仔，叫日本人为干爹。他们仗着日本宪兵做靠山，更加肆无忌惮地压迫百姓，栽赃勒索，无恶不作。
深圳及香港上水、石湖圩一带的大小商贩及民众，深受其害。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称他们为两只老虎，盼望游击队能为民做主，铲除这两个恶贼。
游击队对这两个汉奸的所作所为早有所闻，这两人不仅鱼肉百姓，还为日本人探搜游击队情报，出卖民族利益以邀功于日本人，无耻地效忠日寇，成为游击队的一个潜在威胁，不铲除不足以平民愤，不铲除不能够消除威胁。
武工队郑珠明和庄彭等人，在下梅林一间隐蔽的小屋里，仔细地制订了一个代号叫“打密探易过食豆腐”的锄奸计划，准备找机会把两只害人的“老虎”干掉。
这天，游击队探听到黄桂仔去了深圳附近的向西村。郑珠明和庄彭及数名游击队员便化装成农民，在通往向西的公路边锄草砍柴，埋伏等待黄桂仔的出现。
这时正是初夏，田野上本应一片庄稼葱郁茂盛，稻谷吐穗扬花的美丽景色。可是因为日本鬼子的入侵，许多田地都撂荒了，栽种上的稻谷也都长得稀疏矮小，给人一种十分凄凉的感觉。
这片经数十代人开发出来的良田，竟会变成如今这样一片荒原。游击队员们看着眼前的情景，心里更增添了对日本鬼子的憎恨，更坚定了要铲除汉奸走狗的决心。
太阳西下，天色渐渐黄昏，整整埋伏了一天的游击队员们终于发现了黄桂仔的身影。黄桂仔也不知道刚做了什么坏事，手里把玩着大概是抢来的东西，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一摇一晃地从远处走来。
郑珠明示意大家作好准备，只待黄桂仔走近。
就在黄桂仔意识到路边这几个锄地的人有异样，想把手伸向腰间掏枪之时，郑珠明手中的枪响了。黄桂仔应声倒地，一命呜呼。
首战告捷！游击队决定趁单眼金水还没收到消息，提高警觉、进行躲避之机再接再励。根据情报，连夜在上水赌档二楼找到了单眼金水的行踪，锄奸队员立即乔装混到赌档附近布控，具体任务则由庄彭带领的两名队员直接执行。
来到赌档，庄彭在前，两名战友一左一右在后尾随。他们约定，如果庄彭一击不中，后面的同志务必不惜代价地冲上去完成任务；如果一击成功，则配合楼下的同志，尽力掩护庄彭撤退。
当他们以赌客身份，大摇大摆地骗过楼下的赌档看场打手，上到二楼。只见里面人声鼎沸，乌烟瘴气，许多赌徒在赌楼里吆五喝六喊叫狂赌，其中还有不少日伪人员。单眼金水正守在一个“鱼虾蟹”档前，半蹲在凳子上，全神贯注，青筋凸起，满头是汗，不停地吼叫。
庄彭悄悄接近单眼金水的背后，先是看热闹似地碰了他一下，这个凶惯了的家伙立即抬头骂到：“想死啊？滚开！”
庄彭微微一笑，见他又扭头去赌，便熟练地掏出枪，打开机头，为了免伤无辜，枪口斜上顶住他后心。单眼金水动了一下，但没来得及发作，庄彭便已扣动板机，一枪将其击毙，干脆利落地打掉了日本人的眼线，使他们变成聋子和瞎子。
枪响之后，赌档顿时大乱，赌徒们争相逃下楼去，庄彭和战友们趁乱安全撤走了。
行动成功之后，游击队把早已准备好的传单“打密探易过食豆腐”四处散发，民众得知消息，又读到传单，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齐赞游击队为民除害。游击队此举，震慑住帮日本人办事的伪维持会人员，令他们不敢过份为虎作伥，也使许多汉奸晚上睡觉都不踏实，不敢太过作恶了。
老百姓则觉得有了靠山，游击队在他们心目中成了神出鬼没、无所不在的英雄，并吸引了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抗日行列。
其中“咱妹仔”庄福泽，在抗日期间先是受庄泽民和庄欣同引导，参加了大营救行动，后来在庄彭、刘鸣周同志帮助下，暗中参加了东江纵队。当时受组织上的委派，专门在位于今水围社区所管辖的皇岗码头一带，用自己的小船为（广九铁路）路西的抗日部队接送过往香港落马洲、米埔和深圳的人员、药品和枪支弹药。
尽管曾因此被日伪人员烧毁过赖以谋生的小船，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千方百计的筹钱重新购置“虾艇”，继续为交通线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水围皇岗交通线是我们共产党（广九铁路）路西游击区与香港联系最为便捷、最为安全的水陆交通线，因此也就成为当时深港之间最为紧密的地下纽带。
在著名的大营救活动中，水围皇岗交通线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也不断地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仅庄福泽自己，就亲身多次接送游击队曾鸿文等领导，以及其他重要人员进出粤港边境。
当时，庄彭同志已成为水围皇岗一带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红色交通线则由抗日村长庄欣同直接领导，水围的抗日青年们划着船，根据形势情况，有时到落马洲，有时到米埔，到达香港后，再送到元朗小门头街，由梁耀宗同志接应，返程则由香港的同志送到对岸的码头。
不过，深圳这边出发和返程通常都在水围的皇岗码头，或是一些人迹罕见的湿地荒岸。而医药物资甚至弹药更是不计其数。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为了撤退那些暴露身份的同志，水围人更是日夜兼程，不断地运送疏散……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地区战事连连失利，在中国又遭到广大人民武装的顽强抵抗，这年秋天，游击队又在皇岗茶寮附近组织了一次伏击战。
虽然，游击队的武器十分落后，除了一些长短枪，只有自制的土地雷、土炮。而日本军队的武器却很先进，有小钢炮、重机枪，最次的也是三八大盖步枪。但是，中国人手里的武器虽然不行，却占着地利，进可攻，退可守，到哪儿都有自己人。而且时间一长，游击队已经摸熟了敌人的动向。
从水围的皇岗码头望过去，可看到不远处日军的碉堡，那些日本士兵不定时地在军曹的带领下，开车出来勘察地形。另外，也想打探一下附近地区抗日力量的虚实，为日后的扫荡做准备。
为了给敌人一个痛击，游击队决定采取行动。这次伏击战是由郑珠明和庄彭指挥的。他们发现日本军队的汽车又出动了，便在日本鬼子必经之路——皇岗茶寮路段埋上自制的土地雷。
游击队员刚埋好土地雷撤进路边的树林子里隐蔽好，日本军队的汽车便扬起一阵尘土驶近了。
游击队员们匍匐在草丛中等候日本兵进入射击范围。
不一会儿，日本军接近了埋雷点。
庄彭大喊一声：“开火！”十几支长短枪一起射出愤怒的子弹。但埋好的地雷却发生意外，没有爆炸，架起多时的土炮居然也没能打响，情况顿时变得十分险恶。
日本鬼子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恼羞成怒，他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一滚身便从车上跳下，迅速向游击队疯狂扫射。
枪声立即爆豆般炸成一片，敌我双方频密地对射。游击队借着掩体从容还击。庄彭原想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却因为地雷未能引爆，土炮也未能打响而不得不与敌人短兵相接。虽然，他恨不得冒着弹雨拼了性命率队出击，消灭日寇。可是敌我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久战下去必定会影响到这支抗日队伍的安危。
游击队的战略一向是有利则打，无利则走。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要想打击敌人，战胜敌人，就要保全自己，壮大自己，不能计较一时的得失。郑珠明和庄彭冷静下来，下令撤退。
早已七窍生烟的日本鬼子不甘心让这股抗日队伍轻易逃脱，在后面紧追不舍。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游击队立即兵分两路，一部分由郑珠明率领从皇岗坑底撤退，庄彭率领另一部分游击队员从岭心撤走，全部安全回到梅林根据地。
这场战斗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却也给日军一个打击和教训。次日，企图报复的日寇纠集“抗红队”，在水围皇岗一带大肆搜捕游击队，但一无所获，最后，日寇在岗厦杀了一个村民才泄愤了事。
日寇的野蛮行径，更激起了人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5年8月，这场在中国的国土上打了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水围皇岗人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日本鬼子终于被打跑了，中国人终于胜利了，和平终于在望了。
光复深圳的时候，时任军事特派员的郑珠明和沙头联乡办事处主任的庄彭奉命率领庄福泽等水围皇岗及周边其他村庄的子弟兵开入深圳受降，收缴了惠阳警官大队长吴任伯的枪械弹药，共有枪支三百余支。接着，又与周吉、阮洪等人到南头收缴伪区长郑瑞的枪支一批。郑瑞闻风坐船而逃。
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水围皇岗人民以热血、以生命，与敌人周旋，抗争并最终赢得了胜利，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二十、白色恐怖
日本鬼子终于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水围人都以为从此就可以过上和平的日子了。不料，国民党很快从后方调来中央军，加上各色各样的地方军队，以庞大的军力，大举抢占地盘，对付共产党抗日的军队和抗日的人民。
以前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大都被国民党军队霸占了，到处是国民党兵，有穿黄衣的，有穿灰衣的，有中央军，有杂牌军，还有以暂编、先遣等名义改编的伪军以及还乡团、别动队等地主武装。
原本在当地坚持抗日的游击队，突然被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进攻，惟有坚决抵抗。但敌强我弱，令我军一些部队损失很大。
在这个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对设在地方上的行政机构进行了一次更改。乡改为联保所，官员改称联保主任；下辖保公所，设保长；最底层的村子里的行政建制变化最大，每50户人家划为一保，每10户人家划为一甲，设甲长一人，一些人多户众的大村庄还设有总甲长。这种新的乡村行政管理制度简称为“保甲制”。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在于防范和封堵共产党的力量在乡村扩展。
在完成新的建制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强令做过游击队员、甚至只是因为憎恨日本人，而为游击队做过事的人出来自首，宣称：“自新者无罪，违者必究！”并宣扬“日本人投降了，就剩下共产党一个对手了，现在从上到下集中目标，一门心思收拾共产党。只要消灭了共产党，中华民国的内忧外患将一扫而光，天下即可太平。”
甲长要保证自己管辖的那些人家不出共产党，不通共产党；总甲长要保证村子里不出共产党，不通共产党；保长要保证属下的大小村庄不出共产党，不通共产党，要在各联保所的区域内彻底消灭共产党。
一时间，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着水围和皇岗及周边村庄群众的头上。一些民房的墙壁上，刷了白灰，涂上了“勘乱建国，肃清共匪”的蓝字标语，与日本鬼子残留下来的“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标语一样让人厌恶。
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挑起内战，调集新一军、十三军、二十七军在广东进攻广九铁路沿线及东宝地区，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在这一带的武装力量，摧毁民主政权，斩尽杀绝共产党人。他们村村围剿，处处捉抗属。只要发现哪个村子有共产党活动，便即前去烧屋杀人。
由于国民党在各村立了保甲，又有特务，哪一家群众若是与游击队有来往，被查出了，不仅全家抄斩，还五家连坐。环境之严峻，斗争更为残酷。
为了遵守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和平协定”，同时也为了不连累群众，保存革命实力。东江纵队于1946年6月30日在沙鱼涌登船北撤，游击队长郑珠明等一部分游击队员随东江纵队主力北撤。但是由于名额所限，绝大部分东江纵队的干部战士都留了下来，按照“双十和平协定”的条款，退伍转业，回乡谋生。
然而，时隔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撕毁了和平协议，对游击队的复员人员和支持革命的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和屠杀。未随部队北撤的人员，大多退到香港暂时投亲靠友或自谋生路。水围皇岗的那些游击队员大多到元朗等地谋生，有些到广益隆德祥兴等商号工作，等待时机。
没有北撤的庄彭也被留下坚持秘密活动，这个时期被迫在香港元朗帮渔家行船打工。而庄泽民由于他长期以来都以“白皮”示人，没有暴露出“红心”的身份，因此，党组织安排他继续披着“白皮”，出任了水围等皇岗四坊的巡丁头目，相机为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
二十一、恢复红色交通线
1946年冬，天气异常的寒冷，夜色也显得格外浓重，就在这样一个夜晚，当年在东纵皇岗水围交通站工作时的老上级，单线联系人刘鸣周同志来到水围庄福泽的家中。
当时，随着东江纵队北撤、国民党新一军及各种杂牌部队的进驻，整个广东都陷入白色恐怖的境地。反动势力大肆搜捕迫害参加过抗日的共产党员、东纵复员人员和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的广大百姓群众，深圳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迫使共产党组织和一切革命活动都转入地下，社会形势变得严峻而又冷酷。
庄福泽按组织上的指示，在家乡水围潜伏隐蔽起来，做些渔农事务，糊口度日。由于水围的父老乡亲掩护，他悄然安顿下来，似乎变得与一般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就在包括水围、上围、大围、隔垅在内的整个皇岗轰轰烈烈地展开，乡亲们都积极投身于其中，从此这里就有了革命的传统，出现了庄太长、庄泽民等许多的革命先辈。大概由于水围最穷，所以革命最坚决、最齐心。参加革命的乡亲比较多，相对也比较安全，成为深圳历史最悠久的革命老区之一。
现在，刘鸣周同志来找庄福泽，向他转达了上级党组织已经决定重建武装的指示，要他将大革命时代就建立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红色交通线恢复起来，建立香港和内陆根据地的联系，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新的斗争。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危险严峻的形势下，水围乃至整个皇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相互之间几乎都是单线联系，因此当时即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也不知道谁参加了革命，谁是共产党员。直到革命成功之后，人们慢慢的才知道水围和整个皇岗有那么多的乡亲投身于革命，才知道水围皇岗交通线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
现在，面对组织上的召唤，庄福泽的心情十分激动，组织上决定恢复武装斗争了，虽然风险很大，但他不仅没有一丝犹豫，心里反而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些日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欺负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早就盼着报仇雪恨了，他非常坚决地接受了任务。
在接受党组织的任务之后，庄福泽立即在水围村中展开了活动，作为参加过抗日的“老革命”，他当然明白在目前环境下保密的重要性。虽然，刘鸣周也明确告诉庄福泽，他并不是孤军奋战，会有自己的同志在他身边照应他，但是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形势下，他根本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当时，曾经一起在水围皇岗交通线上为抗日战争奋战的同志，大多转移到了香港，有些甚至去了国外，有些则离开了家乡参加了游击队。还有些隐蔽下来，表面上和庄福泽一样，变成了普通农民。
一方面，无法认定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的政治信仰有否发生动摇，贸然接头风险太大；另一方面，按照组织纪律，也不允许这样横向联系，即使是同志也不会相互承认。然而，仅仅靠庄福泽一个人，无论如何是无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为了保证安全，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迅速把水围皇岗交通线恢复起来，完成上级战略部署，庄福泽经过再三考虑，先是将自己的亲弟弟福松发展成为助手，随后他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都加入进来，同时他们那位开明的母亲也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在这些最亲的家人参与下，庄福泽的家庭很快成为了水围皇岗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堡垒。
庄福泽、庄福松兄弟隔三差五甚至每天从水围一侧将人员、情报送到香港落马洲或者米埔，再从那边接载人员、物资、医药、子弹等回到水围皇岗码头，在多数情况下，往返都不会落空，但有时也会专程撑船运送人员、情报到对岸，或接载人员物资回来。
他们的妻子则主要是负责将香港运送回来的物资挑到梅林，然后上山去望天湖，送到当时人称“小延安”的白石龙。有时物资多了，他们还悄悄动员水围其他可靠的妇女群众协助挑送，如潘金和庄南的老婆，赵丽婆、林简好等。虽然部队也会支付给这些妇女一些报酬，而且这一路也有我们武工队的同志护送，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风险仍然极大，敌人一旦发现，追杀起来，这些妇女很可能会牺牲自己的性命！
即使再危险，庄福泽他们的母亲还是主动担负起后勤保障的艰巨任务，不管白天黑夜、风吹日晒雨淋，认真地为他们把风放哨，还不顾家中贫困，倾己所有地接待过往的同志，招呼他们住和吃，并帮助隐藏一时无法转运出去的物资，就像他们的屋后专门存放了一堆柴草，几年都没舍得烧，就是为了方便隐藏那些过往的物资……
庄福泽和他的亲人及父老乡亲们很快将水围建设成为深圳连接香港的四大（沙头角、莲塘、水围皇岗、白石洲）交通线上最为活跃的交通站之一，在支援共产党路西片的对敌武装斗争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同时，在这个时期，在一些不知名的地下党同志暗中保护和协助下，水围交通站不仅效率高，运送量大，而且非常安全，无论是人员和物资，从来没有出过一次事故，也没有一次让敌人的破坏得手，为此多次受到上级首长和其他战友的赞扬。
也就在这个时期，庄泽民由于巡丁队长做得大家都满意，民国政府的一些官员要调他去当沙头角乡的副乡长。最初他再三婉言拒绝，因为他知道庄福泽运作的红色交通线十分重要，他留在村里以伪职的身份照应，才有把握保障万无一失，自己调去沙头乡就任，一旦发生情况，自己恐怕会鞭长莫及……
但组织上认为，进入伪政权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可以探听了解敌人更多的情报，同时，庄欣同和庄启森等同志已在村里上任，可以暗通消息……
二十二、参选伪乡长
1947年初，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东江纵队北撤后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复员同志以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的人民群众，重新拿起武器，恢复武装斗争。在水围皇岗的党组织也重新建立起来，并展开了秘密活动，党员和革命同志之间虽然大多都是单线联系，相互并不能彼此确认身份，但多年共同生活在家乡的土地上，也熟知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做人做事的品格，因此还是可以心照不宣地互相配合。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社会治安变得更加混乱。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因能力强、威望高而被水围皇岗民众推选为巡丁队顾问的庄泽民，在此动荡时节，更受父老乡亲的爱戴和信任，进一步被推举为皇岗四个坊的巡丁总头领。水围皇岗的巡丁队是由庄氏父老乡亲共同出资组建起来的民间自卫组织，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其他反动组织，也不受国民党政权指挥。巡丁队员大多由村中的青壮年们组成，这些庄氏子弟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村中的治安、保护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和农作物。而且由于这支队伍和主要领导都同情共产党甚至共产党员，如庄泽民、庄欣同等，因此这支队伍虽然披着灰色的外衣，但实际上经常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帮助革命事业的进行。水围皇岗的红色交通线能够安全顺畅，高效地长期运作，绝对是因为有了这支巡丁队的保驾护航。
夕阳缓缓落到皇岗山的背后，天边燃烧起火一般的晚霞，红彤彤的一片，更映衬出这方土地的秀美。暮色很快重了，田间旷野上的景物，村路上行人的身影，都在这暮色中越来越模糊。然而走在这村路上的庄泽民，心里却感到越来越敞亮。
东纵北撤后，虽然自己是生活无忧，可看着反动派倒行逆施，迫害抗日功臣，欺压人民群众，屠杀革命同志，他的心里十分憋气，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在接到组织上的指示，恢复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此刻他正在赶往设在庄氏祠堂的敬德学校。上级派来的地下党人莫靖远同志就在敬德学校以做教师为掩护，组织水围皇岗的党员和革命骨干进行活动，下午派人来通知庄泽民，约他黄昏后见面，有要事相商。
来到敬德学校，学生们早已放学，庄泽民做为校董和名义校长，此时到学校约会，更是不会引起外人的怀疑。毕竟处于白色恐怖的年代，皇岗的村民之中还是有少数反动政权的眼线。
莫靖远见到庄泽民的身影，口中连称：“校长来了？”很恭敬地迎出来。
庄泽民进到教师办公室之后才发现，还有几位水围皇岗的党员也在。看来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否则一向单线联系的同志们绝不会这样冒险兴师动众。
果然，上级发来指示，利用敌人进行假民主选乡长的机会，派自己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更多更准的情报，提供给我游击队，以便打击和消灭敌人。
经过认真的研究，缜密的部署，组织上决定派庄泽民同志参选，其他同志分头去发动各坊的群众，共同投名庄泽民出来当候选人，和国民党推举的黄启发等候选人进行竞选，力争控制或者至少“合法”进入敌政权内部。
这场竞选进行得相当激烈，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水围皇岗父老乡亲的努力争取，庄泽民取得了很高的选票。但国民党支持的沙头人黄启发，不惜重金收买沙头乡辖下其他村庄的主事人，使他们代表的村民都投了黄启发的票，最终令他获胜，当上了乡长。庄泽民虽然落了下风，但选票数量紧随其后，而且相差不多，最后也被任命为沙头乡副乡长。
庄泽民只有服从上级的指示，当了国民党沙头乡的副乡长，完成了党组织预先的目标，打入了敌人的内部。
尽管不能控制沙头乡，但由于这个副乡长不与黄启发同流合污，并经常伺机出手牵制，令伪沙头乡政权很难正常运行，敌人想通过伪政权实施的许多政令都落了空，反而为党组织和游击队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完成了党组织预先的目标，打入了敌人的内部。
同时又以兼任皇岗敬德学校校董和挂名校长为由，经常继续留在水围皇岗活动而不受怀疑。而且庄泽民利用副乡长和皇岗敬德校董的身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出面应付国民党反动军政人员到学校搜查地下党的行动，有效地保护了水围皇岗的地下党组织，并且以自己白皮红心的条件，为水围皇岗的父老乡亲向国共两党的政权和组织争取到了一些实际的切身利益。
由于水围交通站的出色工作，这个交通站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8年初，那些家伙开始挖空心思来打探交通站的情报，侦查庄福泽他们的行踪和活动规律。大约出了内奸告密，驻守在皇岗附近的敌人突然出动，点着名要抓“咱妹仔”。当时庄福泽的花名（绰号）就叫“咱妹仔”，结果把水围另一个名叫“咱妹”的人抓了去。
几乎也就是同时，组织上通知庄福泽：已经暴露，立即归队。让他迅速撤离水围，参加在这一带活动的向南武工队，才令他幸免于难，躲过了这一劫。
二十三、继续战斗
虽然，庄福泽撤退了，但路西部队的红色生命线不能消失。
在组织的安排下，庄福泽将肩上的重担交到了弟弟庄福松的手上。当时组织上通过内线了解，他和庄福泽的家人们还没暴露，可以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继续承担起庄福泽尚未完成的任务，继续保持水围皇岗交通线的畅通，继续支持共产党路西部队的武装斗争。
原来在一般人眼里还是小青年的庄福松，此时仿佛突然长成了稳重的男子汉，他庄重地接受了任务，从此开始全权负责这条红色生命线的运作，并且干得更加积极，更加出色。
在白色恐怖的艰难形势下，在党的力量生死存亡关头，惠东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恢复了武装斗争，在1947年2月建立了惠东宝人民护乡团。
水围皇岗的地下组织工作也在1947年春夏之交恢复。有三位共产党员这时相继来到皇岗敬德学校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他们是张烽、莫慧明、莫靖远。莫慧明是上级指定的皇岗四坊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对上级联系的是其时在蔡屋围任教的老师容克。地下党在皇岗祠堂里的敬德学校成立读书会，活动非常频繁，经常教学生唱歌跳舞，藉此与村民交流沟通。
虽然当时形势险峻，但水围皇岗仍有许多人心是向着共产党的。这期间，水围皇岗的骨干分子庄伙锦等青年由莫靖远做介绍人被吸收入党。
水围皇岗的地下党重建了沟通港九与内地的交通线，分别有多人采用多渠道，各自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战斗。
关于这段战斗经历，当年元朗交通站的领导及这条交通线的负责人，前东江纵队老战士梁耀宗的回忆录记载：
1947年9、10月间，东宝特派员刘宣同志通知他回内地，并派赵林同志去接他。梁耀宗及赵林一起从香港元朗回到扬尾村沙梨园，刘宣对他说：“形势发展很快，惠东宝人民护乡团成立了第三大队，在东宝地区活动，要在新界元朗建立交通联络站，沟通元朗至白石龙游击区的地下交通线，以解决部队物资和有关人员进出港九与内地的交通与运输问题。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
梁耀宗接受了任务之后，一方面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觉得重担在身。在部队住了几日，与上级领导探讨了可行计划后，梁耀宗返回元朗，向上级领导周吉作了汇报并研究如何开展工作。
当时，位于元朗合和街的“德祥兴”商号正处于半停业状态，它是由游击区龙华民治乡的邓才、邓发经营的。梁耀宗和周吉认为可以利用“德祥兴”做秘密交通点。周吉前去与邓才、邓发商量，请他把“德祥兴”转让出来。没费多少唇舌，邓才很爽快便结束了生意，把商号移交出来。
梁耀宗等人便利用“德祥兴”做交通站，代号“南平”，老招牌不变，以做生意为掩护。交通站成功建立之后，上级指定由梁耀宗负责交通站的工作。交通站隶属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
随着革命力量在东江江南地区恢复武装斗争，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第三团。部队发展很快。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许多在港九和元朗的青年学生、工人、职员、群众在地下党组织及进步青年团、工会、学联的团结教育之下，纷纷要求回来参加伟大的人民战争。亦有在革命低潮时期远走越南、马来亚、新加坡等国家的爱国人士，这时回到香港，要求归队或参队。
部队的扩大，那么多的人没有粮饷没有衣服，怎么生活？没有武器弹药，怎么跟敌军作战？生活物资和军用物资的紧缺，也就迫切需要从港九运送物资支援部队，克服困难。
“德祥兴”交通站的任务，承担的就是护送进出港九的我方人员和支援部队物资的艰巨任务。
那时，从香港至内地的交通线有好几条，其中一条是经元朗交通站走的路线，是从落马洲过渡后，进入水围皇岗，再经上梅林、下梅林至白石龙，直达护乡团三大队的（后成为解放军江南支队第三团）团部。水围皇岗因处于与新界落马洲只有一河之隔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这里的人民经过大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锻炼，群众基础牢固，成为最早建立的一个边境交通点，在这条交通线上起到重大作用。
根据梁耀宗回忆，当时在水围皇岗交通点接头的有庄伙锦（共产党员）、庄福泽（后由庄福松接手）、庄南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一批皇岗村的青壮年，掌握一支渡河小艇船队。
“德祥兴”交通站在元朗一带开展交通运输工作，紧紧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结交朋友，争取当地的进步工商界和民主人士。他们与新界落马洲的两位汽车运输商——伟东车主杜养及立记车主文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杜养和文立是落马洲本地人，在当地有些威望，连落马洲警署的人员都要给他们几分面子。每当有人员进出和物资运送，“德祥兴”的工作人员就准备妥当，交由杜养或文立用货车运至落马洲，再由梁耀宗通知交通点的人组织船家做好接运工作。
一接到通知，水围交通点的人就会立即进行准备接送的工作。他们十分细心和周密地计划整个流程。首先，组织水围皇岗的进步青年沿交通线进行侦察，以防止与国民党的武装部队相遇；然后，布置好自身的武装，由向南武工队队员庄昆生（原庄福泽）、庄兴林、庄火照、庄水发等人分头在庙仔后面埋伏监护及在竹园守卫；再派巡丁庄展鹏带领几个巡丁做开路先锋；与此同时，在水路安排可靠的船家把船撑渡到水围皇岗码头等候“落货”。
接到“货”后，在陆路由一批进步青年用箩筐装着，肩挑背扛，前有巡丁引路，后在武工队护送。就这样，把物资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白石龙。
当时，处于港九和大陆之间的环境非常复杂，运送物资很不容易，随时随地可能遇到英警的检查和国民党特务的追踪，这就需要输送人员有不畏风险的精神和随机应变、化险为夷的能力。
由于组织周密以及水围皇岗村民的大力支持，水围皇岗秘密交通点每次接受任务都能有惊无险地顺利地完成。
水围皇岗的同志继承和发扬东纵时期艰苦奋斗、拼命苦干的优良传统，同志之间，怀着深厚了革命感情，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不管白天黑夜，任务一到，立即风里来，雨里去，把一批批回队人员带到部队，把一批批军用物资送达需要地点，把一封封重要信件送到部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随时准备坐牢，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真正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的艰巨使命。1949年6月，梁耀宗调回三团部队，由庄彭到元朗接替他的工作。庄彭在“德祥兴”交通站负责了两三个月后调回到宝安梅林，留在交通站的叫谢虹，直到深圳解放。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10月至1949年8月，通过“德祥兴”交通站护送回内地的进步人士有400多人。为部队充实各方面的人才，促进部队和地方政权的发展和扩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广东民主联军东宝支队成立时，由麦定棠和曾劲夫同志一次就从香港带回了四五十人。其后，这两位同志又通过驻港的曾学谦同志介绍了二三十人回来工作。而通过“德祥兴”交通站运回部队的物资，则难以计数，主要有毛毡、布匹、服装、棉衣、卫生衣、胶鞋、毛巾、牙刷、雨伞、西药、纸张、书报、油印工具、雷管、鱼炮、子弹等，大大补充了部队的后勤物资，对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水围皇岗的人民在极其艰险复杂的环境中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页光辉的历史篇章是永不磨灭的。
在这条交通线上战斗的同志中，涌现出不少英雄。如水围的庄南，在皇岗交通线工作时多次得到上级的好评。1948年，他向上级请求参加向南武工队，后来上调扩充到五虎队并担任五虎队班长。他在所有的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和镇定，他是那种最英勇的战士，冲锋的时候总是奔跑在最前面。1949年在石岩黄麻布同国民党军队的激烈战斗中，中弹壮烈牺牲。他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永远留存在水围皇岗人民的心目中。
二十四、“反三征”
在这一时期，水围村除了交通线的秘密运输工作，也展开了武装革命。从前因国民党的清剿而远走他乡的抗日游击队员们也随着爱国人士的回流而回到水围皇岗。庄彭离开家乡后，心里非常难受。听说党组织在家乡一带重新秘密开展活动，他便立即找组织接上了头，要求回乡闹革命。地下党的同志批准了他的要求，指示他回乡重建武工队。
庄彭回到水围皇岗后，立即串连进步力量，重整旗鼓，组织了向南武工队，自任队长。当时的任务不仅要恢复过去的工作，还要把革命力量发展得比过去更大，地区更广。武工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如当时歌词里唱的：“九两米二钱油，七斤半在肩头，抛妻别母为国分忧，寒风刺骨露宿山头，枕戈待旦，坚持战斗！”。武工队的主要活动一是协助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人员物资；二是发动领导群众展开“反三征”、“减租减息”运动。
在组织的安排之下，庄福泽更名为庄昆生，参加了向南武工队，在队长庄彭同志的安排下，担任武工队手枪组和民运组长。武工队一般在水围皇岗周边方圆数十里的范围之内活动，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水围皇岗码头上岸的人员和物资安全地经皇岗、岗厦到梅林，有时还得送到望天湖甚至白石龙游击根据地。偶尔也会在上级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一些“化零为整”的较大战斗，打伏击或者拔据点。
由于武工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因此武工队的情报信息非常快捷准确，反过来敌人就成了聋子和瞎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武工队和庄福松等乡亲运作的交通站的活动基本上如鱼得水，十分自如，加上都是趁夜运送，每次都是看准机会，插过敌人的空档，将香港上来的人员和物资全部安全送达目的地。
其中虽然也有几次与敌人有过较近距离的接触，但由于同志们准备得充分，地形对敌人不利，他们也只能远远放上几枪，虚张一下声势，又不敢追过来，最后基本上就是有惊无险地催促我们加快一点速度罢了。
国民党在占领区实施保甲制度以后所干的就是两件事——剿共和征丁征粮。当初日寇汉奸占着城镇乡村的时候，横行无忌，欺凌百姓，只有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在这一带坚持抗日，清匪除奸。待日本投降了，为了消灭共产党，国民党竟比日本人还狠，他们威迫利诱，软硬兼施，但适得其反。人民愈诱愈不信，愈迫愈不平，更激发起水围皇岗的热血青年拿起枪杆子，树起自卫反击的旗帜，保卫胜利果实。
当时，国民党当局实行所谓非常时期的军事性质举措：征丁征粮征税。最初时，国民党当局征丁的原则是“二丁抽一”，但后来很快就发展到随意拉壮丁；新增的军粮是官粮以外的项目，再加上什么水产捐、码头捐、船舶管理费、地方自治捐和清乡费等等多如牛毛的强征暴敛，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形势下，人民群众一方面反对内战，渴望和平，不愿让国民党把自家的孩子拉了壮丁；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像从前大革命时代那样，建立民主政权，减租减息，减免赋税。
武工队深知群众的要求，在1948年发动了“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反三征”运动。他们深入群众，帮穷苦人家干活，驶牛、插秧、除草、耘田、送粪、割禾、斩柴，什么都干，却不拿群众一文钱，不吃群众一口饭。在与群众水乳交融的状态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同时，武工队暗中不断扩大武装，加上庄泽民、庄欣同、庄启森等地下党员的渗透，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村中的巡丁队和保长。
通过秘密串连组织准备，等到时机成熟，武工队立即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把村里的地主也“请”来参加。会前，敬德学校的师生们唱歌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大会开始后，武工队又问地主们意见，地主们看着武工队员手中握着的枪，无不心存顾忌。
国民党虽说在各村推行保甲组织，平日也能管制群众，但当贫苦群众组织起来，又有了武工队的枪杆子作后盾，那些甲长保长之流，便斗不过群众了。而且当时皇岗村的保长本身就不是地主有钱人，自然不肯卖力压迫群众，反而比较同情农民。情势所迫，地主们自然不敢有任何异议，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大家怎么说便怎么办吧。”
武工队开群众大会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公开宣布实行“二五减租（息）”！并立即实打实的进行减租减息。地主心里又恨又怕，可又不得不照办。穷人们则看着共产党逼着财主减了租，自己日子立即好过了一些；进而更加明白了穷人人多力量大，大家一齐心，财主们便抗不住的道理，又眼见着共产党一心为贫苦农民作主，自然盼着共产党能够得天下，那样，农民就可以分田分地了。
水围皇岗地下党组织与武工队一边发动农民“反三征”，一边发展进步力量。1948年，敬德学校由莫慧明、莫靖远组织的进步青年“读书会”改立为“民主解放大同盟”。
1949年1月，中共宝安区地方党委成立，部队党与地方党统一领导。8月底，中共宝安县委和人民政府成立，开始着力发展党团组织。原“民主解放大同盟”成员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迅速扩大，发展了20多个进步青年。他们以敬德学校为活动中心点和集散地，做了大量工作，有不少青年由此走上革命道路，为党输送了一批有为青年。
如1934年出生的水围少年庄焕平，他家比较幸运，父母勤劳，家人少有病痛，家里孩子也不算多，他在家排行第二，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加上水围得天独厚的环境，因此家境还算殷实。到了读书的年龄，父母将他送到了皇岗祠堂的学校读书。
象水围皇岗的许多青少年一样，他那时年纪虽然比较小，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思想很进步，经常和村里的那些青少年男女一起，在山林里、地角旁开会学习，讨论形势，不时也会和老师、同学参加一些活动。
1948年下半年，在庄就能同学的介绍下，庄焕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也开始为了水围皇岗的这条秘密交通线奔波忙碌。
在庄日才的领导下，庄焕平经常携带医药，输送物资，传递信件，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
那时，青年们都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期待和憧憬。
二十五、武装斗争
在这样的形势下，只要有机会，武工队还经常主动出击，消灭零点的敌人。
1948年11月，向南武工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当天，武工队获得情报，说九龙海关的十多名关警要乘一辆汽车到沙头支关换班，这些关警的战斗力并不强，枪械装备也不算精良，根据武工队的实力，可以在半路伏击，即使不能吃掉他们，武工队也不会吃亏。
经过仔细策划，庄彭亲自带领郑涛、庄昆生、庄林、陈江等九名武工队员，在深圳前往沙头的必经皇岗车路的一座木桥下面安放了一颗地雷，然后在桥的附近埋伏下来，架起武工队所拥有的最好武器：长短枪共9支（机枪都没有一挺），静静地等待敌人的到来。
敌人基本上按时到达了，大摇大摆，毫无防备，十来个人全都晃晃悠悠地坐在汽车上。
当敌人的汽车已经进入武工队的伏击圈，快要驶上木桥了。
庄彭一声令下，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大显神威的爆破手陈江猛地拉响了地雷，桥一下子断成了两截，碎成残屑飞上半空，而敌人的汽车却神奇地刹停在断桥边。
依照庄彭的命令，武工队又压过去一阵“排头火”（单发枪排射），车上的敌人立即嚎叫起来：“我们投降，别打了……”几乎同时，车上的敌人全都举起手来。
武工队安排好警戒，随即派人下去收缴武器，最后把这十多个敌人都押送到不远处岗厦的小山上，进行一番教育便都释放了。
这一次武工队和敌人都无一伤亡，缴获了5支步枪和200多发子弹，手表5只以及其他的物资一批，受到部队首长对向南武工队的通令表扬。
1948年冬，接到党组织的指示，时任国民党沙头乡副乡长的庄泽民立即挂印而去，进入我军在平湖的游击区。
这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平湖地区，并且建立起人民的乡政权，很需要庄泽民这样富有行政经验的老党员指导工作。
刚成立的平湖乡第一任乡长刘坚向上级提出要求，庄泽民便成为共产党人民政权的副乡长兼文书，专门配合刘坚搞好乡政府的工作。
1949年5月的一天，庄昆生和战友钟发到赤尾、福田一带开展征收公粮的宣传工作，回来的路上，经过皇岗路上圆墩头一处草高林密的小路转弯处。突然，他们发现迎面走来一名身背手提机枪（冲锋枪）的国民党兵，看模样似乎还是一个小头目。由于事出突然，彼此相距不过丈余，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幸而庄昆生和钟发的反应比敌人更快些，没等对方有所反应，他俩已纵身从两侧逼到对方身边，同时手中的短枪已经顶住他的胸膛。
那家伙吓得脸色发灰，连声哀求：“小心别走火，我投降，我投降……”
等庄昆生他们缴了他的械，把枪挪开的时候，就听见不远处传来杂乱的吆喝声：“班长，班长，你在哪里？”
原来这个“班长”是专门在石厦一带“收咸水”（抽走私客税）的国民党梁基部队的，本来应该和十多个手下的兵一起行动，只是神使鬼差的走得快了一些，撞到了庄昆生他们的枪口上。
此时，如果让那些“呵呵鸡”发现了，恐怕就得拼个“鱼死网破”。
那个国民党班长肯定也不想看到这种状况，因为如果有人要死，肯定第一个就是他。所以他任凭那些兵卒乱叫，一声不吭，眼巴巴地看着庄昆生他们。听庄昆生低喝一声“撤！”便顺从地跟着他们连跑带窜朝梅林方向奔去……
庄昆生他们押着那个“班长”，安全地见到部队领导。
首长接过他们缴获的手提机枪（冲锋枪），非常高兴地称赞庄昆生他们和向南武工队干得好，同时又询问了那名班长的表现，他们也都据实汇报了。
首长点点头，表扬了那个班长的态度，又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就把他释放了，临别前告诉他全国就要解放了，不要再替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了。
他连连点头称是……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深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密，负责接送的水围皇岗交通点任务越来越重，负责护送的向南武工队自然也是更加辛苦。
从1949年初开始，受到新中国希望的召唤和鼓励，返回祖国大陆投身革命的海外及香港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
通过水围皇岗交通线进入内地的青年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最多的时候曾经试过接连三夜两天不停用船运，每船少则十几人，多则三十多人，为此还受到过上级领导周吉同志的提醒，叮嘱水围皇岗的同志们无论如何必须要安全第一。
这些香港的青年们过境之后，就是由向南武工队的同志们把他们护送到根据地。直至全国解放，仍有不少革命青年为了摆脱港英当局的封锁，继续从落马洲或米埔通过水围皇岗码头，返回内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水围皇岗这条交通线，无数次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运送任务，紧密地联结了香港及海外与内地游击区、根据地之间的关系，运送数以千计的人员和大批物资。极大支援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而且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闪失，是一条名副其实、万无一失的红色生命线。
二十六、穷人孩子的心意
那时候在水围，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游击队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水围人，甚至许多年龄很小的孩子和少年，例如：1934年出生于水围的庄杏爱，家里非常穷，父亲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儿，她上面最大的是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母亲辛苦地支撑，庄杏爱出生的时候，父母因为太穷，思想上又重男轻女，想要将她送人，是比她大七、八岁的姐姐在他们面前又哭又闹，坚决反对，最后大人们原本就很舍不得的心，终于向自己本能的情感屈服了。他们问姐姐：“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她留下来啊？”
姐姐用当时皇岗小学教书先生常用的文艺腔回答：“我很爱她”。在当地水围式的粤语发音中，“很”与“杏”是同音的，于是小杏爱被留了下来，并且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名字——杏爱。
从庄杏爱记事起，家里就非常贫苦，父亲总是生病，家里也没有田地，幸亏她的母亲是一位心灵手巧、意志坚定的女人，尽管庄杏爱出生之后，家里的生活负担更重了，但在她妈妈的操持下，还是让哥哥进入学堂（皇岗小学）读书，姐姐身为一名女孩子，受当时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不能进学堂上学，但是她不肯向命运低头，并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又参加了共产党员组织的夜校读书识字班，学习革命道理，说话做事都显得有板有眼，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庄杏爱最佩服的人就是自己的家姐，做什么事都模仿和学习她。
在当时的社会里，广大穷人的苦难仿佛永远都没有尽头。父亲终于在贫病交加的生活中离开了人世，留下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子女。那年庄杏爱只有七、八岁，遇到这样的打击，家的生活就更加贫苦了，姐姐不得不早早下田做事，她也更谈不上读书了，只能在村里帮人家干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农活，帮补妈妈，勉强为一家人糊口。
庄杏爱妈妈那个时候真是太难了，她们孤儿寡母既没有田地，也没能力耕种田地，庄杏爱和姐姐很小就只能靠替人家帮工，因为当时大多数水围人都很穷，田地里的收成也不高，大伙拼死拼活地劳动一天，得到的酬劳几乎无法吃饱，全靠母亲以她的勤劳和聪明来勉强支撑起我们的家。
那时庄杏爱妈妈几乎每天都是半夜三更起身，臼米磨粉，做出各种糕、饼以及种食物，天亮之后就担着走街串巷，农忙的时候还送田间地头，或者以很低的价钱叫卖，或者与人家以物易物，换回一些稻谷、番薯、豆类等杂粮，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
在妈妈的操持下，她们一家顽强的生活着，赢得了水围父老乡亲的尊重、同情和帮助，渐渐地她们的生活走上了轨道，至少在庄杏爱弟弟到了上学的年纪，妈妈能把他送进学堂了，而且家里也有了一小块自己的土地，但是想要耕种好这一小片土地可真不是易事，她们那么穷的家，不要说没耕牛，就连农具都很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体力和别人的“牛力”来交换。
也就是平时帮人家干许多农活儿，来换取人家在春耕夏作的时候用自己的牛来替她们耕地耙田，水围人叫这种互助的形式为“拉牛脚”，而庄杏爱从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担当这样的角色，而“拉牛脚”所要干的几乎都是大人才干得了的工作，她那样的年纪，只能给人家当帮手，但为了不让人家嫌弃，她是异常地卖力气，所以总会累得半死，也经常受到那些大人的夸奖，说她能干。
在庄杏爱的印象中，水围很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里活动，她弄不清自己的姐姐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知道她在村里的活动肯定比一般农民要积极和丰富许多，庄杏爱那时候虽然白天累得要死，但晚上还会经常跟着姐姐出去，组织一班青年，到山林中或者野地里学唱歌，听一些老师讲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和一些革命斗争的故事。
从那个时候开始，庄杏爱就觉得共产党的主张很得人心，他们流血牺牲，是为了穷人翻身解放，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当时掌权的国民党呢？干什么都是为了有钱佬，他们的军队来了，不是抢东西就是占房子，搞得老百姓生活更加艰难。所以，当时在水围，不仅象庄杏爱这样的孩子，就是绝大多数大人都很憎恨国民党，都愿意为共产党游击队做事出力。
还有一个苦孩子任树森。在水围，大家都喜欢叫他任森，省掉了那个“树”。他原本不是水围人，不过是在水围生活成长的，所以无论是谁，都不会说他不是水围人了。
任树森1933年出生在深圳墟的南塘，他的父亲娶了两个老婆。任树森的生母是水围人，可她在任树森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成了孤儿。
最初，任树森跟着另一个妈生活，帮他们掌牛，原本就困苦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
大约过了一年的样子，任树森的舅舅庄焕华把他接到了水围，跟自己一起生活，那一年他8岁，日本鬼已经来了。
舅舅家也很穷，他上不起学，只能帮着家里掌牛掌鸭，喝着水围龙秋井的水，艰难地长大。
舅舅庄焕华家里有一条小艇，平日里靠捕鱼捉虾捞海产品为生，等到任树森稍为长得大了一些，就开始跟他下海。除了水上作业，他们还帮人家运货。
那时候边界基本上是开放式的，只是偶尔会有些港英或国民党军警出来巡查，遇上了就要抽税甚至没收货物，运气好就什么都不用管，可以顺利地运到目的地。
任树森不知道舅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共产党游击队运送物资，甚至还运领导干部和这边部队医院无法医治的伤员。这些工作他自己后来也亲身经历了，而且遭遇过好几次大的风险。
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秋冬时节，有一次他跟着舅舅庄焕华，为游击队运了一船物资。当时国民党军已经在深圳河北岸好几处地方建起了据点，拦截过往的船只，搜刮油水，没收物资甚至抓人杀人。
为了保障这批物资的安全，他们只能趁夜暗悄悄偷渡。当时舅舅在船尾掌舵撑船，任树森在船头拿篙点岸寻找航道。
由于河道本来就狭窄，并且水流湍急，很难掌控。加上当天晚上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几乎只能依靠平日的记忆摸黑前行。在经过今福田与渔农村相交的那道河湾时，大约是河道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船头一下子搁浅了。
这下可把他们急坏了。就在距离这个河湾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国民党军的据点，白天从那里过时看见上面架着两挺机枪，如果被他们发现了，扫射起来，根本没有机会逃脱。
任树森和舅舅小心翼翼地奋力猛撑船篙，费了很大力气之后终于脱离了险境。据点里的人大约都睡死了，始终没有一点动静，而他们实在是惊得不轻。
许多年以后，任树森才对水围皇岗的红色交通线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知道了许多水围人都是线上的成员，也为自己少年时的作为感到自豪，正是无数他们这样的老百姓，无私无畏地大力支持，共产党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正是这千千万万人民的大力支持，才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解放全中国的基础。
二十七、黎明前的战斗
这不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战斗，但爆发得相当突然，也结束得很快。
国民党的军队兵败如山倒，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
在广东地区坚持斗争多年的“边纵”部队开始全面反击，消灭小股零星的国民党驻军，拔除各地据点，收复广大村镇。一直活跃在惠东宝广九铁路路西地区的部队也开始分兵出击，而水围的优秀青年庄南也在其中一支出击的队伍之中。
庄南早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东纵”进行抗日斗争，并因此在抗战胜利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流亡到香港，后来响应党号召，回到家乡，和庄福泽等青年兄弟一起参加了向南武工队，由于战斗中机智勇敢，表现出色，前些日子被上级领导指名调到了主力部队，尽管这意味着将要投身更多的战斗，冒更大生命危险，但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成就。
庄南作为多次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同志，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以及将要承担的风险。但他义无反顾，毫不退缩。到了主力部队之后，工作积极，作战英勇，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并且很快被提升为班长。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同志们的士气都非常高，而且敌人方面则士气很低，无心作战。最近几次小规模战斗的过程都非常顺利，几乎都是一响枪，一喊话，敌人就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这次，上级命令庄南所在的连队前往铁岗附近的黄麻布一带拔除敌人的据点，大伙都信心十足，相信敌人也不敢进行激烈的顽抗。
庄南和战友们按照我军作战的习惯，凌晨从根据地出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静静地沿着崎岖小路向目标接近。此刻已是盛夏时节，但清晨的原野中，凉爽的山风在徐徐吹拂，令行进的战士感觉不到一丝暑意。
庄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临时担任尖兵组长，负责在前面探索敌情，保障这支小分队的正面安全。他的胸前挂前一支不久前刚缴获的卡宾枪，带着两名战士以警戒的姿势向前挺进，心里却不禁回想起指导员在出发前所作的战前动员：……我们起来迎接南下解放大军，敌人很快就要被打垮了，等到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就可以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穷人分田地，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
他想：那时候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水围，就可以过上那种日子，该有多好啊！那时候，我们水围的父老乡亲，生活一定会比国民党反动派强占我们沙田基围之前更好……
枪炮声突然撕碎了黎明前寂静，庄南带领的尖兵小组撞上了敌人的警戒班哨。犹如惊弓之鸟的敌人连招呼都不打就开火了，第一轮射击就打中了走在前面的庄南。他倒下了，但很快就忍着巨痛，不顾正在大量流血的伤口，手中卡宾枪怒吼着喷出耀眼火蛇，子弹雨点般地泼向敌人……
对方立即鬼哭狼嚎，屁滚尿流，庄南的战友迅速从两侧和后面增援上来，只是转瞬，敌人的班哨死伤狼籍，全体覆灭。
驻扎在黄麻布的敌人闻声立即弃甲而逃，不敢做出一点抵抗……
我军取得了战斗的全胜，只是庄南烈士将鲜血和生命融入了这片土地，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水围，再也不能……
二十八、历史新篇章
距离水围最近的城镇深圳与香港毗邻，是宝安的边陲重镇也是通向香港、国外的主要口岸。根据上级指示，为避免边界冲突，引起国际纠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武装部队暂时不抵进宝安平湖以南地区。
为此，两广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率部驻守石龙一带。
黄永光率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队的部分武装人员进驻龙华、平湖、乌石岩等地。
1949年10月，国民党守敌纷纷从深圳逃窜，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为稳定治安，党组织通知熟悉深圳情况的共产党员刘鸣周、庄彭领导的武工队及蔡达等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有关人员组织起来，维持深圳治安，等候部队接收。
当时在深圳内线工作的蔡达接受任务后，即写信与深圳商会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商会考虑到社会混乱，对他们极为不利，于是派出张秀林、张达芳两人到深圳水贝村与蔡达、庄彭等同志商谈维持深圳治安问题，随后决定在我军帮助下，以商会名义组织一个40人的纠察队，纠察队的人员由各商店派出，枪枝弹药、经费亦由各商店负责。
纠察队有力地维持了深圳的社会治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抢劫、流氓等不法之徒，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深圳的顺利接管提供了条件。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深圳的国民党守敌要么溃散逃窜，要么顺应历史潮流举行起义，弃暗投明。
10月上旬，刘汝琛带领军管会和有关部队经布吉向深圳前进。这时深圳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部分已纷纷溃散，争相逃往香港、澳门和海南等地，只剩下的国民党税警一团（团长伍秀民）和护路大队（大队长麦汉辉、副大队长张颖才）共1400人左右驻守深圳。
由于形势所迫，张颖才（民革成员）顺应历史潮流，在护路大队和税警团中积极宣传、鼓动起义，并派护路大队中队长郑昌（打入该大队的我党地下人员）向我军为摸清敌情而带领武工人员经常进入深圳的负责人刘鸣周、庄彭、蔡达表明起义的意愿。
县委和军管会得此消息，即派沙头武工队长刘鸣周、庄彭、宝安税务站长曾虹等人于15日前往深圳联系，并与护路大队麦汉辉、张颖才在罗湖火车站的炮车上进行会谈。
会上麦、张向刘鸣周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求接受他们起义，不要当成投降，并向我方说明，他们没有执行上峰炸毁石龙桥的命令；二是需要供给1500元港币作为暂时解决军队的伙食问题，以免士兵缺食，引起骚乱。
为稳定士兵，维持治安，刘鸣周当即答应了他们的第二个要求，并由武工队庄彭、庄昆生等同志负责，通过商会借到港币1500元，交给护路大队，解决了护路大队的伙食问题，安定了护路大队。
当晚11时，刘汝琛派蔡达带领庄昆生等11个同志进入深圳，会同刘
鸣周了解掌握深圳的具体情况。16日早上，刘鸣周与麦汉辉、张颖才坐炮车往布吉上下坪会见刘汝琛，谈判起义事宜。
会后，刘汝琛就麦、张要求起义之事打电话到石龙请示两广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王副司令员同意接受麦、张率部起义，并指令他们退出深圳镇，迁驻黄贝岭，听候改编。
是日，刘鸣周迅速返回深圳，遵照刘汝琛的指示，与蔡达商量后，带领庄彭、庄昆生等10多名武装人员将深圳伪警察所和一些残存的国民党杂牌军全部缴械，为接收深圳铺平了道路。
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头。
经请示王副司令同意，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于19日下午4时25分，率领接管人员蓝杰、谭刚、何财及宝安县公安长刘鸣周、深圳警察所长蔡达、军管会秘书曾伯豪等160多名武装人员，以人民警察和艺宣队名义从布吉乘火车直抵深圳。
当时火车站设在今解放路与建设路交界的高架桥处，谓之西门口。当我军事接管人员一到车站，深圳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工商等各界人士上千人，欢呼雀跃，挥舞彩旗，鸣放鞭炮，热烈欢迎。
我人民武装进城后，深圳镇长陈虹、副镇长庄泽民随即带领50多名武装人员接收原国民党地方政权——深圳镇公所。
在鞭炮声和欢呼声中，陈虹把“深圳镇人民政府”的牌子庄严地挂在深圳当铺“共和押”门前，宣告人民政权诞生。
接着，人民政府发布告示，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秩序。
7时30分，深圳各界代表及人民群众千余人在民乐戏院（今人民电影院）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解放深圳的战士及政府人员。会上，深圳镇长陈虹致欢迎词，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作了讲话，他兴奋地向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宣告深圳镇的解放。
这一天，深圳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各种人民团体纷纷前来祝贺。港九工联会组成三四百人的劳军慰问团前来深圳，他们将一面上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锦旗赠给镇人民政府，表达了港九工人的深情厚意。
深圳镇的解放，加速了九龙关的早日回归。拥有大批财产的九龙关总部设在香港，长期为英国控制和敛财。10月21日，九龙关1000多人，在新中国的召唤下，顺应历史，宣布起义。九龙关的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
刘汝琛以宝深军事管制委员会名义接收，原国民党政府九龙关派黄昌燮向我军管会办理移交手续。其中移交九龙关（含8个支关）员工1134人、港币420万元、大小缉私舰艇27艘、汽车12辆、轻重机枪121挺、短枪1229枝、以及其它大批财产、文件档案和通讯设备。
九龙关被我接收后，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刘汝琛任九龙海关第一任主任；李国安、蓝杰为副主任；谭刚、何财为委员。
原国民党政府九龙关的起义和宝深军管会接收工作的妥善进行，为新中国保护和接管了大批海关财产，当即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的赞扬。
深圳迎来了解放。在党组织的任命下，早在1949年8月即去上级机关学习接管工作的庄泽民，担任了深圳镇的副镇长，并负责协调社会各届之间的关系和工作。至此，深圳以及水围皇岗人民盼望已久的和平终于真正降临了。
同月，人民政权组织成立，向南武工队队长庄彭被上级委任为宝安县沙头乡乡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有黎树容、邓伯伟、郭振权、庄启森等。水围皇岗属沙头乡管辖，新政权第一任村长为庄展鹏，副村长庄英忠、黄群，领导上围、下围、吉垅、水围四坊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经济恢复建设。水围作为内地联接香港及沿海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群众基础好，人民政权于6月份已经建立。早在深圳解放之前，国民党驻军已经闻风而逃，我们的党组织已经控制了水围皇岗所有的重要地点和设施，并为迎接解放，在皇岗庄氏祠堂召开了庆祝大会。
天亮了，水围皇岗这座古老的村庄也沐浴进新中国的曙光之中。
新的一天开始了，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