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子
从事记者职业，我们的工作就是“讲故事”。多年职业生涯，行走云岭大地，见过了许多人、许多事，让人感动的、铭记的当然有不少。在这期间，有一位藏族农民的故事，每每回想起来，令人肃然起敬又感慨不已。
这位藏族农民，是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的一位康巴汉子，藏语名字叫斯那定珠，汉语名字叫王海滨。说是农民，其实他有多重身份。最开始，他是一个地道的藏族农民。他的家在香格里拉县尼西乡巴拉村，这个藏族村落在巴拉格宗雪山脚下，以前几乎与世隔绝，从村子去外面只能走人马驿道，走出村子要整整两天，村里的人有些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峡谷。这样极端偏僻的环境下，贫困是命中注定的。巴拉村的人说，村子里耕地很少，种的粮食总是不够，靠打猎、摘野果、挖野菜补充食物。斯那定珠说，他十岁以前没穿过鞋子，跟大人去打猎都是光着脚板。他在家乡读完小学，13岁就到昆明打工，在修路工地上卖过苦力，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工人。
有了一点积蓄后，他开始做生意。很快，他发现自己有经商的天赋。雪域高原盛产各种名贵药材和菌类，如野生天麻、冬虫夏草、松茸和麝香。斯那定珠回到家乡收购这些特产，再到昆明卖给外地客商。后来他又到香格里拉县城开餐饮企业，开办迪庆藏族自治州第一家五金机械门市部。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20多年，斯那定珠积累了数千万元资产，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老板”。
先富起来的斯那定珠总是惦念着自己家乡。他说：“我一个人过上好日子了，乡亲们还困在大山里，不通电不通路，没有脱贫致富的希望，我会幸福吗？”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家乡封闭贫困的面貌。
修一条公路是巴拉村人许多年来的梦想。斯那定珠从小就看到：巴拉村的很多孩子因交通不便而辍学，村民种的水果运不出去烂在地里，老人生病以后没法送去医院救治……问题是：倾尽个人财产给家乡修一条路划得来吗？路修通了以后村民靠什么致富？迪庆藏区旅游业兴起打消了他的疑虑。
2004年9月，从巴拉村通往外界的公路开工。在悬崖峭壁上修公路，难度显而易见，亲戚朋友都觉得他疯了，有人说他最终会倾家荡产。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决心。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监理，各个环节的工作他都事必躬亲。资金困难时，为了使公路建设顺利进行，斯那定珠不得不忍痛卖掉了在县城经营的餐饮企业和五金机械门市部。
2008年1月1日，巴拉村迎来历史性的一刻：实现通路、通电和通电话。巴拉村老支书拉茸七林回忆说，这一天村民们载歌载舞隆重庆祝，给斯那定珠献上洁白的哈达，激动的村民不停地拉着电灯开关，有人打电话给远方的亲人报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刻，斯那定珠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如今，巴拉村公路主体部分铺成了柏油路。从巴拉村到县城的时间，由3天缩短到1个半小时。斯那定珠告诉记者，这条路使沿途5个村庄告别了封闭和贫困，修路共花费8000多万元，他没向政府要一分钱。
上世纪末，迪庆藏区旅游业迅速兴起，大量海内外游客来到迪庆寻找最后的世外桃源和人间圣境。斯那定珠意识到这是巴拉村的机遇：雪山、冰川、天然佛塔、高山牧场、清如明镜的湖泊、壁立千仞的峡谷、传奇的藏族村落……巴拉村的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不正是人们追寻的“香格里拉”吗？
他注册成立了巴拉格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对巴拉格宗景区进行开发建设。他邀请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实地考察，编制了景区总体规划和可研报告，通过了主管部门评审。除了通往巴拉村的公路，巴拉格宗景区内还建造了一座藏式风格的酒店，疏浚了5公里长的漂流河道，修建了几公里长的峡谷观光栈道。2007年9月，香格里拉大峡谷国家公园挂牌，景区正式开门迎客。
“国家公园”是国际上居主导地位的自然保护模式，在严格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兼顾公众游览等功能，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受到世界各国的推崇。在我国大陆，自然保护体系以“自然保护区”为主，对抢救性保护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自然保护区注重刚性保护，忽视了经济发展、服务社会等功能，因而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
在这个背景下，云南率先开展了建立国家公园的探索，最早吃螃蟹的就是迪庆藏族自治州。2007年6月，我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挂牌成立。当时在国家层面，尚未明确哪个部委主管国家公园事宜，云南省先行先试，后来获得了国家林业局的认可和授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目前各地建立国家公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虽然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尚不明晰，但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公园”在中国势在必行。
回过头来看，斯那定珠作为一个藏族农民，能够“敢吃螃蟹”，以一己之力将家乡建成“国家公园”，使香格里拉大峡谷国家公园成为香格里拉县主要景区之一，其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将来随着国家公园法律法规的健全，他的国家公园或许还需规范和完善。但我真诚地祝愿，他的国家公园可以得到世人的认可，将香格里拉神奇壮丽的景观呈现在更多的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