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中国春运和“创伤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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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7 13:28:21|浏览86222次|评论97条
动物迁移是自然界中诡异的现象之一。帝王蝴蝶的超大数量迁徙，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的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的超长途飞越，总数曾达到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旅鼠的看似愚蠢的自杀式“死亡行军”，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的转场运动，都已创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而在诸多影像纪录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驯鹿的事迹：近18万头驯鹿，每年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而后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场面气势恢宏，惊心动魄。
但所有这些伟大的长征，都无法跟人类的纪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的迁徙纪录，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里，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8亿，总流量超过34亿（人次），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刻写了地球生物史的巅峰纪录。
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在规模、勇气和温顺程度上与中国人媲美。该物种面对购票障碍、昂贵票价、极度拥挤的运载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毫无畏惧、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觅食区（大都市）和繁殖区（故土）之间，制造跨越空间的生命奇迹。
不仅如此，这场大迁徙还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机巧。今年流行的“春运神器”，除原始的手推车、小马扎、涂料桶、蛇皮袋、扁担和旧报纸外，又出现了各种升级换代版，其中被媒体和网民大肆追捧的，有“硬座宝”、“鸵鸟枕头”、“大腿枕”、“贪睡支架”和“车颈枕”、“箱包防丢器”、“携带型集尿袋”、“开道惨叫鸡”、“拒踩铆钉鞋”、“充电宝”、“迷你麻将”以及“抢票软件”等等。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一条粗大的界线，对中国农民工跟迁徙性动物，做出了深刻的人类学分野。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体制，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
在那些“春运神器”中，有两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大腿枕”，该枕头以特种海绵制成，其手感模仿人体皮肤及肌肉，甚至还有微隆的肚腩；另一神器叫作“鸵鸟枕”，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该设计借用了“鸵鸟政策”的原理——在被天敌撵急了之后，鸵鸟总是把头扎进沙堆，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而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这是农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从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中，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
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春药”在推动“中国驯鹿”——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
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鉴于东西部、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落差，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但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以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如果这场悖论式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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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著有《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华夏上古神系》等。）
柴静：你的死亡谁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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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27 10:51:27|浏览133179次|评论53条
1
王奶奶从病房门后抽出一块窄板子，搁到两把椅子上，这块板上能平躺一个人，只能平躺，一翻身就会掉下来。她七十多岁了，为了照顾病床上的老伴，就这么睡了四年，每天后半夜腰就剧痛，“照了片子，像破锯木一样东倒西歪”。
儿女都有工作，她请过一个护工，那个护工怕病人夜里拔管，把他胳膊用绳子捆在床架上。第二天她看到硌青的手臂，就让护工走了。
病人燥热，只盖着一个被单，上身裸着，身上一点褥疮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异味。她每天跪在床上，从后边托着丈夫的胳膊，翻动他，后来抱不动了，用一条干净毛巾衬在他身子底下，抽一下，滚动一点，给他翻身、抹背。
只有她听得懂病人偶尔带着肺里水泡声的咕噜声，给他倒大小便，抓痒，调节呼吸机的进气量。四年前，他因为肺部阻塞感染，造成急性呼吸衰竭，抢救的时候被切开咽喉，插上了呼吸机，一插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幸亏有她的照料，他才恢复一点知觉，从ICU转到老年科，不用像那里的其他病人一样，一个月一个月没有任何知觉地躺下去。
但他清醒后，不能说话——用口型对她说“我恨你”。
2
呼吸机的管路从他喉间插进去，成人拇指粗细，七八厘米长，有一个弯路，从气管里插进去。插管时间长了，压迫支气管，管壁弹性没有了，塌陷了，吸气呼气的张力没了，他感到憋气，厉害的时候脸憋得青紫。用手抓挠，憋得厉害，只能再加大呼吸机的送气量，他腹间如鼓，难受得用手拍，砰砰作响。
插管送入的气是热的，他嗓子一直干疼。
除了呼吸机，严重的时候，他需要插上胃管、静脉插管、尿管，还有胆囊的引流管。鼻饲的管子老捅鼻子，时间长了，鼻腔烂了，只能勉强着喂点米汤。
老人在床上一点都动不了，只能用手捏墙上的皮管子，不断地捏，那是他唯一能自主的事情。在生病前，他是个干净体面的人，养着好多花，十八棵蝴蝶兰，叶子油亮油亮的，两盆巴西红果，结着好多结实的果子，小灯笼似的照眼红。还养活着几只八哥，诗文背得好着呢，大红嘴，特漂亮，天天喊“爷爷好，奶奶好，大姑姑好”。
他想回家，“着急老哭，哭得眼睛白内障，黑天白天地哭，睁眼哭闭眼哭”，王奶奶没敢跟他说，家里没人照顾，花和鸟都死了。
医生知道他有轻生的想法，有一天总算同意他坐上轮椅下床去看一看外头的世界，轮椅推出了门又折了回来——他眼睛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
王奶奶用手给他挠挠背，凄凉地笑笑：“所以他就老是心里恨我，说‘我嘱咐你别抢救，你高低还是不听话，你还是抢救，你看我受这个罪’。”
3
老人得的病是哮喘，退休前他是协和医院的会计。这么多年，他看过很多患者临终前的痛苦，早跟老伴提过，自己将来一旦治愈无望，就不要再抢救了。
但那只是一个口头的愿望，病急性发作的时候，他昏迷了，家人还是舍不得，儿子说：“妈，赌一把吧，抢救一下，万一好了呢？”
王奶奶说：“当年他退了休，每天我回了家，他饭就做好了。我的腿做手术时他照顾我也好着呢，那时候想着他有了毛病，也一定得好好照顾他。不管怎么说，活着怎么是个伴，是吧？要不然你剩一个人孤零零的。”
丈夫也知道，他心里舍不得她，舍不得还没结婚的孙女，他现在是为她们而活着。“他说得了，该我受的罪我就得受，我不受也不行，我可能就是这个命。他难受，我也特别难受。”
王奶奶只能偶尔换衣服的时候回家哭一场。“到家里头就把书包一扔，趴床上就哭。哭完了我又害怕街坊都听见，我说我受这么大累，还是天天这么埋怨我，还老说‘恨死你了’。”这句“恨死你了”里，不只是责怪，更多是自责——“你要是对我好，我那样睡着觉就走了，我多好啊，你们也好，这样我对不起孩子，我也对不起你。”
4
我经历过亲人的离世，只是当时我不在她身边，我对人临终时要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毫无心理准备，对那些有创的抢救——用电击的心肺复苏，喉管切开插管……也没有认识。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感受只来自于电视剧中的“永不放弃”的口号和戏剧情绪：“人只要能救就要救到最后一刻，不管他的生命是否还有质量，不管是否还能够享受空气、阳光、食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只要我们有，只要我们能够，只要我们在经济上允许，我们就要给他人工的呼吸、人工的心率、人工的生命。”
当年的我如果有机会，也会是这个选择——我会想，只要还能握着她的手，感觉着温度的存在，也许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
做这个题的时候，罗点点说“你家里一定没有过重病的人”，我才去了协和医院，看到这对夫妇的承受，那句“我恨你”里包含的所有痛苦像刀子一样划拉着人的心，才第一次想到选择的代价。
如果我当时做了选择，那是“我的选择”，不是“她的选择”。最大的承受者也不是我，是她。
5
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儿子。他是罗点点创建的“选择与尊严”团队的成员。陈小鲁说，他加入这个团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当年没能替父亲做出一个解脱痛苦的选择。“那时我父亲，可能已经是基本上没有知觉了。那么这个喉咙里是切开气管，插个管子，他已经不能讲话了，身上都是管子，那我看得非常难受。就是这个人躺在这个地方，人已经不成形了，经过这个疾病的消耗，然后就是靠这个呼吸机、靠这个输液、靠打强心针在维持。”
我说也许在外人看来，会觉得说所有这些管子和心肺复苏，是为了延续他的生命。陈小鲁说：“对，但是延续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是他本人很痛苦，一个是大家都很痛苦，另外就是这个国家资源的浪费。”
“您当时问没问过医生？”
“我就问了一个，能不能不抢救？当时医生就跟我讲了两句话，我记忆深刻。第一个说，你说了算吗？你虽然是他的家属，但是作为你父亲这样一个人，抢救不抢救是你说了算吗？第二个就是我们敢吗？”
他无言可对。
这样的事例很多，他的母亲、好友也都是这样去世。罗点点说巴金先生最后的六年时光都在医院度过，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帕金森症，后来只能够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先生不得不强打精神，说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为你们而活。
罗点点说：“对一个他活着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更好的这样的人，当生命和自然已经给他规定了一个命运的时候——第一，我自己觉得顺其自然是最好的；第二，我觉得大家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这是最好的。”
她说中国人往往附属于一个家族、单位、传统、政治、文化，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以至于对一个人表达尊重的方式，往往是剥夺了这个人选择死亡的权利。而真正的尊严是一个人的自我意志优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身份，不管他是否德高望重，对吧？他自己只要有了选择，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尊重他”。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心跳变慢，医生判定他已经进入弥留时刻，这次巴老的家属坚决要求放弃抢救，最终得到了同意。
6
创建“选择与尊严”网站的罗点点是罗瑞卿之女，陈小鲁和陶斯亮都参与其中，在这个网站上，人们可以签署自己的“生前预嘱”，来决定“尊严死”。“尊严死”不是“安乐死”，为了区别涉及主动致死行为的“安乐死”，这种只是在临终放弃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的做法，被称为“尊严死”。
做这期节目时，罗点点说，曾经有人问她，为什么是这些可以得到足够医疗资源的高干子女在做这些事，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这期节目播出后，也有人留言说：“我们现在争取的是活的尊严，何谈‘死’的尊严。”
罗点点很清楚她要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对一个还没有吃饱饭，还没有进入城市生活，还没有完全医疗保障的人，来谈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可笑的，而且是冒犯别人的。”
我问：“那您为什么要公开提出来呢？您不担心激起这样的社会情绪？”
“我老觉得，我们的社会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所组成的，每一个个人的要求，每一个个人的愿望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在你的愿望和你的要求受到尊重的时候，并不表示你排斥或者是你反对另外一部分人的愿望和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认为，中国社会在发展，社会在富裕，大家越来越多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有的医疗体制中，对于很多公费医疗患者来说，并不存在太多费用负担问题，这就造成了医疗资源在临终人工支持系统上消耗的比例过大。根据罗点点他们的统计，我国每年有80%以上的医疗支出放在临终的人工支持系统的消耗上，而且越发达的地区，医疗环境越周全的人群当中这个数字越高。
罗点点说：“高科技的东西都非常昂贵。在ICU里面住一天，没有特殊的治疗，就只是维持他的人工血压、心率、呼吸，很多人、很多机器，为了一个没有质量的生命，你能猜一猜花费吗？每一天最基本的花费是五六千，一个月就是十几万。”
她说我们原来只在三级甲等医院里面有ICU，现在在二线和三线城市里只要有条件的，大家都一窝蜂地上ICU。为什么？“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ICU是非常赚钱的地方。很多病人可能就放弃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一部分医疗资源，放到对疾病的防治，放到对于那些可治愈疾病的治疗上，那岂不是社会的福音？”
我也问过陈小鲁，可能有一些家庭，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在ICU里维持着，是因为维持一天的生存，他的待遇、工资都能保持，还可以让子女沾泽。他想了一下，说：“我承认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也不会去评判别人，我只能强调我的选择，放弃是我的权利和自由。”
7
做这期节目时，我与家人常常讨论“生前预嘱”，都是自己的意愿很坚定，对对方的决定却有犹豫。
罗点点的团队里，有一位著名的医生，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但到了晚年，丈夫突然昏迷之后，“第一，她觉得她特别对不起他，你知道吗？第二，她就觉得每天她到那个ICU里面去，看着她爱人那样，拉拉他的手，摸摸他的脸，她就觉得她今天能过下去。要不这样，她就不行。我们说我们太能理解了，而且这件事情真的就说明你们两个人伉俪情深”。
她难过了一下，说“对不起”。
爱也可以导致另一个选择，在协和医院，王奶奶说她最近跟大夫说，如果她的老头儿再需要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不做了，什么也不做了”。
我问怎么了呢？她说：“做过来他更受罪，那电击是350瓦，多少瓦呀，那大铁的，往两肋打，就这么大岁数，哪受得了，把皮都烧焦了。那个人工呼吸也是，把年轻的都得压折了两三根骨头，别说他这么大岁数了，受那么大罪干吗？你看这浑身烫的，乱七八糟的，确实瞅着受罪。”
她对孩子们交代了，也说自己如果遇到类似的事，让她顺顺当当地走吧。
所以“选择与尊严”网站每年都会给所有注册“生前预嘱”的人发一封信，叮嘱他们好好温习一下当年签署的文件，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事到临头的时候，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因为死亡和爱是太私人的事情。
在对罗点点的采访中，有一段对答，它最终并没有剪进片子，事后我却常常想起。
我问她：“那如果您最亲近的人跟你说，不，我不希望像你生前预嘱那样，我就希望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我希望能摸着你的手，看着你的脸，那一天我就能过下去，那您会不会尊重他的意愿？”
“那不行，那坚决不行。我不会因为他而改变我自己的意愿，我不会，到时候你自己去纠结吧，反正我这么说。”
“您这么坚决吗？”
“他纠结了，那是他的问题了。我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了。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问：“您会期望医生还按照您的意愿执行？不打算为了爱你的人活着？但您刚才难过的时候感觉也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我自己认为，人只能够是在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把握，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千万不要做任何情感上的允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不能够，对不起。不能因为一句话来改变自己的初衷，不可以，完全不可以。”
她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信条，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不必求同。但触动我的，是她唯一承认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她只承认个体按照自身意愿独立做出的选择，而不能被挟持，哪怕是被爱挟持。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人可以改变选择，任何改变都应该尊重。我问她这些年动摇过吗？她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摇，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如果到那一天，您会怎么办呢？”
她哈哈大笑：“我去改我的生前预嘱，我会跟我的孙子说，你们只要有一分钱，你们就得留着，那边人我都不认识，你们这边人我认识，你们留着给我。那很可能。”
“如果有那样一个变化的话，会怎么看待您自己呢？”
她答完这一句，嘴边笑意久久不去：“那我觉得我很自然，我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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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著名电视媒体人，著有畅销书《看见》，曾任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
曾颖：教育极端功利将人变成拜金的物质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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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07 15:16:22|浏览89433次|评论64条
不久前，我从单位辞职的时候，一位朋友不无担忧地问我：“今后你孩子的教育怎么办？你不打算为她提供更好的教育了？”这话问得我一愣一愣的，我不明白的是，在我辞职的时候，他不担忧我的生计，反而担心小孩的教育，足见，在他心目中，孩子的教育比生计更严重也更难对付一些。
其实，如果知道他这些年的人生轨迹，就一定不会诧异他有如此的看法。早在几年前，关于孩子的教育，我们就有个比较激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一直持续着，谁也没有说服谁。
比如，在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上，他是个坚定的环境论者，即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也并不反对，但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以及判定什么是“好环境”上，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他觉得能给孩子好环境的只有机关幼儿园或私立贵族幼儿园，认为那里硬件设施好，而且安保措施也得力，最重要的是那里就读的孩子非富即贵，给孩子从小营造一个有营养的人脉环境非常有必要。虽然，为此每年多花个一两万元（现在更多），那也是很值得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嘛！
而我则认为，幼儿园不过就是一个让孩子从孤立的家庭环境走向群聚的社会环境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在这里与同龄人交往磨合，并学习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与规则。这样目的的幼儿园，不需要太豪华的装修，也不必要付过分高昂的费用，只要安全、干净、温馨就足矣，很多贵得让人不可理喻的东西，不是必需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指责和咒骂高额的建园费，认为那是自幼教小孩子们行贿和有钱就能买一切的邪恶价值观，但骂完之后，该缴钱还是缴钱，该拉关系还是拉关系。而孩子们在我们面前学到的第一课便是“心口不一”，自幼就学会“宣扬自己所不信奉的东西”。我和朋友的争论，以各自持保留意见而告结束。看着我把孩子送到不交建园费的“屌丝幼儿园”时，他那悲悯的眼神，至今令我难忘。
他的孩子比我女儿大几岁，他在孩子读小学的前几年，就精心规划了孩子的就学路线图。为此，他在自己满意的学区里购了房，谁知学区规划调整，他又动用关系，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他经过几年调查甄选并最终得出结果的小学。为此，他所下的功夫，绝不亚于再读一次大学，他曾无限感慨地说：在为孩子写入学鉴定书时，他所费的精力，不亚于当初写毕业论文……
我对他这种近乎诚惶诚恐的做法感觉有点不可理喻，一如他对我的很多做法也嗤之以鼻一样。我们虽然彼此都不认同对方的做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一个共识——他和我对孩子都是爱的，只是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他对孩子的爱，表现在以一副承揽一切甚至代替她规划人生甚至想帮她走过人生道路的架势。这种心态，爱孩子的父母多少都有一点，大家总担心在社会的风风雨雨中，孩子稚嫩的肩膀承担不起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责任与负担。我们在上学路上，随处所见的由父母或爷爷奶奶代背书包上学的场景，其实是中国式父爱母爱的一种最典型形象——小学时家长代孩子们背书包，初中时父母帮孩子打架，高中时父母成为高考后勤补给团团长，大学时父母到学校帮孩子铺床叠被。经过如此一番无微不至、呵护倍加的代替式哺养之后，孩子们在毕业之后无所事事，成功成为啃老一族，而成年后的他们，父母依旧在代替他们找工作，代替他们相亲，代替他们全资筹备婚房和婚礼。等他们好不容易亲自生下孙子或孙女，一场隔代代替式的人生轮回，再一次开始……
这种爱与呵护，是当下中国家长们的主流。究其原因，其一是大多数家庭生育的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以稀为贵；而另一个原因，是孩子的爷辈和父辈都是经历了物质窘迫的贫穷时代，一切都欠缺的匮乏记忆，造就了大家的饥饿与亏欠的心理，当这种心理与宝贝独生子女扭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奇异的化学反应，并形成当下社会的种种奇观。
一些父母，从孕育孩子那天起，便开始了令人惊奇的盘算，这种盘算不仅止于排卵期之类，而是对环境、氛围、温度和心态，以及食谱，都做了精心考量。有些人，甚至对孕房的风水，都会请人用罗盘来勘测一番。怀上之后，各类名目繁复、收费奇高的检查应市场所需，纷纷出笼。各种与婴儿用品用具相关的东西，都以一种公主女儿不愁嫁的姿态，价格屡攀新高。并不是商人们眼光有多犀利，而确实是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太急迫，太跃跃欲试了。而之后的各种高喊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口号的早教，幼儿英语、幼儿珠心算、幼儿商学，各种高档智能玩具和特殊食品，应孩子们父母殷切的愿望而出，并煽动着这种愿望之火越燃越猛，越燃越烈。如此形成一种威压的气氛，让那些不愿被牵着鼻子或没有能力跟着去消费的人备感压力，甚至产生“我不爱孩子？”之类的困惑。
这种极端物质化的“爱”，一直延续到孩子成长的各个环节中。各种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名大学，是为满足这种“爱”的极端化产品。这种人为加大不公平，集优势教育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的教育宗旨，就是为了迎合一部分家长给孩子提供“更好”教育之需而建立的；而于校方，“更好”的标准，是花更多的钱修更好的房子引进极致的昂贵生活方式提供各种看似高级实际却不知所谓的“皇帝新衣”式的教学方式……
这种极端功利与物质化的教育，客观上加强了社会各阶层的割裂感与焦灼感，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和谐是无益的。它固化社会层级，恶化社会风气，使很多人变成“物质动物”，唯物质和金钱至上，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无论对社会氛围还是对个人的修为和性情，都有极其负面的影响。
我那位朋友大致是认同我这番道理的，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大家都这样，你不这样，是要吃亏的。”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真实心态，大家被裹挟着，形成一股洪流，一面发泄着不满，一面同流合污。
身处洪流中的我，时常对此发出一些无可奈何的感叹，并努力地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至少做到“独善其身”，为此，我从孩子很小时就坚持对她在人格品质上进行培养。我无须她成为一个考试能手，但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我无须她成为一个名牌鉴定专家，但希望她成为一个从生活细微处品味出美好与幸福的人；我无须她成为一个精于财务算计和权谋规划的人，但希望她成为一个不为蝇头小利和利害得失而每天活在诚惶诚恐中的人；我不送她去名校受教育，但我会为她营造一个有情有义的家庭氛围，让她从中体会善意和美好；我不为她延请名师，但会身体力行地在她面前保持风度与气节，陪她玩，陪她去郊外观察，陪她写相同题目的作文；我不会送她超出我们购买能力的奢侈用品，但我会陪她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并从中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我不会从她幼年时就开始勤挣苦攒学费送她去留学或为她置办令人瞠目的嫁妆，但我会陪她旅行，陪她成长，用心灵和文字，记下与她一起成长的点滴快乐与趣味……
用我那位朋友的标准来看，这更像是一个“屌丝宣言”，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心灵独白。但关于爱，关于女儿，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我知道，要做到这些，并坚持到底，其实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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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专栏作家。）
木然：活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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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7 10:12:23|浏览142364次|评论88条
现在的人，“活得累”。有活得不累的人吗？大概没有，大家都累。有钱的人累，没钱的人也累；有权的人累，没权的人也累；物质生活累，精神生活更累。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累人的社会。每一个人就如同空气中流动的尘埃，不知飘向何方，不知落在何地，没有方向感的焦虑与纠结，没有安全感的苦痛与恐惧，没有思想感的轻浮与悬置，没有人生感的空洞与虚无，没有灵魂感的不洁与脏乱，每一个都有被掐住喉咙般窒息的感觉。
也可能教师是“活得累”的代表。教师“活得累”，一是因为背负着传统这一重重的壳，中国古代的说法是传道、授业、解惑；二是因为背负意识形态的重重的壳，教师被赋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角色；三是背负着精神生活构建的重重的壳。这三个壳，如同三座大山，压得教师们喘不过气来。可教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人间的生活和世俗追求，他们也有向下堕落的魔鬼的引诱，也有向上飞舞升腾的天使的呼唤。
在世俗社会之中，精神追求显得不那么重要，活得累，又不被社会理解，而经常被社会误解，尤其是在反智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中，教师之累还因为恐惧。于是，教师想卸下重重的壳，卸下伪装，想过人的生活，想过类似小人般的真实生活。但这种生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反智主义一直玩着把教师的壳拆下又装上的游戏，教师成了反智主义的玩偶。
不过，这种事换成韦伯的口吻就显得崇高了。在韦伯那里，“活得累”主要不是起因于世俗生活，而主要是起因于精神生活。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每一个人供奉的可能都是不同的神。这种精神生活如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如果供奉的是符合自己价值的神，顺从内心的价值，将会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开启众神之战，众神之战一旦打响，就会活得累，身心疲惫；如果不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哪一个神都不得罪，每一个神都供奉，对每一个神都虚与委蛇，那活得更累，这属于精神造假，如果再来诸多精神城管，就会开启魔鬼之战，精神城管拉偏架，不被判精神死刑才怪。
马克斯·韦伯也是生不逢时，他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师也是“活得累”。好在那个时候，活得累是学术之累，因为每一个当大学老师的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学术，会不会搞学术，搞了学术会不会被社会承认，搞的学术会不会听从自己内在的良知，会不会听从学术的召唤。那些有学术信仰和学术思想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搞学术并不总是有自信，等到学术思想成熟的时候，也可能恰恰是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就是那个时代抛弃了他。这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无论多么深邃的思想家，都会有着痛入骨髓的感觉。于是，人们经常看到，那些把学术思想看得重于生命的人，那些为学术思想而献身的人，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不是疯了就是癫了。
教师会面临着社会的价值之战，“希腊人时而向阿弗洛蒂忒献祭，时而又向阿波罗献祭，所有的人又都向其城邦的诸神献祭，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又是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大学教师如何在诸种价值中进行选择，在选择价值之后又以什么样的面目对待自己的学生，如何在选择价值之后顺从学术伦理，都是极难解决的问题。
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韦伯恰恰又适逢其时。韦伯的学术思想没有权力的介入与干涉，他有自己从事学术的自由，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也得到后代人的认可，对韦伯的思想研究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产业。每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都必须提及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每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人，其合法性的概念，其权力类型的划分，都会提到他，总会在他的思想领域下深耕细作。韦伯是幸运的，时代对他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巨大的回报。
有了类似韦伯的学术成长环境，教师活得累，只是精神之累，精神之累也会带来精神快乐，快乐从累中产生。如果没有类似韦伯的学术成长环境，教师仅仅是活得累，却没有累之后的快乐，这种累，才是累中之累，才是困苦之累，才是无奈之累。没有快乐的累，是社会病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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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
曾颖：十元钱的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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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6 17:44:23|浏览329006次|评论224条
乡下的表叔又来了，送来两块自制的腊肉和几把面条，还有我们最爱吃但城里的菜市场中不易买到的油菜头，临走，还给每个侄孙侄孙女发一个红包。红包也是自制的，用红纸和带着粮食香气的糨糊黏合而成，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孩子的名字以及“新年快乐、健康成长”之类的文字，里面装着一张崭新的10元钞票。这是他多年如一的规定动作，在距春节前十几天一定要完成，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整个正月不进城里来。因为这样，可以躲开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发红包。他这样的举动，还包括亲戚们每一次婚丧嫁娶的酒席，他通常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送最大一份贺礼，但这份贺礼与另外的贺礼相比，也如他的压岁红包与别的压岁红包之间的差异一样。他为了不占一个酒席位子，而总是悄悄躲得很远。他不想被人当成空手套白狼的穷亲戚。
对于被一年比一年更厚的红包撑大了胃口的孩子们来说，表爷爷那个外表土气且身材瘦小的红包引来的轻视与不屑是可想而知的，拿到表爷爷的红包后，性格内敛一点的孩子，将红包在脸上扇扇，做个鬼脸坏坏地笑一下；而性情外露一点的，则撇撇嘴，有声或无声地说一声“抠门”。对于这些在银行账户上积累的压岁钱都超五位数的小富翁来说，这10元钱的小红包，实在太小了。而在这个以大小论红包美丑的时代，它的不招待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决定了某些侄孙儿们对这位表爷爷的观感。
表叔也是知道孩子们对他的看法的，但他从不计较，也不争辩，更不会向孩子们解释这10元钱需要他卖5斤米，这5斤米需要收8斤谷子，8斤谷子需要他在1.5平方米的稻田耕种收割忙活几季，他全家可以凭此过两天的生活。在发完红包之后，他总半是愉悦半是遗憾地离开，让观者心中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表兄妹们似乎也有此同感，有人曾当面对表叔说让他今后别再给孩子们发红包。表叔总是笑笑，说：“这大过年的，给孩子们送个祝福，添点喜气，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穷人，连祝福别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吧？”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平静得让说者在心中暗骂自己浑蛋，并忍不住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把压岁钱和春节贺礼搞得跟军备竞赛似的，你砸过去三百五百，我报复性地回五百一千。心里并不完全情愿，而嘴上却笑嘻嘻的。这样的结果，是红包越来越厚，而人情却越来越薄，亲情中一些温暖的东西在悄悄变冷变淡。每个人都在抱怨不妥，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开始着手改变。
表叔坚持给孩子们发红包，是为了感谢城里的亲戚们在他前些年做胃切除手术时对他的资助。他知道，就数量而言，那些钱是他这辈子永远不可能还得清的。但他多年来很上心地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仅举一个小例子，如果让城里的亲戚们给他的孙子写一个红包，估计有七成以上的人，不打电话问一下是难以准确书写出孩子的名字的。
捡起孩子们扔掉的那些写着他们名字的红包，感受表面如表叔皮肤般粗拙的外表，想象此前几天的某个黄昏，坐在夕阳下的小院里制作它们时，表叔缓慢但心满意足的表情。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感——那是一个穷人不应该被轻视的亲情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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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专栏作家。）
柴会群：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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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3 22:46:20|浏览268338次|评论160条
一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越发依赖，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六年六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当初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他现在仍然还是一名教师。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后来，我曾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同学正色跟我说：“你错了，这件事情中，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后来的进展似乎印证了同学的话。柴会超投案不仅得罪了学校，也未能取得家属的理解。相反，死者家属此后更加强势，在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威胁要杀死柴会超的辩护律师。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面，义正词严地说：“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我还记得那天动员柴会超投案时，他很是犹豫，说那样做有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最后还是听从了我。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解脱了”。弟媳知道不妙，马上电话追过来，厉声说你若说了实话，“咱全家全完了”。柴会超那时已经下定决心，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二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唯一的支持者。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信什么法律。”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医生建议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找到我认识多年的陈晓兰医生。她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当地医院，详细问明情况之后，认为不可气管插管，因为母亲的呼衰是由心衰引起的，上呼吸机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陈医生的建议，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陈医生也在承受压力。
至于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这个我能理解。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帮柴会超申诉，以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然而，我马上又面临了新的困境。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响到减刑。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大耐心容忍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造成的伤害却可能越大。
三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得并不完全错。实际上，自从经历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越来越对家乡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像我们这样的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
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前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他认为，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状况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高利贷崩盘之后，离婚、外逃、绑架、杀戮一度成为这场游戏的主旋律。但奇怪的是，冲突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60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嚷嚷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家所有东西搬光，“连一片铁也不留”。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10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年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弄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调查Z县高利贷的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而他们都是我的乡亲。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的规矩。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共同点，那就是我在勉力履行一个并不强大的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作者博客：
（柴会群，《南方周末》记者。）
丁征宇：中国最大的歧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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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4 11:22:56|浏览136738次|评论53条
歧视，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最主要的歧视是种族歧视，如美国，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在美国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每年发生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很多，表现在就业、言行等方面。当然，男女性别的歧视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歧视之一，虽然男女平等宣扬了很多年，女性地位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尤其是在一些宗教国家，男女性别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另外，民族歧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样十分严重，许多国家的分分合合、内乱、战争等现象的发生，都是民族歧视引起的。另外，宗教歧视也很普遍，不同的宗教甚至在同一个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有矛盾，有纷争，甚至有流血冲突，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当前中东的一些国家，内乱长期不断。
但是，在中国，这种歧视似乎都不存在，或者说并不严重，如种族歧视问题，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黄种人，虽然在新疆个别地区有白种人，如俄罗斯族，但我们能够做到和睦相处，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中国虽然有56个民族，但当今的中国，民族问题早已不是问题，无论在就业、上学、升职等许多方面，从来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即使有矛盾，那也是个人问题，不存在普遍的歧视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在就业、上学、升职等方面还有许多优惠条件。男女平等问题在中国更不存在歧视，相反，中国许多地方男人不但不强势，还处于弱势。如现在考大学的是女性多于男性，在官场上明确规定女性至少要达到一个什么比例，尤其在家庭中，无论老公有多少钱、当多大官、有多高地位，在家里，必须乖乖地听老婆的话，所有权力都归老婆。相信许多男人都感同身受，尤其在结婚方面，男人打光棍是没有本事的表现，而女性打光棍，是女强人的象征。而在宗教方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宗教及派别最多的国家，但宗教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歧视。每个人都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人去歧视你，那是你的权利；也没有本土宗教如道教高于外来宗教的歧视，你既可以信道教，也可以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没有人去笑话你，更没有人去阻止你。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当一个老人去世之后，哀悼方式有的后代用的是伊斯兰教的，有的后代用的是基督教的，有的后代用佛教的，后代之间也互不干涉，各信各的，有的哭，有的笑，那是后代自己的自由，旁观者也都能接受。
但中国难道就很平等，没有歧视吗？在目前来看，中国同样也存在歧视，而且这种歧视还十分严重，已经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引起了上层的高度关注，目前正在立法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这种歧视就是身份的歧视。中国人讲究身份历来已久，有几千年的传统，如过去的皇族在一定的时间或者在一个朝代之内都高人一等，是人上人；如权贵一族，当官的实行世袭制，父亲当何官，子女之间至少有一人能够世袭，虽然在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且在后来的朝代更迭中，各代帝王也注意了这个方面的矛盾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科举制，为的就是让最底层的人士能够有流向上游的机会，改变身份。另外，还辅助以招贤纳士等方法，让各个阶级的人能够改变身份。所以，几千年来，底层的人士会读书的走科举之路，有其他本领的用招贤纳士之法，有钱的用钱捐个身份，这样，在不同程度上稳定了社会，让人有上进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身份的认同上有更多的方法，如过去考上大学就有工作安排，成为国家干部；近年来，实行公务员统一招考，其实都是过去科举制的另一种方式。但是，在当前来看，身份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从上学填制表格开始，就要填父母的身份。到就业，同样要填类似的表格，最主要的是在同一个岗位上同工不同酬的表现让老百姓有很多的意见，在同一个企业、机关，因为你身份的不同，工资、福利、社保、待遇、提拔的可能性就不同。现在我们既有干部，也有公务员，还有合同工，更有临时工，当然还有劳务派遣等五花八门的用工制度，即使在私有制单位或合资企业，也有这样的分别。如新浪这样大型的企业，丁丁也发现，有的员工就有中餐补贴，有的员工没有，这其实就是身份歧视。你在一个单位，因为所谓身份的不同，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即使你和其他员工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但因为身份不同，你的报酬、福利、社保、待遇、升迁等都不同。
另外，身份的不同还表现在你父母的身上。如你的父母是领导，你在你父母系统内工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升职的可能性就很高；如出现的所谓官二代、商二代、油二代等许多的二代现象，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歧视，因为你父母的问题，你就让别人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你成为正式员工，别人成为临时工的机会就大。这种身份歧视在中国太普遍，已经引起公愤，让人感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更让人感叹“奋斗不如出生，不如有个好爹妈”，所谓的“将军的儿子只能是将军，因为元帅有儿子”其实就是身份歧视的典型概括。这种歧视已经衍生到各个行业，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十分危险，因为这种身份歧视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严重地阻止了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现在，许多法律之所以难以制定，难以颁布，难以施行，难以执行，根本原因就是身份歧视在作怪。如养老、医保等方面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歧视，以至于领导退休后仍然是领导，各种补贴、福利甚至是医疗等方面都要表现特殊，要高人一等，老百姓十分有意见。
当然，身份歧视还包括地域或者是户籍歧视，如前几年，国务院某机构招人要求是北京户口，当时就引起人质疑，国务院到底是北京人的国务院还是中国人的国务院？另外，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流动竟然有许多限制，如就业、升学等方面，这也是中国人感觉最不舒服的一种身份歧视，仿佛你出生在哪里，你的身份就定格在哪里，虽然目前有所改变，但离人们理想的距离似乎还有十万八千里。
身份歧视在中国由来已久，其危害有多大相信大家都明白，但身份歧视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改变，中央必须拿出自断手腕的勇气，因为一旦改变，将涉及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如果不改变，社会将陷入动乱，最终也影响到自身的利益，而且更大。所以，在中国，要想消除身份歧视这种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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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征宇，知名博主。）
张鸣：不会阅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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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8 00:00:00|浏览135191次|评论146条
据统计，中国出版物，70%以上，都是教材。而且人均年阅读量很低，平均不到1本。中国有近亿的学生在上学，但谈到阅读，都是强制性的，读的不过是教材，还有一点老师推荐的教辅材料。就那么可怜的一点自主阅读的比例，还有相当大的份额，是几类无聊的作家的“杰作”，诸如一些低劣的穿越、盗墓、玄幻、种马小说。手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上网人数成亿地增加，但人们在手机上阅读的，90%以上，都是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稍微讲求一点逻辑，讲一点道理的文字，好多网民（相信多数都是学生）就看不懂。
有大人物出来呼吁，中国的母语教育需要加强，因为学校过于强调外语教学了。教育部积极响应，据说要把高考的外语分值降低，北京市中考，率先实行，英语从150分降到了100分，而语文分值如旧。接下来估计还会增加语文教学时间，增大课时量，以强调他们如何重视母语教育。
这样的改革，有效果吗？有，不过是反着的，越折腾，学生的母语水准越差，现在只是好坏不分，再过一阵儿，就该嫉好如仇了。在本质上，中国的语文教育模式就有问题。对于教育者而言，语文教育，应该是通过成型知识的学习，引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让学生通过阅读经典语文，增益自己的文学素养，提高读写能力。阅读过程本身就是识字过程，也是培养阅读兴趣的过程。但是，中国的语文教学，小学识字阶段的课文，被矫情的拟人、比喻性的范文所充斥，教学过程，似乎就是为了不让学生好好说话。基础的识字阶段过后，语文课本的范文倒是有几篇像样的文章了，但每篇文章的教学，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背景，然后就是字词句，分析拆解。每篇文章都会有中心思想吗？作者这样告诉你们了吗？作者的写作背景，你们怎么知道的？段落大意，只有一种概括方式吗？只能按老师的意思来概括吗？
这样的范文，不用老师教，读读也许还有点意思，老师讲完，做一系列烦人的作业，就像一颗鲜桃，被人揉搓了无数道，变成垃圾了。如果范文本身就不怎么样，这样教下来，就更折磨人。这样的语文教育，无非是把好好的文章，变成若干细分的知识点，然后一点一点地灌给学生，让学生背熟记牢，以后考试，就按这种切碎了的知识点来考，老师教的，就是标准答案，跟着走，踩到点上，就能得高分。
不用说，这样的教学，不会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几年工夫教下来，乖的学生倒是会考试了，不乖的学生，连考试都不会，两者都对阅读失去了兴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文字，什么叫不好的文字。他们如果还有一点残存的兴趣的话，就只能去追求荒诞怪异而且空洞的穿越、盗墓、玄幻加种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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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石述思：中国孩子的土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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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3 00:00:00|浏览111156次|评论81条
理想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尚词汇。那时正值我的青春。即使后来随着时光的淘洗和生活的挤压，很多曾经的追梦人选择了放弃，回归庸常和平凡的存在，但改革开放最初的浪漫和昂扬依旧是生命中无比珍贵的财富。
今天，在现实的压迫下，理想在相当多人眼中宛如病人的梦呓，更多在校园里的作文题里栖身，而孩子们的理想越来越接地气，甚至背离了最初的定义，沾染了太多世俗的功利，令人大跌眼镜。
媒体最近报道，武汉人民路小学六年级（2）班语文老师高华云，要求大家以“我的理想”为题写作文。一位孩子绘声绘色地描绘着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富豪，以后可以开名车住豪房。”他的理想引起不少学生的共鸣。
此前，北京爆出这样的新闻，一本小学生留言本有着太多这样的留言：“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随后家长和他们的老伙伴们惊呆了，并引发了人们关于孩子心理能否健康成长的担忧。
当下语文课本上围绕理想展开的课文大多是志士在刑场上视死如归、英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等具有历史烙印和社会正能量的内容，老师希望学生们应该从中感知自己的理想。“土豪”显然与之相悖，也与正在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严重落差。
首先不要盲目责怪孩子。相对于我小时候写作文总是按照主题思想东拼西凑加合理想象写就的高大全作文，这样的真实是巨大进步。而且，在一个多元价值年代，让每个孩子都成为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英雄也脱离实际。甚至在全民创富的年代，富豪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只要勤劳致富、阳光致富、勇于肩负社会责任，也一样值得肯定和尊重。
麻烦的是，孩子们神往的不是致富背后的奋斗、对社会就业税收的贡献，而是财富本身，甚至充满对不劳而获、奢侈浮华的向往。结合不断从校园中传出的争当干部的热潮，让人觉得充其量是一个低层次的土豪梦。
课本上的高大上竟然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令人深思。这说明，在理想价值启蒙中，老师们教授的内容过于简单生硬，重教化轻沟通，很难入脑入心，加上在残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孩子们都明白，考上北大清华才是老师真正看中的教学目标，而德育、美育、体育都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加上现在的校园已非远离尘嚣的净土，部分老师的功利和势利与其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形成巨大反差，无法令孩子信服。
孩子们的功利往往是大人们一面生动的镜子。你无法想象一个在单位中整日溜须拍马的家长能培育出正直无私的孩子，更无法想象一个毫无公德、街头撞倒一个老人望风而逃的家长能培育出活雷锋一般的下一代。
中国当下教育的一个痼疾是重视言传，忽视身教。而现实社会，功利当道，道德滑坡，信仰缺失，成功学泛滥，大官、大腕、大款成为人们骨子里认同的奋斗目标，传统国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和现代文明推崇的公民意识、责任担当、公德传承都沦为空洞无力的口号。孩子虽小，但不傻，一定会追随大人们匆忙的步伐，将成为土豪当成理想。
向往金钱权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向往的动机。所谓理想，无非是帮助人找到超越金钱权力的追求，进而成为其合格的主人，并推动社会价值的成长。
中国孩子的土豪梦只是太多中国家长未竟土豪梦的继续。但一个人人争当土豪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在这个角度上，很多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无论他们多么聪明好学、见多识广。
改变孩子，重塑理想的前提是：对中国教育理念和方式进行彻底变革，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是个宏大艰难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每个大人从自身做起——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更好的表率，为了给这个国家赢得更体面的未来。
作者博客：
（石述思，知名时评人，《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景凯旋：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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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7 07:46:59|浏览134478次|评论57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也渐渐熟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术语。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一陷阱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等，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平等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已经谈及社会财富与公平分配的关系。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孔子主张“均无寡”是强调稳定而忽视发展。当今时代，追求社会稳定的方法首先是快速发展经济，而不是让所有人在低水平上收入平均。
这种看法无疑很有道理，但孔子的话却更具对人性的洞察力，因为“患不均”不仅是指生活水平，其实也是指人类普遍和深层的心理，即对公平的渴求。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固然是荒谬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贫富悬殊同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即使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贫困。正是基于此，社会学家们才发明了一个基尼系数，以此来判断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一般来说，基尼系数高于0.5即可视为严重的贫富不均。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即将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55，已经达到了“严重的”不平等程度，其贫富差距在二十年间扩大了一倍，甚至超过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美国，跃升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这一调查也印证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在调查排名中，社会不公甚至排在贪腐和失业之前，表明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巨大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底层社会极大不满。其社会心理不全是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残留影响（尽管有人认为“文革”更公平，但要让这些人回到“文革”，他们未必就真的愿意），而是由于社会财富资源和分配严重不公。很少有人对民营实业家、职业运动员和演艺人士的巨富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明证。换言之，人们愤怒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钱交换的市场关系。
这些年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奇迹，令世界瞩目，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仍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其特点是，权力自始至终就与市场紧密相连。说得更明白点，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是市场。首先，权力寻租造成腐败和不公，同时把财富资源变成世袭的按爹分配，这一点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兹不赘论；其次，权力在市场中的僭越与缺位，对市场不该做的它做了，该做的它却又没做。
前者如不合理竞争，当初仓促进行企业改制，将国家或集体财富转移到个人身上（如各地中小煤矿），后来各地圈地搞房地产，崽卖爷田，都是政府操作或者获利，最终获利者几乎都有权力背景，要么是原企业官员，要么是官商双赢。实质上是在权力运作下掠夺全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使得今天许多有钱人的第一桶金就充满原罪。当这些财产转化为各种合法投资后，由于分配不公，又自然形成马太效应，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后者如不合理收入，央企在理论上属于全民财产，其高管本应领行政工资，但他们却一边享受政府官员待遇，一边领取百万年薪，享有官员与商人的双重好处。此外，在任何国家，合理的税制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途径，这与劫富济贫无关。但在今天的中国，税收实行的却是偏向富人的政策：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低，使得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另一方面是累进税只征管工资收入，不征管财产收入，从而造成收入最高的阶层基本上没交多少税，税负主要由一般的工薪阶层承担。
市场经济需要有竞争，需要有结果的不平等。但如果说自由竞争是社会这艘船前行的引擎，那么公平就是这艘船的压舱石。在社会分配上不能是赢者通吃，否则社会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倾斜。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这就是“公平的正义”问题。这位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的最高价值，而他所说的正义主要就是指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方式，因而也可称作是分配正义。
罗尔斯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存在，但这个不平等必须是有控的，符合社会整体的合作发展的。其正义第二原则即认为，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做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尤其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原则虽然在排序上次于正义第一原则的自由，但如果受到严重破坏，第一原则的自由也将面临危险。
事实上，世界上发达国家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像北欧诸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其贫富差距并不大，多数人普遍没有社会不公的感受。而在当今的中国，尚有许多人未达到温饱生活，其基尼系数却远远超过红线，导致仇富现象时时出现。对此，不应只是让权力退出市场，同时还应发挥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这才是一个责任政府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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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