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主持人看似光鲜，却也有局外人不知的辛苦，若仅凭一时兴致，是做不长久的，做得长久者，须脚踏实地，珍惜羽毛，耐得寂寞。
喜欢那些纯净真实的人，他们无惧岁月，精神明亮，内心充满诗意，是认清真相又热爱生活的人，我心中美好的主持人也是那样的。
回眸间，工作虽已二十多年，但离初心还相去甚远。
主持过新闻、专题、文化访谈等节目，也做过记者、制片人，在学术期刊上曾有一些粗浅文章。
翻出最早发表于《新闻爱好者》的那篇《以人为本，互动沟通》已经是十六年后了，时间过得真快，重新再看，发现文中谈到的观点有些在今天依然适用，有些却如明日黄花，时过境迁。
“窥一斑而知全豹”，选取了几篇论文放入此辑，是纪念，也是电视行业二十年发展变化的一个小小缩影。
以人为本，互动沟通
——浅谈电视新闻及主持人定位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随着其他媒体的不断扩充，传统的广播电视正在接受极大的考验。相应的，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及其主持人也面临着挑战。
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国外的大媒体。2000年12月25日晚上，洛阳东都商厦的火灾事件刚刚发生几个小时，美国CNN就做出了相关的报道，其速度之快让人吃惊。
在未来的日子里，国外大的媒体势必以多种方式介入中国传媒市场。尽管我们的新闻节目不会轻易向他们开放，但是像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NBS（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S（美国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网）、NHK（日本放送协会）这样一些从上世纪40年代就具有影响的传媒机构，无疑会对我们的新闻节目造成影响。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的集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世界著名的传媒大亨、美国新闻集团主席鲁伯特·默多克的手中，目前经营着亚洲最大的卫星电视网（STARTV），前一段时间其子詹姆斯·默多克也正与李泽楷（李嘉诚之子）进行着亚洲最大的宽频网络之争，看来市场化的竞争更多的是实力的演绎。
其二，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方式，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电视媒体。在网络上看新闻已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从事电视新闻的人们感到了极大的危机，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电视人已经意识到了与网络结合的必然性。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就可以在家中通过网络电视收看到全球的电视新闻节目。
其三，其他媒体对电视新闻节目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据了解目前8%～10%的受众由电视流向报纸。报纸新闻不需要那么多相对应的画面，报纸记者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或一幅图片将之描绘出来，这使扛着十几斤重摄影机的电视记者们望尘莫及，尤其是对突发事件，电视新闻记者必须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而报纸却可以在得到确实消息后，先行见诸报端。另外报纸的可保留性，以及日益提高的新技术和更强的内容深度和广度，及其更大的信息量，使之成为电视媒体的“劲敌”。
当然，面对种种的冲击，电视依然有着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据调查包括网民在内，“电视”还是他们接触最多的媒体形式。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如何不断地完善自己，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拥有了受众，我们就拥有了主动。
而我想说的是，电视新闻节目——尤其是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越来越需要一种人性化的理念了。电视新闻是平面的，但充满人性化的新闻节目和主持人能使平面的电视充满“立体感”。
如何理解呢？我认为，首先是尊重人。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认为：“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一个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建立在平等、尊重基础上的传播让百姓觉得暖心、知心、贴心，让观众感觉像是在交流。这一点很关键。新闻节目主持人要做到真诚平易，不仰视，更不能俯视。
其次是关注人。由过去的关注事件，改为关注新闻事件中的人和由此给人带来的变化乃至命运的改变。
很多人可能都还记得美国戴维营三方首脑会谈，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在会谈门口相互谦让的情景，我们的媒体都做过相应的报道。美国CNN的《美国夜线》节目是这样报道的：“巴拉克想要和平，阿拉法特想要土地，克林顿想要政绩，在马上开始的美国戴维营三方首脑会谈上，他们三人谁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呢？”这时电视正好切入巴拉克与阿拉法特进门时互相谦让的画面……接下来又是主持人的旁白：“进门是轻松的，他们都会非常彬彬有礼，但是，他们把门关上的时候，就不那么轻松了，他们是要争夺些什么的。”同样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CNN就显得特别有人情味。
这种不过分的“人情味”就是考虑到了受众的情感，把新闻中的人物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关注，并将事件中的人细节化、情感化、人格化、主人公化。
美国CBS《晚间新闻》主持人丹·拉瑟曾提出过一个“瞬间”原则，所谓的“瞬间”，按拉瑟的解释就是让电视观众看到新闻事件的同时，能感觉到它，嗅到它，知道它。
总之，无论是尊重还是关注，它的对象总是人，新闻事件的发生总是和人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相连的是感情，是关心，是共鸣，它的载体是同样具有人情味的节目主持人。在《新周刊》组织的2000年中国电视节目调查中，凤凰卫视的陈鲁豫以第一名当选年度节目主持人。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在观众中有那么好的人缘，鲁豫说，我做节目时真是觉得在与观众面对面，不比观众高，也不比观众矮，是同一高度，而且是一对一的谈话，面对着一个观众或一个家庭，从来不觉得是面对百万千万的观众。正是如此，鲁豫很轻松，观众也觉得很轻松。这种轻松和平等就更容易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陈鲁豫所说的，换言之，就是要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这就要求主持人要把自己当作受众中的一员，以一种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心平气和地面对电视镜头，真诚坦率地说出自己想要说的。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这个“人”首先是一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人，有着健康、完整人格的人，他要比普通人更普通，是一个与所有人一样鲜活地生活在街头、菜场、公共汽车上，生活在同一个家园的人。
当然，具备这样素质的主持人除了人格的因素之外，还需要生活的磨砺、思考和感悟。但是，知道了这种前进的方向，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种进步。其实观众最喜欢听的正是那些最朴实的话，最贴心的话，最有感情的话。有爱心，并具备健康人格是一名主持人最需要的。
发表于《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5期[总第197期]
公共媒体要给每个人话语权
——“两岸三地播音与主持艺术交流会”侧记
2009年12月，笔者有幸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两岸三地播音与主持艺术交流会暨节目制作诉求与播音主持实现”艺术年会。两天时间，聆听了来自两岸三地的多位业内精英和知名专家的最新观点，不仅接收了大量信息，更是一次观点的碰撞和思想的激荡。
关注他人的精神世界
因在深圳开会，对深圳当地的新闻关注较多，彼时，关于外来人员绑架富家学生勒索钱财的事件，在当地影响较大。深圳电视台主持人董超在讲座时也提到绑架学生事件。深圳城市人口阶层差异大，很多身处底层又年富力强的人在心理上无法获得平衡，一旦发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很容易爆发极端行为。他举了一个例子：2003年，深圳南山出现了一个所谓“敲头党”，这伙人会为了几十元钱将人杀害。经调查，这些人来自内地的某一个村庄，在当地人看来，他们竟还都是些好孩子。从一个所谓“好孩子”到残忍的杀人犯，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城市各阶层的贫富悬殊等问题，媒体不应忽视，也无须回避。这是当前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有人将这一时期定位为“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给每个人话语权，让每个人获得心理纾解的社会通道，这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方式之一。
笔者认为，对于社会、对于媒体而言，给每个人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对每个人平等相待，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
公共媒体是责任媒体，应该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给每个人以话语权，尤其是给那些边缘人群、社会底层人群以话语权，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适时进行心理疏导，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价值观，让不同的人群相互了解，相互关爱。
主持人的两极培养：明星化，学者化
主持人是电视台的形象代言人，要对主持人进行营销，这个观点已经越来越被大家认可。湖南卫视、浙江卫视对主持人的运作起步较早，在主持人的使用上也比较灵活。何炅、谢娜等主持人走的是艺人的路子，有经纪人，与湖南卫视是签约制合作，薪酬是非公开的。同样，浙江卫视在2008年8月全力发起“中国蓝新电视改革”后，“主持人艺人化管理”是其亮出的第一张牌。如今浙江卫视的当家花旦朱丹不仅拍电影、电视，还出了唱片，越来越具明星风范了。
主持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那就是“头脑”。“头脑”二字简单，却涵盖了太多的内容，比如视野、思路、真诚态度、好奇心、幽默感、个性、思考力、表达力、人文情怀，等等。凤凰卫视的记者周轶君提到一个例子，他们在工作中假设让主持人问温家宝总理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杨锦麟的问题是：“总理，您出访时何时可以带夫人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但角度独特，富有人情味，能引发大家的兴趣。
电视台应该着力培养这两种主持人，对于娱乐类的主持人应该越来越明星化；对于新闻时政类的主持人要给他们空间，充实他们的头脑，让他们趋向学者化，更加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凤凰卫视的战略眼光
凤凰卫视的节目主要是办给“三高”（高收入、高学历、高职位）人群看的。这是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副台长吕宁思在上课时首先讲到的，犹记得他说此话时的神情充满了骄傲。
这也难怪，通常电视节目侧重于“三低”（低收入、低学历、低职位）人群。“三低”决定了收视率，而“三高”却成就了影响力。
在谈到凤凰卫视的成功因素时，吕宁思先生提到了以下几点：信息传播的高科技、社会文化的大环境、公司文化的小环境、决策者的战略眼光、体制结构的自由度。
笔者经常收看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主持人及嘉宾梁文道、陈丹青等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率真、敢言，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很多话题的广度和深度，在众多电视媒体中是鲜见的。谈到这个问题，吕宁思先生认为这归根于老板刘长乐的坚持，即决策者的战略眼光。窦文涛主持此节目已十多年，一个谈话节目不靠煽情和窥探，靠的是主持人及嘉宾的独立思考力和自由表达力。
凤凰卫视还有专门的评论员，像选学者一样选评论员，像选士兵一样选记者，同时针对主持人个性分配节目。
发表于《首播》2010年1月号[总第53期]
普法类栏目剧的突围之路
近年来，在新媒体和各大卫视以及地面综合频道的多重夹击之下，地面法治频道愈加陷入被分解和被蚕食的局面。受众流失严重，法治频道的优势资源越来越弱化，观众忠诚度下降，如何面对和应对，成为摆在地面法治频道面前的一道难题。许多频道进行过很多的尝试，而拍摄或播出栏目剧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尝试。
笔者所在的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成立于2001年。2010年，大型法制情感故事栏目《晓华探案》开播，日播80分钟（首播），以法制、情感栏目剧为主要播出内容，最高收视3.59，最高份额15.9。五年来，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基本保持在频道第一位。应该说该栏目在收视率、影响力以及广告创收方面都为频道做出了巨大贡献。
什么是“栏目剧”？央视股份研究公司靳志伟认为，电视栏目剧是以栏目形态播出的电视戏剧故事。但在“栏目剧”的名字界定上，专家之间存在争议，比如应该叫“栏目剧”（马及人）还是叫“电视故事”（苗棣）？但有一些是共识，那就是栏目剧兼具栏目和剧的双重属性，既反映社会的真实性，又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有固定的栏目播出和主持人介入。
栏目剧的题材较为广泛，但最集中、收视也最为稳定的还是普法类栏目剧，尤其以涉及女性犯罪题材的收视最高。
目前正在播出的涉及普法类的栏目剧有：中央电视台《普法栏目剧》、北京电视台《现场说法》、广西卫视《人间万象》（原《警戒线》）、山东卫视《道德与法治》、河南电视台《晓华探案》、成都电视台《有话好好说》等等。
目前这些栏目的收视有些非常稳定，有些也面临诸多问题。
一、法制栏目剧的优势
1.故事性强
据调查，栏目剧的受众群主要集中在中老年女性和社会中低收入者，这一群体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相对处于劣势，需要极大的心理和情感补偿，通过欣赏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去感受不同的人生，获得情感的满足。栏目剧常涉及婚姻关系、婆媳关系、上下级关系，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物让观众似曾相识，观众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自己，屏幕上正在上演的也是他们悲欢离合的人生。在看与被看中，完成了表演、人生、收视的三位一体的统一。
从心理分析上来看，普法类栏目剧还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通过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能够将观者心中淤积的情绪释放出来，从而使心理放松和平衡。当看到善良的人终有好报，坏人遭到惩罚，观者随之释然，负面的情绪也得到了化解和纾解。同时，这些故事也容易唤起观众怜悯或恐惧的情绪，在观看时也起到了陶冶和净化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悲剧的“净化说”。观众在看悲剧故事的时候，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剧中人物的身上，随着剧中人物体验到怜悯或恐惧的情感，从而使自身得到陶冶。
2.情节紧凑
相对于电视剧而言，栏目剧节奏快，故事紧凑有张力，通常在一开场就将矛盾冲突快速引入，常常有两到三个最激烈的节点，让观者如同坐过山车般，惊呼进入，酣畅到头。人物关系相对集中，观众容易辨认，动机也较为鲜明，矛盾相对直接、强烈，人物语言口语化、生活化，更加真实和贴近生活，以最自然的状态呈现生活的戏剧性，更加符合电视观众的收视心理。
3.实用生动
普法类栏目剧选取的故事为生活中的常见问题提供了实用手册式的服务。比如，如何处理孩子成长和父母期望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婆媳之间的矛盾、夫妻之间的矛盾，作为子女如何面对老人的情感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矛盾等等。可以说，社会生活中凡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都有所涉及。
4.反应快速
对于很多热点话题，栏目剧很快跟进，这是相对于电视剧的优势，比如社会上刚刚发生的热点话题像干露露现象、李刚现象、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等等话题，栏目剧都以最快的速度拍摄制作完毕。
但从目前的栏目剧播出现状上看，依然存在剧本匮乏、题材单一、故事同质化严重、制作良莠不齐等问题，有些栏目甚至因为种种原因面临停播或已经停播。
二、法制栏目剧的困境
1.一味追求收视率造成节目内容庸俗化
以笔者所在的《晓华探案》栏目为例，开播之初就以《走进监狱的女人》系列开始，这个系列因为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和经历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这个系列也曾经在山东电视台齐鲁频道和重庆电视台播出，收视表现都很好，但此类节目在带给观众警示的同时也提高了观众的“口味”，从收视率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凡讲述负面事件的如婚外恋、诱骗、凶杀以及和性、暴力有关的故事，收视相对较高，虽然主持人都会给予正面的引导，故事的结局也都是邪不压正，正面阳光积极向上的，但还是难免有媚俗倾向。什么是媚俗呢？米兰·昆德拉说过，只要留心公众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接受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作为职业电视从业者最矛盾的问题所在。
关注婚外恋、家庭暴力、心理变态等社会和情感问题，从表面上看体现了对小人物的尊重和同情，但更多的是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笔者就《现场说法》《道德与法治》《冷暖人生》《警戒线》《举案说法》《晓华探案》等栏目的题材进行过分析和统计，结果发现，题材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婚外恋情、各种骗局、刑事案件。
2.法律点的解析相对简单
栏目剧的卖点主要集中在“剧”，也就是故事，如何既不让观众对专业的法律词条和法律解释感觉深奥难懂，同时又能够较好地给出一定的专业解读，这个问题普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故事表达还是主持人的点评方面，感性有余，理性不足；道德解读有余，法律分析不足。
栏目剧发展至今，如果从最早的重庆电视台《雾都夜话》（1994年开播）算起，已经有二十年，栏目剧的生命力如何得到延续，如何与时俱进呢？
三、普法类栏目剧的探索方向
1.研究受众
不能忘记栏目剧目前的主体观众是谁。不是年轻人，年轻人都在网上看韩剧、追美剧。栏目剧的受众目前主要还是中老年、家庭主妇、中低收入者，所以故事要区别于电视剧和微电影。要研究观众，内容要平民化、生动化、生活化。
2.研究剧本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人物在创造故事，而不是故事在拨弄人物，不同性格的人物会有不同的行为和语言，要符合人物的真实心理和生理状态。不能一味地追求噱头和收视率，高收视未必一定要血腥暴力，关键是要打动人心。上海电视台拍摄的《父母的爱情》以一个女儿的视角讲述了患老年痴呆的父亲突然向照顾自己多年的妻子求婚，问她：“你是否愿意和我结秦晋之好？”剧中几位演员的表演平实自然，没有刻意和夸张的表情，却在朴实和真诚中打动了观众，此剧的拍摄手法也是平实自然，收视在当时却创下了一个高点。
3.端正心态
要用平实的心态去做栏目剧。目前栏目剧创作人员存在两种心态，一是浮躁，自己就瞧不起栏目剧，希望拍微电影或微型电视剧，一味追求形式和技术。当然也有不少人拍出了好作品，但从成本而言不是常态。二是急功近利，只想着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完全不考虑电视台作为大众媒体的责任和公信力。
4.播出时间贴合受众
选择合适的播出时间尤为重要。播出时间要符合目标受众的收视习惯，以《晓华探案》为例，曾经有两个播出时间，一个是18点，一个是20点，一年的收视调查显示，18点档的收视率远远高于20点档的收视率。这与目标受众的收视习惯或者说生活习惯不无关系。
5.传播正能量
栏目剧的道路是要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业内很多同行和从业者都在思考新的发展模式和生存法则。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要做有责任感、有亲切感、有温度的普法类栏目剧，栏目剧主创人员和播出机构要有真诚朴实的态度，要正面引导，扬善抑恶。无论什么样的故事，结局或者说观众看完这个故事之后，留在心里的感受一定是正面阳光、健康向上的。传播的基调是正能量、宽容，甚至以德报怨。要给人以温暖、美好和力量。
笔者认为，栏目剧要像小小说一样，虽然短，但依然给人以回味和思考以及启示，所谓“长文章最短，短文章最长”。
发表于《电视研究》2015年法制节目专刊
文化类节目的打造及主持人素养的提升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其中一条是这样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文化”和“文明”显然没有明确分界，甚至就是一个概念。
视文化和文明为一物的还有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1832—1917），他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这也被认为是对“文化”最早也最经典的阐述和解读。
之后，关于文化，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这样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这里所说的“浮士德”不是具体的人名了，而是一种文化象征。荣格认为，这种集体人格早已存在，只是歌德将其表现出来了而已。
在中国，和荣格有一样观点的是鲁迅（1881—1936），他也曾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表现，谓之“国民性”，这在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中都有所表现和探究。这也似乎正是鲁迅有别于或者说高于其他作家的地方。当文化沉淀为集体人格，那也就成了民族的灵魂。当然，民族的灵魂也是复杂和多面的。
但至今，对于“文化”的定义还是莫衷一是，美国学者洛威尔（1856—1942）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以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笔者认为，无论文化是何种定义，文化首先是一种智慧，是一个人（包括社会）的内在之光。
一、文化类节目的界定
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大多数的电视节目都属于文化节目，因为电视节目本身就属于大众文化传播。从狭义的角度看，多指以文学、艺术、社会教育、生态环境以及各种文化现象为背景，关注社会进步、探讨人文理念等内容，具有一定知识品位，“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大报告）文化类节目是以传播文化、传播思想为诉求，节目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通常有以下几种：
读书类文化节目，通过书籍获得知识文化和内涵品位，如凤凰卫视梁文道主持的《开卷八分钟》、中央电视台的《子午书简》、河北卫视的《读书》等。
讲座类文化节目，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类节目，是重要的传播文化、历史、人文的电视形式，某些栏目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收视，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
访谈类（或谈话类）文化节目，通过某个文化现象、文化事件或某个文化名人为主线的谈话交流节目，如中央电视台马东主持过的《文化访谈录》、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
纪实类文化节目，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生动、深刻地展示文化、历史、人文等信息。比如中央电视台的《舌尖上的中国》以及之前的《望长城》《话说长江》等，因记录的方式生动直接，更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
电影欣赏类文化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第十放映室》，在欣赏解析电影故事情节的同时，传达艺术、审美以及价值观。
鉴宝类文化节目，如中央电视台《鉴宝》、河南卫视《华豫之门》、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深圳卫视《盛世收藏》等等，观众参与度比较高，专家在点评藏品的同时，带领观众了解到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鉴宝知识。
竞赛娱乐类文化节目，如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成语英雄》，以及弘扬戏曲文化的《梨园春》和武术文化的《武林风》等，都属于相对比较典型的文化类节目。
旅游类文化节目，这类节目由一个主持人带领大家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具有十分浓重的人文和自然气息，也是比较典型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有一些节目与实力较强的旅行社合作，制作精良，收视率较高，比如旅游卫视的《玩转地球》《有多远走多远》等等。
那么，从事文化类节目的主持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二、文化类主持人的素养
1.人文修养
文化类节目主持人身上要有人文修养和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气息的体现不是仅能吟诵一些诗词歌赋，或是穿一套职业装，甚至不是一般的舞文弄墨，而首先是一种修养和气质，甚至说他（她）应该是一位“知识分子”，不仅仅有知识学养，还要有社会良知，担负社会道义，要积极参与公共话题，敢于抨击时政，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不人云亦云，不孤芳自赏。
中国古代称之为“士”，现代社会冠之谓“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传播的文化类节目主持人，应该努力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努力成为“士”，成为“知识分子”，而不要成为“花瓶”式的“念稿工具”。
唯有此，主持人才有生命力，节目才能长久。
湖南卫视最新呈现的《偶像来了》应该是一档偏娱乐的节目，但其中汪涵的参与主持给节目注入了不少文化的气息，比如在其中一集节目中，林青霞看到一副对联吟诵道：“家余德泽福运长，里有人风春意涌。”汪涵在一旁即兴续上：“堂前青山翠如黛，宛若神仙在身旁。”
说到两岸三地的文化类节目，在谈话类节目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恐怕就是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了，1998年4月开播至今，已经播出十七年了。一个节目生命力蓬勃，应该说主持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节目成本低，无非是窦文涛与另外两位嘉宾（两岸三地传媒界、文化界精英），围桌而坐，对热门新闻事件各抒己见，“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窦文涛个人色彩鲜明，言论大胆坦诚，敢于自嘲，气氛轻松自然，内容生动有趣，思想深入透彻，有干货。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主持人的状态带动了嘉宾强烈的表述欲望，反映出来的智慧是世俗的智慧，是通透的结果。越是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人，越是把自己姿态放低，越能在这档节目中找到共鸣。
正所谓“主雅客来勤”，对于谈话类文化节目来说，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外媒体竞争环境，“人文修养”将是主持人自我修炼的必修课。
2.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是文化类主持人最具感染力的核心力量。文化类的节目不同于娱乐节目，人们对一个文化类主持人的关注度，早已从外在的形象转入内在的人格魅力，他（她）在说什么要比他（她）穿了什么更加重要，国内外概莫如此。美国最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身材肥胖，皮肤黝黑，却获得了七次艾美奖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奖。《时代》杂志评选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中，她也身在其中。她的采访“以小见大，从生活的横切面向纵深延伸”，话题从个体体验逐步向社会延伸。温弗瑞有句名言“我必须用我自己的声音向世界说话”，“自己的声音”就是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
有什么样的主持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节目，主持人就像是沙龙的主人，主人是幽默风趣、热情好客的，沙龙的气氛就是轻松愉快的；主人严肃谨慎、不苟言笑，沙龙的气氛就是紧张沉重的；如果主人是心不在焉、言不由衷的，那沙龙的气氛也一定是散漫无趣的。主持人的状态影响着节目的状态，主持人的品质影响着节目的品质。
成功的主持人无疑都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标志，以几位著名的文化类主持人为例：杨澜的风格是知性大气国际范儿，窦文涛是幽默风趣内涵范儿，梁文道是温和雅致学者范儿。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文化类主持人，普遍缺乏个性魅力，缺乏信心，常常一味模仿成名的主持人，或者对主持内容泛泛而谈，缺乏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思想观点，简单说，没有自己的声音和个性，无法打动人心。这与主持人本身的素养有关，也和所在媒体的体制机制不无关系。
3.职业情怀
文化类主持人是精神和文化的传播者，要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理想主义不是迂腐也不是象牙塔，它是一种催生美好和力量的生命力，如果每一个职业电视人都埋首于现实而不仰望天空，那么传达给观众的又有多少情怀呢？中国传统文人讲求“仁”“礼”，“仁”要求“士”（知识分子）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是一种内在的自觉。
窦文涛主持的《天天逗文涛》是一个网络视频脱口秀节目，要求针对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述，但他喜欢传统文学，并从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2015年“十一”假期，窦文涛讲述了七天的唐传奇，他认为古代的传奇在今天是可以被重新解读和诠释的，也可以被视为是全新的新闻事件。
“真诚”是职业情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文化类主持人应该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或许很多人认为理想无用，情怀不能当饭吃，但当你的专业技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支撑你继续前进的，就是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往往是那些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才能听到时代最真实、铿锵的声音。他们精神明亮，内心充满诗意，是认清真相但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这样的人越纯净，就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4.独立思考
陈寅恪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化类主持人要成为知识分子、社会头脑，应具有独立的思考力、分析判断力，深刻的理性思维。有人将知识分子的本质内涵定义为具有一定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的深刻的理性思维能力，不盲从、不迷失，不迷信权威，有严肃的批评精神。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思想的构成者，还是社会思想的批判者。
一个好的文化类节目主持人，也必须要有对于历史现实的独立思考力和判断力，不盲从，不人云亦云。
不人云亦云，即意味着要时时沉下心来，和自己对话。现在的很多主持人每天都似乎忙着和这个世界对话，却唯独忘记了和自己对话。一个优秀的文化主持人应该保持和建立与自己对话的习惯，一个人唯有在和自己充分对话之后，才有能力与别人对话。前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柴静，她的工作没有随着采访的结束而结束，每次工作完成后，她会重新静下来思考、梳理一番，她的很多思考和感悟见诸杂志和其博客，见解独特，角度不俗。这种独立的思考力、观察力和文字功底都是她的巨大财富，也是她最终成就自己的原因所在。
顺便提及主持人的文字功底。很多好的主持人都是文字功底很强的人，一方面写作会让一个人的心安静下来，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同时，文字表达能力也会促进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包括说什么和怎么说。央视的白岩松、崔永元、张越文字功底都很扎实。
5.职业精神
社会上的各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主持人的工作看似光鲜，但有很多外人所不知的辛苦和烦琐，如果仅仅是凭着一时的兴趣，或是为了一时的荣耀，是不可能将这个工作做好的；若想将主持人的工作做得长久，就必须脚踏实地对这个工作有一份真诚的热爱和坚守，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美国著名主持人克朗凯特随总统出访期间，为了获得头条新闻，会亲自驾车追赶超过他的救护车，我们在屏幕上见到的都是他温和、优雅的形象，但谁能够想象到屏幕背后是他顽强、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
同时，文化类主持人还承担着传播人类文明、文化思想的重任，主持人的言行举止对社会公众的价值观、行为方式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柴静在她的《看见》一书中曾经写到，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评论部的时候，她穿着裙子上班，时任制片人的白岩松看到后立即对她说，回家换衣服去。后来她才理解，她的工作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出差，穿裙子在工作中极不方便。使命感、职业荣耀感、社会责任感加之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这一切确保了一个文化类主持人的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确保其做出更有价值的文化类节目。
总之，一个文化类节目的主持人如果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一定是一位具有极强的文化影响力的主持人，他（她）不仅有极强的专业和文化素养，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品牌符号，并且熟悉和热爱自己的岗位。客观地说，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主持人少之又少，这需要经过一个由“量”到“质”的漫长积累过程，主持人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职业，有一夜成名的歌星、影星，但很少有一夜成名的主持人。大家熟知的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汪涵，一开始也并不突出，但随着岁月的更迭，观众越来越发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和光彩。
三、文化类节目及主持人的压力和困境
目前的中国电视市场，还是以轻松、娱乐、通俗接地气为主流。从传播学来看，娱乐节目更让人放松并产生互动，而文化节目因相对的“曲高和寡”，很难长时间吸引作为电视观众的普通大众，而“高格调”的观众往往又会选择在网络上挑选自己喜欢的文化节目，因此，即便是品质很高的文化类节目和优秀文化类节目主持人，也很难坚持在电视媒体上一直坚持高规格做下去。
比如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作为一档“文化秀”节目，或者说是文化类真人秀节目，是国人长久以来希望看到的原创的、具有浓厚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电视综艺节目，一经播出，便引起轰动。主持人马东也十分具有个人魅力。但由于节目形式单一，网络传播缺失，以及播出时段等问题，导致节目收视率严重下滑。作为第一档文化综艺节目，《汉字英雄》不仅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担当，更需要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永葆青春活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1]
同时，文化类主持人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困惑，有些来自外部：
第一，有些电视台存在对主持人过度使用问题，很多节目都有这位主持人的身影，但人的精力有限，很多节目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很难出现最佳效果。甚至有人这样说：很多主持人在观众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并不被电视圈的同行看重，甚至被看低。这些表达并非言过其实。在电视台内部，很多主持人并没有太多话语权，同时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参与到节目的策划中，自己的理解和编导的意图甚至语言习惯、表达方式都不一致，仓促录制，主持人现场常常会出现机械、生硬的主持方式，甚至让观众感觉是在背稿，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很多电视机构缺乏对主持人的整体包装和宣传营销，观众看到的永远都是单一面孔的主持形象，缺乏生机和活力，更无法提及文化影响力了。美国学者约瑟夫曾经提出一个“软力量”概念：“将资源转化为力量以取得所期望的结果，需要运筹帷幄，并领导有方。”[2]
第三，还有的电视机构在使用主持人的时候，从来不是量体裁衣，而是忽视主持人的个性和风格，所以常常出现主持人风格和栏目风格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有的领导觉得主持人只要年轻漂亮就行，常常会安排一名时尚年轻的女孩去主持一档非常知性有内涵的文化节目，但这样的主持人眼角眉梢的花俏和表情的浮夸往往会让节目流于表面，没有深入其中；还有的节目会让一个知性安静的主持人去主持偏娱乐的节目，现场常常会出现冷场的状况。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风格，当个人风格和栏目风格相契合时，才会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主持人的独特气质往往构成整个节目的灵魂。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实话实说》，在崔永元离开之后，这个栏目就像失去了灵魂。
当然，问题和困惑的出现也有主持人自身的原因，有些文化类主持人太在意外在的形象，而综合素质不高，文化内涵浅薄；还有的主持人太过于表现自己，甚至在采访死刑犯的时候衣着华丽。
总之，一个电视台、一个频道如果没有几个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栏目和主持人作为支撑，就不会被观众记住，也很难有太高的收视率和太大的影响力。在快节奏和喧闹的都市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向往沉静优雅、有品质的生活，以及更加充实富有美感的精神世界，文化类节目以及主持人恰逢其时，关键是找到和这个时代的契合点，做出有品位、美感和情怀的节目。
注释
[1]朱博研：《文化类节目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之道》，《新闻爱好者》杂志2015年7月发表。
[2]曾志华：《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发表于《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10期
试论主持人的“观众缘”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是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是根据个人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的现象。如果认知对象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
观众对一个主持人喜爱与否，往往取决于最开始的“十分之一秒”，而这“十分之一秒”大概就决定了一个主持人的“观众缘”。
现如今，主持人越来越多，令观众眼花缭乱，但被大家记住并且愿意看他（她）的节目的却是凤毛麟角。能够获得观众最开始的十分之一秒的关注，绝非易事。
一般说来，最符合“大众审美”的主持人最具有“观众缘”。“观众缘”和漂亮无关，甚至和口才也没有直接关联。观众缘虽是一种感觉，却涵盖了主持人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大众的审美判断还是趋同的，那些真诚自然、大方得体、智慧幽默、具有人文修养和职业情怀的主持人，显然更受大家的欢迎。
一、较高文化品位
无论是新闻类主持人，还是文化、娱乐类主持人，有些主持人一说话、一亮相就让人耳目一新，无论声音高低都让人赏心悦目，能让人在喧闹中安静下来，静下心来跟着他（她）一起走进话题，感知美。
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首先是公众人物，要具有人文修养和文化气息。同时具备社会良知，担负社会道义。中国古代称之为“士”，现代社会冠之谓“知识分子”。
2017年央视主办的《中国诗词大会》上，主持人董卿的表现可圈可点，让人惊喜。说到“天若有情天亦老”，她随口就能说出几句文人雅士对出的下联；一个孩子唱《春夜喜雨》，董卿被这一幕感动，即兴脱口而出叶赛宁的《我记得》：“当时的我是何等温柔，我把花瓣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
2016年湖南卫视《偶像来了》中，林青霞看到一副对联吟诵道：“家余德泽福运长，里有人风春意涌。”主持人汪涵在一旁即兴续上：“堂前青山翠如黛，宛若神仙在身旁。”这种即兴表达虽不十分工整，却令节目生动有趣，为这档娱乐节目注入了不少文化气息。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赢得口碑，成为品牌栏目，应该说有赖于窦文涛个人的魅力。他具有的文化底蕴、文化思考，这种底气让他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话题，对话题的把控恰到好处，并能在录制现场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交流场，在相互的碰撞中，激发嘉宾深入思考，畅所欲言，让观众觉得言之有物，并得到共鸣。
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既是时代的你，也是媒体的你，同时更是你自己的你。不管是新闻还是娱乐主持人，都是综合实力的比拼，需要有个人修养，有大情怀，否则很难吸引人。白岩松曾经谈到，无论是新闻类主持人还是娱乐类主持人，做得最好的人的文化内涵是一样的。
二、独特的人格魅力
对于观众而言，一个有着独特人格魅力的主持人显然更有“观众缘”。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身材肥胖，皮肤黝黑，却获得了七次艾美奖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奖。温弗瑞的名言“我必须用我自己的声音向世界说话”，展现了她独有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
主持人就像是沙龙的主人，若主人幽默风趣，沙龙的气氛就是轻松愉快的；若主人不苟言笑，沙龙的气氛就是紧张沉重的；如果主人是心不在焉的，那沙龙的气氛也一定是散漫无趣的。主持人的状态影响着节目的状态，主持人的品质影响着节目的品质。
成功的主持人无疑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白岩松睿智严谨，窦文涛幽默风趣，梁文道温和雅致。但很多主持人普遍缺乏个性魅力，对主持内容泛泛而谈，缺乏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思想观点，无法打动人心。
三、饱满的职业情怀
主持人是精神和文化的传播者，要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情怀。但很多当年意气风发的媒体人，在从事了多年的媒体工作之后，几乎都忘记了当初的职业理想和情怀。
主持人的工作看似光鲜，却有很多外人所不知的辛苦和烦琐，如果仅仅凭着一时的兴趣或为一时的荣耀，是不可能将这个工作做好的；若想做得长久，就必须脚踏实地对这个工作有一份真诚的热爱和坚守。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主持人更让观众觉得可爱、可亲、可敬。或许很多人认为理想无用，情怀不能当饭吃，但当你的专业技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支撑你继续前进的，就是这种理想主义情怀。
正是这种情怀，让崔永元的《电影传奇》既有娱乐性，又有史料价值。这是一部献给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的纪录片，内容涉及一百五十部老电影，崔永元在节目中既讲故事又演故事，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前辈对待艺术的心态和精神留下来。
四、独立思考力
陈寅恪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如今甚嚣尘上的时代，一个走得远的主持人，一位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一定是具有独立的思考力、分析判断力、深刻的理性思维的人，不盲从，不迷失，不哗众取宠，不人云亦云。
不人云亦云，意味着要时时沉下心来，和自己对话。现在很多主持人每天都在忙着和这个世界对话，却唯独忘记了和自己对话。一个优秀的文化主持人应该保持和建立与自己对话的习惯，一个人唯有在和自己充分对话之后，才有能力与别人对话。前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柴静，她的工作没有随着采访的结束而结束，每次工作完成后，她会重新静下来思考、梳理一番，她的很多思考和感悟见诸杂志和其博客，见解独特，角度不俗。这种独立的思考力、观察力和文字功底都是她的巨大财富，也是她最终成就自己的原因所在。
很多好的主持人都是文字功底很强的人，一方面写作会让一个人的心安静下来，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同时，文字表达能力也会促进一个人的口语表达，包括说什么和怎么说。
五、真诚自然的心态
在生活中，无论一个人的水平多高，如果待人不诚，在生活中很难会有真正的朋友，一个主持人也是如此。生活是一面镜子，主持人也是一面镜子，真诚和自然是装不出来的，观众一看便知。人们见了太多的俊男靓女，真诚自然、有文化底蕴、有修养气质显得尤为稀缺，这正是高级别的“好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看”。无论是外在的着装还是内在的心态，真诚是发自内心的，教不出来，更装不出来。凡是有“观众缘”的主持人，无一不是自然真诚的。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这话原指如果作者的道德修养境界高，那么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益。所谓“气盛言宜”，我想这话对于主持人同样适用。一个主持人的“气”，应该包括以上概括的五个方面。
总之，一个节目主持人如果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一定是一位有观众缘的主持人，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品牌符号，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和良好的个人修为的主持人。
但客观地说，有“观众缘”的主持人少之又少，同时，主持人的“观众缘”绝非仅凭个人努力就可以成就，主持人还需要一个合适自己的平台和时机。平台和时机对了，主持人和节目吻合了，主持人的光彩才有可能精彩呈现。
同时，对于播出机构或平台的负责人来说，要善于发现和培养自己的主持人。首先加大策划力度，为主持人提供更多发挥空间。2017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热播不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成就了主持人董卿。其次，加强对主持人的整体包装和宣传营销，如果主持人面孔单一，缺乏生机和活力，就无法提及文化影响力了。再者，要用对主持人。我们常常在屏幕上看到主持人和栏目不和谐的现象，有的文化类节目主持人表演成分过多，心安静不下来，让观众不舒服。当主持人的个性与栏目风格相契合时，才会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主持人的独特气质往往构成整个节目的灵魂。
能够说出自己的话，并且说得恰到好处，这的确需要不断地去学习。笔者工作十几年来，在各种交流或学习场合上见到了不少受人尊重的前辈或同行，无一例外，台下的他们都特别地谦和质朴，但那种气韵和教养却是一流的。
主持人这项职业是一项长跑，长跑需要的是耐力和韧性，需要的是不要在意眼前的名次、得失和利益，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地虚心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认认真真地面对每一次主持，真诚坦然地面对每一个观众。坚持下去，一次又一次的真诚付出，最后便会聚成人生的财富。
总之，一个电视台、一个频道如果没有几个有影响力的栏目和有“观众缘”的主持人作为支撑，就不会被观众记住，也很难维持自身的生存。在快节奏和喧闹的都市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向往沉静优雅、有品质的生活和更加充实富有美感的精神世界，真正好的主持人恰逢其时，关键是找到和这个时代的契合点，做出有品位、有美感、有情怀的节目，做一个走心的、受观众喜爱的、有“观众缘”的主持人。
发表于《中原声屏》2017年第3期[总第174期]
全媒体时代主持人如何实现品牌再造
——试以《朗读者》为例
在当今融媒体的大环境下，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有些弱势媒体即将被市场蚕食、消亡，但同时，一些强势的媒体却是异军突起，强者更强。在整个广告市场萎缩的情况下，面临困境最多的传统媒体，尤其是地面频道如何走出困境，如何实现品牌再造，已经成为传统媒体转型时期的一个关键和契机。在媒体泛娱乐化的今天，核心的文化节目正在消失，我们也正在失去一些高素质观众。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在快节奏、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向往沉静优雅、有品质的生活和更加充实、富有美感的精神世界。对于媒体人来说，如何把握好这个机会，实现品牌再造，显得刻不容缓。
早在上个世纪末，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汉斯教授就曾预言：“很多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前是在质量上取胜，将来是要在品牌上取胜。”在商业领域，我们都知道这个预言早已变成了现实，那么对于媒体呢？最近几年，传统媒体几乎进入寒冬，尤其是省级地面频道和地市级电视台，普遍面临着收视低迷，广告创收严重下滑，人员经费甚至是奖金都无法保证的困境。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传统媒体在困难中依然保持稳定和创新的态势，甚至异军突起，让人眼前一亮，博得满堂喝彩。笔者从事电视主持工作近二十年，担任制片人工作十年，深切体会到一个品牌栏目以及一位品牌主持人对于一个频道、一个电视台的影响和价值。其实，在全媒体时代下，试想哪个成功的节目或主持人不是品牌呢？哪一个品牌没为平台创造众多有形或无形的价值呢？
全媒体时代，竞争的关键正是品牌再造的能力。品牌包括品牌栏目和品牌主持人，两者又是合二为一，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叫作品牌主持人节目。那么什么样的节目称得上是品牌主持人节目呢？
品牌主持人节目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人无我有的策划运作能力
传统媒体的困境一部分来自大量同质化的节目泛滥造成的内耗，同一个地方新闻，几家地面媒体都在报道，你们频道在说新闻，我们也要说新闻；你们在播调解，我们也播调解；你们在娱乐，我们也去娱乐。其实观众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必须人无我有，独树一帜才有竞争力。很多媒体机构缺乏整体布局策划和市场分析，决策者缺乏大格局和大视野，陷入局部收视的怪圈，尤其是地面频道，以为观众就喜欢粗糙粗俗的节目。几年前，笔者在一个电视论坛上，还听到一种说法，电视只是“三低”人群在看，即所谓低收入、低学历、低智商。其实，这种说法很可怕，这无疑是给电视人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自己跳了进去，相当于主动丢弃战场和阵地，主动将高素质、高购买力的人群拒之门外。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被混淆了，事实上，所谓的“三高”人群并非是不看电视，而是电视里的内容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他们一样会看。在全媒体时代，电视上没有看到，会到网络上看，会想方设法去看，否则像《舌尖上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不会有那么高的关注度，并且有大量的大学教授和高知人群也在关注这些节目。其实，观众并不低俗。不仅如此，在快节奏、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反而更加向往沉静优雅、有品质的节目，更加需要能给他们创造美感的精神空间，在美好的事物里沉淀下来，并从中获得力量。
一味迎合所谓的收视和想象出来的“受众群”，是被收视牵着鼻子，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其实，除了收视率和市场份额等数据，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就是观众的“欣赏指数”。从“CRIR媒介欣赏指数”发育模型可以看出，第二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受众的欣赏指数达到了8.56分，已经突破了上年度的分值。
一个节目能否走得长久，能否被观众认可，不能单纯依赖明星、依赖copy（复制）国外模式，不是砸钱，更不是迎合低俗。最重要的是这个节目是否有一个精神内核，这个精神内核能否让人感受到美好和力量。否则，仅凭一时热闹繁华很容易被眼花缭乱的市场所淹没，无法打动人心的节目是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
然而这个精神内核的产生，需要良好完善的策划，反复论证，经得起推敲。《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首先是策划到位，参与策划的名单上我们见到冷淞、靳志伟等一系列国内重量级的媒体策划人的名字。节目正是抓住了中国人普遍的诗词文化情结，营造了一个相对诗意的清新的空间。《朗读者》依然注重策划，为了让《朗读者》能葆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兼任制作人的董卿邀请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导演陈维亚、《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陈小川、作家刘震云、导演陆川等人作为策划。在嘉宾的选择上，不管是名人还是非名人，首先要有阅历和感染力，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读这段文字，这段文字会与观众产生怎样的共情。事实上，《朗读者》打动人心的地方正是在于嘉宾选取的每段文字都是其人生经历的投射。这样的投射与观众产生了共情，这也正是《朗读者》的核心策划所在。
《朗读者》的播出方式也值得一提，采用“季播”方式，一季12期节目，每期邀请六位嘉宾。在《朗读者》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人白岩松还调侃自己已经排上队，可以参加《朗读者》的节目了。如果出现众多名人排队上节目的现象，那也将是节目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董卿的主持知性大气，知道克制，没有刻意的煽情。2017年2月28日《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豆瓣评分高达9.2，许渊冲先生的书更是上了当当网热搜。一个节目能取得如此效果，引发如此全面的关注，在近年来的央视文化综艺节目中是前所未有的。
二、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曾在某大学的演讲中，专门提到品牌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品牌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通过品牌所倡导或体现出来的文化，来影响公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生活习惯。文化是品牌的内在的核心竞争力。
《朗读者》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嘉宾用最平实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巨大生命张力，观众在安静朴实的情感中，在一个个生动鲜明的生命个体面前被深深地打动和感染，栏目的文化气息浓重，呈现出一种生命之美、情感之美和文学之美。
全屏播出的《见字如面》节目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明星名人的出现，不是热闹喧哗地娱乐嬉戏，只是安安静静地读信；观众是用心地倾听，仿佛穿越历史。大家这才发觉，原来素朴的节目竟具有如此这般打动人心的力量！正如《见字如面》的总策划所说：“一个精神上特别丰富的人，生产的产品才具有基本的精神价值。”其实，那些直抵灵魂、触动心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小众的。
三、鲜明生动的主持人形象
全媒体时代下激烈的品牌竞争中，主持人是一个节目最生动、鲜明的符号，是一个栏目甚至一个电视台的标识，也是一个节目的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无论哪种媒体传播形式，谁拥有品牌节目和品牌主持人，谁就将拥有收视率、影响力和市场。
在《朗读者》中，主持人董卿兼任制作人，参与节目的整体策划、录制、运作等环节，她说的话是自己渴望表达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传声筒。这对于观众体验来说是有质的不同的，会让节目的灵魂和气场更加鲜明突出。当一个人是在说自己的肺腑之言，当一个人有一颗赤子之心时，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更能打动人。兼任制作人会让她更全面地把控节目的节奏和温度、质感。相信董卿在策划《朗读者》时，会有自己对节目的全方位的思考和理解。
一个品牌节目主持人大致应该具有以下特质：
一是个人气质与节目气质的高度统一。在一个品牌节目中，主持人的形象气质要和节目的气质一致。《朗读者》的气质就像是一股清流，而主持人董卿的气质和节目高度吻合，淡淡的雅致和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形象与节目气质相得益彰。主持人的着装定位也准确，《朗读者》第一期是着一套粉色的西服套装，剪裁简洁干练，色彩柔和淡雅；第二期是白色的蚕丝衬衣搭配白色的裤裙，时尚飘逸，更衬得气质不俗。
在记录历史、见证时代的《新闻周刊》里出现的白岩松总是一身有质感的合身西装，配上一条稍加暖色的领带，在理性睿智中又不失亲和。虽然两个节目不同，但主持人气质和节目气质都是高度统一的。
二是深厚的人文素养。董卿作为主持人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她的名字和形象一直为人所熟知，但是真正被很多人喜爱甚至是令人惊喜的，还是因为近来的《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因为在这些节目中，观众看到了一个人独有的文化内涵和个人魅力。“腹有诗书气自华”，其文学修养和临场应变让人赞叹。《中国诗词大会》上说到“天若有情天亦老”，她能随口说出几句文人雅士对出的下联；被一位孩子唱着《春夜喜雨》的一幕感动，脱口而出叶赛宁的《我记得》：“当时的我是何等温柔，我把花瓣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这些自然流露和情感挥洒，都让节目更加动人，能与观众的呼吸节奏、情感体验高度同步，这便是上乘的节目和主持人。这样的无意流露绝非一日之功，这背后是一个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素养。
品牌主持人的产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一定有其必然性。一个好的节目可以给主持人以机会，令其迅速成长；一个好的主持人也可以为节目画龙点睛，锦上添花。
三是观众缘。有的主持人一出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并愿意听她说些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观众缘”。有一种说法，观众对一个主持人的喜爱与否往往取决于最开始的“十分之一秒”，而这“十分之一秒”大概就决定了一个主持人的“观众缘”。虽然因为性别、年龄的不同，观众的兴趣会有偏差，但调查显示，大众审美是趋同的，相对来说，真诚自然、大方得体、智慧幽默、独具人格魅力的主持人更受大众喜爱。
主持人的出镜形象还要考虑是否与外界环境和谐。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非常注意形象是否适合环境要求，去农村、下工厂时，她的穿着极为朴实、普通，这种真诚、纯朴的状态最被人们尊重和认可。相反，有一位主持人在采访监狱服刑人员时，穿着时尚，浓妆艳抹，显得极不合适。
其实，外在的形象早已是内在灵魂的体现，越是学识高修养高的人，越是朴实无华；越是德高望重的人往往越是谦和包容。同时，品牌主持人无一例外都内心强大，有驾驭力和应变能力，并给人以亲切感，让人信服。如果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和坚定，很容易人云亦云，在各种交织的声音里不知所措，彷徨无助。
四、良性健康的平台环境
全国有几万名主持人，但真正能让大众记住的主持人却是凤毛麟角。一个主持人如何成为一个独具个性魅力的品牌主持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有个人的努力，也有平台创造的条件。
品牌主持人节目需要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平台）。好的土壤会滋养和生发更多更好的主持人，而同时好的主持人也更加有利于树立栏目和平台的良好形象和品质，是平台的代言人和标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决策者开始重视培养和包装自己的主持人。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媒体会出现一大批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主持人，比如凤凰卫视、湖南卫视等，但也有一些媒体，主持人众多却识别度极低，不得不说这是主持人个人的悲哀，更是平台（栏目或播出机构）的悲哀。
培育品牌主持人，大致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要精心挑选，选择那些综合素质高、人文修养和气韵不俗、亲和力强、有观众缘的主持人。
第二要独具慧眼，善于发现。白岩松和崔永元最初都是幕后工作者，是央视的制片人时间发现并鼓励他们走上了台前，也正是时间的慧眼，为中国的电视荧屏树立了两位标杆式的偶像级主持人。
第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应该说，凤凰卫视在培养主持人方面是有策略和有意识的，凤凰卫视有一批明星主持人：陈鲁豫、窦文涛、吴小莉、闾丘露薇、陈晓楠等等，好的平台能开发主持人巨大的潜能，极大地调动主持人的积极性，给其展示自己的空间和机会，同时包容和信任的氛围也给主持人更多的空间、底气和动力。所以凤凰卫视也是品牌主持人节目最多的平台，比如鲁豫的《鲁豫有约》、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陈晓楠的《冷暖人生》等等。
第四是善于宣传包装。许多电视机构特别注重主持人的形象，精心制作主持人形象宣传片，用主持人带动栏目影响力。在凤凰卫视的形象宣传片、新推出的节目、新策划的活动中，都有主持人的身影。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河南卫视等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经验，效果显著。此外，还要根据主持人自身的特质，邀请专业的主持人形象设计师为其量身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有的形象。在《朗读者》和《中国诗词大会》中出现的董卿，温文尔雅，举手投足让人赏心悦目，每一次的出现都有浓浓的书卷气和知性魅力。《新闻周刊》里的白岩松睿智理性。
品牌主持人节目有很强的标志性，节目和主持人密不可分，有些节目一旦主持人更换，便失去了很多的色彩。
五、目标精准的市场运作
以《朗读者》为例，其赞助商是北汽集团。节目在筹备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赞助商，也就是如何找到“金主”。机缘巧合，《朗读者》的定位让北汽集团如获珍宝。尽管栏目组有各种苛刻要求，但独家赞助的北汽集团认准了《朗读者》“高大上”的品牌，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好的节目往往是观众和市场皆满意的，经得起两者考验的。这也是判断一个节目是否为品牌节目的关键，对于地面频道而言，尤其如此。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一个节目如何进入良性的发展之中，在策划节目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准市场定位。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中原老字号》是一档宣传河南本土文化的纪录片节目，通常纪录片节目是最不被广告商看好的，但《中原老字号》不但赢得了观众的收视需求，也赢得了市场的青睐，甚至还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支持和经费投入。
在融媒环境下，节目越来越多，而观众的时间却是越来越少。《逻辑思维》2016跨年演讲中，罗振宇也提到，现今时代，商机正从空间转向时间，这一次的消费升级提供的不是炫耀而是体验，同样是茶，用户不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付钱，但会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而付钱。
发表于《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5期[总第473期]
试论电视调解类节目中主持人和调解员的职业素养
当今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处在各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相互交织的状态中，在这种快速的变化中，往往会产生更多的精神需求，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大多数的电视观众来说，自我纾解的方式和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遇到问题，很有可能累积或放大，造成较大的冲突和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解类节目具有一定的疏导、缓解矛盾的作用，对社会和民生能产生积极影响。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施行，更是赋予了电视调解严格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就全国范围看，很多省市都出现过调解类栏目，比如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江苏卫视的《人间》、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第三调解室》、山西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小郭跑腿》、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和事佬》、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百姓调解》。
笔者认为，调解类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人们的情感困扰和矛盾纠结，也抓住了解决家庭、情感、婚姻等问题的“七寸”，通过主持人或调解员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些现实存在的纠纷和问题。内容接地气，与大众生活契合度高，有很强的服务功能，受众关注度高。笔者看到，仅《百姓调解》播出的《母亲去世之后》在爱奇艺上的点击率就高达三十多万次。
但同时，调解类节目中也大量存在“博眼球、博出位”的情况，有些节目不顾个人隐私，跟风低俗，内容局限单一；有些节目“治标不治本”，甚至是“添乱不帮忙”。要想真正解决而不是“消费”观众的情感，就要让观众在节目中获得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调解类节目的主创人员，尤其是主持人（调解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人文情怀。
总体来讲，调解类节目主持人或调解员应该具备以下素养：
一、要清楚自己代表的是一种公众价值判断
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媒体从业者要积极传达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引导人们分清对错、好坏、善恶、美丑，激发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向媒体打电话的求助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幸的故事或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的交织中，人们常常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对于一位民生调解类节目的主持人和调解员来说，要始终清楚自己代表的是一种公众价值判断，在调解中要考虑大是大非，考虑中华传统文明和价值观。中国几千年来遵从“仁义礼智信”“忠义孝悌”“礼义廉耻”，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传统的价值观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始终是大众传播者所应遵循的。《百姓调解》栏目的一期节目《母亲去世之后》，调解员在处理一件父子之间的纠纷时，就做到了既考虑公序良俗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在纷乱的父子纠纷中让双方相互尊重和包容，让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
二、要真诚不做作，具有亲和力
一个主持人或调解员在进行现场调解的时候，要能够给人以亲切感、信任感，求助人才愿意和盘托出，将心里话和事实真相说出来。这就需要主持人或调解员有爱心、耐心和真诚之心，能迅速融入所在环境之中，用心了解、走访、倾听。
《百姓调解》栏目的调解员许桂荣在农村进行调解的时候，无论是衣着还是说话的方式都像当地村民一样，远远望去，就像是村里的一位大嫂。有一个画面令笔者印象深刻，因为要到村边找求助人的丈夫，许桂荣挽起裤管，直接跳上村民的机动三轮车就颠簸在土路上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自然而然，朴实诚恳。相反，有的调解员还没有摆脱镜头感，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穿着大红风衣，脚蹬高跟鞋，用生硬的普通话问着求助者，与其说是在调解，不如说更像是一场个人表演秀，求助者自然会产生隔阂，观众也很难融入，整期节目因为一个太想表现自己的调解员而显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亲和力一方面表现在肢体语言上，另一方面，是观众一眼便能感知的内心的真正关切和关心。
三、要善于观察，具备现场把控力
民生调解节目的内容通常集中在抚养纠纷、离婚纠纷、赡养纠纷几个方面。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矛盾丛生，调解员或主持人不能被带着走，不能陷入当事人或求助人的语言旋涡和纠纷之中。如果连自己都理不出头绪来，那最多算是一个倾听者或只是带着观众看热闹，对于问题的解决，非但没有起到作用，甚至还会激化矛盾。
某一个地方台的调解节目，调解人员未到的时候，一家人尚能坐在一起，但在调解过程中，竟言语不和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直至120救护车赶到把伤者拉走，整个调解过程完全失控，调解员没有帮忙反而是添乱。
有一个误区是，某些节目的制作者刻意寻求节目的所谓“爆发点”，故意引发现场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借此引起关注度和高收视，所以有些调解员或主持人在现场会有意识地挑起话题和矛盾点，并参与其中，甚至有时候比当事人还要激动，在这样的错误思路引导下，节目的发展走向可想而知。
调解员不仅要有热情和爱心，还要有理性分析能力和判断力，有一定法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调解的步骤能做到心中有数，有条不紊，比如调解的目的、双方的诉求，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在现场，调解员可以再次确认双方诉求，确定调解的核心内容，共同协商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某些成熟负责的调解节目中，拍摄前，调解员或主持人就要对调解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到现场后能尽快理出头绪，找到问题的切入点，抓住核心，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让人信服，还会让双方签订一份调解合同书，之后还会有不定期的回访。
在具体的工作中，很多主持人或调解员已经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百姓调解》栏目的调解员许桂荣说：我每到一个家庭，会先分析事情发展的原因，再分析当事人的性格，然后找出矛盾根源，给出解决方案。只有调解员做到心中条理清晰有条不紊，善于观察和发现，才能抓住核心，做到有效调解。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夫妻感情，很多事情和矛盾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很多的调解现场，通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现场的主持人或调解员不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节目往往会变成一场闹剧或是不了了之。调解不是和稀泥，最容易打动人的都是细节，同时最容易激发矛盾的也是细节。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问题，尽快修复当事双方的情感。
说话有说话的艺术，调解也有调解的技巧，要善于使用开放式的提问，比如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有时候用封闭式提问获取具体信息，比如是否？能否？切忌偏听偏信，断章取义。
四、要尊重求助对象，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笔者在工作中接触过一些调解类节目的主创人员，他们的选题中有大量内容和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有关，尤其是处于城乡接合部的人群居多，而反映的问题多为赡养纠纷和情感纠纷。这样的内容一方面贴近生活实际，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握不好度，很容易过度消费个人隐私。有些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完成广告创收和收视指标，甚至播出一些严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上海电视台娱乐频道《新老娘舅》栏目在2016年1月20日播出的《上海1994年女孩被轮奸》。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调解类节目的相关视频，很快会出来诸如此类的标题党：《同村偷情私奔》《老夫少妻的火车情缘》《朋友妻偷情三年》，这些节目选题热衷窥探隐私，展示阴暗心理。其实，换一种角度或是在社会学专家、心理学专家、作家那里，会更加深入地解构和剖析当事人的心理，通过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会让观者看到生活的无奈，产生同情和不忍。而有些调解节目做得过于肤浅和脸谱化，给观众的观感也常常以负面情绪居多，节目流于低俗化和庸俗化。
就心理学而言，观众的猎奇心理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窥私类节目，比如脱口秀《杰瑞·斯普林格秀》。在节目中出现的当事人可以毫无隐私感地相互揭短，自爆家丑，甚至当着观众的面大打出手，而观众竟在一旁大声叫好，此栏目取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也恶名远播。
主创是什么样的修养和品位，节目就呈现出什么品质。情感节目在选题上应尽量避免社会负面的边缘话题，特别忌讳为追求收视率而编造故事。调解节目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基础，那就是尊重——尊重当事人，尊重公序良俗，符合基本价值观，弘扬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是一档调解节目的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否则，所谓的帮扶和调解就是一种伪善，就只是为窥私欲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何不使节目陷入当事人的纷争中，不窥探隐私，只是用真诚朴实的方式去呈现、去化解，理性客观，入情入理，使当事人和观众受益，这是需要调解类栏目的主创者深入思考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电视台在维持生存、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忘记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政治、法律、道德的底线都不可逾越，在用故事化的手段吸引观众的同时，积极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正能量。电视民生调解节目的主持人和调解员在节目中要发挥正能量的作用，真正解决而不是“消费”观众的情感，要让观众在节目中获得更加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第3期[总第324期]
全媒体时代电视主持人的能力建设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学习、娱乐、表达和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止到2017年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7.72亿。
媒体边界已被打破，不断创新发展的新技术、新思维和新产品令人目不暇接，信息呈现大爆炸趋势。在视频网站高速增长，广告收入逐年增长的同时，80%的二三线卫视出现收视持续下滑，收视下滑的同时带来广告收入的不断下跌，2017年四大卫视的广告收入也呈现下滑态势。传统媒体从业者的生存空间和市场空间被严重挤压、覆盖。
近年来，很多知名制作人转身投入新媒体，仅湖南卫视就有龙丹妮、俞杭英、张一蓓、洪涛等，此外中央电视台马东、刘建宏、哈文、陈晓卿等人相继离职。除了一线的金牌制作人，很多摄像、记者也大量流失。2018年4月，一篇名为《一位省级电视台离职记者的自述》文章在朋友圈转发，文中提到的离职原因具有一定普遍性：一是钱，没给到；二是心，受委屈了。新媒体的崛起，带给传统媒体从业者的不仅仅是体制束缚，压力大，还有收入低迷，光鲜不再，仅央视近年来离职转向新媒体的主持人就有王凯、李咏、郎永淳、张泉灵、赵普等等，地方台主持人离职的也不在少数。
但是，就在唱衰之声不绝于耳的同时，有些传统媒体近年来却是亮点频频，尤其是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节目不断成为热议话题，依然引发观众的广泛喜爱和关注，这些节目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媒体不断提升的品质和内涵，也看到了传统媒体主持人身上的爆发力和潜能，那种大气从容、幽默睿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毋庸置疑，对于众多传统媒体的主持人来说，现在正是他们职业发展的转型期，也是其成长关键期。何去何从，未来的职业如何规划，这大概是摆在众多主持人面前的一道课题，但无论是否继续坚守传统媒体，都需要认清形势，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和创新实践能力。
一、电视主持人正面临怎样的冲击和挑战
1.精神层面：压力大，优越感不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电视主持人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阶段，尤其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二十年间，作为主流和权威媒体的主持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社会尊重和认可度高。但近年来，他们却有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1]去主持人化现象严重
很多主持人开始变得可有可无，包括之前的知名主持人。仅就目前各大卫视的节目来看，去主持人化现象严重，尤其是真人秀节目，有些节目用明星代替传统主持人，还有一些现象级的节目，导演直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些无疑都让传统主持人的生存空间更加有限。
[2]网络主播粉墨登场
自媒体时代，流量时代，突出个人化色彩的网络主播粉墨登场。2017年年底，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型广告屏上出现了一组中国女孩的面孔，她们不是明星也不是名模，而是花椒直播平台上的网络主播。近年来，各个直播平台上的主播或网红的商业价值被大规模开发，有些可以轻松接到几百万一条的广告，生活比明星更惬意，网络主播一时成为吸“粉”和吸金高手，他们的出现分流了传统媒体中大量的年轻观众。
[3]人工智能挑战话语空间
和传统媒体主持人竞争的还不仅仅是网络主播，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在挑战着话语空间。2014年，微软小冰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机智过人的小冰不仅能看图赋诗，还兼做音乐人，在社交媒体上聊天、讲段子，粉丝就超过几千万。还有一个智能小红人叫洛天依，2018年3月，她和京剧名家王佩瑜合作演唱一曲《明月几时有》，惊艳全场。现在已经有栏目开始尝试用卡通机器人来代替主持人。
粉丝经济、流量经济、智媒化时代之下，让原本有着稳定受众和关注度的电视主持人一下子有些无所适从，从各大卫视到省级地面频道再到地方台，主持人有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困扰，节目收视低迷，主持人“光环”不再，优越感渐失，职业前景不明，目标渺茫。
2.物质层面：收入低，消极情绪日增
2014年至今，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行业的广告下滑严重。以湖南卫视为例，2016年，其广告创收超过了110亿元，而2017年，全年广告创收只有80亿元，未完成百亿目标。湖南卫视作为行业领军者尚且如此，其他卫视可想而知。2017年，75%的城市台收视率在不断下滑，广告投放量也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连续三年下滑，很多地面频道甚至出现绩效奖金发放困难或停发等现象。而与此相反，网络视频的广告投放量却在不断攀升。以爱奇艺为例，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广告收入分别是33.999亿、56.504亿和81.589亿，呈现持续高增长态势。
传统电视主持人收入越来越少，危机感越来越强，消极情绪越来越大，加之某些部门思想僵化，无所作为，渐次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机制层面：动力少，创造力不足
客观地说，电视主持人相比网络主持人专业程度更高，形象也更符合大众审美，但是有些主持人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播音腔，一开口就端着，像平常人一样说话反而成了困难的事情，高高在上，拿腔拿调，让观众产生距离感。同时，形象好的另一面是缺乏特点，如果只是形象好而没有个性化表达和文化底蕴，很容易人云亦云、千人一面，不能给受众留下印象。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只有专业和形象是不够的，时代需要的不再是肤浅的娱乐，还需要在有趣的同时更有用，那些兼具思想、趣味和个性魅力的主持人当然更受欢迎。
但传统媒体中的很多主持人长期处在良好的自我状态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加之某些小环境缺乏活力和动力，“温水煮青蛙”效应逐渐产生，待危机来临，已力不从心，创造力不再，竞争乏力。
总体而言，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传统媒体无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内容创新上都呈现力不从心的状态。体制受限，人员缺乏活力，思维僵化，能力不足，节目形态陈旧，内容逐渐边缘化。而内容，永远是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未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科技革命将会使传媒的边界再一次被打破。电视主持人只有与时代同步，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加大创新能力和格局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当然，电视主持人也需要一个更加科学、开明、富有激励机制的大环境。
二、全媒体时代，传统主持人价值何在
全媒体时代，网红充斥小屏幕，电视主持人要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挖掘自身的价值？首先要有清醒的自我认知。201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是7.72亿，但全国电视人口基数为13.18亿，两相对比，电视受众依然远远高于互联网，电视媒体的优质内容和文化导向作用依然是互联网媒体无法比拟的。
作为传统媒体中的主持人也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一味妄自菲薄。
总体来说，传统主播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名人效应和人脉资源
传统媒体中有很多电视主持人在当地具有一定知名度，节目曾在观众中有良好口碑，主持形象大方得体，真诚自然，深受观众喜爱。这样的主持人拥有大量潜在粉丝和用户，要懂得不断创新节目样态，在保持原有观众群的基础上，运用社交化媒体，扩大自己和栏目的知名度、影响力，激活自己的粉丝和用户，有针对性地营造自己的固定受众群和用户群。
正在打造中国第一讲故事品牌的“凯叔讲故事”，要建立微信端最大的亲子互动平台。目前微信阅读量每月超千万次，已播出2000多个故事，总播放量15亿次以上，每天参与的家庭达到600多万家。
主持人要知道拓展自己的边界，同时，传统媒体的决策者要善于挖掘本平台主持人的优势、特长和潜力，激发干劲和活力，尊重和鼓励其不断创新。主持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电视台的“精气神”，各个电视媒体都应该着力培养自己的品牌主持人来为自身平台代言。
主持人转型做制片人也是很好的尝试，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董卿首次作为制作人的《朗读者》一时成为现象级节目，随后，朱军担任制片人的《信·中国》也已播出，强调信念信仰的表达，极具正能量。主持人因其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高，观众对其制作的节目更有期待感。这样的节目可以在电视屏幕和网络中双屏播出，传播力强，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打破了电视受众集中在中老年人群的偏见。
2.专业功底和实践经验
传统电视主持人相对来说，专业功底强，实践经验丰富，多年的平台优势和历练也能够使其在某个方面成为佼佼者。主持人需要整合资源，结合自身优势和特长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节目和影响力。此外，传统媒体还有一个优势是网络媒体无法比拟的，那就是公信力背书，作为责任媒体，公众对电视台普遍更加信任。
有专家称《朗读者》开启了“电视文化综艺元年”，而这样的节目需要的正是端庄大气、涵养气质一流的主持人，这样的主持人恐怕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传统电视主持人当中。电视主持人要认准形势，顺应时代变化，拓展边界，不断挖掘自身价值和潜能。
传统媒体的决策者要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媒体并不缺乏优秀的主持人，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和培养的土壤。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顶尖主持人自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3.双屏优势
双屏优势也是电视主持人的独特优势，很多优质电视节目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但“网红”在电视台播出的机会是有限的。很多传统媒体和主持人在选准目标定位后，结合网络双屏播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和关注度。2017年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一档帮考生填报志愿的节目《玛雅帮你报志愿》，首次引入网络主播的场内“再直播”，利用主持人玛雅的网络直播平台推出高招网络直播，并借助腾讯、新浪微博与网友实时互动，形成收视集群效应，网络点击率超过了百万次。
注意力在哪里，阵地就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粉丝在哪里，流量就在哪里，影响力就在哪里。没有粉丝的传播，一切都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这是传统媒体和其主持人必须认识到的。
三、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主持人要实现三个突围：
1.人格突围
优秀的主持人人格一定是既骨格清奇又血肉丰满，互联网时代的主持人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饱满的情感。人情练达即文章，董卿在《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中的即兴发挥，那种准确合适和自由灵动充分反映了其内心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文学功底，这些不是一朝一夕所得，而又恰是一个主持人最珍贵和闪亮的人格。
主持人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人格，无论是知性大气还是睿智幽默，前提都是真诚、善良、有独立思想，只有这样才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如果一个主持人既有专业的深度，又有情感的温度和表达的力度，节目一定生动流畅，一定受观众喜爱。孟非在《非诚勿扰》等一系列节目中呈现的并非播音主持能力，而是一种文化情怀和人文自觉。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样的一档节目，不同的主持人主持，观众的感受会截然不同。一个主持人只有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温度，对大自然有强烈的感知力，眼睛里才有温暖，内心才有智慧，才会和观众产生真正的互动交流，这种能力和素养是当今时代必不可少的。
2.能力突围
主持人要具备主动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如果停止学习和创新，很快会被新技术、新思维所淘汰。视频网站注重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内容创新和产品迭代升级，优酷早在2016年就发布了VR战略，而传统电视媒体在技术和品质创新上稍显落后，体制内的主持人普遍缺乏创新意识。主持人的能力突围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了主持技巧之外，对新技术、新科技、新理念都要有所了解，因为内容和形式永远都是统一不悖的，主持人应该有大的格局和眼光。
万事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衰落的永远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思维模式。主持人要有打造自己品牌IP的能力，也可以建群，做直播，多一些和受众的互动。今天这个时代也叫移动端时代（移动互联时代），要抓住这个移动端，要想方设法随时随地黏住用户，而黏住用户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他们互动。[2]要跨界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IP，在某一领域做到极致。你不去跨界，别人就会来跨你的界。传统主持人要准确把握大时代中的细节，找准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节目类型，变被动为主动。
3.身份突围
时代在变，主持人要打破身份限制，努力让自己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很多主持人因为主持内容和自身需要，考取了律师资格证或是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拓展了自己的职业维度。很多在一线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主持人，在评上高级职称之后，被高校聘为客座教授或全职教授，为高校教师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这都是传统主持人的发展路径之一。
近年来，主持岗位越来越少，而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却是越来越多，大量毕业生没有从事本专业工作，从某个方面讲，不得不说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而实际工作中，很多风格独特、思维活跃的优秀主持人并非科班出身，比如白岩松、何炅等。电视主持人的培养方式需要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变革，在传统吐字归音、用气发声，停连顿挫、朗诵表达等基础上加大文学、美学、自然学科以及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延伸，专业素养与文化底蕴相映生辉，让每一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个性和爱好的方向，在这个领域锲而不舍，做到无可替代，避免千人一面。你和别人的不同，你自己的专长所在，这才是一个主持人最核心的竞争力。
个性化、结合一线工作实际的培养方式，对于主持人本人和高校学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教学相长，相互促进。
总之，传统媒体主持人要为时代发声，要找到时代使命和观众诉求的结合点，不盲目跟风，勇于探索，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和突破口。
未来，传统媒体中的主持人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只要自己具有扎实的业务素养、深厚的文化功底、独特的思想见地，那么就总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无论是去主持人化还是网红粉丝流量经济抑或是人工智能，都不会替代一个真正有创造力、思考力的主持人。
胡正荣教授预测，“传统电视转型的窗口期大致在2020年就会结束”[3]，电视和电视人的转型融合已经迫在眉睫。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主持人来说，最好或是最坏，都只取决于你自己。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顺应时代，做最好的自己！
注释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年1月31日发布。
[2]胡正荣：《媒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建构一个全媒体的生态系统》，《中国广播》2016年第11期。
[3]胡正荣：《媒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建构一个全媒体的生态系统》，《中国广播》2016年第11期。
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第6期[总第3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