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间故事和文史典籍
《列王纪》是在伊朗古代丰富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萨珊王朝时期巴列维语的历史、文学作品和英雄故事也是这部史诗的重要素材。
最古的材料是琐罗亚斯德教经书《阿维斯塔》。《阿维斯塔》可以称为伊朗后世文学创作的总的源头。在这部经书中，包括有大量雅利安族早期神话传说。其中一些人物和故事后来都出现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如贾姆希德故事、法里东的故事、卡乌斯的故事和夏沃什的故事等。
到萨珊王朝时期，已经有了比较多的历史著作。文学创作也已相当繁荣，有大量英雄故事，也有史诗的雏形，如《缅怀扎里尔》和《阿尔达希尔·巴伯康的业绩》。这两部作品实际上是《列王纪》问世之前伊朗的史诗式作品。
《缅怀扎里尔》写的是神话中的凯扬王朝国王古什塔斯帕之弟勇士和伊朗大军统帅扎里尔抗拒土兰人入侵的英勇事迹。这是一则古老的故事传说，至迟在安息王朝时已经流行，现存的故事大约3000词。勇士扎里尔在与敌人交战的过程中，屡败强大对手，但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他牺牲后，伊朗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和他的儿子巴斯图尔出战为他报仇。在这个故事中，激烈交锋的战场上的战斗氛围，扎里尔在阵上的英勇战斗情景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阿尔达希尔·巴伯康的业绩》成书于萨珊王朝晚期，现存五千余字，其内容基本是史实，但也有相当的神话成分。此书写的是阿尔达希尔本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末代国王达拉之子萨珊的后人。这支后人逃到印度。萨珊是其第四世孙。之后，他回到伊朗，在法尔斯地方王朝国王巴伯克的宫廷作牧人首领。后国王巴伯克梦到萨珊。众人都手执火把围在他身旁。（在阿赫玛德·塔法佐利所著《伊朗伊斯兰前文学史》中，提到梦中出现一轮红日在萨珊头顶，照耀天下）巴伯克醒来问他身世，得知他是伊朗皇家后人，遂收为养子，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萨珊与巴伯克的女儿婚后生一子，名阿尔达希尔·巴伯康。之后，阿尔达希尔·巴伯康经历一系列传奇性情节，克服许多困难，成为萨珊王朝开国君主。
这部作品内容的重要特点是宣扬王权神授，萨珊有灵光保佑，所以他是上天注定的开国君王。[1]
英雄故事有扎尔的故事、鲁斯塔姆的故事、埃斯凡迪亚尔的故事、皮兰的故事、巴赫拉姆·楚宾的故事和霍斯鲁与西琳的爱情故事等。此外，巴列维语文学故事中，还有翻译的亚历山大故事和从印度传来的一些故事等。所有这些人物和情节都是菲尔多西《列王纪》素材。总的看来，英雄故事一般起于伊朗东部，先在东部流传，然后传至西部。而历史著作和历史性题材则产生于西部，因为萨珊王朝首都在西部，写作历史当然是宫廷主持其事。
有两部重要著作与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有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两部书的内容与《阿维斯塔》和上述故事的内容有所重复。其一是成书于萨珊王朝晚期的《帝王纪》（胡达依纳梅），另一部是成书于萨曼王朝时期的曼苏尔散文体《王书》。
《帝王纪》从雅利安族西支（伊朗人）的原始生活叙述起，直写至萨珊王朝国王霍斯鲁·帕尔维兹（公元590—628年当政）时期为止。其中包括历史上流传的大量神话传说的英雄故事。特别对萨珊王朝诸王的业绩和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举措的描写更为详尽。此书一方面取材于《阿维斯塔》，一方面根据历代的历史和传说。其中也有上述的亚历山大故事和印度故事。这本书在阿拉伯人入侵后仍在流传。以伊本·穆格发为首的一批翻译家把此书从巴列维文翻译为阿拉伯文。后来，巴列维文本失传。但此书的内容并未完全散失，因为它的内容仍然以摘录或转述的形式保存于许多历史名著中，如《黄金草原》和《塔巴利历史》。[2]
在菲尔多西《列王纪》著名的巴耶松卡尔（铁木耳之孙）主持成书的抄本前言中，这样提到《帝王纪》的成书经过：“据传，过去诸王当政之时，尤其在正义之君阿努席尔旺（公元531年—公元579年当政）时，曾竭力搜集整理先人们的史料及故事。不断向四方派人搜集先王们的事迹，并编订成册，藏于图书馆中。到耶兹德卡尔德国王（公元632年—公元651年）时，所存之分散材料已然完备。于是命令一麦达因附近之贵族，一文武兼备之德赫甘丹内什瓦尔把分散之材料编辑整理成书。记述从第一位国王凯尤玛尔兹时起，到霍斯鲁·帕尔维兹时的史实。遇有缺失残佚不全之处，向祭司文人咨询补充，编成一部充实完备之历史书”。
这段文字说明，到了萨珊王朝后期，编辑撰写历史已经成为一项宫廷重要活动。这里不仅说明了材料的来源，也指出了工作人员的组成和工作方法。菲尔多西在《列王纪》开头的一节中，提到一位可亲的朋友鼓励他创作《列王纪》，并为他提供了一本巴列维语的书（见本稿第28页）。可见以巴列维语的伊朗神话和历史在民间都可以找到了。
除《帝王纪》以外，另一部重要著作就是成书于公元957年的曼苏尔散文体《王书》。这时，巴列维语的《帝王纪》在伊朗已经失传。重编的这本书中包括了大量《帝王纪》的内容。因此，也可以说这本达里波斯语的《王书》实际上是《帝王纪》的变体。萨曼王朝霍拉桑总督阿布·曼苏尔·本·阿卜杜列扎格下令给他的大臣阿卜·曼苏尔·迈玛利主持编写这本散文体《王书》。这位大臣遵命从锡斯坦（伊朗东南部）和霍拉桑各地请来四位熟悉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的德赫甘，让他们口述，命人记录整理成书。关于编写这部《王书》的起因，在其仅存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这部散文体的《王书》已然失传，现仅存其序言，见本书附录2）：一次，阿拉伯的哈里发马蒙（公元813年—公元833年）与群臣议事。有人提到印度国王奖掖艺文，鼓励创作，因而有《克里来与迪木乃》等书流传于世。他们也因此而善名永存。于是马蒙便命令伊本·莫格发把此书从巴列维文译为阿拉伯文。[3]后《克里来与迪木乃》传至萨曼王朝宫廷。国王命令宫廷诗人鲁达基（卒于公元940年）把散文体的《克里来与迪木乃》改写为达里波斯诗体。阿卜·曼苏尔·阿卜杜列扎格听到这个消息，也为了后世留名，所以命令自己手下大臣编写《王书》。
散文体《王书》编写的具体过程就是这样，但是考虑到当时伊朗与阿拉伯两大民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件事仍有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这时已是10世纪中叶，也就是说距萨珊王朝灭亡和阿拉伯人开始统治伊朗已经过了300年之久。当时的伊朗地方王朝势力已经相当壮大，舒毕思潮蓬勃高涨。所以这部宣扬伊朗历代国王文治武功的《王书》也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在其仅存的序言里，简要地提到这本书的意义：“此书内容有二：一为叙述过去历代诸王的业绩举措，如国家的制度章法，礼仪规范。读之有益于安邦治国，行事御人。二是书中故事生动有趣，授人知识，发人深省。其意为奖善惩恶，怒怨结合，悲喜交集，风趣幽默，亦庄亦谐。写人进退行止，人情是非，警世劝人。世道万端，人间百态，一一具备其中，令人读之，受益无穷”。诗人菲尔多西在《列王纪》开头部分，专写了一节歌颂下令编写此书的阿卜·曼苏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列扎格：
有位贤人，他出身贵族，
胸襟豪爽豁达为人聪明大度。
他有兴趣探讨古代人的生活，
凡往业绩他都悉心搜罗。
他从每个城市请一位年长的祭司，
请他们合力把此书编排整理。
当那将军听了他们的叙述，
就决定命人写出一本巨著。
把这本书留在世上作为纪念，
朝野上下无人不交口称赞。
菲尔多西得到这本散文体的《王书》之后，就着手创作《列王纪》了。许多研究者指出：这本《王书》是他创作的最重要的蓝本。当然，除了这两本著作以外，他还把上述许多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吸收和组织到他创作的《列王纪》中，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2.菲尔多西的创造性劳动
在探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的素材这个问题时，还要对菲尔多西如何利用这些素材作几句补充。因为这也是许多研究《列王纪》的学者所关心和引起分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诗人只是把曼苏尔散文体《王书》逐字逐句改写成诗句，换句话说，他只是改写《王书》，把散文变为诗歌，创造性劳动不多。甚至有的学者还把《列王纪》中某些故事与其原来的素材进行过对比，以证明诗人是非常忠于原素材的。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忠于素材和创造性劳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特别是菲尔多西的任务是把许多分散的互不关联的素材，按时间的顺序，组合成一本概括和反映一个重要民族的文明和历史的史诗。这里，在材料的权衡取舍和剪裁加工上肯定要付出大量创造性的劳动。
其次，诗人的贡献在于语言。把一部散文作品改写成诗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诗歌需要的是和谐的韵律和精练生动的语言。以一种韵律写成一部长12万行的大型史诗，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的语言是公认的优美流畅的达里波斯语的典范。一直到今天，当我们读波斯文的《列王纪》时，仍能感到他的“臻于化境，不可企及”的语言[4]风格。
第三，《列王纪》并不是一部集合许多分散材料的故事集，而是一部具有贯穿全书的统一的主题思想的大型民族英雄史诗，它是一曲对伊朗民族及其历代王朝的高亢的颂歌，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对保卫祖国和抗击敌人的英雄的赞美。这种激情既是受外族统治压迫的伊朗人民内心情绪的反映，也是诗人菲尔多西爱国情怀的写照。
第四，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书中许多人物情节的描写都极为细致具体，而且有大量的人物对话以及诗人针对具体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起伏所发表的见解和感叹。（据伊朗玛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教授穆罕默德·贾法尔·亚哈基统计，作者在书中的抒情插段占总篇幅的十分之一）[5]。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诗人菲尔多西创造性劳动的具体成果。
总之，正是伊朗丰富的创作素材为菲尔多西提供了创作《列王纪》的可能。另一方面，诗人菲尔多西也发挥了点石成金的艺术才能，把这些原本属于分散的素材成分，加以组合提炼，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加工，提高到了不朽的民族英雄史诗的高度。
作家或诗人依靠客观材料（人物原型或既有的故事情节）进行艺术加工，以自己的想象力和感悟力对之进行充实深化，提高创造，并以自己的语言描绘撰写，这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正常创作过程。菲尔多西的艺术创造和对伊朗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注释
[1]灵光是伊朗神话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念。灵光可能是一种光芒，也可以体现为别的象征物（如动物等）。它的根本涵义是天赐的福份。如果一个部族首领得到灵光的佑护，他就能够为人创造一种安逸幸福的生活和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一个行善者得到它的佑护，他就会成为传播圣教的人物。按照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世人中的精英人物，不论是宗教领袖，和行善的杰出人物还是公正贤明的君主以及维护正义的勇士豪杰都会受到灵光的佑护。而是否受到灵光的佑护，关键在于行善。对君主来说，就是施行仁政。因此在《阿维斯塔》中，不仁的暴君，如佐哈克和阿夫拉西亚伯，不论他们多么力图获得灵光的佑护，也无法达到目的。而得到灵光佑护的国王如贾姆希德和卡乌斯，一旦他们偏离了正道，做出非份之事，或撒谎骗人，欺压百姓，灵光便立即飞离他们而去。他们也就陷于失败的命运，遭遇悲惨下场。在《阿维斯塔》中，有两种灵光。一种是佑护伊朗的灵光，一种是佑护王者的灵光。佑护伊朗的灵光保佑伊朗人牲畜肥壮，实力强盛，幸运吉祥，使伊朗的敌人阿赫里曼和其他邪魔遭到挫败。佑护王者的灵光为贤明公正的君主享有，他们在灵光的佑护下，以仁德施政，得到良好的政绩。但是到萨珊王朝时期，灵光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在古代是行善者有灵光佑护，这时变为天佑命定为王的人，即天赋王权，也就是强调了它的命定因素。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可以沟通人与神的宗教人士，也即他们可以代人祈求天佑。这说明这一古代的传统观念逐渐变为被统治阶层利用的概念。
[2]《黄金草原》是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公元912年—公元956年）所写的历史著作，世界名著，以纪传体写成。内容涉及从苏门答腊到中亚、欧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如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巴比伦等地区。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也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如对中国的某些记载。我国有汉语译本，见《黄金草原》（一、二卷）耿昇译，199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塔巴利历史》是一部阿拉伯文的历史著作，作者为穆罕默德·贾里尔·塔巴利。这本书从创世写起直写到公元914年，是一本完整的阿拉伯语的历史著作。
[3]《克里来与迪木乃》是此书译为阿拉伯文后的书名，原印度书名为《五卷书》。《五卷书》在伊朗萨珊王朝时，国王阿努席尔旺派医生白尔才外去印度，把此书偷抄回伊朗，译为巴列维语。
[4]这是伊朗文学家对菲尔多西及其他一些早期霍拉桑的诗人作家的语言风格的概括。
[5]见《列王纪选》，穆罕默德·贾法尔·亚哈基编，前言第29页，霍拉桑省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