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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9月22日正式开始准备今年的跨年演讲的。从那一天开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在等着看我的笑话。他们说，看把你能的，还跨年演讲，看你今年怎么讲。
感谢各位的信任，你们还来听我讲。
这里是由7884名观众到场参与，深圳卫视、优酷全球直播、东风日产第七代天籁独家冠名赞助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这是倒数第17场。你们又来了。岁月不饶人，不过你们也没有饶过岁月。
2018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时刻，是我听到了一位船长的故事：6月8日，这位船长驾驶着他的货船“飞马峰号”，从美国西雅图出发，目标是中国大连。
我想象了一下，假如我是他，在拔锚起航的那一刻，我觉得跟以往的每次出航并没有什么不同。我非常有力量感。
我驾驶的这艘庞然大物，7万吨，船上的货全是大豆，价值2000万美元。在这艘船上，我就是国王，海洋是我的后花园，我制订航海计划，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更重要的是，我会感觉，我这艘船就是全球化的象征。我的船东是摩根大通，船上挂着利比里亚国旗，船上的大豆属于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买家是中储粮。我的这段航程是国际贸易大循环中的一个典型片段。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艘船是谁。我们还在网上为它喊过话：“加油吧，大豆君！”它是中美贸易摩擦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片段。两个大国互相博弈，一会你加我关税，一会我加你关税。导致这么一艘船乱了方寸，一会要夺命狂奔，一会要原地打转。
7月9号到8月9号，大豆君“飞马峰号”在航行图上，层层叠叠地画圈，等待命运给它新的信号。
这是2018年很多个体的一个缩影。等待信号，个体命运好像不由自己做主。就像万维钢老师马上要出的一本书的书名——《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
今年跨年演讲所在地——深圳，我很喜欢，它对我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干完第一年，深圳卫视就来找我们谈直播合作。到今年为止，已经合作了三年。跨年演讲这个形态，之前电视上从来就没见过。从这一件事，就能看出深圳这座城市的大胆创新和变革精神。我非常喜欢深圳人，一直站在时代的潮头，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这座城市，从一无所有，建设成今天的样子。
2018年，深圳发生了多少大事啊。一些大公司干着干着突然遇到了危机，多少被公认有前途的行业，干着干着突然就遇到了拐点，甚至好多事和自己是咋干的没关系。
我们不操心行业和公司层面的事，就想想咱们自己。
我，一个靠谱白领，受过靠谱的教育，来到一座城市，加入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我买了房，成了家，是个典型的中产阶层的样子。在别人看起来，我是个体面人。我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对于未来我有一整套规划。但2018年过来之后，我多多少少感觉到，所有那些曾经看起来坚固牢靠的东西后面，现在都需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以前，变化可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变化可能成了生活本身。
前年的跨年演讲，我们还在说有五只黑天鹅。今年何止五只黑天鹅？黑压压地飞过天空。你想过没有，黑天鹅指的是一个熟悉世界里出现的意外情况，当黑天鹅一只又一只地从天上飞过的时候，也就不算什么意外了。正如一句俏皮话说的，现在黑天鹅都快成家禽了——一切正在起变化呀，熟悉的世界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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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告别了很多曾经熟悉的人。
歌手桃乐丝、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国学大师饶宗颐、设计师纪梵希；
科学家霍金、作家李敖、作家奈保尔、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相声演员常宝华和常贵田叔侄、小提琴家盛中国、评书艺术家单田芳；
演员朱旭、科学家高锟、相声演员师胜杰；
主持人李咏、作家金庸、演员蓝洁瑛、漫威之父斯坦·李；
政治家老布什、科学家张首晟、作家二月河……
我们都曾经为他们哀悼过，时而还感慨：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种感慨在朋友圈里如此密集，以至于有人说：2018年，时代结束了太多次。
但只要我们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些，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一个事实：其实并不是这一年故去的人特别多，而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40年前开始，才有机会知道很多人。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大众媒体把他们推到了我们面前。他们成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符号、原型、榜样、接口和拐杖。所以今年他们的离场，才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冲击。
我们并不是在告别谁，我们是在告别自己的一部分。他们曾经结队成群、浩浩荡荡，他们曾经活色生香，陪伴我们这么久，今天他们的生命开始从茂盛走到凋零。这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2018年，他们的离去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习惯，这个世界抽换掉一些我们喜欢的、熟悉的东西。
所有正在看跨年演讲的人，虽然我们岁数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是同一代中国人，也就是“改开一代”。如果你觉得2018年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那正说明了，“改开一代”终于从青春期走到成年礼。成年的滋味总是很复杂，熟悉的也许只能用来怀念，依赖的也许必须要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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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中国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万科，在2018年的一次大会上，会场只挂满三个大字：“活下去！”虽然我不相信万科真的会活不下去，但这确实是它对自己生存焦虑的朴素表达。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么一句话：“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我看到之后，就去问王兴，他是美团的创始人，也是我见过的最有见识的人之一。我发微信问他：“请问你认可这个段子吗？”王兴只回了我一个词：“no（不）。”他不悲观。坦白说，我也不悲观。
跨年演讲进行到第四年，我们越来越清楚了跨年演讲是为谁服务的：为做事的人服务。做事的人无所谓悲观还是乐观，我们只关心如何把事做好。
做事的人和不做事的人，有啥区别？
不做事的人经常讨论一些抽象的问题：情感和理智哪个重要？理想和现实怎么能平衡？远方和苟且怎么选择？着眼未来和回到初心哪个更重要？你妈和我，你救谁？
就说最后这个问题，一个全世界男性共同面对的难题，叫“我·妈·水测试”。一个姑娘认真地问你：“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你就说这个问题，难不难？烧脑不烧脑？好答不好答？想不想死？
如果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你站岸上三天三夜，也得不出一个让姑娘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她俩真掉水里了，那问题就具体化了：是掉到游泳池里，还是掉到海里了？你离谁近？谁会游泳？旁边还有没有别人……所有在岸上讨论的假设马上会具体为硬邦邦的现实。这时候选择有什么难的？你会立即做出反应。而且你还会发现，让你做决定的那些因素，和你没事瞎讨论的那些因素没什么关系。
你看，做事的人和搞评论的人，完全在两个世界。有些事情在做事的人面前，完全不难。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公司的脱不花，创业四年的同时，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经常有人问她：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个问题，你抽象地摆在一个女性创业者面前，她是没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就是：你一个女性创业者要创业、顾家、养娃，根本搞不定。
但是，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对于脱不花来说，这个问题从来不会抽象地摆在她面前。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永远是：下午五点，孩子发烧，是接着开公司例会，还是赶紧回家？那肯定是赶紧回家啊。晚上八点正在家里吃饭，是陪家人吃完晚饭，还是回公司处理一个急事？对于创业者来说这还用选吗？肯定回公司啊。如果她觉得最近陪孩子时间少了，那就专门抽出一天来陪孩子呗。
你看，真实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抽象的两难选择。每时每刻，我们做事的人面对的就是一张时间表，是这张时间表上具体的时间安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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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准备跨年演讲的过程中，很多人跟我说：“罗胖，我知道你是个乐观主义者。今年那么多人悲观，你能不能借跨年演讲，给大家鼓鼓劲，打打气，说点乐观的话？”
我说：“我是个创业者，你可能搞错了乐观在创业者心中真实的位置。乐观是我们这批人的性格底色，不乐观啥年头也没法做事。评论家们分析环境，有的人说悲观，有的人说乐观，这些分析，哪个我都听，哪个我也不全信。我唯一关心的是，我手头的事上具体的难处。”
所以，说好说坏，都只能是我们做事的背景音。
这些难处，好年景未必更少，坏年景也未必更多。这句话你听起来有点奇怪，薛兆丰老师打了个比方你一听就懂：“宏观好坏就像全球平均气温，你要是关心人类的命运，平均气温有价值。但是你今天要出门办个事，它真没啥用。”
查理·芒格说了一句更精准的话：“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
2018年是很难，但是我们做事的人都知道：2018年难，哪一年不难？
你去问一个创业者，哪一个决策不是如履薄冰？
你去问一个医生，哪一次诊断不是战战兢兢？
你去问一个设计师，哪一个甲方是好伺候的？
你去问一个程序员，哪一个产品的需求是好实现的？
你去问一个老师，他带的哪一届班上没有几个难缠的孩子？
你来问问我，哪一年的跨年演讲是好准备的？和今年这个年头是什么情况有关系吗？
对我们这些做事的人来说，什么时候不难？难就不干了吗？对那些不做事的人来说，难不难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伞兵。伞兵，天生就是被包围的。
一个做事的人，总要以某种方式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仍然热爱它”。
既然这个世界另有计划，今晚就让我们重做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