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向来的“会党”制度大半是在补偿崩坏的家族主义的要求一样，民国以来勃兴的同善社一类的东西，据我看来，也多是对于帝制的追慕之非意识的表现，因复辟绝望，只能于现世以外去求满足，从天上去找出皇帝及其所附属的不测的恩威来。我不是非宗教派，但对于这些君主制度的宗教仪式觉得不大喜欢，无论属于那一教派：这不能应时改善些么？不能由主仆隶属而变为情人似的关系的么？或者说，宗教的要求第一是卑下。这自然是的，但我想情人间卑下有时岂不也很充分，而且还比君臣更天然更彻底。是的，男女间的专制恐怕甚于暴君，但这是两相情愿的，故没齿无怨；人如有喜欢专制的本能，那么很可以在这方面去消纳，减少社会上帝制的空气，不亦善哉。
[附记]
末后所云专制，只是说Sadistic与Masochistic之倾向而已。合并声明。
十六年六月一日
排日平议
刊一九二七年七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近来排日运动又复开始，而且有日益漫延的趋势。这是当然的。对于世界列国，中国没有一个比日本更应亲善的，但也就没有像日本那样应该排斥的国家了。不问要研究过去的文化，或是建设现在的艺术，中国都不能疏忽了日本。因为千余年来的交通，文化上发生一种不能分离的关系，凡欲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文学美术的人，如不知道那一国的这些情形，结果便是本国的东西也总是不很明了，有些难以了然的地方。正如希腊研究固然为罗马学者的基本学问，而希腊研究也可以从罗马去得到极大的参考和帮助，中国与日本在文化研究上的关系正是如此。日本的旧式汉学与近来新式支那学的勃兴，即是表明学术上这种的自觉，中国虽然向来看不起所谓东洋人，（其实他看得起哪一国人呢？）民国以后却也渐注意于日本文化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现象。不过这所说的单是学问艺术一方面，亲善固然是应该，而且还是必要，若从别方面来说，则为中国前途计，排日又别是绝对的应该与必要了。非民治的日本，军人与富豪执政的日本，对于中国总是一个威吓与危险，中国为自存起见，不得不积极谋抵抗他、排斥他的方法，其次是对付不列颠帝国。
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荣共存”，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猪肉被吃了在别人的身体里存着，这就是共荣共存。我以前曾说过，“日本人对我们说要来共存共荣，那就是说我要吃你，千万要留心。日本除了极少数的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以外，大抵都是皇国主义者，他们或者是本国的忠良，但决不是中国的好友。”日本的同志是谁？我们试看，谢米诺夫、袁世凯、段祺瑞，再看他做的什么好事？出兵！西伯利亚、满洲、津沽，现在是山东，无论日本怎样辩解，说这只是保护侨民的，谁又相信？即使保护侨民是可以出兵的，（假如世界上有这个道理，）即使别国都可以出兵，也没有人能相信日本不捣别的鬼，这都是有过证据，何况这回的出兵就是日本人也承认是侵害中国国权的？
排日，所以我说，是当然的。排斥日货，自然是一种很好的手段，但只是一种，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无论是否如日本纺织业者所笑，排货是中国自身的自杀政策，或是能够给予日本资本家以多少损害，总之在中国此刻是应该厉行的策略，不过此外还必须有积极的根本方法。
中国知识界应该竭力养成国民对于日本的不信任，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产阶级、军人、实业家、政治家、新闻家以及有些教育家，在中国的浪人支那通更不必说，都是帝国主义者，以侵略中国为职志的；我们不必一定怎么去难为他，但我们要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要留心，不要信任他，但要努力随时设法破坏他们的工作。这是中国知识阶级，特别是关于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现今中国所应做的工事，应尽的责任。
这不会立刻有效验，使实业家的钱袋就发生影响，但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一定会有一种效果，比不买棉纱还要平和而永久的效果，那时或者日本所受排货的损失固已过去，所得出兵的利益也已消灭了。吃了酸葡萄，牙齿是要浮的，这是当然的道理，应有的觉悟。
我希望学问艺术的研究是应该超越政治的，所以中国的知识阶级一面毕生——不，至少在日本有军人内阁，以出兵及扶植反动势力为对华方针的时代，努力鼓吹排日，一面也仍致力于日本文化之探讨，实行真正的中日共荣，这是没有偏颇的办法。但是人终是感情的动物，我恐怕理性有时会被感情所胜，学术研究难免受政治外交的影响而发生停顿，像欧战时中国轻蔑德文一样，那真是中国文化进步上的一个损失。不过，这也没有法子。我们在此刻不能因为怕日本研究之顿挫而以排日为不正当。
十六年六月
再是《顺天时报》
刊一九二七年八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虎集》
日本汉文报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我从前特地订阅，看看他们在那里怎样地胡说，有时候也找到点材料批评几句，可是近来真有点看不下去了。他除了做本国军阀政府的机关之外，又兼代中国的各反动势力鼓吹宣传，现在已成为某派的半官报。
我本来也还不至于这样无定见，看了它的宣传便会感化，渐渐地变成三小子，但拿钱去买这样东西来看，天天读了要不舒服，生气，那是何苦呢？所以我决定不再看《顺天时报》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了。日本汉文报之胡闹已是有目共见的事实，只要不是媚外的政府就应该依法取缔的，不必等我们来引经据典地揭发它的恶迹。
虽然不看《顺天时报》了，我相信它如活着决不会改变，一定还是继续捣乱下去，我在这里无妨武断地说一句，我们也应该继续反对这侵略捣乱中国的日本汉文报不必再去找寻新的证据，因为它的过去的恶事已经尽够了。
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去年正月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里边讲到在中国的日本汉文报，有几句话颇有可供参考的地方，今抄录于此。“……但是比这个还有更危险的一件事，大家都没有觉到，这便是外国人来鼓吹中国的有害的旧思想，一样地替他们养成帝国主义的奴隶而其效率特大，比那些宣传外来的宗教者要‘事半功倍’，因为这坏思想原是中国固有的。这是日本人所做的教育言论事业，如山东省的公学校，北京的汉文《顺天时报》。
日本的公学校的办法本来与教会的中学校没有多少不同，不过相信灶君门神的国教的中国人要他改信耶和华比较的还费点手脚，皇帝却是自己也有过而且正希望着再有起来的，所以叫他归依天皇却是顺水推舟，不但愚民感戴，便是绅士们也是乐意的了。
至于在中国发行汉文报的手段，尤其是恶辣得可以。办学校还是公然的，固定的，有人愿意受这种顺民教育，还要他自己寻上门去，现在则你在家里坐着，每天会把那函授奴隶讲义似的汉文报分送来给你看，真正巧妙极了。恰巧又有不长进，不争气的同胞们，认贼作父地争先购读，真是世界无双的现象：中国人的昏愚即此可见一斑，这样地下去，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麝香
刊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晨报》
署名仲密
收入《谈虎集》
我很爱看“社会咫闻”，因为时常能够于本文以外，无意的得到有趣味的材料。日前看见一则“一个由盗而丐的堕落青年”，记述西城堂子胡同某校学生做贼，以及沦为乞丐的事。这事情都很平常，但我对于失主的某君，却引起了不少的兴味。原来这位盗而丐的青年偷了某君的一个皮包，其中装着友人的一张文凭，四副眼镜，和——“一瓶麝香”！
我不懂得医道，但我知道麝香不是平常的药。有许多讲究灸法的人，将麝香和在艾炷里，说能够使艾力更深地钻到穴道下去。这是我所晓得的一种外用法。据说麝香出于麝的脐内，在交尾时期，放出香气来，招引雌麝，所以他很有刺激性欲的效力，至于用法或薰或吃，我可不知道了。某君的一瓶不知作何用处？难道他镇日的大灸而且特灸么？
十年八月
北京的外国书价
刊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
署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版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譬如美金二元的《歌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叨息尼支（Tauihnitz）版”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
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令人不快了。
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
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另一家里，问摩尔敦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元一角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了。
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食。
十二月一日
同姓名的问题
刊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晨报副刊》
署名作人
收入《谈虎集》
在《青光》的姓名问题号上见到《仲贤的话》，才知道在上海城内有一个和我同姓名而且似乎同籍贯的“儒医”。承仲贤先生指出，又代为声明，这是我要感谢他的。但是我的姓名之与别人相混，却并不是自这位儒医始，所以我就想到写这一篇小文。
这是“五四”那一年的春天，我从东京的书店接到一本寄给北大法科周作仁君的Nicholson的《经济学》卷一，价十……元，就在我的账里扣去了。我自己不会读这类的书，又恐怕需用的人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所以不把他寄回去，却写信给法科的周君，叫他到我这里来取书。
岂知等了一个多月，杳无消息，于是又登广告访求，这才得到了一纸回书，说因为某种理由，不要这书，而其责任则全在书店方面。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把《经济学》寄回去，说明其中的曲折，前后三个月才把这件纠葛弄清楚。
这是我因为姓名和人家同音的缘故，肩了一回“水浸木梢”的故事；幸而那位周君不久往外省去了，在他未回北京以前，我大约可以安心没有代收《经济学》的差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