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萨德最初以为自己在幻想的天堂里是安全的，一道密闭的隔断似乎将这个世界与严肃的事物分开。有可能，若是没有爆发任何丑闻的话，他或许只不过是个平常的放荡子，由于他的那些有些特别的趣味而闻名于某些特别的场所；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放荡者，他们进行更加恶劣的放纵而不受惩罚；但我猜想在萨德的案例中丑闻是命中注定的；有某些“性变态者”，海德先生和杰基尔博士的神话[7]正好适用于他们；他们首先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邪行”却不危及他们正统人物的形象；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能想象到，渐渐地，由于某一次混杂着耻辱与骄傲的昏乱，他们会暴露自己：比如普鲁斯特描写的夏尔吕，尽管他滑头，却正因为他的滑头暴露了自己。在萨德的不谨慎作为中，何种程度上存在着挑衅的成分呢？不可能得出定论。大概他曾想确立对家庭生活与私密快感的彻底隔绝；大概他不能满足于这种暗地里的胜利，除非是将其推至即将超出这种地下属性的极限点。他的惊奇就像是儿童的惊奇，他敲打一个花瓶直到它破碎。他是在玩危险游戏，他以为自己仍旧是君主，但是社会在窥伺着他；社会拒绝任何的折中办法，它要求每个个人都是毫无保留的；它很快便掌握了萨德的秘密，并将之列入罪行一类。
萨德最初的反应是祈求，是卑微，是羞耻；他恳求让他重新见到妻子，他自责曾严重地冒犯她；他请求给他派一名听忏悔的神父，并向他敞开心扉；这并非纯粹的虚伪；逐渐地一种丑恶的变形发生了：某些自然的、天真的行为，此前还只是快感的源泉，如今却变成可惩戒的行为，愉悦的年轻人变成了人群中的败类。很可能他在童年——或许是通过他与母亲的关系——就经历了悔恨的可怕撕裂，但一七六三年的丑闻却以悲剧性的方式将这种撕裂激活了：萨德预感到今后他终生都将是个罪人。因为他过于看重他那些消遣了，一刻也无法想象弃绝它们；不如说，他通过挑衅来摆脱耻辱感。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桩故意制造的丑闻是紧接着他出狱之后：伯瓦森陪伴他去拉科斯特城堡，她当着普罗旺斯贵族以萨德夫人的名义跳舞并装腔作势，而萨德的随同神父却被迫缄默着配合。社会拒绝给萨德任何地下的自由，企图将他的情色活动社会化：与此相对，侯爵的社会生活今后却将要在情色方面开展。既然不能轻易地将善与恶分离以便轮换着投向善和恶，那就必须正视着善，甚至根据善的原则来要求恶的权利。他最终的态度根植于这种愤恨之情，萨德多次透露给我们这一点：有些灵魂由于长期以来易于情绪波动而显得严酷，这些灵魂有时会走得太远：人们认为是它们的无忧无虑和残忍无情的东西只不过是它们本身才了解的一种比他人更强烈地感知的方式[8]。而多尔芒塞[9]却将他的淫行归咎于人类的邪恶：是他们的忘恩负义让我的心干涸，是他们的背信弃义摧毁了我身上那些不幸的德行，也许我同你们一样也是为这些德行而生的呢。萨德后来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恶魔道德，最初对于他是一种体验过的经历。
正是通过妻子勒内-佩拉吉，萨德了解了美德的乏味及其无聊：他将它们混同为一种厌恶之情，是唯有一个血肉之躯才能引起的厌恶。但同样是从妻子勒内那里，他欣喜地领会到，通过具体的、肉身的、个体的形式，善是可能在决斗中被打败的；对于他来说妻子并非一个敌人，而是如同她启发他写出的所有那些作为妻子的人物一样，她是首选的牺牲者；她是想要成为共谋的牺牲者。布拉蒙与妻子的关系大概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萨德与侯爵夫人的关系；布拉蒙乐于在策划针对妻子的最阴暗的密谋时爱抚她；将快感强施于人——萨德早于精神分析学家一百五十年就懂得这一点，他作品中众多的牺牲者在被拷打之前就屈从于快感——也许是一种专制的暴力；装扮成情人的刽子手陶醉于看到轻信的爱人因快感和感激而昏厥，将邪恶混淆为柔情。将如此微妙的快乐与完成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这肯定是激励萨德与妻子生了三个孩子的原因。但他获得的要更多：美德成为恶行的同盟者和奴隶。多年里，萨德夫人掩盖丈夫的过错，她满怀勇气地助他从米奥朗城堡脱逃，她为她妹妹与侯爵的密谋以及随后在拉科斯特城堡的放纵提供方便；她甚至使自己成了罪犯，为解除娜农的指控而将银餐具藏在自己行李里。萨德从来没有对她表达任何感激，感恩的念头是一种他以最激烈的方式来毁灭的想法。但显然他对妻子所感到的是那种任何暴君对于无条件地属于自己的东西所抱有的暧昧的友好。多亏了她，他不仅能够将作为丈夫、父亲、贵族的角色与他的快乐协调起来，还确立了淫邪恶行对于好意、热忱、忠诚、体面的显著优势，通过使婚姻制度和所有夫妻间的美德服从于他想象与感官的任意妄为，他出色地对社会加以嘲弄。
如果说妻子勒内-佩拉吉是他最辉煌的成就，那么岳母蒙特勒伊夫人就是对他失败的总结；她是抽象意义的普遍性的公正的化身，个体在那里撞得粉碎；正是为了对付她，他才热切地要求和妻子联盟：如果说从德行方面看来是萨德在诉讼中获胜，那是因为法律失去了许多威力；因为法律最可怕的武器，并非监狱、断头台，而是它用来感染那些脆弱心灵的毒液。在母亲的影响下，勒内感到不安；这位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女子感到了畏惧；敌对的社会渗透到萨德的家庭，毁掉了他的快乐，他自己受到它的掌控；他被指责、被羞辱，他怀疑自己；这正是蒙特勒伊夫人对他犯下的最大恶行：一个罪人，首先是一个受指控者；正是她使得萨德成为罪犯。这就是为什么他永不疲倦地通过他的书嘲弄她，玷辱她，折磨她；通过杀死她，萨德杀死的是她的过错。有可能克洛索夫斯基的假设是站得住脚的，萨德讨厌他自己的母亲：他性生活的特殊性让人想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不是勒内的母亲使得母性在他看来变得那么可憎，这种敌意肯定不会一直那么强烈；说实话，她在女婿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比较重要而且比较丑恶的角色，以至我们可以认为他所攻击的只是她。不管怎样，在《闺房哲学》最后几页中他正是让他的岳母受到自己亲生女儿的粗鲁嘲笑。
之所以萨德最终被岳母和法律战胜，是因为他使自己成为这场失败的共谋。不管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偶然性和一七六三年丑闻中的不谨慎，但肯定在那以后他便从危险中寻求强烈的快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希望被迫害，但他却是用愤怒来承受。选择复活节那一天将女乞丐罗斯·凯勒引到他在阿尔科伊的家里，这是在玩火；罗斯被鞭打，受到惊吓，因为没有被关好，她赤裸着逃出去，掀起一场丑闻，萨德不得不为此付出两次短暂监禁的代价。
在普罗旺斯自己的土地上度过的三年流亡岁月中——中间间隔几次服役期，他似乎变得有理智了；他尽心地完成他作为城堡主人和丈夫的职责：他与妻子生了两个孩子，接受索玛纳民众的敬意，整治自己的园林，他读书，让人在他的小剧场演出喜剧，其中一出是他创作的；这样的德行生活却不得好报：在一七七一年他因债务入狱。被释放时，他对于德行的热情冷却了；他诱惑自己的妻妹，在一段很短时期对于她似乎有过比较真诚的爱意：她是修女，是处女，是妻子的妹妹，这些名目不论从哪方面都使得这场艳遇有些刺激。但他却跑去马赛寻求其他消遣，一七七二年“春药糖果事件”[10]达到了出乎意料的骇人程度；当他与妻妹逃到意大利的时候，他被缺席判决死刑，同样被判刑的还有他的侍从拉图尔，两人都被以画像形式在艾克斯市的广场上处以火刑。做修女的妻妹躲进一座法国的修道院，在那里终老，他则隐藏在萨瓦省：他被抓获并关进米奥朗城堡，他妻子帮他逃出来，但从此之后他就成了受到追捕的人。时而奔逃在意大利的路上，时而幽闭在自己的城堡，他了解到正常的生活是他以后永远不可能企及的了。时不时地，他会认真当起领主来；一个剧团在他的领地上安顿下来，在那里上演《挨揍并快乐着的绿帽丈夫》，萨德——或许是被这个题目激怒——命令城里的侍从将海报撕掉，这些海报被当做是“制造丑闻而且妨害教会自由”的；他从领地驱逐了一个叫圣德尼的人，他对此人一直怀有不满，他宣布：“我有权从我的领地上驱逐所有无法定居的和不肯臣服的人。”这些宣示权威的举动不足以让他觉得有趣；他试图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也是萦绕在他后来书中的梦想：在拉科斯特城堡的孤寂中，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后宫，他们驯服于他的种种任性行为；在侯爵夫人的配合下，他在那里汇集了几个漂亮的侍童，一位不识字但外表漂亮的秘书，一位厨娘和一位诱人的贴身女仆，还有两个由老鸨提供的小女孩。但是拉科斯特城堡并非《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不可攻陷的要塞；社会包围着它。小女孩们逃走了，贴身女仆离开并生下一个孩子，她认定孩子的父亲是侯爵，厨娘的父亲用手枪向萨德开了一枪，漂亮的秘书也被父母要回去了。唯有勒内-佩拉吉完全遵照丈夫指定的角色；其他所有人都要求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萨德再一次明白他无法将这个过于真实的世界变成他的剧场。
这个世界并不满足于挫败他的梦想：这个世界拒绝他。萨德逃到意大利，但是蒙特勒伊夫人不原谅他曾经诱惑她的小女儿，她窥伺着他；他回到法国，冒险去了巴黎，一七七七年二月十三日她抓住机会让人把他关进万森讷城堡。他被带回艾克斯，被审判，他逃到拉科斯特，当着驯顺妻子的面与她的女管家鲁塞小姐发展出一段田园恋曲。但是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七日他又回到万森讷，被当做一头野兽关在十九重铁门之后。
于是另外一则故事开始了：在十一年牢狱中——先是在万森讷，随后在巴士底狱——一个男人咽气，一位作家诞生。这个男人很快就被打垮；他变成了性无能，不知道拘禁的日子要持续多久，他的精神迷惘，陷入不停的妄加揣测的胡言乱语：通过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精细计算，他努力猜测着何时是囚禁生活的终结。从智性上看，如同他与萨德夫人，与鲁塞小姐的通信所证明的，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但他的肉体认输了；他从美食的快乐中寻求对缺乏性生活的补偿：他的侍从卡尔特龙讲述说，在监狱中“他吸起烟斗来就像个海盗”，“吃饭顶得上四个人”。按照他的自述，他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变成了善饥症患者[11]；他让妻子送来大篮的食物，脂肪进占了他的身体。在抱怨、控诉、辩护、恳求之中，他仍然以折磨侯爵夫人来取乐：他自称妒忌，怪罪她进行阴险密谋，当她来探望的时候，萨德指责她的装扮，他要求她穿最古板的衣服。但是这些消遣稀少而且平淡。从一七八二年起，他只能向文学来求取生活不再给予他的东西，即躁动、挑战、真诚和所有想象的快乐。而在文学上他也是极端的：他写作就像他吃东西，带着疯狂。继《神父与垂死者的对话》之后是《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美德的厄运》、《阿琳和瓦尔古》。根据一七八八年的书目，他那时大概写了三十五场戏剧，六个故事，《一个文人的钱袋》几乎完成；而这书目大概并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