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在写信的时候，一般说，总是敞开心扉的：或吐露真情，或直陈己见……总之，在信中人不思掩饰。一般人是如此，作家当不例外。因此，要了解和剖析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不研读其书信。
契诃夫留下了四千多封信[1]。由于契诃夫秉性谦虚，从不长篇大论其主张和见解，他的许多可贵的主张散见于他的书信之中，因此仔细地研读他的书信，对于把握其思想发展脉络、分析其作品内容和文学见解来说就更为必要。
1907年，也就是在契诃夫逝世后不足三年，吴梼从日文转译《黑衣教士》，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其中收入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打那时起，一百余年间，中国人读契诃夫的书，看他的戏，从中吸取他反对封建专制和资本剥削的民主主义精神，学习他敏锐观察生活并对之作艺术概括的能力。在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深信，契诃夫的文学遗产（包括其书信）仍将给人们以新的启迪。
在俄国历史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刺杀后，统治者们百般压抑禁锢社会思想，书报检查达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秃头”一词常常被删除，因为使用此词被视为影射，是冒犯秃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当时尚年轻的契诃夫在一封信中埋怨道：“要不了多久连‘商人’这个称呼也将成为禁词。”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中，庸俗报刊风靡一时，其上尽登载一些滑稽诙谐小品，嘲笑烂醉的商人和官吏，讲述别墅休养者的风流奇遇。年轻的契诃夫以“安东沙·契洪特”、“没有病人的医生”、“自己哥哥的弟弟”等笔名写了许多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小东西”。后来契诃夫直言不讳在信中说，在创作初期他“犯过一大堆错误”，“当年契洪特能够写出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后来契诃夫怎么也不会写的”。不过，他还说，“凡是犯过错误的地方，同时也就积累了经验”，契洪特尝试过种种体裁，“中篇小说啦，短篇小说啦，通俗戏剧啦，论文啦，幽默作品啦，种种荒唐东西啦……”这就使后来的契诃夫“战地比较广阔，题材比较丰富”。一直到1895年契诃夫还在给友人的信中“回想过去的生活”，他写道：“不久前我看了一下旧的多半已被人们忘却的《花絮》，对当初您和我身上那股子旺盛的血气惊讶不已，在如今最新的一些天才中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这种血气。”事实表明：契洪特的许多作品具有社会意义，有较佳的思想艺术性。
阅读契诃夫早年的书信我们发现，有两封信对于了解契诃夫是相当重要的。一封是他写给堂兄的信，在信中十七岁的他称周围世界是“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世界”[2]。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一个破产的三等商人的家庭受到歧视不足为怪，但年轻的契诃夫善于自重，他在一封信中批评胞弟说：“为什么你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弟弟’呢？”“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渺小？那应该是在神和智慧、美和自然面前，而不是在人们面前。在人们之中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你可不是什么骗子，你是一个诚实的人。”“要记住：诚实的小伙子可不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是一种“小市民习性”，是契诃夫一家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契诃夫十分重视从自己以及兄弟们身上清除“小市民习性”，1886年3月他在信中对其二哥尼古拉说，必须克服“小市民习性”，为此必须“日以继夜地劳动，不断地读书和钻研”，必须有“意志力”[3]，“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4]
“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这可说是契诃夫在青年时代的（也是他毕生的）一个重要观念，实质上也是他对“十分阴险狠毒的世界”所作出的一种精神反抗，是契诃夫所说的那种“血气”，其实这也就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在俄国社会中所引起的反应，正如列宁所说，这反应就是“‘人格的普遍提高’……正是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5]。契洪特的这一反抗精神和血气以及罕见的艺术禀赋使他写出了《一个官员的死》、《变色龙》、《假面》等优秀幽默作品，而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第一流的”短篇小说《苦恼》、《万卡》、《歌女》等也都出自这个契洪特之手笔。契洪特与契诃夫之间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自1884年到1888年，契诃夫的五个中、短篇小说集先后问世，它们是：《梅尔柏密尼的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1888年10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当年的文坛名人格里戈罗维奇、苏沃林[6]、米哈伊洛夫斯基都各自对他表示赞誉、劝导和鼓舞。原先鲜为人知的契洪特成了彼得堡的“红人”。阅读这段时间的契诃夫书信，我们发现，他在反思自己的创作，他在求索人生的目的：“我干的究竟是正经事呢，还是微末的无聊事？”“写完了好几普特重的纸张，得到过科学院的奖金，过着波将金公爵过的那种生活，但没有写出一行在我看来是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东西。”契诃夫的许多书信还告诉我们，他对污浊的现实更为不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生活是由灾祸、琐事和鄙俗行为组成的，而且它们是互相夹杂和交替着的。”“俄国人民贫穷和饥饿，令人遗憾。”目睹不堪忍受的种种生活情景，契诃夫感到“苦闷和忧郁”。在1888年12月26日的信中我们读到：“请原谅我的忧郁心情，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由许多因素引起的，而这些因素又不是我造成的。”他痛苦地承认说，“政治方面、宗教方面、哲学方面的世界观我没有，我每个月都在更换这类世界观。”他说，“我的生活很苦闷，以致有时我会恨。”契诃夫恨什么呢？他在信中写道：“我痛恨以一切形式出现的虚伪和暴力；……伪善、愚蠢和专横不仅在商人家庭里和监狱里盛行，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在青年人当中我也看见它们。”在契诃夫的许多书信中我们看到，契诃夫在求索，但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这情形在他的中篇小说《灯火》中得到了反映。这部小说的结尾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契诃夫的好友谢格洛夫—列昂捷耶夫对此表示异议说：艺术家应当能够把事情弄明白。契诃夫却回答他说：“如果群众所相信的艺术家敢于声明他虽然看见了种种事情却什么也不明白，那么单是这个声明就是思想领域里的巨大认识，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他还说：“我不会骗人，因此就直截了当地声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只有傻瓜和骗子才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尽管这样，契诃夫还在另一封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十分明确地声称：“我认为最神圣的东西是人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和完完全全的自由，是摆脱强力和虚伪的自由，不管后两者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如果我是一个大艺术家，这就是我要恪守的纲领。”
与上文中述及的契诃夫在80年代的信念（“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身上的奴性挤出去”）相比，这新“纲领”无疑具有更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内容。它也确实在相当长时间内指导了契诃夫的为人和创作。
契诃夫直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公开声明：他不相信当年流行于俄国社会的种种“主义”，他说他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渐进论者”、“旁观主义者”和“修士”，他也鄙视吉洪米洛夫[7]之流的“社会主义”，他要求索一个可以把一切都贯穿起来的“总的观念”。他苦苦求索，他明白，没有一个“总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生活”。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就是这种苦苦求索的艺术结晶。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老教授，他无法回答其养女向他提出的“该怎么办？”的问题，痛苦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总的观念”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的中篇小说理解得最深切，他说：这是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是契诃夫在寻求“总的观念”过程中体验“内心折磨的产物”，“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8]。
就在《枯燥乏味的故事》发表后不久，契诃夫在信中对好友谢格洛夫—列昂捷耶夫说：“如果批评界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它为什么至今保持沉默？为什么它不向我们揭示真理和颠扑不破的规律呢？如果批评界知道这些，那么，请您相信，它早就会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而我们也就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9]。福法诺夫也就不会呆在疯人院里，迦尔洵会活到今天，巴兰采维奇不会忧郁苦闷，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烦恼和愁闷，您不会老是想上戏院，而我呢，我也不会一心想去萨哈林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一心想去萨哈林，乃是因为他想进一步深入现实体验生活并探求“我们该怎么办？”的答案。
契诃夫上路了。五十天左右的旅途，万般艰辛，光是骑马就骑了四千余公里。在一封信中契诃夫写道：“我在同泛滥的河川作斗争，在同寒冷、泥泞、饥饿和瞌睡作斗争。”
有材料证明，在踏上艰辛旅途之前，契诃夫已是一个深受肺结核菌侵袭的人，自1884年起到1889年底止，他反复咯血过十一次，而肺炎则经常在一年间发作两三次。令人心惊的还有契诃夫在临行前写给拉夫罗夫信中的一句话：“日内我将离开俄罗斯很久，也可能一去就不复回。”[10]萨哈林之行显示出契诃夫的高尚品格和坚强意志。
在萨哈林之行后，契诃夫的思想有了巨大飞跃。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需要的不是“最最绝对的自由”，而是“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需要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更为可贵的是他认识到，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正义感”，“正义感比空气更为宝贵”，“主要的是应该公正，而其他的一切都会随之办到的”。有了这许多新认识，他才意识到，为《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而且他还说，“在萨哈林之行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而现在“它在我看来是可笑的，而且似乎是糊涂的”。“要么是我去萨哈林跑了一趟后精神上成长了，要么是我发疯了。”特别使契诃夫反感的是托尔斯泰这部中篇小说的“后记”，在1891年9月8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契诃夫说：“您可以把我打死，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后记’比我所鄙视的《致省长太太的信》[11]更为愚蠢和令人窒息。”确实是契诃夫在精神上成长了。
萨哈林之行的主要创作成果有二，其一是《萨哈林旅行记》，它是契诃夫的“心血结晶”[12]；其二是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它控诉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残暴。年轻的列宁在读了《第六病室》后说他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13]
见过“人间地狱”萨哈林的契诃夫已经确认文学家必须具有“正义感”，“正义感比空气更为宝贵”。这观念在契诃夫晚年的书信中越来越强，它替代了前期的缺乏社会内容的“最最绝对的自由”。他在社会生活中伸张正义，而且主张为正义而斗争。一个十分具体和鲜明的事例就是他对左拉的评价。1897年冬到1898年春契诃夫在法国尼斯、巴黎等地疗养。当时法国报纸上热议德莱福斯案。犹太人A.德莱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法国反动军阀和教权派上层诬陷他为德国间谍，而法国的进步力量（工人、社会主义者以及进步知识界）纷起维护正义，斗争结果是德莱福斯在1899年获赦。著名作家左拉积极为德莱福斯辩护：给法国总统写过一封题为《我控诉》的信，为此他也受到了审讯。在这段时间的契诃夫书信中可以读到关于此事的说法：“报纸上充满了对德莱福斯的议论和中伤；”“我整天在读报，在研究德莱福斯案件。依我看，德莱福斯是无罪的”；“左拉的心灵是崇高的，他的激情使我非常兴奋”。态度特别鲜明的一封信是契诃夫在1898年1月23日写给巴丘希科夫的，他说：“左拉在人们的心目中长高了三俄尺，他的那封抗议信好似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它使每一个法国人都意识到：在人世间还有正义。真是谢天谢地！如果无辜的人受到了惩处，就会有人出来声援他。”[14]还有一封与此事有关的信，它有助于我们更切实地认识契诃夫：1902年9月18日左拉去世，契诃夫给爱妻克尼佩尔写信说：“……今天我心里很难过：左拉去世了。左拉作为一个文学家，我不太喜欢他；但作为一个人，在德莱福斯案件轰动的几年中我是十分敬重他的。”
契诃夫同苏沃林相识于1885年，之后他们交往频繁，关系日益密切，直到90年代末期他们才渐渐疏远起来。关于契诃夫同苏沃林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柯罗连科[15]。契诃夫给苏沃林写过许多信，而对了解契诃夫思想至关重要的信有两封。在1892年12月3日的信中，契诃夫针对苏沃林所说“为生活而生活”强调了艺术家在创作中必须有目的。他批驳了《新时报》同仁萨佐诺娃，后者侈谈什么“最伟大的奇迹这就是人本身”，“生活的目标，——这就是生活本身”，等等。契诃夫对此进行批驳，他指出，萨佐诺娃所谈的“不是什么观点，而是果汁糖块。她强调的是‘可以’和‘应当’，因为她害怕讲现有的必须重视的东西。让她先讲一讲现有的东西，然后我再听一听什么可以和什么应当……她那封富有人生乐趣的信更像坟墓，一千倍地更像。”“萨佐诺娃写的是，”契诃夫继续批驳道，“不该以种种幸福去诱惑人，人任何时候也得不到这些幸福……‘要重视已有的东西’，因而在她看来，我们的全部不幸就在于：我们总在寻找某种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如果这不是婆娘逻辑，那就是绝望哲学。”经历过萨哈林之行磨练的契诃夫严正地声明道：“谁真诚地以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就像对于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行又全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有吃吃喝喝睡睡了，而一旦这些也都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在大箱子角上。”
1899年，彼得堡发生学潮，反动政府采取镇压措施，《新时报》也追随着发表苏沃林的《小信》，斥责大学生，并为反动当局辩解。契诃夫严肃批评苏沃林：“您那些讲学潮的信不能使人满意”，“国家禁止说话，只是专横，而您却针对这些专横轻松地谈论起国家的法制和特权来……您在谈国家法制，但您却不站在法制的立场上”。三言两语点破了苏沃林的伪善本质。
此时，契诃夫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日益坚定。他的小说（《农夫》、《在峡谷里》、《新别墅》等）描绘俄国农村的矛盾，暴露其赤贫、落后和愚昧。《女人的王国》、《三年》和《行医一例》等作品反映了工人和店员们的痛苦遭遇。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猛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在《姚内奇》、《醋栗》、《语文教师》等作品中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特点是政治和经济矛盾进一步深化。出现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列宁说，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新的工人阶层包括进来，并且扩展到全俄各地，同时又间接地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16]。随着斗争的发展，“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发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17]。
我们联系着列宁对当年形势的表述来阅读契诃夫的书信：“您在信中写道：‘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期望情况好转’。您在期望？好转是有的，但它就好像地球绕着太阳运转一样，是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信仰一些人，我在有些人身上看到了出路，他们分散在俄国各地，他们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农民，力量就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人数甚少。在自己的祖国没有一个公正的先知先觉者，我说到的那些人在社会上起着不显眼的作用，他们不占优势，但他们的工作是出众的。不管怎么说，科学一直在向前发展，社会自觉在增长，道德问题具有了令人不安的性质，等等，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管那些检察官、工程师、省长们而做的，不管整个知识界，也不顾其他一切。”“我觉得，生活在从我的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许多东西。我只看到，而且，真幸运，我还懂得：生活和人们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聪明和正派，——这是主要的，至于说到那些次要一些的东西，那么它们在我眼中已经混成单调的灰蒙蒙的一片，因为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看得清楚了。”
这些信文表明，在契诃夫身上也反映出列宁所说的“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激昂情绪正在发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正是这种民主主义思想使契诃夫写出了《套中人》、《行医一例》、《一次公差》、《新别墅》、《牵小狗的女人》、《在峡谷里》、《未婚妻》等作品，它们都反映了契诃夫晚年所亲眼目睹的社会新貌：“社会自觉在增长，道德问题具有了令人不安的性质”；它们的主人公（特别是《套中人》里的兽医伊万·伊万内奇）都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的社会情绪。列宁曾经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定单和协定来进行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18]。契诃夫能捕捉到并形象地再现出这种社会情绪，——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至高成就。
契诃夫不是文学理论家，但是对文学以及与文学创作有关的诸多问题他有许多真知灼见散见在他的书信中：
“文学之所以叫做文学，就因为它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来描绘生活的。它的宗旨是真实，是无条件的老老实实的真实。”
“在艺术中，也正像在生活一样，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文学上的伪善是最令人厌恶的伪善。”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向着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的，把生活写成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您心醉。”
“艺术家进行观察、选择、推测和组合，——光是进行这些活动一开头就要提出问题；如果艺术家最初不想自己提出问题，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好推测，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为了讲得更加简练一些，我以精神病学来结束我的讲话：如果否认创作中有问题和意图，那么就必须承认，艺术家是即兴地、无用意地受了感情冲动的影响而进行创作的；所以如果有哪一位作家向我夸口，说他实际并没有深思熟虑的意图，而只是凭一时灵感就写好了一部中篇小说，那么我就会把他叫做疯子。”
以上我们只是有选择地列举了一些契诃夫的文学见解，它们无一不闪耀着艺术家智慧之光芒，足资今人学习和思考。
契诃夫不是文学批评家，从未写过评论文章，但在他写给亲友们的书信中却有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在书信中他提及许许多多遐迩闻名的大师和作家，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迦尔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布宁、库普林等等。对其中每位作家他都有评述，无论是褒贬臧否还是好恶爱憎，全都观点鲜明，而且言之有理，极少偏颇。
特别值得赞扬的是契诃夫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态度和评价。他十分明确地说过：“60年代是一个神圣的时代。”在讲到别林斯基和赫尔岑时他说，这是“一些具有清楚面貌的人”，他们“不只是支付稿酬，而且吸引人，教导和培养人”。在契诃夫的心目中，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一个“坚强有力的人”，他无情揭露“庸俗的已经欺诈成性的俄国中等知识分子身上的卑鄙习气”，他是这种习气的“最固着和最执拗的敌人”。只有他“能够做到公开鄙弃”，而且“没有人怀疑他的鄙弃态度的真诚性”。萨尔蒂科夫去世后，契诃夫说：“我惋惜萨尔蒂科夫的去世。……揭露是每个报纸写稿人都做得来的，嘲笑就连布列宁也办得到，可是能够公开蔑视的却只有萨尔蒂科夫一个人。”
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初登文坛的高尔基的支持和鼓励。他十分肯定高尔基是“无可怀疑的天才，而且是真正的巨大的天才”。他也坦率地说高尔基“没有分寸”，“不稳重”，劝说高尔基“应该多看，多了解，应该见闻广博”。而当反动报纸《公民》侮蔑高尔基为“神经衰弱病人”时，契诃夫在写给爱妻克尼佩尔的信中说：“高尔基在成名后得顶住或在长期内不时地经受仇恨和嫉妒的攻击。他一举成名，而这在当今世界上却是不可原谅的呀。”同情与爱护之心跃然纸上。关于高尔基，契诃夫说过一段将永载史册的名言：“须知高尔基的功绩不在于他的作品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于他第一个在俄国，乃至在整个世界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讲到了小市民的习气，而且正是在社会对这种抗议已经作好了准备的时候第一个开始讲的。……我认为，将来会有一天人们会忘记高尔基的作品，但高尔基本人甚至在一千年之后也未必会被忘记。我是这么想的，或者说我是这么感到的。”
在书报检查制度森严的沙皇俄国契诃夫能够如此评价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和高尔基，其民主主义精神难能可贵！
在契诃夫对外国文学的评述中，必须提及他对保尔·布尔热[19]的长篇小说《门徒》以及显克微支[20]的《波瓦涅茨基一家》的评论。他批评布尔热在《门徒》中讨伐唯物主义并把科学家西克斯特漫画化。他对《波瓦涅茨基一家》的批评更加尖锐辛辣：“这部长篇小说的目的是给小市民催眠，让他们去做他们的黄金梦。”
契诃夫是一个不赞成因循守旧的艺术家，他在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中都是创新者。对当代文坛上出现的新流派他是关心的，他对象征主义的诗作和戏剧抱有浓厚的兴趣。例如，他在病中关心艺术剧院排练比利时颓废派作家梅特林克的《盲人》、《不速之客》等剧本的工作，而且还说：“如果我有剧院的话，我一定会上演《盲人》。”由于这个剧本是“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影响巨大”，他要求在海报上写明剧本的内容：“当然，要写得简短，可以这样写：‘这个剧本……讲的是，有一个老头儿，他是一群瞎子的领路人，他不声不响地死了，而瞎子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坐等他回来。’”据剧作家和导演卡尔波夫回忆，契诃夫对俄国的颓废派持否定态度，说他们忸怩作态，盲目模仿外国作家，“他们既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这些俄国的梅特林克都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物……他们很快就会才思枯竭，成为过眼云烟。”[21]而在1903年2月2日写给克尼佩尔的信中契诃夫说：“新派人物为之撰稿的《艺术世界》给人以一种十分幼稚的印象，就好像是一些气鼓鼓的中学生在那儿写东西。”[22]在另一封信中他对妻子说：“我喜欢巴尔蒙特，但是我不明白，是什么使玛莎（契诃夫的妹妹——本文作者注）欣喜若狂。是他的讲演？但他的讲演有点装腔作势，令人发笑。不过，主要的还是他的东西有时令人难以理解。”[23]而在一封写给巴尔蒙特本人的信中契诃夫却说：“我喜欢您的才能，而您的每一本书都带给我不少的乐趣和激动。这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保守的人。”
契诃夫也喜欢斯特林堡。他在1899年5月9日写给女友沙芙罗娃的信中说：“这是一个出色的作家，是一种十分不寻常的精神力量。”“早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我就读过《朱丽小姐》了，对这个剧本的内容我是熟悉的，但我现在仍然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他还说他已“把这个剧本寄给小说家高尔基了”。“如果您能把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说翻译过来，出版它一卷，那该有多好。”
契诃夫是誉满全球的小说大师。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巧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24]在许多信件中契诃夫谈及文学创作的技巧问题，他或与友人切磋交流，或向晚辈作家指点传道。他的主张独特、朴实和精当，对今人有巨大启迪。
契诃夫如是说：
“简练是天才的姐妹。”[25]；
“小说中缺少的主观因素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
“在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要比说过头为好。”[26]；
“人们在吃饭，看来不过是吃饭而已，可是就在这时他们的遭遇形成了，他们的生活破坏了。”；
“如果文学家不掺杂虚构，而只写他们看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会像一些公证副本似的互相酷似。”[27]；
关于契诃夫的艺术，或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技巧”，维吉尼亚·伍尔夫表述了一个十分精当的见解：“契诃夫不是毫无联系地从一个对象讲到另一个对象，而是有意识地一会儿拨动这一根弦，一会儿又拨动另一根弦，以充分表达他的思想。”[28]列夫·托尔斯泰则说：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每个细节或是美的，或是必要的”[29]。“他是一个奇怪的作家，他似乎是不适当地‘遣词’造句，而实际上他作品中的一切都是有生趣的。在他笔下从来没有无用的细节，每个细节不是必要的话，那就是美妙的。”[30]
奥·列·克尼佩尔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她在1898年9月9日排练《海鸥》时与契诃夫相识，1901年5月俩人结婚。在写给克尼佩尔的信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契诃夫的为人。为了文学和艺术，他牺牲个人幸福，乃至放弃夫妻团聚的欢乐。例如，当他因病困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时，他忍受孤寂的苦楚，真诚劝说爱妻不要为了照料他而放弃舞台，他鼓励她珍惜艺术生命。他说，如果克尼佩尔为了照料他而不演戏，他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他劝慰克尼佩尔说：“我在结婚时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您每年都得在莫斯科过冬，我丝毫不觉得受到委屈和冷淡。恰恰相反，我认为一切都很好，而且应该如此。”[31]话语平凡而朴实，反映的却是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契诃夫！
契诃夫鼓励克尼佩尔，别害怕挫折和困难。他在信中说：“不管怎么样，一两场不成功的演出不足以使您垂头丧气和彻夜不眠。艺术，尤其是舞台，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走路不绊脚是不可能的。前面还有许多失败的日子和失败的季节，应当预料到这一切，而且应当，不管怎么样，顽强和狂热地坚持自己的一套。”他劝说克尼佩尔：“该决心坚持您演员那一套，而谢幕的次数就让别人去计算吧！写作或演戏，同时又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并非应该做的，——这种心情是十分寻常的，而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它又是非常有益的！”在不少信件中契诃夫向妻子提出该如何表演的建议，如：“应当如此来表现痛苦……不靠脚和手来表现，而要用声调和目光，不靠比手划脚，而要动作优雅。……您会说，舞台有舞台的条件。不，任何条件都不容许作假。”契诃夫和克尼佩尔婚后无子女，契诃夫劝慰她：“我心爱的，……你一定会有孩子的，医生们都这么说……他将打碎碗盏，拖你那条小狗儿的尾巴，而你看着他，心中感到慰藉。”言词平和，情真意切，读了令人心动。
还有一封信是我们必须读的。1902年12月30日契诃夫在写给谢·巴·嘉吉列夫的信中说：“现在的文化，——这是为了伟大未来而做的工作的开端，这工作也许将要继续几万年，以求人类哪怕是在遥远的未来认识到关于真正上帝的真理，就是说人类不会去猜测，也不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寻找，而是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了，就像人类已经认识到了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这里所说的“真正上帝的真理”显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概念，它不是可以“猜测”到的，也不是在鼓吹虚伪神秘的宗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教义中所能“寻找”到的。这将是一种反映了自然和社会根本发展规律的东西。契诃夫就在同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文化——这是工作的开端，而我们谈到过的宗教运动则是一种遗毒，已经几乎是那个过时了的或正在过时的东西的终结。”现在的文化，这是为了伟大未来而做的工作的开端。契诃夫身体力行。他热心于农村的儿童教育，在塔列日、诺沃肖尔基和梅利霍沃建造了三所学校；他热心于给地方图书馆赠书，其中有萨哈林、谢尔普霍夫和彼尔姆等地的图书馆。收到赠书最多的则是契诃夫故乡的塔干罗格市图书馆，甚至在临终前七天他还写信询问：6月初他从莫斯科寄出的一批书是否已经邮到塔干罗格图书馆？他所赠送的书籍是各种优秀文学作品和科普书籍。
契诃夫戏谑地说过：文学是他的情妇，医学则是他的发妻。他在梅利霍沃常给周围的农民以医疗上的帮助，分文不取；而后来，在他病居雅尔塔期间，他也时常助人为乐，不仅治病开方，而且给钱配药。1899年11月24日，身患重病的他在信中对涅米罗维奇—丹钦科[32]说：“忙于接待从外地来的病人……外地病人中多数是穷苦人，他们求我安置他们疗养，为此我得说许多话，写许多信。”在1899年和1902年，他和高尔基一起发动募捐，他自己捐献了五千卢布，集资为穷苦的肺痨病人建造了一座有二十张床位、供给膳宿和一切服务的公寓“雅乌兹拉尔”，后来改为疗养院。[33]
为了方便周围的农民，契诃夫常常出钱修桥补路，甚至在遗嘱中他还写着要给梅利霍沃的农民一百卢布的修路费。
在自己的《手记本》中契诃夫写道：“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34]他毕生实践了这一信念。
总而言之，书信中的契诃夫是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细细品读他的书信，我们就会更好地认识他、理解他、喜爱他和敬重他。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