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阿·谢·苏沃林（1888年9月11日，莫斯科）
尊敬的阿历克塞·谢尔盖耶维奇，我想，您还可以在费奥多西亚收到我这封信。
我乐于承担你们出版的日历中关于莫斯科医学部分的校订工作，如果我适于做这项工作的话，我将很高兴。我尚未收到校样，但大概很快就会给我寄来的。我将按自己的主张校订，尽力而为，但是我担心，我校订出来的会和彼得堡的不一样，也就是说它可能更加充实一些或者比较单薄一些。如果您认为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话，请您电告印刷社，让他们给我寄来一份彼得堡医学部分的校样供我参考。如果在同一个部分里彼得堡被描绘得像一头干瘪的老牛，而莫斯科却像一条肥壮的大牛，或者正好相反，那就不好了。对两个首都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至多也只能让莫斯科少占一些分量……
利用这个机会我将在日历中增加“俄国精神病患者之家”这个内容。这是一个新问题，是医生和地方自治会所关心的问题。现在我只能简单地列出名称。明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将承担你们日历中的整个医学部分，而现在我只是朝旧皮囊里倒一点新酒，更多的我也做不出什么了，因为我手头既无材料，又无计划。
您建议我不要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不要再想从事医学。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为什么甚至是按这句话的直义来说也不能？只要有猎狗，同时追是可以的。我这里显然是没有猎狗（现在我是在按转义来说了），但是当我感到我有两种工作，而不是一种时，我觉得更振奋一些，对自己也更满意一些……医学是我的发妻，而文学是我的情妇。一个使我厌烦的时候，我就在另一个那里宿夜。这虽然是不正派的，但却不那么枯燥，再说她们二者也完全不因我背信弃义而丧失什么。假若我不行医，我也未必会把闲暇时间和过多的思想全都献给文学。我是缺乏纪律性的人。
在给您的上一封信中，我写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我那时心情不佳），但是，我诚恳地向您说明，在讲到我对您的关系时，我讲的不是您，而只是我自己。您让我预支稿费、您对我的好意等等都对我有着真正的意义。只有不了解您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八十四成的疯子，才会怀疑您送的面包是一块石头。我议论自己心眼太多时，我指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可爱的特点，因为我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后，我便不好意思很快接着发表另一篇，免得一些像我一样的正派人会认为，我过分频繁地发表作品是为了经常领取报酬……看在上帝面上，请原谅我无缘无故地掀起了这样一场不适宜的和不必要的“论战”。
今天我收到了阿历克塞·阿历克塞耶维奇[131]的来信。请向他转告我基于自己的经验所提出的建议：对画家先生们要严加控制并且要经常怀疑，无论他们是多么可爱和多么善于辞令。请转告他并且也顺便转告鲍利亚，我认识那个女骑手戈德弗鲁阿。她根本没有什么妙处。除了“上等”骑术和美好的肌肉以外，她什么也没有，其它的一切都是平庸的。如果从容貌来判断的话，那么她倒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那一位要我别上您那里去的小姐[132]（住在苏梅的那一位）说的是“流派”和“精神”，她指的完全不是您信中所写的那种毒害。她怕我会受到政治影响。是的，这位小姐很好，她心地纯洁。但是当我问她，她怎么会知道苏沃林的？她读不读《新时报》？——当我这样问她时她便不好意思起来，嘴唇微微一动，然后说：“一句话，我劝您别去。”是的，我们的小姐们和她们的男伴——政治家们都是心地纯洁的人，但是他们的纯洁心灵十有九成是一钱不值的。他们的全部不起作用的圣洁和单纯是基于对一些人和头衔怀有模糊而幼稚的反感或好感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如果你会仇恨你根本不知道的鬼，会喜爱你无法怀疑的神，那么要做一个纯洁的人倒是很容易的。
向大家问好！
您的 安·契诃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