跷跷板的致命倾斜[1]
以七十岁生日的名义，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吃蛋糕开派对或者环游世界，但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庆贺是麦克尤恩式的。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小说的标题里也有“小说”，还是“紫色的、芳香四溢的”小说。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My Purple Scented Novel）篇幅很短，最早发表在二〇一六年三月份的一期《纽约客》杂志上。小说的缘起其实不太“文学”，而是与一个跨界的命题作文有关：二〇一六年，为了筹备一个在米兰举行的艺术展，德国策展人托马斯·德曼（他更为知名的身份是摄影家）邀请麦克尤恩写一个能纳入展会目录册的故事，故事必须围绕一个吊诡的主题：The Stolen Image。
好作家，尤其是像麦克尤恩这样以技术见长的作家，从来不惧怕命题作文。陌生而逼仄的规定情境，常常成为刺激作者炫技的舞台。Image这个词义项驳杂，在艺术展览的语境中最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影像”。到了麦克尤恩笔下，这个词就延展出更多的诠释空间。读完整部小说以后，我觉得，也许取Image的另一个义项，把主题翻译成“被偷走的偶像”是最恰当的。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家。小说的第一段是一条闭合的情节线，乍看之下，似乎把这个本来就不长的故事进一步浓缩梗概了：
“你应该听说过我的朋友，曾经名噪一时的小说家乔斯林·塔拜特，不过我估计他的记忆已经日渐衰退。时间对于名声，有时显得冷酷无情。你想起他来，也许会依稀记得一桩丑闻，以及颜面扫地的窘境。你以前从没听说过我，当年我只是默默无闻的小说家帕克·斯帕罗，直到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公开地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深谙内情之人看来，我们俩的名字其实一直牢牢地粘在一起，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他升上去的时候，恰巧我降下来—尽管这事儿并不是他造成的。接着，他颓然堕落，而我在世俗意义上大获成功。我不否认，这里头有恶行。我偷了一段人生，也不打算物归原主。这几页纸，你大可看成是一份供词。”
无情的、近乎自嘲的剧透。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承转合，看起来全交代清楚了，但同时又发展出一个更大的悬念—我们知道事情发生了，但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典型的戏剧性悬念，每一个读者都被直接带入戏剧情境，如同刚刚看完一场手法飞快的魔术表演—在你目瞪口呆的时候，作者微笑着问你，怎么样，要不要再看一遍？接下来，我们来个慢动作。
类似的开头，在麦克尤恩近年的写作中，至少出现过两回。
《在切瑟尔海滩上》，他直接把整个故事的核心推到读者眼前：“他们年纪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之夜，都是处子之身，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话说回来，这个坎儿向来都不好过。”
《甜牙》更彻底，它的结尾就是它的开头：“我叫塞丽娜·弗鲁姆（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其咎。”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这些交代千真万确，但它其实只是事情的一面—你必须原原本本地把整套戏法的“慢动作”全部放完，才能翻过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凭借着麦克尤恩强大娴熟的技术能力，《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也必然会以一种简洁实用而又出乎意料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何以发生”的问题—围拢在魔术师身边的观众，照例会得到戏剧性的满足。在此，我们无须先行拆穿戏法机杼，只需要注意一点：这篇小说借用的机关，是虚构艺术中一个常见的故事型—“交换人生”。小说开头的位于“跷跷板两头”的主人公，以及一个被另一个“偷走的人生”，都是这种类型的关键特征。不过，在小说大师的殿堂里，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奥妙不同。在大仲马笔下，交换人生的先决条件是孪生兄弟的相同面貌（《布拉热洛纳子爵》，即我们熟悉的“铁面人”的故事）；在海史密斯的笔下，身份的李代桃僵则需要通过伪造文件、长途旅行等现代手段来实施（《天才雷普利》）；到了麦克尤恩的这部小说里，一个小说家与另一个小说家之间的“跷跷板的致命倾斜”，当然必须通过他们的作品，那本“紫色的、芳香四溢的”小说来实现。
由此，难得地，七十岁的麦克尤恩在这篇小说的写作中进入他最舒适的区域。主人公的年龄、身份、熟悉的人事物，都与他相仿。英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变迁被剪成碎片，均匀地洒在字里行间。这个故事当然关乎道德，窃名逐利者的逍遥法外让人无法不被文学生态圈的荒诞所震撼—但它更关乎时间。在小说里，作者、读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黑色的，是讽刺的，但也是怀旧的，伤感的。我们透过一层薄雾往里看，看到文学如何与人生交缠，虚构如何侵入真实，善恶如何被时光消解。因此小说写到最后，出现了这样辛酸而动人的、带着悠远回音的段落：
“有时候，深夜，我和他围炉而坐（那是个很大的壁炉），喝着酒，把这桩古怪的陈年轶事—这场灾难—翻出来，于是，他又跟我讲起了他那套经过多年打磨的理论。我们的人生，他说，总是交织在一起。万事万物，我们都讨论过一千遍。我们读一样的书，经历过、分享过那么多事情，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象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熔铸在一起，以至于，最终，或多或少地，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麦克尤恩何以选择这个绝妙的文本，既完美地诠释“偷走的影像”的题中之义，又作为他本人七十年文学人生的幽默注解。合上这部短小精悍的小说，我们简直能想象麦克尤恩把“虚构”幻化成人，依稀听见他与之互相击掌、调侃的笑声。他的文学观，对虚构本质的感悟，以及他那些鲜明的技术特点—相对中性的笔调，大信息量，纯熟老练的经验主义态度，关注问题复杂性胜于尖锐性的倾向，甚至在故事结构中善于设计“麦克尤恩式瞬间”的方法—都在小说里清晰可见。以至于，当我翻译完小说的最后两个字“干杯”时，真想隔着欧洲大陆和英吉利海峡，也给七十岁的伊恩·麦克尤恩先生敬上一杯。
生日快乐，麦老师。
黄昱宁
2018年6月21日
注释
[1]“导读”涉及小说部分情节，严重介意剧透者，请在读完小说后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