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中断了。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一个学生觉得没精神继续上课，辞退了我。另一个学生没有通知一声就搬走了，还欠我十二法郎。我身上只剩三毛钱，没有半丝烟草。有一天半的时间我既没东西吃也没烟抽，到最后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把剩下的衣物塞进行李箱，拿到当铺里去。这让我充阔佬的伪装彻底暴露，因为要把衣服拿出旅馆，我得征求F太太的同意。我记得当我询问她的时候，她是那么惊讶——我居然没偷偷地把东西搬走。在我们这一区，趁夜搬家逃避房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是我第一次进法国的当铺。我穿过巍峨的石门（上面当然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甚至连警察局也写了这则标语），走进一间宽敞空旷的房间，看上去就像进了一间教室，里面有一个柜台和几张长凳，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着。一个人把要当的东西放上柜台，然后坐了下来。很快职员就会估算出物品的价值，然后喊道：“几号几号，五十法郎你当不当？”有时东西只值十五法郎，或十法郎，或五法郎——无论当价是多少，整个房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职员没好气地嚷道：“八十三号——过来！”然后吹了一声口哨，招了招手，似乎在叫一只狗过去。八十三号走到柜台前。他是个老人，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件长大衣，领口也扣上了钮扣，裤脚都磨烂了。那个职员什么也没说就把包裹推过柜台——显然，那个包裹一文不值。它掉到了地上，散了开来，原来是四条羊毛男装长裤。大家都笑得乐不可支。可怜的八十三号收拾起裤子，蹒跚着走了出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我当的那些衣服，连同那个行李箱，花了我二十英镑，而且很新。我以为起码值个十英镑，或五英镑（进了当铺东西就只能当四分之一的价钱），也就是二百五十或三百法郎。我就在那儿等候着，以为起码能当个两百法郎。
最后，那个职员叫了我的号码：“九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
“七十法郎？”
价值十英镑的衣物就只当了七十法郎！但争辩根本没有用。我刚才见到别人试图争辩，那个职员立刻拒绝典当。我拿着钱和当票走了出去。现在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我没别的衣服了——那件大衣的肘部快磨穿了，但还能当点钱，另外还有一件衬衣。后来我才得知下午去当铺的话比较好，因为那些职员都是法国人，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吃了午饭后脾气会好一些，但为时已晚了。
等我回到家，F太太正在小酒馆拖地。她走上台阶和我打招呼，从她的眼神我看得出她很担心我能不能交房租。
她问道：“你那些衣服当了多少钱？不是很多吧？”
“两百法郎。”我立刻回答。
“乖乖！”她惊讶地说道。“还不赖嘛。那些英国衣服一定很贵！”
我这个谎言省了我很多麻烦，奇怪的是，我居然一语中的。过了几天我真的收到了两百法郎，那是一篇新闻稿的稿费。虽然我很不情愿，但这笔钱我悉数交了房租。因此，虽然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几乎快饿死了，但起码不至于流离失所。
现在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是俄罗斯籍的服务员，名叫波里斯，或许他能帮得上忙。我是在一家医院的公共病房里和他认识的，他左脚得了关节炎，正在接受治疗。他告诉过我，如果我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去找他。
关于波里斯我想说几句，因为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是我相识很久的老朋友。他大概三十五岁，块头很大，颇有军人作风，本来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但由于生病长期卧床，变得非常臃肿。和大多数俄国难民一样，他以前的生活堪称是一场冒险。他的父母原本都是有钱人，俄国爆发革命时被杀了，他参军打完了整场俄国内战，隶属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兵团，照他的说法，那是俄军里最精锐的部队。战后他先是在一家毛刷厂工作，然后在雷阿勒看门，后来还干了洗碗工，最后晋升为侍者。生病前他在斯克里布酒店上班，一天光小费就有一百法郎。他的理想是当上主管，攒上五万法郎，在塞纳河右岸开一家小餐馆。
波里斯总是说那场战争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兵打仗是他的志愿，他读了许多关于军事战略和军事历史的书籍，能告诉你拿破仑、库图佐夫[3]、克劳塞维茨[4]、莫尔特克[5]和福熙[6]的所有军事理论。任何与军事有关的事情他都感兴趣。他最喜欢去蒙帕纳斯那家丁香园咖啡厅，就因为外面有一座内伊元帅[7]的塑像。后来波里斯和我有时会结伴去商业街。如果我们乘地铁去，波里斯总是会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商业街站下车，虽然商业街站要近一些。他喜欢康布罗纳将军[8]，在滑铁卢战役中敌人向他劝降，他的回答却是：“呸！”
俄国革命留给波里斯的就只有他的军功勋章和几张兵团的老照片。他当掉了一切东西，单单保留了这些。几乎每天他都会把相片放在床上，然后谈论着里面的内容：“瞧，我的朋友，你看到了吗？我就在连队的前头。都是好男儿，是吧？可不像法国的那些瘦皮猴士兵。那时我二十岁，当了上尉——不赖吧？是的，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兵团的上尉，我父亲曾经是个上校呢。
“啊，是的，我的朋友！这就是天意弄人！我原本是俄国军队的上尉，然后，嗖！革命爆发了——我落得身无分文。1916年的时候我还在爱德华七世酒店住了一个星期，而1920年我想在那儿当个看更的。我当过看更的、看酒窖的、扫地工、洗碗工、搬运工、厕所服务员。我以前给服务员小费，现在是服务员，等着人家给小费。
“啊，但我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像个绅士，我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不是在自夸，前几天我在算我这辈子有过多少个情人，我算出来的数字是二百多个。是的，起码两百个以上……啊，好嘛，女人总是会回来的。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夺取胜利！鼓起勇气来！”等等这些话。
波里斯的性情很古怪，喜怒无常。他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回到军队里，但他却当了那么久的服务员，一副点头哈腰的模样。虽然他攒下的积蓄从未超过几千法郎，却认为终有一天他能开一家自己的餐馆，变成有钱人。后来我发现，所有的服务员说话思考都是这副德性，这让他们安于当一个服务员。波里斯总是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在酒店工作的日子：
“当服务员就像一场赌博，”他总是说。“你可能穷困潦倒而死，也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发财。你没有工资，挣钱全靠小费——账单的十分之一，还有香槟的酒塞，拿到卖酒的公司领提成。有些人给小费可阔绰咧。比方说，马克西姆酒店的酒吧招待员一天可以挣五百法郎。旺季的时候还不止五百法郎……我自己一天挣过两百法郎。那是在比亚里茨的一间酒店，正值旺季。所有的员工，从经理到小工，每天工作二十一个小时。工作二十一小时，只有两个半小时睡觉，连轴转干了一个月。不过挺值的，一天两百法郎呐。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时来运转。有一次我在皇朝酒店工作，一个美国客人吃晚饭前叫我过去，要了二十四杯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盛了整整二十四杯端了过去。‘来，伙计，’那个客人说道。‘我喝十二杯，你喝十二杯，喝完后如果你能走到门口，我就给你一百法郎。’我走到了门口，他给了我一百法郎。一连六个晚上他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叫我喝十二杯鸡尾酒，然后给我一百法郎。几个月后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罪名是盗用公款。你不觉得这些美国佬其实蛮不错的吗？”
我喜欢波里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下下棋，聊聊战争和酒店。波里斯总是劝我去当个服务员。他总是说：“这种生活很适合你，等你上班了，一天挣一百法郎，找个漂亮小妞，多美啊。你说你要写书，别瞎扯了。靠写书挣钱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和出版商的女儿结婚。但如果你刮刮胡子，你会是个优秀的服务员。你个子够高，又会说英语——这两样是当服务员的首要条件。等我这条该死的腿好了，我的朋友，如果你想找工作就来找我吧。”
现在我没钱付房租，而且饥肠辘辘，我想起了波里斯的承诺，决定立刻找他帮忙。虽然他许下过承诺，但我可没想过那么容易就当上服务员，不过我会洗盘子，他应该可以帮我找到一份在厨房洗碗的工作。他曾说过夏天的时候要当洗碗工只要开口就行。能有这么一个朋友可以依靠，我心里觉得真是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