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钱越来越少——只剩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两毛五。两毛五根本没有用途，因为只够买一份报纸。我们啃了几天干面包，然后，有两天半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东西吃。饿肚子非常难受。有人进行节食疗法，饿三个星期肚子，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说第四天之后节食是很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从未饿肚子超过三天。或许，自愿节食和被迫饿肚子是两码事。
第一天我实在是懒洋洋的，不想去找工作，于是借了一根钓鱼竿去塞纳河钓鱼，拿青蝇作饵，本想钓几条鱼做顿饭吃，但是一无所获。塞纳河里有很多鲮鱼，但自从巴黎一战遭围城后它们就学精了，除了用网捕捞之外别想能抓到它们。第二天我想过当掉我的长大衣，但走到当铺实在太远了，一整天我就躺在床上，读着《神探福尔摩斯回忆录》。这就是没有东西吃的下场，饥饿会使得一个人变得浑身乏力、头脑迷糊，就像得了流感一样，似乎整个人变成了一摊水母，又似乎全身的血都被放干，取而代之的是红药水。对于饥饿，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整个人完全迟钝了，而且我老是会呕白沫，而且那些唾沫特别白皙黏稠，就像杜鹃鸟的口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任何人只要饿上几天就会有所体会。
到了第三天早上，我感觉好多了。我意识到自己得马上做点什么事情，我决定去找波里斯，让他把那每天两法郎的伙食费匀给我一点儿，就一两天。我到了他家，看到波里斯怒不可遏地躺在床上。我一进屋他就气急败坏地叫嚷着。
“他拿走了，那个卑劣的贼东西！他拿走了！”
“谁拿走了什么？”我问道。
“那个犹太人！把我那两个法郎拿走了，那个狗一样的贼东西！趁我睡觉的时候洗劫了我！”
原来，昨天晚上那个犹太人拒绝付每天两法郎的欠款。两人争吵不休，最后那个犹太人同意给钱，也真的掏钱了，波里斯说，态度非常嚣张，说他是慷慨的善人，要波里斯对他感恩戴德。然后，清晨的时候趁波里斯还没有醒，他把钱偷了回去。
这可真是个打击。我觉得非常失望，因为我还以为今天可以有饭吃了，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不该有这样的奢望。不过，令我吃惊的是，波里斯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他在床上坐起身，点着了烟斗，思索着当下的处境。
“听我说，我的朋友，现在算是穷途末路了。我们俩就只剩两毛五，我想那个犹太人不会再每天还我两法郎了。我受不了他那副德性。你相信吗，前几天他居然带了一个女人来这里过夜，我就在地板那头睡觉。这个下流坯子！我还有件更糟糕的事情要告诉你。那个犹太人想搬出去。他欠了一星期的房租，不想付这笔钱，想把账赖在我的头上。如果那个犹太人趁夜搬走的话，那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老板会拿走我的行李箱充当房租的。我真想操他一顿！我们得想想办法。”
“好的。但我们能怎么办？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大衣当掉，买点吃的东西。”
“就这么办。但我得先把我的东西弄出去，要是我那些相片落在别人手里，那可怎么办哪！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准备先下手为强，自己先趁夜开溜。拔寨而去——就是撤退啦，你懂的。我想这才是明智之举，是吧？”
“但亲爱的波里斯，大白天的你怎么开溜呢？你会被逮到的。”
“嗯，这当然需要策略。这儿的老板监视着那些拖欠房租的住客。他以前就被人摆过一道。他和他老婆一整天轮流守在登记台那里——这些法国人都是吝啬鬼！但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办了，有你的帮忙准行。”
我不是很想帮他，但还是问他有什么打算，他仔细地解释道：
“听好了，我们先得把我们的大衣当掉。你先回你的房间，穿上你的大衣，然后回这儿来拿我的大衣，藏在你的大衣下面偷偷带出旅馆，拿到弗朗克斯·布尔乔亚大街那家当铺。运气好的话，这两件大衣可以当个二十法郎。然后你到塞纳河边，捡些石头放在口袋里，带回来，把它们放进我的行李箱里。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用一份报纸把能包的东西都包起来，然后下楼问老板到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当然会装出轻松自若的样子，你懂的。老板会以为报纸里装的只是些脏内衣罢了。要是他真的起了疑心——他总是怀疑这怀疑那的，那个下流坯子——他会进我的房间掂一掂行李箱的重量。那些石头会让他以为行李箱还是满满的。这就是策略，懂吗？然后我再回来，把其他东西藏在口袋里带走。”
“但那个行李箱怎么办？”
“噢，那个箱子？我们只能不要它了。那东西只花了我二十法郎。而且，撤退总是意味着放弃。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11]是怎么做的！整支军队他都放弃了。”
波里斯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他称之为“兵者，诡道也”），几乎忘记了自己正在挨饿。至于这个策略的不良后果——搬出去之后他就没地方睡觉了——他完全置之度外。
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策略进行得很顺利。我回家拿了大衣（这一趟路几乎有九公里远，而我还没吃东西），成功地将波里斯的大衣偷运了出去。但接着出了点小岔子。当铺里的店员是个一脸阴沉婆婆妈妈的小个子——典型的法国人——不愿意接收这两件大衣，理由是它们没有包装。他说这两件衣服要么得放在旅行袋里，要么得放在纸板箱里。这让整个计划都泡汤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用来包装大衣的东西，而且我们俩只有两毛五，连现买一个都不行。
我回去告诉波里斯这个坏消息。他沉吟着：“该死的！这下可麻烦了。嗯，不要紧，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可以把两件大衣放在我的行李箱里。”
“但我们怎么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把箱子带走？他就坐在登记处的门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怎么那么容易就绝望呢，我的朋友！书里面不是说英国人都有一股子蛮劲吗？鼓起勇气！我们能搞定的。”
波里斯想了一会儿，又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最最麻烦的事情是如何把老板的注意力引开，五秒钟就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行李箱偷偷运走。碰巧的是，老板有一个弱点——他喜欢运动，如果你找他聊运动，他就会说个不停。波里斯在一份旧的《小巴黎人报》上读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然后勘查了楼梯的情况，走到楼下和老板攀谈。我就在楼梯的上方等候着，一只胳膊夹着两件大衣，另一只胳膊夹着那个行李箱。如果波里斯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就会咳嗽一声。我等候着暗号，身子颤个不停，因为老板的妻子随时可能会从门对面的登记处出来，那可就完蛋了。不过，过了没多久波里斯就咳嗽了一声，我立刻穿过登记处，溜到大街上，庆幸自己的鞋子刚才没有弄出太大的动静。要是波里斯个头小一些的话计划或许就失败了，他那副大块头挡住了登记处的过道。他胆子真的很大，一直有说有笑神情自若，而且说话声那么大，掩盖了我的脚步声。等我走开后，他跟我在街角会合，然后匆忙离开。
经过这番周折，那间当铺的店员又一次拒绝接收两件大衣。他说（你可以看到，法国人就是这副德性，喜欢吹毛求疵）我没有单据作为证明，光靠身份证是不够的，我必须出示护照或印有地址的信封。波里斯倒是有很多印有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为了逃税他从来不去更新身份证），因此我们不能用他的名义把大衣当掉。我们只能先回我的房间，找到必要的身份证明，然后再把大衣拿到皇家港口大街的当铺。
我让波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自己去了当铺。到了那儿我发现当铺的门关着，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门。现在才一点半，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路，六十个小时没吃过东西。命运似乎在跟我开玩笑，但这个玩笑一点儿也不好玩。
接着，奇迹似乎出现了，我的好运气居然来了。我穿过布罗卡大街回家时，突然看到鹅卵石街道上有东西在闪光，定睛一看是个五苏的硬币，我扑上去，拾起硬币，匆匆回家拿了另一个五苏的硬币，凑起来买了一磅土豆。酒精炉刚好能把土豆煮个半熟，虽然没有盐，但我们狼吞虎咽，连皮也没剥就吃个精光。吃完东西我们感觉精神多了，下起了象棋，等着当铺开门。
四点钟的时候我去了当铺。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上次的衣服我才当了七十法郎，这两件装在硬纸皮行李箱的破烂大衣能值几个钱？波里斯说值二十法郎，但我觉得顶多就十个法郎，甚至才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我觉得人家可能根本不肯接收，就像上次那个可怜的八十三号。我坐在前排的长凳上，这样那个职员说五法郎时，我不会看到别人嘲笑我的嘴脸。
最后，那个职员叫了我的号。“一百一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
“五十法郎？”
五十法郎几乎和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令我吃惊。我觉得一定是那个职员把我的号码和别人的号码弄混了，那两件大衣怎么可能当得出五十法郎。我匆匆忙忙赶回家，背着手走进房间，一言不发。波里斯正在下棋，热切地抬头看着我。
“当了多少？”他问道，“什么，没有二十法郎？那不管怎么说，肯定得有十法郎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五法郎——那可真是太少了。我的朋友，别告诉我只当了五法郎。如果你真的说只有五法郎，我会想自杀算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扔在桌上。波里斯面色惨白，然后跳了起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骨头都快被他握碎了。我们跑了出去，买了面包、红酒和一块肉，给炉子添了酒精，饱餐了一顿。
吃完东西后，波里斯变得比以往更加乐观。“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着？”他说道，“打仗就得靠运气！今天早上我们只有五苏，现在呢，看看我们。我不是说过了嘛，没什么比弄钱更容易的事儿了。我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在丰达里大街，我们可以去找他。他坑了我四千法郎，这个下流坯子。清醒的时候他是当今世上最坏的贼人，但有趣的是，他喝醉的时候又蛮诚实的。我想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他应该喝醉了，我们就去找他。他应该会先还个一百法郎。呸！或许他会还个两百法郎。我们出发吧！”
我们去了丰达里大街，找到那个人。他确实喝醉了，但我们没要到那一百法郎。波里斯和他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吵个不停。那个人说他可没欠波里斯一分钱，恰恰相反，是波里斯欠了他四千法郎，两人都让我评理。我根本搞不清这笔糊涂账。两人一直吵吵闹闹，先是在街上吵，然后进了一间小酒馆继续吵，然后我们去了一间定价饭馆吃晚饭，接着又去了另一间小酒馆吵。最后在互相指责对方是贼足足两个小时后，他们结伴去大喝了一顿，把波里斯最后一分钱都花光了。
波里斯晚上去另一个俄国难民家里睡觉，他住在商业区，是个补鞋匠。我还剩下八法郎，香烟倒是还有不少，吃的喝的撑满了肚皮。相比起前两天糟糕的情况，我感觉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