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小说的起源点
胡适之先生写《白话文学史》的引子的时候，用了个很古老的谋篇之法。他这样写道：
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道：“西洋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精神。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韩愈的文章没有什么时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错读了文学史，所以你觉得中国文学不代表时代了。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在那‘古文传统史’上，做文的只会模仿韩、柳、欧、苏，做诗的只会模仿李、杜、苏、黄：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孙’，自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了。”
接着，胡适告诫他的弟子，教他去寻那“不肖子”的文学。并且举证说：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李伯元正在写《官场现形记》，刘鹗正在写《老残游记》，吴趼人正在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往上推，当方苞、姚鼐正在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吴敬梓正在写《儒林外史》，曹雪芹则正在写《红楼梦》。再往上推，当明朝的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于是，胡适跟他那位弟子下结论说：“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
于是便造了反
拿浅眼读这段引子，很容易读到个“反”的意思。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老是跟着古人的步子，造不成反，如何“突破传统”？又如何“代表时代”？这一点怪不得胡适，只怪造反这件事太吸引人，也太浅薄。当年王国维不是说过？——“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虽豪杰之士不能自树立耳。”每个时代都有许多旁行斜出的豪杰，不能在前人染指已久的文学体制里“自树立耳”，于是变奇，于是搞怪，于是便造了反。可惜的是旁行斜出未必成就豪杰，在这一点上，胡适指责“肖子肖孙”固然有余，揭橥“不肖”却显然地不足了。
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应该能体贴胡适把明、清之际的许多小说家“拉拔”到和古文家等高甚至更高一等的地位上去。虽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到中唐的元、白诗便戛然而止，压根儿没从小说上说明白：中国文学是如何“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创作的新路”的。然而，在《白话文学史》书成近七十年后，胡适的意见乃至于诸多考证研究与观念的发明，不该只被看成是“奖掖小说”、“揄扬当代”而已。他所触及的课题倘若不被进一步发现、开展，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恐怕也“永永”不会明白：从施耐庵到吴趼人是如何旁行斜出于韩、柳、欧、苏以迄乎方苞、姚鼐、吴汝纶、林纾之外，而终成豪杰的？甚至，在施耐庵之前，又还有多少即便不是运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而写出了小说的豪杰，却始终不获胡适等白话文运动健将之青睐的？又还有多少看起来“原道宗经，法圣师贤”的腐儒古董其实写出了小说，却由于他们自己对小说的轻鄙无知，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后人亦风从景行地对小说轻鄙无知，乃至于让小说反而沦落成文学之“一种”、文学之“一格”，甚至是白话文学中之“一个项目”？
小说史绑上进化论
20世纪初，受了西方文学史观影响的学者纷纷为中国文学写自己的史，小说既被目为文学之一种、一格、一个项目，也在诸多追本溯源的凿掘之下有了它远发于古的谱系。不过，这些史家泰半预存着某种进化论也是进步论的观点，常在追本溯源之时，设计好一套“后出而转精”的基调。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小说“所从来久矣”；君不见上古神话中许许多多“初民”的生活经验、想像、对自然界的好奇反应与解释，都已经一代又一代口耳刀笔地传述下来了吗？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些古老的神话、传统仅仅是日后真正的小说的“雏形”；仿佛小说如动植物，有其胚胎期、孕育期、诞生期、成长期、茁壮期、老化期，乃至于死期亦是不期而必将至焉的了。
小说史犹如童谣所唱的那样，“日历，日历，一天撕去一页”，是一桩令我难以想像的事。胡适好用演化论的语词取譬指涉小说的发展，也是一桩令我不安的事。小说之有其史，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追随起那套“后出而转精”的进化之说，小说的起源也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归返于“较不成熟”的初民远古。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反而可能是随机的、跳跃的、忽而停滞且退化的、忽而沉寂过千百年漫长的岁月又忽而活泼泼猛浪浪地发了新芽。不同时代的小说家有幸能启示出他对人类处境的新看法，又找到了一个表述此一看法的独特形式，这个小说家便成为小说这门艺术的起源——无论他出生于三千年前或五百年后，无论他是否代表了哪一个“当世”，也无论他“肖与不肖”，更无论他承袭因蹈或旁行斜出于什么传统。
齐人有一妻一妾……
胡适在写《白话文学史》的引子的时候，其实模仿了一个古老的传统。他写：“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
在写这篇引子的两天之前，是不是真有一个学生（角色）来问（动作）胡适？这是任谁也无法验证的。即便有此一人，有此一来，有此一问以及有此一答，它是不是当真发生在胡适写这引子的“前天”？这也是任谁也无法验证的。但是，这段问答不能发生在“今天”、“昨天”，因为太近，显得过于凑巧了。也不能发生于几天或者几个月之前，因为太远，当事者胡适很难说服他的读者：那样久之前发生的对话居然给如此详实地记录下来。所以“前天”，正好。
胡适造了大半辈子古人的反，却从来没有脱却古人的掌心。他这段“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我回答道……”正是先秦诸子最擅用也最惯用的设问答对之法，它也出于总是被近世文学史作者视为日后“真正小说之雏形”的虚构手段。
雏形派的文学史家最常举的一个雏形小说就是“齐人骄其妻妾”的故事。这篇故事从《孟子·离娄章句下》篇割裂出来，仿佛有了独立的身份，因为它是一个首尾俱全的故事，也可轻易显现讽喻人性虚矫的意旨，文学史家持此篇以骄其国人曰：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这么优秀的短篇小说。
结论似乎是对了——至少对长期顿挫于文明进程迟滞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人而言，有桩文化工艺老古董确乎弥足珍贵；可是割裂了这个故事的上下文，非但不足以骄视寰宇，夸言吾国小说之早慧，反而失了孟子这位“小说家”和他的“作品”与当时孟子这个辩论家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联系。
齐人的故事非常通俗。它叙述一个成天到晚在外吃饱喝足的丈夫，回到家中便吹嘘自己如何结交富贵，让他的一妻一妾不得不起疑，其妻于是决定“吾将瞷（偷窥）良人之所之也（丈夫究竟去了哪里）”。结果，那齐人的行踪大白：他每天不过是走到东城外的坟地，去乞讨些祭祀用的残酒剩肉罢了。妻妾得知实情，相拥而泣，那丈夫却浑然不知，仍旧洋洋得意地回到家来，“骄其妻妾”。
不过，这个故事原先另有被雏形派文学史家砍掉的头尾。原来，是有个叫储子的人前来告诉孟子：“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齐王派人暗中偷窥夫子，看你长得是不是当真与常人不同）？”孟子答道：“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有什么异乎常人的呢？尧、舜不也是个凡人模样吗？）”说完这一段，孟子才故意说了个和“瞷”字相关的故事，一来用以自嘲——孟子是被偷窥的对象，被偷窥而其实没什么好偷窥的处境则在玩笑与幽默中由“骄其妻妾”的齐人给虚拟出来。至于偷窥者，则是孟子自嘲之外兼以嘲人的玩笑：在故事中是妻妾，在现实中则是齐王的使者和齐王。开足了玩笑之后，孟子并没有对号入座，反而巧妙地衍义出另一套掩饰这个玩笑的道理，他说：“由君子观之（用在上位的人的眼光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那么那些求富贵、干利禄的人），其妻妾不羞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恐怕很少没有因为羞惭而抱头对哭的妻妾的呢！）”
倘若将“齐人骄其妻妾”的故事视为中国短篇小说的起源之一，而不能将故事中的讽喻延伸到故事之外，勾贯起孟子和齐王、孟子和他所处身的战国时代里捭阖于诸侯间的纵横言说传统，则割裂之后必然委顿的文本便只合是一种雏形，而且是畸残的雏形。事实上，小说在先秦诸子俯拾即是的设问答对之中，从来没有离开过言辩的氛围和功能，更不应被浅视短见的文学史家割裂其言辩说理的部分，拿来将就着吻合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俗貌。那个起源由孟子打开，却被胡适等白话文运动健将丢进了厕所。
孟子第一个哭了
由雄辩、玩笑、荒唐的故事、讽喻、语言游戏所融合成的小说世界足以令国学大师们痛心疾首，这些人很难不正襟危坐读四书，也很难承认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的“辩论手册”除了可以是“经国之大道、不刊之弘教”以外，还可以是小说。而近世以来的文学史家一方面还汲汲于刻西方文学术语之舟，以求中国小说起源之剑；另一方面更不敢深信小说史并非任何线性类比模式所可规摹网罟。我于是不免喟然而叹，仿效胡适的口气说：你们读错了小说史，所以你们觉得中国小说只能起源于神话，而远古的小说又只堪为后世小说的雏形。其实你们看的“文学史”只是“文学历法史”。在这部“文学历法史”上，只有前朝接后代的作家和作品在列队站班，其中还有许多给划错了位置。在这部“文学历法史”上，居然没有孟子的席位。他老人家感慨地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作品让人“瞷”了两千年，还“瞷”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