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借古勒寨父祖被杀复仇之名，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继之，又经清太宗皇太极近二十年的艰辛守、承创业，于明崇祯九年（1636）建立大清国号，正式上尊号称“宽温仁圣皇帝”。到明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顺治帝于盛京皇宫大政殿敕命摄政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大清开国的这六十余年，在我国历史上属于特定历史时期。当时是衰落的明朝政府、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新兴的后金政权三股政治势力相互博弈的时期。其间清朝开国者的一些重大活动，由于清朝原始官方史料主要是用满文记载，汉文史料比较缺乏，加上满汉文字翻译和战争频繁等问题，导致许多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在史书中都未曾详细叙述。
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清前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清宫史学会副会长、著名清史和文物研究专家支运亭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清前史的研究，《大清开国六十年》是他的又一部新作。这是他用自己掌握的清朝前期官方史料、满文档案、宫廷文物和地方史料，潜心研究、整理、编辑的又一新成果。该书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诠释了努尔哈赤打着反民族压迫的旗帜举兵反明，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奴隶制政权，占领明辽沈地区后，又因违背历史现实，对原处在封建社会的辽沈汉民实行奴隶制统治，进行残酷的民族镇压，遭到辽民的反抗而失败，他的继任者皇太极吸取了其父治国失败的教训，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多民族统一的政权新纪元——大清帝国，最终在三股政治势力博弈中取得了统一全国的政权的前因后果。书中详细记述了大清开国六十余年历史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和宫廷秘史，揭示了王权、汗位和皇权争夺的内幕，真实地反映了后金奴隶制时期和清朝前期封建皇权建立时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的形成、社会改革变更的真实情况，用新的史学观解读了努尔哈赤突然迁都沈阳，皇太极如何继位、大胆改革弊政及夜宿清宁宫猝死，六岁福临两次登基的内幕和皇太后与多尔衮的私情等重要历史事件，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科学方法对事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有史实依据的新见解。
如对于努尔哈赤突然迁都沈阳和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问题，支运亭先生就根据对沈阳故宫满文史料、建筑历史及地方史料的研究，指出当时努尔哈赤突然宣布要放弃历史古都辽阳和新建的东京城，迁移到比辽阳小十倍的沈阳建州旧城，主因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造成后金政权“岁荒食匮”，民不聊生；民族政策失当，造成满汉民族矛盾尖锐，辽民武装反抗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加上明朝、朝鲜、蒙古在军事上的威胁，当时的后金政权中心辽阳正处在“四处逼境”的危境之中。努尔哈赤清楚地认识到，如继续据守在辽阳，自己三十余年开创的王业必将毁于一旦。所以他才不顾诸王和大臣的反对，决意迁都沈阳，迁都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摆脱当时国中的危局，回避辽沈汉人反抗的锋芒。同时通过对此历史事件的研究，在查阅地方史料中，新发现努尔哈赤已于天命十年（1625）决定迁都沈阳的一年前，即天命九年（1624），就任命晋人侯振举为千总，率600名役工、20名工匠，开始在沈阳建州旧城内，为他建好了大殿（大政殿）、十王亭和一组三进院落的汗王宫，充分证实了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不是1625年，而是后金天命九年（1624）。这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解决了沈阳故宫始建年代长期未清的一大历史悬案。
再如皇太极继位后，在纠正先父之错、改革国政方面，提出“轰轰烈烈宣扬”（父亲功绩）、“悄悄改革变更”（父亲弊政）的十二字方针。他将其父亲定的“编庄为奴”政策改为“编庄为民”，虽然两项政策只是“奴”与“民”一字之差，却从根本上把广大汉民从原来的奴隶身份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后金统治下的自由民，因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有效地促进了清初国内经济的发展。
对于皇太极夜宿清宁宫的猝死，书中运用相关满文史料中记载的当时皇太极的身体状况，查找了皇太极“圣躬违和”方面的史料和外国史料所载当时服用药剂的处方分析，指出皇太极的死因不是以前史书上记载的“无疾而终”，而是因为他身体久病未愈所致。其中事必躬亲、朝事劳顿是造成皇太极生前患病的主要原因；皇嗣早逝、宸妃病亡是造成他死亡的相关原因；圣躬违和、久病未愈是造成皇太极心脑血管堵塞、突然死亡的直接原因。
另外，支运亭先生还在书中插入了许多从未公开发表的珍贵历史、文物图片，从而更使该书的史料价值和阅读趣味增添许多。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很值得阅读的好书，是清朝前期历史研究和宫廷史研究难得的新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〇一二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