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W是一个公关人，他干这一行已经三年了。起初当公关人那会儿他不善言说，但现在已巧舌如簧。W是两年半以前结的婚，娶了一位体态丰满然而又非常善解人意的姑娘做太太，生有一个小女儿如今已满口童语。上一次我去他家吃饭，小家伙看见她妈在切菜，竟自言自语说：“刀在走路。”那天晚上我离开他家时嫂夫人递给了我一把手电筒。不知何时外面已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拧亮手电，光柱之中有雨丝在黑暗中疾速下落，小家伙又在后面喊：“叔叔，光湿了。”我和W是大学时的校友，但不是一个系的。我们一同在这座大得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床的城市里生活了四年，可我至今仍是光棍，而他已建立了叫我颇为称慕的家庭。要知道，在这座具有摇滚节奏的城市里生存下来并且活得好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可他结婚以后从各种迹象上看竟非常幸福，不幸的是他却突然失踪了。
今天是三月八日，是妇女的节日。我们报社的每一位女性都得到了五百元的过节费和一些妇女用品，我也得了一份，所以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我想我刚到这个报社才两个月，也许是行政处的人不认识我的原因吧，况且还有一袋妇乐卫生巾，在众位女记者的哄笑中我把钱和妇乐卫生巾“作为我本人在妇女节期间向本报妇女所表达的一点心意”而交了出去。
正在这时，我接到了W的太太的电话。“W已经有三天没有回家了，我给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打了电话，他的公司、他的朋友，甚至他过去的情人我都问了，可都没有他的消息，我该怎么办？”她说话的声音中到后半部分明显地带着哭腔。
我开头听出是她的声音还油腔滑调地祝贺她节日快乐来着，但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先别急，我马上就到你家里去。一定会找到他的。那家伙在学校里就喜欢突然失踪，一星期后又在课堂上冒出来，叫他的老师一惊一乍的。”
我在去W家的路上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但我忽然发现，无论我如何去想，我都记不起W的面孔来。就像W一样只成了一个符号，我发现他好像已没有十分鲜明的特征了，就如同他的姓氏W，可以是吴王魏卫任何一个。这几年他的公关人生涯已将他变成了一个橡皮泥似的人物，遇见什么样的人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和我在一起他只扮演老校友一样，没有一个角色是真实的但他又从来都是真实的。生活瞬息万变，生活如同流动的盛宴，有哪一个人可以和所有的食客一起一直吃下去而不散去宴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便也给公关人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土壤。大学毕业那会儿我们一同都被分到了两个外表看来十分堂皇的大机关。他只待了一年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了出来，仗着他优秀的专业底子和外语在外企里干起了公关人首领，迅速成为这个痛苦而又辉煌的转型期社会中白领阶层中的一员。而我，直到去年才发现在机关里待着如同熬油的灯，油尽灯灭，便惶惶然钻入一家报社当了记者。我走进他家时嫂夫人正坐在客厅里发呆，烟灰缸里一堆“摩尔”烟头。我进去后，她给我倒了一杯水。孩子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
“你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比如吵嘴、第三者、性生活不和谐之类？”我问她。
“没有，一切正常，平静如水。也没有什么第三者，在这点上，我们互相能够做到开诚布公。”
“他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情绪、心理、言谈、举止、性格、脾气、思想？”
“要说起来最近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只是他当上公关人以后，也就是我们结婚这两年多来，我发现他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有时候我正在干活，发现有人在我背后悄悄看我，我一转脸，他便猛地将脸转开，做出一副并没有琢磨我的样子。他似乎有什么心事，只是他从来也不说。W是个工作狂，这一点你也知道。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天和刚认识的人打交道，然后谋算着如何和对方把生意做成。因此我觉得他要有变化，也是变得更为深沉，让我无法了解了，但这并不至于到了非要出走的地步呀！”
我点了点头。“干公关人这一行，时间干长了的确容易引起一个人的变化，但他的失踪也许与此无关。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他很内向的，不爱说话，和女孩子来往很少，即使性冲动了也用手解决掉——我们那会儿都这样干。”我抱歉地对她耸耸肩，“要不，再等两天，也许他累坏了，躲到某个地方打算好好睡几天。要不我在我们报上登个寻人启事吧，我们周末版看的人多。”
正在这时，内室里的小家伙忽然大哭起来。她赶紧进去把孩子哄好，抱出来，孩子嫩嫩的脸上还带着泪水和梦的痕迹。“妈妈，我刚才梦见爸爸了，他在树林里睡着了，我怎么喊他他都不醒。妈妈，我想爸爸！”
我愣了一下，然后我记住了孩子的话，告别后下了楼。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着这件多少有些奇怪的事情，我的思绪回到了大学时代。那时候我们都少不更事，那时候W那么内向，常常一个人躺在校园里樱园下面的著名草坪上晒太阳。有几次我看见这个人就觉得奇怪，他怎么老是一个人用书遮住脸晒太阳呢？有一天中午，下着雨，我走过那里时他仍然躺在那儿，脸上盖着一本书，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我当时想起了不久前发生在这片草坪上的谋杀案：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躺着，但她已死了几天了。莫非他也……我有些心惊胆战地走过去，隔两米远我喊：“嗨，下雨了，快回宿舍去吧！”
他拿掉了那本书。就这样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大学毕业后我们又一同分到了北方的大都市，因此时不时总要联系一下。自从他到外企干起了公关人这一行，他变得很快，真正做到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且，他懂三国外语，因此还经常见外国佬说外国话。一开始他的年薪只有一万五千元，一年后他又跳槽到一家德国企业，年薪一下涨到四万。现在他在一家日本独资企业里干，年薪七万元人民币。这在国内是不折不扣的白领阶层。可他为什么会离开家庭和孩子，突然失踪呢？我沉沉地睡去，在梦中我却梦见他，W这时是西装革履，面带一成不变而又瞬息万变的微笑，向我伸出一只手来。奇怪的是，在这个梦中，他周围穿梭往来的他的手下，那些公关人，无论是漂亮的小姐还是英俊的先生，都戴着一副面具在工作，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脸的人。我觉得这个梦有些可怕，就醒了，发现这个梦极富于象征意义。同时它也许会给我提供找到W的线索。不久，天就大亮了。
我来到W所在的公司。这家公司隐身于一幢七十层的大厦的腰部。从外观来看，这幢大厦用幽蓝的玻璃装饰，像一座现代纪念碑一样。人类也许的确是伟大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毁灭与创造，而永不停下来。我走进这家外企公司租用的写字间，突然发现这一层大厦的所有办公室都没有椅子，看来日本老板的确是“讲究效率”，他宁愿叫人们站着工作，这样可以加快工作步伐。我还听说这家公司的日本老板将自己制成了一个橡皮模型，挂在休息室里——像日本的许多大企业里的老板一样，叫有怨气的职员用拳头出出气，气通畅了接着玩命干活。
我被经理秘书领着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我发现这里的确只有总经理才有椅子，他正坐在那里埋头办公。我进去时他抬起头，看上去他像个中国知识分子，但显得要干练许多。我开口道：“我是记者，我想来了解W的情况，要知道他刚刚失踪。”我已经知道他叫平田。“平田先生，我是W的好朋友。”他给了我一个日本式的礼貌微笑，互递名片后，我们坐下来谈论这件事。从他的叙述中，我了解到W作为一个跳了几次槽、年薪却越涨越高的公关人，公关能力是非常强的。W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一个稳重、灵活、机敏和口才出众的人，一个风度翩翩、势压群雄的人，一个最好的公关人。这是这个日本人对他的评价。得到日本人的赞许是不容易的，我想，W这家伙的确干得不坏，在内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妒意。
“可他却失踪了，我已在报上发了寻人启事。谁也没看见他，他为什么要离开家庭、离开工作而出走，我想作为老板，也许你有你的答案。”
“他在这里一切都是顺心的，尤其在报酬上，明年我打算给他年薪十八万元人民币。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非常欣赏他，但坦白地讲，假如他三天内不出现的话，我就会让别人来干他原来担任的职务了。”
我道了谢，离开了那里。人走茶是凉的，这就是现代社会。
我刚刚回到住处，就接到了W的妻子的电话。“我想起来了，最近这几个月他好像特别喜欢各种面具。他买了很多面具，各种各样的，有时候晚上回家他就一个人默默地欣赏。但我刚才找了屋里所有可能藏有那东西的地方，却没有发现。我敢肯定他是带着那些面具走了。可他把那东西带走干吗？去参加一个无休无止的假面舞会吗？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到各个舞厅去找找，兴许他犯了病似的一家又一家地不停地跳下去呢。”
“噢？这个信息很重要，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那今天晚上我们去各家舞厅找一找试试。可我印象中他从来不跳舞的。他不是一个疯狂的家伙。”
“是的，他是这样，也没和我跳过。但他难道不会从头学？”
“对，有道理。七点钟，咱们在海马歌舞厅门口碰头。”我放下电话之前说。
那天晚上我和她见面后，便开始在这座不夜城中的歌舞厅寻找W。我们包了一辆出租车，统共花了五个小时，找遍了所有主要的舞厅，但仍没有W的影子。这个谜一样的人干吗要躲在暗处折磨我们呢？我甚至都有些气恼了。在送她回家时，她抑制不住痛苦而扑入我的怀中，我默默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天我急急忙忙去采访，路过“石渠通人像艺术摄影室”时，我在汽车里看见临街的橱窗里有一张照片，上面的人好像就是W。我叫司机停了车，赶紧冲了过去，把脸贴在玻璃上。没错，真的是他。是他的大半个脸，他的表情非常古怪，同时奇怪的是他身后有很多的衣架塑料模特儿。那些光着身子的塑料模特儿姿态各异，使他在画面上非常不协调。
我在想，那些面具和这些塑料模特儿会有什么联系吗？我冲进了照相室，我见了石渠通。我告诉他W失踪的事。“你是在什么时候见到他，拍下这张片子的？”
“上个星期，就在绿岛大厦里，他在那里买那些塑料模特儿，而且，他买了一卡车！他在模特儿中间忙活时我正好也进大厦买东西，发现他很特别，而且他在那些塑料模特中显得非常有感觉，我就拍下了他。我是偷拍的。可他会失踪吗？那是个奇怪的人。我能想到这一点。”
“他是个公关人。”
“搞公关可累了。也许压力太大一走了之？我想是这个原因。”石渠通肯定地说。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W的妻子。她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买一卡车的塑料模特呢？他从来也没向我提过。他的出走是有预谋的，现在我相信这一点了。”她又哭了起来。已经六天了，仍旧没有W的消息，我也很着急。在电话中我劝慰着她，却一直在琢磨，面具和模特是什么关系？我想，也许这两样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他会把它们放在哪儿？“我猜他肯定在放面具和模特儿的地方。”我深信不疑灵机一动地判断道。
她愣了一会儿：“也许是，可哪个地方能放下一卡车的塑料模特儿呢？”
“不知道。但我预感他就要出现了。”
果然，就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他消失整整一周的那天，我收到了一盒录音磁带。一看封盒上的笔迹我就知道是W寄来的。一阵狂喜掠过我的心头。我赶紧找了一台Walkman，把磁带放了进去。
“人啊，我爱你们！”第一句就是W深沉而又响亮的呼喊。这句话似乎是某个思想家说的。“我自从当了公关人，才真正开始与人打起了交道。原来我是一个沉湎于内心、认为时间是凝滞不动的人，可是，我后来发现一切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我一共与一万八千多人有过公关接触，这一点，在三年的公关人工作记录中我统计过。后来我就突然对研究人发生了兴趣，在内心之中我把他们归类整理。可最近得出的结论却是：人是贫乏的，人的肉体是让人厌弃的，人的灵魂没有固定的面孔，只有面具才真正能显现出当代人的灵魂。所以我在工作中日益感到了压力，我无法承受我每天都在与几十个上百个面具人打交道的现实，而同时我本人也已是一个面具人，没有深度的人，假设人。我觉得最终可笑的是我自己，所以，我选择了出走和死。人啊，我是厌弃你们的！”W的录音突然就断了，中止了。W也许把话说完了，我立即明白了他出走的全部原因。他的脸上盖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躺在校园里草坪上的形象立即浮现在了我的面前。人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看来他不想成为一个平面人、没有深度的人、面具人和假设人。问题是现在必须找到他。他已经死了吗？可他会在哪里呢？刹那间我眼前一亮，因为寄磁带来的包裹上有邮政编码，就在邮戳上。我找到了那邮编，在地图上查到了那个地区，在这座城市的东北角。我知道那里有一幢八十八层三百米高的望京大厦，他肯定就在那里！
我和W的妻子匆匆赶到了望京大厦。在客房部我们打听到有一个男子在一周半（十天）以前曾经在这里租了房子，并且运送上去一卡车的塑料模特。“我还以为他是开服装公司的呢，可他不是。他是杀人犯吗？你们找他干吗？”看过记者证后，服务员领我们上了楼。在电梯里，我的手感觉到W的妻子的身体在颤抖。看来不祥的预感已经一同来到了我们身上，我轻轻地揽住她，她用求助式的眼神看着我，泪光盈盈。我们跟在服务员后面出了电梯。我们来到了七十九层，我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彩里了，假如想做一只小鸟，现在从窗户里跳下去就可以实现。服务员打开了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刺鼻气息，包围着我们的是黑暗。服务员打开了灯，却吓得失声尖叫了起来。
在屋子里站着满满的塑料模特儿。它们大多是女性模特，也有一些是男性和孩童模特儿。不同的是，现在它们每一个脸上都戴着一副面具。这样的场面是那样地奇怪，充满了激情、欢乐、静止与死亡的暗示，我也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
我们来到了另一间屋子，屋子里同样都是戴着面具的塑料模特儿，只是我们还看见W正靠墙坐着，他也戴着一副面具。我走上前摘下了它，发现他已经死了。他妻子在我背后大哭了起来，而这时我已看清楚他脸上带着那样一种痴迷的笑容，包含着幸福、满足、狂热和快乐，与多年以前的那个下雨天，我在H大学校园草坪上向他走去时，他抛开那本《存在与时间》时脸上倏忽隐现的表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