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认为赌得起，更何况北京是一座轮盘城市，传说这里的机会就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漂亮小鱼儿一样多，我们来到这里也就在所难免。我们都是属于通常所说“怀揣着梦想”的那类人。我和杨哭除了梦想，便口袋空空，一文不名。但我们至少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们俩离开青春时代还不算太久，因此保留了足够的热情打算把剩下的青春年景在这城市中消耗掉，借以换取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我们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俩第一次站在机场通向市区的高速公路的巨大的立交桥——三元立交桥上，向我们即将进入的城市市区眺望时，涌现在我们心头的一定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这座城市以其广大无边著称于世，灰色的尘埃浮起在那由楼厦组成的城市之海的上空，而且它仍在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扩展与膨胀。我们俩多少都有些担心和恐惧，害怕被这座像老虎机般的城市吞吃了我们，把我们变成硬币一般更为简单的物质，然后无情地消耗掉。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成功者。在这座充满了像玻璃山一样的楼厦的城市中，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须尝试去爬爬那些城市玻璃山。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得粉身碎骨，也肯定有人爬上了那些玻璃山，从而从高处进入到玻璃山楼厦的内部，接受了城市的认同，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内欣赏在外面攀缘的其他人，欣赏他们摔下去时的美丽弧线。
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汽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快速路，随即，那幢类似于一个巨大的幽蓝色三面体多棱镜的京城最高的大厦京广中心，以及长城饭店、昆仑饭店、京城大厦、发展大厦、渔阳饭店、亮马河大厦、燕莎购物中心、京信大厦、东方艺术大厦和希尔顿大酒店等再次一一在身边掠过，你会疑心自己在这一刻置身于美国底特律、休斯敦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灯光缤纷闪烁之处，那一座座大厦、购物中心、超级商场、大饭店，到处都有人们在交换梦想、买卖机会、实现欲望。这是一座欲望之都，尤其是当你几乎每天都惊叹于这座城市崛起的楼厦的时候。这一刻我和杨哭都觉得自己渺小而无助，真的就像是一粒微尘。在这座城市铺开的辉煌灯光的下面，有多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打算在这里成功的人？这座城市几乎能够包容一切，它容纳各种梦境、妄想和激情，最保守的与最激进的，最地方的与最世界的，最传统的与最现代的，最喧嚣的与最沉默的，最物质的与最精神的，最贫穷的与最富有的，最理想的与最现实的，最大众的与最先锋的，仿佛是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存在并和平共处，互相对话、对峙与互相消解，从而构成了这座城市奇特的景观。我和杨哭不禁为这座庞大城市的包容性与吸食性而深深地震动了。
具体说到杨哭，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他身上总是体现了妄想的气质。我们都在南方一所老牌大学念书，在读书期间就已是好朋友。杨哭长得非常英俊，而且还略带些络腮胡子，身上颇有些硬汉气质。他喜欢穿格子西装，扎鲜艳的真丝宽领带，戴窄边墨镜，头发用摩丝打得发亮，梳着小背头的发式。在学校里他总爱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弄得很神秘。那会儿作为政治系的学生，他成立了类似于政治家俱乐部性质的“灰衣社”，该社有几个在建国前就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政治、法律系著名教授做顾问，由杨哭担任社长。“灰衣社”的特征是，全体成员无一例外都穿灰色风衣，神色严峻地在校园里穿行。我曾听过一次他们举办的沙龙研讨，那次他们似乎讨论的是有关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的话题。我突出的感受是，这是一批小野心家，他们总想把握与掌握远远大于他们生命的东西，比如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我想在以空谈和妄想著称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人总是为数不少。我就因此而认识了杨哭，并有些崇敬他。大学毕业那年我二十二岁，他二十三岁，对世界和事物充满了向往和足够的耐心，便一起分配到了北京。我们要去的地方，分别是一所大机关和一家艺术剧院，我要去的地方是后者。而“灰衣社”的其他人则作鸟兽散了，旋即没了踪影。
当我们站在三元立交桥上眺望遥远的北京城区时，我想我们想在这里得到的不只是名利、地位，还有爱情和对意义的寻求。杨哭在大学期间一直很“老实”，连个女友也没有，而我则在一次伤心的爱情打击下多少显得有些灰心丧气。我们站了许久，我取出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我朗读了该部书中的一个充满了雄心的人物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郊外一座小山上，俯瞰灯火辉煌的巴黎夜景时所说的一段话：“巴黎，让我们来拼一拼吧！”拉斯蒂涅后来周旋于贵妇人的石榴裙边，从而爬上了银行家兼政客的宝座。
我朗诵完，我们相视大笑，那一刻在今天想来仍是那么滑稽与悲壮，随后，我们便钻进出租车，向城市进发了。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一幢幢大厦便迎面撞来。
二
回想起我们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模样，以及随后就被迎面而来的生活淹没的窘态，一切都是那样始料不及。杨哭在大机关报到之后，旋即被派到延安地区去锻炼。他在那里待了八个月。在一次他给我的信中，把这次锻炼称之为有趣的下放。他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晚上，和他所在的村子里的其他干部，趁着夜晚去围堵那些不愿意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的妇女，捉住她们并将其送进医院强行结扎。“你可以想象在这个穷乡僻壤，那些农民除了白天面对黄土，晚上剩下的就是什么营生了。所以，这里有些村子超生很严重。虽然我在夜间抓住那些妇女，听见她们发出杀猪般的嚎叫而感到于心不忍，但我想我们是对的。”他在信中这么说。八个月后，他终于结束了锻炼，我在一家临街的咖啡馆见到他时，发觉他已多少变得真像个村干部了。那天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对我说：
“我要追她。我爱上了这个女孩。”
我有点儿吃惊，因为过去杨哭是一个不容易对女人动情的人。我拿过照片，我发觉她并不漂亮，形象一般，但娴静、大方，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
“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胡子刮得发青的杨哭脸上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笑意，接着他说出了一个政界要人的名字。
我笑了笑：“你已经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了。”
“不，我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容置疑地打断了我的话，用深邃的目光看着窗外的街景。“有一位同事和我是情敌，我们俩展开了竞赛。”他自我解嘲地笑了，“你有什么新招数没有？教我两招，你是高手。”
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谋求发展的想法。在大学里办“灰衣社”时萌发的雄心壮志依旧激励着他，他明白在这座城市中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找一个有背景的女孩做老婆是一条捷径。这是他早就明白的道理。
在随后的约莫半年时间里，杨哭和他的一个年轻同事展开了与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爱情追逐。出于对自己未来前途的宏观设计，他第一次十分投入地开始追求女孩子了。在几个月的拉锯战中杨哭却最终败下阵来，那个女孩闪电般嫁给了她的另一位追求者，杨哭的同事和情敌。
我和杨哭在这年年底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步，迎着风很寒冷。不远处，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挺拔，有些孩子在广场上放风筝。我们都竖起了风衣的领子，默然无语地走着。雪地已在迅速融化，长安街上六条车道上汽车川流不息，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遭受打击的杨哭看上去很冷峻，我到后来却哈哈大笑起来，我说：
“说说看，你是怎么失败的？”
“她说我的名字不好，有一个哭字，她说如果我考虑改名字，她就考虑嫁给我。她说这也是她家里人的意见。但我不会改名字的。”他恶狠狠地说，“我不会改的。”
我仍在笑，笑声都惊动了在广场上值勤的便衣，我说：“你父母当初干吗要给你起名叫杨哭？”
他古怪地看了我一眼：“就因为我生下来后从来不哭，我父母害怕我克了自己，就起了个这个名字。我可不会为一个女人而改名字的，那太可笑了。这是原则问题。”他挥了挥手。
“就这样将大好前程拱手相让了？”我说。
他淡淡地一笑：“另起炉灶呗。不过，我那位同事，在与她结婚两个月后，已调到更重要的部门去了。我不知道他的调动是否与此有关，但他现在所待的地方，对他在发展上非常有好处。”然后他突然骂了句粗话，“我得重新设计一下自己了。明年春天，我就不会再待在机关里了。”
至于我，在分配到那家艺术剧院后命运不济。我想这是一个不需要戏剧的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戏剧情节，几乎比戏剧本身更打动我们，那么谁还会在忙了一天再到戏院看天天都在生活中出现的情节？我在单位报了到，被分配去管理人事档案，每天只需坐八个小时就可以了，一个月可以领到三百多元，要知道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生活，这点钱连玩一个小时的老虎机都不够，可我偏偏就爱玩老虎机。半年以后，剧院更加不景气，我便从当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搬出来，在一个小区的朋友处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我辞去了工作，有一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我会干什么，我终于决定靠写作发财和挣得爱情。我终于决定写作了。
这年春天，杨哭果然从机关中跳了出来，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十万块钱，成立了“宏友公关广告公司”。由于他在那家赫赫有名的大机关待过一年多，认识的人很多，因此做这种中介公司生意还有底。出于对饭碗的考虑，我便应聘去一家报纸副刊当了编辑，在不坐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闷在屋子里写作。
有一天杨哭在亚运村附近的“太平洋明珠酒家”举办一个由某家信用社和中国影视老明星们联欢的活动，叫我也去一下，顺便在报纸上发一条消息。他开着他花不到十万块钱就买到手的一辆二手黑色流线型“凌志”来接我，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扎一条灰色领带，衬衣也是深颜色的。“你会在那里看到一大群中国的老明星们，一群黯淡的星星。”他笑了，杨哭似乎逐渐地具有幽默感来对付生活中平庸的东西。
我们钻进汽车，汽车驶入南三环，然后向东驶去。三环路修得不错，我们的车很快就到了亚运村的“太平洋酒家”。远处，一幢幢高层公寓楼、阳光广场、惠普广场的巨型写字楼矗立着。我们走进酒家，发现人已经来了很多了。我叫杨哭忙他的去，自己挑了个位子坐下来，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小厅里人头攒动，这原是白天可以当餐厅、晚上可以唱卡拉OK的地方，靠东面的桌子边，赫然坐着一大堆几十年间在中国影视界名震一时的人物，大多已白发苍苍，女士们也已肥胖臃肿不堪，只是皮肤依然保养得很好。我不由得叹息起来，心想杨哭这家伙不知用了什么招儿，把这么一大堆已遭受冷落的宝贝都搜罗在这里，为一个并不起眼的信用社开成立纪念会？我想这一定是钱的原因。作为承办这次活动的“宏友公关广告公司”，只要出一点小钱，就可以请动这些已经许久无人给他们付出场费的老明星们，叫他们来给一家信用社的成立捧捧场。我知道杨哭一定请不动那些正在红得发紫的大明星，他们一张口保管叫杨哭真的哭出声来，虽然他声称他从来没哭过。商业法则已渗透进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了，我想。
很快地，演出开始了，杨哭作为主持人之一，显得很持重潇洒。另有一个女主持，她的脸我常在中央电视台上见到，在联欢会上显得非常活跃；老明星和名导们一个个上台表演，节目实在不能说不错。老家伙毕竟是老家伙了。小厅里很热，我连续要了好几杯粒粒橙，不动声色地看着人们的滑稽表演，停了一会儿，我忽然看见一个女孩子手拿话筒走上台为大家唱歌，我不由得注意起她来。
她穿一条黄褐色的褶皱超短裙，裙子上还有一些虎皮斑纹。我琢磨这裙子很厚，因为在这初春的日子穿短裙恐怕还不太适宜。她上身穿一件白色贴身套衫，乳房小巧而浑圆。她有一双显得有些瘦瘦的腿，穿着一双奶黄色亚麻鞋。她长得很清纯，但目光中又流露出历经沧桑的一点忧郁。她的眼睛不大，但很清亮，流转不停。她举起话筒，向大家抱歉说她今天感冒了，嗓子不好，只能唱一首音色较低的歌。然后她唱了起来，大厅里很闷热，她唱的是一首林忆莲的歌。歌名我想不起来了。总之当时客厅里乱哄哄的，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歌女在唱歌。大家都在互相交谈，只有我在注视着她。唱到一句音位较高的地方，她的嗓子发出了一声嘶哑的怪声，把几个埋头说话的老明星吓了一跳。“很抱歉，很抱歉，我的感冒让我的嗓子不太听话。”她尴尬地说。这一刻我感到她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她不，仍是坚持着唱完了她的歌。当她走下台时，一些纯粹是出于礼貌的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了。紧跟着上来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丑星，他为大家表演了一个小品，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小厅里顿时鸦雀无声。丑星拿出了他的绝技，我没有看他表演，却一直看着那个嗓音嘶哑的歌女。她坐到酒吧台前的小圆椅上，有人递给她一杯冰水，她在向那人点头致谢；人们没有再注意她。她坐在那里，似乎在稳定情绪，眼睛发亮，还有些潮湿。她胸部的起伏渐渐平缓下来，刚才不知所措的劲头没了。忽然她注意到我在看着她，那一刹那的对视约有三秒钟。她露出了一个非常迷人的笑，礼貌地冲我点了点头。由于相隔很远，我也点了点头。丑星表演完了，已过了吃饭时间半小时。杨哭宣布用餐，大厅里乱作一团。想见大家都有些饿了。我也端起了盘子，吃了起来，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歌女，四处张望着找她，却未见她的踪影，莫非她已经走了？用完餐，老明星们喜滋滋而又矜持地拎着纪念品陆续走了。我坐上杨哭的车子，说：“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宝贝？我是说那批老明星。”
他淡淡地一笑，将汽车发动着，慢慢地上了快行道。“干公关公司的无非是拉拉皮条而已。信用社出一笔宣传费，我来组织明星、记者和场所布置，我就赚这笔活动费。新闻稿已放在你的纪念品里了，你自个儿翻吧。”
汽车在城市的大道上疾奔。后来他打破了沉默，笑了起来：“你看那些老明星，过去多红火，可如今，只要花这么一点钱就可以请动他们。身价下跌喽。哈，真有趣。我从小看他们演的电影长大的。什么东西一近距离看，就再也不神秘了。”
我问：“那个歌女也是你请来的？她好像真的生病了。”
“哈，不是，是她自己找上门的，说唱一支歌，只要给她五十元就行了，而且中午她还不在这里吃饭，这类流浪歌女北京很多。出于怜悯，我就叫她唱了一首。后来给了她钱，她就走了。”
我不再说什么。汽车上了安慧桥，视野顿时开阔了起来。奥林匹克中心、五洲大酒店、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四面矗立，每当看到这样开阔的城市景物，我的心便显得很激动。我是爱着这座肿瘤般膨胀的伟大的城市的，我想。我回忆起那个歌女和我对视时的一刹那的笑容，有些共同的梦想、愿望与漂泊刺痛了我，使我在感情上觉得和她是一类人。我想在这座大城市里，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城市是一条混浊而肮脏的河流，所有人的面孔都将漂远。
三
我所居住的小区是一个庞大的小区。因为这里高楼林立，而且大都在二十层以上，以某种冷漠的姿势站在那里。有时候夜晚我回去，下了公共汽车，走在空寂无人的高速公路的边上，四周全是燃着灯火的小区公寓楼，那明亮的灯光，在黑暗之中，使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外星的某个城市。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虽然那时候孤独已经侵袭了我的心，但我依旧震惊于这座城市的雄伟和庞大。我的写作不太顺利，其原因在于我正努力写一部长篇小说《荷兰的风车》。我想这不是一个过于抽象的名字，我告诉与我合作的书商，我已充分地考虑了他所提议的一些商业性因素，但我一旦写起来，小说往往自己就成就了自己——它像一匹挣脱了缰绳的野马一样，自己向着我已无法驾驭的地方狂奔。我会成功吗？这不好说。我到底想获得什么？我想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我。我宁愿为了爱情而写作。这样想着，我写作的劲头又大了。
但我听见门口有人在争吵，像是女人的尖厉的声音。我打开门，发现我对面的屋子门口，有一个中年妇女，在把一个上身穿黑褐色条绒夹克的姑娘向外推：
“你走吧，没钱就别赖在这儿，走吧走吧！”
我的眼睛突然亮了。我发现她正是上次我在太平洋明珠酒家见到的那个歌女，那个因患感冒而嗓音嘶哑的姑娘。她今天穿的可是一条十分漂亮的牛仔裤。她还有一个美丽的小屁股，这是我在一瞬间发现的。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她俩停下了拉扯，一起回头看倚在门边的我。她似乎觉得我有点儿面熟，但她并未回忆起来。那个中年女人恶声恶气地说：“说笑话，住我的屋子连租金都要赖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我明白了。“她欠你多少钱？”
“三百元。说好一个月三百元。她一分钱也不给我，可她都已经住了一个月了。”
“我给你，”我果断地说，“你现在要吗？”
那个女人和那女孩都愣了一下，女人说：“当然，这样的话，她倒可以继续住在这里了。”
“那么好吧，”我转身进屋，取出三百元钱交给了那个女人，“让她留在这里住下。”我说。
中年女人接过钱，松开了那女孩的胳臂。那女孩不解而又有些感激地看着我：“谢谢你。我一定会还你的。”
“不用，”我淡淡一笑，“我们见过面，在太平洋明珠酒家。”
“哈，”她笑了，“我想起来了。不过那天可真尴尬。你是去……”
“我是记者，那次活动是我的朋友组织的。”
她冲我挤了一下眼睛，非常地灵动、新鲜、活泼。“不过，我先收拾一下东西，待会儿我再和你聊聊。”她说完，也冲那中年妇女——房东笑了一下，就走进了她的屋子。那女人拿着钱，看了我一眼，停了一下，她问我：“要是她再不交钱，我就找你好了？”
“好吧，”我笑了笑，“不过她肯定会付房租的。”然后我回到了我的屋子。
我继续写作，可老是卡壳。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想很多人在写作时也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况。然而门被敲响了，我打开了门。
“嗨，你好。”那个女孩笑吟吟地站在门口，她已换上了一条漂亮的白底碎花的裙子，“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我愉快地把她让进门，我这时才意识到也许我的屋子过于乱了。至少我的臭袜子就不应该丢在沙发上。
“噢，米莫·巴拉第诺的画，我也喜欢他。”她端详起屋角我挂的一幅画来，“真棒，《朱丽叶的马车》。”
“坐吧，喝点什么？我这里有各种饮料。”
“那就来点儿椰奶汁吧——有吗？”她眯起眼睛看我的样子真动人。她还会耸动她的小鼻子头。
“有的。”我说完，打开冰箱，为她倒了一杯椰奶汁，我则倒了一杯啤酒，呷了一口。
“蛮不错的，我是说你的房子。”她端着杯子，两只眼睛迅速地在屋子里扫了一遍，对我说，“也是租的？”
“噢，单身汉，太乱了。说实话我并不懂生活。”我由衷地说。我注意到她的左眼角有一个半月形的小伤痕，尽管它极不容易被察觉，“是借租朋友的房子。”
“啊，忘了介绍我自己了，”她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你呢，哥们儿，你叫什么？”
我接过来名片，发觉她的名片印得很别致，天头上一行黑字：在路上流浪的一只猫，中间是两个圆头字：林薇，下面却并无电话、住址和BP机号码，又写着几个字：在路上，没有家。
我笑了笑：“你一直在路上？为什么不停下来？我叫乔可，你叫我老乔好了。”
她吸了几口椰汁：“你也不太大，干吗要叫老乔？”
“习惯呗。我的朋友都这么叫我。上次在太平洋酒家，第一次见到你，忽然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浪游的人。”我说了实话。
“你的日子比我好过多了，”她顾盼生辉，又懒懒地打了个哈欠，“我知道当记者的都是些什么人，到处蹭吃蹭喝，而且还有红包拿，说捧谁就捧谁，人人都怕你们，记者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了。”她咄咄逼人地对我说。
“你这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我毋庸置疑地反驳她，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行当，可我也有维护行业荣誉的起码的权利。
“算是吧。”她又打了个哈欠，真的像一只猫那样。然后她站了起来，很随便地在我的屋子里走动，随手翻翻我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忽然看见天花板上有一幅正对着我的床的裸女画，笑了起来：“真够色情的，每天一醒来就看看裸女——记者都这样？”
“单身汉都这样。”我说，“说说你吧，我倒想了解你——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
“职业习惯？”她偏头问我。
“不是。是我个人的好奇心。”
“噢。不过，我现在饿了，我倒想先去厨房做点儿吃的，你有什么吃的吗？”
“应有尽有。”我说，“全在冰箱里。”
“太好了。”她兴奋地说，“看来我要露一手了，乔可，你待会儿就会傻了的。”她说着，就冲进了厨房。
我又坐在了椅子上，心情杂乱地翻着巴尔扎克的作品，我的屋子突然地充满了一个灵动女子的身影和声音，多少叫我有些手足无措，我就在那里胡乱翻着杂志，听着厨房里她轻快地一边哼着歌，一边做饭的声音。约莫二十分钟，她居然炒了三个菜，并且连蒸好的米饭都一起端了出来。我真的有点儿傻了。
“这荷兰豆还不错吧？”她喜滋滋地问我，仿佛我就不能不说不错一样。
我尝了一下。“真不错。”我真心说道。我打开了一瓶长城红葡萄酒，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为了相识干杯。”我说。她又挤了一下眼睛，然后我们干了一杯。
她顿了一下，问我：“你为什么要为我垫付房租？”
我迟疑了一下：“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类人。都是在路上。我也是这样的。”
她乐了：“就为这个？”
“对。就为这个。”
“噢。我很感动。不过这么说有点儿假模假式。”
“你来这个城市多久了？”我问。
“四个月。”
“靠什么生活？”
“唱歌呗。天天去酒吧、饭店、舞厅唱歌，有时也去录音棚打拼，挣钱养活自己，否则就要挨饿。你尝过挨饿的滋味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养尊处优？”
“不，我一直有饭吃，也仅仅是温饱而已。”
“哦，”她叹了口气，“可我就不同了，我在南京出生，九岁就拉二胡，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专业。没毕业，我就跑到广州，在那里开始唱歌，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唱，有一次真的饿坏了。世界真是个圆，我绕了一圈儿，来到了北京。北京真是个好地方，我想也许我会在这里成名的。”
“有人帮你没有？”我问她。我知道她这个行当得有人包装她、捧她，她也应该拜一个名人为师，而且还要进入一些圈子，总之得学习一些艺术社会学的东西才行。
“帮我的人不多，不过，我也习惯了。我感到我的运气就要来了。知道吗，我在拍一部《红尘情缘》的电视连续剧。”
“是张艺谋导演的吗？”
“不，”她的神色黯淡了，“要是他导就好了，可他从来不导电视剧。”她又乐了，“知道吗，我在这部戏中演一个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三十年代的。”
我发觉我们边吃边聊，已将饭菜一扫而光。我仔细地看着她：“告诉我，你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什么？”
“为了成功。这很简单。你呢？”
“我？”我愣了一下，“我突然有点儿糊涂，我打算靠写作挣钱与成名，再娶个好老婆——如果不是痴心妄想的话。”
“那可太累了。真的。当个作家可真太累了。而且在这个时代，不会再有傻女孩去爱一个作家了。”她同情地说，“你在写什么？作家？”
“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她像一只鹿一样跳了起来：“我要看一看。”她走到写字台前，去翻我那一摞手稿，“我喜欢马尔克斯的小说。”
我说：“算了吧，否则我会不高兴的，你别动它。”
她停下了手，回头看着我：“我倒认识《当代》杂志的几个编辑，就是化名周洪的那几个人。要不写完了叫他们看看？说不定会卖个好价钱。现在什么都能卖钱了，哈。”
“但愿。”我说，“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我的提议得到了她的赞同。我们一同下了楼。夏天的气息一天深似一天，走在庞大的小区中，我再一次地感到了这座城市令我恐惧的魅力，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吸食所有的光线、理想、梦境与时间。“你看，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外星城市。”我说。
她转身看着周围的一幢幢灯火明灭的大厦和公寓楼。街上人很少，仿佛只有我们两个走在空寂的大街上，四周尽是吞噬人的黑暗与楼厦。一些汽车飞快地驶过高速路，拖过一道道灯光的弧线。她哼起歌来了，曲子很好听，停了一会儿，我问她：“是一首什么曲子？”
“《忧伤的夏娃》，我自己写的，好听吗？”
“好听。”我说。
“谢谢。”在黑暗之中她的眼睛闪亮了一下，也许她还很少听到真诚的赞扬与鼓励，所以对我的赞同萌发了感激。我们又回到了单元楼内，她打开门，倚着她的房门对我说：“谢谢你，真的，否则我今天就被赶走了。你夜里几点睡？”
“三点钟。我习惯夜里写作。”
“好吧，祝你写得好，我可得早早上床睡觉。”她又打了个懒懒的哈欠，“那么晚安，乔可，顺便说一下，你那三百元，我会还你的。”
“不必了。”我说。然后她冲我摆了摆手，就进她的屋子了。我停了一下，逐渐习惯了楼里的黑暗，然后才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四
我渐渐地被一种叫孤独的虫子撕咬着，没有成功，没有女人和金钱给我增加自信。我多少有些仇恨这座城市。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索取的，可到目前为止，它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给我，它充分地蔑视着我这个穷光蛋。我常常想，拥有梦想的人在这样的时代里简直就没法活了。与我相反的是，杨哭的生意却非常红火，他与外省的许多中小城市的市长们都很熟，凭借着这层关系，替他们在北京城里召开各种招商洽谈会和新闻发布会或者搞到领导的批文，进项是以十万元为单位进账的，杨哭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的家伙，我对他可真是又敬又恨。
有一天他像个疯子似的猛呼了我六遍，我的BP机险些都从我的腰上蹦下去。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告诉我要我和他一起去中国大饭店跳舞。“好吧，你他娘的来接我吧，我就在屋子里等着你。你打断了我写一部伟大作品的思路，你得赔我钱才行。”
“今天晚上赔你一个姑娘，我出钱。”他笑着挂了电话。
我坐在屋子里生闷气，忽然想起来我对面的林薇，我似乎有好久没见到她了，她的门也像个庙门一样关得紧紧的。以往她每天都要在门口丢个垃圾袋，可这一段时间却没有，她跑到哪里去了，这只一直在路上的野猫？
后来门被人粗野地敲响了，我知道是杨哭那小子，他有时候就像个没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
我没让他进门，提起一件西装外套，就跟他走了出去。来到单元门口，我忽然看见一辆乳白色的奔驰600SL跑车，我当即有点儿傻，我说：“这他妈是你的车？”
他得意地戴上了墨镜：“不，是我借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的。咱们先在环路上兜兜风，我得试试这辆车。”
“真他妈棒。”我打心眼儿里说。
我们的车像是一艘巡洋舰一样平稳地驶上了中国大饭店高高的停车坪。下了车，装好了车篷，我们便向那巨大的耸立着的饭店大厅走去。自动门开了，我们走进了大堂。这是一家十分气派的五星级饭店，处处都显示了凝重的奢华气派。杨哭整理了一下衣服，耸了耸肩：“咱们得吃点东西，去百花餐厅吃鲑鱼子如何？”
“好吧，那玩意可有点腥。”我说。我们来到了百花法餐厅，任由杨哭煞有介事地点了几道菜。全是欧式菜，我都叫不上名字，吃起来味道有点儿怪。我们每人还喝了一杯加冰块的XO。杨哭慢慢地品着酒说：“我一定要自己拥有一辆奔驰600SL型跑车。”我喝不惯洋酒的奇特滋味：“我只要一辆手扶拖拉机就行了，可拖拉机他妈的不让上长安街。我还指望着有朝一日用它带着来京看我的父母亲上街兜兜风呢。”
杨哭听得笑了起来，他下巴上的胡子胡乱地抖动着。“慢慢来。记住，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没有付出，就不会得到。你得拼命去操这个世界才行。”他真粗鲁。
吃完饭，我们又在大堂酒吧喝了大碗冰淇淋，这种大碗冰淇淋由二十五勺冰淇淋构成，简直棒极了。我和杨哭话不多，只是在各想各的心事。来到这座城市两年时间，我们的变化已非常之大，心境、观念、目标、环境和想法都已变了许多。我知道杨哭出身于一个小干部家庭，这使得他身上凝聚了一种小生产者企图暴发的全部愿望。我知道这种东西一旦强烈爆发，是很可怕的；可杨哭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刚刚有了几十万块钱，就打算醉生梦死，还想拉着我不成？
我们来到迪斯科舞厅跳舞时，那里已非常地热闹了。灯光昏暗，音乐的节奏非常强烈，我不能听到这样的音乐，一听到我浑身就跟上了弦或者触了电一样，剧烈地抖动起来。我不知道我机械地跳了多久，总之我感到累坏了，回到了一边的沙发上，杨哭优雅地看着我，为我要了一杯扎啤。
这时，忽然听到一首仿佛幽灵唱的歌从乐池那边传来。声音凄美，忧伤。我敢打赌这曲子我是听过的，对，就是那首《忧伤的夏娃》，这歌是林薇曾经哼给我听过。我愣住了。我往歌声传来的方向看，可我只看见灯光昏暗之处，有一个穿黑色裙子的女人的影子，她一动不动地唱着，直到我感到心都碎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忧伤之夜，所有的苦痛一起向我袭来。
我站了起来，向乐池方向走去。我刚刚走进舞池。一声鼓响，震天动地，迪斯科的曲子又响了，很多人涌了过来，像浪头一样挡住了我。我奋力前行，拨开人群，却发现乐队前面并无一人。她已经消失了。
五
我确信我遇到了某种危机，一种沮丧深深地袭击了我。大饭店之夜的光线、气息，那些在酒杯和超短裙里晃动的欲望，让我坚持的梦想有所消解。我忽然不想写下去了，因为我写的是一部同样令人沮丧的小说。早晨醒来，我的嘴里弥漫着一种苦艾的味道。头疼得厉害。我爬起来，洗漱完毕，就下了楼去到前门附近的一个地方玩老虎机。我带了不多的三百块钱，让小姐给我调了机器，我就随便坐在一台老虎机前玩了起来。原先我总是站在一边，看看哪个机器玩的人输得多，等他走了我就接着玩，结果总能小有赢余，可今天我有一种憋足了劲把钱都输光的愿望。但很奇怪，只要我按动按钮，保管有多一倍的分数从机器里显示出来。我投进去的越多，它吐出来的也越多。我很生气，我就不停地朝里面塞硬币，它就不停地吐，我的眼前很快就堆了一大堆硬币，其他的人都羡慕地看着我。
游戏机店老板走了过来，他是一个大胖子，身体像只垃圾桶，他恼怒地拍了一下机器：“妈的，今天它是怎么了？”他这一拍，我放进去的一枚硬币便再没吐出来。我兑换成一元硬币就用一个塑料袋把一大堆硬币都装好，不打算玩了。袋子沉甸甸的，这使得我不得不又换了一个布袋子。我把它搭在肩上，就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某个人。人海苍茫中，我像一件漂浮物一样走在大街上，我比他们都漂得更远，不知怎么，我钻到了地铁的通道里。有一个并不算丑的女人迎上前来伸手要钱，我忽然问她：“你为什么不回家？”
她愣了一下，看我痴目愣瞪的样子，忽然有点儿害怕，拔腿就跑了。“嗨，我给你钱，可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回家？”我追上去又对她喊。她一下子钻进人群中就不见了。我从布袋中掏出一把硬币，向一群乞讨的小孩扔去：“拿了钱回家！拿了钱回家！你们为什么都不回家？”
我在大街上整整逛了一天。我的布口袋里还有一半的硬币。我给了那些没有回家的人一些，但后来他们不敢再要了。我想我是出了一点小毛病，但不知出在了哪里。我神色茫然地叫了一辆出租车，叫司机拉我回住处。城市太大了，每张脸都在漂浮，我会漂到哪儿呢？我仰脸看那些玻璃大厦，心想我假如去爬这些玻璃山，摔下来时也一定很好玩儿。
我进了单元楼，路过林薇的门口，并没有打算去敲响她的门。我倒是想和她聊聊，但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直奔我的房间。我掏出钥匙去打开门，发现有一个信封插在门把手里。我想一定又是各类狗屁直销广告。从中抽出一张纸条儿，纸条儿上的字写得很有特点，圆圆的，每个字儿都像一只蜷着身子的懒猫：
晚上我要搞一个party，冷餐会，就在我房间里，请七点钟准时来。
林薇
我打开门进去，将肩上的布袋扔在沙发上，里面的硬币发出了一阵哗哗响声。然后我煮了一些面条，胡乱吃了几口，就沉沉地睡了一觉，连一个梦也没做。
到了傍晚，看看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换上了一件休闲服和圆领T恤衫，在胸前别了一朵玫瑰花，又拎了一瓶香槟酒，在七点钟准时敲开了她的门。
门打开了，伸出了她烫得乱蓬蓬的脑袋：“啊哈，你是第一个，快进来吧。”她快活得就像是一只金丝鸟儿，胸前系了一面镶有唐老鸭的布围裙，打着赤脚，可见正在厨房忙活。
“你好像变老了，我是说留了这种发式。”我进了门，把香槟递给她。屋子里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她把嘴一噘，嗔怒地看了我一眼：“应该说点儿好听的，你。我今天过生日，知道吗？你这坏家伙，要说发式，还应该怪那个唐导演，拍《红尘情缘》非得留这种发式。不过你很潇洒，我是说这件休闲装，再配上那朵玫瑰花。”
我跟她走进了屋子。这是一套两室一厅，屋子里充满了一种女人的气息。一台简易的CD机和一大堆CD唱盘摊在茶几上，墙上挂着些牛头、吉他、佛教信息图、大幅北欧雪山风景、健美女郎，以及从外国广告杂志中心插页上取下来的构图新颖的广告画，总之一切显得那么乱七八糟和不谐调。床上扔了一些蝴蝶翅膀一般绚烂的衣裙，和一些内衣之类。
“啊呀，乱得不得了，快帮我收拾收拾。会调鸡尾酒吗？”她一边整理床上的东西，一边问我。
“恐怕不会。怎么，今天有很多人要来？”
“对，”她的眼睛骨碌碌转动着，“有很多人。”她又忽地皱了一下眉头，“不过你可能不太喜欢他们。”
正在说话间，门被敲响了，她抢步上前开了门。进来了一个拿着一束花，拎着一个奇大的蛋糕的大胖子，长得像一头天山深处的哈熊，肚皮都快把皮带绷断了。他一看见林薇，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左手放下蛋糕，右手把花塞进她怀里，就张开怀抱要拥抱她。恐怕还要吻她。但一刹那间他忽然发现屋子里还站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那张开的怀抱在半空停了一下，又收回去了。“噢，这位先生是……”
“乔可，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我笑着抢先伸出手来。林薇跳到了一边：“乔，这位就是名震中国的唐导演，我就是他一手发现的。”
我想起来唐导演导演的那些大型的历史题材的连续剧，我还听朋友们说他新近刚在东郊买了一幢带花园、草坪和室内游泳池的别墅，花去了他几十万美元。这是个大腕。
“噢？唐先生真是慧眼识才，要为中国影坛再贡献一个巩俐了。”我握了握他的手，迅速松开。
唐导搓了一下手，仿佛我的手上沾满了泥巴似的。“这话说来倒很有趣，有一天我在西单附近溜达，发现她正在那儿等52路公共汽车，那顾盼生辉的样子实在有些情致，是个演员的坯子。于是我就亮出身份，把她拉到西单劝业场边上一个咖啡厅，就这样为我的戏敲定了二号女主角。”
“想不到唐导演还真是一个有眼光的星探。”我说。
这时候林薇嚷嚷着叫我们拼桌子，将几张方桌从窗户到门排成了一溜，铺上了一块桌布。我和她便将各种冷餐色拉、水果和酒摆上了桌子，唐导撅着他的胖屁股在往蛋糕里插蜡烛。“是二十三，还是二十四？”他回头问林薇。
“二十三。噢，都二十三岁了，真可怕，一天比一天老了。”林薇忧愁地说。
门又被敲响了。我无法详述那天的情景，总之从那一刻起，几乎每隔一分钟门就被敲响一次，进来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人。他们大都拿着一束花，拎着礼品盒，有一个家伙还带来了一个牛脚掌那么大的蝴蝶标本做生日礼物。他们进来时都曾打算和林薇亲热一下，但却都又发现了在场的其他人，脸上的惊愕稍纵即逝，旋即带着戒备地互相打量起来。我看得出林薇跟他们都很熟悉。人到齐了，我数了一下，他们一共接近二十个，除了其中一位姓金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以外——他是林薇拜的老师。其余的看上去和林薇的关系都不同寻常。我不禁为林薇担忧起来。通过介绍，我才发现这些人竟然大多数都赫赫有名：有捧红了不少歌星的音乐经纪人，有歌词作家，有写肥皂剧的名剧作家，大饭店总经理。还有一个把头发染黄的小伙子，据说是一位高官的儿子，本人是检察官，他有一副英俊的外表使他也客串演了不少戏。还有意大利和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以及北京大学一个喜欢对各种文化现象指指点点的青年评论家。还有几个美国小伙子，也许一同爱上了林薇。他们都声称喜欢林薇的歌并且都在北京语言学院攻读汉语。这样一大堆人都凑在一起，不能不令我感到震惊。我心想，干吗林薇不在外面找个地方搞party，非要在她住的地方开冷餐会？
这些人乱哄哄地说着话，很快他们互相的戒备都消除了，就近找到了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聊了起来。林薇一会儿冲这个挤挤眼睛，一会儿又向另一个抛飞吻。冷餐会开始了。
这些客人们兴许从来不愿意拘束地坐着，不一会儿他们就端着酒杯，三三两两地坐在屋子的各处聊了起来，倒把林薇撇到了一边。我和唐导连干了三杯。他这个人一喝酒脸就红。他后来拉住我悄悄地向我抱怨说：“本来我以为她只请了我一个人来。”我笑了。我说：“我也是。”
他耸了耸肩，把脖子向后仰去，斜视我：“这么说你是我的情敌？”
我摊开手：“不不，我和她只是一般朋友。我就住在她斜对门，是邻居。”
他说：“那你可得替我看好她。她是一个演艺的好苗子，我得把她捧红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也想把她捧红了。你不觉得她天生就是一个唱城市民谣的好手吗？”忽然有一个又瘦又高的人涨红脸插进来说。我认出来他就是那个著名的音乐经纪人，自己开了一家唱片公司，专门包装各种歌手，制造歌星。
“我赞同你的观点，杨先生。我听过她唱歌，真的棒极了。”我说。
“当然。”杨经纪人瞥了唐导一眼，“由我策划的林薇第一张个人城市民谣演唱专辑《流浪在路上的猫》马上就出来了，我估计会让大陆演艺界地震一场。”
“不见得吧，”唐导的胸脯像个风箱似的鼓了起来，“城市民谣与摇滚乐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依旧看好‘黑豹’和‘唐朝’。”
我知道杨先生是大陆城市民谣的理论发言人和培育者，两个人也许会唇枪舌剑地干起来的，为了转移他们的视线，我说：“你们看，那边三个美国小伙子正在对林薇发动跨国攻势，情况不妙啊。”
果然，那三个美国小伙子个个眼睛中含着无限柔情地包围了林薇，正听林薇在讲广州的小吃。唐导咳嗽了一声，挪动身体走了过去，杨先生迟疑了一下，也跟了过去。我笑了笑，就走到那个意大利文化参赞面前大谈起意大利文学来，从萨福、但丁一直谈到了卡尔维诺，直聊得参赞的眼睛都直了。我疑心林薇怎么会和这样一个地位较高的在中国的意大利人关系这么好，以至于他几乎是屈尊就驾地来到这里参加她的生日party？林薇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我低估了她。她绝对能出得起三百元房租。
接下来的情形就有些混乱了。那个青年检察官把墙上的吉他取下来，为林薇唱了一首歌。大家都一块哼着。其间三个美国小伙子还把沙拉抹到了对方的脖子上。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几棵又呆又傻的橡树。临了那位意大利人优雅地拉了一段托赛尼的曲子。那个日本人朗诵了几首可能是歌颂青春永驻的俳句。大家都喝多了，这期间林薇的脸也红扑扑的，在他们之间来回走动，像一只蜜蜂。我去洗手间，结果走到了另一间屋子，打开灯却发现有一屋子的画，满满的围着墙壁转了一圈儿。我惊呆了，因为那些实在是太美了。它们几乎都像是树叶的叶脉的放大图，充满了女人的直觉和最自然的对宇宙的把握与渴求。一种原生的质朴的神秘的美震动了我。我摇动喝得有些发昏的头又回到了众人之中，心想莫非林薇还是一个天才的画家。
而这时已是深夜，伴随着一首进行曲，众人正纷纷离开房间。我和林薇走出门，送他们下了楼。站在单元门口，我看见有各式各样漂亮的小汽车——这一刻我几乎是永远难忘的，各种名牌轿车都停在那里，像是一次贵族聚会。来客们一一钻进汽车，而后打亮车灯，离开了那里。一个华丽而又简朴的party就这样结束了。黑暗之中，最后一辆汽车——那是一辆六缸的凯迪拉克轿车——的尾灯在黑暗的大街上拖过一道线，而后消失在被巨大的耸立着的楼群包围的高速路上，成为盛筵结束的最后一个音符。
我们都在黑暗之中站着，头顶是无比灿烂的星空。许久，我听见林薇叹了口气，她把一双手伸出去，仿佛要在黑暗中握住什么一样，在努力地向前伸去。
“在干什么？”
“手上的星光。你看，我手上的星光在跳跃。”她说。
回到屋子里，各种水果和酒类的腥甜气息还没有散去。我脸上的表情沉重了起来，孤独感再一次地俘获了我。“你怎么啦？”她摆弄了一下裙子的下摆，“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交往很多？”
“有一点儿。”我说。
她顿了一下，扶正了一个“黑风”牌酒瓶，她看着我，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可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对不对？”
我没有去看她的眼睛，我说：“那屋子里的画，是谁画的？”
她吐出口气：“啊，是一个叫廖静茹的女孩画的。她是一个流浪画家，我们住在一起的。我想问一句，你是不是对我另有看法？”她不愿意被岔开话题。
我眯起眼看她，发现她好像很认真：“不，没有。”
“这就好。”她又叹了口气，“一个人在外面混，可真难，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她的话调中有一种凄清和冷漠是我所陌生的。
“所以要好好地利用好男人们。”我看着她，然后我们忽然大笑了起来，笑得那样开怀，那样悲怆。她把头发散开，像个魔女一样追着我，用蛋糕向我的头上甩。我则用香槟喷她，我们两个人围着桌子跑着，追逐着，像两个疯子那样玩闹着。
忽然门被撞开了，一个男人搀扶着一个女孩进来了。“她是在这里住吗？”他说。林薇口中啊呀了一声：“是的，她怎么了？”
“她喝醉了。在我的酒吧里，我送她回来。”他说。
林薇和我扶住那个脸色蜡黄的女孩。我估计她就是那个流浪画家。我发现她的后脑袋上垂了十二条小辫子，非常好看。她长得很美，脸庞很圆润，眼睛闭着，嘴里呼出甜丝丝的酒气。
林薇谢了那个小老板。我一个人把她扶进她的屋子，让她躺在床上。林薇进来帮她脱了鞋，我们两个就站在那里，听着熟睡的她发出了猫一样的呼吸。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喝酒吗？”我问。
“她来北京一年了，可连一幅画也没卖掉，这一屋子的画，你瞧瞧，大家都是苦命的孩子，对吧？”
“恐怕是的。”我百感交集，停了一会儿，我说，“我有点儿头晕，我先回去了。生日快乐！林薇，我想在这座城市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青春永驻。”
“谢谢。”她笑了笑，由衷地感到高兴，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脸蛋，“回去吧宝贝儿，你也会成为伟大作家的。”
回到我的屋子，我一个人呆坐在写字台前，铺开稿纸想写点儿什么，可坐了许久也写不出一个字，我重重地丢下了笔，关了灯，来到了阳台上，头顶上展悬着一片在幽蓝幕布上闪烁的群星，仿佛在旋转与低语。停了一会儿，我伸出手去，向前远远地伸过去，试着去握住那一缕星光。那一缕也许并不存在的星光。
六
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六，我和杨哭一起去保利大厦剧场看法国大西洋肖碧诺芭蕾舞团的一场现代芭蕾舞剧《圣乔治》。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问：“你带情人吗？”我说：“根本没有，你带？”他不否认，他说，为了逃避生活的无聊与紧张，这是必要的游戏。
我们的汽车在东便门附近的一个高级住宅小区接到了杨哭的情人——她叫罗伊，英文名字叫“露丝”，而且看上去她的确像一朵正在怒放的极其性感的红玫瑰。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旗袍，怀里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狗，那狗身上的毛长长地披散下来，它倒是挺安静的。她戴着紫边褐色太阳镜，亭亭玉立在小区的出口处等我们。
我下了车，请罗伊坐在前排，我则坐到了后排，罗伊转脸在车内冲我友好地笑了笑。我注意到她的胸部异常丰满，身体浑圆、成熟，如同一枚熟透的桃子带来的那种气息，刚才弯腰进车时，那旗袍开衩处，她的大腿洁白无瑕几乎是完美无缺。她有着成熟女人的魅力，这种魅力是已经经过男人恰到好处的滋润才会具有的。她还有一种典雅高贵、雍容的气质，这种贵妇人般的气质难免不把才二十六岁的坏少年杨哭吸引住。我想她同样也从长胡子的美少年——如果二十六岁不算太大的话——杨哭那儿找到了久已逝去的青春的激情与甜蜜。这就是当代城市的情感，以当下为主流精神，以欲望为核心，迅速、火热、刺激、偷偷摸摸而又稍纵即逝。
杨哭这家伙开车总是很野，趁没有警察注意的时候他喜欢玩玩高速蛇行，穿行在有三条车道上的高速公路上，汽车钻过建国门立交桥，立即向北一直开去。几分钟后，便到了东四十条豁口，拐桥向工人体育场路走了一段，杨哭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来。我想我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我们就在亚洲大酒店的右边一家非常干净整洁的快餐店随便吃了点儿东西，我要的是椰汁炒饭，杨哭要的是西式番茄汤和小圆面包，而罗伊和她的狗，则吃的是一种有粉条和肉块的汤。那条小狗并不淘气，非常地听话。
“它叫什么？”我问。
罗伊轻放下勺子：“它叫麦格，麦格麦格，向他问好。”然后那条小狗果然用友善的目光打量着我，一边发出了一阵呜呜的轻吠。
杨哭却皱着他的眉头在想什么心事，停了一下，他魔术般地从手提袋中取出一枝玫瑰递给了罗伊。“你和它，加起来是两朵玫瑰，”然后他又迅速地把脸转向我，“乔可，你知道这座城市他妈的有多少条宠物狗吗？”
“有六万多条。”我说，“我看过一则报道。”
他的眼睛一下子发亮了：“我琢磨兴许能从养宠物狗的人身上发点小财。搞个‘爱宠物大联欢活动’怎么样？把全城喜欢宠物的人都弄到一起，搞一次评比，评出最有魅力的宠物狗王，发巨额奖金，十万元。但每位参加人得交两百元参赛费，这么一算，有一万人参加我就可以赚他一百多万。”
但罗伊似乎对他的宠物联欢计划不感兴趣，她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带着爱意的嘲笑。“你呀，专心做两年你的公关公司业务吧，小男孩毕竟是小男孩，就喜欢瞎想。”
我们走出快餐店，从亚洲大酒店前面走到对面去，来到了褐色的像是立起来的两块巨大的长方形巧克力的保利大厦门口。灯光已经亮了，不时地有出租车和汽车在侍者的引领下开进大厦前面的平台，打扮入时、气度不凡的男女们从中走出。音乐彩色喷泉的哗哗流水声盖不过人们喧哗的声音。更多的男女们像是热带鱼群一样向这边涌来。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站在大厦前面和大厅之内，三五成群地在聊天。演出时间到了，大家向入口处涌去。我发觉罗伊在那么多亮丽的女人中间，仍然是鹤立鸡群。她的皮肤非常好，杨哭曾说，她是一个美容师，与丈夫一起经营一家美容院。她得益于自己的美容师职业，我想，她至少隔一天就做一次全套皮肤护理。
保利大厦剧场是北京少有的几家现代化剧场之一，我们坐定，灯光分层次在天顶打亮，我发现这个剧场的灯光很棒，大概有二十排的排灯在天顶上密布着，可以把打在舞台上的灯光变得匀称、细微，层次分明。不久前在这里举办的一个八十年代初红透中国的一个女歌星的演唱会上，这里的灯光就以其完全超越于当晚的歌声的美妙变幻而叫几乎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因为这里的灯光可以变幻出海滩、海浪、天空、沙漠等各种幻觉，加上舞台布景，使那个女歌星的歌唱变得微不足道。
灯光变暗了，一群身着奇形怪状衣服的人在有着原始人气息的音乐伴奏中一个个走上台来，排成各种奇妙的队形。法国大西洋肖碧诺芭蕾舞团的现代舞剧《圣乔治》上演了。
我不太懂法国芭蕾舞，更不太懂法国现代芭蕾舞，我注意到舞台上的十二位演员好像并没有踮起脚尖。这出戏好像是一出与宗教有关的戏，总之灯光、布景、音乐仿佛把我带入中世纪以前的一个洪荒时期。那个时代里虎豹狼虫还和人类一起分享世界，基督的血与光还没有照亮更多的人，因此，这出有着古罗马艺术风格的造型剧首先是使我感到了恐惧。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古罗马艺术风格风靡欧洲，它渗透到立柱、门楣的装饰浮雕以及宗教和民间装饰中。在幽暗的灯光中我目睹了一次中世纪前叶造型的狂欢。
忽然在我右前方的一个外国小孩儿洪亮地哭了起来，他可能是被吓着了。
我还看见杨哭将自己的右手放进罗伊开衩的旗袍里，在那里温柔地抚摸着，而她则专心致志地看戏，并未阻止。演出结束，杨哭带着几乎是压抑不住的喜悦，要带罗伊去亚运村的五洲大酒店的包房，而我则只好打的回家。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林薇曾经拜托过我的，帮帮那个一幅画也没卖掉的女流浪画家廖静茹。我拉住了正要钻进他的黑色“凌志”的杨哭：
“有一件事，我对门住着一个画得很好的女流浪画家。她有一屋子的画，明天去看看，买她两幅怎么样？拔根毛帮帮穷人。”
杨哭扎紧了他的领带：“长得漂亮吗？”
“很漂亮，而且她还像波斯人那样扎了十二条小辫子。”
“好极了，我明天一定来。我得走了，”他诡秘地笑了笑，“别拖延我的时间。”
我松开拉住他袖子的手，他钻进汽车，把它发动着。罗伊向我点头告别，我在车窗上拍了一下。汽车的红色尾灯一闪一闪地消失在车流中了。我停了一下，就走到马路对面的港澳中心大厦下面，在那里等候出租车。
七
早晨醒来我忽然被一种透明的快乐给融化了。我回想起昨夜我做的梦，梦中的我回到了少年时代，和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奔跑在草地上捉蜻蜓。这个矫情的梦顿叫我高兴了起来。我兴致很高地起床，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哼着我最喜欢的一首美国乡村歌曲，又煎了两个鸡蛋，然后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衣，就出门去报社上班。我路过林薇的房间时，敲了她的门。没人应声，就在她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告诉她有人来看廖静茹的画，叫她们最好待在屋里。我看见她们的黑色垃圾袋放在门口，就顺手提着下了楼，堆放在单元门口的垃圾道出口，骑上我的破自行车，去报社了。
到了报社，我发现报社的人人人都忙得像是被惊扰了巢的蜜蜂。我也坐下来赶紧编稿发稿。有一个电话是找我的，我便接过话筒：“谁呀，快说，正忙着哪。”
“是我，林薇。我看见你留在我门上的纸条了，其实我刚才还没起床，等我起来，你已经走了。”
“怎么那么懒，真像一只懒猫。”
“哈，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件是我签约啦！”
“签什么约？跟谁签约？”这年头人人都他妈的要签约。
“跟杨先生啊，那个音乐经纪人，你见过的。而且我的第一张城市民谣专辑马上由他包装推出，快点，替我高兴一下！”
我哈哈干干一笑。“第二件事呢？”我漫不经心地问。
“我得到了一只猫，具体说是那个日本人送我的一只波斯猫，哇，好棒的，又白又美的一只大猫。我叫它乔可，怎么样这名字？”
“算了吧。你不如叫它瑞德，就是路上的意思。终于有个小东西天天陪你了，祝贺你。晚上回去我一定去看看那只猫。”
“我刚才已经打电话告诉廖静茹了，她刚找了一家广告公司，在那里搞美术设计。她非常高兴，喂，你那个朋友是阔佬吗？”
“半个阔佬。住在五洲大酒店，开有一个公司，有一辆二手‘凌志’车，账户上还总有那么百八十万的来路不明的钱。”
“OK，太好了。那么晚上见。要准备点儿什么吗？”
“要几瓶蓝带啤酒就可以，那家伙喜欢喝啤酒。”
“好吧。”她挂断了电话。
我在崇文门等着杨哭。我站在一大群好像是从全国各地来的盲流、打工仔和打工妹中间显得很滑稽。同仁医院门口似乎永远都聚满了想到北京混口饭吃的外省农村青年。尤其是那些女孩，一看你就会知道她一定是打工妹，神情装扮总与城里人不同。他们为什么要一窝蜂地离开家？城市是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这个大机器迟早也要把他们碾个粉碎，或者重新把他们挤到边缘去。城市对谁也不怜悯，除了那些有先天优势和聪明过人的家伙。杨哭的车从东单方向迅疾地开来，在我身边停下。“妈的，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与我见面？”杨哭在车内拽了拽领口说。他打扮得像是个美国新派青年。他浑身上下的全套打扮都是欧洲名牌。我估计不下两万元，光是那双皮鞋大约就值七千元人民币。我在王府饭店的名牌廊中曾经见过的。
“这里离我的报社近，离我住的小区也近，一直向前开就行了。你什么时候变得爱挑剔起来了？”为了刺激他，我说，“你这套西装不怎么样，要是再配上一套‘杰尼亚’，那就棒了。”
杨哭似乎没听见我说话。绿灯过后，汽车一直向南开去，我注意到他的眼圈儿有点发黑。“昨天和罗伊折腾了一夜？”
“差不多，我想我真的被她给俘虏了，”他沮丧地说，“我离不开她，今天一天，在公司处理业务，我的眼前总是她在晃。”
“你在哪儿勾搭的她？”
“一次美容之后。她的美容院开在西直门附近。她丈夫又去了香港做生意，我已经觉出她的可怕了。她就像是一个冒着热气的沼泽，让我陷了进去。是她勾引的我。”
“是陷进她的两腿之间了吧。”我下流地说道。
“你和我能不能保持绅士之间讲话的风度？！”他冲我咆哮了起来。
“得了，得。”我说。
我敲了敲林薇的门。门打开了，是廖静茹那颗扎了约莫有十二条小辫子的脑袋。她似乎很警觉，见是我们，立即笑了笑：
“你是乔可，进来吧。”
我一步跨了进去：“林薇呢？”
“她在写歌呢，我们一直等你们来。”
我向她介绍了小阔佬杨哭，我忽然发现杨哭的眼睛亮了一下，这种闪亮稍纵即逝，但已被我捕获到了。他的左手抖了一下，中指上那枚硕大的戒指不经意地贴住了裤缝。他抖出了一张名片：“我叫杨哭，是乔可的好朋友。我是来看你的画的。它们在哪里？”
这时林薇从另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她将头发染黄了，看上去仿佛是烧焦了的一棵山毛榉。我乐了：“你看上去刚从火海中出来。头发是怎么搞的？哪儿着火了？”
林薇不乐意地噘了一下嘴：“我还以为你会夸奖我呢。我可不太高兴了。”她看见了杨哭，眼睛睁大了，“乔，这就是你阔佬朋友？”
杨哭这时一直盯着廖静茹，他不耐烦地冲林薇摆了摆手：“画在哪儿？我要看画。”
廖静茹说：“跟我来吧。”杨哭立即跟着她向前走。林薇冲我挤了一下眼睛，又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他那人就那样。”我小声对她说。她拉着我的手，也跟进了廖静茹的房间。刚迈进房门，她又悄悄地对我说：“你的这个朋友倒怪英俊的。他是个花心大萝卜吧？”
我耸了耸肩，正要说话，却听见杨哭发出了某种异常惊奇的感叹。这种叹嘘声是我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仿佛发自他的心灵最不为人知的一个布满了蛛网的小角落。廖静茹出去给我们端来了几瓶小瓶装蓝带啤酒。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杨哭却一幅幅仔细地看了起来。杨哭的父亲是一生从事油画创作却并无建树的默默无闻的一个中学美术教师，因此杨哭对画有着天生的鉴别力。我发现廖静茹有些紧张。我这时才注意观察起她来。她的美是一种娴静的美，身材丰润，眉目之间有着一种南方女子的温存、宽容与含蓄。身着一条拖地长裙，图案非常复杂，裙子上缀满了各种木质饰物。她的打扮很有味儿，只是她的目光——我确信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火焰。这种类似于水底的火焰，清澈，冰冷却又熊熊燃烧的火焰，显示了她内心深处的梦想。一个女人拥有这样的目光，与她姣好的面容有些不大谐调，是可怕的。
“怎么样？”我问杨哭。我不太懂画，但我从她的画上看到了女人的艺术直觉所结构与把握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魔幻的，疯狂的，超现实的，美的。我想我很喜欢她所用的色彩，大都很鲜艳，但突破常规的线条让这些画充满了魅力。我从脑子里搜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一个可能引起我的艺术联想的大师的名字。
杨哭转过身，从口袋里抽出一根雪茄点着，然后眯起眼睛问：“都是你最近画的？”
廖静茹不安地搓了一下手：“是的。大约都是这半年多画的。”
“我想买两幅，只是我出不了很多钱，”杨哭局促不安地说，“每幅四千元，我要两幅，八千元可以吗？”
廖静茹睁大了眼睛，也许她还从来没有用画换过钱。她说：“是真的吗？你要花——八千元买我两幅画？”
“对。不知小姐芳龄？”杨哭含着雪茄笑眯眯地问。
“她二十三岁了，怎么样阔佬，和小姐配一对如何？你还没有女朋友吧？”林薇忽然兴致勃勃地插了一句话，我却看见杨哭的脸一下子红了，这在以前可是从来也没有的事。杨哭可能忽然觉得自己抽雪茄的样子过于傲气，他忙捻灭了雪茄：“那我就挑两幅。乔可，你去把我的密码箱取来。”我去取来了他的密码箱。他有些慌乱地打开箱子，从中取出了两沓百元钞票，叫我数了八十张，递给了廖静茹。然后他挑了两幅画。那画约莫有一张小方桌那么大。
“我挑两幅画幅大的。”他说，“这样不算亏。”
廖静茹的脸涨红了，她接过钱，停了半天才说：“要不要喝点啤酒，杨先生？”
“不，不了，我该走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可以替你另找一个大一点的画室，钱由我来出，而且我想在丽都假日饭店为你包一个走廊展卖作品，你的画有这个实力。愿意吗？”这蜂拥而至的好事恐怕叫廖静茹真的有些不知所措。“让我想想吧。”她慌乱地说。
“好吧，想好了通知我，我走了。”杨哭拎着画框，大步向外走去，到了门口，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对不太高兴的林薇说：“林小姐的头发在我看来是最美的。”他挥了一下手，示意我送他。廖静茹扑到门口，扶住门楣，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我们已走下了楼梯。
我和他走在昏暗的小道上。我们都沉默着，停了一会儿，我说：“你今天好像有些不正常。”
他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我爱上了她。你可能感觉到吃惊，我确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物欲之外的爱情。我发誓要帮助她。”他几乎是恶狠狠地说，“你也得帮我，给我拟一个详细的报纸宣传计划，我来出钱。”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明天就请丽都假日饭店的经理吃饭——也许让他帮忙为她搞一个画展。”
我为他的冲动大惑不解。“你疯了。”我说，“不值得为她这样做。”
“不，我没有疯。我从她的画中读到了我童年时体会到的东西。一种与死有关的冥想、孤独、逃亡和幻觉。我没法不喜欢她。”他痛苦地说。
“那罗伊呢？”
这时他已打开了车门，他摇了一下头：“去她的吧，我不会再去找她了。记住，拟出宣传计划给我。”他把车开走了。黑暗中我耸了耸肩，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莫非他真的发疯了？
我慢慢地向回踱去，在门口我看到一个人的影子，初时我以为是廖静茹，但后来我辨认出来是林薇。“我们走走吧。”她说。于是我们一起走到星光之下，一幢幢高层住宅楼在我们身边像机器巨人一样耸立。“她呢？”我问。
“她激动得趴在床上哭呢。她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运气。你这位朋友是不是另有所图？”
“不，”我断然否定，“他是一个正派人。他父亲是一个没有成功的‘美术工作者’。跟我讲讲她吧。你怎么会和她住在一起？”我岔开话题。
“我们在半年前，一同在中国音乐学院附近的一幢小平房里租住，就那么认识了。后来我找了这个地方，就又一同搬了来。她这人除了画画，别的什么也不想干。喂，乔，我演的《红尘情缘》快拍完了，本周六一起去唐导的别墅玩玩如何？绝对好玩，你会见到很多名人。”
“好的。”我说。我们便不再说话。我确信我这一刻听到了这座轮盘一样的城市吱吱转动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呼唤着人们下注。城市在大地之上旋转着，把机会和成功顺便抛给一些幸运的人。城市同时也是一个磨盘，把那些失败的人的梦想一点点碾得粉碎。这一刻我忽然感到自己很可怜，走在星空之下，我想哭，但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今天，我依然忘不了这个时代那奢华、如同梦境般的一夜狂欢。它似乎凝聚了这座城市、这个时代的所有欲望的集结和欢乐的极限，以及这个时代如同泡沫一样的梦想和愿望。我和林薇到达“伊甸园山庄”别墅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伊甸园山庄”坐落在北京向东去的郊区，山庄的入口处那一团花朵簇拥中，石雕亚当和夏娃裸着身子，以某种在我看来显得颇为可笑的姿势站在那里。我们坐的出租车拐进山庄的小路，在第18号别墅前停了下来。林薇穿一件黑色旗袍，这使得她的大腿时隐时现，颇具诱惑力。她的前胸上别着一枚花朵针饰，头发也已重又染成了黑色。我站在一大群像一座座巨大的陵墓一般的欧陆园林式别墅区中，心中涌上来一种激荡的感情。这里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脚注。我知道这些别墅每平方米至少一千六百美元，每一幢得花几百万美元才能买得起。
林薇快活得像一只兔子，她摁响了院子外的门铃。有一只像牛犊一样大的纽芬兰獒猛地冲我们狂吠了起来。幸亏有链子拴着它。林薇的脸色微白。我发现这座别墅的独立花园里的花开得异常茂盛。门开了，唐导那胖胖的身体晃了出来。“啊哈，我亲爱的林薇小姐，噢，乔大编辑，我真高兴你们能来，你们已经迟到了。”
他打开了院门，我们跟着他进去。我不太喜欢他那像鲇鱼一样紧盯着林薇的目光。唐导穿戴得很随便，但他那件圆领T恤衫可能值七千元人民币。脚上那双多半是真货的鳄鱼牌皮鞋也价格不菲。我们跟他穿过花园，走上正门台阶，他让我们进去。这一刹那的感觉的刺激扑面而来。首先我发现屋子里已经到处都是人在走动，红男绿女打扮入时。而且男人们都扎着鲜艳的领带，女人们像蝴蝶一样斑斓、美丽。那室内游泳池中，碧波起伏中几个身穿三点式游泳衣的漂亮女人在嬉戏。在巨型室内盆栽植物边上，那沙滩桌旁，台阶上下，吊灯下面，有很多人在三五成群地交谈。我觉得很多人似乎很面熟，我确信我见到了很多经常在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露面的明星们。那个许久以前在一个联欢会上我见过的著名丑星也在场。他虽然扎着蝴蝶结可看上去仍然像个小丑。另有几个是我的同行，是其他一些大报及电视台、电台的记者——他们是经常奔波于饭店和新闻发布会之间的小群落。我看见音乐经纪人杨先生也在。他穿一套白色的西装，除了领带是红的，其余一切连皮鞋和袜子都是白色的。这个沙龙聚会带给我的感觉，那种光线、气氛、人们谈话时的声音，男人和女人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和脂粉气息，都使我想起美国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场面。这个party是唐导专为他的新作《红尘情缘》搞的。这部由林薇出任二号主角的反映上海三十年代灯红酒绿以及南京大兴土木的电视剧即将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当林薇出现在大厅里时，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些女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谈论着有关她的话题。我忽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不知道林薇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流浪在路上的猫，从中国音乐学院附近的破平房起步，到今天似乎是专为她开的酒会，这其间的距离要走多远？要付出多少努力？我的目光缭绕在那些穿着网眼裤或是十分性感的露背式女礼服的女演员身上。林薇则快活地端起一杯白葡萄酒，向杨先生走去了。
我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我习惯在热闹的时候冷眼旁观，做一个好观众。尤其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似乎由演艺界上流人士参加的颇具档次的酒会。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最好不要引起任何的注意。我慢慢地啜饮着一杯橙汁，忽然有个瘦高个子有点儿醉醺醺地朝我走过来：“喂伙计，你好像是演过《血流成河》的那个男主角吧？那部电影真有趣，杀得真是他妈的血流成河。而且电影特技不错。香港的电影工业的确发达。现在又在搞什么电影啦？”他似乎十分确定我就是他所说的人。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微笑着说：“先生是……”
“啊，我是一个玩具商，你玩过电动玩具吗？我专门在大陆加工玩具然后再卖到美洲去，从香港转口。唐胖子的《红尘情缘》我投了不少资。我是这部戏的制片人。”他的脚有点儿站不稳，“这套房子真他妈不错，对不对？可唐胖子的汽车不提气，一辆破皇冠，要是一辆大凯迪拉克就他妈的过瘾了。你觉得呢？”
我正要说话，忽然听见有人一声惊呼，原来是一个女士笑嘻嘻地把唐胖子给推到游泳池里去了。这一招对唐导来说恐怕有些始料不及。他十分尴尬地像头鲸鱼一样从水池中站起来，一边抹脸，一边冲大家憨笑。他那件七千元的T恤衫牢牢地贴紧了他的肚子。正在这时，我发现林薇——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楼梯上，并且换上了一件红色游泳衣。我的眼睛亮了。她的确非常美，比美国好莱坞的女明星碧姬·芭铎还美。她娇笑着，冲下面喊了一声：“接着我！”便纵身跳了下去。
我目睹了这一次美丽的下坠。她跳到了唐胖子前面，刚好被唐胖子用手从水中捞了起来；这个美妙的动作引起大家的一阵掌声。酒会开始进入高潮了。
我的情绪忽然变得有些阴郁。我端着加了冰块的拿破仑XO，在人群中穿梭。我几乎跟任何一个人都不熟悉。那个玩具商已捉住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在谈他的玩具事业。大家都找到了谈话的对手。有的屋子里有人在打麻将赌钱。还有一个长发画家在楼梯上冷笑着俯瞰芸芸众生，一边用炭笔画着速写。他站在我身边对我说：
“多么棒的酒会啊，人人像一朵朵腐朽的花朵。你觉得那几个女演员漂亮吗？”
“漂亮，漂亮极了。你干吗把她们都处理成骨架？”我抱着有些发晕的头说。他的画纸上尽是骨架在走动。
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女人再美，终究是要腐烂的花朵。不如一开始就叫它腐烂，变成骷髅。”
我忽然有些气恼，我不再理他。找到了那个音乐经纪人杨先生，和他聊了起来。我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他看见我就对我说：“你不觉得林薇和唐胖子有点儿那个？”他一边吸着气一边说。
“有点儿太那个？”
“没看出来。”我故意气他。他看了我一眼：“你是她什么人？男朋友？”
“不，我和她只是邻居。她的专辑进行得如何了？”
“马上就上市。妈的，我录了几十遍才做好了这个唱片。可要是她情愿和唐胖子待在一起，我就会生气的。”他生气地说。也许他真的爱上了林薇。因为林薇是个精灵鬼，善于在男人之间周旋。这时我突然发觉林薇不见了。她会跑到哪里去了呢？我觉得我的舌头有些发硬。我恐怕真的喝多了，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我没法不沉溺于酒中。我端着一高杯啤酒，到处找林薇。我在楼上一间关着的门上敲了敲，然后推开，发现有一对裸体男女正在激烈地做爱。我尴尬地说了声“对不起”，赶紧关上门走了。有些人正在离开别墅，酒会已接近尾声，可还有很多人都留了下来。因为到处都是房子，你可以随便找一间屋子，醉倒在地毯上一觉睡去。我终于找到林薇。我发现她正坐在楼上一盆大芭蕉之类的玩意儿旁边愁眉苦脸。她不知从哪儿找了件长过膝盖的花格衬衣穿在身上。她看见我，有点儿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想我的猫了。乔，我的猫独自在家它会受不了的。它怕孤独。”
我安慰她：“不要紧，廖静茹会照料它的。”我坐在她身边，鼓起勇气拾起她的手，凝视着她，“常常来这样的场合？”
她也看着我，许久，她说：“乔，你是个很单纯的小伙子，真的，我怕我，都有点儿喜欢上你了。这个世界太大，太可怕。”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你是个单纯的小伙子，你不该在今天喝那么多酒。”
我忽然觉得我有点儿爱上了她。只是一刹那，一股水流冲过心田，我感到很冲动。我揽住了她的腰，用嘴唇向她的小巧的嘴巴上盖去。她似乎迟疑了一下，就接受了我的吻。但我想我已喝得半醉了，后来我也不知怎么和她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到处都是镜子，在旋转的黑暗和眩晕中，我和林薇睡在一起。黑夜像棉花一样包裹着我，我记得在昏昏沉沉当中我在她散发着檀木香气的耳畔说：“搬到我屋里和我一起住吧，不要再漂泊了。”但酒精和她的甜美的肉体很快让我陷入了麻木的混浊状态。我感到我在渐渐缩小，小得如同一粒胚胎，在她的身体里沉沉睡去。
八
在那个奇特、热闹，宛若一场十八世纪梦境的别墅之夜过后，我和林薇便离得很近了。我甚至都不太相信我们之间已经发生的一切。第二天，阳光像雨一样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起来，互相凝视并且微笑。林薇在当天就要去七个城市进行她第一张专辑的宣传活动。我知道这些活动由无数个party、电台电视台专题专访、MTV制作、演唱会所构成。临走前，她把她屋子里的钥匙交给了我：“乔，帮我看好我的瑞德——如果你不嫌它闹得慌，最好叫它和你一起住。它跟我一样也怕孤独。”她忧伤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也许我回来就要和你搬在一起住了，要是你没有忘记你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
我把头探过去，轻轻地吻了她一下：“一定要成功。”
她晃了晃脑袋，笑了一下，又有点儿想哭，但她拎起了她的旅行包：“好啦，再见。”然后她一跳一跳地消失在阳光下了。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消失，嘴上如同冰凉的阳光一样的吻还存留了许久。
在随后的几天之中，我的写作劲头非常旺盛，进展顺利，似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召唤我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林薇带来的。那几天，那个梳着几条漂亮的小辫子的廖静茹接受了杨哭的建议，搬了出去。杨哭在北京最漂亮的小区——望京小区给她找了一间奇大的光线充足的房子当画室。杨哭在和她说话时，忽然变得像个小男孩一样腼腆和谨慎，这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真的变得像是一个傻瓜。有一天他跑到我屋子里来，跟我拟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用媒介来帮助廖静茹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最好在中国美术馆和国际艺苑画廊举办两个她的个人画展。我认识国际艺苑画廊的总经理，一个对美术非常有眼光的鉴定家。得请他帮帮忙，当然，前提是廖静茹的作品的确有些东西。”我说。
我看见杨哭的眼睛发亮了，他松了领带：“好吧，得要多少钱？”
我说了个数字。“干吧！明天就开始。”他说完，走到窗前，凝视着对面一幢尚未竣工的摩天大楼。“你看，又有一座玻璃山耸立起来了。你做过爬玻璃山的梦吗？我就做过，我爬呀爬，可这玻璃山太滑，后来我就给摔下去了。摔了个粉身碎骨。”
我走到他跟前：“告诉我，杨哭，你是否真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爱上了她？”
他转过身，看着我认真地说：“是的。在此之前，我真的从未爱过女人。我没有爱上罗伊，我只是迷恋她的肉体。可廖静茹，让我体验到了爱的本身，它的确是不需要回报的。”
我停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我可能……也爱上了那个歌女，林薇，你不会吃惊吧？”
他吃惊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口。“我听说过她快要红起来的。也许我们俩都疯了。你要当心。”
我想至少是杨哭已经疯了。我们请国际艺苑画廊的总经理柳先生吃了一顿饭，在明珠海鲜酒楼。那一顿饭花去了杨哭六千多块。杨哭同样也投资把廖静茹装扮了起来。她的衣着透露出活泼、典雅而又性感的风格。在柳先生看她的画的过程中，廖静茹羞怯得像个农村姑娘。柳先生四十开外，留板寸，本人就是一个成名的画家。但他经营画廊却颇为成功，他们的画廊甚至成了中国大陆画家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途径。他看毕了她的画，沉吟了许久，他对杨哭说：“她是有天才的。我想我们成交了。你就叫她选作品和做标准的画框吧。”
出乎我的意料，在为期十五天的展览中，廖静茹的那些画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有不少外国人，包括来华使节、三资企业老板，用美元买下了她的十八幅作品。总收入有数万美元之多！而北京新闻界的各报刊，尽管在我的尽力组织下，也未造成什么大的声势，其中几家报刊还登了批评她的画“不值一文”的批评文章。但廖静茹非常高兴，她那张满月般的脸上都是微笑。她见到杨哭向他投过去感激的目光；杨哭则倒像个大傻子一样乐呵呵地笑。画展结束那天，我们一起去香格里拉饭店，由杨哭做东，吃了一顿法式香煎鳟鱼和马来西亚椰汁奶饭。我感到从郊区的破平房起步的流浪画家廖静茹的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类似于一个农村姑娘在城里站住脚跟之后的变化。而杨哭身在其中，无从察觉。拥有几万美元的廖静茹，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天杨哭给她戴上了一枚价值不菲的钻戒称那天为他们的订婚之日。而廖静茹在稍显羞涩的时刻，戴着钻戒的指头在明亮的灯光下微微抖了几下。远处，传来了大堂小提琴四重奏的音乐。杨哭幸福得像个赶着了鱼汛的渔夫，不住地咧嘴在笑。
在林薇不在的日子里，我经常用她留给我的钥匙打开她的房门，立刻林薇身上那种淡淡的香气就扑鼻而来，仿佛此刻她就在这房间里一样。
一天上午我在街上走，忽然听到有一家杂货店里在放林薇的歌。我走进音像书店，发现林薇专辑出版的招贴已到处都是。而且，由她担任主角之一的电视剧也播放了。看来她终于实现了梦想。可相对于这个宇宙，甚至是这个地球，到处都是风雨雷电、战争、污染和死亡，她的成功又能给世界带来些什么呢？我不禁为人的局限梦想与短暂而悲哀起来。招贴画上的她忧郁、性感而又美丽。
有一个晚上，我在她的屋子里写作累了，顺势在她的床上躺了一会儿。我在枕头下面摸着了一个很硬的东西，我取了出来，发现是一个笔记本。我翻了一下，发现里面记录的便是时间、地点以及一长串的人名。那些人名有好多我是听说过的，有一些在演艺圈还鼎鼎大名。看来林薇已经进入那个圈子。可她记这么多精确的时间、地点干什么？仅仅是记录一次次简单的会面吗？我猛然想起来也许不该看她的私人记事本，就又放回了原处。那一夜，我写得很晚，也很困，后来就在她的床上睡着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来的，我只感觉到有一个很温暖的东西贴在我的怀里。我以为是那只白猫瑞德，但我发现不是。“傻瓜，是我。”是林薇轻微的喘息声。她和黑夜一样悄无声息地回来了。我非常高兴，我说：“我发现北京到处都是你的城市民谣唱片。你成功了。”
灯光显照之下她非常动人。“是的，我的梦想成功了，还要我和你一起住吗？”
“要。只要你觉得我还不错。”我说完，我们拥抱在了一起，并被性爱的狂欢所席卷。
第二天我醒得很迟。我的头痛得厉害，我发现她早早就起床了。她怀里抱着那只猫，正坐在写字台前看什么东西。我起来，走到她身边：“在看我的小说？”
“对。我已经看了一大半了。”
“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觉得小说总得有点儿实在的故事、人物才行。你的东西写得太虚了，也许这就是现代派？我可不喜欢。我喜欢那种一看就放不下来的小说，可你的这东西，我硬着头皮读到现在。”她仰起脸说。
这一刻我真想打她的屁股，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叫她看我写的东西。我捏了捏拳头。
“你想揍我？”她警觉地说，“好啦，去洗脸吧。反正你靠写作肯定不会发财的，你死了那条心吧。”她也不管我的脸色如同死灰，哼着歌抱着瑞德去收拾床铺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在收拾床，忽然问我：
“乔，有一件事不要向我撒谎——你看了我枕头下的那个笔记本了吗？”
“我翻了一下。”我说。
“你怎么能——能这样！”她的语调听上去显得非常惊讶和气恼，羞辱与激动，“你，你最好给我出去！”
我转过脸看她：“请再说一遍，小姐。”
她几乎是咆哮起来，连瑞德都吓得从她的怀中逃走了。
“你给我出去！立刻就走！”
“明白了。”我说，我朝她耸了耸肩，“请允许我拿走我的裤子。”我取下裤子和T恤衫，就直接走出门去。她在我身后重重地把门关上了。我的心一沉，我知道我的一个白日梦做完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但我想我们之间一切已完了。她嘲讽了我的小说。我翻看了她的记事本。这个世界有时候倒真的挺公正。我提着裤子在门口愣了一会儿，发现别的房间有人从窥视孔正在观察我，就慌忙向我的屋门逃去。
九
从那天以后，我便再未见到林薇。有时候我走下楼梯时路过她的门口，看见照旧有垃圾袋堆在那里。又过了几天，她那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一天，我在报社上班时从报纸上读到那个姓杨的音乐经纪人要和她打官司，因为她和他突然解约了。在报上杨经纪人说：“合约是有法律效力的，在我包装并推出她之后，她却突然单方面解约。我想她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处的。”我从他的话中听出来一些恶狠狠的成分。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去敲了她半天门，但却没人应声。后来我碰见了那个房东。她说：“她已经走啦，和那只猫一起走的。她说她搬到王府饭店去住了。你恐怕再也见不着她了。”她幸灾乐祸地说。
有一天罗伊忽然打电话叫我到她开的美容院去。我走进去，发现美丽的少妇罗伊显得有些憔悴和黯然神伤。我还从来没有做过美容，对像雨后的蘑菇般冒出来的美容院我熟视无睹。她一看见我进来，摁灭手中的烟头：“乔可，我来给你做一次美容吧，全套皮肤护理。”
“男人也可以做吗？”我心虚地说。
“哈，现在都是男人在做美容，比女人还多。进美容室吧。”罗伊的身材简直棒极了，她领我进了美容室，叫我在镶了镜子的屋子里的躺床上躺下来。然后她开始给我按摩头部。
“放松，放松点儿。”她说。
“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与杨哭有关？”
“我已经有半个月都没有看见他了。我琢磨他是否找到了更有意思的事去做了。”她冷冷地说。
我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他可能不会再来找你了。”我想我得把实话告诉她。
“是吗？”她的语调听上去很镇定，她的大眼睛中盛满了少妇才有的温和宁静，“为什么？”
“他喜欢上了一个流浪女画家。就这么回事。现在他可能，可能和那个叫廖静茹的女画师同居在亚洲大酒店吧，我想他真是鬼迷心窍了。”我有些残酷地说。
我感到那按摩的手停住了。我坐起来：“怎么了罗伊，这有什么吃惊的吗？……”
她嘴唇有点儿发白，但保持了镇定。她摸出一根烟抽了起来，额头上的皱纹难看地构成了一个“凸”字。“我还想着和丈夫离婚嫁给他呢。昨天我和我丈夫已经说过了，我丈夫同意我离婚。”她冲我干干地笑了笑，“没什么，不过很抱歉，我的美容恐怕做不下去了。我有点儿晕头转向。”
“没关系。我也跟你一样难受。”我想起了我提着裤子在楼过道中狂奔的情景，“都是伤心人。”然后我忽然滔滔不绝地大谈起这个时代来，以及这座城市，这座漂浮了一千万人的睡梦与欲望的城市。“归根结底，这就是城市的感情游戏规则。我们都得服从它。”
罗伊呆坐了半天，她站起来，但突然发狂地举起了一把椅子朝墙上的镜子砸去。我呆住了，看着她一下又一下地砸碎那些有着她美丽的人形的镜子。她一边挥舞着椅子，长发在空中飘散。她痛快地砸完了，拍了拍手，表情灰暗：“好啦乔可，看来我不太想开美容院了。你走吧。”
我离开了那里，不由得诅咒起杨哭来。我惊奇地发现这个世界人的关系几乎是由互相伤害的链条构成的，一个伤害另一个，他又被下一个伤害，就这样一直伤害下去，组成了一个环，一个由无数个自寻烦恼的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巨环。
打见了罗伊那一面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了杨哭的传呼，就赶忙赶到亚运村去接他。我下了出租车，在一阵眩晕中我用手挡住那强烈的秋日阳光，我觉得有个东西被风送过来贴在了我脸上。我拿下来，发现那竟是一枚秋天的树叶，今年秋天来临的第一枚树叶。杨哭站在不远处的汇园公寓的台阶上向我招呼。他戴着墨镜，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装，他永远都是一副白领打扮。我向他走了过去。
“去打打保龄球，到康乐宫去，我有话对你说。”他对我说。他的脸刮得发青，身上香水味儿很浓，他越来越像个资产阶级了，这两年他的变化够大的。我想，也许我也一样。
“秋天来了。”我说，“咱们得照顾好自己。”
“对，他妈的秋天来了。”他也说，“注意别着凉。”
我们走进康乐宫，买了票，绕过音乐喷泉，走向地下游艺厅，在保龄球场换了鞋，然后开始打保龄球。我很喜欢打保龄球，尤其喜欢运用十二磅重的球。那球把目标全打倒的感觉当真是摧枯拉朽，令人心醉。我们俩用了一个球道。我发现杨哭的脸色有些异样，显得很严肃。他击球的动作过于凶狠，仿佛把很多仇恨都发泄在掷球上了。但他的准头不行。我估计他的心有点儿乱。罗伊不再理他，罗伊的丈夫发誓要杀死杨哭。我曾经在照片上见过罗伊的东北籍丈夫，那是个纺织品批发商。难道杨哭怕死了吗？勾引了罗伊时怎么没有想到呢？我对杨哭的处境有些幸灾乐祸，不过好歹他总算捞着了一个女人。他不是说他爱廖静茹爱得发疯吗？我们打了两局，他一共才得了一百四十分，而我打了三百多分。杨哭笑了笑：“今天你是超水平发挥了。”
我们来到快餐厅要了一份快餐。吃饭的时候杨哭忽然开口说：“他妈的，廖静茹闪电般嫁给国际艺苑画廊的柳经理了。她抛弃了我。”他的脸红通通的。
我停下筷子，看着他。他很镇定，只是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好在我受伤害还不太深。毕竟我跟她睡过觉。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妈的女人们都是怎么回事？”他控制不住自己，吼叫了起来。
我想起了被他抛弃了的罗伊。我猛然敲着桌子冲他咆哮起来：“你他妈的能不能告诉我你自己是怎么回事？”
他愣了一下，干笑了一下：“也许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是个混蛋，可女人是现实主义者。廖静茹把她的小辫子变成了染黄了的鬈发，像个假外国娘儿们。她变化真大。她简直像扔掉一个垃圾袋一样扔掉了我，就因为柳老头可以让她去欧洲待几年，妈的。”他沮丧地又吃了一口饭，“可我觉得恶心。我的那枚钻戒，天，哈，订婚。”
“你先恶心你自己吧，”我恶狠狠地说，“这种事是你自找的。你不是发誓你找到了爱的感觉了吗？”我讥笑起他来。讥笑他真令我快活。
“那种感觉是真的，”他痛苦地说，“不过的确是一场欲望的游戏罢了。不过你呢？对，你像个傻子一样喜欢上了那个歌女，那只流浪在路上的脏猫。”
我黯然神伤：“她已经搬到王府饭店去了。”
“而且我还知道她该滚出北京了，”他这会儿兴高采烈，“她和杨经纪人的官司打输了，在北京娱乐圈已混不下去了。没人愿意与她合作。她马上要滚蛋了。反正她也喜欢在路上。这是杨经纪人亲口对我说的。这座城市让她成名，同样也可以让她滚蛋，滚得远远的。”他冷冷地说。
“我想再打两局保龄球。”我忽然感到有一种力量需要发泄发泄，“我必须再打两局保龄球。”
十
那是一个大雨侵袭的日子，城市的暴雨像一面巨大的抹布一样洗刷着城市。我站在阳台上默默地眺望远方城市中的雨幕场景。已经是秋天了，某种肃杀的气氛已经笼罩在我的心中。我的小说已经写完了，昨天拿给了那个给我定金的西北最大的一个书商。他用挑剔的眼光看完我写了几乎半年的长篇小说，临了说：“还得再加点儿商业内容，这部稿子我要了，但你得再加一万字进去，全是与性有关的文字就行。我再付三千元怎么样？”他那双金鱼眼与西北汉子的宽脸膛极不相称。我真想揍他，但我说：“他妈的，好吧。”我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有人喜欢，那么我就再加点儿性描写，满足所有狗杂种们的欲望。
我站在阳台上看大雨扫荡城市，忽然，我的BP机狂呼我。电话号码没见过。我去楼下打了个电话。“喂，谁在呼我？”
“是我，林薇——在路上流浪的猫。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来送我吗？要离开了才发觉只有你一个人还算够朋友。”
“在哪儿？”我的心怦怦乱跳。
“王府饭店。”她接着又说了一个房间号。
“我马上就来。”我说，然后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雨幕中杀开一条道向东单方向疾驶。司机给我大谈汽油涨价问题。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我在想林薇终于要离开这里了，可她会到哪儿去呢？汽车拐进东单，又向左拐进一条较窄的路，然后停在了王府饭店门口。这是一座有着古典建筑风格的五星级饭店。我匆匆走进大堂，直奔电梯，来到了六楼，敲了敲一个房间的门。
“进来吧。”林薇打开门，脑袋在门后面隐现。我一脚跨进去，立即感到某种凄凉的气氛。屋子里乱糟糟，到处是音乐磁带、唱片、CD机，打开的皮箱，胡乱扔在床上的衣裙，以及满脸忧伤的林薇。她改变了发式，把头发剪得很短，像个葫芦瓢一样扣在脑袋上。
“怎么啦？官司输了就不待在这座城市了？”我问她。她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丝丝缕缕的裤脚垂在赤脚上。
她脸色黯然，一丝倔强和顽皮的笑浮起来：“没法儿再待下去了。姓杨的把我的名声弄糟了。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对吧？我马上去香港，我得去卫视中文台替他们干活儿了。我当个节目主持总还可以吧？”她说，然后喊了一下四下嚎叫乱窜的白猫瑞德。
“也许还不错。可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想在路上，不建个家什么的？”我逼视着她，“停下来别再动弹？”
“没有人真心对待我。当然，除了你。我们是好朋友，对吧？你不会记恨吧？那次我叫你——那场面的确有点儿尴尬，拿着衣服离开了我的屋子。”
我苦笑了一下：“不会的，我翻看了你的私人记事本，说实话，我没看到什么。”我现在想起来潜规则的事了。
“这就好。”她叹了口气，“我得收拾东西了，帮我一起收拾吧。”
于是，我就躬下腰帮她收拾，我在皮箱里捡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站在以一幢破平房为背景的场地上笑着，那样单纯。我知道那是她来北京的起点，中国音乐学院附近的破小平房，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在房间里蔓延开来。后来她收拾完了。“我会怀念这座城市的。还有你，乔可。你那么单纯。”她笑了笑，“一直是个可爱的大男孩。你好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像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作家群。”
“我不像你，融入得那么深。”我幽怨地说。
“那部小说写完了吗？”她把裙子塞进了皮箱。
“写完了。不过书商说还要再加一万字性描写。说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这个时代需要这个。”
“你加吗？”
“加，我已经拿了人家的钱了。”
“有个问题我弄不明白，就是作家也是给什么钱就写什么东西？”
“不全是，”我沉吟了一下，“但已有一部分人这样了。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干什么都是社会的填充物罢了。作家也一样。现在就走吗？”我自嘲完毕，提醒她。
“对，现在就走。不过，我得再看一眼这座城市。”她跳到窗户前，向外面凝视。雨幕中她能看见什么呢，我想。她约莫站在那里有五分钟。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凝固在一团忧伤的气氛之中了。我忽然觉得不好受。
“好吧，走吧。”我看见她转身，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但没有流下来。我帮她提上皮箱，她拎着一个大袋子，我们就这样下了楼。那只猫一跳一跳地跟着我们。
我们来到了王府饭店门口。“噢，还有瑞德，只是我不会再带上它了，乔可，你愿意养它吗？”她招呼瑞德，把它提起来递给我，脸上有一种极沉痛的表情，“我是在一个垃圾箱附近看见它的。当时，它也在四处流浪。”
“好吧。”最终我说。雨下得非常大，几乎像瓢泼一样。她把瑞德放到我怀里，一刹那我发现瑞德露出了十分凶狠的目光。出租车开了过来，她拢了一下头发。“我这就走啦，”她悲伤而又欢快地说，“走啦。”然后她快速地亲了我一下。我像个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我帮她把行李放好，她钻进了汽车。我看见她在汽车中不停地向我挥手，挥手，直至雨幕把我们互相隔开，推远，看不见了。
我抱着瑞德站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瑞德忽然发起狂来，它在我怀里愤怒地撕咬着我，在我的手背上抓出了血痕。我放开了它，它一跳一跳地冲进雨幕中，嚎叫着也消失了。它重新成了流浪在路上的一只猫，我想。
在一个非常晴和的日子，我和杨哭坐着车去通县看地皮。他在那儿买了一块地皮打算自己盖楼。在汽车里好久，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好像都变得深沉平静了。后来我说：“她走了。”
“谁走了？”他眼看着迎面撞来的立交桥，问我。
“林薇，一星期前她走了。去了香港的华视中文台，当节目主持人。”
“反正也没法混下去了。走了更好。你不是，曾想和她同居来着吗？”他露出了滑稽的笑容。
“有一天我翻看了她的一个记事本，那个奇怪的记事本里记了很多时间、地点和人名，然后她就把我赶出了她的房间。我便再也没法和她亲近了。”
“哈，”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那我必须告诉你，那都是——都是和她发生性关系的人的记录。有一个著名的第几代导演曾经和她睡过，也发现了那个本子。那个导演是个著名的大花心，也吃了一大惊，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脏孩’。我琢磨你再仔细看下去，那记事本里还有你吧。”他讥笑起我来，“‘小脏孩’，这绰号真棒。”
我沉默了。看来这都是真的。我沉默了好久，说：“你原本就知道这件事——那个记事本？”
“娱乐圈谁都知道。所以，她没法待了。”
我忽然想起了廖静茹：“廖静茹情况怎么样？”
他忽然眉飞色舞：“那个小婊子？她把老柳给甩啦，你猜她嫁给了谁？嫁给了一个纽约派诗人，同时也是个画家，去美国发展了。她真厉害。他妈的真厉害。”
“真厉害。”我由衷地感叹道。我想起了她眼睛里的火焰。
汽车飞速钻入国贸桥立交桥，向通县方向开去。周围的城市高楼在向后退去。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汽车到达八王坟时，我忽然觉得有一辆蓝色的桑塔纳轿车一直在跟着我们。我从后视镜中看到有一个戴着墨镜的汉子在开着车。停了一会儿，我说：“杨哭，有人在跟踪我们。”
“真的？”他像是不信似的回头去看，“那辆蓝色桑塔纳吗？”
“对。是那辆。最近你没跟黑道上的人物打交道吧？”我有些担心地说。杨哭最近的确赚了不少钱。
“没有，我从不跟流氓地痞来往。”他说。那辆汽车紧紧地咬住我们不放，我们开多快，它也开多快，如影随形。“真他妈的，真的在跟踪咱们。”杨哭一转方向盘，汽车猛地拐上了通往鹅沟村的一条便道。我们看见那辆桑塔纳也紧跟了上来。
“我明白了，那个人是罗伊的丈夫，一个纺织品批发商。他要杀了你。”我对杨哭说。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了通惠河的边上，这里全都是农田村庄，根本就没有路。而且杨哭的“凌志”发动机发出了一种十分不耐烦的吼声。汽车向东一拐，我们没命地沿着通惠河边一直向东开去，汽车就像在石头上滚动一样，颠得我前仰后合。可那辆车一直跟着我们。汽车发动机在到达一片榆树林时，突然怒吼了一声，停下不转了。完了，我想。
我们赶紧下了车，看见那辆桑塔纳在尘土飞扬中向这边驶来。我拉着杨哭的手没命地向前面的农家村舍跑去。我们翻身进了一个猪圈，几头乌克兰大白猪对我们哼哼着。我看见远处那辆桑塔纳车停在“凌志”的后边，下来了一个壮汉，手中拿着一条双管猎枪。他一枪托敲掉了我们汽车的左后视镜，又认真地向前后轮胎各开了一枪。我们听见那轮胎撒气的声音。那家伙朝我们这个方向望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我们，这才上了车，在尘土飞扬中沿着河边开走了。
我和杨哭都惊魂未定。我说：“这就是你勾引罗伊的代价。他差点要了你的命。”
他沮丧地低下了头：“我再次重复一遍，是她勾引我的，他妈的。我们的车开不回去了。”他哭丧着脸，“我怎么总是栽在女人手里？”我们翻出了猪圈，小心翼翼地向汽车走去。
十一
不知不觉第一场大雪就下来了。我的长篇小说也修改完毕。书商付了钱，就把稿子拿走了。我想我干成了一件事儿，心里很高兴。但我又想如果市面上到处都是我的那本加了一万字性描写的书，这倒同样也令人感到恐惧。凡是流行的东西必定也死亡得快。但我打算让自己轻松轻松，就沉浸在老虎机游戏中。可我却输了很多钱。有一天上午，我回到住处，发现有一个头发半白的女人在我们的楼道中走来走去，显然在寻找什么。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疑惧。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一丝熟悉的东西。我猛然想起来了，她也许是来找林薇的。我说：“大妈，您是找林薇吧？”
她吃了一惊，脸上又现出了喜色：“对，正是。我是她妈妈。这丫头，离开家三年了也未回家。我按着几个月来她给我寄钱的地址，找到了这里。可她的门紧锁着。这丫头跑到哪儿去了呢？”
我把她让进了我的屋子，并给她倒了一杯水。我说：“她已经去了香港，这她没写信告诉您？”
她放下手中的一个包：“她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从工厂退休了。她去了香港干什么？那可是个花花世界，”她犹疑而又吃惊，“野丫头，几年了一直不回家，只是常给我寄钱。我也老了，要钱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
我说：“大妈，你来找她干吗？”
“叫她回家。总在外浪着，也不嫁人，那么大的丫头了。她还有个弟弟，马上要结婚，总得叫她回去看看。”
我问：“那么，她父亲为什么不出来找她？”
“他六年前就死了。就是她父亲，天天揍她，从小教她二胡，她才学会了唱歌。我不知道她来北京靠什么生活？拉二胡吗？”
我想，林薇已经彻底地忘掉她的家了。不过，她总还没忘了给母亲寄钱。然后我对她讲起了林薇在这座城市的奋斗，成名，以及去香港做主持人，只是我没有讲她的“小脏孩”的绰号。她听得很认真，脸上竟然荡漾出幸福的笑。“这孩子从小就有出息。她爸打她从来不哭。要是她爸爸不死，也会为她高兴的。不过，她恨她爸爸。”她叹了口气，眼泪在眼圈儿里打转，后来她在那个黑皮包里摸索了一会儿，取出了两张照片，“你看看，这是她几年前在家照的，我怕认不出她来了，就带上了照片。可她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接过照片。一张是她站在红艳艳的夹竹桃花前照的，另一张是在船舷边，她偏着头在笑。看上去只有十六岁，那样单纯、美丽、清爽和自然。我不禁为她的变化而感到了震动。
“她变了吗？”
“变了，变得胖了点儿，还有就是发式也变了。她已经长大了，大娘，你不用为她多操心。”
她收起了照片：“长胖了就好。我就怕她变瘦了。你刚才说她还演过电视剧？我怎么没看到？这丫头有出息了，却再也不回家了。”她流出了眼泪，坐在那里愣了一会儿，拿起包，说：“我回去了，你要是见到了她，叫她一定回家去。她再不回家，只怕我的眼睛瞎了，再也看不见她了。”然后，她走出了房间。我一直送下楼，看着她消失在大雪之中，走进了更远的一片空茫。
那年的圣诞之夜，我和杨哭穿戴齐整，一起到新世纪大酒店的瑞典“帝梦”牌桑拿浴室洗了桑拿浴。在大堂酒吧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到饭店的舞厅参加圣诞化装舞会了。这座四星级的饭店像一块银制物体耸入天空。不知为何，到了年终，在我们心中涌起的只是一种空茫和疲惫的感觉。这个城市叫我们经历了太多，也叫我们付出了很多。生活中有一种迅速流变和沉闷的东西毁坏着我们年轻的心。有些东西，是远远超越于我们生命之外并无法去把握的。比如这个轮盘城市转动的节奏。我们对很多东西已失去了兴趣。生活变得简单了，也更麻木了。我甚至都变成了不读书的平面人。我已经从报社辞了职，在一家音像出版社工作。每天都沉浸在让人短时间沉醉的音像制品享受中。我有一段时间看到林薇在香港卫视中文台上，她真的变瘦了，而且还学会了用嗲声嗲气的调子说香港普通话。她一出现在屏幕上，总是说：“这里是卫视中文——台！”然后将手向旁边一指，一边冲你做鬼脸。她依旧是可爱的，但也有疲惫之色。不久她又从电视上消失了。我一个在大地音像制作公司的朋友说她已去了东南亚，在那里发展。后来有人在澳洲也见过她，说她开一辆二手的庞蒂亚克车在悉尼的街上出现过。后来再也未有她的一点消息和音讯了。她真的是一只在路上流浪的猫吗？
我和杨哭走下舞厅，在入口处一人选了一个面具。我们选的是老态龙钟、满脸持重的老人面具，加入到了那场圣诞之夜的化装舞会之中。这是一个假面的海洋，每一个人的真实面孔都消失在假面之后了。我几乎看不见一个人的脸。也许这就是城市的象征，充满了假面人和在假面后面转动的眼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假面舞会，在这里，一切的游戏规则被重新规定，你必须学会假笑、哭泣、热爱短暂的事物、追赶时髦。你必须要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转瞬即逝，再也没有了永恒和停止不动的事物。连哭泣都成了游戏，已丧失了哭泣本身的深刻内容与实质。
我们跳了一会儿，又到红狮酒吧去喝饮料。这里的快餐很好，我们每人要了一杯“黑风”，并加了冰块，坐在那里啜饮。酒吧里人很多，很多情侣在悄声低语。杨哭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人在独自喝着一杯葡萄酒。“那是罗伊，我敢打赌。”他对我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但显得又有些犹疑，然后他还是站起来整理了一下礼服走了过去。
“罗伊，圣诞快乐。你过得好吗？”
“我不认识你，先生。”
“可你的老公差点儿打死我。用打野猪的双管猎枪。”
“我不认识你，先生。”
“你是罗伊，我是杨哭，难道这还有错吗？”杨哭怪笑了几声，“是你在中国大饭店的舞厅里让我握住你发抖的手，那时你说你的婚姻遇到了危机。”
“你可以走开吗先生？我不愿意无故被打扰。”
“可你现在却装作不认识我了。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然而我看见这时罗伊站了起来，她把手中的酒一下子泼在了杨哭的脸上。然后她昂首走出了酒吧。我看见殷红的葡萄酒顺着杨哭的脸流了下来。他站在那里僵了许久，才掏出手绢擦了擦。他抱歉地对我说：“请等我一下，我得上一趟洗手间。”他快步向洗手间走去。
我跟了过去，我推开洗手间的门，却听见他在哭泣，他真的是在哭泣。杨哭真的哭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行了老兄，这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可他仍在哭，而且把水都泼到了地上。厕所里那个老员工不停地用墩布擦他脚下的地面。后来他终于洗完了脸，我给了那个员工五块钱小费，扶着杨哭走了出来。我们决定出去走走，我们刚一跨出新世纪酒店的大门，就听见圣诞夜的钟声响了。我们决定到教堂去看看，就冒着大雪，向西直门方向走去。在我们前面，毁灭和新生的力量和时间一起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以城市为战场与它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