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775年1月5日，英国的长期公债一共是124 996 086镑1先令614便士。除去一大笔皇室费用的债务后，无担保的公债是4 150 236镑3先令1178便士。上述两者一共是129 146 322镑5先令6便士。按照这样计算，国家在17年的和平年间所偿还的债务，一共只有10 415 474镑16先令978便士。但是，国家并不是靠平时收入的节省来偿还这少数公债的，而更多的是靠外来的款项来偿还的。这些外来款项包括：3年来对土地税每镑增加1先令的税款；东印度公司为占领新的地区而向国家缴纳的200万镑赔偿金；英格兰银行为更换特许状而缴纳的11万镑；最近的战争所获得的款项等。其中，最近的战争所获得的款项就相当于负担战争的费用，它包括以下几项：
l（英镑） s（先令）d（便士）法国战利品收入690 449189法国俘虏赔偿金670 00000由割让各岛而得的代价95 50000合计1 455 949189上述银行、东印度公司以及土地税增加所提供的数额，加上战争所获的数额（包括查特姆伯爵和克尔克拉弗特推算的余额），以及其他军费的剩余，必然会使外来款项的总额极大地超过500万镑。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如果用国家经常收入的节余来偿还公债的话，那么每年平均下来还不到50万镑。不过，在和平时期，减债基金因为下列因素而增加了：一是由于一部分公债的偿还和一部分终生年金的期满；二是利息率由4%降到3%。如果和平一直持续的话，那么减债基金有可能每年都拿出100万镑来偿还公债，例如去年就偿还了100万镑。然而现实是，皇室费用的债务还未付清，我们又开始卷入新的战争。这次新战争中所举借的新债数额，可能与国家平时收入的节余所能偿还的全部旧债数额一样多。因此，也就不可能幻想由国家经常收入的节余来偿还所有的公债了。
有作者说，欧洲各债务国尤其是英国，其公债可以说是一种大资本。这个资本可以进一步扩展商业和制造业、改良和开垦土地，从而取得比其他资本更好的效果。但是，这个作者忽视了下列一些情况，那就是原始债权人在贷款给政府之时，资本的性质就已经变为了收入，也就不再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而是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了。并且，一般来说，政府在借款当年就把它消费完了，因此不可能再期待它能有什么生产作用。当然，对于债权人来说，他们收到了和借出资本等值的公债年金，这年金不但可以偿还他们的资本，使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商业和贸易，而且还能使他们卖出年金，或以年金作担保来借款。不过，他们新借入的资本，以前属于国家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当这些新资本转到国家公债债权人手里时，对该国家来说它并不是新资本，只是用途的转化而已。因此，对债权人来说，借给政府的资本是有所偿的，而对国家来说，国家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从以前的两种变成一种了。
如果政府采取用年度赋税（未作借款担保的）来支付必要费用的方式，那么人民的一部分收入就会从维持一种非生产性劳动，变为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人民支付的税款，虽然大部分被消费在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上，但还是有一部分本来是可以由他们储蓄起来作为资本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支付必要费用，虽然不会对现存的资本用途造成损害，却或多或少会阻碍新资本的进一步积蓄。如果国家采取借债的方式来支付必要费用，那么国家的一部分现有资本用途将会遭受损失，也就是说，以前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资本，将会转化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了。然而，这种情况下，国家征收的赋税比前一种情况下要轻，人民的负担也较轻，不过人民积蓄资本的能力却得到了提高。和前一种情况相比，借债在相当程度上对现存资本的用途不利，却不怎么妨碍新资本的积蓄。虽然社会一般资本由于政府的随意开支而遭受了损失，但是从人民的节约和勤劳中又得到了补偿。
需要指出的是，借债的优势只有在战争持续的时间内才能显示。例如，战争费用如果能从当年征收的赋税中支付，那么这种为战争而征收的赋税就不用继续到下一年。这种情况下，人们积蓄资本的能力在战时虽小，但在平时却很大。战争不一定会破坏旧资本的用途，但和平时期人们积蓄新资本的能力一定会提高。在战争持续时，由于战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人们都很厌烦战争。因此，政府为了要顺应民意，不会将战争维持太久。所以，一般来说，战争总是会很快结束。如前所述，战争给人们带来了繁重的负担，如果没有真实而确定的利益的话，人们是绝对不会主张战争的。所以，战争对人民积蓄能力的损害是比较少见的，即使有这种损害，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而平时（不需要借债时），人们积蓄能力很旺盛的时期却很长。
债务的增加，会伴随着赋税的增加。于是，平时的赋税制度对人们积蓄能力的损害，和战时差不多。目前，英国每年的平时收入为1 000万镑以上。如果各种赋税既未被用来担保借款，又管理得当的话，即使发生最惨烈的战争，国家也不需要举借任何新债就可以支付战争的费用。然而，现在英国已经采取了不当的借债举措，因此平时人们收入所承受的负担和积蓄能力所遭受的损害，与战时不相上下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偿还公债利息，就好像将右手上的东西交给左手；所有的货币都没有流出国家，只是国内某一阶级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了另一阶级而已。国家并不会因此而更穷。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重商主义的角度上所说的。持这种说法的人还认为，全部公债都是来自本国人。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国公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荷兰人和其他外国人的投资。就算全部公债都是来自本国，公债的弊端也不会因此消失。
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土地和资本都是所有收入的两个来源。无论资本是用于农业、制造业还是商业上，都是用来负担生产性劳动工资的。这两种收入属于两个不同的人群支配：一是土地所有者；一是资本所有者或使用者。
土地所有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经常从事其他各种改良，例如修理或建筑佃户的房屋、建造和维持田庄的必要沟渠和围墙，从而保证土地的良好状态。然而，当土地税繁重、其他生活必需品税也很繁重时，不仅地主的收入会减少，而且其收入的真实价值也会减少。于是，地主将没有能力进行上述那些维持和改良，租地人也没有能力好好地耕作土地。最后，由于地主越来越困难，国家的农业也就趋于荒废了。
同样，当本国的生活必需品税繁重，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使用相同的资本，无法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购到那么多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时，他们就会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另外，如果大部分或全部的资本使用者由于赋税的征收而不断受到税务人员的烦扰，那么他们同样会打算移居他国。试想，一旦资本移走，那些依靠该资本支持的产业就将没落，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也将趋于荒废。
如果将土地和资本所产生的大部分收入由其所有者手中移转到国家的债权人手中，那么不久也会产生土地荒芜、资本外流的结果。虽然说国家债权人对于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是有一定利害关系的，其中任何一个失败或衰退都会使各种税收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他应得的年金或利息，但是仅仅就国家债权人这个身份来说，特定土地的良好状态、特定资本的良好经营，又是跟他是没有任何直接利益的。作为国家债权人，他既不明白也不会关注某一特定土地或资本。即使土地或产业荒废了，他也不知道或不关心，因为这不会对他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曾经采用过举债制度的所有国家，现在都已逐渐衰弱了。意大利各共和国好像是最早采用这一方法的。例如，意大利各共和国中仅存的两个独立共和国——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因为举债而衰弱的。西班牙也采用了这种举债制度。也许是由于税制更为不明智吧，相对于意大利各共和国，它更加衰弱。16世纪末以前，也就是在英格兰开始举借公债100年以前，西班牙就已经负有沉重的债务。法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同样承受着债务的负担；荷兰共和国的情况则与热那亚和威尼斯差不多。所以说，英国又怎么可能在采取举债措施之后不受损害呢？
的确，上述国家的税制都比我国要差，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即使是最贤明的政府，在对所有适当纳税的对象征收以后，遇到紧急需要时也会采取不适当的措施。例如荷兰，它的政府很贤明，然而有时也只能像西班牙那样征收一些不适当的税收。的确，我国现行税制使得各产业都自由地向上发展，因此，即使发生战争需要最大的耗费，平时每个人的积蓄，也足以弥补政府的不足而负担这种费用。例如，最近这次战争，其费用可谓是英国历来战争中最高的了。但这次战争结束后，全国农业、商业和制造业还是和以前一样繁荣；维持各产业部门的资本，也还是和从前一样多。和平恢复之后，农业有了更大的改进，人民的财富和收入不断增长，国内各都市、各村落的房租收入也不断增加。消费以及生产的增加，又引起大部分旧税，尤其是国产税和关税的收入逐年增加。在半世纪以前，人们认为谁也无法承受的重担，目前的英国好像可以毫不费力地负担起来。但我们并不因为这样而盲目自信，认为英国可以负担任何重担。因为当国家收入的负担未减轻之时，英国又发生新的战争，那么迫切的形势可能会使英国的税制变得像西班牙那样繁重。
当公债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就不可能公道地完全偿还了。即使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完全解除了，那也是因为倒账解除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假偿还。假偿还，是指通过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的手段来偿还债务。比如，按照议会法令或国王布告，将6便士的银币或20枚6便士银币的名义价值提高为1先令或1镑，那么以前借入20先令或约4盎司银的人，现在只需偿还20枚银币或略少于2盎司的银就可以偿还债务了。若按此方法还债，英国约128亿镑的国债，就只需现币6 400万镑即可。实际上，在这种偿还制度下，无论是国家债权人还是私人债权人，他们的每一镑都损失了10先令。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的债权人，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还会遭受一大笔损失。虽然说国家的债权人如果用同一方式向自己的债权人偿还借款的话，多少可以弥补一些损失；然而，在多数国家，向政府提供贷款的人，大都是富人，他们一般都不会处在债务人的地位上。因此，这种损失并不能得到减轻。所以说，这种偿还方法不但没有使国家获益，反而给私人财产造成了一种最普遍的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勤劳节俭的债权人将会吃亏，而懒惰浪费的债务人却可以致富。于是，那些能使资本增值的人手中反而没有了资本，而那些懒惰浪费的人手中却有很多的资本。其实，如果国家可以像私人那样在必要时宣布破产，那么无论是对债务人的名誉还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都是最轻的。然而国家隐瞒倒账的事实，采取这种偿还方式，可谓是最愚昧的了。
无论古今，只要国家在有必要的时候，它都会采用这种隐瞒的倒账方法。在第一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结束时，罗马人将阿斯（当时计算其他铸币的标准）的价值，从含铜12盎司，降低到含铜2盎司。用这种方法，共和国就只要偿还此前债务的1/6就可以了。依我们的想象，这么巨大的倒账一定会导致极大的混乱，然而当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和其他所有关于铸币的法律一样，该次贬值的法律也是由护民官提出、民会通过的。所以在当时，这项法律说不定还很得民心呢。和其他古代共和国一样，在罗马，穷人也是不断地向富人或有权势的人借债生活。富人或有权势的人为了在每年选举中获得选票，经常会以极高的利息向穷人提供贷款。由于这些债务慢慢累积成为了债务人不能偿付的巨债，于是，债务人只能被迫投票选举债权人推荐的候选人。虽然当时的法律严禁贿赂和收买，但在罗马共和国晚期，贫穷市民的生活资料主要就来源于候选人提供的报酬和元老院不时发放的谷物。为了摆脱债权人的控制，贫人不断要求债权人放弃对他们的债权，或要求制定新法案，即偿还一部分债务就算清偿。所以，将所有铸币价值降到其原值的1/6的这种法律，正是一种最有利的新法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富人或有权势的人为了满足人民的要求，只好同意取消债务和制定新法案。当然，他们之所以同意，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政府的主要领导者，也想借此来缓解国家的负担。用这种方法偿还债务，我国负担的128亿镑的债务，就变为21 333 333镑6先令8便士了。在第二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期间，罗马人又对阿斯进行了两次贬值，一次是由含铜2盎司减到1盎司，一次是由1盎司减到05盎司，相当于其原值的1/24。罗马的上述三次货币贬值如果是集中在一次进行的话，那么我国负担的128亿镑的债务，一下子就变为5 333 333镑16先令8便士了。就算英国负债再多，这种方法也能使债务马上得到清偿。
其实，所有国家都曾采取过上述方法，使铸币的价值或含银量降到比原值低很多的状态。为了实现相同的目的，国家有时会采用其他效果相同的方法。例如，在铸币中掺入大量的劣金，从而降低铸币的标准成色。按照现行的法定标准，每一镑银币只能掺入18本尼威特劣金。如果掺入8盎司的话，1镑或20先令银币的价值，就和现在的6先令8便士的价值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