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发时代新声
1926年8月间，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一块“开明书店”的牌子挂起来了。
除了章锡琛兄弟外，担任编校等工作的有赵景深、钱君匋、王蔼史（女）和索非等。钱君匋是个美术家，每种书的封面都由他设计，因此开明出版的书有一种独特风格。后来别家书店也渐渐注意到封面设计，但开明确是开风气之先的。索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思想不健康，但年轻力壮，干劲十足。他除了看稿、校稿，还要跑印刷厂，有时候还帮助做饭。
开明的业务发展很快，不到一年光景，60号这一幢兼作住宅、宿舍、编辑所、发行所的房子，已经不够展布了，又租了隔壁64号的房子。编校方面也添了人，如王燕棠、汪曼之（女）和陈云裳（女）（她后来改名陈英，新中国成立后在科学院工作过）等。出书的方向也渐渐有所改变，关于妇女问题的书少出了，文学书和青少年读物增多了，还出版了几种属于数、理、化方面的中学教科书。此外，丰子恺、钱君匋等搞的不少种歌谱，在靡靡之音普遍流行的当时，起了整风作用。而章锡琛设计的《活叶文选》受到学校教师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新女性》杂志后来就停刊了。立达学会同人夏丏尊、刘叔琴、方光焘、刘熏宇等编辑的定期刊物《一般》由开明出版。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宋云彬：进步“开明”
开明书店，它的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30万元，远比不上商务、中华，出版物的数量也不多。但是，由于它的服务对象明确，对出版物质量的重视，更由于在政治上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始终坚持中间偏左的立场，所以它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一家比较进步的书店，在六家大书店当中，一般人都把它跟商务、中华看作鼎足而三的。固然，讲到进步性，开明又远比不上生活书店，但生活书店的性质究竟跟开明有所不同，不必强拉在一起作比较。
开明创立于五四运动以后，它的产生，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讨论，那么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就不会因为谈新性道德和办《新女性》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他将一辈子在商务当个编辑；而同时在五四以前，像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即使办起来了，也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长期存在。现在开明早已跟青年出版社合并，“开明书店”这块牌子不存在了。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宋云彬：出版两部大书
据开明书店自己的统计，从1928年到1949年，先后共出书刊一千四五百种。从销数方面讲，教科书当然最大。教科书以外，当以文学书、自然科学书和语文书销路最广。到了后期，开明为了配合它的大书店的身份，也出了几部大书，有两部大书我想来谈一谈，一部是《辞通》，一部是《二十五史补编》。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宋云彬：“大书”《辞通》
1934年，开明出版朱起凤先生的《辞通》，是当时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朱先生竭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书——24卷，300万字，总想早日出版，供学术界研究批评。但各大书店都不敢贸然承印，主要是因为部头大，生僻字多，排印成本高，销路无把握，怕亏本。唯独开明书店的几位先生敢冒这个险，毅然担任下来，这在当时出版界中确乎是一件大事。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宋云彬：《二十五史》与《二十五史补编》
1934年，开明出版《二十五史》。所谓二十五史，就是二十四史之外加上柯劭忞的《新元史》。他们将殿版二十四史《新元史》（用退耕堂刊本）九页并成一面，每面三栏，摄影制锌版，字体缩到新五号字那样大小，全书7900多面，报纸大16开本，匀装做九册。预约每部20多元。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接着开明又出版了《二十五史补编》。历代史书中，表谱书志未必齐备；那原有这些门类的若干史，又往往因为当时作者的疏忽以及后世传刻的错误，引起读者的憾惜。后来的史学家弥补这种缺憾，做了许多工作。《二十五史补编》的编纂和校勘工作，由王伯祥先生主持，周振甫、卢芷芬两位当助理。在确定目录以前，伯祥跟国内的史学家、目录学家通信商榷。在排校过程中，伯祥从初校到最后清样都过目。伯祥现在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但那时候他还不满50岁，精神旺盛，学术研究的兴趣很浓，工作积极性也高，所以能在两年内编校出这样一部大书来。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宋云彬：抽版税发财
普通一本书，无论销路怎么样好，总不及教科书，所以开明书店从来不肯让教科书的编者抽版税。但商务却有一个例外，周越然编的《模范英文读本》是抽版税的。周越然原想卖稿给商务，商务不肯出高价，允许他作为版税书出版。不料一出版，全国绝大部分中学校都采用，周越然陆续抽得几十万元版税，他就盖洋房，买古书，面团团作富家翁了。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宋云彬：《开明英文读本》的畅销
那时候（指章锡琛答应林语堂编教科书时）开明的资本不过四五千元，每月营业额至多也只有四五万元，答应每月支出300元的预支稿费，不能不说是带有一点冒险性的。听说为了这件事，锡琛的老弟还跟他闹过一场呢。林语堂在着手编课本之先，每周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现行的各家的英语课本，把它们批评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极巧妙的宣传方法。他又托锡琛请丰子恺给课本画插图，允许从自己版税中分出2%的数额给子恺。林语堂本以精通英文有名，他编的课本，确有他的特色，配上子恺画的插图，真是耳目一新；而开明的出版物十分讲究装帧，前面已经讲过了。因此，林编《开明英文读本》一出版，中学校纷纷采用，不到几年，几乎把商务的周编《模范英文读本》给挤掉了。这个课本继续发行20多年，林语堂得到的版税总在30万元左右。这对于开明的发展，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冯和法：竞争者出现
《文摘》出版后不久，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出现了。这就是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月报》，规模和性质与《文摘》相同，但在选材、编排上比《文摘》严正。这是开明书店接受胡愈之的建议而出版的。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时，《新华月报》是和《月报》一脉相承的。
《回忆孙寒冰教授》
宋云彬：《爱的教育》
开明书店有两本畅销书，一本是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是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读本》。
《爱的教育》原著者意大利人爱米契斯（E.Amicis），讲感情教育，也有点爱国思想（爱米契斯的教育思想是不健康的，这儿且不作批评）。夏先生从日文转译，陆续在《东方杂志》发表，后来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作为版税书印行。后来把这本书交给开明出版。哪里想得到，这本在商务滞销的书，到了开明书店，竟会销数大增，各地小学校都采用作课外补助读物，十多年中，印了将近100版吧，夏先生前后得到的版税，超过了他向商务要求的稿费10倍以上。所以虽然只是这么一本书，却跟开明的业务发展大有关系。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宋云彬：惜哉！开明
“开明书店”四个字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有人惋惜开明书店这块牌子没有能够像商务、中华那样被保留下来，我也有过同感。不久以前，跟邵力老（邵力子）聊天，谈到开明，他说：“开明这块牌子没有能够保留下来是可惜的！”现在我想，开明究竟还比不上商务、中华，无论从历史的长短讲、从规模的大小讲。它跟青年出版社合并是很适当的。邵力老做过开明的董事长，我也在开明工作过，我们都不免有点“桑下三宿”之恋吧？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
王大煜：进步文化的堡垒——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在生活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创立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统区宣传进步文化、出版进步书刊的书店。它的书籍主要是反映时代的动向，代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而拥有众多的读者。在全国有分支店及办事处五十六处，遍布于十四省，还在香港、新加坡设有分店，出版进步书籍一千余种，前后发行各类性质的杂志十多种。还为一般群众编印《战时读本》百余万册，《大众读物》三百余万册。发行网遍布前后方，被广大读者誉为当时中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堡垒。
《生活书店见闻》
胡愈之：结缘生活书店
我被病魔缠扰了近半年，当我病好返回上海时，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已经签订。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是黄炎培的职教社办的，因宣传抗日，抨击“不抵抗主义”，引起蒋介石不满，蒋正在逼迫黄炎培停办《生活》，而邹舍不得失去这块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宣传园地……于是，我出主意叫《生活》脱离职教社，改为《生活周刊》，同时自己动手，筹办一家生活出版合作社——生活书店。韬奋素来从善如流，马上接受了我的建议。在《生活》杂志社同人的一致努力下，很快筹办了生活书店，由我起草了社章。从此，我与生活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我始终没有公开参加过生活书店的活动，只在暗中擘划协助。
《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
王大煜：生活书店与救国会
生活书店的几位负责同志，不仅把精力集中在文化事业上，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建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联合抗日的政权，而国民党为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同年11月22日，将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逮捕入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
生活书店的绝大多数工作同志，都是热烈诚挚的爱国青年，在救国会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联系在一起。自“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及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以后，生活书店出版的定期刊物《大众生活》在事实上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刊物之一。生活书店与救国会的关系，在经济上是与救国会分开的，组织上是各别的，但对于救国主张在原则和精神上却是一致的。
《生活书店见闻》
王大煜：生活书店的人事制度
生活书店在20世纪30年代就采用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方法，对内定名为生活出版合作社，属于合作社性质，每个工作人员都是社员，每月发给工资时，扣社费百分之十五，有职业保障，不得随意解职。店内的事情都由大家讨论解决，人人都可发表意见，都可参加管理，因而大家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管理这个事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用无记名的选举办法，产生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委会，再由理事互选理事会主席和总经理。有关整个事业的大政方针，重要原则以及人事等，都是由领导机构决议后交有关的负责人执行。任何一二个同事都可以参加意见，对公共的决议有服从的义务，对执行的情况及结果有督促及询问的权利。每一同事都把店务视为自己的事情，都对店的事业关切。每年制定计划和年度预决算，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和任免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有关机构，讨论决定。
抗战爆发后，由于分支店的突然增加，人员分布于前后方各地，不可能聚会一堂，为沟通意见和了解工作，便由总管理处编印《店务通讯》的小册子，分发全国五十余处分支店的同事阅览。《店务通讯》注重店里业务上的动态和发布文件，以及对社务、业务的讨论或建议，使同人进一步了解情况，搞好本职工作。总管理处每半月举行业务会议一次，由总经理召集，各部科主任参加。有关决议事项及分支店的重大事件，好人好事等都在《店务通讯》上报道。各分店也有店务会议，每两次举行一次，由各分店经理召集，全体同人参加。开会时，各店负责人把总管理处及各分店最近事项报告给同人知道，各店负责人提出业务上的问题，征求同人意见，同人对于业务上的报告或问题发表意见并参加讨论，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在会上报告他所担任工作的情况。各店负责人和全体同人都把店务会议视为沟通意见，加深了解，提高工作效率，改进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店务通讯》将这些内容登载出来，以供参考。
《生活书店见闻》
王大煜：关心读者
生活书店创办的刊物里，都辟有《读者信箱》之类的专栏，通过这种形式和广大读者保持联系，关心读者，帮助读者解脱思想苦闷，想方设法解答读者的各种问题，给他们支持和鼓励。大的从抗战救国，到社会制度等问题，小的诸如求学、职业、家庭、婚姻、社交、工作方法等问题，形形色色，无所不有，都具体个别加以回答。编辑部门对读者来信十分重视，做到有问必答。特别是韬奋同志，他在百忙中都是亲自复信。如他在重庆主编《全民抗战》期间，曾接过一个昆明读者的来信，表示因患肺病而消极厌世，想自杀。韬奋以十分关怀的心情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信，亲切地指出他不应该消极自杀。后来，忽然接到他的复信，韬奋读完后，舒了一口气说道：“我终于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原来那人被韬奋诚挚负责的精神所感动，放弃了自杀的意念，勇敢面对生活，而且病情也大有好转。韬奋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用口授复信要点，由别人代笔，然后经他签名寄出。据不完全统计，他每天要收二百封左右，后店里指定专人协助处理。由于他和读者保持联系并把读者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与读者的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因此与读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生活书店见闻》
王大煜：从《生活周刊》到《生活日报》
《生活周刊》从邹韬奋接办以来，开始仅三位工作人员，到后来办成生活书店时达到四五百人。抗战爆发后，一面以《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一面创办生活书店作为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生活周刊》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说话的，敢于同旧社会黑暗势力进行坚决不懈的斗争，因而销路广。不仅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可以订阅，就是在穷乡僻壤以及远在国外的华侨所在地都可以见到。开初出版约二千八百份左右，后来达到一十五万五千多份。自1925年起，历时八年，从未中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生活周刊》发扬正论，谴责“不抵抗主义”，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言论过激，而遭到非法扣留。“一·二八”以后，由于国民党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生活周刊》又严正批评。国民党竟下令通知上海邮局，停止《生活周刊》向全国邮寄。《生活周刊》并未因此屈服，继续与反动逆流作斗争。到1933年2月，出版至八卷五十期时，《生活周刊》竟横遭封闭，韬奋被迫出走国外。由他的挚友、生活书店同事杜重远继续主编《新生周刊》，因“闲话皇帝”一文，被认为是侮辱日本天皇的“新生事件”，又被查封。并将主编杜重远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1936年，邹韬奋、胡愈之、李公朴、戈公振等同志，为了继续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发起创办了《生活日报》。两个多月的时间，即筹集股金十五万多元。投资者大部分都是《生活周刊》的读者，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其中还有和尚和海外侨胞。投资者所处地区包括新疆边境，以及日本、南洋等地。这充分说明了广大读者支持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热情。出版不到两月，即可与华南第一流报纸相媲美。后因香港印刷条件比较困难，又受到新闻检查的限制，采访及发行都有种种不便，销路又局限在东南一隅，不能满足全国广大读者要求，遂于八月一日移至上海出版。到上海后，因国民党不准登记，终未复刊。
《生活书店见闻》
王大煜：生活书店开架售书
生活书店是开架售书的。而当时一般书店大部分都是用玻璃书柜，只能看到书脊名称，不能自行取阅。后来虽有开架形式，只能摆点平装书籍，至于精装、线装仍藏于玻璃书柜内，读者购书时，由店员取书，但不能久看，看后不买，往往遭到店员的冷嘲热讽，读者只好望柜生叹。生活书店将新书杂志摆在店堂的大书摊上，欢迎读者翻阅，读者可从书架上自行取书阅览，尽量予以方便，还允许经济困难的读者整天翻阅和摘抄。
《生活书店见闻》
王大煜：举办义卖，支援抗战
生活书店自抗战爆发以后，还曾举办义卖，将义卖所得之款全部贡献国家。并特为前方将士编写《全民抗战》周刊战地版，分赠各战区的战士阅览，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还响应在全国范围内写慰劳信五十万封的伟大号召，书店全体同人除努力撰写外，并推动周围的人们大写慰劳信，短短的一二月内，全店组织写了慰劳信十三万余封。
《生活书店见闻》
王大煜：改善职工待遇
书店在整个经济收支的平衡情况下，也注意改善同人的待遇。津贴是偏重解决有困难的，奖金是给予工作上有特殊表现的，福利则是店里同人一律享受。总的来说，生活书店的福利待遇，是比较优厚的。如生病，就有社费医疗，订《新华日报》，每月按六折付款，购本店出版书籍，一律按五折计算，个人伙食、住宿均由店里负担，年终或突击工作，还要评劳动模范，发给优秀工作者奖品奖状，以资鼓励。因此，大家爱店如家。
《生活书店见闻》
魏晋：生活分店
在蒋经国接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后，生活书店曾打算在赣州开设分店，并要余致濬同蒋联系。蒋以当时江西各地进步书店都已停闭，不让生活书店在赣州开设分店。后经再三交涉，他同意用余致濬个人名义向专员公署借支法币2000元，把生活书店进步书籍半送半卖地留了下来。以后余致濬推荐吴越筹备开办青年服务社，吴担任经理，书店就这样办起来了。
《蒋经国在赣南二三事》
张启宗：黑名单变“明”
1940年间，有一天，生活书店突然接到一个好心人秘密送来的国民党特务搞的黑名单。在这个名单的邹韬奋名字下注明为：“生活书店负责人，思想左倾，宜采取任以官职，酬以重金等办法争取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秘密送来的东西是真的。蒋介石处心积虑要迫害民主进步人士，采取了种种利诱或威胁的毒辣手段。
1940年5月，蒋介石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就造谣诬指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要搞暴动，派了特务监视，企图陷害。后来救国会对何应钦提出抗议，把他们的阴谋公开化了，才不敢下毒手。
《争民主、反独裁、救中国——救国会后期斗争札记》
王大煜：生活书店遭查封
1939年，国民党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生活书店进行迫害和摧残。其手段是：一面造谣、诬蔑、威吓，说生活书店是受共产党津贴；对同人的自治会、读书会等，说有“政治目的”；“生活推荐书”是组织读者；还说生活书店秘藏武器等等，企图以此作为打击书店的口实。另外，便是用暴力破坏。抗战以后，生活书店为宣传抗战，所设分支店及办事处五十六处，从1939年4月起，到次年同期，大多数被查封关闭或迫令停业，仅存六处。所有图书也一律停止邮寄，生产用具、现款账册均被没收，工作人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押送出境，有的勒令限期迁出。是年6月，重庆市政府社会局同国民党市党部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曾派员亲自到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审查账目，特别注意经济上的来踪去迹。经过两天的审查，毫无漏洞可言。7月4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又奉该部部长叶楚伧之命，公开强迫生活书店与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直接受国民党领导。并另派总编辑，同时要韬奋加入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都被韬奋严词拒绝。
韬奋同志对其经营的进步文化事业横遭摧残，感到非常痛心，多次提出抗议，也曾请求国民党中开明人士援助。他们虽然同情，但也无能为力。韬奋只有各处奔走，探听情况。而国民党官员则互相推诿，一拖再拖。韬奋始到史良处商议，史良同志利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关系，直接去找宋美龄谈及此事，宋说不了解，推向蒋介石。史良又将生活书店被封、人员被捕的事件告诉蒋介石，说明如此继续下去，社会人心益将不安，对团结抗战不利。而蒋介石则装作不知，口头上同意查问，而实际上仍继续查封。直到1941年初，除重庆而外，各地分店全部都被查封了。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也密布便衣军警，如临大敌。在暴力压迫下，书店从此也就无法出版书刊了。韬奋同志忍无可忍，终于离渝赴港，参加新的斗争。临行时，曾托潘序伦、卢作孚等代为安插生活书店在渝职工的工作。至1948年，生活书店即与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见闻》
沈静芷：成立新知书店
新知书店是1935年秋在上海创建的。它是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和阶级矛盾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当时的左翼文化界人士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孙晓村、孙冶方、徐雪寒、华应申、张锡昌、骆耕漠、朱楚辛、石西民、罗琼、马宾、孙克定等一大批同志，都是这个书店的创始人。书店采取合作社组织形式，由社员大会产生理事会。选举钱俊瑞同志为理事长，公推徐雪寒、华应申两同志为书店的总副经理，姜君辰主持编辑，随即开始积极组稿，它最初是出版各类经济的、政治的读物，到1937年抗战前夕，在上海就出版了社会科学等各种书籍二十多种，同时出版定期刊物《中国农村》《语文》《新世纪》《阅读与写作》等四种。这个书店及其出版物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当时渴求真理的广大读者，受到文化界的欢迎和重视。新知书店从创办那天起，就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新知书店在桂林始末》
冯和法：辛苦办新知
新知书店的创办，徐雪寒付出了不少辛苦。每股股金5元，多数是由一些会员担负；他们不是投资，而是支持新兴出版事业。新知书店的资金为数不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农研会、经济情报社、文化资料供应社和新知书店彼此关系很密切，都是农研会的理事和会员在负担工作。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漫忆》
薛暮桥：出版《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中国农村》的第二个战役是批判这些改良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号召乡村工作青年抛弃改良主义幻想，跑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领导农民起来减租减息，保家卫国。新知书店把《中国农村》和其他刊物上的辩论文章汇编成为《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出版，这是我们在白区文化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胜利战果。
《回忆〈中国农村〉》
沈静芷：别具一格的《文化线》
新知书店总店为办好进步书刊的推广，还创办了一张别具风格的《文化线》报。它的内容既推荐新书目，又有书评、读书心得、杂文、译著家介绍等等，月出一期，只收邮寄费，不收报费。它广泛寄发全国各地邮购户和外埠批发同业，是读者与书店，外埠同业与新知书店沟通文化出版信息，指导读书的桥梁。徐雪寒、华应申等同志，都忙里偷闲，亲自为这小报撰写文章。出刊后很受各地邮购读者和外埠同业的欢迎，纷纷附上邮资订阅，偶还寄来读者写的书评及当地文化动态稿件来支持。《文化线》报的印数几乎每期增加，曾被读者誉为是“读者身边的书店”。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创举。
《新知书店在桂林始末》
赵晓恩：香港新知
皖南事变后，香港新知书店负责人被捕。新知书店派吉少甫去香港，会同文化供应社合设南洋图书公司，除经营两家出版发行业务外，还承担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重庆新华日报社出版的《群众》杂志在香港的再版工作。以较隐蔽的方式，继续执行党在港澳和海外的出版发行任务，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时为止。
《桂林文化供应社始末》
赵晓恩：新知关门
1940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命令各地查封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革命出版单位。自1940年7月至1941年1月的半年间，生活书店全国共50多个分支机构仅剩下了6个。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林国民党当局于2月10日限生活书店桂林分店门市部3天内停业。新知书店门市部也难以继续存在。
《桂林文化供应社始末》
张弢英：辛垦一二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和陈静珊曾出资在上海开办了辛垦书店，由叶青、杨伯恺经办。当时书店发行的《研究与批判》杂志是叶青主编的。后来杨伯恺发觉叶青有托派嫌疑，想撤换他，叶青不肯，两人相持不下。1936年父亲到了上海，两人同意由父亲来主编这份杂志。父亲无法推诿，遂以李凡夫的笔名主编了《研究与批判》，标明革新号，以示与前有别。在此期间，父亲写了一本《现代战争论》，说明抗战必胜的道理。此书于1936年10月由辛垦书店出版。
《张志和与四川民盟的革命活动》
萧作霖：拔提书店
图书出版机构，有最早由邓文仪主办的拔提书店。这个书店总店在南京，并在汉口、南昌、长沙、贵阳等地设有分店。1932年它发行过由汪漫铎主编的一种文艺月刊和由程拂浪主编的一种关于国际问题译述的月刊。它所出版的书籍约有二三十种。它的主要业务，是大量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及其他为蒋介石个人作宣传的小册子。
《复兴社述略》
张企程：中国世界语书店
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在当时是一个半公开的团体，后由乐嘉煊出面办了一个“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时间是1932年4月，地方是金神父路花园坊。后来迁移到交通较便的同孚路大中里。并筹了几百元办起一个“中国世界语书店”，以方便学者购买世界语书籍。《世界》第一期就是以书店的名义出版的。
《关于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一些回忆》
陈子谷：短命的半岛书店
1936年1月，我离开日本回到香港不久，邱东平、陈辛人同志也先后回到了香港。邱东平同志利用他哥哥和翁照垣的关系，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九龙办起了一家“半岛书店”，出售一些进步书籍，其中也常有由东京寄来的《留东新闻》这类书报。因而书店受到了香港当局的注意，经常被搜查，没有多久，便被查封了。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东京活动的一些情况》
冯和法：设“不二书店”
时代在前进，读者要求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进步读物。但是姑不谈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日益加甚，就是黎明书局本身的内部矛盾，也无法使孙寒冰的出书计划有较大前进的可能。董事长王世颖已成为CC的顽固派，侯厚培升任了陈果夫当主席的江苏省银行行长，他们都害怕也反对黎明书局染上一些红色。徐毓源独占营业大权，目的是赚些钱。我感到在黎明当编辑的重重困难。所以，我于1935年冬去日本游历，1936年春回国，在日本曾与几位年轻朋友约定，由我在上海成立一个“不二书店”。我的原来计划，是想劝说孙寒冰让黎明书局同“不二书店”并存，不二书店可以不受束缚，出版进步的书籍。
《回忆孙寒冰教授》
李成俊：惠记书店
1946年《华商报》复刊，我便发动学生们订阅，还组织学生成立读报小组。当时爱国人士柯麟医生邀请作家茅盾访澳，宴请时，茅盾说：“澳门没有文化！”理由是当时澳门的报纸全是黑点作句号。这使我很受触动。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大文人、大政治家都在澳门生活过，澳门并不缺少文化底蕴。作为澳门本土出生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要扭转“澳门是文化沙漠”的印象，必须让本土文化在澳门生根发芽。于是，我决定从最基础的做起。1946年4月，我与好友刘国垣、许树芬等在板樟堂街开了一家书店，取名“惠记书店”，希望为这座以赌闻名的小城增加点文化气息。书店代销香港《正报》《华商报》，由于不断遭到澳葡政府新闻检查处、警察厅政治部的刁难，不足半年被迫关闭。
《我的报人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