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之死
在狱中，许多被判处了长期徒刑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等待着1936年，据说是不知哪位预言家曾经说过，1936年是世界大战爆发之年。自然，大战爆发，一切都会变更了。1936年终于眼看一天一天地过去，大战并没有爆发，然而和大战爆发一样震动了人们心灵的，是这一年的两大文学巨匠之死。高尔基之死我们是见到了七月号《文学》才知道的，要不相信也没有办法。在狱中，甚至那些当土匪、当逃兵的，受了政治犯的影响，差不多都知道高尔基的名字。一个流浪儿出身的老兵，坐了几年牢才识了几个字，很艰难地读完了韬奋先生的《革命文豪高尔基》，立刻觉得自己也有一部自传可写，于是发愤地用石笔在石板上写起他的稿子。很多的政治犯，更是把高尔基当着日常和自己情感苦斗的武器。然而更加震动了我们的，是鲁迅先生之死。
那时候，我住在“特别优待”的病监里，一天到晚从一扇小小的铁窗子看秋风秋雨吹打院子里几棵可怜的小树，看着左邻右舍一群群的“病犯”排着队上医务所去，他们大半因为营养不良害着淋巴腺结核，每个人裹着惨白的绷带，还隐隐地渗出了转成紫黑的血液。渐渐地熟识了，见面的时候便偷偷地笑脸。一个害冷腿病的，虽然天气还有些秋热，却穿着厚笨的棉裤和棉鞋。一个是黄疸病兼鼓胀病，金黄的脸和金黄的眼白，还捧着一个累赘的大肚子。但更多的是肺结核，晚上静下来的时候，四处都是一声两声的寂寞的咳嗽声。院子对面的角子上，一间小小的停尸房，我真害怕那扇门上铁闩响动的声音，我们的同伴一个个被扛到这里边去，一口小小的棺材又从这里边抬上来。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呀！每到黄昏的时候，我便忧郁起来，不歇地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来回地踱着。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还是一天天地生活下去，虽然许多同伴躺倒了，有的被迫得发了狂，活着的人还是挣扎活着，不但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些。
笃笃，笃笃，那个秃头的外役传进了一张条子：“烂冬瓜不能再吃，很多人害了痢疾，明天开始，一致拒绝。”
笃、笃、笃。消息从一个号子传到别一个号子，大家同意了。
烂冬瓜整桶整桶地抬回厨房里去，下半天就来了青菜，我们的斗争胜利了，但是在南监，五个同伴被拉到了“科”里，用藤条抽了一顿，又带上了镣。
斗争仍旧继续下去。南监里发行了一种用豆子大的铅笔头书写的密密齐齐的报纸——《熔矿炉》。“熔矿炉”，我们是生活在熔矿炉，是渣滓还是精钢，我们要让这个炉子来试炼。
就在这样的试炼生活中，我们接到了鲁迅先生的死耗。鲁迅，这个名字在这里是禁品，不管是著作是翻译，他的书都越不进铁栅门的，但是一些在经过了许多困难，过了期之后才送到的杂志上，我们总是饥渴一样地找寻他的名字。无论用甚样的化名，我们都很容易寻出他的面容，在和外面生活完全隔绝的人们，这名字变成了一盏指路的灯塔。例如一次文学上的论争，许多论争的文字都见不到，更不知道论争文字以外的实际情况，但是大家毫不犹豫地站在鲁迅的一边，没有人会怀疑，鲁迅先生的名字会和错误在一起。然而鲁迅先生的死耗，却又绝对不许怀疑地送来了。
这是一位医务所里的看护生。他常常站在窗子口要我们给他教外国文，而且一本一本地借了书去读，在我们的生活上用种种的方法偷偷地帮助我们。虽然他的胆子非常小，动不动显出惊惶失措的样子，而且另有一位看护生，离开了监狱之后忽然坐了牢，但这并不使他害怕和我们接近。是十月廿一日的早上，他把一张《申报》上剪下来的新闻，从小窗子里丢给了我。
“鲁迅死了！”
他还这样偷偷地说了一句，就跑掉了。我把那张新闻读了又读，又仔仔细细地看着附在中间的几张照片。我再不会忘记我在那时候的第一个感觉，我焦灼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想把上着铁锁的门推开来，我想走到外边去。我已整整地坐了三年牢，可从来没有那样想出去过；我感到我应该回上海去看看他的遗容，这是我以后永远不会再看见了的。
和我同屋子的同伴提醒了我，我们应该把这消息告诉全监的朋友。于是我们分头用种种的方法，很冒险地把消息传达出去。比邻的是墙头传话，对窗的便用粉笔写在石板上像揭示牌似的提起来。这样焦灼地传消息，以后还有过一次，那便是西安事变的第二天。
“真的吗？”我们所得到的回音都是这样的一句，以后都沉默了。第二天，当我们走到院子里，做那短时间的照例散步时，许多人的手臂上都围上了黑布，脸色是那么的沉重，监视的看守，很惊奇地望着我们，但是没有问什么。
一个同伴慢慢地走过我的身边，用手臂挨了挨我，以口唇不动的说话方法，低低地说：
“你快写一篇纪念文，想法子送出去！”在散步的时候，说话是不允许的，他把话说完，就连忙溜开了。
当天，我们就把床板当了桌子，蹲在地上用紫色的拷贝铅笔，写了满满的五张拷贝纸。仍旧是那位看护生给我用挂号寄给了黄源。这篇文章没有在以后的刊物上见到，那位看护生非常失望。写过以后，我自己也忘记了说些什么话，直到新近见黄源编辑那本厚厚的纪念册，才见到了，可惜我找不到那位看护生的地址（他的南京的家已经毁了），不能寄一本给他。
在那篇文章中，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自由是会到来的，但是先生的音容，终于不可再见了！”（大意如此。）自由终于在不到一年以后，在我的面前展开了辽阔的大地，但是何处，我去再亲先生的笑貌呢！
卢沟桥事变的第三天，我匆匆忙忙地从南京到了上海。上海只住了五天。到了第二天就和朋友旦如去见了许广平先生和海婴，又跑到万国公墓看先生的坟。在很多典丽堂堂的墓道中，我在先生的一点装饰也没有，只有一张瓷像的有点凉寂之感的墓边，默默地站到黄昏时候，而现在连这么一片荒寂的一代圣哲的长眠之地，也沦陷在敌人的兽蹄之下了。
“纪念是愚蠢的”，先生这样地嘱咐了我们，一个时代的伟大的巨匠的希望，绝不是后人们在他的丰碑之前徘徊凭吊，而宁是跨过他的尸体，迈进后人自己——也即是他所交付下来的精神和事业的前途。现在无数百千万的先生的学徒，正在敌人的火线上，敌人的占领区，广大的抗战后方——都市、农村和山野里，使用着枪、使用着口和笔，继承了先生的精神，完成着先生未竟的事业，做着比所有的纪念更高的纪念，其中很多便是以前一起受难的朋友。对于他们，自己却只是一个先生不肖的学徒。回忆对于我是这样的沉重，它像一堆旧的创痕，还不时隐隐作痛，一挖剥时便会露出血淋淋的血瘢。我不该在这样的时候来抚弄这创瘢，然而我禁抑不住自己，尤其是当我从时代的壮大之中，看见历史的瘢痕之沉重，而感焦惶苦灼的时候，我更深切地痛感先生的失却，对于我们的损失的重大。离开这重大的损失很快就是两年了，像失却了扶持的婴儿，不得不自己来迈步于这冗长而艰难的道路，让我们来忘却一切吧，为的是我们可以更把视线正对着前面，鲁迅先生自己就是这样做过的，我希望明年后年或有一年，我用不着以这样的情怀来追念先生的忌辰。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的十字军，将会扫清敌蹄的污渍，朝见我们的“耶路撒冷的圣地”。
1938.9.13于广州
悼王礼锡先生
得到王礼锡先生8月26日在洛阳病逝的噩耗，我们感觉深深的哀痛。
为了政治情绪上的隔阂，有好久的时期，对于王礼锡先生的作品和人物，总怀有一种生涩的感觉，虽然王先生较之文化，好似更深地给人以政治运动者的印象，但他在文化上，特别是文艺上的许多劳作，不管其成果如何，实在有着很大的意义的。虽然似乎在当时并未引起大的注意，他是最初在中国尝试着以唯物史观来整理中国文学史的，不管这尝试已有多大的成就，毕竟他所用过的许多的劳力，于此后将积极探究的这工作上，已遗留了宝贵的范式。
在福建人民政府事变以后，他亡命国外，对于中国在国际间文艺活动上，尽了很大的力。虽然因为内外隔阂的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但无疑的，他曾经在他当时民族解放联盟者的地位，特别努力于文化——文艺方面。当国际进步作家在巴黎召开盛大的反法西斯的文化拥护大会的时候，王先生是亲身参加的两位中国作家中的一位。他和当时还健在的巴比塞氏，接谈了许多关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文艺斗争的问题。这是我们在他当时用王搏今的笔名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的《欧游随笔》中见到的。
从《欧游随笔》中，我们也看出他不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悠闲文人，他的文笔活动似乎只是他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但仍不失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记得在一·二八战争的时候，在一个著作人的集会上，当我们最初提出反法西斯的口号时，王先生以及当时和他在一起的胡秋原先生等，对于在中国的这个口号的提出，似乎还不很同意。但他在海外时期的一切活动，却已经是一位热烈的反法西斯的斗士了。
随着日帝国主义日深一日的侵入，中国各派各系的政治活动终于汇集于一个共同的方向，形成了伟大的结合。他已就是很早主张抗日战争的一个。此后他的一切活动便都集注于这个举国一致的主张。他去国外奔走呼号，锐心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组织而成为其参加的一员。同时政府也委他为国民参政员。
1938年12月，他从英国伦敦回来参加国内的抗战工作。记得在香港的会晤，我们的握手第一次感觉到热烈的滋味。在他的行囊中，带来了许多国际进步作家对于中国抗战意见的文稿，因为在港不能久留，他允许在赴渝途中，就译出来寄给《文艺阵地》，不久，我们就得到了他从昆明寄来的原稿，而且很幸运的，在《文艺阵地》二卷九期的原稿全部遭劫中，因为此文是另行补入的，终得仍在该期发表了出来，为抗战文坛留下了宝贵的文献。此后他到了重庆，也经常给《文艺阵地》寄了诗稿来，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王先生的。
到了重庆以后的他，立刻参加全国文协，担任当时新成立的文协国际文学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以后不久，全国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他就领导了北团的队伍，他奔驰川陕长途，到达晋中，一路不避艰险，以文艺工作者的姿态，遍历战地，访慰军民，而且始终不停歇写作的笔。在半个月前我们还刚刚接到亲笔来信，和一首凭吊成都灾区的小诗《血迹》，不料蓦地又得到了他因积劳成疾，在洛病逝的电讯。已经在万千殉国战士和受难民众的血迹中涂上了他自己的血迹。
我们深信王先生的宝贵的血迹，是和千千万万在英勇抗战中殉国的前敌将士的血迹有同样的意义。我们也以痛悼那些卫国英雄的沉重的心，谨悼这一位文艺战士的死。
1939.9.11
朱亚之
一个沉重的记忆，压抑在我的胸头，已经整整三年多了。三年多来，在血腥和火烟的祖国大地和海洋，我差不多历六地跋涉过近万里的旅途。在这些旅途中，我接触到成千万悲苦的流亡队伍，许多化成废墟的城市和焦毁的田野，深深体味到民族战争中伟大的苦难，但即使这大苦难时期的惨厉印象，也磨灭不了我残留在胸头的这沉重的回忆——这是关于故乡一位友人的——尤其是他给予我的最后一面的回忆。
从江南沃厚的土壤里养育长大的自己，由于命运的驱迫，持续着长时期的流浪。在异地苍凉中，一念及故乡的时候，总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滋味。但我的怀念，与其对于故乡的人，宁是对于故乡的风物。从生活优裕所养成的性格浮薄的乡人，大半不会引起我亲密的感觉。在我短短的乡居生活中，和我亲近最多的还是家乡的山水。当黄昏快将到来时，徘徊在郊外田垄中，听晚风吹拂成熟的禾稻；或是坐在市梢大江边，看夕霞烧红半边城垣；再不然是浴着煦和的春光，躺卧在小小的凤凰山顶，望蓝天白云徐徐变幻，山下绿野里几个农夫锄土——尽是这样的图画织进我乡愁的梦境。至于人，我总是远远避开他们，虽然我是那样痛感寂寞，甚至想大声叫喊，懊恨着为什么不能在这亲切的城市里觅到一个真实的同伴。
但这样的同伴我毕竟还是遇到了，其中之一便是最后留给那么深刻而永不磨灭的印象的友人朱亚之。大概在大革命前的一二年，有一次，我从上海还乡，一个相识的同乡托我去寻访他，同时还告诉我，如果我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乡居，这是一位可以谈谈的人。
我按照地址找到离家有三五里远的冷落的一条街，并根据嘱咐从一扇开向小小空地的石墙门中走进去，门口是一个冷落杂乱的小院，展开在三间矮矮的古旧瓦房前。从窗子里传出一群小孩子念书的声音，立刻意识到这里是一个私塾。因上海的同乡并未预先告诉过我，这时候我才会意识到要访问的是一位教蒙馆的先生。在廊下，我找到一个穿短衣的像手艺工人的中年男子，我就向他请问。他对我说的名字好像很陌生，迟疑了一下才觉悟过来：
“啊，阿小……”
他立刻回头向右边厢房里叫。阿小马上就出来了。一个精瘦孱弱的青年，穿一件灰布长衫，长了三四分长的平剪头发低低压着额面，面色苍老，弯弯的眉骨中藏着一对苍瘦而显得更大的眼睛，向我惊疑地望过来，然后由我的说明，在轮廓很小的嘴唇上泛起一道窘迫的微笑，完全是家乡农村中那种质朴农民的面相。
“请，请这边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