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种田老夫妇倒提着一只大母鸡到司令部来，是专诚来访问何司令的。他们的宝贝的独子四年前就跟何司令当小鬼，现在是一个英挺俊秀的小后生了。老太婆把儿子扯到膝头边，摸他身上簇新的灰布军服，摸他背上美制的卡宾步枪，摸他的头，他的胖胖红红的脸，闹得原是红色的脸孔更加红了。司令员站在旁边微笑着，观赏这亲子相会的喜剧场面，打着他的四川腔对老太婆说：
“你看，硬是高多哕！”
老太婆眼含泪水，嘴却合不拢地笑，不住点头说：
“高了高了，又吃得这么胖，孩子，你跟了何司令，好大的福气呀！”
“这一下你可放心啦？”何司令说。
“放心放心，比在我自己身边还放心……”老太婆又连连点头。
这晚上，我们同这对老夫妇同桌吃饭，桌上就有了清炖的大肥鸡，司令员亲自给老夫妇斟酒，喝的是头一天上海美军什么部给送来的威司奇，大家喝得微微有些醉意，去参加镇上的大游行。
过了一天，队伍又向北进发了，何司令一马当先，缓辔而行，迎着刚劲的秋风，嘴里低低哼着：“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那脸孔红红的小鬼，一边追上司令员，一边回头挥手，叫送行的父母回家。
这情景好像还在眼前；我怀念大路边目送大队的这对老夫妇，我怀念给老百姓当勤务员的何司令和他的小鬼。何司令和小鬼大概今年是在济南城里过双十节了，那对老夫妇呢，也一定在想：
“孩子马上会跟何司令一起回来了！”
1948
爱的破灭
到家已五天了。伤感着长失败的生涯，无情无绪地，把一天天的晴光雨意送走；也没有好好地读一页书，也没有好好地动一会笔。自从这回可羞的奋斗失败以后，母亲如果还有第二个儿子，早已不会再爱我了。G对我说，她也只需要我不离开她；如果我这次不回来，她就要自杀了。此时想来：家人们的爱，尽然虚伪，她们只不过爱我的身，何尝爱我的心。她们并不管我的心的痛苦，只要叫我给她们以慰藉。她们呵，都是专断的自私自利者！毕竟我没有得到爱，我不过是被“不幸”囚牢着罢了。
我的意志本来薄弱，又易受情感的冲动——这是我每次失败的原因。我深深地感谢几位挚友的鼓励，可是我失悔终于没有接受他们的盛意。假使我果然实行了那个计划，母亲也许会忧患伤身，G也许会真的自杀，而且我的那个未满四岁的B儿，G是一定不忍她无母失恃而会先把她杀死了的。于是平时仇恨我们、妒嫉我们的人，便得意而笑，安享我父亲遗下来的一份薄产。爱护我们的人，也便悲叹惋惜，动其浅薄的情绪；我便是一头不齿于人的禽兽了。但那于我有什么损失呢？这个罪名，唯有烦劳现代的经济社会制度去担负，让我这头赤裸裸的禽兽，做一个无家可归的浪人，随处漂流，把悲剧来完结我的一生。——可是我毕竟是一个意志薄弱、易受情感冲动的人呀，我的命运，只能叫我跟随着从大雪中赶着六七百里的长途来寻觅我的母亲，含着清泪与羞愧，重蹈上故乡的泥土，浸入家人的泪浪之中。
社会大概判定了我的罪名了，在许多戚友的冷淡的神情中、强笑的脸纹上，我见到了我的罪状，至今我不敢再见人类的面孔。终日匿居在简陋的几间屋内，从楼上跑到楼下，从楼下跑到楼上，在厅院中望望两三方丈大的青天。提着手灯懒懒地找觅我的归宿，拖着椅子轧入家人的座边去解决我的饥饿。餐桌上还要听到母亲的含着冷意的语音，甚至家人们在地上移动的步伐，和举手阖门的声音，都好似在那里攻击着我。
我不知她们要把我怎样了？但我又何必想到这些呢！在局面上她们早布下了一个阵势：把表面的慈爱笼住我的心，因为我如果激成叛抗的行为，是足够不利于她们的；容我走的，只有一条路——投降。如果我自己开辟新径，便是“死门”了，自杀——许多年来它就在那里招呼着我，可是我没有勇气，我如同断手没足还在泥道中滚着要饭吃的乞丐一样，还爱着我的残余的生命，并不一定要希望的旗帜在前面招展。
——我便就这样地投降了吗？时时叩我的脑门的这个问题，我是时时把它拒绝了。我的死灰般的心野，已不堪再受一切的疑难来缠绕了。让生命之舟自由地浮泛，不论它要载我到哪儿去。
这时候，在一间简陋的书房中，无力的灯光，颤震着放射淡黄色的小小的光芒，玻璃窗上琤琤琮琮的雨声，同纸上笔尖发出来的不平而鸣的飕飕的声音，互相应和着，织成幽凄的音乐。浓郁的烟气，混合着岑寂和悲哀，包围在孤坐的我的四周。
这时候，我的唯一的希望，只不过愿天气放晴，待我挟一本心爱的诗集，跑到凤山顶上的古寺后那块久违了的大石上，孤坐着去寻觅我的梦境。后此的事，再不敢往下想了。
听说春光快要来到，但它永远是他人的春光。我则无论是冬或是春，永远地沉湎着我的甜味的悲泪，歌颂着“爱的破灭”！
1925于冬尽之夜
向着暴风雨前进
我曾有着这样的经历，在一个郁闷的残夏的午后，从北京路搭上了十四路无轨电车，去访问一个不认识的新友人，这位友人的住所，是在离曹家渡还有六七里路的周家桥；替我介绍这位友人的人，约定五点钟在奥飞姆影戏院的门口等我。
电车经过爱文义路的时候，刚才阴森森的天空突然罩上了暮暗，雨点很快地在车窗外面飞舞。电车开得很快，可是雨点却比电车更快，过康脑脱路到劳勃生路的时候，马路上的积水已经跟河一样。满车的乘客慌慌地把车窗闭住，但是雨水还是从每一个隙缝里漏进来，把每个乘客的衣服淋得像浸在水里的一样。这些乘客互相呶呶地怨恨着，有的说：
“我就说今天天气不好，明天去也不要紧！”
有的说：“等会儿总会停的，既然来了还有什么法想呢？”
但是不管你是怨恨或是自慰，电车还是飞一般地猛进，暴风雨还是擂鼓一般地喧腾。电车的轮子冲破着路上的积水，溅起了几尺高的水花。终于中途要下车的人都补买了票，特地要往终点的人，也商量着要是雨还不停，便原车打回。我的心中也焦灼着，开始了动摇，我的衣服完全打湿了。手拿着的一张报纸，预备到曹家渡时把长衣脱下来包的，也被漏水淋破了。
“约会了的那人，大概不会再等在那儿的吧，这样的天气，怎样能下了电车再跑六七里路呢？”被四周那些怨声、焦灼声，激打着车窗的雨声包围着，我的心中开始了剧战：“原车回去呢？还是……”
电车到了终点，开车的打开铁门，雨还是倾泻一样地下着，车站上积了一尺多高的污水。许多人向外边望望都把腿缩住了。
“下去！”这样地下了决心，我便把长衫脱去，跟着两三个工人样的乘客，跳下水里去。
电车上的人，路旁两边的店铺子里的人，都望着冒雨涉水的我们笑。我什么也不管，把两腿浸在水里走。对面便是影戏院的大门，大门的阶沿上聚集了大堆的散了戏出来的观客，正嚷嚷的和黄包车夫讲价钱。
在暴风雨的蹂躏之下，一切都显得慌乱惨淡，阴郁了。许多人花不起高涨了的车钱，同时又舍不得把脚上的鞋袜脱去，只是在戏院的门廊下彷徨。在这彷徨的人群中，我发现了我的约会人的脸。
“我怕你不来了哩！”
他欢喜地向我伸出湿淋淋的手，他的被水浸透了的掌心中，一股冰一般的冷气刺入我的掌心。我惭愧了刚才自己的动摇。
“好，我们走吧。”他说了，便打算拔步。我望了望他的脚，他的脚是完全赤了。
“等一等！”我俯下身子，把鞋袜脱了，和长衣一起挟在手里，又把湿透了的脚管望上卷起了。
我们又冒着雨，涉着水前进了。
我的心中想象着那个尚未识面的友人，他是和我们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的。
“冲破了暴风雨向新的世界去！”我惊心了我自己的勇敢。但是我的骄傲不久就消失了，当我见大群大群放了工的劳动者，从工厂的大门口涌出来的时候。
“在十几小时的劳动之后的萎疲的姿影。”这是过去的我的想象，但是这想象完全错误了，他们在高声地笑、跑着，完全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新的泼辣的群，在这再接再厉的暴风雨之中。立刻，我发觉我没有可骄傲的了。我只想混在他们当中去，虽然这是多么的不适宜，我的脚赤着，我的腿是白的，在他们中间，显着很大的差异。
这时候，我的同伴已经把我带进了一条工房的污秽黑暗的小弄堂里。
这个宝贵的一年前的回忆的场面，还有许多新的展开，但我只能写到这儿为止，因为这已经足够说明从“九一八”以来的我个人的心的历练：
我们在经历着暴风雨的年头，从沈阳的炮声，全东三省的火烟，上海的血的洗练，以至最近东北原野中厮杀的悲号，已濒垂危的热河与平津的呻吟的声音，在第二次大屠杀威胁下的上海、南京以及长江一带民众的恐怖，这一切不是日帝国主义所卷起的血的暴风雨么？从东三省一直无抵抗到退出淞沪，从珍珠桥一直扫射到内地农村中的每一块泥土中的每一个百姓，为着替国际帝国主义扫清瓜分的障碍，为着消灭世界劳苦大众的堡垒，为着使更大更大的强盗战争的大屠杀，落在全世界饥饿失业的劳苦者的头上，在中国的土地中，所进行着的屠杀、焚掠，这不是包围在我们四周的血的暴风雨么？和这些血腥腥的暴风雨一起，许多扮着各种面谱的政治家、学者、文士，使弄着各式各样的辞藻，为着他们主人的屠杀阴谋的顺利的进行，不是正向我们卷起威胁与欺骗的暴风雨么？……这一切暴风雨，还再接再厉地加紧着，没有高大的洋房可以蔽护，甚至连高价的黄包车钱也花不起，不管你怨着叹着，电车是在猛进，暴风雨是在加剧，要中途下车，或乘原车打道回府的可能和甘心都没有，那么，除了把长衫脱去，把鞋袜丢掉，跳到露天的积水中去冒雨涉水以外，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而且，这并不是个人的英雄事业，千千万万的人群，都在暴风雨之中，做着英勇的行进，只有到他们的队伍里去，和他们一起，向着暴风雨前进，我们才能真正地冲破这个暴风雨。
1932.10
修人活在我心中
八九年来的好朋友应修人，变成了5月14日昆山公园门前的无名男尸，死在卑污的走狗们的毒牙里了。
但是修人没有死，修人活在我的心头。
他的清长的瘦影，他的婉委的谈吐，从他像小鸟儿一样地歌唱春天的诗词，到最后一刹那的在殉难处的七号楼上，和三个凶恶的走狗的勇敢的搏斗，这一切，他的全姿态，都活生生地跳跃在我的心头。
是五四运动后不久的事，上海商界里有几个青年人，在白石房子的银行写字间中发着苦闷，他们觉得所谓人生，应该除了打算盘、写账簿之外还有点别的东西，他们开始向别的东西追求，组织了一个读书互助团，设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修人在这一群中比较年长，他就成了我们的领袖。在这图书馆里，我们开始觉得自己读书还不够，同时还得给许多别的要读而没读的人读，就设法捐钱来，扩大了，尽量地开放。这样的几年工夫，就积蓄了几万本书，几千个经常读者，每天从办公室出来，整半夜地替借书人办毫无“报酬”的事，修人从没有一次缺过班的，他还编了S·T·T式图书编目法，是在很热的夏天，闸北一所小弄堂房子的蚊虫围攻中完成的。
社会政治经济的黑暗形势，一天一天地激化，接连着二七京汉铁路的大屠杀到五卅惨案，劳苦大众开始在中原大地上抬起了坚强的头，大家觉得躲在图书馆看看书已经不能满足，我们要跑到街头去了。记得有一天在某纪念节的前夜，我在故乡接到修人的信：“今晚上我们开过会，明天又要上战场去了。”
修人是离开了我们，一步一步地向战场的前线迈进了，他不单丢弃了银行的职位，也丢弃了年老的父母，不，他没有丢弃他的老父母，在他出亡以后写给母亲的信里说：“妈妈，我不会忘记妈妈的，为了妈妈，为了世界上万万千千的妈妈，我不能不离开了自己的妈妈！”
离开了上海以后，使落后的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望不见了。这时候，我们几百人八九年心血结成的图书馆，竟然被青天白日下的公安局没收，还有几个办事人被捉去，罪名是借书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我们受了这打击，就流离开了。这时候虽然望不见修人，但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的浪潮，却一天比一天地高了起来，在这些浪潮中，我们看见修人的影子。
两年前他又回到上海，他没有回到老母等待着他的家里去，他的住址，是在阳光找不到的地底，和他在一起的，也不是过去一班1日友，而是战斗着的大众。有时候，我们偶然碰见了，他依旧是过去的文弱的样子，说话很婉和，但是沉着中却有一种看不见的力。
白色恐怖的魔手张满了整个的天空，天天听到的是杀杀杀的声音，许多朋友都在担心着修人的消息，修人只是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这一笑，使我们确信着屠杀下的大众的光明的希望，绝不是刽子手的事业所能阻止的。
在五一后的几天，我在街头看见他走过，我们互相以目示意，没有招呼。走过了一段路，我又回过身去追他，想跟他谈几句话，但是已经找不到他了。我哪里会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的见面呢？
修人永远在我的心头活着，不，他也活在万万千千的大众的胸头，大众是悲哀的余暇也没有，他们在踏着修人的血路，走到最后的胜利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