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祥
1949年初，古都北平解放后，到处热气腾腾，万象更新。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涌到新型大学，经过短期培训，参加革命工作。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北京大学被介绍到外事学校。是年4月至9月，我先后在该校政治班和业务速成班学习。
外事学校刚从乡下搬到城里，校址在御河桥前日本兵营（后又先后成为团中央、北京卫戍区所在地），师生均过军事化生活，睡地铺、坐马扎、扭秧歌、拔河，顿顿高粱米，每周末肉包子。政治班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上，对比新旧社会，谈中国人民的前途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那时乔冠华、龚澎、董越千等也在业务速成班向我们讲过国际形势，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军调部和香港新华社的斗争情况。那时，他们还不到40岁，风华正茂，从他们那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
在外事学校临近结业时，组织上急需会英文打字的干部，我被派到驻于宣武门里松树胡同的中央外事组短期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外事组便是解放区的“外交部”。叶剑英任组长，王炳南任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凌青等。当时，只有塔斯社英文稿，看不到西方报刊。通过邮政检查，我们得到国外寄给驻华机构的英文剪报，我们将有用的材料打字留下来，供研究整理，原件再寄走。我第一次接触到外事工作，感到很神秘、很新鲜。
进部第一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不久，组织上又决定我先在行政处庶务股协助工作。
开国之初，外交部设在东单外交部街，这里原是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历经沧桑，北平解放后又一度是华北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我记得当时外交部仅有东楼和西楼两座主要办公楼，设有部长办公室、办公室、政策委员会、条约委员会、苏欧司、国际司、交际处、签证处、亚洲司、西欧司、美澳司、情报司、人事处等。我到行政处工作后曾领了一大把钥匙，逐个办公室去试门锁，将合适的钥匙留下，还负责采购办公桌椅、文具，供部属各单位使用。
庶务股交办的工作我虽然都尽力去做，但心中不快，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比别人低一头，便向人事处干部科反映了意见，组织上讲了个人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后，又说外交部初建需一些物质装备，你是北京人，采购物品方便，也锻炼办事能力和服务态度，不应为此有情绪。此事加深了我对个人与组织关系的任识。
一天，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李清华在给外交部全体团员作报告时，讲了周总理对外交干部的四点要求，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她说这四个方面都必须做到，不能含糊，应强调的是，政策、业务的掌握需要一定时间；对青年干部来说，立场坚定也有个锻炼过程，但是，严守纪律这一条，一进外交部的门，就必须做到，这是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然。
常务副部长李克农也向我们作过报告，他的讲话既严肃，又有幽默感。一次，在向外交部全体干部讲话时他指出，外交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外交队伍必须纪律严明，服从指挥。一件衣服，提着领子和袖口，便可整齐地展现出来，只抓着下摆，必然吊儿郎当。又说，对上级指示，不能总是记在本子上，要用心记在脑子里，忘了怎么办？不应忘，万一忘了，也比丢掉强。他还单刀直入地讲，纪律性不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好面子，不顾工作需要，总想表现自己。
外交科班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学院尚未成立，也没有系统学习理论、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的条件。基层工作的实际磨炼，部各级领导把着手教，便成了外交部“科班”的课程。
联合国是国际司的主要工作对象，但刚开头，从司长到科长当时司下设科，相当于现在的处）都不懂联合国为何物，更不用说我们年轻科员了。幸亏有一科员在大学读过国际法，包括司长在内的全体同志就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职能。从南京调来的国民党外交部与联合国的原始往来文件，堆成大垛。大家不知编号顺序，无从下手，很花了一番力气，才将材料排好上架。后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过的龚普生（章汉夫副部长的夫人）来当副司长，国际司才有了懂行的人。
1950年，我国曾准备参加联合国，由张闻天任首席代表，李一氓、冀朝鼎、孟用潜任代表。当时集中了一大批外事骨干，还从上海调来10名大学生。在东城赵堂子胡同设“联合国代表团办事处”，紧急收集有关联合国机构和应对当时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背景材料。后因国民党集团在西方大国支持下赖在联合国里，此事未果。
1950年代初的一天，王炳南带着一份英文稿来到国际司，要我负责打出，并指示说，这是西欧司宦乡司长两小时后就要交给英国驻华代办的照会，要用最快的速度打好，不能有一点儿错。我一看，只有两页，便答应下来。谁知，心里紧张，老出错，换了几张纸，还未打好。回头一看，炳公正站在我身后等着，我出了一身汗。炳公顾不得批评，找来在政策委员会工作的柳无垢（柳亚子之女）接着打。我原以为自己英文打字不错，但关键时刻却顶不上去，这是功夫不过硬呀！这件事给我的教育颇深，几十年后我都牢牢记得，使我懂得，一个革命者光会喊革命口号不成，还得有真本事才成。
我们在部机关还经常听到形势和政策报告。张闻天作报告言简意赅，学者风度；伍修权讲话铿锵有力，干脆利落；乔冠华声情并茂，语出惊人；宦乡材料丰富，逻辑严谨；陈家康演讲幽默，令人捧腹；柯柏年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外交先辈们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即兴发挥，淋漓尽致。他们的洞察力和鼓动力，使人受益匪浅。我们这些青年人在敬佩和折服之余，更增长了不少见识。
记得有一次苏联专家来外交部讲国际法，是毛主席之子毛岸英做译员的。当时外交部的人员，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大都是“土包子”。为了这次听报告，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阎宝航还专门向全体干部讲解了外交礼仪、着装以及吃西餐时如何用刀叉等。而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外派驻欧、亚使馆即将赴任的外交官夫妇，已是彬彬有礼地盛装出现在部东楼礼堂，请外交部领导检查。当时，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使节们大棉袄已换成笔挺的中山服，夫人们则旗袍皮鞋，雍容华贵。彼此看着新打扮，不禁莞尔——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
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是建部初期的重头戏，部上下反复学习干部必读汇编本，这一基本理论学习对工作人员站稳立场、树立和巩固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非常重要。学有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够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吐故纳新，抛弃旧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1951年的民主鉴定和1955年的审干，对自己触动很大。向党交代清楚自己解放前的经历和旧的社会关系，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怕揭疤不怕痛，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犹如“脱胎换骨”，不仅理性认识，而且思想感情上也与党和人民贴在一起。从为个人奋斗转到为人民服务，思想境界升华了一大步。应当讲，思想改造与“文革”中整人根本不同，多少事实表明，没有思想修养和组织观念修养的良好基础，工作能力再强，职务再高也会出问题。
后来参加整风时，我亲耳听到周总理对外交部全体干部讲，自己活了60岁，三分之一时间在旧社会，怎能不受影响，要经常警惕，努力改造，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外交科班”为我们指出了又红又专的道路，为青年干部打下政治和业务坚实功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初生牛犊
1951年秋，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由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任副团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作家刘白羽任秘书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冯友兰、季羡林、张骏祥、周小燕、常书鸿、狄超白等众多知名人士，这是访问亚洲的第一个有分量的官方文化代表团。周总理从方针政策到财政预算都过问，并亲自审查了随团的大型展览会展品。
当代表团路经香港时，香港新华分社几位负责人已在口岸对面迎接，并带大家从九龙过海（那时尚无海底隧道），到香港后山中国银行别墅休息。1950年代初，国民党势力在香港相当猖獗，文化代表团目标很大，为防万一，全体人员均不上街，夜晚通宵有人值班保卫。那时，我国与菲律宾、泰国等尚未建交，我外交和官方人员去南亚均不乘飞机，以免因气候和机械事故在马尼拉、曼谷或台北迫降。文化代表团乘英国和印度合资的海轮从香港出发，三周后抵达加尔各答。
新加坡是必经之地，当时还是英国紧紧控制的商港和军事基地。据外交部签证处同志介绍，英殖民当局对我过往人员常常在检查护照和防疫黄皮书时进行刁难。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应有所准备。然而，如何应对为好，尚无成熟经验。文化代表团领导决定，所有团员一律不在新加坡上岸；同英方人员的必要联系，统一交给我这个外交部的年轻干部具体处理。
我们乘坐的万吨海轮一驶近新加坡，便有英国快艇冲到船边，一些武装人员上船。按说代表团人员不上岸，即无必要查验护照。但英殖民当局要求船上所有人员排队等候查验黄皮书，同时附上护照。有一名外交部信使也在船上，我与他商定，我们是政府代表团成员，不应像一般劳工那样列队，我们俩拿着20多人的黄皮书和护照，抢到等候检查的队伍前边，将一堆证件放在英国官员桌上，要他先为中国官员办。
英国人根本不理，板着脸，头也不抬，要我们到后面排队。我要求受到应有的外交礼遇。对方表示，英、中没有外交关系，不存在什么礼遇。我和信使两人气往上撞，说我们送来证件，你不查看，不给予起码的外交礼貌，我们无法接受检查，说着拿起证件就走。英官员大叫，所有乘客必须无例外排队。我们扬长而去。船长和大副也向我们施压，训斥我们应按英方要求办，并威胁要把我们扔到大海里去。我毫不示弱地大声喊，你们敢！你们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双方僵持许久。结果是，代表团未排队，待其他人员接受检查后，我一个人送去证件办理手续。
一个半月后，文化代表团仍乘英印轮船公司班轮回国，还是经过新加坡，还是要查黄皮书。经过短时间的国外磨炼和使馆同志的开导，我学着用些心机。上船前，便向轮船公司经理部打了招呼，希望对方合作避免不愉快的事件。公司出于商业利益，也表示愿意协助，并希望中国代表团采取合作态度。登船后，我还去看望大副，送些中国土特产，请他设想个两全办法。他讲，此事包在他身上。船到新加坡附近时，大副请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在大客厅里休息，他领着英国官员到客厅来，我统一将证件给对方查看，便算了结。
自己初次出国，初生牛犊不怕虎，但还嫩，有些冒失。真是百炼才能成钢啊！
大家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驻外交部的第一支小分队不到10人，由王炳南、王凝率领。1949年11月上旬，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面对着的不过是坐在东楼礼堂的区区70人。不过几年间，外交队伍发展到近300人。这是一支“文装解放军”，生活上实行供给制，男穿绿制服，女着列宁装，全部上下每月均领6斤小米的生活津贴。吃食堂，部长和司长吃小灶，科长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就是在东楼地下室摆上长桌一起聚餐，我们毕竟从外事学校蹲在地上吃，升到坐在桌旁吃饭了。月底分伙食尾子，可吃一次馅饼，年终打牙祭，大鱼大肉大碗白酒。没有扩音器，有事由人喊，我便充当“大喇叭”。除行政通知外，大都是个人生活的事情。凡有人拾到或丢失脸盆、毛巾、肥皂等，便由我喊叫一声，要人来领。当时，同志们的“家当”就那么多。
那时外交部的干部都年轻，副部长们40多岁，司长们30多岁，科长们不到30岁，科员们20岁左右，基本上是单身男女。后有几对青年结成伉俪时，一般由一位副部长出面主婚，请新娘新郎吃顿饭，所在单位也推出几人作陪，虽无父母亲友出席，却也热闹非常，一切都由组织上操办了。
节假日举行晚会，在东楼礼堂演出，但却没有舞台，仍照解放区传统，自编、自导、自演各种贴近现实生活的节目，包括陕北民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翻身道情》、《扭大秧歌》，歌剧《白毛女》选段以及苏联歌曲等。国际司10多人一个晚上演六七个节目，演员常比观众劲头大。其实，演员与观众也分不清，此呼彼应，打成一片，革命激情与表演融成一体。
那时，部里的体育设施颇为简陋，只有一个篮、排球场，但体育活动却很活跃。拔河比赛，炊事班总是高居榜首，他们的臂力和块头无人能比。伍修权、赖亚力，不少司长、专员也常与年轻人一起赛排球，还挺认真的。又高又胖的宦乡司长工间操时坚持跳绳，重视锻炼身体。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来部作报告，时值寒冬，这个70多岁的老人只穿单衣，白头发，红面孔，他讲，健身方法之一是，洗冷水浴，先冲热水到浑身发烫，然后突然转成凉水，每次10分钟。50年代初，中国体训班（即国家队）女排出国前来外交部表演，部男排陪赛，女将们丝毫不顾情面，赢我部男排15比0，一时成为人们笑料。
每逢周末常在东楼礼堂举行交际舞会，没有乐队伴奏，就放唱片代替。曾涌泉、赖亚力、徐以新等老同志跳得潇洒，有些大学生也颇有风度，不少人只是尽量跟上音乐节拍移动脚步。周总理常来，喜欢跳慢步，广东音乐伴奏，女同志们排队争着同周总理跳，边跳边聊。王炳南与章逸云结婚时，刘少奇也来部参加舞会，兼向新人表示祝贺。
1950年元旦，北京市首次举行冬季体育比赛，女子篮球仅有4队参赛，外交部女篮是其中之一。最后，我部与电车公司女篮进行决赛。对方只4人到场，不得不弃权，我方到场6人，不战而胜稳拿冠军。老实讲，当时的外交干部根本谈不上什么运动水平和成绩，主要是一种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
建部初期的外交部就好像外交队伍的摇篮，我亲身经历的这一段日子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