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部1946—1949年反共军事活动
裴昌会[3]
一、进犯延安前的准备
第一，胡宗南企图控制晋西黄河东岸河防，保护关中地区的安全，于1946年7月，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所属整编第一、二十七、九十师三个师和原属孙连仲的整编第三十师（师长鲁崇义），配附战车、重炮兵部队和空军第三军区攻击机队在夏县、运城地区集中完毕后，即向晋南解放区开始进犯。经过中条山、同蒲铁路线、吕梁山诸战役，于1947年1月，这一进犯战斗即告结束，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军抽回集结在运城附近地区休整，并保持机动。晋南防务，北起霍县，南至侯马，东起浮山，西至黄河壶口铁索桥（在吉县西北）和以南到禹门口河防，悉由整编第三十师接替守备。
第二，胡宗南企图吸引陕甘宁边区解放军主力部队于陇东地区，以削弱保卫延安的力量，于1947年2月间，由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抽派整编第七十六师和整编第十七师的整编第四十八旅向甘肃的庆阳、合水等县进犯，以作战不利，旋即撤回。
胡宗南在晋南和陇东这两方面的作战，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其主要损失是：在晋南临汾外围战斗中，所谓胡赖以起家的“天下第一”——整编第一旅（整编前的第一师）全部被歼灭，旅长黄正诚被俘，在陇东之役，整编第四十八旅损失惨重，旅长何奇被击毙。
二、洛川军事会议
胡宗南原来令整编（以下简称整）第一军由山西运城出发，经禹门口渡黄河向宜川附近集中；整第二十九军由三原、邠县（今彬县）等处出发，经咸榆公路向鄜县（今富县）、洛川地区集中。这两个军都限令在1947年3月10日前集中完毕，并完成战争准备。那时，在部队有较大规模的行动中，如情况许可时，都要举行一次军事会议，说明敌我友军的态势和作战计划。
洛川为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因而在洛川举行的会议，就叫做洛川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是在3月10日[4]上午举行的，由胡宗南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和第四处（交通通讯）的处长；部队参加的有军长、军参谋长和各师师长、师参谋长以及第七补给区、空军第三军区司令、特种兵部队长等。在会议开始时，首先由副参谋长薛敏泉就张挂的作战指导要图，说明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和判断的部署位置：边区正规部队为警备第一、二旅和一个不明番号的旅共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估计不到5万人；其正规军的主力在临真镇、金盆湾、劳山（甘泉县北）之线，一部似在延长县附近地区。友军方面：整第三十师主力仍在晋南临汾、运城等处守备，并以有力的一部在壶口、禹门口一带担任河防，掩护军的右侧背；已通报马鸿逵部向庆阳、合水进出策应作战。最后说明胡部应以迅速行动，对临真镇、金盆湾、劳山三线的解放军主力部队，采取迂回攻击，压迫于延安以南地区包围歼灭的作战方针。
在薛敏泉报告后，胡宗南问各军、师长对作战计划有没有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即便有意见，也不会被采纳的）。这次会议即在一个上午的时间结束了。
三、进犯延安的作战部署
右路军为董钊的整第一军（辖整第一、二十七、九十师三个师八个旅）[5]附重迫击炮营和火箭部队，以整第九十师（在右）[6]、整第二十七师齐头前进，迅速侵占临真镇、金盆湾，向延安城及其以北迂回，并由整第九十师派出加强团在右侧前向延长方面警戒；左路军为刘戡的整第二十九军（辖整第十七、三十六、七十六师三个师八个旅）[7]附战车和重炮兵部队，以整第十七师在现地——鄜县以北占领阵地掩护军主力（整第三十六师在前）沿咸榆公路前进，迅速侵占甘泉县北之劳山制高点，随时准备协同右路军钳制和包围解放军于延安以南地区；整第十七师完成掩护军主力前进后，集结现地为前方指挥所总预备队，待命续进。这个作战计划，在洛川军事会议后即发到两军各一份，作战命令系派参谋于3月10日晚递交的，两军于3月13日5时开始行动。
四、蒋介石到延安部署军事活动
1947年8月初，解放军对榆林发起攻势。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带国防部的司长罗泽闿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等飞来延安，并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泽闿、王叔铭、胡宗南、裴昌会、薛敏泉和董钊、刘戡两军长以及他们的参谋长。首先由罗泽闿说明目前国民党军在山东进犯解放区情况，要求胡部主力趁陕北解放军主力胶着于榆林外围的时机，一举侵占陕北各县，并迅速北进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最低限度也要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胡宗南当时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给他的这个任务，并说：（一）现正当雨季，汽车输送补给品时有中断；（二）要集中主力部队北进决战，就不能沿咸榆公路交通线留有掩护部队，长途运输很不安全，请研究解决。蒋介石即指着王叔铭说：“把运输机集中到西安机场，空投补给，对此不必有所顾虑，可按照罗司长说的意图，拟定作战计划吧。”翌日上午蒋介石看了延安指挥所的作战计划，并到延安城内转了一趟，即带同他的随从人员乘机飞回南京。
这次作战的军队部署是：（一）整第一军之整第二十七师仍固守延安城防，各军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都留住延安，整第十七师解除在甘泉、鄜县沿公路线的守备任务，集中在蟠龙镇以南地区归还整第二十九军建制；（二）整第二十九军刘戡指挥整第十七、三十六（欠整二十八旅）、九十师由蟠龙镇附近沿咸榆公路前进，到达瓦窑堡补给后，继续向三皇峁、周家崄之线前进，整第三十六师（欠整第二十八旅）即以迅速行动，经横山以南出长城，走草地，支援榆林邓宝珊部作战，并协力向东南出击，该军主力即向葭县（今佳县）和米脂以北前进，重点保持在左；（三）整第一军董钊指挥整第一、三十八师，在整第二十九军后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跟进，到达瓦窑堡补给后与刘戡军切取联系，如先头部队无接触，即经清涧及以北地区由绥德前进，以一部侵占吴堡县城，并随时支援整第二十九军作战。在这一战役过程中，刘戡误认解放军要由葭县附近东渡黄河，将该军主力指向葭县，把由榆林向东南出击的整第三十六师（欠整第二十八旅）孤立起来了。这个师到达米脂以北镇川堡和沙家店地区，其整第一二三旅完全被歼灭，整第一六五旅也遭受歼灭性的打击。之后，由于天候多雨，空投补给困难，不得已即撤回延安附近整补。
五、解救洛阳之围
1947年10月底，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已七个多月了。在这段期间内，胡宗南的部队屡吃败仗，士气沮丧，疲惫不堪，遂决定停止出击，留整第十七师守备延安、甘泉城防外，主力陆续撤回关中地区休整。1948年1月下旬延安指挥所撤销，我又接替了潼关指挥所主任陶峙岳的职务（陶调新疆）。2月初，洛阳第二〇六师（青年军）被围告急，蒋介石电胡宗南即日派队援救，并将第二〇六师划归胡指挥。当时，胡宗南配属潼关指挥所的部队是：整第一、三十（欠整第三十旅）、三十六、六十五师（师长李振，广东余汉谋旧部，系由山东空运来的），和整骑兵第二旅，即分别由潼关和雒南县（今洛南县）东南之三要司。鸡头关等处向东进发。这些东进部队，除整第三十六、六十五师在洛宁县和洛宁以南地区与解放军有小接触外，其余部队无战斗。到2月下旬各部队到达位置：整第一师主力在渑池，一部在新安县；整第三十六师在洛宁；整骑兵第二旅在宜阳；整第六十五师在嵩县西北地区；整第三十师（欠第三十旅）在卢氏、洛宁间地区。这时，洛阳之围已解，正修补潼关——洛阳通讯线路间，整第二十九军刘戡率整第二十七、九十师援救宜川整第二十四旅之役，全部在宜川西南瓦子街地区被歼灭。胡宗南吃了这次大败仗后，关中空虚，遂把东进豫西部队星夜撤回潼关以西，维持残局，而困守洛阳的第二〇六师，不久即被围歼了。
六、荔北战役经过
胡宗南部自整第二十九军在宜川瓦子街战役覆灭后，整第三十师又空运山西太原，胡的较有力量的机动部队，只有整第一、三十六、三十八师（由河南开封空运来，驮马尚未补充齐）、六十五师等几个部队了。以这几个部队为基干，另配合新补充的部队配备在郃阳（今合阳县）、澄城、白水、同官（今铜川市）、永寿、麟游等地区，采取守势作战。1948年5月，陕甘宁边区解放军向蒋管区发动攻势，在一度解放宝鸡后，主攻又东移指向都阳、澄城一带。这时，困守在延安、甘泉的整第十七师趁边区主力部队西向宝鸡、陇东进攻的时候，虽然得以脱逃南下关中，但迭遭截击，损失很重。是年7月间，胡宗南为了拒止解放军南下，以第三十六、三十八军（1948年4月以前的整编师又恢复军的编制）[8]分由郃阳、白水，向黄龙山区进出，8月8—9日壶梯山一役，第三十六军9000余人被歼，残敌南窜，这一企图又告失败。遂再调整部署，退后配备，以第三十八军和第十七军残部在大荔以北双泉镇附近筑工守备。胡宗南部队在大荔、蒲城地区间的态势是：第三十八军和第十七军一部在双泉镇东西之线占领阵地，第三十六军在大荔城整补，第九十军在白水附近，新补充的第七十六军在蒲城。10月初，解放军以一部在白水作牵制佯攻外，主力指向双泉镇阵地。当时，大荔以北兵力显居劣势，不能固守原阵地，并为吸引解放军南下大荔以北平原地区决战计，遂饬第三十八军和第十七军一部节节向东南撤退。原拟调咸阳、兴平控制部队第一、六十五军经富平、蒲城东渡洛河，直捣解放军侧背，后又以这两个军都配附战车和重炮兵部队，在蒲城以东渡过洛河困难，而且与大荔以北部队协同不易，为安全起见，改由大荔西南羌白镇渡口过洛河，到达大荔再向北攻击前进。10月10日先头第六十五军到达大荔城西集中，预计第一军也于11日拂晓在羌白镇渡河，即于11日先以第六十五军所属两师和第三十六军的第一二三师沿大荔、澄城公路西侧向北推进，占领阵地，俟第一军到达集中后，再展开攻击。但第六十五军前进过于突出，12日在东西汉村和大壕营地区遭受包围攻击，电讯联络中断。是日10时左右，第一军全部到达大荔西北，即在第六十五军左翼向北攻击前进，将至日暮始攻占大壕营西北高地，与第六十五军取得联络，稳定了战局。经过两日夜的激战，到13日入暮，战事稍沉寂，14日拂晓前，解放军主动北撤，荔北战役即告结束。
七、扶郿战役经过
荔北战役，第六十五军损失惨重，第一军伤亡也大。在这次战役后，又在澄城南永丰镇作战，第七十六军全部覆灭。胡宗南的部队经过这些惨重打击后，战斗力量更加削弱，不得不退缩一隅，采取防御手段，维持西安到四川的补给线，遂于1949年春，在泾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备前进阵地。这一阵地带的兵力部署，主要是由第三十六、九十两个军组成的。在这一年的5月中旬，解放军对这一阵地带发动攻势，强行渡河向中央突击，一举瓦解了这一阵地，迫使胡宗南撤离西安，退踞凤翔、宝鸡及渭河以南的五丈原一带。从此，蒋、胡十多年来经营的这支西北反共、反人民的武装力量，将接近完全覆灭的阶段了。本来，胡宗南退踞这一地带，是想凭借有利地形，节约兵力，争取有一个喘息时期，整补部队，再作最后挣扎。他要求第一线部队保持机动，采取逐次抵抗的手段，避免决战。这时，甘、宁、青的马家军，因胡宗南退踞凤翔、宝鸡和陕南后，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的地盘立即受到威胁。马家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和代替胡宗南统治大西北的幻想，跃跃欲试，由马鸿逵出面电蒋介石请缨，[9]愿出兵协同胡宗南部恢复西安。同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也把由该省保安团队新拼凑起来的第一一九军开来凤翔归入宝鸡兵团的战斗序列。蒋介石正处于溃奔广州的绝望时候，马家军愿为效命，当然喜出望外，便连电催促胡、马协商出击。胡对这次出击本非所愿，既打乱他的原订计划，更重要的是不愿出力实现马家攫取西安的如意算盘，只是碍于蒋介石的迭次电催，不得不与马鸿逵磋商，他们几经商洽，总算达成了协议。在6月初，马家军沿陕甘公路倾巢东犯，直扑咸阳；同时，胡宗南部的第三十八、六十五军及第一一九军在渭河北，第九十军在渭河南分别由武功、盩厔（今周至县）推进。马家军在这个月的中旬，在突击咸阳城郭战斗中，伤亡惨重，宝鸡东进部队也在武功、盩厔迤西之线受到阻击，停顿不进。这样，相持了20多天，在7月11日解放军发起攻势，马家军首先由醴泉（今礼泉县）、乾县地区回窜甘境，胡宗南的部队为解放军由武功城北凹道突入包围攻击，在深夜仅战斗数小时，渭河以北的三个军即陷于混乱，电讯不能联络，12日下午完全被歼，渭河南的第九十军同时被突击西退。经过这次战役后，胡宗南的机动部队只有较完整的第一军了。他遂放弃宝鸡，退踞秦岭和甘南的徽县、成县以北高地。
八、胡宗南逃汉中后的军事活动
胡宗南是在1949年5月下旬逃踞汉中的。他念念不忘的是争取时间，尽快地整补自己的嫡系部队，并积极调整人事，加强控制，避免决战，留得逃亡的本钱。对于所谓“大巴山预备阵地”的设施和粮弹储备并不注意。据他说，四川局面到危急的时刻不易控制，对四川军政人员多联络、留好感，不妨碍我军行动就够了。可见胡宗南没有进入四川省后作战的意图。在胡的嫡系部队中军长以上部队长都知道，最后逃窜的目标，是经川西、西康，退印度转台湾。因此，他就是策划如何逃跑。如果不是蒋介石最后再来四川做垂死挣扎的话，胡的这种意图早已实施，但能否跑脱，是另一回事。
（陕西省政协供稿）
国民党第八十二军在陇东、关中进行的反共战争
韩有禄 马尚武[10]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就积极调整兵力，部署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他将控制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部，从甘肃陇东的庆阳、西峰镇、宁县和正宁一带调往西安附近。所遗防务，除甘肃一些地方保安团队之外，实无其他正规部队可调，只好命令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进驻陇东一带，作为反共的主力而配合胡宗南部作战。马步芳隶属的整编第八十二师，由其独子马继援率领，开往陇东参加反人民的内战。
马继援部在开拔前，马步芳向蒋介石伸手要开拔费，蒋为了利用“马家军”，不得不满足其要求。马步芳虽然从蒋介石处要到大批巨款，但并不满足，又想尽各种办法，通过青海省党政联席会议，向青海各族人民搜括。在马步芳一手策划下，全省各地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捐献”运动，又榨取了很多马匹财物。马步芳还指使马继援于1947年3月14日前往兰州，会见西北行辕副主任刘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等，联系有关开拔事务，获得圆满解决，马步芳十分高兴。马继援于16日返回西宁，令其所属各部队整装待命。在后勤方面，由青海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冶成荣和第八补给区第四十三兵站支部长马全吉负责，从西宁到兰州设立五个大兵站，并令当地区乡长密切配合，供应粮秣。
1947年3月26日，整第八十二师所属整第一〇〇旅，由旅长谭呈祥率领，从青海营地出发。4月15日整骑兵第八旅，由旅长马步銮率领，相继出发，顺次东下陇东。4月2日，马步芳在乐家湾为马继援举行出师欢送大会。会上马步芳讲了话，他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说明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政府“戡乱建国”，甘肃陇东防务之重要，以及蒋介石对青海部队的期望和倚重。同时，还表达了他服从中央和反共的决心。最后马继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不惜牺牲一切，严守陇东防区，要为国家和为青海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立功”。4月4日，马继援率领师部及师直属各部队，分乘汽车150余辆，从西宁乐家湾营地出发。马步芳又令省政府代秘书长高文远和西宁警察局长韩进禄等人，率领省垣各机关、团体、学校、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民，共约2万余众，从乐家湾至小峡口15华里地段，沿公路两侧列队“欢送”。
5日下午4时左右，马继援率部抵达兰州市。国民党兰州市政府的一些反动头目，为鼓励马继援积极反共，特组织各机关、团体、学校、居民等，从十里店到东教场，沿公路两旁列队“欢迎”。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为了进一步笼络马继援，还设宴招待整第八十二师的团级以上军官佐。第二天，兰州市又在兰园组织了一个“群众欢送大会”，会上并向马继援赠了锦旗。7日早晨，马继援挥戈东下。这次特别醒目的是，除兰州各团体、学校、民众欢送外，还组织有来兰州送行的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阿訇、教长、活佛、道士及绅士等数百人。送行队伍身着形形色色的民族、宗教服装，有意增添了欢送场面的热烈气氛，这使马继援更加兴高采烈、耀武扬威了。
4月8日下午，马继援率部到达平凉市，命其所属部队休息一星期。同时，与驻平凉的西北行辕前进指挥所接洽，了解研究陇东情况，经研究决定的防务部署如下：师司令部、师直属部队（欠特务营）和整骑兵第八旅马步銮部（欠一连）进驻宁县地区；整第一〇〇旅谭呈祥部进驻西峰镇地区；整编独立骑兵第五团马步康部进驻宁县以东正宁县地区；师直属特务营和整骑兵第八旅第二团的第一连留驻平凉市。各部队到达防地后，积极整修防御工事，并派骑兵搜索部队，四处进行搜索警戒，以防解放军的突然袭击。同时，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马得胜部和第二团马成骏部，亦先后由西宁抵达平凉、泾川一带驻防。
当时，西峰镇对陇东地区来说，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依西兰公路，交通方便，西与镇原、固原等县相连接，北靠庆阳、环县等地，东与子午岭、黄龙山等解放区遥遥相望。庆阳、合水、正宁等县解放区，没有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只有地方游击队或武工队。原驻防西峰镇、驿马关等地区的胡宗南部队，不时受到解放区游击队的袭击，胡军白天成群结队，到驿马关以北地区的村庄，对农民进行清查和抢劫活动，每到日落黄昏时，急忙收兵归营，并对防地施行严密警戒，封锁道路，禁止来往行人通行。自马继援接防后，情况仍然如此。马继援为盘踞陇东，必先要确保西峰镇；为确保西峰镇，又必须扼守西峰镇北侧的庆阳和东面的正宁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继援派遣骑兵随时出击解放区，如向西华池、山河镇、永和镇等地区袭击。同时进行了如下的防务调整：
1.整第八十二师司令部、师直属工兵营、通讯营、山炮营、辎重连、卫士大队、野战医院、特务营和整骑兵第八旅第二团（欠一连），驻防西峰镇、萧金镇和驿马关等地区；
2.整骑兵第八旅司令部、旅直属各部队（欠重兵器营），进驻庆阳地区；
3.整骑兵第八旅旅直属重兵器营和甘肃省保安步兵第二团，进驻合水县；
4.整骑兵第八旅第一团，进驻庆阳东南赤城；
5.整独立骑兵第五团，仍驻防正宁县；
6.整第八十二师师直属特务营、整骑兵第八旅第二团的第一连和第四十三兵站支部、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二团驻平凉市；
7.整步兵第一〇〇旅司令部、旅直属各部队及第一团，调驻宁县，第二团进驻早胜镇，第三团调驻镇原县，以策应正宁、合水等地；
8.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驻泾川县城。
当时，西北行辕驻平凉的前进指挥所，由杨德亮负责，这是为了减少青、宁两马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促成协同作战的目的。
西北行辕给青、宁两马分配军用物资和征补兵员时，都是平分秋色，不偏不倚，在调遣和部署两马部队的具体措施上也是很谨慎从事的。但马步芳是个野心勃勃的封建军阀，每到一地，总要随心所欲地扩张势力，这个指挥所自然成了马家父子的眼中钉。便一再派人进行撤销前进指挥所的活动并对杨德亮进行攻击。西北行辕出于无奈，只好把陇东前进指挥所撤销，将杨德亮调离西北行辕去西安。马步芳父子，除去了杨德亮这个眼中钉，铺平了为自己扩张的道路，野心更大了。每逢春节，马继援派员去陇东各县，向县长、议员、绅士们送衣料、皮筒等礼品，对各级学校给予金钱资助，妄想以此来笼络人心，实现其统治西北全区的政治野心。
一、合水之战
1947年5月27日下午4时左右，防守合水的整编骑兵第八旅重兵器营营长马生智和甘肃省保安第二团团长李鸿轩，忽然发现合水东山一带，解放军部队由少增多，步步迫近前哨阵地，击退了马生智营的警戒部队。马生智即与李鸿轩商定，死守合水县城，在城墙四周加强兵力，并向马继援连电告急。其时，解放军部队以神速的行动，由正东、东北和东南三面包围合水，并以猛烈的炮火，向城内射击，使整个合水县城顿时陷于烟火弥漫之中。马继援接报后立即紧张起来，急令驻庆阳的整骑兵第八旅旅长马步銮，率旅直属部队和该旅第一团星夜驰援。但该团驻在庆阳东南约15公里的赤城，已被解放军牵制，不能脱身直赴合水。该团只得退出赤城，先转回庆阳，再由庆阳赶往合水。事先马步銮对庆阳至合水之间的路径和地形，未作过侦察研究，出发时既未下达行军部署，又未派出搜索部队，只是盲目地向合水直扑。为了争取时间，解合水之围，即取道庆阳以东15公里处一个偏僻山沟。正在急进中，出乎意料地遭到事先布置的解放军打援部队的迎击。解放军先以少数兵力与马步銮旅接触，旋战旋退，诱敌深入。马步銮认为解放军兵力单薄，即以主力猛烈追击，当深入半沟时，解放军伏兵从两面山头突起，南北夹击，枪炮齐发，马步銮旅全部被装进了这个口袋，一时沟内沟外，杀声震天，马步銮心惊胆战，慌做一团，官兵互不相顾，有的退阵逃生，有的另辟阵地，做垂死挣扎。在短短的4个小时内，马步銮旅溃不成军，残兵败将夤夜逃回庆阳。这次第一团死伤严重，被打死官兵300多人，马400多匹。旅直属铁维忠连全军覆没。损失的军用物资不计其数。马继援获悉该旅惨败的报告后，严厉斥责马步銮走沟不走岭，又不派出侧卫部队，以致遭受如此严重的失败，马步銮辞穷理屈，无以对答。
那时进攻合水南城的解放军主力部队，以强烈的炮火，轰击南门，并用炸药炸开，马生智营伤亡甚重，解放军乘胜冲入城内，马生智一面向马继援告急求援，一面与李鸿轩团急忙重新组织兵力。所属后勤、政工和医务人员，都投入战斗，从巷战到白刃战，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两小时，最后迫于解放军的威力，全部人马退到城内西山坡城角上。所有通讯工具，全被炸毁，与后方联络中断。当时西安绥靖公署应马继援的紧急要求，派出了一架飞机助战，可是这架飞机在合水高空盘旋了一阵，盲目投下几枚炸弹后，就向西安飞回去了。
马继援为了救援合水，继派整第八十二师副师长马全义为步骑总指挥，令高参韩有禄率领司令部卫士大队，以及驻西峰镇的整骑兵第八旅第二团李文彬部，由北路出发，经驿马关、庆阳、向合水急进；令驻宁县的整第一〇〇旅谭呈祥部，由南路出发，以配合从北路出发的骑兵部队。29日下午3时左右，马全义统率的北路骑兵，已到达距合水约10公里的太白乌塬。此塬位于合水县城的西北，地形复杂险要。其时击溃马步銮旅的解放军，即转移阵地，迎击马全义指挥的援军。马全义发觉太白乌塬的东、南、北三面地带，已出现解放军，前进道路被阻，立即令李文彬团进入战斗。韩有禄、李文彬亲上第一线督阵，开始虽攻占了解放军的一处据点，但形势仍处于不利状态，死伤不断增加。马全义恐一败涂地，不堪收拾，即行佯装亲自冲锋陷阵，以励士气，却被解放军枪弹击中腿部，随之借伤退下。战斗继续进行了4个小时后，解放军火力逐渐停止，局面趋于和缓，韩有禄遂令缩短战线，加强工事，以资守御。是晚8时左右，解放军在合水的主力，向太白乌塬进军，战斗又重新展开。李文彬已势孤力单，本想退却，但因未得韩有禄的同意，只得继续坚持战斗，直到30日清晨3时左右，解放军忽然停止攻击。韩有禄、李文彬疑神疑鬼，观察动静，至5时左右，才探悉解放军已向西华池地区转移，原因是解放军侦知马继援派出的整第一〇〇旅，已由宁县到达距合水仅5公里的板桥，因此解放军即在合水和太白乌塬主动撤出了战斗。在这次太白乌塬的战斗中，被解放军击毙击伤官兵160余人，战马20余匹。
30日天明以后，整第一〇〇旅谭呈祥部与韩有禄、李文彬部会合，进抵合水县城，与马生智、李鸿轩等联名电告合水大捷，虚张声势。
这次，马生智营和李鸿轩部被解放军包围后，先后共激战五六次之多，战斗中除李鸿轩负伤外，被击毙连排长六七人，士兵320余人，战马210余匹，其他军用物资损失甚多。马步芳在西宁得报合水解围，大肆渲染所谓合水大捷，并特派青海前民政厅长郭学礼等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慰问团，从西宁率领青海歌舞团前往西峰镇、庆阳、合水等地进行慰劳。随后，马继援除令马生智营和李鸿轩团仍防守合水外，又命整第一〇〇旅第二团韩成功部亦驻防合水，并委派师部高参马仲福（马仲英的胞弟）为合水县县长。从此合水又变为马家军驻防陇东的前哨据点。
二、进犯子午岭
合水战斗结束后，马步芳父子大吹大擂，以所谓“合水大捷”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并且从陇东到西宁先后举行庆祝大会和各种报告会，扩大反共宣传。马继援亦曾返兰州、西宁等地，向西北行辕和马步芳汇报合水战斗经过。蒋介石还颁发了勋章、奖章及奖品。
1947年8月13日，马继援从正宁地区得到情报，据称解放军约一个纵队的兵力，有向正宁方向推进西上模样。马继援即于15日调动主力部队整骑兵第八旅、整独立骑兵第五团和整第一〇〇旅，以及师直属四个独立营共约八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向子午岭进军，并以整独立骑兵第五团马步康部为前卫，整第一〇〇旅谭呈祥部为右翼部队，整骑兵第八旅马步銮部为左翼部队，师司令部随左翼前进，师直属四个独立营为后卫，从庆阳、板桥及盘克镇向子午岭前进。并令马步銮部以快速进行迂回，分兵沿小路前进，与右翼部队形成钳形。预定在24小时内到达子午岭，企图一举包围解放军。时值深秋，连日阴雨，泥泞路滑，部队行军速度大受影响。在勉强推进中，情况极为狼狈，掉兵失马，一片混乱，特别身负15公斤以上重量的步兵更为艰难，尤其是被强征来的民伕，追随部队，运送粮秣，其惨苦之状，更难尽述。
17日大雨始止，天气转晴，先遣部队整独立骑兵第五团和整第一〇〇旅第二团的前哨部队已在九岘塬与解放军接触。马继援即令整独立骑兵第五团为右翼队，整第一〇〇旅第二团为左翼队，师直属各营和整第一〇〇旅第一团为预备队，向九岘塬的解放军展开猛烈攻击。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至下午3时左右，解放军方面的火力逐渐稀疏下来，进而听不到枪声了。马军疑神疑鬼，不敢前进一步，恐中其计，只好就地防守，约一小时后，还不见动静，遂组织了一支骑兵部队猛向解放军阵地进行试探性冲击，始知解放军早已退向子午岭去了。在这次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中，马继援部队死200余人，马50余匹。
马继援这次亲自出马督战，抱有很大的幻想，妄想一口吞掉这一地区的解放军，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整骑兵第八旅由于为大雨所阻，又加北路崎岖小道，骑兵行动颇感困难，没法实现预定计划。他的希望落空，很不高兴，即命自己带领的师部卫士大队（骑兵）在原地停止，等候整骑兵第八旅到达后，再行计议。是日下午6时左右，马步銮的整骑兵第八旅才赶到。经过仓促计议后，马继援下令各部队即刻出发，跟踪追击，到午夜12时左右，据前卫尖兵报告：前面森林密布，山沟错综，地形复杂，前进困难。马继援恐遭伏击，遂下令就地休息，待天亮后继续前进。直到第二天10时左右才到达子午岭。子午岭是一个寂静幽美的森林区，当时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和咯咯的鸟鸣外，其他什么声响都听不到，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看不见。这一下更给马继援一个难以揣测之谜。当12时左右，才在深林中发现有少数解放军向东移动。但马继援不敢贸然追击，遂下令就地扎营休息，一面派出少数骑兵进行搜索侦察。这时命令报务员架起报话机向西宁的马步芳报告了进军情况。马步芳说：“你赶快调头返回西峰镇，不要怠慢。你们已经深入到‘加牙’（暗语，指解放军）的手掌了。这个‘加牙’的地方，过去隔壁的（指西安）尕人（指胡宗南）从来不敢去的，你们太冒险了。”报话机刚说毕，马继援立刻召集各部队长开会传达指示，决定于8月19日即离开子午岭地区，迅速退回原地驻防。但整骑兵第八旅所属第二团马福寿部[11]由马步銮命令分路向解放军进行迂回，在山河镇以东地区活动，18日晚马福寿始收到返回原防的命令。当在山河镇附近撤退时，又与解放军遭遇，马福寿惊慌起来，激战两小时后，向马步銮求援。解放军获悉整骑兵第八旅援兵即将赶到，便以神速行动向北转移。所遗弃的不能使用的两门山炮和一些零星辎重，被马福寿驮回。马继援又借此渲染子午岭战绩，借以炫耀自己。
三、邠长之战
马继援自子午岭扑空失利之后，对所属部队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情报工作，先后秘密组织了以马进良（系帮会头子，民和县人）为首的四个情报组，分布于甘肃陇东地区的环县、华池、太白镇、山河镇和关中地区之三原、耀县等地，搜集解放区的军事情报，供马继援决定军事行动之用。
1948年4月中旬，解放军主力部队由彭德怀、王震等率领，自陕西宜君和马栏等地区出发，分由高王镇和张洪镇等地渡泾河，横跨泾渭河谷，趁胡宗南部队和马步芳部队之间的空隙，穿过地势起伏、沟渠复杂的泾渭河谷地带，以雷霆万钧之势，长驱直入，席卷南下，相继解放陕西西部的邠县、长武、麟游、扶风、武功、风翔等十余县，并乘胜西进，严重威胁着西安，震撼了兰州，盘踞西北的胡、马两军，处于手忙脚乱，东调西遣，倾巢出兵，仓促应战的态势。
4月23日，负责陇东防务的马继援部队，奉西北行辕之命，自西峰镇、庆阳等地向邠县、长武日夜兼程速进，截击南下宝鸡的人民解放军。
这次马继援亲自率领的部队是：整骑兵第八旅、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步兵整第一〇〇旅及师直属特务团和山炮、特务两个独立营、一个辎重连以及卫士大队（骑兵）、野战医院、第四十三兵站支部等。另将整独立骑兵第五团、师直属工兵营和甘肃省保安第二团及一部分后勤人员留住西峰镇、庆阳和宁县等地守备后方。行军序列是：
1.整骑兵第八旅、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由整第八十二师副师长马全义指挥，于4月23日晨出发。
2.整步兵第一〇〇旅、整第八十二师师司令部、师直属卫士大队、山炮营、特务营、辎重连、野战医院、第四十三兵站支部和特务团按上列顺序于24日清晨出发。
以上各部队沿萧金镇、和盛镇、长庆桥公路线向长武推进。
3.搜索部队和侧卫部队，由各部队长自行决定派出。
25日中午，马全义和马步銮所率领的骑兵部队，到达距长武以西约十公里的窑店镇，即与解放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因当时该镇前面的西兰公路已被解放军前哨部队所切断，并以火力封锁了公路，使马步銮所属的先头部队不能直下长武。
马继援正在行军途中得悉此情后，立刻电令马全义和马步銮采用猛烈攻势，摧毁解放军在长武以西的前哨阵地，俟整第一〇〇旅到达后，配合进攻长武城，夺取长武后再直下邠县，截断泾河渡口。
马全义和马步銮接马继援的命令，便指挥骑兵向长武发动了猛烈攻击。解放军掩护主力安全渡过泾河南下宝鸡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于是旋战旋退，到晚8时左右，全部撤出了长武。两马部队在这7小时左右的战斗中，死伤很大。马继援随部队行至长庆桥附近，得悉解放军已撤出长武的消息后，急忙乘吉普车赶至窑店镇，于26日清晨，召集各部队军官进行约两小时的会议，他严厉斥责参加战斗的各级军官说：“我们以这样大的骑兵部队，还没有见到共军主力，只是在长武一小部共军面前，就损失了这么多人马，未能发挥骑兵的作用，这还能谈上今后与共军大打大攻吗？照这次初战长武的情况看，不要说彻底消灭共军，就是邠县我们也很难到达。今后所有官兵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奋勇杀敌，不能畏首畏尾，左顾右盼。违者枭首示众，决不留情。”随后他在会上重新作了部署，并口头下达命令如下：
1.整骑兵第八旅旅长马步銮率领该旅（欠第三团）沿西兰公路，迅速追击由长武撤退的共军；
2.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马得胜部和整骑兵第八旅第三团马英部，由副师长马全义指挥，以快速行动从长武北侧地带进行迂回，截住共军后撤之路，配合整骑兵第八旅主力进行包围歼灭之；
3.整步兵第一〇〇旅旅长谭呈祥率该旅迅速占领长武城垣，利用原有工事，进行防御，随时严防共军偷袭，尤其在城南一带加强防守；
4.师直属特务团、山炮营、特务营和辎重连等各部队，在长武城内集结待命；
5.师司令部设在长武城内，卫士大队靠近师部，野战医院在师部附近设立。
26日中午，在长武东边的冉店桥，又与解放军接触了。原来的计划是：马得胜和马英两个骑兵团迂回过冉店桥，占领险要地点，截断从长武后撤的解放军退路，然后配合整骑兵第八旅进行包围。但事实出乎马继援预料，解放军先遣部队，早已控制了桥头两岸的险要据点，以严密火网封锁了要道，掩护主力部队退却，致使马继援的幻想又落空了。当马全义看到不能实现迂回包围的计划时，立即改为追击战。但冉店桥仍被解放军掩护部队所控制，不能前进，因此，就地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战。在山炮掩护下，马得胜和马英所属骑兵，冒着解放军的严密火网，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动了几次猛烈攻击，但一再挫败。至下午4时左右，解放军掩护部队始放弃冉店桥阵地，向南转移。
从长武西端开始至冉店桥的战斗中，马家部队先后死伤骑兵连长2人、排长3人、士兵150余人，马100余匹。
马继援得悉冉店桥解放军已撤往麟游方向，立即令马得胜和马英迅速向南塬追击，整骑兵第八旅和师司令部以及师直属卫士大队、特务营、山炮营、辎重连和特务团按部署顺序继续向南塬推进。并派兵役科长马尚武和作战科长罗忻、情报科长杨振华等分别到马得胜、马英部进行作战联络工作，以使各追击部队互相配合，紧密联系。
4月27日的早晨，马尚武和杨振华分别随同马得胜、马英两个骑兵团赶至邠县以南崔木塬地区，解放军已集中了约一个纵队的兵力，在该塬南端倾斜地带占领阵地，已完成了简陋工事，并在阵地前沿构筑一条深约一米左右的障碍壕，同时在阵地前面的开阔地带构成了强大火网，封锁了要道，特别是利用阵地前端右侧水池边上的几棵大柳树，树上都架设着机枪，严阵以待。马得胜和马英的骑兵看到解放军早已布置好，不敢前进，即在崔木塬南端地带停下来。
马继援知此情况后，立即指示对解放军阵地进行攻击，马得胜团为右翼，马英团为左翼，并以500名骑兵组成冲锋队担任第一线冲锋任务。骑兵第八旅和师直属部队同时在长武、亭口分别驰赴崔木塬，增援马得胜、马英。是日上午10时左右战斗开始了。马继援告急西安绥署派出配合作战的3架飞机，亦飞至崔木塬上空。在这3架飞机的掩护下，马得胜、马英的骑兵发动了反复多次的猛烈进攻，都被解放军火力所阻，死伤很多，特别是马英团损失更为惨重，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马家军”骑兵逐渐迫近解放军防御阵地，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斗，拉锯式搏斗了一小时之久。在这场白刃厮杀战斗中，3架协助作战的飞机目标混乱，忽儿高空轰炸，忽儿低空扫射，在一阵狂轰乱射中，使这两个骑兵团受到严重损失，既不敢停火收兵，又无法攻击前进，顾此失彼，混乱一团。尤其是飞机投下的燃烧弹，烧得马得胜、马英部分骑兵焦头烂额，不堪言状。马得胜怨恨地讽刺说：“这次胡主任的飞机协助我们作战很勇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不少人、马在飞机炸弹下毙命。我们从来没见过燃烧弹，这次幸由胡主任的关照，我们骑兵不但看到了，而且也尝够了。以后我们想打胜仗，还要请胡主任的飞机来协助帮忙。”这场激战一直进行到黄昏，整骑兵第八旅等增援部队才赶到，而解放军则趁“马家军”阵地混乱之机，迅速撤出战斗，南下麟游了。马得胜和马英两团残部人马只得稍加整顿，又向解放军跟踪追击。但在漆黑的夜晚和崎岖复杂的山路中，地形不熟，唯恐受到解放军的伏击，因而追击了一段不敢再冒险深入，即调头转回来了。在回转途中，截获一支解放军的辎重部队和一些负伤人员，这就是“马家军”出战以来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先后共俘获解放军战士约1200名，分别解抵西峰镇、宁县和萧金镇等地，后陆续用汽车送往兰州西北行辕和西安绥署方面。
是役整第八十二师各部队，在长武、冉店桥和崔木塬大小三次激战中，共计死伤骑兵连长3人、排长10余人，士兵约360余人，战马320余匹。
28日马继援在崔木塬听取了各部队长简单汇报后，急忙下令各部队返防长武。虽然马继援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一点便宜，但也确实看到了解放军灵活的战略战术，使他感到十分惊慌胆怯。因此，他在长武召集团长以上军官时的讲话中说：“共军这次深入关中，横跨泾渭河谷一带，直驰宝鸡，必有大计。当然在宝鸡不会久留，不长时间内，一定会调过头来找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必须注意。要求在最短期间，做好一切战备工作，整顿部队。特别重要的是，在各个防地严密谨防敌人奸细，共军这次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回防后不论何人，一律将带到陇东的家眷送回青海，不准留住。”同时对所属各部队原来的防务，又作了重新调整和部署：
1.师司令部、师直属特务营、通讯营、辎重连、卫士大队、野战医院和第四十三兵站支部驻西峰镇；
2.独立骑兵第五团驻驿马关；
3.师直属特务团驻萧金镇；
4.整第一〇〇旅（缺第三团）驻西峰镇，该旅第三团马登霄部驻镇原县；
5.整骑兵第八旅驻平凉、三关口和安国镇等地区；
6.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马得胜部驻泾川一带地区；
7.师直属工兵营、特务团所属输送连（是额外编制，人数约400余名，专负责管理输送战俘）驻宁县；
8.庆阳、合水等地区，移交甘肃省保安团队驻守。
从以上部队驻防形势看，当然和邠县之役以前的情况大为不同，因为马继援考虑到解放军从宝鸡调头回陕北时，必须经过泾河来西峰镇地区，所以他将原来分散的兵力，集中在两个点上，即西峰镇地区和平凉地区，一旦陇东发生较大的战斗时，可以互相策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在此以前，26日中午，在邠长战役中，马继援正在长武指挥冉店桥骑兵进行激烈战斗时，由情报科长送上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赵和马曾在重庆国民党陆大将官班同学）写给他的一封劝告信，其大意是：我已参加解放军，我部现已接近贵部防区，素知老弟为人直爽，故念旧情，劝告老弟能够退防，率部回青，或归向解放军，决不要上蒋介石和美国人的当，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老弟以全国人民利益为重，深明大义，不失时机，将来全国解放，必有光明前途。过去我和你同样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歧视，今天我已归向人民，并得到重大信任，希你深思熟虑，把握时机，如荷同意，请派员找我联系等语。
当马继援接到这封信后，执迷不悟，无动于衷，反而借此大做文章，向蒋介石表白邀功，企图进一步得到蒋的信任，以实现他父子有朝一日统治西北的阴谋计划。他与郭学礼（因慰劳部队由西宁抵陇东）共同计议，将来信大意电告马步芳，并在马的指示下，又将原信送给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时“京沪中外记者西北战地访问团”到达西峰镇，马继援对记者吹牛说：“赵寿山让我派员找他联系，我的确派人去了，所派的是骑八旅和青保骑一团。但遗憾的是没有找见他，今后我还要派更多的人去找他。”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马步芳父子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
四、屯子镇之战
解放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部分主力撤出邠（县）长（武）一线之后，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驻宝鸡的徐保部队，击毙徐保，调头挥军西进，直趋陇东。
屯子镇战斗，是解放军在南下宝鸡，北进崇信、泾川，东回黄龙，一来一往大运动战中的一个战斗。当时，解放军的这支部队是在关中胡宗南兵团和陇东马继援兵团夹击之中，穿插进行的。但是，解放军始终采取了灵活机动、敏捷神速的战略战术，变被动为主动，使胡、马兵团在泾渭河谷南北约3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东遣西调，疲于奔命，被动挨打，节节失利。
1948年5月上旬，西安绥署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急忙调动第五兵团裴昌会部，沿西兰公路的永寿、邠县和长武一带集结部署，协同陇东马继援部队企图在陇东地区一举歼灭解放军。胡宗南为了与马继援密切协同，即派整第六十五师李振部进抵泾川和荔镇等地区，同马继援实行联防。马继援亦派师部作战科长罗炘驻长武，与胡宗南第五兵团联络。马继援看到陇东军事形势之变化，积极调动部队策应第五兵团，协力围歼解放军。但是，当时马继援还摸不清楚解放军的动向，感到十分忧虑和焦急。正在一筹莫展，举棋不定之际，西北行辕电令整第八十二师主力部队迅速向镇原县屯子镇地区移动。马继援立即派副师长马全义率领整第一〇〇旅（欠第三团）和独立骑兵第五团，由西峰镇等地向镇原屯子镇地区出发，令驻防泾川的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马得胜部迅速渡过泾河向萧金镇附近集结；令骑兵第八旅马步銮部在平凉积极准备，待命出发。
当时，西安兵团和陇东兵团为配合联防，调动频繁，在陇东地区到处囤粮备草，拉伕派丁，弄得民心惶惶，怨声载道。
5月5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已通过灵台、泾川，渡过泾河，分路进入屯子镇一带。解放军另一支部队迅速占领了位于泾川、镇原、萧金镇三角地带中心之屯子镇。马继援得悉解放军已进入屯子镇，认为决战时机已到，即进行决战部署：
1.驻防镇原县的整第一〇〇旅第三团马登霄部，由高参韩有禄率领迅即包围屯子镇；
2.整第八十二师副师长马全义率领整第一〇〇旅（欠第三团）和独立骑第五团迅速进抵屯子镇，配合整第一〇〇旅第三团，完成对屯子镇解放军的包围；
3.青海省保安骑兵第一团向萧金镇地区进发，策应围攻屯子镇；
4.整骑兵第八旅驰赴屯子镇地区，策应马登霄团；
5.师直属特务团、山炮营、辎重连和卫士大队，由西峰镇出发，经萧金镇，过马头坡，驰赴屯子镇附近；
6.师直属特务营、野战医院驻西峰镇地区，保安队仍驻西峰镇，由特务营营长马爱德指挥，加强防卫；
7.师直属工兵营、特务团输送连和宁县保安队防守宁县县城，由师部高参张彦和工兵营营长谭腾蛟负责指挥，并对700多名解放军战俘严加监管；
8.师司令部随同师直属特务团等部队向屯子镇推进。
屯子镇是屯子塬上比较大的一个集镇，筑有土城，城内有几百户人家，城南有一道七八丈深的大涧沟，环抱着城垣南面，形成该镇南面的一道防御屏障，城的东、西、北三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在城南阔沟之外，仍是一片平原。
驻镇原县整第一〇〇旅第三团马登霄部奉令出发，于5日上午11时左右抵达屯子镇，先头部队已与该镇西端解放军接触，发生战斗，韩有禄和马登霄根据当时地形和兵力情况，急忙作了部署，各营于中午开始攻击，城内解放军即出城迎战，一时战斗非常激烈，马军死伤甚多，到下午2时城内解放军又几次进行猛攻反击，马军第一线攻击部队已精疲力竭，只好停止攻击，原地防守。韩有禄和马登霄看到这种情况，惊慌起来，即向马继援告急。正在万分焦急之际，由副师长马全义率领的整第一〇〇旅和独立骑第五团到达屯子镇以北地区，与马登霄团取得联系后，立刻部署兵力，向屯子镇东北两面进行包围攻击，激烈战斗，并逐渐转向城东面。当时进行包围的兵力，显然比城内解放军的兵力占有很大优势，马全义自慰地说：“我们从三面紧紧包围屯子镇，绝不让一个共军漏网，待西路整骑兵第八旅和北路师直属援军到达后，一举歼灭之。这是我们立功的好机会，良机不可失，望大家努力，把握时机。”与此同时，马继援亦以同样的口气在电报中勉励说：“只要我们严密谨慎包围，奋力作战，一夜即可大功告成。”
当时马全义、韩有禄等，认为歼灭屯子镇的解放军，易如反掌，因而信心百倍。但下午6时左右，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解放军主力部队，约有六七千人，从该镇南方神速迂回过来，将“马家军”围城部队三面紧紧包围起来，马军遭到腹背夹击，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冲锋攻击，未能得逞，伤亡人数大大增加。这时天已黄昏，整个屯子镇在炽烈的炮火下，处于一片火海之中，厮杀声和枪炮声震彻四野。被包围的整第一〇〇旅谭呈祥部和整编独立骑兵第五团马成贤[12]部向外线猛烈突围，先后进行了十多次激烈的白刃战，都没能突围出去，形势十分严重，渴望着马步銮整骑兵第八旅的救援。整骑兵第八旅听到屯子镇告急后，加速前进，企图于当晚9时左右解屯子镇之围。不料早被解放军侦知其行动，以少数兵力将整骑兵第八旅钳制在该镇西南方的涧沟南岸。马步銮遇此情况，束手无策，想从涧沟以南迂回，但南路又有解放军堵击。想从涧沟以西进行迂回，又因天黑路险，沟壑难行，加之风沙弥漫，方向不清，又不知解放军的兵力部署，不敢贸然行动。无奈被迫在牛蹄坟地区，待了一整夜。是夜，由于外围解放军的猛烈攻击，迫使马军将主要力量调向外线，而对屯子镇内的解放军只能以少数兵力围困。被围在城内的解放军，即乘此机会，在该镇西南角开辟一条退路，沿着涧沟从容地退出了屯子镇，顺沟底安全向东撤走了。在外围攻击的解放军，于完成解围任务之后，又进行了一阵猛烈攻击，亦相继撤走，分路向宁县方向而去。6日拂晓，马全义又下令猛力攻城，结果一无所获，大为失望。震撼陇东的屯子镇之战就此结束。
6日上午，另一路解放军约有6000～7000人途经马头坡时，与马继援亲自率领向屯子镇前进的师直属部队遭遇，当时解放军占领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马继援部刚登上马头坡的半山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命其所部不惜一切牺牲，进行强力仰攻，战斗十分激烈。当时马继援所率部队是，师直属特务团杨修戎部、山炮营马占魁部和一个辎重连、一个卫士大队（该队全是骑兵装备，一马三件，即：一支步枪、一支手枪、一把马刀，兵力相当于一个骑兵大连），共约4000多人。
遭遇战从上午9时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5时，在为时8小时的激烈战斗中，第一线部队死伤惨重，尤其韩小侠营有一大半被打死，营长韩小侠、副营长沙万青、连长铁万良等负重伤，连长李成让毙命。杨修戎团全团排级以下官兵死伤不计其数。团长杨修戎在恐慌万状之中竟冒险逃出第一线，到马继援处放声大哭，诉说部队损失很大，解放军居高临下，火力猛烈，特别是右翼阵地无法攻击前进。因为右翼阵地前面的解放军，利用几棵大柳树，树上架设着3挺机枪，火力封锁严密，打得他们伏地不敢抬头。马继援看到杨修戎这副狼狈相，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说我怎么办，我们向沟底退吗？‘阿大’（指马步芳）对你栽培多少年，没有薄待你吧？从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擅离阵地，不顾全局。你看，在敌人炮火下，连我藏身之地也没有，我的大乘马（原是马步芳最爱惜的一对新疆大青马，在马继援赴陇东时送给他），也被打伤不能行动，今天你向我要援兵，我从何处调呢？你要赶快上阵督战！无论如何，在今天黄昏前攻上马头坡，若不能完成任务，你不要与我见面。”同时，又急忙派兵役科长马尚武带卫士一名匍匐到左后方山炮营阵地，给营长马占魁照样传达这道命令，并同马占魁重新组织火力，集中6门山炮，对坡顶后面几棵大树上的机枪，集中射击，方使右翼部队得以攻击前进。但在解放军火力压制下，仍不能攻上坡顶。师司令部令各级官佐和勤务、伙伕一起上阵，作最后的拼命挣扎。马继援面如土色，满头大汗，忙于在报话机上拼命喊话，向外线告急。正在这一紧张关头，谭呈祥率领整第一〇〇旅，从屯子镇转头赶到马头坡西南芦家岭地区，与解放军后卫部队接触，使马头坡解放军受到严重威胁，解放军看到形势不利，主力向三不同（地名）方向撤出战斗。在芦家岭的解放军后卫部队，与马部援军整第一〇〇旅进行了约两小时的激烈战斗，在完成掩护主力撤退任务后，作为主力的后卫也撤走了。这时，丧魂落魄的马继援才侥幸脱险。当他爬上马头坡顶时对杨修戎、马占魁等大加赞赏，并说：“这是‘真主’的相助和‘阿大’平时对我们教育的结果。但令人生气的是，马全义行动迟缓，使我们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晚8时左右，整第一〇〇旅到达马头坡塬，旅长谭呈祥与马继援见面后，立即向西宁汇报了战况。这时的马步芳正在西宁湟中实业公司报话机室为马继援的被困担惊受怕，听了马继援的报告后，紧张心情，才得以解除。他指示马继援立刻组织骑兵进行追击。7日早晨，马继援亲自率领整骑兵第八旅马步銮部，整独立骑兵第五团马成贤部和整第一〇〇旅第一团马璋等部，分南北两路向宁县方向追击。此次屯子镇、马头坡和芦家岭三次战斗中，马继援部队共计死伤官兵约700余名，战马200余匹；俘获解放军500余名。
当5月6日上午10时左右，由平凉赶往屯子镇增援未遂的整骑兵第八旅，因没有完成马继援给予之任务，旅长马步銮感到十分恐惧，故决定由屯子镇南部绕道迂回过去，向荔镇地区包围急进，企图捡一点便宜，好立功折罪。部队行至中途，抓到五个群众，马步銮向他们盘问解放军的情况。这五个群众从容沉着，指东打西地回答说：“解放军多得很，他们正向西塬上走着。”马步銮信以为真，迫不及待地命令部队停止向东前进，立即向西追击。部队刚爬上玉都庙塬时，前卫部队慌慌张张地向马步銮报告说：前面有敌人迎面来了，搜索部队已开枪射击。马步銮闻之大惊，仓促部署部队，向玉都庙地区猛烈攻击。可是玉都庙向东前进的这支部队，不是解放军，而是国民党整第六十五师李振的部队，是来策应第八十二师合击解放军的。不料两方锋芒相对，整第六十五师亦误认为与解放军遭遇，仓皇迎战，双方由小接触发展至激烈搏斗。马步銮感到对方兵力强大，并拥有各种大炮，十分震惊，即向马继援告急求援。但这时，马继援亦在马头坡正与解放军遭遇，自顾不暇，哪能调派援兵，所以马步銮无可奈何，只得糊里糊涂使用猛劲，向李振部队冲杀，而李振部亦奋力冲击。当李看到对方全系骑兵，且持有大刀，深感怀疑，即令号兵联络，但无济于事，于是决心集中炮兵，进行猛烈攻击。战斗中将马步銮的几名士兵俘虏过去，在进行审问中，由于广东话与青海话不通，误认为这俘虏是解放军化装的，立即脚踢拳打，逼供真话，弄得这几个士兵只是挨打，无法说通“友军”两个字。其中有一名姓李的司务长还认识几个字，即用笔写出“友军”两字，才使李振恍然大悟，立刻下令停火，并护送被俘人员回部。双方都觉得这场残杀很不体面，互表歉意。整第六十五师即派参谋长到整骑兵第八旅解释原因，马步銮亦派副旅长李文彬向整第六十五师道歉，从而双方误会解除，收兵整部，又调头向荔镇、宁县方向追击解放军。这次在约四五个小时的误会战斗中，据整骑兵第八旅副旅长李文彬和参谋长孟全义讲，两军死伤人数不下300余名，仅马步銮部死伤150余名、战马90余匹。马继援得到这个丧气的消息后，极不高兴，大骂马步銮：“这次发生的事件很不体面，既没增援屯子镇，又折损人马，我无脸面给西宁‘阿大’汇报，请你自己报告吧！”马步銮无奈，只好在报话机上向马步芳作了汇报。起初马步芳很不满意，质问：“我们伤的多，还是西安‘尕人’（指胡宗南部）伤亡的多？”马步銮看风使舵立即回答：“我们伤亡很少，‘尕人’伤亡比我们大几倍，尤其‘尕人’的装备优势，全副美械，人数比起我们要多两倍以上，他们并没有占上便宜。”马步芳听了马步銮的报告，得意地说：“好！你打得对，我们在装备劣势，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没有吃到大亏，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若不对西安‘尕人’来个硬头，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随后，马步銮给马继援说了这个情况，马继援不作回答，只是嗤嗤笑了几声。这足以说明国民党各军之间存在的严重内在矛盾。
五、屠杀战俘
屯子镇战斗之前，马继援派师部高参张彦去宁县负责防务。防守宁县的部队是整第八十二师直属工兵营谭腾蛟部和师属特务团的一个输送连，加上宁县自卫队共约1300多人。沿城分区防守，城内外筑有简陋工事，该城地势低洼，在军事上有利于攻，而不利于防。输送连主要任务是监管700多名解放军被俘人员。师部情报科长杨振华和师政工处秘书尹焕章等多人也去宁县，对被俘人员进行甄别和处理。其中有50余名是解放军班长以上干部，特将他们集中另一个坑院，其余的分别集中在4个坑院内。这5个坑院都在宁县南城根附近，在坑院头顶和坑院门口，设有岗哨，哨兵备有大量的手榴弹，对坑院各窑房内的被俘人员进行严密监视。
5月7日，解放军由屯子镇、马头坡和芦家岭等地，主动往正宁方向东下。是日上午途经宁县将县城四面包围，并以大炮轰击守军，到晚8时左右，解放军全面展开了激烈攻击，除城南的几个据点外，其他三面城头的据点均被解放军一一攻破，城内一片混乱，县长及县府人员和警察全部上阵抵抗，张彦和谭腾蛟惊恐万状。坑院内的解放军战士，早已知道大部队在围攻县城，格外激动，个个都想及早突击出去，参加战斗，消灭敌人。第一号坑院的解放军干部立即行动起来，几名解放军用土沙向马军哨兵的面部猛打，想夺取武器，冲杀出去。这时谭腾蛟已带领多人赶到门口，立刻用冲锋枪扫射，堵住了院口。领头的几名解放军中弹牺牲，其余的均被堵回，谭立即命令将五个坑院的俘虏全部消灭，顿时各院内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愤怒的口号声混在一起。经过数分钟的残暴屠杀，其中400余名赤手空拳的解放军，壮烈牺牲。据杨振华讲，在开枪扫射时，他们面对着枪口，毫无惧色，在坑院窑门口，不断发出愤怒的叫骂声和就义前雄壮的口号声。解放军这种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真是使人赞叹不已！
8日早3时左右，马继援率部分南北两路星夜赶到宁县，而围攻宁县的解放军在马继援增援部队赶到之前，已向正宁和盘克镇方向去了。马继援指挥骑兵继续追击，企图在宁县以东盘克镇、春荣镇一带与解放军进行最后决战。但解放军行动神速，很快脱离了战斗，经正宁县转入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境内。马继援徒劳无功，不得不勒马而返。这次陇东战役（或称为西府陇东战役），至此结束。
在宁县，谭腾蛟向马继援报告了屠杀解放军俘虏的经过情况，马继援听到这一做法，内心有悸，但是对谭只轻轻地斥责了几句后，急忙对谭指示说：“你赶快将这几个坑院内的尸体埋掉，把院落洗刷干净，不准有一点血迹，也不能让老百姓去看，否则影响很大。”谭立即遵命办理，遂将这些尸体一面掩埋，一面填进水井（据说填满了六七个井）。第二天马继援在西峰镇接到兰州西北行辕电报说：“宁县俘虏营中有新四旅司令员程悦长，速即查明上报。”马继援心慌起来，即派师部政工处副处长王洛宾赶到宁县，将几名俘虏尸体挖掘出来，拍成照片送往行辕去了，始终也未弄清程悦长司令员的具体情况。另外将约300名幸免残害的解放军战士，先后解往西北行辕。
六、咸阳之战
由于西北战场国民党军形势恶化，青海、宁夏两马之间的严重矛盾在表面上暂趋和缓，取得了一时的合作。为了配合胡宗南反攻西安，马继援又驱兵东下。
1949年5月中旬，胡、马联合反攻关中的战争又开始了。其时蒋介石将整第八十二师恢复了第八十二军的番号，在过去整整一年的战争空隙时间内，马步芳父子极力扩大政治影响和军事势力，积极扩军备战，坚决与人民解放军为敌，企图顽抗到底。同时，又看到全国形势急转直下，特别是在西北战场，华北的解放大军从东到西以雷霆万钧之势，源源向关中推进，迫使盘踞陕西十余年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放弃了西安，逃往渭河以南的秦岭一带，留驻在凤翔、宝鸡一带的部队，终日惶恐万状。马步芳父子也察觉到马鸿逵按兵不动，在保存实力，如果第八十二军在陇东孤军深入，宁夏方面则会采取坐视不救，幸灾乐祸的态度，这就对自己大为不利。因此，曾一度打算放弃陇东撤回兰州。为此，密令第四十三兵站支部长马全吉部署由陇东至兰州的兵站，并向沿路各县拟好函电，诡称第一二九军即由兰州开拔陇东，请各县协助兵站人员准备粮草，还再三嘱咐有关人员，决不能泄露第八十二军撤退的消息，以免影响后方，或者发生意外。
马步芳父子正在暗中筹划撤退时，忽于5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了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的命令。马步芳接到指令后立即放弃由陇东撤回兰州的念头，增大了由他统一西北的野心。但是由于胡宗南部退出西安，据守凤翔、宝鸡和秦岭，陇东和西兰公路完全被暴露，使马继援防地直接受到威胁。马步芳父子为了保障自己巢穴的安全和实现代替胡宗南统治西北的幻想，随即电蒋（介石）请缨出兵咸阳，与马鸿逵共同协助胡宗南收复西安。这时，蒋介石在南线正望风披靡，处于绝望之际，看到马步芳愿为他效劳，喜出望外，即电饬胡宗南出兵协同青海、宁夏两马兵团，反攻咸阳，收复西安。
马步芳父子为了达到扩张实力的目的，极力笼络宁夏马鸿逵，并和胡宗南取得协定，共同出师咸阳，阻击人民解放军西进。由于马步芳独揽西北军政大权，一时气焰万丈，决定组成青海兵团和宁夏兵团，统由马继援指挥，由平凉向东立即进军。两马兵团在未出发前，马鸿逵有感于将自己几十年苦心经营起来的资本，全部交马继援控制，深感不安。因此，于5月28日亲自赶到平凉，检阅了驻平凉的两个兵团和备战情况，还集合官兵讲了话，其大意是：“我们宁夏和青海是兄弟一家，不应该分彼此，互相帮助，团结一致，保卫西北，保卫家乡。”接着，马继援也讲话：“我们是患难兄弟，要精诚团结，我们有这样多的人马，只要拧成一股绳，遇到任何力量，绝对不怕。”最后，马鸿逵给青海兵团师长以上的军官每人送手表1只，每团发硬币100元；马继援也给宁夏兵团团长以上军官每人送马1匹，以示互相关切。
两马兵团进犯咸阳参战部队战斗序列是：总指挥马继援，下属两个兵团：
青海兵团，马继援自任兵团司令。所属部队有第八十二军和第一二九军，两军共计约6万多人。
第八十二军，军长由马继援兼任，下属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即第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第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第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骑兵第十四旅，旅长马成贤。军直属特务、工兵、通信、山炮、辎重五个独立营，一个卫士大队。
第一二九军，军长马步銮。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即第三五七师，师长杨修戎；新编第一师，师长马璋；骑兵第八旅，旅长马英。军直属特务、工兵、通信、山炮、辎重五个独立营。
宁夏兵团，马敦静任兵团司令，卢忠良兼赴陕军指挥官。所属部队是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共约4万多人。
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下辖两个步兵师，一个保安纵队。即第二五六师，师长卢忠良兼；第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保安三纵队，纵队司令周福财。
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下辖一个步兵师，两个保安纵队。即第一六八师，师长马光宗兼，保安第二纵队，司令马义忠；第四纵队，司令马全忠（留驻中宁）。另有两个骑兵团和两个炮兵营。
以上两兵团总计约10万多人。
两个兵团自6月5日开始，先后分三路向咸阳推进。第一路为第十一军。沿西兰公路线的长武、邠县、永寿和乾县向醴泉出发。第二路为第一二八军，取道西兰公路以南的灵台、崔木镇向东前进。第三路为第八十二军，于西兰公路左侧，沿泾河线前进。并令骑兵第十四旅马成贤部和骑兵第八旅马英部为前卫部队，分两路沿西兰公路和泾河沿线东进，并于5日以前出发。第一二九军为总预备队，于6月中旬以前先后进抵长武、邠县一带集结待命。
6月9日，据侦察，解放军已在兴平、醴泉、乾县等地区集结，并在乾县以西阳峪岭、关头镇、铁佛寺和南北注泔一带派出警戒部队，后续部队正在西上中。
6月10日左右，青海、宁夏两兵团先后进抵关头镇、阳峪岭和南北注泔等地区。第十一军的第一六八师，第一二八军的第三五六师，第一二九军的骑兵第八旅，第八十二军的第一〇〇师在关头镇、阳峪岭、南北注泔和铁佛寺等地先后与解放军前哨部队发生战斗。第一六八师向阳峪岭展开猛烈攻击，死伤极为惨重。骑兵第八旅在南北注泔与解放军主力展开了攻防战，在解放军强烈的火力下，一再受挫，损伤很大，旅长马英向马继援告急，遂得韩有禄的第二四八师增援，加强了攻势。骑兵第十四旅增援第一〇〇师，企图歼灭关头镇至南北注泔一线的解放军。是日下午5时，韩有禄部开始了猛烈的攻击，到晚9时左右，解放军在小部队掩护下，有计划地乘夜向东北方面主动撤退，骑兵第八旅乘胜追击。第二四八师因攻击遭受重创，就地休整。是晚解放军在这一线的部队，全部主动撤退，骑兵第十四旅亦沿公路左侧进行追击。
11日早晨，马继援令骑兵第十四旅停止追击，由乾县以东调头向醴泉东北的赵镇、唐王陵一带担任警戒。并命骑兵第十四旅第二团马福魁部，迅速越过唐王陵渡泾河去淳化担任警戒，以策应咸阳。6月13日，马继援不自量力，得意忘形，认为乾县、醴泉一带解放军已被击溃，遂起了抢先争功的念头，于是一意孤行地立刻命令第一九〇、二四八、一〇〇师和骑兵第八旅，越过宁夏兵团的防线，直扑咸阳。这时宁夏兵团在乾县、醴泉一带地区却按兵不动，因为宁夏兵团的马光宗部在阳峪岭作战中，受到重大损失。而马继援却电告马步芳说：“马光宗不听指挥，阳峪岭作战失利，损失很大，影响全局。”马光宗则向马鸿逵申诉：“马继援年轻冒失，指挥无能，致使宁夏部队吃亏，遭受严重损失。”就在这样重重矛盾下，揭开了咸阳的战斗序幕。
马继援在乾县得到第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从咸阳附近发来的电报说：“咸阳城内共军很少，西安空虚，现在我们夺取咸阳，直入西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目下攻取咸阳很有把握，如果我们青海兵团不先下手，首功定被别人（指胡宗南和宁夏兵团）抢去，那时悔之晚矣。”马继援听到这个报告后，大为赏识，遂命令马振武为咸阳步骑总指挥，集结第一九〇、二四八师和骑兵第八旅把咸阳城郭围定。下午3时左右，马振武与韩有禄、马英等于咸阳城西的一个村庄内研究攻城部署，会上马振武强调：“今天我们要竭力保卫团体，以报答长官（指马步芳）对我们的多年栽培。”又说：“夺取咸阳，直取西安是长官和军长坚定不移的主张，我们要在胡宗南和宁夏部队的面前，争一口气。今天下午开始总攻，要不惜一切牺牲，必须在明天早晨将第八十二军军旗插在咸阳城楼上，那时候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直入西安了。而我们的声威便可以轰动全国。”马振武的这些狂妄叫嚣，一时迷惑了大家，当即作了攻击咸阳城的战斗部署：
1.第一九〇师为西路攻击部队，从咸阳的西面，右起渭河岸，左至马家堡前端地区，为该师攻击区域。并令该师马文举营为警戒部队，担任泾阳一带的警戒任务；
2.第二四八师为北路攻击部队，从咸阳城北面，右起马家堡前端地区，左至张家堡一带，为该师攻击区域。并令该师骑兵团马全部为左翼警戒部队，协同第一九〇师辎重营迅速渡过泾河，向泾阳一带进行搜索，担任警戒任务，发现敌人时，竭力抵抗，万不得已时，可逐次退却，转移泾河西岸，进行防御；
3.骑兵第八旅为总预备队，在吴家堡、药王洞一带集结待命，可随时策应咸阳西北两路攻击部队；
4.长官公署直属炮兵队，在吴家堡一带构筑工事，完成火网，配合攻击部队，用炮兵火力施行掩护；
5.各师指挥所位置：第一九〇师设在吴家堡前端坟地一带，第二四八师设在杜家堡附近，骑兵第八旅设在药王洞，迅速完成各师之间的通信网，随时进行联络。
是日，各部队完成了攻击部署后，于下午5时左右，向咸阳城开始全面攻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一直到晚10时左右，西路部队利用强大的火力，才迫近到城根。北路韩有禄师不顾一切牺牲，冒着解放军强大阻击火力亦迫近城根，并占领咸阳火车站，控制了几个重要据点。看当时的战斗情况，虽有很大的损失，但进展还算顺利。马继援兴高采烈，自以为夺取咸阳有了很大的把握。遂又命令集结在醴泉东北赵镇地区的第一〇〇师星夜赶赴咸阳。当晚12时后，解放军主力部队从西安抵达咸阳，立即向马家军发动了猛烈的反攻，城内的解放军从西门、北门两路杀出，向西、北两面攻城部队猛力冲击，马家军阵营动摇，欲攻不成，欲退不能，致演成激烈的白刃战，人叫马嘶，震彻四郊。第一九〇师的马登霄团和第二四八师的韩小侠团首当其冲，死伤累累，副团长马荷天和营长2人、连长4人就地毙命，士兵死伤约达600多人。马振武看到溃败惨状，不敢再作抵抗，立即下令乘夜撤退，使马步芳父子夺取咸阳直扑西安的幻梦，立刻变为泡影。攻城部队在漆黑的夜里沿西兰公路狼狈溃逃。一路上人慌马乱，汽车炮车和驮运的辎重拥挤不堪，道路阻塞，官兵拼命夺路，向西豕奔，争先恐后，互相践踏，其溃败的惨状，可想而知。当时在醴泉东北赵镇一带担任左侧方警戒任务的骑兵第十四旅，正与解放军前哨警戒部队接触。马继援在报话机中呼叫该旅参谋长马尚武，了解泾河沿岸和王桥一带的解放军情况，答复是：“在泾河西岸以北屯镇一带的共军警戒部队，过泾河后，被我军压制于泾河东岸，王桥镇一带目前空虚，没有共军大部队，我军已派出情报人员，正向王桥镇以东进行侦察中。”马继援听后立即命令骑兵第十四旅强渡泾河向王桥镇进行扫荡，钳制解放军西进。并说：“我军已向咸阳发动全面进攻，第一〇〇师在你们的后面赵村一带，随时可取联络，互相策应。”是日下午4时左右，旅长马成贤使用一个团和一个直属营的兵力，强渡泾河。当第一团马海荣部和旅直属重兵器营马海彦部渡过泾河后，大小道路均被解放军截断，大片麦田被解放军灌满了水，迫使骑兵寸步难行，无法前进。团长马海荣正在徘徊焦虑之际，忽然发现解放军约有一个师的兵力，从王桥镇以北的口头镇一带，包围过来，并带有山炮，用密集的炮火向马家军轰击。这就迫使骑兵第十四旅从唐王陵地区溃退，这次死伤骑兵连长1人，士兵50余人，马成贤乘夜率部马不停蹄地一直奔回到赵镇附近，作短暂时间的整休。
七、救援淳化
6月14日，当骑兵第十四旅从唐王陵地区撤回赵镇附近，准备作短暂的整休时，忽又接到派去淳化的第二团马福魁部告急求援的来电。电报称：“共军约有一个师的兵力，从淳化县城分三路将辛店村的我军包围，企图歼灭，情况十分严重，我军准备突围，火速救援。”这时第十四旅自己也是溃不成军，人困马乏，自顾不暇，实在无能为力前往淳化辛店村救援。旅长马成贤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马继援派军部参谋长马文鼎率领马成骏的保安骑兵第二团赶到赵村，把这个骑兵团归由马成贤指挥，督促即刻出发，前去淳化救援。在无可奈何中，马尚武即令情报参谋白守彩，组织情报员又向淳化地区进行侦察。同时，旅长马成贤找了两名老百姓，在部队前面带路，星夜驰往淳化。在崎岖窄狭的小道上，忽而翻山越岭，忽而直下沟底，总算在15日下午5时左右到达了目的地，在辛店村以西的通润镇展开了战斗态势。这时搜索部队已进入辛店村，村里村外既没有马福魁的部队，也没有解放军的部队，只见在村外的田野里躺满着双方阵亡战士的血尸。并在村的右侧见到马福魁仓皇撤退时未及带走的170多名重伤员，他们在十几个土窑洞里一堆堆聚集在一起，气息奄奄地呻吟着，有的已停止了呼吸。经过侦察了解，才知道昨天夜间马福魁与解放军（一个骑兵师）双方激战了一整夜，于今晨4点左右，解放军方面不知何因，突然收兵不战，迅速撤退，马福魁才侥幸脱险。
马福魁团是于14日下午在淳化县城附近与解放军相遇发生战斗的，由于寡不敌众，节节败退，退到辛店村已被解放军三面包围，至晚6时左右，被迫就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午夜12时以后，大部分阵地已被解放军占领，三面炮火冲天，喊杀之声不断，整个辛店村燃成一片火海。在这紧急关头团长马福魁除了通过报话机急呼军长马继援、旅长马成贤救援外，自己在这九死一生之际，逼出了一条迷惑解放军的办法，他抽了一个连的骑兵，从辛店村西北角冲出，每个马尾上绑着一条野刺扫把，由通润镇向辛店村的土路上来往冲跑，弄得尘土飞扬，黄沙滚滚，使解放军误以为援兵已到，来不及进行聚歼，在拂晓前双方各退20里。15日晚侦察部队在辛店村以北。一个坡度很高的山岭上找到了马福魁团。16日早晨，除派一个团向淳化方向施行警戒外，另派旅直属部队清理战场，对400多具死尸和300多具马尸，都做了掩埋。在清理战场中又有几名士兵被死人手中的枪弹打死打伤（死者的手指还在扳机上扣着，清理的人一拉尸体或枪支时，枪弹即发）。这次辛店村战斗中，死伤官兵约350多名，战马200多匹。战场清理完后，马成贤唯恐又被解放军包围，匆匆忙忙率部分两路沿泾河返回邠县、长武等县。
宁夏兵团于14日接到马步芳的向咸阳攻击的命令，由于马步芳与马鸿逵之间的矛盾，尤其在进攻阳峪岭战斗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矛盾更加激化。所以马鸿逵为了保存实力，暗示宁夏兵团不去咸阳，向西后撤。马光宗照马鸿逵的命令行事，按兵不动。因而马步芳只得指示马继援率部后退。自从咸阳失败后，两马兵团节节溃退，使马步芳统治西北的形势，很快土崩瓦解，最后经固关、兰州两个战役，马步芳的反共势力就被全部消灭了。
（青海省政协供稿）
解放前夕的马鸿逵
马全良 卢忠良 马光宗 马宝琳[13]
一、与马步芳争夺甘肃军政大权
1949年3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因进行和谈，离开兰州，职务由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代行。当时，马步芳以副长官兼青海省政府主席驻西宁，他的部队第八十二军马继援部驻在陇东、平凉一带，骑兵第五军马呈祥部驻在新疆；马鸿逵以副长官兼宁夏省政府主席驻银川，所辖步兵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骑兵师及直属部队等都驻在宁夏；副长官马鸿宾所属第八十一军马惇靖部驻在宁夏中宁及中宁附近各地。在甘肃境内虽有国民党中央军周嘉彬、黄祖壎、王治岐三个军驻防，但甘、青、宁的局面，实际上为马家势力所左右。同时，郭寄峤自1947年主甘后，由于贪污横行，为各方所反对，已在甘肃势难立足。因此，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将由马鸿逵或马步芳继任之说甚嚣尘上。在此种情况下，马鸿逵野心大发，不甘坐失良机，遂由宁夏奔赴兰州，一面试探马步芳的动态，相机行事；一面拉拢甘肃大绅张维、杨思、水梓、王廷翰等人，俾为己用，并俨然以西北军政首脑自居，去电邀请青海之马步芳与中宁之马鸿宾来兰，面商西北大局。结果两马均以不能前来复电拒绝。马鸿逵的活动引起甘肃省参议员祁鼎丞等的反对，认为西北军政大权如操诸两马之手，汉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提出“宁愿留郭，不迎两马”的主张，进行反马活动。马鸿逵对这些人也进行了许多工作，千方百计地想法减少对他的阻力。
当时马鸿逵认为马鸿宾不争长短，无足轻重，因而对其态度是不即不离，最感头痛的乃是马步芳，认为是与他在西北争雄的唯一对头，因此一直在明争暗斗。有一天马鸿逵听到：马步芳为了争夺长官职位，不惜巨资，派人到兰州、广州等处大肆活动，即将达到成熟阶段。他感到对方既已活动占先，在一致反共的前提下，只好让步，另作打算。于是即与马步芳多方联系，约定在享堂（青海民和县属）会面。马鸿逵于5月上旬前往享堂与马步芳会谈结果，决定由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又决定由宁夏出兵两个军，与青海军队合作，一致反共。
享堂会议后，马鸿逵返兰时曾对人说：“长官是空名，主席是实缺，有地盘有实权，将来可以多征兵。”接着他履行会议协约，一面电令宁夏出兵，一面电国民党中央，拥护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官。5月18日中央准如所请，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当时郭寄峤正因公离省。马步芳到兰就职后，得意忘形，除借献礼为名，向各处勒索马匹，攫取财物，积极扩充实力，坚决与人民为敌外，又日夜花天酒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这时，马鸿逵为了促使马步芳早日履行诺言，日夜登门访谒；而马步芳得陇望蜀，长官到手，又想主席，密派其亲信马绍武（青海民政厅长、C.C分子）前往广州继续活动，自己则避往西宁，对于享堂之约，竟置之不理。马鸿逵发现马步芳的阴谋后，愤怒异常，大骂马步芳背信弃义，并命令正在前线作战的宁夏兵团撤退。同年7月，马鸿逵亲自由兰州飞往广州，向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大发牢骚。接着又飞台湾向蒋介石诉苦，并看过在台湾新置的房产后，又飞香港，进一步布置逃亡事宜。原来马鸿逵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为战犯后，就日夜惶恐不安，早与陈纳德密商，准备携带眷属、黄金逃跑。同年8月间，行政院发表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并电调马步芳去广州，意在消除二马隔阂，俾其一致对付解放军，在西北负隅顽抗，作垂死之挣扎。这时马步芳亦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只有借重马鸿逵，才可苟延残喘。于是在接电后，即约请马全钦[14]一同飞往广州，向马鸿逵说情调解。最后二马言归于好，决定同机返兰。但马鸿逵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大军节节逼近兰州，逃离之不暇，哪有心情再回兰州。他对人说：“回去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因而一夜之间，又变更与马步芳同机飞兰的计划。第二日清晨临上飞机前，马全钦还在广州爱群酒店，一再劝说，不唯无效，反而断然与马步芳决裂，从此二马分道扬镳。马鸿逵即飞回宁夏布置善后去了。
二、青、宁两兵团联合扑陕与败退
1949年5月，马鸿逵的部队扩充为宁夏兵团，由马敦静（马鸿逵的次子）任兵团司令；卢忠良为赴陕军指挥官兼第一二八军军长，辖第二五六师（师长马福元）、第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保安第三纵队（司令周福财）；马光宗为第十一军军长，辖第一六八师（师长马清）、第二纵队（司令马义忠）、第四纵队（司令马全忠，留驻中宁）。另有骑兵2个团，炮兵2个营，共计兵力约4万人左右。宁夏兵团于1949年5月下旬，全部进入甘肃平凉一带与青海兵团会师陇东。当时驻在陇东的青海兵团辖第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的3个师和第一二九军（军长马步銮）的2个师。另有骑兵2个旅，炮兵2个营，共计兵力为6万多人。这两个兵团统由马继援指挥。
当宁夏兵团到达陇东之初，马鸿逵由兰州到平凉，集合两个兵团的部队讲话，他说：“以整个西北来说，青宁不分，应一致团结，保卫大西北。”马继援接着说：“我们这样多的军队，不论什么样的敌人，没有个打不退的。”讲话之后，马鸿逵又对我们说：“我的意思在平凉一带设防，阻止共军西进。但马长官（马步芳）要军队前进，攻取西安。现在不能不去，你们积极准备，即时出发。你们这次出去弄不好，就把敌人引进来了。比如桌子上的一点水，你不逗，它不动，你画一个道道，它跟着就来了。”又对卢忠良说：“宁夏军队到达咸阳，就算完成任务，决不过咸阳河。对共产党不打硬仗，要保存实力，就是将来投降共产党，也有本钱。”马鸿逵在平凉住了一夜即返回兰州。临走前还给每团发了100元硬币，给指挥部200元硬币。马继援也给团长以上军官每人送马一匹。马鸿逵返兰后，与马步芳一同派马全良到前线去。临行时马鸿逵对马全良说：“马继援把卢忠良支到前线去打硬仗。你去了对卢忠良说，不要打硬仗，要保存实力。”马步芳对马全良说：“马继援年轻经验少，你去要多帮助，并在两个兵团之间，做好联系。”
当时青、宁两兵团的军事布置是，宁夏兵团分两路向兴平、咸阳前进，第一路由马光宗率领，取道长武、邠县、永寿，沿西兰公路前进，第二路由卢忠良率领，取道灵台、崔木镇（在麟游东北）沿公路左侧前进。青海兵团沿泾河左岸向咸阳前进，其中第一二九军后续到达邠县、长武一带集结，为总预备队。到5月下旬，第八十二军先头部队到达大小竹杆，第十一军先头部队到达监军镇。据侦悉，解放军大部在醴泉、乾县、兴平一带防御警戒。第十一军第一六八师第五〇三团进攻阳峪岭，激战一日，伤亡甚重，第八十二军，骑兵第八旅在大小竹杆接触，亦被解放军炮击，损失很大；第一二八军第三五六师第三团在关头镇接触后，战斗3小时，解放军有计划地向后撤退，第一二八军遂即进军乾县。但马继援对情况估计错误，认为解放军败退，起了抢先争功的念头，于是冒险挺进，越过第十一军的防线和第一二八军乾县防线，向咸阳急进，企图直取西安。不料第一二四师和骑兵第八旅猛攻咸阳[15]，激战一昼夜，伤亡惨重，遂败退醴泉东北一带休整，第一二八军便接替了醴泉、咸阳的防线。这时马步芳电话指示要宁夏兵团马光宗部迅速前进，攻打咸阳。马光宗以攻击阳峪岭时损失甚大，需要休整为词，表示不愿前进。马步芳颇不满意，并将电话机摔下。实际上在这以前，马鸿逵曾电话指示马光宗部不要前进。当时马步芳和马继援的意见，要将宁夏兵团主力，布置在乾县监军镇一带，而卢忠良建议将主力撤退至永寿山区，前头部队在乾县监军镇一带布防。双方意见尚未一致，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已进至咸阳、醴泉、乾县等地，牵制青、宁两兵团，掩护主力部队围攻胡宗南部。在这种形势下，宁夏兵团的第十一军撤到永寿梁；第一二八军撤到崔木镇、邵寨、灵台等地。青海兵团也跟着撤到永寿一带。7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攻势，大军西进，将扶郿一带胡宗南部包围，青、宁两兵团奉命抽调部队赴援。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和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出发到崔木镇时，第一一九军王治岐部已被歼灭，救援未成。
宁、青两兵团虽然归马继援统一指挥，但在幕后仍由马鸿逵、马步芳各自操纵。如马鸿逵要部队撤退，而马步芳则要部队在永寿一带顽抗，因而两马矛盾日见激化。不久马鸿逵坚决命令宁夏兵团撤至平凉。这时副长官刘任代表马步芳在静宁县召开会议，研讨防守问题，参加者有马继援、卢忠良、王治岐、周嘉彬等。会上宣布长官公署决定，将宁夏兵团改为陇东兵团，任务是死守平凉一带，青海兵团改为陇南兵团，任务是防守陇南一带。虽然作了这样的决定，同时马步芳又指令卢忠良为陇东兵团指挥官。但宁夏兵团并没有死守平凉，卢忠良也复电拒绝接受指挥官的任命，而率队一直向宁夏撤退。青海兵团也没有去防守陇南，而一直向兰州撤退，8月1日，宁夏兵团正由平凉撤到瓦亭、三关口、任山河时，马鸿逵的甘肃省主席发表了，于是又命令部队在三关口一带抵抗一下，阻止解放军西进。但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两路进攻，激战两日，宁夏兵团就伤亡很大，向后溃退。当解放军挺进固原时，宁夏兵团已全部撤回宁夏。
三、马鸿逵重新部署，企图做垂死挣扎
1949年8月中旬，马鸿逵由广州飞回宁夏后，对群众和军政人员讲话时说：“大家安居乐业，宁夏不放枪，我们有办法。刘志丹对共产党有功，我曾对刘志丹有好处、有关系（指大革命时期刘曾任马鸿逵部政治部部长，宁、汉分裂国民党清党时，马资助刘离开）。”并对我们说：“我可坐飞机上北平找毛主席。”接着又说：“这不行，钱挤光了老命还要送上。这样做，将何以对蒋先生？”卢忠良说：“旗子我们搭，你不要出头。”马鸿逵再没有吭气。最后他又说：“我们把下马关（同心县属）的解放军排出去后，再和共产党讲条件。”可见当时因大势所趋，马鸿逵的思想有所动摇，但他毕竟对共产党是非常仇恨的。为了做垂死挣扎，他积极整军备战，将保安总队、保安师加以改编，全直隶属于各军。在原有的第十一军和第一二八军之外，又自行增编了一个贺兰军，并解释说：“取岳武穆《满江红》一词中‘踏破贺兰山阙’之意，是有历史意义的。将来失败，还可以到贺兰山去打游击。”同时，将各军从新改编调整。第一二八军军长仍为卢忠良，副军长马宝琳、何晓廷，辖三个师：第二五六师师长马福元，第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兼），保三师师长周福财；第十一军军长仍为马光宗，辖三个师：第一八九师师长马世俊，第一六八师师长马清，保安第四师师长马全忠，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马英才、王伯祥，辖三个师：第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兼）、保安第一师师长王有禄，保安第二师师长马义忠；骑兵第十师师长马敦厚、副师长马文炳，辖两个旅。此外，还有骑兵独立团、骑兵独立营、炮兵团、特务团、教导团、三个独立特务营、一个宪兵连以及流窜到宁夏的伪蒙军李守信支队、三边张廷芝的保安团等；再加上卫宁保安司令秦福成，金灵保安司令马得贵，宁朔保安司令马英建、平惠保安司令周定邦等所率的地方国民兵等，全部兵力约8万余人，仍以其子马敦静为宁夏兵团指挥官。而在军事上的布置是：第一二八军全部防守河东一带，第十一军防守银川一带，贺兰军防守河西、宁朔一带。
这时兰州情势紧急，马步芳要求宁夏派兵赴援，并派其秘书长马骥到宁夏洽商。马鸿逵乃组织援兰兵团，其行动部署是：第一二八军、贺兰军附有骑兵炮兵进援兰州，计划集结靖远后，斜插西兰公路，以解兰州之围；卢忠良率主力到达中宁附近，先头部队进到甘肃海原县属长流水、兴仁堡一带，马全良到达兴仁堡，即停止观望，马鸿逵并借故向马步芳索要军用物资。第十一军附有骑炮兵进击固原，计划截击解放大军右侧，先头部队到达吴忠堡。8月26日兰州解放，第一二八军遂撤至金积、灵武一带，贺兰军撤至中宁一带。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下定决心，要在宁夏采取“打光、烧光、放水”的办法，顽抗到底。并说：“将放弃的地方，一面放水，一面烧仓库，节节抵抗，直至军队打完为止。并控制好飞机场，以便最后派飞机把你们接出去。银川城内放火时，先由我的公馆烧起。”又在对当时的党政军绅各界讲话时说：“宁夏要效法太原阎锡山的办法，抵抗到底，就是损失尽净，也在所不计，最后阎锡山还不是当了行政院长吗？”
8月下旬，马鸿逵因蒋介石电召，乃由宁夏飞往重庆。临行时将军政大权交给他的儿子马敦静，并布置由卢忠良部攻击下马关的解放军。同时马敦静在吴忠堡召开会议，参加者有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马宝琳、马英才等。会议决定：（一）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占领牛首山阵地；（二）在必要时执行马鸿逵的放水计划；（三）各守防线，坚决抵抗；（四）从新调整各军建制，即将原贺兰军王有禄师带两个团归第一二八军指挥，原第十一军马全忠师归贺兰军指挥，骑兵师第一旅归贺兰军指挥，第二旅归第一二八军指挥。马鸿逵到达重庆后，又派其参谋处长张蔚野由重庆飞回宁夏，带回一封信，信上指示：宁夏军队应经过固原到川边靠近胡宗南；团长以上军官的眷属，送到四川。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执行。接着他又以电报指示我们，决定死守宁夏，让我们表示态度。大家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命令，就是最后剩下一人一弹，绝对抵抗到底。最后他的布置是：第一二八军全部，配附王有禄部一个师（只有两团）、马全忠部一个团、张廷芝部一个团、李守信部、骑兵一个旅和地方民兵防守河东；第十一军（缺一个师）防守银川一带，作为总预备队；贺兰军（缺一个师、一个团）配附骑兵一个旅，防守河西、宁朔一带。
9月上旬，马鸿逵的长子、骑兵师长马敦厚公开携眷逃走，离开宁夏。当时就有人料到，这是马鸿逵布置好的，让一个儿子明走（指马敦厚），一个儿子暗走（指马敦静）。在马鸿逵及其宁夏兵团濒于崩溃的时候，他虽然一再布置，强自挣扎，但实际上已是色厉内荏，毫无办法，所以最后只有抛下部队不管，全家一逃了事。
四、宁夏解放的经过
当马鸿逵还在宁夏时，韩练成（当时兰州军管会副主任）曾致函说明当时形势，劝告争取接受和平，但被马鸿逵父子拒绝。到9月初，兰州解放军派和平代表团到宁夏进行和谈，马敦静又派其亲信严密监视，不准其他人随便与和谈代表接触。9月10日，马敦静在仁春渡（黄河渡口），召集卢忠良、马全良指示说：“赶快送走团长以上眷属，烧仓库和公馆，把部队向甘肃河西（武威、张掖、酒泉一带）拉，运不走的枪炮丢到黄河内。”这个指示遭到拒绝。之后，马全良以电话商约卢忠良到仁春渡会面商谈，一致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马鸿逵业已逃跑，其子马敦静也正准备出逃，只有投降才是出路。遂决定一面派马全良部参谋长郑毅民等前往中宁与解放军联系，一面电话向马敦静提出意见，请重新召开会议，共商大计，并主张采取坚决态度，投降共产党，以求出路。9月17日，徐永昌因去包头经过宁夏，卢忠良、马全良、马光宗还有马敦静前去探望，借以了解大局情况。徐说：“三年后才能反攻”。大家心情更为沉重。9月18日徐永昌飞回宁夏，当晚马敦静召见马光宗谈话时说：“徐永昌回来谈，绥远情况不好，部队靠不住了（意指起义）。现在我们宁夏不能守，赶快将部队由山后（阿拉善旗）向河西撤退，与河西的中央军一同防守河西。”马光宗说：“运输困难，一切无法接济。”马敦静说：“可由骆驼运输。”谈话之间，马敦静心神不安，言不由衷。马光宗出门后，侦悉马敦静有逃跑的消息，即写信给卢忠良说明马敦静的情况，并表示若马敦静逃跑，便决心接受和平，请卢采取一致行动。9月18日晚，卢忠良由电话上催请马敦静速在仁春渡再开会议，共商大计，马敦静立即拒绝，并对人说：“马全良靠不住，卢忠良变了。”9月19日清晨，马敦静就搭上徐永昌的飞机逃跑了。
在前线方面，9月19日拂晓，解放军将青铜峡宁夏守军第三五六师第四团的一个营击溃后，于20日下午逼进金积县附近；保安第一师的两个团在秦坝关接触后又被击溃。当时情况十分不好，遂将汉渠掘开放水，于是金积西南一带的村庄、房屋、田禾以及公路，全被水淹，损失极重。21日拂晓，人民解放军又在吴忠堡东南击溃了周福财的保安第三师一个团。
19日上午，马全良、卢忠良、马英才等人曾在仁春渡口开会，会议决定：即行停止战斗，通电求和，禁止放水、放火，保护地方安全，保护物资。在通电的领衔问题上，马全良提议卢忠良，卢忠良又推马全良。同时卢忠良由电话通知马光宗：“我们开会同意你的来信，决定和谈。”马全良又以电话给马光宗说明会议内容；于是马光宗即将飞机场所落蒋介石的飞机一架扣留，准备交解放军接收。
我们的和平通电是9月20日发出的，大意是：为了免除人民遭受涂炭起见，即日停火，接受和平，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听候处理。通电署名的是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马宝琳、马英才等军师长。9月21日即接到彭德怀司令员“马酉”复电，并指示与杨得志司令员接洽。22日上午，我们推派卢忠良为全权代表，马光天、马廷秀为代表（马廷秀代表宁夏省政府），于9月22日下午前往中宁与杨司令员会晤，23日下午2时签订和平条款如下：“（一）所有宁夏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当代表等于24日由中宁返回时，宁夏部队完全自散。在这之前——22日夜间，马全良、王伯祥曾带随员过河东到吴忠堡与解放军第六十四军曾思玉军长见面，欢迎解放军早日进城；23日下午由城内派汽车40多辆迎接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当晚冒雨进入银川，以维持社会秩序。
五、宁夏部队逃散和银川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
人民解放军在9月19日进入青铜峡后，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直逼宁夏重镇吴忠堡。这时，被击溃的宁夏河东部队，纷纷向黄河以西逃跑，散兵到处呼唤“枪丢下，回家去”。而黄河以西的宁夏骑兵旅先行逃跑，影响所及，在很短期间内，全军便逃散。由于马鸿逵统治时期，以双丁抽一、三丁抽二、五丁抽三的办法，强派壮丁，又将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青壮年，一律编为国民兵，集中兵营训练，并由纵队编为保安队，又由保安队编为正规军，几乎成为全省皆兵，对于逃兵，捉住即就地枪决，同时逃脱一个兵，罚兵两个，逃脱一个官，罚兵五个，罚的办法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因而宁夏人民对于当兵，怨声载道，因兵役而倾家荡产、逃亡他方者比比皆是。在马鸿逵统治下，不论官兵，犯了错误，轻则是打皮鞭、揭背花、敲骨拐，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重则枪毙，置诸死地。因此宁夏士兵的不满情绪，虽然普遍存在，但慑于淫威，只有俯首帖耳，任其蹂躏。人民解放军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已深入人心，对于瓦解反动军队起了很大作用，在解放军迅猛进军中，宁夏部队分崩离析，全部逃散，自是必然趋势。
9月26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银川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呼，真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解放军自南门入城，经过东大街、鼓楼、西大街，而出西门。当人民群众看到解放军严整的军容和精良的武器时，高呼口号，燃放鞭炮，手舞足蹈，欢腾若狂。从此，宁夏人民摆脱了马鸿逵多年来的血腥统治，回到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怀抱。
（甘肃省政协供稿）
新疆“九二五”起义纪实
陶峙岳[16]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到现在已是30多年了。近年来，有关这段历史的文字记载，各地书刊发表者甚多，但多是一枝半叶，不但不相联属，且与当时实际情况，如时地、过程、人物和内容等，每有出入。我是当时当事者之一，了解较多，认为有必要作一次有系统、较详尽的追述。但年老健忘，下面的记述，遗漏当不在少，希各方有关同志加以补充和指正。
一、新疆和平解放前的一般情况
我于1946年和1948年两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在这前后约四年的时间里，对于新疆的历史、地理、民族情况、国际关系和风俗人情等，作过一些研究并取得一些粗略的了解，我就任之初，感到自己肩膀上有三副重担：
（一）保卫边疆、国家之领土主权，不容有任何外来侵犯；
（二）维护民族团结，消除各民族间隔阂和仇视，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新疆，才能有巩固的边防；
（三）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任何动乱，使各族人民在和平安定中生活。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关系复杂，这是人所周知的。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从1943年盛世才在新疆政治投机失败后，国民党势力伸入新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许多不得人心的举措，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武装革命，于1945年9月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紧张。当时张治中将军被派来新，经过缜密考虑，认为新疆问题只能遵循和平道路来解决。经过与各有关方面的联系，继之以艰苦的努力和曲折的谈判，卒于1946年春夏间与伊、塔、阿三区代表达成协议，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因此，两军隔岸对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
但新疆危机是随时随地埋伏着的，一触即发。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破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势一时再陷于僵局。张将军深感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的危险，他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首先是军事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1948年8月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来新，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这个总司令部是1946年成立的，我是首任总司令，后由宋希濂继任。当我再度来新就职时，张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的出路问题，已是心照不宣，彼此有了默契。1949年春，新疆省政府也已改组，撤换了麦斯武德的主席职务，而由包尔汉继任主席，藉谋与三区关系的改善及和平局面的恢复。
还要说明一下当时新疆的军队情况。自国民党势力伸入新疆以后，截至解放前，国民党驻新部队，分属两个系统，一是青海马家系统，一是国民党的胡宗南系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骑兵第一师所辖第一、二两个整编旅，是属于马步芳系统的，整编第四十二师所辖第一二八、六十五、二三一、骑四、骑九第五个整编旅和整编第七十八师所辖第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第三个整编旅，是属于胡宗南系统的。其余还有空军第二五九中队，联勤总部所属驻新供应局等。这些国民党部队的人事、经理，尤其是指挥权，都为西安、青海所遥控。警备总部与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隶属关系，无事时还能维持一种礼节性的接触，有事时则各为其主，各行其是了。这些骄兵悍将，思想顽固者居多，稍有见识，能关心国家前途者为数甚少，这是新疆和平起义的一个大症结。因为我不是黄埔嫡系，与马家更无渊源，对此情形，只能隐忍处之。
二、艰危中的奋斗
国内形势，自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后，国民党的崩溃和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李宗仁的代理总统及其一切活动，已是最后挣扎的尾声，无关全局。到1949年八九月间，继西安、兰州解放之后，时机紧迫，新疆何去何从，犹如临产前夕，一切都要作出准备。但是，我考虑到，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的对比，实以后者居多，要扭转这种逆境，是十分艰危的。
第一，当时国民党的嫡系及其军事力量，还充斥全疆，我以一个光杆司令，日处危城，还得和他们虚与委蛇，不敢稍露痕迹，稍露痕迹则启人疑窦，激起变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临到8月上旬，我对起义问题，仍没有表态，这不但引起不少人的怀疑，也几乎引起了陶晋初的误会，使他愤而要求离职。
第二，远在1948年年初，李宗仁就曾电令新疆部队除留一个旅维持地方秩序外，悉数东调，其后广州方面，也多次以此为言，并曾先后令我去南京和广州述职。由于要对起义作各项安排，我只有采取拖延之计，以争得时间，所以我当时对李的复电，是历陈部队不能东调之理由，如东调则全疆空虚，全局瓦解等；对广州方面，则举出东调之困难重重，并提出一些要求，如车辆、补给、薪饷等。我曾要求先发800万银元，作为薪饷和开拔费，我判断这是广州方面无法办到的。我采取这个办法，果然达到了赢得时间的目的，从容布置，使起义卒底于成，但这是一着险棋，稍有暴露，则不但个人牺牲，起义全局也就同时破灭了。在此期间，马步芳也曾电调骑兵第一师去青海，宋希濂曾电调军官训练班入关，都是调去参加内战，对新疆施加了一些压力。
第三，在应付各种重大问题的同时，有若干看去似乎是小事而关系甚大可能影响全局者，不能不考虑周到，如玉门油矿之安全问题；军官训练班（即军九分校）之人事调配问题等。玉门油矿，是全疆部队能源命脉，眼见外油即将断绝，如果玉矿遭到破坏，则全疆部队陷于瘫痪，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我当时的措施是以总部警备团的两个营，由团长毛熙玙率领驻安西看守甘新大门，而另派第一七八旅的两个营由副旅长刘抡元率领，进驻玉门矿区，担任警卫玉矿全责。这两个营除给养由酒泉补给区负责外，我当时的命令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指挥调遣。解放后的事实证明，玉门油矿之得以安全无恙，这步棋是成功的。
关于军官训练班的情况，我久已知之甚详，该校学员，都是国民党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而以下级军官连排长为多，由于长期反动思想的灌注，反共恐共的思想，是十分浓厚的。这由刘孟纯有一次在该校讲话（流露和平倾向）被逐，可以充分证明。刘是当时长官公署兼省府秘书长，地位颇高，而竟遭吼斥，情形是严重的。现在不让他们入关参加内战，留在新疆，使局势更为复杂，应予以迅速改变。因为这些偏激分子，如果扩散到部队里去，是会对起义工作增加许多困难的。当时该校领导者能力欠强，所以我将总部参谋处长文升乔调去任教育长，并作了一些其他措施，算是稳住了阵脚，此后再未发生鼓噪事情。这两件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事，这里不能多作赘述。
第四，起义前的赵锡光，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赵的同意，一致行动，那将是不可想象的。赵与我同事有年，私交甚笃，他在政治思想上虽谈不上明朗，但要求进步，不甘随俗浮沉，同流合污，是我所深知的，他出身于云南讲武堂，因为不是黄埔嫡系，在胡系下面处境孤立，与我是声气相通的。我于8月15日左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偕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约赵会晤于焉耆。我和他密谈了数小时，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密谈结果是他完全赞成起义部署，不愿部队内调参加内战。我们当时约定，一切行动，南疆由他负责，北疆由我负责，并决定成功之后：（一）部队如数交解放军；（二）两人解除一切职务，解甲归田；（三）请求部队不要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避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酿成祸乱。此外，别无要求。因为时机紧迫，我匆忙赶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在认真分析考虑上述四种情况并精心肆应以后，我便着手与驻新各部将领会谈的安排，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当时马呈祥一切听从青海的指使，其部属大致都是跟随他的。叶成、罗恕人，还有其他一些国民党部队将领，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他们与马呈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共，而其中罗恕人与马呈祥，还加上一个特务头子，当时的警察局长刘汉东，勾结甚牢。这种情况，多年以来，我是十分了解的。至于叶成，因为他是陈诚的亲戚，浙江青田人，又是侍从室外调的，虽然反共立场和马、罗等是一致的，但平时在行动上和他们不过依违其间，似乎是一个独立派。尽管他是一个师长，却又似乎是他们的追随者。我要和这些人进行谈判，在技术上，不能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又不能绕太大的弯子，言不对题。好在这时部队内调问题，又复重提，他们并多次以此为请，我抓住这个题目，乘机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打开谈判缺口。当然，谈来谈去，不可能得出遵命内调的结论。因当时局势已无内调可能，这是他们多数人的一致看法，非我一人一己之见。这就增加了我对上拖延的勇气，而交通困难，给养不易，军饷数字庞大等，我就更加振振有词了。当时我敷衍住了南京以后又应付住了广州的压力，并拒绝了赴南京、广州述职的命令，便以全副精力来进行第二步的谈判。
前面已经谈到，彼方的情形是以马、罗（刘）为核心，叶则依违其间。而实际以罗恕人为主谋，出谋策划，处于军师地位。这些人，要他们在政治上作180度的转弯，自然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在谈话技术上考虑到，既要有分量，能触动到他们的神经深处，又要十分婉转，不能稍带刺激，避免决裂。是非、好恶、利害三者都应该谈，但前二者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只能在后者——利害上找突破。前面又曾提到，内调是绝不可能的，那么，根据当时全国形势，结合新疆特点，新疆怎么办？从这里谈起，分析利害，推测前途。日日谈，夜夜谈，从早至晚，通宵达旦，无非是希望他们放弃内战打算，从而不致延误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这个谈判，在我家里持续了一星期之久。谈来谈去，还是谈不出具体结果。
由于时机急迫，兰州已临近解放，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子说亮话了：“各人有各人对问题的看法，我不应干涉各人的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得失，感情用事，只凭冲动不凭理智去应付任何事态尤其是军事变局都是十分危险的。拿目前新疆局势来说，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周详，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走战争的道路，那么，后勤上既无准备，战斗上又不能稳操胜算。我们的部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而现在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一幅严酷的画图，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一定要放弃和平，点燃战火，则十万官兵，盲目牺牲，人民流离失所，地方秩序大乱，还要引起民族仇杀，这些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如果我们到了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徒然自走绝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饶恕我们，那又何苦乃尔？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似已触动了他们的痛处，所以对我未表示若何反对，但亦未表示若何同意，只从罗恕人淌下眼泪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仍在摇摆、混乱、矛盾之中。当然，脱离部队，交出权力，为他们自己打算，是十分不容易即速决定的，针对这种心理，我初步透露了当尽量满足他们物质上的要求，因此事态似有急转直下的趋势。由于过度疲劳，谈判暂时松弛一下，他们则各作自己的安排打算，我则处于更加繁忙紧张之中。
三、黎明在望
截至1949年9月，即酒泉解放的前后，出现了一些于和平有利的情况，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党中央联络员邓力群于解放前不辞艰险由苏间道来新，是一件非常及时、令人高兴的事。他带来了张将军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策，带来了力量和希望，新疆和平解放之取得胜利，是与这件事分不开的。邓到新后，与我们即速取得联系，从此打通了与北京联系的渠道。使我们的行动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况当时也是十分令人关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国民党部队在兰州、西宁相继溃败后，第九十一、一二〇两个军拥塞于高台、酒泉之间，有直叩星星峡大门之势。当时最高指挥官是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其人虽极圆滑，却是一个死硬分子，是难以对付的。适此时他由高台赴酒泉的途中，因撞车受重伤，不能任事。指挥权则由副参谋长彭铭鼎取代。彭与我相处有年，公谊私交，彼此极为了解，他进步心切，觉悟较早，与我早有联系，有他运筹决策，把守住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不被破坏，我是十分放心的。而当时的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均支持彭的行动，参与机谋，对起义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对于这三位同事的功绩，我们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写到这里，不能不于此处提到刘振世此人，他与我也是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他与陶晋初、曾震五、彭铭鼎诸同事也都是密友。他于瓦子街战役被俘后，经过教育，进步很快，此时任解放军高参，随彭总进军西北，任联络员。他和彭铭鼎在高台会晤，故旧重逢，畅谈形势，增添了对和平起义的力量；后来他个人先解放军进入迪化市，沟通解放军和起义部队之间的联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所以他的功绩也是不可抹杀的。我经常说：“九二五”起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应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外，是一切大小有利因素凑合成功的，上述数事，便是实际例子，尽管这些因素，在当时还不处于重要地位。
一切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有伏的，我和叶、罗、马等的多日恳谈，虽说没有作出具体决定，也就是说和与战还在未知之数，但和的势头已占上风，可能来一个急转直下。谁知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大约20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叩门，向我报告：“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的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宵小，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特来报告，他们限我于半个钟头内回去。”我想叶之来告，说明我们之间还有几分感情，还不致顿时决裂，当即留叶。并电话约罗、马来谈，语极恳切，他们果即来我家，我就单刀直入：“你们要捕人，捕了之后，第二步怎么办？新疆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吗？这样，于你们有什么便宜？”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断续而言：“我们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折……”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痛苦所在，无非是基因于个人的打算，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只凭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太危险了。这个道理，我已与大家多次谈到，不用多谈了。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大家考虑问题，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相对涕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部队也好，大家仔细考虑一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他们在无言中表示默认，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度过。捕人的事，他们再未提及，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幸未撕破脸皮，留有余地，以后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身匹马地闯进老满城骑兵第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误以为我对他们不怀好意，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这表示出我对他们的亲善，他们也就释然了。我趁机对他们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比昨晚更深切些。当时我考虑到，这次谈话，无异是最后谈判，成败利钝系于这一着，在技巧上必须做到寓舌剑唇枪于苦口婆心之中，当时是十分难以措辞的。还算万幸，我说的话，为他们首肯，都露出笑容，甚至推想到我以后的行动会如何如何，也由他们说了出来，当时气氛缓和过来了。不过，他们对我的心事的估计错误，纯系从个人名利思想出发，立场不同，看法各异，这是不足为怪的。
经过这次恳谈，我当时判断他们的攻守同盟已经动摇，在各自为谋的情况下，可能不会再出现大的波折。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后来，在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复经刘汉东的劝说，局势趋于稳定。前面已经说过，刘是警察局长，与马、罗交结最深，他之所以从中劝说，是由于他自己急欲逃窜，如果马、罗等不走，他是不能擅离的。
在此关键时刻，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获得解放，马家盘踞数十年之巢穴，全部摧毁，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的家属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并获悉马步芳于最后逃往香港时，还带走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5万元（例由青海拨付），使马呈祥甚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在此内外影响之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向我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露出曙光，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除此以外，当时是别无良计的。
事后多年，也有少数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他们逃走，这样做，是放虎归山，其心不可测。诚然，站在某一个角度说话，此说确有其一部分理由。但是，如果了解到他们的一贯作风，了解到当时的整个局势，了解到当时我们的处境，持上述看法者当会哑然自失的。姑不论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如何艰危，但不响一枪，避免了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灾难，避免了双方军队的流血牺牲，避免了各民族之间的纷争乃至屠杀、分裂，这样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何况，当时部队情况十分复杂，问题甚多，仅以军饷问题来说，就可以酿成变乱。因为当时法币已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而到6月份止，军饷已分文未发，如果有人乘机煽惑，变乱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的，而罗恕人早已扬言要火烧迪化，屠杀全市人民，据报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动手，这两股逆流如果汇合起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我的责任所在，能不预见及此，预作绸缪吗？再者，当时许多人事关系，也是很微妙的。叶成曾当面告诉我，蒋、胡对他们仍不断来电，指示行动，但他们认为“大势已去，不能有为”。看样子，叶成还是和我靠拢的，但马、罗二人，仍不时有倔强的表示，与我不即不离，叫他们赞成起义绝不可能。所以，不让他们循南疆径往印度，离开部队，交出军权，一旦横生枝节，事情是很不好办的。经过这么多日的谈判、开导，总算取得了成功，今日回忆，真有如梦寐。
叶、马、罗、刘还有一些特务系统人员和他们的眷属，于9月24日离迪南行，叶成是25日晨才走的，他走到阿克苏，被人枪伤左臂，这是一个插曲。他们走后，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25日发出了。
新疆终于获得和平解放，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至今回想，这一段历史过程——从酝酿、筹谋、安排、部署直到成功，都是通过斗争才取得的。其时正当第一次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尤其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殷切关注，是这次成功的最大决定因素，而张治中将军的有关指示特别是9月10日他奉毛主席指示由北京发来的电报，对我们晓以大义，并嘱及时行动，对部队此后安排，指示周详，其殷切关注之情，是永远难忘的。我于16日收读此电，感奋之余，觉得光明在望，一切行动增添了无穷力量，所以也就一往无前了。尤有不能已于言者，在此一过程中，有关军事、政治、外交、策略和方法等，绞尽脑汁，担当危险，陶晋初、刘孟纯、屈武、梁客浔、刘泽荣等人，均各有程度不同的卓越贡献。而尤以陶、刘二人，真是冒险犯难，奋斗到底，不计疲劳，置生死于度外。二人现在均已辞世，其音容仍不时浮现于我的脑际，说他们刚毅坚强，正气凛然，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四、高唱凯歌
25日通电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给起义部队将士复电。当这些复电在报纸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和全军将士，真是无比兴奋。他们意识到，他们将愉快地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数百年来的新疆动乱，和一切反动势力，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新的局面一经展开，许多问题亟待请示解决。为此，我和郝家骏于10月6日到达酒泉，向彭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和二军政委王恩茂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进行会晤并作有关部队和地方实际情况的汇报。彭铭鼎、曾震五已先我到此，我们受到了热烈亲切的接待。因为是初次接触，我当时抱定两个宗旨，即个人无任何要求和绝对听党的话，此后也一直如此。在王震将军亲自主持下，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的实际数目，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待遇，与解放军毫无差异。当时番号定为第二十二兵团，改编工作，到1949年年底，在上级领导和解放军兄弟部队的帮助下，全部完成。从此，起义部队归入到人民部队行列，废除了旧制度，建立起新制度，阔步前进，开始了我们的新生！
当时有关解放军由酒泉西进的运输问题，也依照王震将军的规划安排，由原驻疆后勤机关现有车辆、油料、器材等尽可能提出部分供应，以便于解放军输送，加速解放军到达天山南北，这对后来新疆局势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于10月20日到达新疆首府迪化——现改称乌鲁木齐，其余部队也陆续分别进抵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当新疆各族人民见到了自己的军队，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这种热烈情况，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我在酒泉待了三天，随即返回迪化，快要到达时，驻军的一个排盲目地企图逃窜。由于少数官兵不了解情况，盲目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下车，和他们进行谈话解释，很快使他们觉悟过来，返回原部。其后新疆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骚动，如库车事件、哈密事件等，均迅速平定，对大局没有发生影响。
由于彭副总司令和张治中将军到达新疆，人心日益安定，社会秩序井然。其后在王震司令员、王恩茂、张仲瀚政委的领导和筹划下，第二十二兵团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兴修水利，开辟农田，经营副业，发展多项经济，人工创建石河子新型城市等，不畏艰苦，顽强奋战，南泥湾的精神，再现于当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954年，第二十二兵团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及一部分解放军老部队合编组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务更为艰巨，奋战精神，有增无减，辉煌成绩，喜讯频传，如今粮食总产量已突破20亿斤，尤其令人欣慰。我以垂暮之年，虽不复能亲临各个战场，与诸同志共艰苦，同奋斗，仍当以最热烈之心情，伫听我兵团各条战线最伟大的胜利消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供稿）
酒泉、新疆起义经过
曾震五[17]
1948年夏，张治中将军提任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我任第八补给区司令，我便约陶晋初同志到南京相晤（陶在来南京前，曾至香港接洽），由他去任陶峙岳的参谋长，进行新疆的策反工作，甘肃方面由我负责，但是当时因为张治中将军是一贯主张和平的，客观形势成熟时，相信张必能领导整个西北和平解放，所以相约不采取局部行动。到1949年夏，马步芳继张任西北军政长官，出兵陕西与一野作战，我和彭铭鼎（长官公署副参谋长）、陶晋初两同志，便暗中策划起义。首要的工作，就是拖延新疆部队的东调（因国防部及胡宗南、郭寄峤等均主张放弃新疆），同时不让马家部队进入河西。次即设法保全重要工厂及玉门油矿，并兰大图书馆、中央医院及西北卫生实验所等机构。这些工作在我和彭铭鼎暗中操持下，至兰州解放为止，均获得初步的成功。
我于兰州撤出后，即日夜奔走前后方部署一切，预定于9月8日在酒泉起义，9月6日由武威行至张掖，接陶峙岳将军电，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部队反对起义，图谋暴动，要我去新疆商讨对策，我为全局计，便于9月9日赶到迪化，经两日时间，将罗、叶、马三人说服，自动交出部队，个人离新。至此新疆局势，便急转直下，完成了一切起义准备。同时接到张治中将军由北京发来的申灰、申真两电，指示陶峙岳、包尔汉迅速起义，邓力群先生也于9月中旬由伊犁到达迪化，更鼓舞了新疆的军政人士，过去阴霾，完全明朗。
我原预定在新疆问题解决后即回酒泉，因等待飞机耽误至9月20日，那时一野部队已解放张掖，河西情势非常紧张。我最忧虑的，就是前方如再发生战斗，河西数万部队必溃入新疆，使新疆陷于大混乱，而使陶峙岳将军失去控制全局的力量，玉门油矿必被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将不可想象，因此决心乘汽车星夜回河西，20日9时由迪启程，21日正午便到酒泉，沿途并指示各地部队长维护地方治安及油矿安全。22日至张掖晤王震将军，他即命令第二军停止第二天的拂晓攻击。24日由酒泉派出汽车迎接第一兵团先头部队进入酒泉及玉门油矿。我于24日晨驰至兰州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报告新疆河西情形，同时酒泉于23日[18]，新疆于25日先后通电起义。以后河西战列部队由第二兵团改编为七个步兵团及一个工兵团，补给区及后勤机关由第一兵团改编为酒迪运输司令部，各汽车兵团仍维持原状，即开始运送第一兵团进入新疆，至此河西新疆的和平解放工作，便圆满告成。300余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西北，获得全面的解放。
（陕西省政协供稿）
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前后
唐中和[19]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了达到独吞胜利果实、继续奴役人民的目的，决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反共内战，妄想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空军根据这一反革命的决策参照中共军队的分布情况，于1946年夏，将全国划分为五个空军军区，将所有空军兵力分驻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西安、汉口、徐州六大基地，准备机动使用，配合陆军作战。
西安为空军第三军区，其辖区有豫、晋、陕、甘、宁、青、新七个省，地域最大，但其主要任务是配合胡宗南、阎锡山两部以及支援兰封以西陇海沿线开封、郑州、新乡一带的陆军作战，企图先打通陇海线、同蒲路，然后大举侵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搅乱解放军的指挥部署，从而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但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再加国民党军内部十分腐败，矛盾重重，所以战争一开始，即处处挨打，空军虽竭尽全力支援，然战区辽阔，兵力分散，且解放军经常在夜间行动，无法侦察，无法阻击。所以胡宗南、阎锡山及沿陇海线的刘茂恩、王仲廉等部队，仍不免屡战屡败。我在国民党空军西安军区任职期间，亲身参与了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的活动，现将当时前后情况回忆如后。
一、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的组织及其所指挥的空军部队
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成立时以刘国运为司令，龚颖澄为副司令，赖逊岩为参谋长。司令部内分四个处。第一处管人事，下设有铨叙、任免两科；第二处管情报，下设有情报和反情报两科；第三处管作战，下设有作战、飞行安全、作战计划、空运、飞行等五科；第四处管供应，下设有补给和军械两科。此外，还有秘书室、督察室、财务科、总务科和通讯大队、气象大队及担任警卫的特务营等。司令部外面则有分布在辖区内各地的场站和归司令部指挥的高射炮兵团。
归第三军区指挥的驻西安空军作战部队计有：一个P-47战斗机大队——空军第十一大队，所属四个中队，其中有三个中队各有P-47飞机12架；另一个中队是P-40战斗机12架，共计48架。飞行员自中队长以下完全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训练出来的第一、二、三、四期毕业生，他们都参加了后期的抗日战争，已有相当的飞行作战经验。
还有一个隶属于驻汉口轰炸第一大队的B-25轰炸中队——空军第九中队，有飞机12架，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属于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有作战经验的轰炸中队。
此外，还有为了需要而临时调来的是属于南京空军第十大队或上海空军第二十大队（两个都是空运大队）的C-47或C-46空运机1～2个中队，飞机12～24架——最少时4～6架，最多时40～50架，经常轮流驻西安，归第三军区司令部指挥。
司令部的飞行科本身尚有大、小“比契喀拉夫脱”各1架，L-5型飞机2架，担任联络。
二、进犯延安的空军兵力
1947年3月初，西安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已传闻将有一次重要战役使用大量空军兵力的消息。一两天后，事情逐渐明朗，是胡宗南部要向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要求空军大力协助。同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专派他的随从参谋（似乎是徐世庞，不能确定）至西安秘密传达此事。作战计划科即根据情报处所供给的在陕北的解放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的情报和该地区地形，草拟了一个空军兵力使用计划：准备用在这一战役的有两个P-47战斗机中队，一个P-40战斗机中队，一个B-25轰炸机中队。这样，当时驻在西安的空军第十一大队，除了一个中队P-47已分驻太原和新乡两地外，其他三个中队及第九中队已全部投入这一战役，这在空军来说，兵力是十分充足的了。
从3月11日（记得大概是这一天）起，空军P-47、P-40、B-25就开始轮流不断地在陕北地区进行侦察，以支援洛川附近的胡宗南部队。
3月13日左右，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空运机赶到西安，并由上海第八大队调来B-24重轰炸机8架，同日到达西安南面鄠县（今户县）机场；又由南京第五大队调来P-51战斗机两个中队24架，到达西安机场。于是西安机场包括C-46、C-47、P-40、P-47、P-51、B-25将近有100架作战飞机。在一个机场上使用这么多飞机，这就急需加强指挥机构和基地勤务以及加油、挂弹、检修的能力。对攻击一个据点而集中使用这样大的空军兵力，国民党空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未曾有过，何况对手陕北的部队不多，地区不大，又没有防空能力，在作战处看来，已是小题大做，浪费兵力，但由此亦可想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一战役的重视和极度凶残。
15日晨，据情报，解放军在甘泉集结，战况激烈，胡部要求空军支援，这天空军就使用了大量的战斗机和B-25轰炸机；16、17两日，空军以全力协助胡军向甘泉方面推进，同时以B-24重轰炸机对延安进行轮番轰炸。至19日上午10时，据空军侦察报告，胡军已侵占延安。
此役自11日起至19日止，空军所使用飞机共约300架次，据当时陆军报告的战果，解放军方面伤亡10000余人，被俘2000人，侵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王叔铭因此自诩这次战斗是他得意的“杰作”。
在胡宗南对陕北发动侵犯时，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其所以亲自到西安指挥空军作战，其中含有他和胡宗南的私人关系，他们原是黄埔一期同学。据说王自苏联学习航空返国之初，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但曾得到胡宗南等一期同学的援助。在1936年王任洛阳航空分校少校主任以前，还是一个中队长，抗战军兴后，他爬升得特别快，终于获得蒋介石的宠信，也是由于胡宗南、俞济时等黄埔一期同学及戴笠等人的支持，于是胡、王的私人交情很好。西安空军因不满胡以上级自居（空军第三区司令部与胡宗南长官部是平行机构），工作中有不少摩擦，不大听胡的话，胡自然要告诉王叔铭的。所以在侵犯延安的战役中，王也就特别卖力，不但出动了多得出人意料的空军兵力，还亲自赶到西安指挥。
三、延安空军指挥所的设立与撤销
约在1947年3月24日或25日，空军据陆军方面的情报，解放军撤离延安后，在安塞、清涧、延长、瓦窑堡等地区集中，并说中共要人都在瓦窑堡。空军根据这一情报，又不断出动飞机向定边、靖边、瓦窑堡至绥德之线侦察，并向飞行员指明特别注意瓦窑堡和通向绥德路上的各种大小车辆。但均无发现。与此同时，胡宗南要求空军与他的陆军一样采取措施，至延安设立空军指挥所，派适当数量的作战飞机进驻该地。空军司令部表示同意，并要求胡宗南立即赶修延安机场，尽快建筑一所机场飞行指挥塔。约于26日，空军派L-5飞机一架，先去作了试降，并在修建工程上作了些指导。
4月，空军司令部派龚颖澄和我带了一个参谋去延安成立空军指挥所，派第十一大队中队长张省三率P-40战斗机八架进驻延安。胡宗南即将原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面与左侧的房子拨给空军使用，机场南端坡上一些民房经修改后作为空军站及油弹库。空军指挥所在延安连飞行人员，机械人员及场站人员共约40人左右。延安空军指挥所成立半个月后，龚颖澄就调回西安，改由我在该地负责。
胡宗南在侵占了延安以后，在各报记者面前表现出趾高气扬的神态，但他始终很怕解放军“出没无常”的行动，因此自延安设立空军指挥所以后，他要求空军出动飞机协助的次数更多了。有一天胡的副参谋长薛敏泉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晚上胡先生要你去谈谈。”那天晚上，当我到达胡住的窑洞门口时，薛敏泉已在那里等候，进了胡的窑洞，只见胡一个人站着看墙壁上的插满了红蓝小旗的陕北形势图，见我进去，他只叫“好！好！”就到壁架上拿了一瓶威士忌酒说：“今天同你喝这一杯酒，我是不会喝的。”说完就一饮而尽，接着他问了问空军人员在延安的生活，有无要求？又说到他企图使用大兵力找解放军的主力决战，希望空军指挥所多使用飞机配合陆军的行动。我就对他说：“并不是空军方面吝惜使用兵力，实因有许多由陆军方面去的情报，从情况发生到传到空军指挥所，其中相隔时间太久，有多至十几至二十几小时的，这种情报在空军看来，已失去价值；空军方面要求时间不超过两小时（这是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美空军混合团，美方的空军指挥官是这样要求的，所以当时就以此作为根据），因为空军拿到情报以后，即使立即采取措施，至少也要加上飞行前的准备时间和到目的地的飞行时间，这样情况可能又有变化。”胡听了再没有提出意见，只问在旁的薛敏泉：“为什么我们给空军的情报这样慢？”这就是当晚所谈的中心问题。
延安从建立陆、空军指挥所以后，西安、延安之间就不断使用空运机。有一个短时间（几个月）还规定了定期的班机，如延安的中央银行分行和它的大量钞票，都是由空运运去的；还空运了一个由国防部派出的以魏大铭负责的电台侦测组，据说是在侦测新华社电台的所在地。另外又给空运了一部分建造“蒋委员长官邸”的材料，那个建筑，花费很大，全部砖瓦都是由西安运去的，里面咖啡色漆的条木地板，沙发用具，一应俱全，平时锁着门，有专人看管，不让人进去。但委员长却从没有去住过一次。
延安空军指挥所是第三军区司令部作战处科长以上人员轮流前去负责的，唯因我曾在军校毕业，与陆军方面的关系较好，所以在那里负责的时间较长。大约1948年3月间，胡宗南在陕北的部队在一年之间被解放军逐次歼灭，非但不能再发动攻势，连延安外围甚至有时连飞机场都要受到威胁，因此，空军开始撤离延安返回西安。
延安空军的撤退工作，空军司令部亦派我前往负责。当时在延安的陆军人员及陆续迁去的陆军眷属，听说空军要撤退，人心十分慌乱，每当空运机到达机场时，他（她）们背着行李，携着儿女，赶至机场，要求空军让他（她）们搭机，每一次这样同时有几百人涌到机场，吵吵嚷嚷，争着要求先搭，秩序无法维持，因此空军只好决定在它本身所有机械及场站人员撤出延安后，这一工作即告结束（陆军方面人员也撤了一部分）。记得后来胡宗南的陆军指挥所撤退时，更是一片大混乱，在他们撤退途中空军还曾经派空运机去空投粮食（大部分是烧饼），狼狈之状，可见一斑。
四、支援蟠龙的战斗
1947年4月底，胡宗南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进绥德，又集中兵力，向绥德急进。空军方面派P-40战斗机四架为其警戒东西两侧，但抵绥德后，仍扑了一个空。
5月初，解放军一部乘胡宗南的主力北进之际，突向胡部驻守蟠龙镇之李昆岗旅攻击。胡宗南因其主力已不及返回解救，就近亦无部队可调去增援，焦急万状，连续电话要求空军支援，以待援军。约5月3日，西安空军自拂晓起连续不断派P-47战斗机B-25轰炸机出动，据第一批返航飞行员报告：“蟠龙外围，战况激烈，看来解放军为数甚多，且英勇异常，不顾飞机袭击，攻击前进，有的地点已分不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当日空军连夜又派C-47运输机彻夜在蟠龙上空侦察，企图借此威胁解放军。
4日晨起空军方面不断由胡宗南指挥部转去李昆岗的告急电讯，缺乏粮弹。空军当即派C-47飞机前往空投，一面又派战斗机极力支援。如此维持至4日黄昏，蟠龙电讯中断。当时据飞机侦察报告，镇之西端尚有零星火光。至5日晨又派飞机前往侦察，据飞行员返航报告：“战事沉寂，已经完了！”空军在这一战役中所使用的兵力包括P-47、B-25、C-47共约40架次，损失P-47一架，飞行员跳伞返队。
蟠龙战役将要发生的时候，解放军太岳部队已开始向晋西南的胡宗南部进击。在那一次战役中，时间长达近一个月，西安每日出动的飞机（P-40、P-47、B-25）至少有10～12架（平均）；被击落P-40一架，驾驶员副队长一人被俘，留在解放区约有两个月，后乘机潜逃偷渡黄河返回西安。他向空军司令部报告时，据说被俘期间备受优待，看管亦不严。问他既被优待，何必逃回？他说生活太苦。当时在晋西南战场上，虽然空军竭力支援，但仅约一个月，除了临汾、运城、安邑等几个较大的城市外，晋南其余地区全部被解放。此时，西安空军方面，认为胡宗南的战略有很大的失策，都说：“得了一个穷延安，失去一个富晋南。”
五、由西安逃跑的经过
1948年4月间，刘国运调升空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西安军区司令由总司令部第三署署长徐焕升接充。徐也是航校第一期毕业生，蒋介石对中共进行“围剿”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都在空军部队，但对空军作战指挥缺乏经验，他在总部第三署时，大部分也靠其得力助手副署长毛瀛初（毛邦初之弟）。
徐到司令部后很少管事，甚至在每次作战会议上，只是听听，不出主意，可是对跳舞玩女人倒很起劲。
7月间，西安空军已得空军总司令部的通知，要将所有的空军眷属全部运往台湾，进行撤退准备。当时这一消息还不准对外泄露。但西安空军内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人心惶惶，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各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去台湾吧！没有积蓄，到台湾后住房问题就无法解决，生活更不知如何，再怕以后流落异地，恐怕连生命也没有保障。不去吧！听说共产党手里容纳不了（刘国运临走前特地在司令部召集一次讲话中就是那样说的）。因此感到苦闷异常。这种思想在空军作战部队比较少，因他们认为自己是现役空军飞行人员，年纪又较轻，例如第九中队队长麦克登就开玩笑似的这样对我说：“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中国人，共产党总是要空军的，共产党来了，我们顶多换个帽花就得了。”空军总司令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对内部宣传说：“委员长特地拨给空军3000万银元，用飞机装运到台湾封存，给空军专用，空军人员及眷属到台湾后的生活已有保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派他的亲信来传达指示，要求空军人员团结一致，不要三心二意，要大家服从命令云云。这样千方百计地用金钱、用政治压力等种种方法欺骗空军人员去台湾。其中最恶毒的一手，就是周至柔先把那些空军人员的眷属骗运到台湾去，迫使他们非走不可。
这个时候，我就把眷属委托空军第二十大队第十中队队长张长庚（系同学）自己驾驶的一架C-46空运机送到上海转杭州。我当时的打算是：一则杭州是故乡，亲友多，可以有照顾；再则航校在杭州笕桥，万一局势恶化到非走不可时只要我通知一声在航校的同学，他们立即可以把我的眷属送上飞机运走，进退方便。不过我事前交代家里，即使局势到万分紧张，没有得到我的通知就不要走。
大局至此，原来气焰万丈的胡宗南也已经有点气馁了，但他还想作最后挣扎，企图保住西安。空军司令徐焕升也在司令部人事方面作了些调动，将我调任作战科长，韩参调副处长，刘荣光调空运科长。记得当时陕北的解放军已进抵郃阳、蒲城之线，胡宗南在西安的防守部队，已不能保障西安的安全，因此被迫着手先撤退空军作战部队的全部眷属及装备，接着又撤退空军司令部人员的眷属及作战物资。而空军作战部队则仍集中在西安使用，尽力协助胡宗南部队作战。
10月间，西安空军司令部为了准备在紧急情况下作最后挣扎和必要时能够乘机逃跑，将司令部由城内迁至机场，并特别加强了警卫，对外界人员，没有空军部门的许可，不准进入机场范围；在这样紧张情况中，副司令易国瑞送他的眷属到台湾了，接着司令徐焕升也把司令部工作交代给参谋长洪养孚，自己借口向总司令请示要公并送他的眷属跑到台湾去了。
从那时起，空军司令部的情报处已公开每天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原禁收听），了解国民党军在各地惨败的情况，作为逃跑的参考。
此时消息传来，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全部被歼，整个东北已全部解放。而在沈阳的撤退中，最后一架撤退场站人员的飞机，几乎起飞不了。同时淮海战役已在开始进行。据空军情报，国民党军起义的起义，被歼的被歼，总崩溃的局面已是势所必然。此时，西安方面被包围得也越来越紧，于是空军司令部就决定除了作战科，情报科及其他各处、科个别人员外，分两路撤往台湾，一路经上海，一路先至桂林，再转台湾。一面派韩参去南郑，负责西北及西安撤往四川成都的汽车运输。在西安还有一批损毁的不能检修的飞机，当为废料作了紧急拍卖，原在西安以西的几个场站人员，均由兰州空运成都转往台湾。
司令部人员大大地减少了，在那段时间里，白天虽然很紧张，但我和参谋长洪养孚都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工作以后，每天晚上，驾车进城闲逛，以消愁闷。这个时候，我已得了一种寒腿病，在西安进行了中西医治疗都无效果，我已决心不去台湾。1949年1月底，我借口赴上海医病为名，只身离开了西安，我也就这样离开了国民党空军。
（浙江省政协供稿）
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简记
程藩斌[20]
1947年3月，蒋介石进犯延安期间，我是西安空军基地供应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西安空军第三供应处副处长）。现将国民党军进犯延安前后有关空军地勤活动的经过，略记如后。
一、扩修西安飞机场
1943年，美国因盟国关系，派空军在华作战，北战场以西安为前线机场，将其扩修为1800公尺，增修跑道一条和滑行、停机、疏散各道，机场可容两个大队约100架左右的飞机，B-24巨型飞机也勉强能够起落。同时又在鄠县修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辅助机场。
1946年4月，蒋介石下令将西安机场再延修500公尺，共为2300公尺，并翻修旧跑道、停机道。先后拨扩修工程费6亿元，至10月中竣工。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这时花费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扩建西安机场呢？不言而喻，这是为了加强其空军在西北地区的储备力量，为进犯陕北解放区作准备。
二、空运部队增防榆林
陕北榆林是延安北面的门户，为一重要军事据点。当时驻防榆林的国民党军是邓宝珊部。邓非蒋的嫡系，一般认为他的动摇性很大，蒋介石对他很不放心。但榆林所处形势于邓颇为有利，蒋不敢贸然将他撤换，只好一面对他笼络，一面密令马鸿逵严密加以监视，防其异动。
1946年11月，当国民党军正在加紧进犯延安的军事准备时，为了增防榆林，戒备延安，并防范邓宝珊异动起见，蒋介石在征得邓的同意后，由胡宗南部抽调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空运榆林。为了保守机密，不使延安方面知道，空运时特选择鄠县机场起运。12月下旬起运的前一天，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司令部第三处（作战处）副处长李肇华和我偕同西安总站其他人员飞往鄠县安排空运准备工作。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也于同日由南京率领C-46、C-47型运输机20架飞到鄠县。他对我们宣布此次运输计划时说：“委员长命令，限三天内运输完毕，飞行必须避开延安上空，免使共产党知道我方军事部署情况。总站应迅速作好装运过磅准备，部队到达后，即行装运，不得迟延。”
部队是半夜赶到机场的。当地天气很冷，士兵饥寒交迫，机场也没有休息和避寒设备，他们全坐在又潮又冷的停机线上。经一排排的过磅后，就被赶着装上飞机。部队长为了防止士兵乘机逃跑，赶紧将机舱门关上。一些胆大的士兵，因闷得难受，大声叫喊：“这样还要不要我们去打仗？我们也是娘生的呀！”对此，我们也只有充耳不闻。据后来飞行员回来说：“到达榆林机场时，大部分士兵冻僵了，都是由飞机上抬下来的，真惨！”
这样连续运了两天多，用了80多架次，共运去3000多人。徐旅原是胡宗南部兵员比较充足的一个旅，至少有5000人以上，其他的兵到哪里去了呢？据担任联络的军官说：“兵在路上逃跑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未补充足额。”我们当然知道，国民党军的部队长吃空缺，原是习以为常不足为怪的。
三、进犯延安
1947年2月28日上午11时，蒋介石突然从南京飞到西安。下机后，径至空军十一大队部，稍事休息，即召集国民党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等人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开至下午2时许始毕。蒋介石即飞返南京。
当晚，刘国运在空军司令部召集空军驻西安部队副队长以上、司令部副处长及作战处科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蒋介石亲自来西安所作进犯延安的军事部署要点。接着刘国运对空军出击作了详细部署，他说：“进攻延安是摧毁共产党的政治中心，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务必将陕北共军完全消灭在陕北地区内。这是委员长给我们的指示。我们要同心同德，忠于党国，方不负委员长对我们的教育。关于陆、空军的布置，陆军以刘戡、董钊两部为进攻主力；空军以协同陆军出战为主，必要时可以采取单方面出击。十一大队P-47战斗机在西安的有40架，以担任侦察、掩护陆军攻击及陆空联络为主。九中队B-25轰炸机9架，以轰炸为主。由南京派来C-46运输机10～20架，担任空运。必要时再从南京、徐州调P-40及P-51战斗机到郑州基地参加作战。空军八大队B-24轰炸机调来后，可驻鄠县机场（在进犯延安战役中未参战）。太原方面的空军也同时参加作战。从现在起部队停止休假，至战事结束为止。十一大队从明日起逐日轮番派飞机至陕北各地进行侦察，发现敌情，立即报告。九中队整机待命出击。使用的炸弹，因延安没有大的建筑工事，无需重量炸弹，只需以杀伤为主的轻量炸弹。储存在汉中、宝鸡各站的油料和适用炸弹大部分运来西安备用，能陆运者漏夜陆运，不能陆运者空运。运输力量，主要是集中西安区空军所有车辆应用，不够时由西安绥署调拨汽车协助。鄠县、临汾、运城、洛阳等各站辅助机场，应饬迅速加强准备。所有补给设备等事宜，统限3月10日以前集中完毕，如有延误，军法从事。”他并严令与会人员绝对保密，布置工作时，不准丝毫泄露军事行动的机密。
从第二天起，C-46运输机十余架便开始从南京陆续运来油料，随即日夜不停地由飞机、汽车、火车运来各种作战物资。入夜，总站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汽车出入通宵达旦。
接连几日，从清晨到黄昏，战斗机不停地分批飞往陕北各地侦察。侦察任务都是派具有作战经验，熟悉陕北地理的分队长和参谋级以上的军官担任。据侦察报告，当时，国民党军到同官、韩城一带大军云集；延安方面，却未见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迹象，延安城内安静如常，附近地区亦无特殊情况。直到最后两天，才发现有小部队行动。指挥部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延安方面，并未获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延安广播电台也没有透露我有进犯的征象。国民党军官员对此颇为高兴。有一天盛文对我说：“平日延安方面消息最灵通；这次因为我们部署迅速，行动机密，致敌人无从探悉，我们准可一举而下延安。”他说这话时摇头摆尾，露出一副得意的神气。
空军在西安、郑州、太原等地集结各型飞机近百架，开国民党空军在一个战场上使用飞机之多的新纪录。3月13日胡宗南下达进犯延安的总攻击命令。3月14日晨，西安机场第一批B-25型轰炸机四架，满载炸弹，在P-47战斗机掩护下，向延安地区进行疯狂的轰炸，以配合地面部队进攻延安。接连一批一批地起飞，终日未稍间断。
连日的轰炸，经侦察照相证实，并没有炸到什么目标，仅地面有无数弹坑而已。陆军开始进攻后，除第三天在洛川以北与解放军一度发生战斗外，并无大的激烈战斗，可是前方报告，却说战事如何如何“激烈”，吹得天花乱坠，使得西安指挥部的高级官员，紧张了几天几夜，宣传机关也忙于发布“胜利”战报，以愚弄不明真相的人，后勤部则忙着征调军用物资，向前线输送；空军基地人员忙着加油、挂弹。整个西安市被所谓延安地区的“激烈战斗”闹得人仰马翻。
18日，战事进行到第5天，侦察机回来报告：“我军先头部队已进抵延安近郊，并发现延安以北有共军一部向陕晋方向转移，已通知部队追击。”19日拂晓据飞机侦察报告：“昨天发现的共军已不知去向，也无我军追击，我军大部队已围住延安城，城内街道上未见行人。”下午又据飞机侦察报告和前方电报，先头部队已进入延安。
胡宗南部在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的情况下进据延安后，大肆宣传，把“延安大捷”吹嘘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攻克柏林还要“伟大”。“捷讯”传到南京，奖金、慰劳品、勋章、升官状等也迅速飞来西安。胡宗南还在西安、延安专设招待所，招待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到延安去参观，并大开庆祝会，摆庆功宴，煞有介事地闹了许久。
胡宗南利用这次“胜利”极力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他下面的一批喽啰也争着冒充“功臣”，不可一世。在一次庆祝会上，胡宗南的总务处长蒋某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从此胡先生不会老死关中了，我们都有出路了。”
但是，这帮“英雄”们好梦不长。胡宗南部在侵占延安后一年的时间内，一个一个的整编旅、整编师乃至整编军相继被歼灭，到1948年4月，不得不撤出延安，龟缩关中；最后，仍逃不了其必然覆灭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