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8日，即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到了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全驱逐了孙传芳势力，底定江淮，移师北指。其时，“党国”要人们深感除了政治韬略和军事斗争之外，“主义急于灌输，宣传刻不容缓”。[1]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积极在南京筹建“中央广播电台”，并于是年8月1日举行盛大的“揭幕典礼”，拉开了“党国喉舌”这座政治大舞台的帷幕。
（一）
这座“中央广播电台”的出现，是“党国”要人陈果夫一手倡导和筹划的。事情得从四年前说起。
1924年的上海。秋风瑟瑟，落叶萧萧。果然是十里洋场，人群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各式车辆恰似黄浦江水不息地奔涌着，呈现出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繁华。眼下，这里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盘踞，但远非他的一统天下，仅就列强各国的租界来说，就不为孙氏势力所能及。中国各派势力在这里潜藏、谋划、争斗着。有一位身着长衫的30多岁的男子，也在这里神秘地活动着。此人就是国民党要员陈果夫。
陈果夫，浙江吴兴人，出身前清豪门望族。其叔陈其美即陈英士，系民国革命的风云人物，早年留学日本，与黄郛、蒋介石“桃园三结义”，回国后，官至上海都督，他对结义小兄弟蒋介石——他辖下的一位团长，百般提携关照。1916年5月，袁世凯收买张宗昌派其营长程国瑞将陈其美刺杀于上海寓所。这曾令蒋介石痛心不已。正是这般原因，后来成为国民党首要人物的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视若至亲。于是，蒋、陈结下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牢固关系。这次，陈果夫是奉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之命，来沪为黄埔军官学校代办军务和招生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果夫听到了无线电广播。经打听，原来是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装设的一座100瓦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等。这引起他莫大的兴趣，并进而联想到：利用无线广播电台进行宣传教育，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四方收听，广为传递，纵然万里之遥，关山阻隔，也可转瞬即至；且说唱俱全，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文盲村叟，亦可收听；比起办报纸来，其功能要强上许多。于是，1925年夏，他给远在广州的蒋介石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并问及是否要收集无线电人才。蒋介石立刻复电：很需要，希望罗致。陈果夫即在1926年先后到上海龙华、杭州等地积极活动，多方邀请无线电专家，但一无所获，因为当时广东政局未稳，专家们无一人愿涉足是非之地。
但陈果夫并不死心，他当即回到广州，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商及此事。俩人一拍即合，并取得蒋介石的支持，决定在广州设立广播电台。当时找到一位后来成为三青团骨干人物的李熙谋办理此事。李称需毫洋5万元。可是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并不积极：一来经费困难，二来怕该款被挪作他用。最后说妥由陈果夫负责保管、筹划，方领到款项，兑成大洋4万元，其中提出5000元交李带到上海办机器。不料此人到上海跑了一趟，将所带5000元用得精光，一事无成。回来报告说需17万元才能办到。这下就难住了，结果李熙谋挨了一顿骂，设台之议归于停顿。但所余3.5万元，却另交由一位名为李范一的人在上海搞起了一个无线电机制造厂。
时光荏苒，到了1928年春，陈果夫在南京接李范一报告，说上海有一部500瓦广播机，已有人要订购，尚未付定洋，如果要，可先预订。当时，蒋介石和大部分中央委员不在南京。情急之中，陈果夫同戴季陶、叶楚伧相商，鉴于广播电台“洵属于宣传利器”，决定委托军事委员会驻沪无线电机制造厂代办订货，并由该会交通处长李范一规划一切。于是，向美商开洛公司订购500瓦播音机一座，计银1.9万两。陈果夫个人出面借得7000两银子，支垫出去，作为定洋。不久，由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委任后来成为“中统”局副局长的徐恩曾为电台主任，负责筹办台务。后来成为中央广播电台台长的吴道一，系徐恩曾的上海交通大学（当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同学，经徐介绍到中央组织部任事，他同程辟金、余井塘三人，早在1927年4月，由陈果夫提名并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5次常会决议委派为筹建广播电台的干事，这时便共同参与该项工作。
是年5月，勘定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西南隅旷地为台址，由上海大新营造厂装配铁塔及建造房屋，装机工作于7月着手进行，日夜兼程，至7月中旬全部完竣。同月，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155次常务会议对建台计划予以追认通过，台名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呼号暂定XKM，X系国际无线电公会当时指定为中国广播电台专用之字母，KM代表国民党。
至此，一切就绪，只待举行揭幕典礼了。
（二）
1928年8月1日。
这一天的南京，淹没在一片酷暑热浪之中。那低垂的云幕，那弥漫的阴霾，全然没有减弱如火骄阳的赫赫炎势，反而更增添了几分郁闷。更令市民不安的是，全城军警游弋巡行，戒备森严。位于城北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300米的前方，武装军警站在新置的于右任手书飞扬遒劲的“中央党部”四字牌坊下，挡住行人，不许前进。
原来，今天原定是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开预备会的日子，又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的第一天，再者，中央广播电台举行揭幕典礼。党国要人已云集金陵，故特别加强了治安措施。
上午的追悼会开得很顺利，气氛悲壮而昂奋。午后，中央党部大院热闹起来，换上了一番喜庆景象。
国民党首脑蒋介石，刚刚由北平风尘仆仆地赶回南京。他颇有兴致地同各地代表寒暄、接谈。代表们知道：蒋介石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形势还是乐观的，经一年多的争斗、运筹，各方势力大多就范，就连奉天的张学良也正式表示将改悬青天白日旗，隶属于国民政府。这次北平之行，他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诸位总司令的会谈是成功的。对肃清关内张宗昌、褚玉璞残部等重大问题已订下计划，7月25日的西山告别宴会也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但是也有不容乐观的一面：各地军事势力貌合神离，拥兵自雄，朝附夕叛之事时有发生，即如眼下平江第五师兵变事尚未收拾干净，特别是“有主义、有国际背景”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他的心腹之患。很多问题，都要在这次五中全会上作出决断。但是这个会是否开得起来，还是个问题：顾孟余、陈公博等滞留港、沪，何香凝等左派人士与其政见不同；特别是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还有胡汉民等抗志海外，任你中央催促、社会团体电请，他们稳坐钓鱼台，不来就范。而开会一事，早已宣示中外，倘若有变，将如何处理？这显然是与会者担忧的问题。
果然这时到会者竟连起码的法定人数也不足！无奈之下，蒋介石决定大会延期，当天改开非正式的谈话会，草草了事。这样，中央广播电台的揭幕典礼，便成为较为突出的政治活动了。
此时，中央电台大院里里外外已是沸沸扬扬的一片：两座新架设的140英尺的发射铁塔，在当时的南京，算是最高建筑了；编播中心和发射机房也集中在院内。那个年代，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刚刚诞生八个年头的无线电广播，着实是个新鲜事物，所以铁塔周围、机房内外，挤满了各界人士，就如看西洋景一般。与此同时，南京市内的“收音机户”都打开旋钮，等待着收听这一盛典实况。
5时半，典礼开始。中央大礼堂集中了七八十人。蒋介石一身便装，同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等相继入场，行礼如仪。在奏国乐、诵读总理遗嘱之后，蒋介石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首先致开幕词：今天，是中央宣传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日，又是中央五次全会第一次谈话会日，又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第一日。广播无线电台，定能为死亡将士发挥光辉，为我们宣传总理的三民主义，使之发扬光大。希望同志们随着广播电波的扩大，而努力未完成的革命工作。
老资格的戴季陶，讲话显得很随便而又带上几分理论色彩：现在我们中国“已经统一”，建设行将开始，但如何而能实行建设？第一，须实行三民主义，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建成世界最新之国家；第二，大家已知帝国主义压迫，如何能恢复自由，则非认识三民主义不可；第三，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工作，然后我们方能有自由平等之希望。
陈果夫讲话不多，大意为：中央广播无线电台费去三月功夫始能完成，建设中华民国亦要大家努力去做，所谓知难行易。
叶楚伧十分兴奋，这位名儒学者颇有太白遗风，随带的茶壶装着绍兴酒，把酒致贺。
最后由李范一报告筹建经过，即告揭幕完成。
这次开幕式，也是首播式，中央广播电台将会议实况转播了出去，经过短期技术培训的收音员，事先已携带五灯直流收音机（PCA16号）分赴江苏、安徽、湖南、河南、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省市党部，记录了播音内容，并交由各地报章发表。首都南京的情况尤为热烈，许多收音机放置于马路两侧。这个小小的黑匣子招来了许许多多好奇的市民，特别是对蒋介石等人的讲话，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到。事情广为传扬，这座中央电台一下为公众所瞩目。
中央广播电台的音浪，由此而弥漫开来了。
（三）
中央广播电台并非中国土地上第一座广播电台。
自1920年9月美国西屋公司的康拉特先生在匹茨堡工厂中建立KDKA广播电台，两年后，即1922年，美商奥斯本即在上海创建50瓦广播电台（半年后停顿），以后在中国相继出现的有：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设立的100瓦广播电台（不久改250瓦），上海新新公司设立的50瓦广播电台，天津的500瓦广播电台，北平的100瓦广播电台，辽宁的2000瓦广播电台，哈尔滨的1000瓦广播电台。
但是，上述这些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主要是娱乐、商情广告，有些台只夹有少量新闻。而中央广播电台一出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绝非一般的娱乐工具，而是重要的宣传喉舌。从当权者作政治宣传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广播电台确是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
创业伊始，百事艰难。当时，民间收音习惯尚未形成，收音工具稀少，所用直流收音机电池补充较难；全台正式工作人员仅七人，播出节目不易罗致，而且考虑“珍惜新颖之宣传利器，俭约使用”，所以每天暂定播出两小时左右，以后逐渐增加到五个半小时，而且采用分割播音的办法，每天陆续播出八九次。节目内容：新闻，采自中央通讯社和当日各大报社的资料、稿件；通告，系来自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宣传大纲，由中央党部交办；报告决议案，则为播送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国务会议、立法会议、行政院会议等决议案件。作为特别节目的周一[2]“总理纪念周”，则在中央大礼堂发音。曾一度规定，南京市区各机关纪念周，一律按时聚集各该礼堂内收听中央台广播，并同时举行仪式。广播演讲，则延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委员、各大学教授前来担任。第一位出席名人演讲者，为中央委员刘纪文，讲题是“总理和南京”；第一位出席科学演讲者，系恽震教授，题目为“电与人生之关系”。音乐节目主要播放唱片，周六特别音乐，则多为南京市政府管弦乐队前来中央大礼堂演奏。
因为有了收音网，所以节目中开设相当比重的“慢报新闻”“记录新闻”。这类节目，播音语调缓慢，甚至重复讲解，供各地收音员抄收，转送当地党部并出油印小报、黑板报和报纸发表。在当时邮传不便、收音工具稀少的情况下，这类节目很大程度上起了为官方传递消息、贯彻政令的作用。
在当时的南京，办广播的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所以，除了自身的播出工作外，中央电台还担负国民党中央的重大活动的现场扩音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奉安大典”。那是建台的第二年即1929年，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工程完竣不久，国民党中央安排专用列车由北平接运中山先生遗体归葬南京，声势甚为浩大。除派出中央大员迎榇，并由中央广播电台装置“宣传列车”，吴道一亲自随车同行，用扩音机沿途广播，播放哀乐，宣传中山先生事迹，宣讲三民主义，由北平始发，沿途停靠重要城市，至浦口过江，沿南京市内“迎榇大道”抵中山陵。对下关码头的接灵仪式、中央大礼堂的奠祭盛会、中山陵的归葬典礼等现场，中央电台当时还不能组织实况转播，但很好地完成了扩音任务，同时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加深了社会各界对广播的了解。
这座电台当时功率仅500瓦，呼号起初为XKM，年底即改为XGZ，波长迭次变动，后定为420米。原定负责人徐恩曾不久他调，由吴道一接任其事。总的说，只能算是初具雏形，甚至可以说处于试验阶段。但“党国喉舌”的属性，就决定了这座电台的大规模发展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四年后，一座雄踞东亚的强功率的广播电台随之就在南京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