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丹峰
1922年冬天，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杨将军派我前去谒见，并随身携带一份用绢写成的报告材料。内容是向孙中山先生报告当时杨部转至三边的情况，并请孙中山先生指示今后行动的方向等问题。
杨虎城将军当时住在榆林。大约在11月左右，我由榆林出发，经过米脂、碛口、顺德（在顺德住了几天，杨将军叫我去见胡笠僧，并送给胡一匹马），直达上海。
1922年12月到达上海，我先见了于右任先生，由他引我去见孙中山先生。我把随身携带的报告交给孙中山先生后，并当面把部队的实力和转战情况向他汇报，请示今后如何办？孙先生让我在上海住几天，等他们研究后再做指示。
孙中山先生当时是因陈炯明叛变，被迫来上海的，这期间全国的革命形势颇受挫折。全国各地只有杨先生一人派我去见他，因此孙先生很高兴，我也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我按照孙先生的意见，先在上海住下，等待着研究后的具体指示。
在上海期间，我曾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等见面，他们均对杨先生革命意志之坚强深表赞许。我在上海住了十日，他们对我招待的甚为周到。
在我即将离沪回陕的时候，承蒙孙先生召见。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示，让我转告杨先生，无论如何设法使部队存在，保持革命力量。我告诉孙先生：杨先生部队转至富县时，即派蒙浚僧前往榆林见井岳秀，研究部队驻地及今后如何发展。蒙浚僧走后部队即向三边转进，杨先生随后到榆林见到井岳秀，并把部队作了安置。孙先生听后很满意，叫我转告杨先生，同意杨先生作如此安置，请杨先生出省到上海来，与各方面的同志们见一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联系起来也方便。孙中山先生还让我带给杨先生一个函件，内容与当面指示相同。
1923年元月，我从上海回到榆林，杨先生仍在这里等候。我向杨先生详述了在上海见到孙先生的经过，并面呈孙先生的函件。杨先生非常兴奋，立即与我和蒙浚僧进行商议。我们认为反动势力嚣张，路途稽查甚严，杨先生暂时不宜离开部队。因此杨先生决定，他本人仍驻榆林，部队驻三边，交李子高整训，归井岳秀指挥，杨先生把商定后的情况又写了一封信，叫我再去上海，面呈孙先生。孙先生看过信后，同意我们的安排。从此，我就经常外出，担任部队的联络工作，并代购枪械，延聘军事人才。那一时期聘请的有赵寿山、段象武、刘光甫等同志。
1924年春，孙先生回到广东，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先生派我为代表去参加，我于1924年元月到达广东，会后，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示：曹锟贿选是倒行逆施，大背人心，可通函杨先生，在北方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共谋推翻曹锟。同年五六月，我到北京与刘允丞、张璧研究，因奉直战争已起，直方内部空虚，他们叫我回榆林见杨先生，设法促使井岳秀请缨（井与直系是联系的），派杨先生带部队到北京来，担任在首都起义的重大任务。他们认为杨先生胆识过人，可以担当此任。商妥后，我于同年九月回到榆林，适值杨先生重病，卧床不起，因而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