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之
日本的樱花，是举世闻名的。光日本首都东京，就有好多处地方大片大片地种植着各种颜色不同的樱花树。
1928年春，东京的樱花依旧怒放，欣赏樱花的日本人虽然照例狂欢，但是，中国留学生并没有被这五颜六色、万紫千红的樱花和迷人的春色所吸引住。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军北进的行径极为愤慨。
“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一个进步组织。其中成员，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在该会组织和推动下，1300多名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推出代表，分别到各省同乡会或同学会，开展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出兵山东的活动。
反日高潮掀起后，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及时地领导了这一运动，并组成五人主席团，以“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的名义（在日本各主要县、市均有分会）发出通知，定时（时日失记）在东京神田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召开中国留学生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派遣福田大将出兵山东阻止北伐的大会。
这一天，到会的人特别多，除留学生外，还有不少居留在东京的华侨，带着子女，参加了大会。真是人山人海，坐无隙地。盛况是空前的。
大会未开始前，神田区警察署就派出了许多武装警察，持枪站立在青年会的四周，穿便衣的刑警（亦称特高警察），夹杂在留学生和华侨中走来走去，注视着每一个到会人的动态。这次大会，就在这许多武装警察和穿着便衣的刑事警察严密包围和监视之下，于当日上午10时，正式宣布开会了。大会始终在严肃和紧张的气氛中，热烈地进行着。
我忝列为主席团五人之一。当我正致开会词时，适杨虎城将军偕同夫人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由上海到了东京，趋车至神田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他们不顾旅途疲劳，甫卸行装，即参加了大会。杨虎城将军听我讲话是陕西口音，着米暂沉去找我。我和米暂沉，是1921年在西安认识的。那次是为了响应各省学生反对美国哈定总统召开的阴谋瓜分中国的“太平洋会议”。他是陕西省立一中代表，我是二中代表，我们经常出席陕西各校学生联合会，以故相识。现已有七八年没见面了，今忽在此相见，彼此都感到高兴。
我从他口中得知他们是刚到这里的，还没找到住处。同时，也知道杨虎城将军这次化名呼尘，为的是避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他的注意。
经米暂沉介绍，我和杨虎城将军第一次见了面。他握住我的手说：“你们今天的会，开得好，开得及时而热烈。日本警察虽严密包围着会场，监视着你们，但没能够阻挡住大会的进行，你们这种斗争精神，是符合全国同胞对你们的期望的；同时，也打破了我多年来认为中国留日学生，多半都是‘亲日派’的糊涂想法。”说罢，哈哈大笑。
初次见面，他就给我说了这么一段话，简直使我无法回答。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对人热诚、直爽、坦率。
接着他说：“初到这里，人地生疏，住的问题，还没解决。”我即去找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他说，宿舍现无空余房间，让他们暂住在二楼会客室，然后再想办法。他们搬进会客室后，我就告辞开会去了。
我刚回到主席团休息室时，即被预伏在那里的两名刑事警察由侧门架走。站在侧门外的两名武装警察，监视着主席团的人员，不准出外窥视。
当我被架到神田区警察署门前时，青年会干事何庭流（陕西乾县人，东京帝大研究生）迎面走来，我向他瞟了一眼。他回到青年会即时告知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团把这个消息向大会宣布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神田区警察署提出质问。杨虎城将军马上去找青年会干事和大会主席团人员，一再请其从速设法。
我被架进警察署后，被关在一间单人房间里。里面昏暗而潮湿。除铺有六尺长、三尺宽的榻榻米外，其他一无所有。
我被关进后，曾经过两次讯问，四次谈话，由于我坚持正义，据理争辩，他们对我也提不出任何罪证，终于在不到24小时的拘留限期内，由青年会和留学生总会具名，保释出来了。
我们回到青年会时，杨虎城将军一见我，就亲切地握住我的手，一再安慰我和鼓励我，并对我说：“一个人要能经得起考验。能经得起考验的人，就能得到胜利。你这次算是胜利归来了。以后遇到这种事，要以更坚强的态度，来对付这些无理取闹的刑警。”
他接着说：“弱国无外交，爱国也被拘，日本军国主义者，欺压中国人太甚了！”言谈间流露出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无限的愤慨。他问我被拘留后的情况时，我如实地告诉了他。
他对青年学生的那种热情和诚恳的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是住在东京市郊目黑区奥泽村大井幸一家，距大岗山和池袋都很近。大岗山是一个小商业区；池袋紧靠大岗山，树木成林，湖水荡漾，又是一个风景区。这一带住的中国留学生，不下五十人，光陕西学生，就有六七人。
连接市内的高架电车，由目黑到多摩川公园，来往都要经过大岗山和奥泽村车站，交通极为便利。要到市内去，在目黑下车，换乘环绕市区的高架电车，或乘平地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一元均一”的私营商车，要到哪里去，都很方便。因此，我就邀请他们搬到我那里暂住。但杨虎城将军谦虚地说：“一动不如一静，等你给我们把房子找好后，搬一次就行了。”
接着他说：“最好，能在你住的附近，给我们找一所租金低廉的日本式木板房子，只要有一楼一底，就可以了。西式洋房，绝对不要！”我听后也想：大名鼎鼎的杨虎城，不带万儿八千，绝不会来日本做寓公的。他为什么不住西式洋房，而要住租金低廉的日本式木板房子呢？
可是，我和他才是第二次见面，不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不好当面问他，只得照着他的意图去办事。
不久，即在距离我的住处不到一公里的大岗山，一个风景优美的地区，给他找了一座新盖起来的一楼一底的单间日本式木板房子。每月租金，不到日币二十元，而且是一个独院（按：当时中国硬币一元，计折合日金一元四角三分）。他看后，感到满意。随即搬出青年会，迁进了新居。
杨虎城将军定居大岗山后，初因语言不通，购买日用品，感到困难。经交涉，由出售食粮、蔬菜和柴炭的商店，按时将所需要的东西，给他们送上门去，半个月结账一次，双方均称便利。以后，他们学会了一些日常应用的简单日语，能够上街自买东西，才取消了这种办法。
报纸是杨将军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他每天阅读报纸，要占去几个钟头的时间。由于日文中夹杂有汉字，即使不懂日文的人，只要看到其中的汉字，也可了解一部分大意。因此，他在定居后，就订了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每早报纸送来后，先由秘书米暂沉就报纸中汉字大意，给以概括的解释。晚上，同乡来访时，再请他们将原文摘要读给他听，并就要闻给他加以说明。有时，还和来访者展开讨论，直至将问题完全搞明白为止。
同时，他还订有国内报纸，如上海《新闻报》《申报》，天津《大公报》等，邮到即读。对于国内和日本的情形，处处留心，从来没有放松和忽视过。
他常这样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今虽身处海外，对于国内各方面的变化，不能漠不关心，至于日本呢，那更应该注意了，因为它是我国最大的敌人，时时想侵吞中国，把她攫为己有。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样欺侮我们，把兵开到山东，阻止北伐，中国留日学生都起而反对，我能对此无动于衷吗？”
“我既来到日本，必须要随时随地了解日本的情况。阅读日文报纸，只是借以了解日本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需要深入到各方面，去作实际的考察。例如：你们常说的德田球一所领导的日本共产党，安部几雄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大山郁夫所领导的劳动农民党，以及日本总评议会等等，究竟他们在日本国内，能起多大的作用，这也是我必须要了解的一个方面。”
“此外，中国留日学生，都有哪些进步的组织，其中成员，哪一省的人多？对于这些进步的青年学生，我想今后多和他们接触，听取他们对国事的主张，并和他们交换一些意见，以丰富我的知识。”
“总之，我这次来到日本，想利用一切机会，多知道日本的一些情形和中国留日学生的动态，作为我回国后的必要参考……”
他有一次这样发问：“听说你们留日学生中，思想分歧，派别不一，有什么国家主义派，即‘醒狮’派，拥护‘五色国旗’，有‘第三党’，有‘西山会议派’和南京的蒋介石派，拥护青天白日旗。因政见分歧，主张不一，经常相互斗争，打架闹事，是真的吗？”还听说：“中国共产党员，在日本的也不少，他们有没有公开组织和活动？陕西留学生中都有哪些组织，参加的是谁？希望告诉我，给我以参考……”
他就是这样地关心留学生的动态，只要是进步的青年学生，他多方与之接近，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几位和他交谈过的学生，如章严和童长荣等，常常说：“杨先生对人诚恳、热情，又很客气，使人容易和他接近，畅所欲言……”对杨虎城先生流露出敬佩之意。
杨将军的求知欲很强。常说：“我是个军人，带兵多年，过的是纯粹部队生活。不是练兵，就是打仗，读书和习字的时间很少。我这次来到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文化。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加强自己的学习，多读书勤写字，在知识方面，给自己多增添一些本钱，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杨虎城将军每天清早起床后，即到附近的洗足池边散步和做柔软体操，长时间中，未尝间断。散步归来后，阅读报纸，打扫卫生，并帮助做饭。饭后，略事休息，即临帖习字，由于他勤学苦练，进步很快。入夜，亦常在天朗气清或月明如昼时，约来访友人或陕籍留学生相友好者二三人，去池袋乘小划子遨游湖中，有时划至湖心深处，谈心论政。
他平均每天要写一封信，寄给国内友人于右任、蒙浚生等和他的原部队第十军中高级僚属孙蔚如、冯钦哉、马青苑等，报告他在日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他对国内外一些时事的看法。
对于来信，多系他亲笔作复，假手于秘书米暂沉者很少，从不让他的夫人谢葆真代笔。他所写之信，我曾看见过多封，字体虽大，但笔劲有力，而且言简意赅，无繁冗之句，其中还夹杂有不少的成语。我问他：“你在信中，所使用的这些词语和成语，都从哪里学来的？怎么运用得这样恰当？”他说：“关于这一点，是要归功于我在部队时的书记官和秘书们了。他们将公文函电送阅时，或者将拟稿念给我听时，陆陆续续记下来的。日子长了，无形中就记得多了。因而在写信时，不自觉地就把它们应用上了。”我说：“至于词语，是人们日常应用的东西，不必说了；唯有成语，人们不大常用，如果能将其含义弄清，偶一用之，也有好处。例如在谈话、作文，或者在写信时，能够恰当地运用一些成语，它可以简洁明了而生动有力地说明问题，使人容易了解问题的实质，多记成语，好处不少。”他很以我的话为然，并说：“今后将要更多地记些成语。”
他常写信给他部队中一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如姬汇百、党澄清、张自强等，勉励他们多和新的事物接触，逐渐改变自己的旧意识、旧作风、旧习惯，以适应新的环境。
他还常写信给第十军官兵，多方鼓励他们要好好聆听政治处人员的政治讲课和时事报告，并教导他们少下操场，多打野外，在艰苦中练好杀敌本领，随时随地准备打垮北洋军阀，扫清北伐障碍，驱逐日寇，挽救祖国危亡。
曾记得他写给于右任的一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日本人欺侮我们太甚了，出兵山东，阻止北伐，还杀害了我国外交官蔡公时，造成新的‘五卅惨案’，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那时就抱着坚强的抗日决心和誓雪国耻的雄心壮志。
他的每一封信，寄到前方部队后，对第十军的全体官兵，都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增加了无穷的战斗力量。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的前身，是原国民第三军孙岳部的第三师。第三师的前身，原是陕西靖国军于右任部的第三路第一支队。这一部队，在十多年来的历程中，虽经过几次改变番号，但是，领导这一支部队的，始终是杨虎城将军。因而全体官兵对杨虎城将军抱有深厚的情感和崇高的信仰。如今，他突然离开部队，东渡日本，大家都感到有些惶惑不安，殷切地盼望他早日归来，统率全军，参加北伐。在这种情况之下，第十军军部先后派曹润华、王宝珊、姚丹峰等来到东京劝杨回国，终以时机尚不成熟，不能归国，直至1928年冬，经部队不断呼吁及冯玉祥函电敦劝，始回国到达山东军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