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始终在敲门
——谢希德校长的“第九交响曲”
潘真
1921年3月的某一天，当女孩谢希德诞生在福建泉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时，日后的一切，无论幸与不幸，都看不出任何先兆。
她长到4岁，生母病逝。此后，她随父亲、祖母迁居北京。
父亲谢玉铭，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协和大学，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学成回国，应聘为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第一乐章：从小病号到洋博士
在北京，谢希德的童年里，有没有风筝呢？有没有小人书呢？有没有冰糖葫芦呢？有没有……从她对个人生活惜墨如金的叙述中，我们不得而知。她同样不曾谈及的，是自幼缠绵病榻的凄冷情景。
事实上，命运的第一次敲门可以上溯到童年。
早在小学里，她就开始为疾病付出代价：尽管她的功课在全班总是名列前茅，但由于经常请病假给扣分，她连一次榜首都无缘登上。然而，这又瘦又小的病号，并不因此低下高贵的头，一以贯之地用功、考高分，令人又怜又爱。
高中毕业，更大的代价接踵而至：她得到了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没法入学。因为股关节病变刚做完扁桃体手术，她不得不申请休学1年。当她的同龄人意气风发地迈进大学校门之时，她唯一能做的是，躺在寂寞的小床上背词典自学英文。后来，又被确诊是股关节结核，病腿必须上石膏。等到1年半内换过3次的石膏完全拆除，她竟得重新学习坐起来、学习走路了！
4年后，她考进厦门大学。也许是迫于失而复得的心理，她比任何同窗更懂得珍惜时光，黎明即起，一头扎进课堂或实验室，恨不能不吃不睡把失去的分分秒秒补回来。
1946年夏天，风华正茂的谢希德告别家乡、告别母校，去南京参加出国考试。次年，她便顺利进入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她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
在那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一名纤弱的中国女子夹杂在一群群不同肤色的佼佼者中间，几年如一日，咬紧牙关，以数倍于旁人的努力，坚持不懈，向心中的目标冲刺……
古人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之说，信乎？谢希德头上的这一顶博士帽，该比别的博士帽沉重得多吧！
以后，命运依然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敲门：1958年，她因为肾结石手术，不得不中断正在北大进行的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组的工作；1960年，她因为植物性神经早搏，差点儿晕倒在讲台上；1966年，她被确诊患了乳腺癌，10年里与绝症拼搏了3个回合，与此同时还承受着政治上的痛苦折磨……
第二乐章：从海外到新中国
当年留洋，初衷是迫不得已的。25岁的谢希德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曹天钦订了婚，正面临大学毕业。一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多么向往报效祖国啊！怎奈其时，抗战胜利的喜悦已经被内战的愁云所替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报国无门啊！两人合计，要想有所作为，只有暂时出国学习。天钦已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准备留英。希德随即争取赴美自费留学。临别有约：待学业结束，在美国相聚，一同回归祖国。
在美国，谢希德发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偏于麻省一隅的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是全美七所著名的女子学院之一，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她兼做着助教，完成了两年的学业。而麻省理工学院，其藏书之丰沛、设备之齐全，尤其是其师资之雄厚，使之无愧于举世闻名的地位。她有幸在W.P.Allis和P.M.莫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莫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著述丰富，为运筹学领域的开拓者，在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与Feshbach合著的《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至今还很有价值。根据他的建议，她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并兼为实验研究做些计算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从家信及别的渠道分别有正反两方面的消息不断传来。谢希德和同学们奔走相告，为祖国的振兴而欣喜，同时又为一些传说而担忧。在这个过程中，心早已飞回了北京：在迎接祖国新生的日子，我们出国求学，没能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们责无旁贷！
1951年春秋，他俩先后获得博士学位，正拟按原计划行事，不料节外生枝。鉴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移民局规定，凡在美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得返回中国。只好商议新的行动计划——她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回国。他立即向英有关部门提出为她签证的要求。可是，英国方面表示，除非她保证在三个月内离开英国，否则不予签证。他们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投向祖国怀抱呢？但是那样的保证又会给她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当举棋不定，他的老友、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热情相助，以个人名义担保她三个月内一定离英。她这才得到了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她再以赴英结婚为由，申请离美，并向美移民局出示“旅行通行证”。结果，美方开出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叮嘱她结了婚快快回来呢，哪里知道她将一去不复返！
归意已决，岂止移民局官员，即使生身父亲不投赞成票（他希望女儿留在工作条件优越的英美发展），他们亦义无反顾了。伤心的老父，从此不理女儿、女婿。1952年8月底，历经奔波曲折，他们终于登上英商蓝烟囱公司的客轮“广州”号。别了，剑桥！别了，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近了，近了，他们听到了深圳码头激荡人心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您好，祖国！您好，妈妈！
第三乐章：从讲师到院士
这个过程，满含了光荣与痛苦，谢希德悲欣交集。
1952年11月，谢希德到复旦大学报到。从此，她就在复旦的天空下、在教学和科研中尽情舒展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直到2000年3月，她最终没能扼住命运的喉咙，“蜡炬成灰泪始干”。
1956年5月，她与丈夫在同一天分别被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夫妇俩把这件事看得相当重，“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36年后，她在一篇《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回忆录中写到。
艰难的历程，使得这朵生命之花绽放得异常绚烂：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先后开设了普通物理的光学、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固体力学等七八门课程，为复旦物理系的学科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1956年之秋，她与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黄昆教授合著的《半导体物理》一书问世，引起国际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必读教材。1958年，她参与筹建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并任兼职副所长。1962年、1963年，她与方俊鑫合著的《固体物理学》上下册先后出版。1966年1月，她率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赴曼彻斯特出席英国物理学会固体物理学术会议。她主持的科研项目，都是国家科委的重大课题……
美妙的乐章，恰在此时被粗暴地打断——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一夜之间，那段海外归来的经历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怀疑谢希德是“特务”，其理由竟然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怎么能允许你出境？他们还挖苦她，平时讲课逻辑性蛮强的，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倒讲不清楚了？她被关在学校的低温实验室内9个月之久，那是她亲手创建的科研实验室啊，没想到科研没搞成，实验室变成了禁闭自己的隔离室！
当时，他们夫妇双双失去了自由，家里的保姆不堪造反派的恫吓而自杀身亡。刚满9岁的儿子惟惟独自生活，眼巴巴地盼着母亲回家。“一天，她回到家里，告诉我：‘妈妈得了癌’……”稚嫩的心里，这一幕永远永远抹不去啊！手术以后，仅仅休息了两个月，她又恢复了挤车去接受批斗的日常生活。然后，进“牛棚”。再然后，去罗店劳动。“她一点不叫苦……每天走得很早、回来得很晚，因为她不能挤车……”那是怎样的惨痛！但惟惟记忆犹新，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爸爸、妈妈还一直跑福州路外文书店，他们是外文书店每个星期的常客。妈妈她一直在努力地学，我想，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促成了她后来转向表面物理研究的契机。
有一阵，谢希德还天天赶到长乐路上的一家无线电厂，参加《辞海》的定稿工作。1996年春天，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同志给她送去辞海编委会副主编的聘书。提起往事，她笑了，“那是‘文革’期间，我挨批，不能讲太多，可我实在着急，这些年我们国家已经大大落后了！”她又急切地说：“不知现在《辞海》是否采用计算机，我建议尽快采用新技术。这看来是获取信息、加快出版步伐的必由之路……”
终于，在1972年，由于周恩来总理主持了政府工作，又由于李约瑟教授的来访，他们才又可以工作了。惟惟回想：“恢复工作以后，他们俩一个样，只知道拼命地干，有一种饥渴感。他们失去的实在太多了！”
而对于一起经历“文革”的复旦人，许多年以后，刻骨铭心的记忆说起来还是令人心酸不已：“物理楼的厕所是全校最干净的……因为那是谢希德打扫的！”
雨过天晴，谢希德从物理系的一名普通讲师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命运的频频敲门，对常人或许是灾难，对这位杰出的女性却分明是动力。“时间不多了，我要赶快工作。”为保持自己在专业领域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平，她从不间断努力。
20年来，常有外国友人关切地问起：“你从海外归来，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苦头，不后悔吗？”走过昨天的谢希德坦然地回答：“不后悔！我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许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贡献的老前辈，吃了更大的苦啊！”
第四乐章：从复旦到世界
1983年，62岁的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
据记载，她的“就职演说”是这样的：“论经验和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长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相比。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平易，务实，一如她惯常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
她从1977年当上副校长起，就坚持天天与复旦的教工同乘巨龙校车上班。学校自8时开始坐班，她往往提前1小时就已在车上和同事们讨论工作了。她习惯选择那个靠车门的双人座，虚位以待找她议事的同事。就这样，许多问题没进校门便解决了。在每一次的校长会议上，她也喜欢实话实说、长话短说，反对套话、空话。有一次，她在复旦作一个关于学校实行全面改革的报告，这么大的题目，仅仅用了45分钟就讲清楚了。她还乐意带了领导班子去基层现场办公，干净利落地签署一大沓文件。时间、效率，对于她，好比生命啊！
在复旦，谢校长的打字速度也是出了名的。“谁能做得好她的秘书？她打字像开机关枪……”有人见过年近八旬的谢校长还在亲自打文稿，她单脚站立，那病腿则靠在电脑前的椅子上，简直就是永不向命运低头的海明威！
我和我的同学们，有幸在谢校长的任期内置身于复旦，深受严谨治学风气的熏陶，又尽享活泼开朗氛围的抚慰。女生如我，更是把Madame Xie视作偶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给她主持的“校长信箱”写过信，在她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学生活动中心跳过舞。偶尔，远远地望见她由校园小径蹒跚而过的矮小身影，我的联想之中哪会有什么病痛、有什么孤独，有的只是她人格魅力的闪烁。
人格魅力，是的，在那几年间，复旦正是靠了谢校长独特的人格魅力，一点点地走向世界，直至赢得“东方的哈佛”的美誉。复旦打破了只有文理科的格局，发展成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在她“有限的任期”内，学校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教师超过了600人次。
有获得“上海市科技精英”的某博士生导师，忘不了当年主管外事工作的谢副校长对他出国当访问学者的支持，“你需要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但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回来。”谢校长甚至顶着压力为其妻赴美团聚作担保。当他参与的长达7年的重大项目一结束，他就毅然放弃彼岸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复旦。因为，“祖国也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更不愿意辜负谢校长的信任。”
有师从过谢校长的物理系教师，忘不了递交的第一篇英文论文，经导师批改，空白处都被写满了意见，内容竟超出原文几倍！他请谢校长写一篇推荐材料，不巧正撞上曹天钦先生去世，本想先撤回搁一搁，没想到两天后，谢校长亲笔书写的4大页材料已经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谢校长本人，还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多所大学的名誉科学博士和荣誉工学博士，1988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籍院士。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巴丁教授评说：“在中国科学界，谢希德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