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我的博士后工作开始了，我的新研究课题也开始了。结合我博士所学的技术，我将筛选一些新型药物的候选者出来；再用这些候选者作进一步改进，使之更适合药物的需要，或使之药性更强等。我喜欢我的课题，这样既可以应用我以前学的知识，又可以学一些新的药物开发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这样，我对我这门技术和围绕这门技术的一些应用就都有所了解了，对我今后在这方面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
沙博特教授的实验室很忙，他把每个人都抓得很紧。实验室包括我在内共有七个人。雪莉，技术员兼实验室管理员，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白人青年女子。她长得矮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不过头发不多，有些地方还有点秃；据说她正在进行生发治疗，经常头上贴点什么东西。雪莉还是个大姑娘，还没嫁人，性格比较开朗，有话直说，不拐弯抹角。她常常会当众批评你这没做对、那没做对；但如果你实验中需要什么东西或帮助，她都会尽量帮助你，除非那天她心情不好。
特瑞，博士后，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白人男子。他中等个子，深褐色头发，身材偏瘦，穿戴朴素。他娶了一位黑人太太，生活态度严肃而传统，处世谦和而有原则。特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言行中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他说话轻声细语，待人很和气，而且很诚恳。每当你有什么问题找到他，他都会认真地给你讲解，帮你解决问题。他每天都会从实验室给他在家带小孩的太太打好几个电话，常常说：“Honey（亲爱的），你辛苦了”，或者“I Love you（我爱你），”等等。我想，他太太一定是一个很幸福的妻子。
我记得我刚到实验室的时候，他还特地邀请我和子健、佳佳到他家做客。我们才了解到，他太太也是博士毕业，是学航天的，真不简单。他们住在一栋公寓里，室内摆饰非常简朴，几乎没有什么装饰，仅有的一个类似地球仪的装饰却是与别人家不同的月球仪。我头一次见这样的月球仪，颜色不是蓝色的，而是灰色带点浅棕色，感觉很奇特，这是家里唯一的一件与航天有点关系的东西，但也是一件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饰品，它让这个家带上了航天的色彩，让这里的主人显得清雅而高深。
特瑞有两个女儿，大的五岁，小的三岁，混血，长得都很可爱，有着她们爸爸和妈妈的优点。我对特瑞的印象很好，有事也愿意跟他商量。特瑞给我的是一个典型的、正面的基督徒形象；我对基督教信仰的发展除了帕克曼教授外，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们并没有直接给我传授过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神，甚至没有提及过宗教；但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和感染着我。
安达，博士后，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德国白人男子。他中上等个子，穿戴正规而严肃；每天来实验室时，哪怕上身穿着T恤，底下裤子还是能看见裤刀。他由于早白，头发有点发灰，总剪着平头。他说话有点口音，但英文相当的好，是我见过的外国人中英文最好的一个。当他跟美国人交谈时，你感觉他就像美国人一样自如。他有一个美国女朋友。安达是一个古怪而刻板的人，总摆出一幅严肃的面孔，指责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显得有些让人讨厌！
有一次，他正在实验室里骂人，说垃圾都满了为什么没人收拾一下，自己在那里一边收拾，一边念念叨叨。我知道他不一定是说我，可实在忍不住，对他不客气地说：
“安达，如果你愿意收拾，你就收拾，用不着去指责别人；如果你不愿意收拾，放在那里，会有人收拾。”他立刻闭嘴了。这种人就是需要敲打一下，不然，他会觉得谁都好欺负。其实，他自己没什么大本事，但总要摆出一付学识渊博的样子教训别人。他对别人，特别对其他种族的人是极端地瞧不起，总认为只有自己了不起。有时明明知道自己不如某人，但内心深处还是不服气。他就是这么个人，你也拿他没办法。但愿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像他一样。
李中捷，博士后，从中国大陆来；三十岁左右，个子瘦小，穿着随便，戴着一付眼镜。
他有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妻子在匹斯堡一家公司做秘书。李中捷是一个话不多、比较安静的人，整天都闷着头在琢磨自己的实验进展，很想快点做出成果、写出文章来。
他人比较随和，也好相处。
林志高，博士后，从中国大陆来，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到美国来后就直接做博士后。在美国，医学学位跟博士学位等同，他们看待中国来的医学生也这样，来了就可做博士后，但不能直接作医生。不过，志高在国内已经是医学博士生人选，没读完就跑出来了。他三十岁左右，中上等个子，穿着随便，性格很开朗。他跟我们家关系一直不错，我能进沙博特教授的实验室还多亏了他给引荐。
进实验室前，我们另外一个朋友认识志高，请他去跟沙博特说说，还挺管用，免去了沙博特的顾虑和犹豫，连推荐信都没要就把我收进来了。尽管博士后的位置并不难找，但我当时的情况确实有点别扭和窘迫。我们后来一直很感谢志高，两家的关系也一直处得不错。
志高的妻子方华是一个性情温柔贤淑的女人，在家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儿子—凯文，说话柔声细语，给人一种亲切感。凯文很可爱，正在学说话，常常中英文混在一起说，比如：“他要打ME”、“给ME那只小狗”，等等。他不会说中文的“我”，就用英文的“ME”代替一切情况，很有意思，常常弄得哄堂大笑。
艾德温娜，博士生，二十五六岁的美国白人女子。她中等个子，烫着披肩长卷发，眼睛大大的，长得还算漂亮，比较注意修饰外表。据说她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这两种职业都是美国最有社会地位、最受人尊重，也是年薪最高的职业。艾德温娜可以说是出自于一个上流和富有的家庭。她还有一个在匹斯堡大学当教授的男朋友；他有时来实验室，我们都见过。这个男朋友是个英国人，有一只眼睛是斜的，也许是假眼也说不定，我们不便打听。我们都觉得奇怪，像艾德温娜这样的条件应该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不知为什么会找到他的，也许，他很有内才我们都不甚了解吧。
艾德温娜说话和气而有礼貌，但很有分寸和距离，也显得有些势利；跟老板、系主任，以及系里的秘书等说话都带有几分讨好、献媚的劲头，而跟我们一般人说话就比较冷，比较严肃。我们有时都会在实验室里学她跟系秘书打招呼的口气：“嗨”，这个“嗨”字后面要带着笑音，音调稍往上升，有点肉麻。雪莉学得最像；她一学完，实验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艾德温娜的这种德性也许跟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有关，不太瞧得起一般人，比较势利。
实验室里大家总的来说相处得还可以，每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实验，没闲暇顾及什么别的东西。沙博特抓每个人都很紧，两三天就会来问你结果怎么样了？
沙博特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后裔，在北非的一个小国家——摩洛哥长大；后来，留学到美国，现在混到了助教授的位置，真不简单。他有着典型的阿拉伯血统的外貌，中等个子，黑色带卷的头发，脑门儿前面有点秃，嘴上胡子总剃得很干净，但鬓角和络腮的毛发还是很浓密，就像许多阿拉伯人一样。他戴了一幅金丝眼镜，也许是多年的奋斗让他架上了这幅眼镜。
沙博特大概四十岁左右，妻子也是摩洛哥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在匹斯堡买了一栋房子。像他这样，真算是混得很不错的了，据说很快要晋升副教授了；都说他是跟着系主任一起来匹大的，在系主任手下从博士后开始干起的，系主任一直都很提拔和照顾他。沙博特的神态举止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感觉。他的英文说得很好，连一点口音都没有；而且他还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法语。摩洛哥是法国殖民地，他在那里长大，法语应该是他的第一语言；他还能说他们本族的语言。
沙博特是一个非常有进取、有竞争意识的人，什么东西他要想得到，就会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去得到。由于他的这种风格，整个实验室也是这种风格，大家每一个人都想快点做，快点出结果，快点写文章。他的实验室总是特别容易出东西，他每年都能发表好几篇论文。在他手下干，有利有弊，有利是能很快出东西，有弊是很紧张。不过，一般学生和博士后都喜欢这样，能快出东西、快写文章。但是，对于技术员和其他一些人，那就不太痛快了，成天被逼着往前赶。
沙博特这个人有一套他的为人方式，对他的老板毕恭毕敬，对下人还没有吵翻过脸，处理人际关系和矛盾基本公平。所以，手下的人就算在他的压力之下有点不痛快，但当面都不敢怎么样，对他都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的。他的实验室治理得还算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工作效力很高。
来到实验室一周后，我就立刻投入了正式课题。我的课题是用我学的筛选技术在肽链库中筛选出一种新的、能够抑制RAS/RAF结合的抑制肽；再用这种抑制肽最后改造和发展成一种真正的治疗肿瘤的药物。目标挺宏伟的，但要拿到最终的药物恐怕需要很多年，我大概能帮他选出有效肽，并证实有一定效果就很不错了。以后的再开发就要靠他们自己了。
我需要从头开始，从提纯RAS蛋白，克隆RAF基因的一切准备工作开始做起。
我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工作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课题中去了；而且，干得非常忘我，根本不需要沙博特来给我施加压力，问我做到哪里了。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RAS蛋白质从一个粗制品中提取了出来；又用了一个月，将RAF基因亚克隆到了GST-质粒中去了。在这两项准备工作中我基本没有浪费材料，也没有浪费时间去做重复性实验，都是一次性成功。沙博特一看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摆着看、混饭吃的主了。他开始对我有些刮目相看起来，知道我是个真格的了，是真正受过正规和严格训练出来的博士。他心里正为当时没有犹豫就接收我做博士后而感到庆幸呢。
接下来，我需要做的就是筛选工作了。我打电话、写信给乔恩要来了一个6-肽和15-肽的肽链库。乔恩在这方面很大方，只要有人向他询求肽链库，他都慷慨地免费赠送，还附送一份筛选手册。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这个领域这么出名的原因之一。年年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请求样品的信函，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照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供不应求了。
拿到肽链库后，我就开始了筛选。这一次的筛选对于我来说是一次考验。要在离开了乔恩实验室的条件下，自己建立起一切筛选和检测的条件，并要确保建立的条件是准确有效的。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去订购用品和试剂，一个一个方法地去试做。最后，三轮筛选完成了，一切顺利，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紧接着，我就要对筛选出来的克隆进行DNA序列检测了。可是，这里实验室从来不自己做DNA序列检测，都是送出去检测，每个克隆25美元，太贵了。如果我要检测上百个克隆的话，那就要花几千块美金。我跟沙博特商量了一下，沙博特是舍不得花这个钱的，最后，那就只好我自己做了。这无疑又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我又要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准备所有的实验条件，在一个完全新的实验室建立起DNA测序的方法来。可是，我硬把它给做了，并且做成功了！其实，我心里有点打鼓，对这里的条件不太有把握。
第一次胶片洗出来了，非常清晰可读，只是电泳胶破了一个小角，但不影响读结果。我只做了一遍，胶片出来真是太漂亮了，每条带都非常清晰整齐，人见人爱。沙博特见了兴奋极了，他明白，只要有我在，他实验室要做筛选、做DNA测序都会不成问题了。他高兴极了。
另外，更值得高兴的是，DNA序列检测结果跟我以前选择出来的情况类似，主要有一组肽链被选出来了，不论是6-肽，还是15-肽，选出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肽链。这一肽链中有好几个赖氨酸存在，这正好与RAS蛋白的天然结合物很类似，含有较多的碱性氨基酸。这一结果也表明我的筛选成功啦！
这一下，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也同时说明，在这个新环境下，我所做的一切和建立的一切条件都是精准无误的。这也充分证实了我的实验能力，离开了乔恩和乔恩的实验室，我自己完全可以独立地、成功地建立起这一整套系统，并能获得尚佳的筛选结果。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次不小的考验，考验我的技能、经验、能力等各个方面。
可是，这同时也是一次我综合能力的展示。
我完成这所有的实验也不过是花了4～5个月的时间，虽然，我从建立条件开始，但大部分实验都是一次性成功，没有做什么重复性的实验。在半年之内从所有的准备工作到最后筛选出结果，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和成果。任何人都不得不对这个事实心服口服。
这几天，沙博特一见到我，眼睛都笑得眯了起来，兴奋得都有一点飘飘然了。看那个样子，真比我本人还要高兴。确实是这样，选出来这样一个结果是应该让他兴奋，这预示着我又给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如果一切顺利，他就可以发展出很多新的课题来。这几天，一开实验室会议，他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要夸奖几句，弄得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有点嫉妒了。
其实，真正嫉妒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洪教授，那个当初没有接受我的洪教授。因为在同一个系里，他对我来后的一切表现非常清楚，也许他比别人更注意一些。
他没想到我会如此地干练和能干，很后悔当初没接受我。他时不时地跟我聊天时还耿耿于怀地提起此事。“我怎么会没有资金呢？我明明有资金，是他自己没资金了……”他一脸不满的样子说。
“你说谁？谁没有资金了？”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
他欲言又止，不往下说了。我不好再追问。他走了没一会儿，沙博特出现在了门口。
“洪教授在跟你说什么？”沙博特问。
“好像是说谁有没有资金。”我说。
“他怎么这么愤怒啊？”
“我也不知道。”
听沙博特的口气，好像他看见了当时的一切。我觉得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多想，只是纳闷儿他们俩在说些什么。
乍一听洪教授的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不接受我。听起来，他话里有话，好像当初他不收我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什么别的原因。他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借口资金不足的。
我原以为是他从乔恩那里询问我的表现时，乔恩没说好话，或者，他台湾人对大陆学生有成见，现在看来不太像。听他的口气，好像是这里的系主任让他以缺乏资金的托词来推托我的。我去了沙博特的实验室后，他才回过神来，气得要命，我想大概是在生系主任的气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系主任要这么做，一直到几年后，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大概与那些神秘而权威的“操控者”有关。
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不过，洪教授也是个基督徒，在教会里很活跃，讲道非常地出色，我很喜欢听他的布道。他的布道很特别，是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讲解的，是用现代的科学知识来证实《圣经》中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正对我的胃口。听了他的布道，你会觉得上帝和科学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我在教会里跟他有经常的接触，关系也还不错。
筛选结束了，结果非常看好，看起来很有希望和发展前景的样子。这时，难免有人想来插一手、沽点光，利用一下这个结果。艾德温娜就是主要的一个，这几天都在跌不忙慌地跑到沙博特办公室去游说，想由她来接替这个项目，用这个结果往后进行药性实验。那几天，好几个人也都在说让我就负责前面的筛选工作，由别人来负责后面的检测工作，等等。我听了心里有点不痛快，我到这里来做博士后，不是只来用我学过的技术进行筛选工作的，我也需要学习和接受这个实验室其他方面的训练才对。实验室里所有的中国人也都站在我这边，支持我继续做下去。
“你是不是想接着做下面的检测？”志高问。
“当然啦，我也想学学这个实验室的东西啊。”我说。
“对啊，你完全可以做下去。”
“可是，沙博特有可能会让艾德温娜来做。”
“凭什么？这不公平。你一个博士后为什么给她一个博士生做开发和准备。”
“这也由不得我，要看沙博特怎么想了。”
于是，我就去找沙博特谈了谈我的想法。我希望我不只是来做筛选的，应该继续承担下面的药效检测工作，应该学习这个实验室的其他技术。这半年多来，我在实验室的表现赢得了沙博特的信服和尊重，让他不得不开始重视我的意见和意愿。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让特瑞来指导我学习他们实验室的一整套检测技术和方法。我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
艾德温娜是沙博特的第一个博士生，很受沙博特的宠信；沙博特对她的要求和意愿也总是尽量给予满足。而且，我刚进实验室时沙博特好像也有这个意思，让我选出来后给她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由于我的坚持，沙博特也不好意思再迁就她，只好作罢了。
虽然艾德温娜心里不痛快，但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看着我跟特瑞一起开始进行检测了。特瑞很理解我的想法，也很愿意给予我指导。
“你是应该学习一些这个实验室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也应该继续你的题目往下做。”他对我说。
特瑞看问题一般不带偏见，比较公正，如果他这么看，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错的。沙博特平常也比较尊重他的意见。
“谢谢，我也这样认为。”我感激地看着他说。
“那我们明天就从培养细胞株开始吧。”
“好的。请多指教了。”我兴奋地说。
特瑞人很和蔼，教得也很认真，跟着他，我很快就掌握了他们的一套用活细胞株来检测药效的方法和手段。
我按照筛选出的序列合成出小氨基酸肽，初步地将这种小氨基酸肽放入细胞培养中试试，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也就是说，我将类似药物的东西放入了肿瘤细胞培养中，看看能不能阻断细胞中的某个关键反应路线。我所检测的主要是RAS/RAF这一条反应路线。当然，这只是非常非常初步的试验，也许，不经过修饰的小氨基酸肽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来。我只是想试试。
有趣的是，通过我的检测发现，直接加入未经修饰和改造的小氨基酸肽就能看出一些效果来。这个小肽好像有阻断RAS/RAF反应的趋向。我想，如果照这样进一步做下去，将这个小氨基酸肽再进行一些修饰和加工，效果可能会更佳。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好兆头。我就全力以赴地接着往下做了，希望能再做出点什么结果来，可以写一篇像样的论文了。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做着我的实验，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沙博特很快就要离开匹大去佛罗里达大学任职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吃惊，预先谁都不太知道。佛罗里达大学给了他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聘任，他如果去，会马上晋升他为副教授，并任药物开发中心的主任。这对他来说，提高了一大步，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接受这个聘任。可是，他在我们面前还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们说：“一切还没决定，你们都好好做你们的实验，不能停下来，我每天都会来检查的。”
大家还是照样做着实验，可是，谁都心神不宁，都在考虑自己的退路。到底跟他走呢？还是上什么地方去？
果然不出所料，不出一个月，他就跟大家宣布他准备接受佛罗里达大学的职位，问我们谁愿意跟他一起去。一个月的考虑，大家基本心里都有数了。
我肯定是不会跟他去的，子健在匹斯堡有一份稳定正规的工作，怎么可能为了我去佛罗里达做博士后而放弃？那是不可能的。特瑞也不愿意跟他去，尽管沙博特答应可能给他弄一个助理教授的位置，但特瑞还是不愿离开他已居住惯了的匹斯堡。他情愿再到别的系去找一个博士后的位置。李中捷也不会去，他已在滨州大学一个教授手下找到了研究助理教授的位置，很快就要走了。雪莉是有可能跟沙博特去的，她单身一人，在匹斯堡除了两只猫外无牵无挂。她一直也比较受沙博特的赏识，而且，沙博特已私下跟她许了愿，过去一定要给她涨工资。林志高也有可能去，他需要沙博特给他帮忙办“绿卡”，沙博特答应过去一定尽全力帮助他把身份办下来。
剩下来就是安达了，他一直摇摆不定。沙博特说让他过去争取一下助理教授的位子；他好像去参观过两次，还给了一个讲座，但还是没能争取到他想要的位置。最后，他留在了匹斯堡，去系主任的实验室接着做博士后。
不知为什么，自从我来到匹斯堡后，也就是1994年下半年开始，我在身体和感觉上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我记得，1994年8月，子健开车从密苏里把我接到匹斯堡时，半路停下来观赏景色。当时子健说要给我照相，我就一手叉腰，另一手举着饮料的瓶子，正准备照相，突然，我的心脏好像抽搐了一下，或者说是抖动了一下。这种感觉很奇怪，不像是自然发生的，倒像是受什么东西的驱动，机械性地抖动了一下。当时也就一秒钟的工夫，我也没太在意。
到了匹斯堡后，不知为什么，我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天会头痛，很像偏头痛，可没有任何原因，既不是感冒也不是过度操劳或紧张。我以前很少有这种头痛，除非是重感冒发烧，一般是不会的。现在凭白无故地就会痛，不知是为什么，想想，也许是痛经吧。
其实，我以前从来都不痛经，我只是想找个理由罢了。一直到了几年之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另外，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发现我在匹大做博士后期间，仿佛一言一行都在被监视的状态下。但是，我并不觉得被周围的某个人在监视；而是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无论在哪里，很快就被我的同事或者上司知道了。有时，第二天就都传遍了。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记得，沙博特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Be good.OK.”他口气有些含蓄，好像话里有话，好像意思是：“好好地，别出什么岔子，小心一点。”他想要提醒我什么吗？我当时似懂非懂地。直到几年后想起这句话，我才明白他的真实用意。他一定是知道点什么，想好心告诫我点什么。在美国，沙博特也是一个外国人，也是一个白人以外种族的人；从心理上他是同情，也是愿意帮助在美国奋斗的外国人的。
我有时就像条件反射一般，刚想说什么，又警觉起来，闭上了嘴。我害怕说错什么话，被别人听见了。
有一次，李中捷在我面前埋怨几句沙博特，说沙博特对人太苛刻，用人用得太狠，等等。第二天，我看见沙博特看李中捷的眼神就不对了，恨恨的样子，就好像他已听见了李中捷对我说了什么。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你没有对沙博特说吧？”李中捷狐疑地问。“绝对不可能。就算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是从我这里说出去的。”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他。
“我怎么感觉他好像知道我说了他什么。”李中捷用手指抬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有点不解地说。
“是吗？”我也有些不解。
他满脸狐疑地向周围看看，最后盯着我们几个人坐的那排写字台前面墙上的日光灯看了一眼。
“会不会在我们写字台这里装了什么窃听器？”他小声地说。
“不知道？”我也看了一眼日光灯，小声说。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在疑神疑鬼，因为我早就有这种感觉，只是也不知道窃听器或监视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这样。
真是在我们的那排写字台前面装有窃听器吗？我不禁又看了一眼写字台。不，不太可能。有些事是发生在工作室外的，甚至是在我的公寓内。他们怎么会知道的？总不可能处处都装有窃听器吧？这是怎么回事？没办法解释。但是，这种现象的的确确真实存在，每天都在发生。我虽然解释不清，可我开始有点害怕起来，变得不太敢说话了，特别是在评论某人或某事时。
这种担心一直到了我着手开始找工作，我不得不去面对它，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避开人们的视线和耳朵。其实，我什么也无法避开。我哪里会知道，当时“魔鬼”已经一天一天地逼近我，一点一点地在我身体上附着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