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会操和第二次会操之间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段祺瑞仍任第三镇统制，驻军保定。此时，袁世凯就在筹划第二次会操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廷授段祺瑞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原任未就。按说，已经有新的职务在身，应当卸却旧任而到新职，但怎么既得新位而未去旧职？当然还是袁世凯的作用。我们见到了袁世凯请求段祺瑞留任旧职的上奏。在此奏折中，袁世凯奏称：“惟查段祺瑞现署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并督理武备各学堂，并创办军官学堂，在在均关紧要。”“且该总兵等，韬钤素裕，智勇深沉，上年办理秋操，成效昭著，本年练兵处拟于秋季调集直隶暨鄂豫等省新军，会合大操，尤赖该总兵等身在行间，指挥调度，始可收驾轻就熟之功，一时实难骤易生手，合无吁恳天恩，俯准该总兵等暂缓赴任，仍留北洋陆军，俾资整理而重戎备，如蒙俞允，即由臣分别咨行遵照。”[1]
据此可知，段祺瑞在第一次秋操后仍被留任第三镇统制是袁世凯请求的结果。我们手中没有直接证明清廷在此时就想着手分散袁世凯北洋军事集团的史料，但从第二次秋操段祺瑞在操练中的“威而不猛，勇而不毅”的作战方略可窥其一斑。我们宁肯相信，在袁世凯为段祺瑞请求留任第三镇统制时，袁世凯、段祺瑞肯定就第二次会操的计划作过统筹谋划，袁世凯定会向段祺瑞密授机宜，凭着袁世凯的老练、段祺瑞的机智，应当推测到段祺瑞在第二次会操中把握好进军和出击的“度”的。袁世凯、段祺瑞联手，诚可谓“八音合和”，其妙无穷，既可显示北洋之雄威，又可表现出北洋之沉稳，外可韬光，内必养晦，尽可绵里藏针，不可锋芒逼人。从表面上看，段祺瑞为总统官和良弼为审判长的北军大可战胜南军，但因段祺瑞、良弼的相互掣肘而打得较为平和，但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分析，这里边有一个满汉关系的平衡度，恐怕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
请看这一段文字：
彰德会操，一改以往的惯例：南北军同时参加演练，阅兵大臣和审判长也都派了满汉各两个人。阅兵大臣是袁世凯和铁良；审判长为冯国璋和良弼。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打破袁世凯和北洋军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是一个信号，表露了朝廷对汉人、对袁世凯、对北洋军的提防和不信任。
那次参加会操的部队，北军是近畿陆军精锐第三镇段祺瑞部，南军为张之洞编练的非北洋系统的第八镇张彪部。出发前，段祺瑞和袁世凯私下里有过一次对话。
段祺瑞说：“朝廷对咱北洋军是越发不信任啦。”
袁世凯说：“此话怎讲？”
“这还不是明摆着的，”段祺瑞说，“瞧瞧，阅兵大臣一下子派了两人，审判长中还有一个良弼。”（第一次会操阅兵大臣也是两人，和第二次会操时的一样，一为铁良，一为袁世凯，所不同的是，第二次会操的南北两军各有一名审判长，且满汉搭配。以士官派为标志的良弼和以袁世凯、段祺瑞为标志的北洋派或又称武备派是有矛盾的——引者）……
袁世凯听了段祺瑞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其实，他岂能看不出这一点？但他仍然想听听别人对这事怎么看。
“芝泉啊，”他说，“你真的这样看吗？也许朝廷并非这个意图……”
“哼！”段祺瑞却冷笑了一声。又说：“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袁世凯听了这话，便默然许久。沉默了一会儿，他嘱咐段祺瑞说：“芝泉啊，事已至此，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你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但这一回不同往常。对铁良和良弼，你要特别遵从，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段祺瑞当然明白。于是，在整个一星期的会操中（实际会操只有三天——引者），北洋军都采取了低姿态。[2]
就在第二次会操后不久，清廷果然对于事关重大的军事机构作了调整。据吴廷燮《段祺瑞年谱》：“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公年四十三岁，调公办陆军各学堂。”
且看这一段文字：
袁世凯自建立六镇，并两次会操后，权势日重，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乘设巡警部之机，推荐死党徐世昌、赵秉钓任尚书、侍郎，并和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内外勾结，总揽一切，“觊操朝政”。恰在这时，军机大臣瞿鸿襪迎合一部分满族亲贵的猜忌心理和朝野舆论，建议朝廷将北洋新军的统率权收归中央。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宣布中央官制的改革，其中合兵部、练兵处与太仆寺为一，而设立了陆军部，负责全国练兵事宜，使“所有各省新军，均归该部统辖”，其职权所及包括“各省应练之兵，应筹之饷，如何扩张，如何储备，以及裁汰学堂，兴立学堂等事宜”。陆军部的构成是由奕劻管理部务，铁良任尚书，寿勋、荫昌分任左右侍郎，王英楷署右侍郎。其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牧十司。这是清朝政府从中枢机构上对旧军制的一次改革，也是对袁世凯权势的一次打击。
陆军部为了更有效地集中权力，注意到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重要性，它规定：以后各省的学生必须从这些学生中选派，不得“另自选送，以昭画一”。此外该学堂还设有留学生预备班，留学生必须在此学习后，经考试合格，才能派遣出国。这就使陆军速成学堂有可能在向全国输送大批军事人才的同时，又培养了一批才学俱优的留学人员，蒋介石、杨杰、张群、王柏龄等都是在该学堂上完预备班后留学日本的。显然，陆军速成学堂在培养军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较之于它的前身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都有很大提高，不过以学堂督办身份总司实际事务的仍是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3]
对于袁世凯和段祺瑞来说，一方面，袁氏军事集团的实力受到了限制，但另一方面，段祺瑞对于军事教育的垄断为日后北洋军阀的骨干力量的培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设立了陆军部，北洋军事集团的势力受到了一次大的打击，我们认为，之所以这样，当与两次秋操袁世凯军事实力的暴露对于清廷的震慑不无关系。
此时，袁世凯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尽量低调从事，以退为进。不仅在二次秋操后这样做，他甚至在自己开始任山东巡抚时，就奏请旗籍道员荫昌“佐赞军务”；在署理直隶总督时，他也挑选了三千八旗子弟增加到新军训练；保奏旗籍道员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参与训练新建陆军；在京畿成立督练新军处，他推举奕劻为督练大臣而自己只任会办，甘愿给人家打下手。尽管如此，他的军事权力还是太大了，大得让清廷满族权贵们对他不放心。这样，他干脆来一个让权，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1906年11月18日），他宣称自己所担负的职务过多，上奏请“开去各项兼差以专责成而符新制”，于是就辞去了八大臣的兼差（即本书第一章所列举的那些）。清廷本来对袁世凯的辞去这些职务早已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当袁世凯提出时，清廷立马作出积极回应：“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4]同时，他还请求将他一手缔造的北洋新建陆军六镇中的四镇（即第一、第三、第五、第六镇）移交给新设立的陆军部，只保留了第二、第四两镇的指挥权。
其实，关于移交四镇兵力一事，袁世凯并不是立马慷慨地做出决定的，且看这一段文字：
彰德秋操后不久，有一天，阮忠枢突然到天津来见袁世凯了。他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告诉袁世凯，朝廷准备把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而为一，设立陆军部，全国所有的新军都将被收回，归该部统辖，当然也包括北洋六镇在内。
“此消息可靠吗？”袁世凯将信将疑。
阮忠枢说：“正在议论中，不过听说太后赞成这个主张，谕旨也许很快就会下来。”
听他这么一说，袁世凯便坐立不安了。显然，这又是对付他袁世凯的。练兵处没有起作用，现在又要设陆军部了。收回全国陆军，自然是一句漂亮话，真正要收回的还不是他手中的这支北洋新军吗？袁世凯想，看起来朝廷是铁了心要收回这支军队了。
阮忠枢见袁世凯不说话，便又开口道：“项城啊，新军已经练成，你功不可没；但功大震主，却是要提防的。目前，你权势过大，树敌又太多，在这种局面下，再把住兵权，我看是弊大于利啊。不如就此放手，以防日后生出事端。”
当时很少有人这样直率地向袁世凯建议，要他放弃兵权，也很少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心病，这对袁世凯不能说不是一个震动。
阮忠枢和袁世凯交情很深。他是在袁世凯科举失意、捐官无望的落魄时期，与袁在旅途中相识的。当时袁世凯准备去山东投奔吴长庆，阮忠枢给了他一些接济，此后两人便为莫逆之交。这种关系使袁世凯毫不怀疑阮忠枢所言是真心在为老朋友着想，而且阮忠枢与李莲英的关系也使他相信这个消息来源是可靠的。
阮忠枢走后，袁世凯先后找过几个亲信商量。有的附和阮忠枢的意见，认为不如趁早交出兵权；而有的则持异议。袁世凯也患得患失，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他决定听听段祺瑞的意见。使袁世凯大感意外的是，段祺瑞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便赞成交出兵权。他对袁世凯说：“祺瑞认为，不仅要交，而且要主动交。”看来他对此事早已是深思熟虑。在北洋的高级将领中，段祺瑞向以强硬著称，对朝中的权臣贵胄他也从不主动巴结。这次何以一下子“软”了下来了呢？
“芝泉，你不是在讲反话吧？”
“不，”段祺瑞说，“宫保大人，在目前的情势下，祺瑞以为这是仅有的一途。眼下不比从前了，庆王爷被人堵了嘴巴，在朝中也不便多为大人说话；而铁良、良弼又相逼甚紧，不达目的，岂肯干休？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把兵权交出去，暂避风头，再作计较。不知宫保大人以为然否？”
段祺瑞看得很清楚，在这场争夺兵权的斗争中，如果不让步，其结果不仅对袁世凯，而且对北洋军整体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
袁世凯长久地沉默着。段祺瑞所说的一切，他比段祺瑞更清楚。但要下决心，却又难免割舍不下。北洋六镇是他一手编练，苦心经营起来的，这是他所倚重的力量。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靠的也正是这支威风全国的武装。一旦失去了北洋六镇，那将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段祺瑞看出了他的心思。他说，宫保大人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北洋六镇交给陆军部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他分析说，六镇军官自上而中而下，皆出自北洋系统。即使铁良和良弼等有心改组，但值此局势动荡之际，谅必朝廷也要有所顾忌。“只要我们这些人在职一天，陆军部就翻不了什么大浪。”他说，“交出去又有何妨？”
袁世凯听了这话便高兴地笑起来。他迈着两条短腿走到段祺瑞的座前，连声说：“说得对，说得对，我也是如此想的。芝泉啊，今后就要靠你们了。”[5]
本书认为，袁世凯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以设想，自幼就有坐镇天下之雄心的袁项城，他不可能像他的老乡李耳所说的那样，过他的“无为”生活。他虽然把六镇新军中的四镇都移交了，但自己仍然还有两镇大军，相比较，这两镇陆军中，他的嫡系势力是很强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袁世凯早年的莫逆之交徐世昌授任东三省总督，奏准调第三镇和两个混成协随他赴东三省。这样说来，袁世凯的势力从表面上看是有所削弱，但实际上并无大碍，我们说实际上并无大碍主要有两点可说：其一是徐世昌把第三镇带至东北，实际上为第三镇提供了一个控制新地盘的契机，同时，也把东北军（奉系）与之增加了磨合，应当说增进了两军的亲和力，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其二是由于军制的改革，段祺瑞最大程度地掌控了军事教育权，为后来的“得天下”准备了军事人才。但是，不管怎么说，此时的袁项城真的是应该小心谨慎了，他的这棵树实在是太大了，太粗壮了，树大招风，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清之“风”尽管是“强弩之末”，但它仍是“君”，你袁世凯毕竟是“臣”。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应当韬光养晦了。
二次会操之后，尽管袁世凯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的锋芒多所收敛，处处保持做人处事的低调，尽管如此，清廷还是对裁减袁世凯的势力动起了真格。
一年后的1907年，清政府又开除袁世凯直隶总督一职，内调为军机大臣兼外务大臣。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清朝贵族见袁世凯仍然握有两镇兵权，不能对他十分放心，虽然军机大臣比总督的地位高，汉人做到军机大臣已是登峰造极，但这实际仍是清廷官场中一种“明升暗降”的做法。削去袁的实权，给他一个空位子而已。[6]但也有人认为，上述见解不过只是“循乎常规的推测而已”。因为这时的军机大臣并不是有人说的那样是戴在那些失宠而又一时不便革职的大臣们头上的花帽子。袁世凯内调后，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仍是他的心腹，北洋各级军官均为袁氏武备派旧人，非袁世凯不能调遣。因此，“袁世凯内调以后，其势力不但丝毫未损，却正好可以利用自己主持全局的地位发展力量，推行政见”。[7]但是，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这次主动交出兵权，多少起到了自保的作用，对他本人及他的军事实力触及不大。[8]
本书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不管怎么说，袁世凯对于晚清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在内忧外患的那个时代，清廷纵然是知道汉人中间就数袁世凯的势力最大，但在那种情势下，还必须重用袁世凯。这种情况对于清廷而言，它明明知道袁世凯的潜在威胁，还必须重用，还应该重用他。中国自古有言：
用人不疑。就袁世凯本人而言，此时的清廷当然对于袁世凯“有疑”，疑而犹用，从大局论，对于清廷是利大于弊的。至于说把袁世凯从直隶总督一职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大臣，这个职务是虚名也好，实权也罢，并不比直隶总督差，犹如我们现在的官员，你原是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你的政绩不错，口碑也好，何不把你升上一级，做某市的副市长呢？你说这是对于这个县委书记的重用还是“明升暗降”呢？显然我们不能说是对于这个县委书记的降职嘛。当然有人会说，从实际上看，那个县委书记要比那个副市长实用得多，但那是就“实用”的意义上说，我们对此搁而不论。就袁世凯说，我们的看法是他在中央做官，且做的还不是某一重要部门的副职，而是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军机大臣和外务大臣这两个中央部门的正职总体上并不比那个直隶总督差，更何况接替他直隶总督一职的杨士骧还是自己的心腹呢！
不过，话又说了回来，对于袁世凯多年经营的北洋六镇新军来说，袁世凯丢掉了其中的四镇，从内心讲，那的确是一个打击。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后来的清廷上层的变化，使袁世凯措手不及。这个使袁世凯措手不及的大事件就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先后死去。这两个人物对于袁世凯的关系真的是太大了，大得令袁世凯不由得“胆战心惊”。据说，当袁世凯得知这两个人物先后死去的消息时，从来没有像那天一样吓得魂不附体，他匆匆忙忙逃到天津，躲在亲戚盐商何颐臣的家里，整天笼罩在大祸临头的恐惧之中。
袁世凯为什么被吓得如此之很呢？个中缘由，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有过说明，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还得接续着那段文字述说开来。
在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西方世界已经走到了大清帝国的前头，人家强大起来了，中国相对于西方而言，真的是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我们挨了西方人的打，中国的大门被它们给打开了。我们的主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变法”了，变法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不失为一个振兴的办法。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是不主张变法的，而以光绪帝为首的新派势力则是主张变法的。到底是变法还是不变法？此时有一个关键人物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平”，这个人物就是袁世凯。当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的谭嗣同找到袁世凯请求他帮忙的时候，袁世凯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抉择，他站在了顽固派慈禧这一边，导致了当朝皇帝被囚禁。也就是在这件大是大非的抉择中，袁世凯落下了千古骂名。可以设想，一个当朝的在位皇帝，因为袁世凯的因素，使他遭到了被囚禁的命运。这样一囚禁，还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俩月，而是十年！尽管在皇帝被囚后，袁世凯在老慈禧的庇护下官职可以一升再升，地位可以一显再显，最终达到了那个时代汉人在满族政权中的顶峰，说实在话，袁世凯的内心还时时对于光绪被囚而不能不内疚。光绪之死，对于袁大人还好说一些，怎么这个老慈禧也偏偏在光绪死后的第二天也“驾鹤西去”、一命呜呼了呢！其实，按照人生的自然规律，慈禧应当死在光绪之前（这是从人的寿数上说，如果从中国的政治上说，这个老慈禧早就该到她应该去的地方了。如果她在若干年前就“一命呜呼”的话，光绪的“变法”说不准得以推行，中国的强盛或许可以有一线生机，那个“八国联军”可能不至于把中国祸害到如此惨重的程度），如果从这个方面论，袁世凯自从光绪被囚后应当是一直揣揣不安的。不想光绪先死，我们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证明在光绪死后袁世凯的心情如何，上苍给当时清廷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或许袁世凯得知光绪帝死后的心绪还没有调整到正常的情况下，立马又传来了老慈禧死去的消息，这一下子真的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袁项城给打得晕头转向。我们不能不感叹，老慈禧的“工作效率”真的是够“高”的了，她和光绪帝的死前后也只不过差那么一天。就这一天时间，对于袁项城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老慈禧的主持下，让小皇帝溥仪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要知道，小皇帝的伯父可是光绪啊！这个年仅三岁的小皇帝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他的父亲载沣就是摄政王，载沣能把他袁世凯害其兄光绪的事情忘掉吗？不可能！
这不，袁世凯的灾难终于来了！在载沣还没有对他下手时，他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跑到天津一个亲戚家中躲将起来。但这并不是好的办法，你能躲过初一，但你终不能躲过十五的，是福不是祸，是祸你躲不过！1909年1月2日，也就是在慈禧死后的第57天，一道关于处分袁世凯的上谕正式下达，谕称：“军机大臣、外务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意。”（《宣统政纪》卷一，第十二页）如果要照载沣的意思，恐怕袁世凯不可能是因“足疾”而被开缺的问题，那有可能是被杀头的！你想嘛，你袁大人把人家的亲兄弟给害得那么苦，有你的好果子吃吗？但为什么没有被杀头，而仅仅是“开缺回籍”，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一章有过解说。
为使详解，且看这段文字：
能够保住性命，对袁世凯来说已是不幸中的万幸。至于载沣为何不杀袁世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张之洞力保的结果，有的归于隆裕太后的软弱，实际上，让袁世凯保住脑袋的，还是他自己——自1895年小站练兵以来培养私家军事实力，使任何一位略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能不重视他的存在。难怪当隆裕太后拿着载沣拟就的将袁世凯革职交法部治罪的谕旨去征求军机大臣的意见时，奕劻要跳出来反对：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谁负责？奕劻护着袁世凯，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即使连载沣，也不得不默认。当时，北洋六镇除第三镇及第六镇的三个混成旅（协）开进东北，第五镇驻守潍坊外，其余都驻扎在京津、直隶一带，而且由何宗莲统辖的第一镇就驻在北京郊外，其中有一个团（标）还直接担任禁廷宿卫。张之洞一句“主幼时危，未可遽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驱逐出京”的话，确定了那道上谕的基调。[9]
袁世凯此时算是交上了“华盖运”了。真乃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鲁迅语）。不过我们从古籍中看到，这个“华盖”并不单单是一个倒霉运，它说不定还是一个更大的官运呢！诸位如若不信，请看崔豹《古今注？舆服》：“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这样说来，“华盖”并不是坏事，它是帝王车子上的装饰。再见《宋史？天文志》：“华盖七星，杠九星如盖有柄下垂，以覆大帝之座也，在紫微宫临勾陈之上。”这也是说的华盖乃帝王之像。但是民间所说还有另一个版本，以为人有华盖星犯命，是运气不好。就连大文豪鲁迅先生也说自己交了“华盖运”是倒了霉了。不管怎么说，这里边有一点意思，我们还用《道德经》中的话作释：“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应当说，在这个时候，袁世凯交上了倒霉运，那只是一时的情况。但那毕竟是倒霉运。原先那种叱咤风云的风光劲，此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五代南唐国君李后主（李煜）词曰：“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虞美人》）看来，此时的袁大人也像李后主一样，对于昔日的京都繁华要作一个告了。
1909年1月6日，北京的天气是寒冷的。寒冷的北京火车站，袁世凯一行从这里登车南下，他要告别他经营多年的北洋新军和在京的同僚们，他要回家乡了。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袁项城所要回的家乡只是从省份上说，而不是从省辖的县份上说，有的写书人把袁项城的归乡写成了回到了项城。比如：“看官！你想袁宫保世凯，是清朝摄政王载沣的对头，宣统嗣位，载沣摄政，别事都未曾办理，先把那慈禧太后宠任的袁宫保，黜逐回籍，虽乃兄光绪帝，一生世不能出头，多半为老袁所害，此时大权在手，应该为乃兄雪恨，但也未免躁急一点。袁宫保的性情，差不多是魏武帝，宁肯自己认错，闭门思过？只因载沣得势，巨卵不能敌石，没奈何退居项城，托词养疴，日与娇妻美妾，诗酒调情，钓游乐性，大有理乱不知，黜步不闻的情状。”[10]
袁项城所乘的火车到了保定，段祺瑞等率幕僚守候在站台，等待拜谒袁世凯，这让失势的袁世凯十分感动。据说，他曾拉着段祺瑞的手，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连声说：“这次全亏你！这次全亏你！”我们不妨要问一声，袁世凯下野与段祺瑞又有何种关系？我们可将镜头向前回放，即可知道袁世凯所说的“这次全亏你”的话的源头了：
1908年11月的一天，段祺瑞正在保定东关外的北洋陆军各学堂督办公署办公，贴身侍卫送来一封密函，这是袁世凯的一个家人送来的。段祺瑞拆开一看，果然是袁世凯的亲笔信，信的内容很简略，让他尽快来京相见，并叮嘱他此行切不可张扬，以隐蔽为好。段祺瑞预感到事情不太妙。近来，他已风言风语听到一些有关圣体不愈的消息，并听说太后过生日时，皇上是被人搀扶着去的，京城上下正四处讨名医。
为了安全起见，段祺瑞仅带几名随从，化装成商人模样，秘密潜入京城。京城中的气氛很反常：肃杀的寒风正猛烈地摇拽着残枝败叶，街道行人比平日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店铺大多紧闭着门，骑兵队正在加紧巡逻……等到了紫禁城附近，但见王公大臣们进进出出，个个满脸哭丧，禁卫军比平日增添了许多，也都显出慌乱的神情。难道真的出大事了？段祺瑞满腹狐疑地来到袁府门前。
袁家的府第位于紫禁城东边的锡拉胡同，一年多来，段祺瑞曾数次到过这里，每次来时，袁府总是车水马龙，达官要人常聚于此，好不热闹！可眼前的袁府与往日迥然不同，冷清得令人发畏。段祺瑞确信：一定发生了大变故。段祺瑞的随从上前叫门，过了好一会儿，才见大门启开了一条缝，从缝中探出了一个人的脑袋，段祺瑞认得此人是袁家的管事申明善，申见是段祺瑞，急忙把段祺瑞一行人让进门，段祺瑞急切地问：“申管事，到底出什么事了？”
“唔，这个……”申管事显得慌慌张张，支吾了半天，“到客厅再说吧。”
客厅中不见袁世凯的身影，段祺瑞的心又是一沉。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急匆匆来到客厅，也顾不得寒暄，便惊慌地说：“段督办，不好啦，皇上和太后都驾崩了！”
“哦——！”段祺瑞从袁克定的叙述中得知，皇上是在两天前驾崩的，当天夜里，沉睡中的袁世凯即被召到宫中商议立嗣之事。第二天，西太后也死了。根据西太后的遗旨，立的是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载沣本人为监国摄政。此时，袁世凯尚在宫中。
段祺瑞知道，此时是对袁世凯及北洋军的生死攸关的考验。清廷一直对袁世凯操纵北洋军放心不下，组建练兵处、成立陆军部、调袁入京，都是旨在收回袁手中的兵权。以载沣、铁良为首的满族排汉派，更是想彻底打倒袁世凯，完全收回兵权，只是由于西太后出于多方考虑，从中调节，他们才没有机会得手。可如今，西太后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袁世凯恐怕在劫难逃了。更何况，载沣和袁世凯历来不睦。当年戌戌变法时，正是袁世凯告的密，才使得载沣的亲哥哥光绪被西太后囚于瀛台，好不凄惨。前年，在讨论立宪问题的会议上，袁世凯与载沣闹翻了，据说载沣还准备向袁开枪……现在，袁世凯落到载沣手里，万一袁被载沣杀了，唇亡齿寒，载沣又会怎样对待自己呢？想到这里，段祺瑞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对袁克定说：“芸台（袁克定的号），袁大人入宫时留下什么话没有？”袁克定摇摇头。
段祺瑞知道，袁府已成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于是站起身来，对袁克定说：“我要告辞了。如果袁大人要找我，就说我在租界里。如果过两日再没有消息，我就回保定了。”
离开袁府后，段祺瑞为了避免麻烦，在一家较偏僻的法国饭店安顿下来。他将手下人纷纷派出去打探消息，并派人去找此时正在京城准备在即将成立的军谘处任职的冯国璋。过了段祺瑞时间，探听消息的人纷纷回来，有的说皇上是被太后毒死的；也有的说是袁世凯策划的，害怕皇上死在太后之后，对他不利。段祺瑞敏锐地觉察出：这可能是袁世凯的政敌制造的阴谋，为诛杀袁而造舆论。
冯国璋果然来了。寒暄过后，两人开始谈论正题，段祺瑞先开口：“四哥（冯国璋在家中兄弟排行第四），情况你都知道了，你的意思是……”
“芝泉，你先说说。”
“依我看，当下局势，我们北洋军必须精诚团结，搞出动作来，好让朝廷知道我们北洋军的举足轻重，才不敢对袁大人轻举妄动。”
“好！我也这么看。”
但具体该怎么搞，两人足足商量了两个多小时。虽说北洋军的大多数高中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扶植起来的，士兵们也被长期灌输“袁宫保是我们衣食父母”之类思想，但为了袁世凯一个人去发动士兵反叛朝廷，毕竟是大逆不道，段祺瑞、冯国璋也毫无把握能成，而且，如果失败，非但不能救出袁世凯，反而害了他的性命。二人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虚张声势地搞一次冬季操练，由段祺瑞回到保定后办理。具体内容是：由各部队向外界放出风，说北洋军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冬季军事演习，各部队表面上也行动起来，给人以确有其事的印象。但实际，不过是制造假象，不真正举行演习。陆军部获悉后，必然会惊怪，因为不经陆军部批准便擅自举行操练无疑等同于犯上作乱，势必会惊动朝廷，从而形成对朝廷的一种压力，使他们感到北洋军的重要。
如果朝廷追究下来，他们也想好了对策：就说并无此事，是有人制造谣言。甚至可以反咬一口，说是陆军部有意陷害。由于北洋军和陆军部的积怨日深，外界很难不信。这样一来，既使陆军部难洗清白，又向朝廷施加了压力。
然而，万一真相败露，朝廷怪罪下来，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目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段祺瑞、冯国璋下定决心，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或许会绝处逢生。
议毕，两个都很紧张，冯冯国璋又叮嘱道：“芝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咱北洋全靠你啦！”
“四哥，我会小心从事。”当夜，段祺瑞就匆匆回到保定。
第二天，段祺瑞就“病”了，据说病得很重。很快，段祺瑞的住室忙乱起来，段祺瑞的亲信幕僚、北洋军的高中级军官纷纷前来探视，在北洋六镇中，除曹锟所辖的第三镇被派到东北外，其他各镇几乎均有不少人来。探病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个个神情紧张。
这出戏，是段祺瑞导演出来的。他利用亲信、北洋将领探病之机，把他与冯国璋商议的计划很含蓄、很谨慎地传递给每一位探视者，这些人自然心有灵犀。陆军部很快接到报告，北洋军和陆军学堂即将举行大规模的冬操，朝廷为之一震。
就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段祺瑞意想不到而又兴奋不已的事。几个月前刚调到保定的北洋六镇第十一协的几个士兵由于聚赌发生争执，引起火并。该协的协统名李纯，号秀山，与段祺瑞一样，是天津武备学堂的首届毕业生，此人后来先后接任江西、江苏督军，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事件发生后，李纯没敢直接汇报给段祺瑞，怕惊动他的“病情”，只是打电话给学堂督办公署，表示自己尽快妥善处理。
段祺瑞闻讯后，开始时仅仅淡淡地骂了句，没大放在心上。旋即，他那双不大的鹰眼闪现出一股奇异的光，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他一骨碌从病床上爬起来，“病”情都跑到了九霄云外。令手下立刻给李纯接通电话，电话接通了，段祺瑞一把抢过话筒，喊道：“是秀山吗？我是段祺瑞，你那边发生兵变了！”
“兵变？”李纯一下子给瞢住了，“段大人，不是兵变，是几个士兵因赌博而……”“是兵变！”段祺瑞打断了对方的话，提高了声音，“你听着，你那里发生了兵变，你懂吗？”
“哦！这个……”
段祺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那里发生了兵变！你当怎么处置？”
“率兵弹压吗？”李纯终于有点醒悟了。
“对！立即弹压，声势越大越好。我随后带兵增援。”
部队很快集中起来，军号齐鸣，人声鼎沸，战马奔腾，炮声隆隆，把“兵变”渲染得有声有色。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神，越传越离奇。段祺瑞立即向陆军部报告：保定发生了大规模兵变，他正在率众镇压……[11]
这段演绎性的文字，有势、有情、有貌，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我们不知道在事过百年（从1908年年底到现在整整百年）后的今天，这场“兵变”的策划者——冯国璋和段祺瑞，他们的后代冯巩和段昌建等重读这段文字作何感想——他们大概会因他们的老爷子有如此魄力而激动不已吧！不管怎么说，就是这场“兵变”把个无能而懦弱的摄政王吓得屁滚尿流。他本想报袁世凯告密而囚其兄的那“一箭之仇”，企图将袁世凯置于死地，但因张之洞等所言“杀个袁世凯并不难，怕的是北洋军造反”一句，正好应了段祺瑞的“军事配合”，诚可谓：“歪打正着”者也！
历史真的是一幕戏剧。把几个士兵聚赌而演绎成一场“兵变”，这是作为总导演的冯国璋和段祺瑞演奏的“喜剧”；而“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则是载沣所导演的对于袁世凯来说的“悲剧”。一剧还一剧，算是“扯平”了。不过，作为袁氏的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因袁世凯的失势可真的要更为谨慎一些了。
这不，段祺瑞在保定火车站送别项城时，袁氏给段祺瑞有一句语重心长的寄语：“芝泉啊，项城有你这样的知己，此生足矣！我回籍了，你好自为之吧！”
注释：
[1]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62页
[2]季宇：《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5-26页。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2000年1月第1版，第182页。
[4]《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7-1418页。
[5]季宇：《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6-28页。
[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页。
[7]郭剑林、纪能文：《诡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199页。
[8]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41页。
[9]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42-43页。
[10]蔡东藩：《民国演义》第一回。这里把项城和彰德（今河南安阳）混而说之，不妥。
[11]程舒伟、侯建明：《段祺瑞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35-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