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体系都有它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历史条件和思想来源，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时代主题的变化的准确反映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时代发展和世界形势变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在对当代世界主题的不断探索和正确回答中，创造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条件的一个重要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产生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代主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冷战已经结束，对抗成为过去，大战争打不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及时调整本国的的对内对外政策，确定一个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新形势下是富强和落后的大问题。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对世界形势变化的分析，特别是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的分析，通过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及其转化和影响的分析，及时调整了我们的对内对外政策，坚决地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宏伟任务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主题的转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正是与这一时期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显著变化，一是国际形势由剧烈冲突向相对和平局面的转变，给每个国家和民族集中精力进行建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二是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变化了的世界形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时代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现代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表明，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新产业革命席卷全球，引起了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20世纪一切变化中最重要的变化。这不能不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现代科技革命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科技革命的兴起，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现代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变革的社会现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影响下形成的。
这一理论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21世纪之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阶段，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国际背景下的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国际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探索真理、把握时代潮流的结果。
二、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便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那时我们一方面基本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觉察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诸多弊端，力图克服这些弊端，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对社会主义建设一些重大问题的阐述，都表明我们党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决心和勇气，开端是好的，方向是对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些有利于后人的经验。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我们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下去。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严格地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阶级关系的判断上，以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出现重大失误，走上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仍然形成了以苏联建设模式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另一方面，受到越来越“左”的思想的干扰，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灾难性破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有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并能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20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0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
同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形成和发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因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脱离本国国情而导致失败的严重事实，更加证明了我们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改革的正确性，证明了我国从具体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吸收和借鉴了“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科技的力量发展经济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走开放发展的经验；北欧一些国家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对我们党新的政策的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使一个党变得更加成熟。我们党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的经验不断进行正确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逐步进行了科学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并将之上升为理论，这些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之，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展和丰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营养。
三、新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伟大的实践催生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指导伟大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昭示我们：“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应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应运而生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升华。它是以我国近现代的整个发展为客观依据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实践为其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一定时期的理论总是与一定时期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万万不可能形成的，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结束。我相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3]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孕育催生了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中，在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实践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谋求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新的人类实践的基本经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课题、一项全新事业，老祖宗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探索。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和发展了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创新理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个创新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源泉就是新的实践。这个创新理论体系就是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邓小平多次说过，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才制定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二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世界范围各国人民追求发展和进步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三是概括了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实践经验。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领导主要是概括和提倡、推广。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随着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逐步形成、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是对我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科学概括。这一崭新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有理论根据、历史根据，又有现实根据，其现实根据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据，那么，这一理论根据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如果说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历史提供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那么，这一历史根据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但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实践，要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国有企业改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崭新实践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层的根据，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实践。历史再一次说明：生动变化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永恒源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我们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是我国人民生机勃勃的伟大创造，也是科学理论发展的不竭源泉。我们党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潮流的前沿，热情支持、鼓励、保护、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深刻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从中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归结起来说，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和丰富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时又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世界发展进步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野。任何一种划时代的科学理论的内容，不仅反映本国的实际需要，而且能敏锐抓住时代课题，充分吸收时代智慧的精华，集中体现所处时代的实践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吸收借鉴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其实践基础并不仅限于在本国进行的最直接的实践，而且包括世界范围各国人民追求发展和进步的实践。一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无比丰富，其中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已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内容。二是各国探求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具有历史视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发展理论，吸收借鉴了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三是各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虽然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执政党的性质、纲领、阶级基础、执政理念等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在治国理政和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又存在一些共同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吸收借鉴了各国执政党在治国理政和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
四、优秀思想的吸纳和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有三个：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三是人类其他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然而，它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它必须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先驱者的思想资料，在这里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遗产，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及其思想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怎样看待这一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既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性质的判断，也是这一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和统一性，就是源与流的关系。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这个源与流的关系，才能找到贯穿于它们之间的思想红线，真正理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多年以来的来龙去脉，历史地具体地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的内在源流关系。企图用任何形式、从任何方面把四者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尝试，在理论上是极其错误的，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源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源头：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和原则；二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思路；三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和尝试。
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科学，它所提出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没有固定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基本原则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第二，没有否定差别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一般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统一的原则；第三，没有脱离个性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这些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源远流长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活水源头。“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时代发展进步精神。”[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只有实现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强大武器。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体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总是能吸纳新的因素，自我调整，在即将断续的同时，转而迅速发展起来。否则，中华文明也不会源远流长几千年而不断，成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化。因此，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内容虽然对我国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制约，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扬弃中一定会实现与时代的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在扬弃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思想浓郁的中国式语言风格，丰富的传统典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也正是紧紧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符合中国国情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更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思想和哲理性的言论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的基础。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质量观等等都有某种契合之处。中国的“和合”文化，“和谐”思想等更是与和谐社会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也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中国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华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化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就是，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来看，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传世性精华；二是批判、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三是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创立过程中，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广阔的胸怀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大量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比如儒家思想中“和”的思想、“民为帮本”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他们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共产党人不仅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从传统文化中采撷了无数的瑰宝，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从而使这一理论体系带上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认真探讨的大问题，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主张与新时期党的全面改革政策之间的传承关系；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关于以人为本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富国利民主张与当代富民强国政策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主张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中庸之道与党内防“左”反右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之间的传承关系；传统的和合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产物，是在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中兴起的，本质上是一种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生命力不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以开放的姿态汲取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没有这个学习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民主政治也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的重大文明成果，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5]，是成熟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借鉴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大胆学习、理解、吸取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进一步获得新的创新空间。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喻成大海，海纳百川，才会奔腾不息，永不枯竭。
总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新的认识和新的要求真正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以及以毛泽东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体系的探索与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关系，真正弄清楚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国情依据和时代依据以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等，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版，14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544
[3]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4卷.1984.10.466
[4]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006.4.21.428
[5]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