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王榆顿首
每到一个季节，这样的一封信必定由邮差手中递到，不过在年底来的贺笺上，把“节禧”两个字换成了“年禧”而已。除了王榆他自己住在我们家里外，这样的一封信，简简单单的几个吉利的贺语，往往引起父亲母亲怀旧的思念。祖母也往往道：“王榆还记念着我们。不知他近况好不好？”母亲道：“他的信由丽水发的，想还在那边的百卡上吧。”
自从祖父故后，我们家里的旧用人，散的散了，走的走了，各自顾着自己的前途。不听见三叔、二叔或父亲有了好差事，或亲戚们放了好缺份，他们是不来走动的。间或有来拜拜新年，请请安的，只打了一个千，说了几句套活，便走了。只有王榆始终如一。他没有事便住在我们这里，替我们管管门，买买菜。他也会一手很好的烹任，便当了临时的厨房，分去母亲不少的劳苦。他有事了，有旧东家写信来叫他去了，他便收拾行李告辞。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拜节的贺片由邮差送到，不象别的用人，一去便如鸿鹄，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不该说王榆是“用人”。他的地位很奇特，介乎“用人”和亲密的朋友之间。除了对于祖父外，他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用人。所以他的贺片上不象别的用人偶然投来的贺片一样，写“沐恩王榆九叩首拜贺”，只是素朴的写着“晚王榆顿首”。然而在事实上他却是一个用人，他称呼着太太，少爷，少奶，孙少爷，孙小姐，而我们也只叫他王榆。他在我家时，做的也那是用人和厨子的事。他住在下房，他和别的用人们一块儿吃饭，他到上房来时，总垂手而立，不敢坐下。
他最爱的是酒，终日酒气醺醺的，清秀瘦削的脸上红红的蒸腾着热气，呼吸是急促的，一开口便有一种酒糟味儿扑鼻而来。每次去买菜蔬，他总要给自己带回一瓶花雕。饭不吃，可以的，衣服不穿，也可以的，要是禁止他一顿饭不喝酒，那便如禁止了他的生活。他虽和别的用人一块儿吃饭，却有几色私房的酒菜，慢慢的用箸挟着下酒。因为这样，别人的饭早已吃完了，而他还在低斟浅酌，尽量享受他酒国的乐趣，直到粗作的老妈子去等洗碗等得不耐烦了，在他身边慢慢的说：“要洗碗了，喝完了没有？洗完碗还有一大堆衣服等着洗。今天早晨，太太的帐子又换了下来。下半天还有不少的事要做呢。”
他便很不高兴的叱道：“你洗，你洗好了！急什么！”他的红红的脸，带着红红的一对眼睛，红红的两个耳朵，显着强烈的愤怒。又借端在厨房里悻悻的独骂着，也没人敢和他顶嘴，而他骂的也不是专指一人。母亲听见了，便道：“王榆又在发酒疯了。”但并不去禁止他，也从来不因此说他。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酒疯一发完，便好好的。
他虽饮酒使气，在厨房里骂着，可是一到了上房，尽管酒气醺醺，总还是垂手而立，诺诺连声，从不曾开口顶撞过上头的人，就连小孩子他也从不曾背后骂过。
偶然有新来的用人，看不惯他的傲慢使气的样子，不免要抵触他几句，他便大发牢骚道：
“你要晓得我不是做用人的人，我也曾做过师爷，做过卡长，我挣过好几十块钱一个月。我在这里是帮忙的，不象你们！你们这些贪吃懒做的东西！”
真的，他做过师爷，做过卡长，挣过好几十块钱一个月，他并不曾说谎。他的父亲当过小官僚，他也曾读过几年书，认识一点字。他父亲死后，他便到我的祖父这里来，做一个小小的司事。他的家眷也带来住在我们的门口。他有母亲，有妻，有两个女儿。在我们家里，我们看他送了他的第二个女儿和妻的死。他心境便一天天的不佳，一天天的爱喝酒，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他会自己烧菜，而且烧得很好。反正没有事，便自动跑到我们厨房里来帮忙，惭渐就成为一个“上流的厨子”，也可谓“爱美的厨子”。祖父也就非吃他烧的菜不可。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时，他便又舍厨子而司事，而卡长了。祖父故后，他也带了大女儿回乡。我们再见他时，便是一个光身的人，爱喝酒，爱使气。他常住在我们家里，由爱美的厨子而为职业的厨子，还兼着看门。
他常常带我出门，用他戋戋的收入，买了不少花生米、薄荷糖之类，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来。
但他见我在泥地里玩，和街上的“小浪子”擂钱，或在石阶沿跳上跳下，或动手打小丫头，便正颜厉色的干涉道：“孙少爷不要这样，衣服弄龌龊了”，“孙少爷不要跟他们做这下流事”，“孙少爷不要这样跳，要跌破了头的”，或“孙少爷不要打她，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我横被干涉，横被打断兴趣，往往厉声的回报他道：“不要你管！”
他和声的说道：“好，好，回去问你祖母看，我该不该说你？”他的手便来牵我的手，我连忙飞奔的自动的跳进了屋。所以我幼时最怕他的干涉。往往正在“擂钱”擂得高兴时，一眼见他远远的走来，便抛下钱，很快的跑进大门去，免得被他见了说话。
全家的人都看重他，不当他是用人，连父亲和叔叔们也都和颜的对他说话，从不曾有过一次的变色的训斥，或用什么重话责骂他，——也许连轻话也不曾说过——他是一个很有身分的用人（？），但我这个称谓是不对的，所以底下又加了一个疑问号，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恰当的语句来称他，他的地位是这样的奇特。……
我第一次到上海来，预备转赴北京入大学。这时，王榆正在上海电报局里当一个小司事，一月也有三四十元。他知道我经过上海，便跑来见我，殷勤的邀我到酒楼里喝酒去。我生平第一次踏到这样的酒楼。楼下柜台上满放着一盆一盆的熏炙的鸡、鸭、肝、肠，墙边满排着一瓮一瓮的绍兴洒。楼梯边空处是几张方桌子，几个人正在喝着酒，桌上只有几小碟的冷菜。王榆领我一直上楼，倚着靠窗的一张方桌坐下。他自己又下楼去，说道：“就来的，就来的，请坐一坐。”窗外是一条一条的电线，时时动荡着，嗤嗤的声音，由远而近，连支线的铁柱上也似有嗡嗡的声响，接着便是一辆电车驶过了。车过后，电线动荡得更厉害，这条线的动荡还未停止，而那边的电线上又有嗤嗤的声音了。车过后，远远的电线上还不时发出灿烂的火光。我的幻想差不多随电线而动荡着。而王榆已双手捧了几包报纸包着的东西上楼来。解开了报纸，里面是白鸡、烧鸭、熏脑子之类，正是楼下柜台陈列着的东西。他道：“自己下去买，比叫他们去买便宜得多了。”我们喝着酒，谈着，他的话还是带有教训的气味，如当我孩提时对我说的一样。我有点不大高兴，勉强敷衍着。他喝了酒，话更多，红红的一张清秀瘦削的脸，红红的细筋显现在眼白上，而耳朵也连根都红了，嘴里是酒气喷人。我直待他酒喝够了，才立起来说：“谢谢了，要回去了。”他连忙阻拦着道：“还有面呢。”一面又叫道：“伙计，伙计，面快来！”
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时，他已先一年离开了。听人家说，电报局长换了人，他也连带的走了，住在那个旧局长家里——他也是他的旧东家——充当厨子。但常常喝酒，发脾气，太太很不高兴他，因此他便走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红签条的信。象这样的信封，我是许多年不曾见到了。从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体上，我知道这是王榆的拜年信。这一次他只写信：“恭贺大少奶，孙少爷，孙小姐年禧，”因为只有我母亲和妹妹和我同住在上海。贺笺之外，还有一张八行笺，还有两张当栗。他信上说，他现在吉林，前次在上海时，曾当了几件衣服，不赎很可惜，所以，把当票寄来，请我代赎。我正在忙的时候，把这信往抽屉里一塞。过了十几天不曾想起，还是母亲道：“王榆的当票，你怎样还不替他去取赎呢？”我到抽屉里找时，再也找不到这封信和这两张当票。我想，大约已经满期了吧。他信上说，快要满期了，一定要立刻去取。我很难过不曾替他办好这一事。然而，到了第二节，他又写信来拜节了，却没有提起赎当的事。我见了这“恭贺少奶孙少爷节禧”的贺笺，便觉得曾做了一件负心的事，一件不及补救的负心的事。
在我结婚之前，全家已迁居到上海来，祖母也来了，且带来了几个老家人，王榆这时正由吉林到上海，祖母便也留着他帮忙。在家里，在礼堂里，他忙了好几天。到结婚的那一天，人人都到礼堂去，没有肯在家里留守的，只有他却自告奋勇的说道：“我在家里好了，你们都去。”这使我们很安心，他是比别人更可靠，更忠心于所事的。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门，酒也喝得少些。我们应酬了客人，累了一天后，在午夜方才回家。而他已把大门大开着，大厅上点了明亮亮的一对大红烛，帮忙的人也有几个已先时回来，都在等候着。一见汽车进了弄口，他便指挥众人点着鞭炮，在霹霹啪啪的响声中，迎接我们归来，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他见我的妻和我只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几下，似乎不太高兴，可是也不敢说什么。
他在这里，暂时屈就了厨子的职务。在他未来之前，我家里先已有了两个用人。这两个用人见他那么傲慢而古板的样子，都不大高兴。他还是照常的喝着酒，从从容容的一筷一筷挟着他私有的下酒的菜，慢慢的喝着。喝了酒，脸色红红的，眼睛红红的，耳朵连头颈都红红的，而一口的酒糟气，就在三尺外的人都闻得到。且还依旧借端发脾气，悻悻的骂这个，骂那个，还指挥着这个，那个，做这事，做那事，做得不如意，便又悻悻的骂着，比上人更严厉。为了他这样，那两个原来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过几回嘴，上来向母亲控诉过几多次。母亲只是说道：“他是老太爷的旧人，你们让他些，一会儿就会好的。”他们见母亲这样的纵容他，更觉不服，便上来向我的妻控诉着。有好几次，他们私自对我的妻说：“王榆厨子真好舒服！他把好菜给自己下酒，却把坏的东西给主子吃。昨天，中饭买了一条黄鱼，他把最好的中段切下来自己清炖了吃，鱼头和鱼尾却做了主子的饭菜。哪有这样的厨子！”第二天，他们又来报告道：“昨天小饭，他又把咸蟹的红膏留下自己吃了，留壳和留肉却做了饭菜。”如此的，不止报告了十几次。我的妻留心考察饭菜，便真的发现黄鱼是没有中段的，咸蟹的红膏只容容可数的几小块放在盘子里。她把这事对我说了，也很不以为然。我说道：“随他去好了，他是祖父的旧人。”
“是旧人，难道便可以如此舒服不成！”妻很生气的说着。我默默的不说什么。
过了一二月，帮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只有王榆，祖母还留他在厨房里帮忙。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甚至，底下人上来向妻说，他是这般那般的对少奶奶不恭敬，听说什么菜是少奶奶要买的，他便道：“我不会买这菜，”连少奶奶天天吃的鸡子，他也不肯去买。这样的话，使妻更不高兴。
有一次，他领了五块钱去买菜，菜也没买，便回来在厨房里咕噜咕噜的骂人，说是中途把钱失落了。几个底下人说：“一定是假装的，是他自己用去了，还了酒账了。”但妻见他窘急得可怜，又补了五块钱给他。他连谢也不说一声，还是长着脸提了菜篮出门，这又使妻很生气。
妻见我回家，便愤愤的又把这事告诉了我。我慰她道：“他是旧人，很忠心的，一定不会说假话。”妻道：“是旧人，是旧人，总是这样说。既然他如此忠心，不如把家务都交给他管好了！”
我知道这样的情势，一定不能更长久的维持下去，而王榆他自己也常想告辞，说工钱实在不够用，并且也受不了那末多的闲气。然而他到哪里去好呢？这样的古板的人物，古怪的脾气，这样的使酒谩骂的习惯，非相知有素的人家，又谁能容得他呢？我为了这事踌躇了好几天。后来，和几个朋友商定，叫他到一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俱乐部里去当听差，事务很空闲，而且工钱也比较的多。他去了，还是一天天的喝酒，喝得脸红红的，眼睛红红的，耳朵连头颈都红红的，一开口使酒气喷人。他自己烧饭烧菜吃，很舒适，很舒适的独酌着，无论喝到什么时候都没人去管他。然而，他只是孤寂的一个人，连脾气也无从发，又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骂，给他指挥，而且戋戋的工资，又实在不够他买酒买菜吃。他常常到我家里来，向我诉说工钱太少，不够用。又说，闲人太多，进进出出，一天到晚开门关门实在忙不了。我嘴里不便说什么，心里却有些不以他为然。
然而他虽穷困，却还时时烧了一钵或一磁缸祖母爱吃的菜蔬，送了来孝敬“太太”吃。祖母也常拿钱叫他买东西，叫他烧好了送来。“外江”厨子烧的菜，她老人家实在吃不惯。
有一次，俱乐部里住着我们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新从天津来，没地方住，我们便请他住到俱乐部一间空房里去。于是王榆每天多了倒洗脸水、泡茶、买香烟等等的杂事，门也要多开好几次，多关好几次。他又跑来对我诉说，他是专管看门的，看门有疏忽，是他的责任，别的事实在不能管。我说道：“他不过住几天便走的，暂时请你帮忙帮忙吧。”而心里实在不以他为然。
有一天清晨，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来悄俏的对我说：“你的那位朋友，昨夜一夜没回来。今天一回来，便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不知他干的什么事，我看他的样子不大对，要小心他。”又说道：“等了一夜的门，等到天亮，这事我实在不能干下去。”我只劝慰他道：“不过几天的工夫，你且忍耐些。他大约晚上有应酬，或是打牌，你不必去理会他的事。”而心里更不以他的多管闲事、爱批评人的态度为然。
过了几天，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来悄悄的对我说：“你的朋友大约不是一个好人。他一赌得很厉害，昨夜又没有回来。今天一回来，使用白布包袱，包了一大堆的衣服拿出门，大约是上当铺去的。这样的朋友，你要少和他来往。”我默默的不说什么，而心里更不以他为然。我相信这位朋友，相信他决不会如此，我很不高兴王榆这样的胡乱猜想，胡乱下批评，且这样的看不起他。
过了几天，在清晨，他更着急的又跑来找我，怀着重大秘密要告诉我似的。我们立在阶沿，太阳和煦的把树影子投照在我们的身上。他悄悄地说道：“我打听得千真万确了．他实在是去赌的。前天出去了，竟两天两夜不曾回来，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再和他来往，也千万不要再借钱给他，他是拿钱去赌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相信这位朋友决不会如此，我不愿意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这个地步。我气愤愤的把阶沿陈设着的两盆花，猛力踢下天井去，砰的一声，两个绿色的花盆都碎成片片了。同时厉声的说道：“要你管他的事做什么！”他一声不响的转身走出大门，非常之怏怏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后悔不迭。他不曾从祖父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不曾从父亲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不曾从叔叔们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如今却从我这里受到！我当时真是后悔，真是不安，——至今一想起还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脚步留住了。我怅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十分的难过的。他殷殷的三番两次跑来告诉我，完全是为了同我关切之故，而我却给他以这样大的侮辱，这侮辱他从不曾受之于祖父、父亲、二叔、三叔或别的旧东家的。唉，这不可追补的遗憾！我愿他能宽恕了我，我愿向他告一个、十个、百个的罪。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记。
又过了几天，好几个朋友才纷纷的来告诉我，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沉溺于赌博，甚至一夜输了好几千元，被人迫得要去投江。凡能借到钱的地方，他都设法去借过了，有的几百，有的几十。他们要我去劝劝他。王榆的话证实了，他的猜疑一点也不曾错。他可以说是许多友人中最先发现这位朋友的狂赌的。王榆的话证实了，而我的心里更是不安，我几乎不敢再见到他。我斥责问己这样的不聪明，这样的不相信如此忠恳而亲切的老人家的话！
然而，他还在俱乐部看着门，并不因此一怒而去。大约他并不把这个厉声的斥责看得太严重了吧。这使我略觉宽心。但隔了两个月，他终于留不住了，自己告退了回去。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俱乐部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有一天，他出去买菜，由里边出外的人，开了门不曾关好，因此，一个小偷掩了进来，把他的一箱衣服都偷走了。他说道：“这样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于是，在悻悻的独自骂了几天之后，用墨笔画了一个四不象的人体，颈上锁着铁链，上面写道：“偷我衣服的贼骨头”，把它用钉钉在场上。几天之后，他便向我和几位朋友说，要回家了，请另找一个看门的人。我道：“回家还不是没事做，何妨多留几个月，等有好差事了再走不晚。”他道：“这里不能再住了，工钱又少，又辛苦，且偷了那末多的东西去，实在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一定还要失东西，回去先住在女儿家里，且顺便看看母亲，有好几年不见她了。住在那里等机会也是一样的。”
我们很不安，凑了一点钱，偿补他失去衣物的损失。他收了钱，只淡淡的说了声谢谢。
此后每逢一个年节，他还是寄那红红的贺笺来，不过贺笺上，在恭贺“太大，大少奶，孙少爷”之下，又加添上了一个“孙少奶”的称谓。从去年起，他的贺笺的信封上，写的是“水亭分卡王寄”，显然的他又有了很好的差事，又做了卡长了。
祝福这个忠恳的古直的人！
1927年8月8日在巴黎原裁1928年远东图书公司版《家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