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梁漱溟先生和胡适之先生讨论胡著《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通讯（登在第三卷第一期的《新月》），觉得关于他们所讨论的内容，记者也有一点小小意见提出来谈谈。
胡先生在他那篇《我们走那条路》一文里（登在《新月》第二卷第十号）提出两个问题：“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的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对于第二问题，他的答案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他对几个重要的名词并加以界说：“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对于第一问题，他指出五大恶魔：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如何打倒这五大恶魔？他主张“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梁先生给胡先生的一封信，指出“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他引漆树芬先生所著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谓此书提醒中国问题的意义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问题的解决在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束缚。
依我们看起来，胡先生所指出的五大恶魔是我国现有的事实，梁先生所指出的革命潮流中所认为两大仇敌，也是我国现有的事实；我国受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之剥蚀侵攻，身无完肤，是大家所共见的事实，同时受帝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与残暴军阀的蹂躏，也是大家所共见的事实。（胡先生声明他把“军阀”包括在“扰乱”里面）这里面的几个恶魔和外来的大敌，在目前实可谓循环互为因果来陷害中国，我们要拯救中国，非兼程并进使他们一概滚蛋不可；一方面当极力去内魔以恢复抵御外侮的实力，一方面当极力在可能范围内解除外敌的束缚以排除国家发展前途一部分的桎梏。（我说“一部分”，因为我认为有一部分确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争气，表同情于胡先生所反对的“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所以我觉得梁胡两先生所举的内容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拯救中国——的几个方面，谁也取消不了谁的。现在五魔猖撅，固然任所欲为，没有人去阻止它们，消灭它们；就是口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又何尝真在那里干那么一回事？结果，五魔逍遥自在，外敌也逍遥自在。我们处身这样百孔千疮外患内忧交迫的国家，怕听空谈，只要能真的干去，去五魔，拒外敌，都是相成而不相背的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