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十五年前记者还在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做学生，每天跑进阅报室的时候，心里最盼望的便是《时报》上又登出了远生的北京通讯。他的通讯之所以能特别吸动人，不是幸致的，是由于他的思想上的理解力，分析力，和文字上的组织力，能把新闻材料方面杂乱无章的谈话或议论，编成很有条理的文字，每于新闻中拾掇个人琐事，诙谐杂出，令人失笑，而绝无枯燥乏味的弊病。每遇有大事发生，他总是多方访求得许多珍闻，贡献给看报的读者，当他替《时报》作特约通讯的时代，实在是《时报》最有声有色的时代。我国新闻界出了一位这样的天才，仅自民国元年至四年的短时期中给他为社会效力的机会——这时期内是他对新闻业最有精彩的贡献——竟于民国四年被人误会而在旧金山惨遭暗杀，年才三十二岁，真为我国人才痛惜。但他究竟有此一段最努力而最有精彩的贡献，使后人有所追念，使他的天才不至完全虚掷，则尚是不幸中的幸事。能竭其天才而作最努力与最有精彩的贡献，则在其本人可谓心力已尽，无所愧怍，至于横祸之来，固有非本人所能自主而不能任咎者。
他死后由他的朋友林志钧君搜集他生前所作的文字，编成了四厚册，共数十万言，便是《远生遗著》，由商务出版。这部书的内容分四类：一部分是论说，一部分是报上发表的通讯，一部分是时评，还有一部分是杂著。我觉得其中以通讯为最有精彩，因为这原是他新闻记者的本色，原是他的特长所在。
论说一类中有题《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殊多沉痛语，兹撮录数句如下：“今日中国无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此其品类不同，阶级亦异，然其享全国最高之奉，极其饮食男女之乐则一也。此等极乐世界中人，统计全国，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今日中国是否多数幸福？抑系少数幸福？”
远生不但眼光远，而且有胆量说话。当袁世凯炙手可热时，他在《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一文里有过这样的话：“袁总统高掌远蹠，吾人诚不能尽知，但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乃若用人之事，则大总统之条子交于各部者时有所闻。财政一项，则交通部财政部，与总统府，是一是二，何人知之？至于假公器以牢笼私人，则官制官规，束之高阁；藉特权以行肆赦，则大典大法，置之土苴。”
远生文字的特长尤在报上的通讯，试举一段为例。当民元由唐绍仪氏组阁时，他有《新政府之人材评》一篇通讯，中有一段言及当时新任交通部总长施肇基氏：“交通部总长施肇基君，翻译之才特佳，以随前清监国为醇王时赴德谢罪之关系，故历资至哈尔滨道，后调入外部丞参上行走，专管中俄交涉，亦颇能勤恳无过，此次本拟为财政次长，以唐力引，遂长交通部……国务员全体到参议院宣布政见之前数日，施令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于是四司司员之主稿者，乃一一作长篇条陈，几于应有尽有，施既不能一一采用，乃撮其要，纪其事，而登场演说时，其言遂不能不涉及琐碎，如议员发电必须由议长盖印，亦为其行政方针中之一种，且言此时复向议长点首，议长无法，亦只得如礼相还，至为议场上一笑话，然此自为材地所限，不足深文也。”以“翻译之才特佳”的人物而“拟为财政次长”，复“遂长交通部”！
远生实具有文学的天才，这也是助他成为新闻界出色人物的一个要素。他因有此天才，故随笔写来，都娓娓动人，试举一二例：他在《忏悔录》一文里有这样的一段：“记余为南浔公学学生时，一日大病，彻夜汗出如雨，气息仅属，以为必死，朦胧中自思死亦无恤，默想死后情形：一至明早，校中必电告吾在杭之族兄，此族兄者，寻常一官僚，对余殊无好感，然在势或不能不一来，来后检查余之书籍函牍，见余种种悖谬之文字，必深为叹息，薄葬之而去，犹将懊恼因其为我而耗此多金；余父母既早年见背，不审究竟有鬼与否，余没时年方十七，尚无妻属，闻吾死而落泪者，必亲爱吾之姑母及中表家人数辈耳，然数点眼泪数日戚戚之后，无可奈何，亦必置之……”
在同篇文中有一段写清末官僚之腐败：“余……一日因官费事往谒某抚台，此抚台者遍叱骂其同僚之人，虽以余为学生，礼仪有加，而语次即谓‘今日须以能力自活，如君等者大是可贵，故余（此抚台自谓）于昨日遣子出洋，即语以此义，若如彼等（指在座之官属）之毫无能力志气，专事钻营者，虽菩萨复生，亦岂能救其苦难？’余以为受此指斥者当拂袖而起矣，不料彼等胁肩谄笑如故，退而殷勤询余以彼之大帅所以加礼于余之故。”
袁世凯想做皇帝时，极想利用远生在新闻界的信誉替他帮忙，他到了紧要关头，为争人格计，逃出北京，随即赴美游历，不料仍有人疑他袒袁，竟把他暗杀掉。其实要利用自己或他人信誉而干不正当事情的人都未免太蠢。信誉的根源是平日令人敬重的行为所构成，行为一旦破产，信誉的根源立绝，信誉也随之破产，平素敬重的人可一变而为鄙视，那得利用？故利用人者其心诚不可问，任人利用者尤愚不可及。
十九，十，廿三，晚十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