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氏去年五月离沪游历欧美，研究各国银行事业，最近回国，著一长文曰：《敬告中国银行同人书》，有一位朋友转寄给我看，我觉得其中颇有精到语，虽有一部分是专为银行业的“同人”说法，我现在要介绍其中两点给国人听听：一点是他对于各国人民品性的观察，还有一点是他对于世界经济潮流的报告。
说到各国人民的品性，他拿五大国来做代表，就是英、法、德、美、日五国。关于英国人民，他这样说：“英国人民是理性最充分的国民，一切行动都是从理性上发出。譬如世界上的人谁不好生恶死？但是英国人上疆场的时候，知道国家若打了败仗，个人对外的一切尊荣，一切势力，都要取消，而预备牺牲，尚有胜的希望……有人说欧战时英国军队在战壕内尚喝酒说笑，正因为他们从理性上已经想透，无庸再事忧愁。再如英国人做生意，主张公道。人谁不想多得利益？不过若得过分之利，必致失其信用，害了以后的生意，还不如公道可以持久，又如英国人社交的关系，不论朋友之间，男女之间，异常严格。盖人情谁不容易趋于放纵，但是想明了，若不严格，到关系不良的时候，反多生烦恼，不如严格的反而自由简单。诸如此类，皆是从理性上透切明瞭，得到了做人的准绳。所以我叫英国国民是理之极的国民。”
关于法国人民，他这样说：“法国国民是情感最充足的国民。法国人尽管出征的时候十分的凄苦，向亲朋告别，甚至有流泪的，但是到了疆场，奋勇前进，他们脑筋中觉得国家是他的性命，非牺牲不可。情之所至，爱他的国家胜于珍宝。法国可称社会主义之策源地，平日尽管有激烈的思想，到了德国进兵比国的时候，社会党一致赞成军费之议案，举国一致以抗敌军。处处从热烈的情感上表现他的动作……有大艺术家之杰作……又产生许多伟大的政治社会思想，实以最高的思想都从最热的情感中得来。所以我叫法国国民是情之极的国民。”
关于德国人民，他这样说：“德国国民处处从精力上用工夫。他们深信……只要精力贯注，无事不可成功。他打了败仗，负了巨额的赔偿，他的国民没有一点颓唐的神气。我参观银行的时候，看见他们的董事比别国的银行员早一句钟到行，晚一句钟散行。他们说我们没有法子，只好拿精力来造出工作，来还赔款……又如他们打败后，丧失了许多产煤的地，他们就从科学上发明拿煤块变成油，就可节省燃力，抵偿他的损失……有许多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博士都在孜孜不倦的研究。所以我叫德国国民是力之极的国民。”
关于美国人民，他这样说：“美国有极好的地势，天然的富源，欧战发生后，变了世界最富的国。有了富就无事不可向上，教育亦进步，工业亦进步，人民的生活自然向上，智力亦上进。衣食足知礼义，他的道德亦渐渐向上……我叫他安乐之极的国民。”
关于日本人民，他这样说：“日本以极狭小的地域，后进的国家，突起与世界抗衡。有中日之战，继之以日俄之战，欧战之后继以地震。一面探求人口过剩的出路，一面谋太平洋的霸权。他的境遇日日在忧患之中。所以我这次到日本，看他们国民的生活还是十分的节俭，十分的刻苦，好似时时大难当前。因此我叫他忧患之极的国民。”
以上张氏的话当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大略的而非概括的。像“理之极”的英国欺凌弱小民族时便要“无理之极”，又像德国未尝没有“忧患之极”，日本也未尝没有“力之极”。我现在更要国人注意张氏根据上面的观察而给与我们“善言苦口”的话：“现在中国的社会只讲一己的利益，不问团体的理性；只求任性的放纵，不具优美的情感；只知苟存性命的生活，没有牺牲奋斗的精力；处忧患的境遇，要安乐的享用。”
其次让我介绍第二点（即世界经济的潮流）：“按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简言之，即人民生活问题，所研究者，如何使人人得其生活，并如何使其生活满足。于是对于自国可产之物，力使其产额增加，销之国外；其不能生产者，力求自国可替代之物，否则即购之国外，亦力求只购原料为止，以自力制造。所以一国之产额输出输入有精确之统计。我在东普鲁士参观农事试验场的养猪研究所，这个主任能告诉我：德国要吃多少猪，现在德国只产多少猪，每年尚须输入多少猪……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均求生产增加，其结果便发生两种现象：一则科学发明日新月异……一则工业集中大规模的生产……因此生产费日减，渐渐有生产过剩的状态。这两个现象是我国经济生活上最可警畏的事。因为我国这几年，年年忙及战事，科学一点没有进步，然而受世界潮流的影响，科学制造品之需要确已变成习惯，所以不得不购之国外。至工业上虽近来稍见萌芽，但是各国生产过剩的结果，吾国产品的价格不能与之竞争，而各国因科学的进步，新发明新机器层出不穷……”
中国现状诚然很危，但是我们除努力挽救，不要再“年年忙及战事”外，也就是德国人所谓“没有法子”，但望国人睁开眼睛望望世界大势，不要尽是闭着眼睛在内闹做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