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民治精神如何昌盛，平等学说如何普及，各种事业之得以发展进步，大半恃有提纲挈领主持大计的得力领袖，则仍确然无可怀疑。信任领袖与崇拜英雄心理似相类而实大异。崇拜英雄心理乃视英雄为万能，为无上尊荣，为高出一切，而自居于很卑微的境地；信任领袖则责以事权，督其行为，察其结果，而深信他可以不至有负委托，其出发点在工作而不在徒作无谓的歆羡尊崇。故在崇拜英雄的心理中不无含有尊卑高低的成见；在信任领袖的心理中，只觉得他的工作范围较大较重要，他的工作责任较大较重要，只有工作范围与工作责任的差异，并无尊卑高低的差异。所谓领袖的内容既明，请进而研究民众厌乱心理中的政治领袖。
听说我国教育家张伯苓氏赴日观察回国之后，对人说他发生一个大觉悟，觉日本各种事业之蒸蒸日上，最重要者在他们的国家政治已上轨道；我国各种事业之无从说起，最重要者在我们的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其实我们国家不但未上轨道，正天天在这里大拆大毁其轨道——这种撒烂污行为的尊号叫做“内乱”——这种内乱之旦旦斲伐国家的命脉，固为执政当局所痛心，尤为全国民众所厌恶。但是我尝静默以思，以为我国如有合格的政治领袖，必得全国民众的诚心拥护，这种内乱决难持久，国家的政治亦决不难速上轨道；苟不然者，好像一个人满身中了梅毒，这一块补好，那一块又溃烂，总是医不好的。所谓合格的政治领袖——无须强迫而能令全国民众诚心拥护以救此垂危国家的政治领袖——至少须有下列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一是有能。所谓有能者，含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两个方面。天下决无万能的人，我们也决不希望做领袖者生着三头六臂，不过他除自知利用所长而外，须能用人——不是能用胁肩谄笑，逢君之恶的小人，是能用各具专门学识经验而正直真诚的全国英俊贤良。
二是公忠。有能是工具，公忠是动机；动机倘若不正，即有工具亦徒然增长罪恶，制造祸乱。动机之出于公忠，最显明之例莫若印度的甘地，英帝国主义的政府虽恨死了他，英帝国主义的报纸虽笑死了他，国内虽有政敌不能和他完全一致，但对他赤心为国的动机却都毫无所疑。
三是廉洁。动机所表现于外之最显著者为自我牺牲，为率其救国随从而共同牺牲——非来抢钱，非来享福，是来为拯救同胞而吃苦的。吃苦之最起码的表现是廉洁。倘若亲戚故旧盘踞要津而大搜尽括，共同分赃，贪婪之风随处洋溢，则民众侧目，志士痛心，外表上虽力持冠冕堂皇，骨子里实剥蚀腐朽，虽祟楼广厦，未有不倒。
昔贤有言：“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不佞以为政治领袖的条件亦不在乎多举，苟能具备上述三条件而确能实行，确能言行相顾，中国不足治，祸乱不足平，全国民心无须威迫强制而自能如万流归海，沛然莫之能御。
虽然，任何群体中的领袖都不是由天上丢下来的，是由那群体里分子中出来的；有善始的领袖之得以善终，也全靠那群体中分子有监督的能力。念及此两点，国民也只有自责自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