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退之曾说“士穷乃见节义”，我们俯仰今古，不胜同慨。常语有所谓“患难之交”，必遇患难而后乃见真交情。本刊最近总算在患难之中，已经可以把朋友分做三种：一种是真心爱护，因见我们在患难中而同情愈深的；一种是幸灾乐祸，平日的酸素作用，潜伏着的嫉妒的下意识，至此原形毕露；还有一种是下井落石，以得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我们所觉得自慰而深感公道自在人心的，是第一种朋友最占多数，第二种朋友很少，第三种朋友可说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只觉得异常的惭感，因为深深的感到社会待我们太厚，我们所贡献的太少，太不足道，虽则我们是在竭尽我们的心力做去，不顾艰危的做去。
出在中国的女小说家
记者所要谈的这位女小说家是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宝珍珠夫人（Mrs.Pearl S.Buck）。她的最近名著《The Good Earth》，系对中国由动摇而崩溃的农村生活，运用她的优美的文笔，依亲入民间的实际观察，作深刻的描写，去年三月在纽约出版，便被美国出版界所组织的每月新书推选会选为杰作，获得一九三一年度的普尔释文学奖金（Pulitzer Prize），被认为美国一九三一年最佳小说之一，一年中销行至十余版，以在英美两国为尤广，在英美小说名著中颇有轰动一时之概。在今年一月间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一号曾开始登载宜闲君的本书的译文，译名《大
地》，可惜因该志停刊而中断。后由伍蠡甫君译毕全书，于本年七月由黎明书局出版，译名《福地》。伍君在译后评语里说：“我们现在尽有车载斗量的民众文学家，可是都市的麻醉，亭子间的幻想，时常缩收了他们的视域。于是异国作者终得在中国文学的园地中一显身手了。”可谓慨乎言之。
按宝珍珠夫人的父母是由美国维基尼亚省到中国来的传道教士，在中国村间奔走工作，所以她
从小就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乡村生活，有很深切的研究。据她说小的时候除她自己的小妹妹外，终日游伴都是中国的儿童，教育由她的母亲亲授，到十七岁才送她到欧洲入校，后来回到美国维基尼亚省入美昆大学肄业。她说她对美国学校里的女友，远不如她对所交中国女友之亲密。她现在是南京金陵大学农科农业管理系主任John Lossing Buck的夫人，同住在南京。
她最近对《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还有两点值得我们的注意。一是对于中国前途的揣测，一是对于中国妇女地位的感想。
她以为中国人最有忍耐的伟大力量，对于恩怨，永不忘却，且以中国的广大，在表面上即被打败，在事实上永难征服；在表面上似乎征服，在潜伏中实对任何暴力不肯屈伏。所以中国的生命必能永续的完全的维持下去。被美国人视为“中国通”的她，对美国人说这样的话，她的信心似乎比我国的一般人还要大。中国的真正力量的确不在少数冒牌的“要人”而在大多数劳苦大众，如何把大众力量组织起来，领导起来，这却是个很重要的当前的问题。
关于中国妇女的地位，她以为自从获得更多法律上的权利之后，她们的地位确是有了变化，但却不是都能有益于她们。她说：“在从前一个嫁了的女子至少有相当的稳定保障的感觉。在那时候，倘若她不能够保住她的丈夫的爱，她的丈夫娶一个妾，做大妇的在家庭中仍有她的地位，并不致被人轻视，也不致没有人维持她的生活。现在则不然，她要被人离婚，失却一切。倘若她未受过新教育，便不能自食其力，又失却在丈夫家中的地位。”宝珍珠夫人所举的固是事实，但这事实不应暗示妇女应在旧制度中忍辱含垢，过寄生虫的无意义的生活，却表示妇女的真正幸福和她们的真正能力之增高成正比例，换句话说，要增高妇女的地位，须力谋增高妇女的能力，否则还是不免苦痛——倘若不是更深的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