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自从一九○七年在伦敦参加社会民主党大会以后，和布尔希维克派的领袖列宁友谊较前益密，对于革命的努力亦多所贡献，这在上期一文里记者已经提及。自从这个时候起，直至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高尔基因大赦回俄止，其间除有一段例外，他们两个人的通信总是很勤奋的继续不断的写来复去。不过他赞助列宁革命固非常努力，而在此通信时期中却常常争辩得异常激烈。列宁十分钦佩高尔基的天才，并见他的声誉日隆，得他赞助革命运动的进行，必于光明的前途大有裨益，所以很高兴有他参加。但是自孟希维克派和布尔希维克派分裂后，彼此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在高尔基虽完全表同情于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希维克派，他却常常希望这两派能够重新结合起来，增加革命的力量，而列宁却认为此种妥协，于革命前途大有妨碍，坚持不可。盖列宁得权之后，对于反对者，比现在苏俄当局对于敌党的态度宽大得多，惟在组织革命时候，那他是绝对严格的，凡在信仰上有些微游移的，他丝毫不肯通融。为着这一点，高尔基不知道和他吵过多少次的口舌，但列宁却始终坚持，不肯放松。到一九一一年的时候，高尔基还在努力设法叫这两派合并，极力鼓吹开一个全体会议，列宁不得不对他表示斩钉截铁的断然态度，写信对他说：“我们要和孟希维克派的马托夫（Martov）一类人合并，这是绝对无望的事情，当你在巴黎时，我已当面告诉过你。倘若我们竟为此绝无希望的计划而打算开会议，结果只有侮辱而已。（讲到我个人，就是叫我和马托夫开个私人会议，我也要毅然拒绝的。）”高尔基还不肯休，总常以同党团结为言，列宁虽敬重他的好意，但认定他对此点是完全错误的，他老实告诉高尔基以后对此事连提都不必提，这幕剧战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他表示：“宁愿四肢分裂，不能和这班人混在一起！”这种地方，我们却不能不佩服列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高尔基在文学上是大有助于革命，他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他的震动遐迩的声望，都大有助于革命的，他就利用他的特长和优点，以促进革命的向前实现。关于政治理论上的争辩和组织上的取舍，他却成竹在胸，丝毫不肯迁就。因为这方面的异同，他们曾有一段时期断绝了往来，但不久又恢复了友谊，列宁亲到高尔基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当面畅叙了几天。他们两位的许多通信，除政治的讨论外，都显示着很深的友谊，在列宁写给他的信里面，讲到政治的意见方面尽管辩得好像面红耳赤，跃然纸上，简直好像对骂，但是到了信的尾巴上，他总再三的郑重叮咛高尔基要好好的医疗他的肺病，保护他的健康！关于他个人的行动以及党务的情形，总仍是给他详细知道。一九一二年八月，布尔希维克党很大胆的在圣彼得堡开办一个日报，报名《真理》
（“Pravda”），也坚请他撰稿。这个报在当时竟出乎意料之外的，得拖到一九一三年的六月，才被帝俄当道封闭，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时才恢复起来。一九一三年的二月，高尔基的肺病大剧，医生断定他只可以再活得三个星期，列宁知道了大为焦灼惊慌。谁料得到如今列宁墓木已拱，而这
位文坛怪杰仍呼吸于人世间！
说也奇怪，高尔基对于俄国的革命，虽有很大的贡献，但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他对于帝俄统治者的种种罪状，痛击得体无完肤，对于革命运动的宣传鼓吹，不遗余力，等到布尔希维克党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他的笔锋又在他所办的《新生活》日报上对于当权的布尔希维克党加以痛击。他所以大发雷霆者，因为他们一到自己得到政权之后，对于政敌所用的压迫手段，和他们自己从前所受的一样。他生平的老癖气是专替受压迫者对有权力者挑战。在帝俄时代，他专为革命运动者张目；在克伦斯基时代，他尽力为布尔希维克派说话；在十月革命以后，他看见当道对于政敌作横蛮的压迫，他又不客气的大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他甚至于大骂列宁和托洛斯基，他质问他们还记得沙皇的警察把革命领袖掷入牢狱和苦工作场上去的惨状？质问列宁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和帝俄时代的无理压迫有何差异？新统治者对高尔基因此也起了反感，把《新生活》日报的一班人称为“四分之一的布尔希维克”。列宁自己对于高尔基的攻击似乎还不甚介意，不过在他下面的人物却觉悻悻然，骂高尔基为革命的叛徒，骂他二十年为大众奋斗，最后仍揭开了他的假面具。布尔希维克的机关报《真理》责高尔基“说出了工人的仇敌的话”。高尔基此时在当道的心目中固认为是个大逆不道的脚色，而非布尔希维克的知识阶级却也骂他，骂他藉“文化的假面具”，素来拥护革命，对于布尔希维克党的登台，应负重大的责任。高尔基可谓陷入四面楚歌焦头烂额的境域了！但是他并不为之气馁，他宣言道：“无论政府在何人手里，我都要用批评的态度来对付它，我要维持人类应享的权利。”在列宁一班的当局者，虽对于他的态度大不舒服，尚不过在党的机关报上对他有所争辩，此外并没有把什么苦头给他吃，并且在事实上从政治建设方面做出成绩来给他看，所以十年之后，高尔基重归故国，受当局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目睹苏联的实际成绩，他感动得流下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