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的时候，每觉得笔尖有鬼。有时胸中有千头万绪，写了好几天，还是写不出半个字来。有时脑里没一星半点意思，拿起笔来，却像乩在沙盘上乱画，千言万语，如瀑如潮，顷刻涌泻出来。有时明知写出来不合时宜，会挨讥受骂，笔还是不停地摇。有时明知写出来人会欢迎，手却颤动得厉害，一连在纸上杵成无数污点。总而言之，写文章多是不由自主，每超出爱写便写之上。真正的作家都是受那不得不写的鬼物所驱使。
我又觉得写文的目的若果专在希冀读者的鉴赏或叫绝的话，这种作品是绝对地受时间空间和思想所限制的。好作品不是商品，不必广告，也不必因为人欢迎便多用机器来制造。若不然，这样的作品一定也和机器货化学货一样，千篇一律。做好文章的作家的胸中除掉他自己的作品以外，别的都不存在，只有作品本身是重要的。读者不喜欢不要紧；挨讥刺也不要紧；挨骂更不要紧；卖不出去尤其不要紧。作者能依个人的理解与兴趣在作品上把精神集中于生活的一两个问题上也就够了。
现在中国文坛上发生了许多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所谓文学的“积极性”。我不懂这名词的真诠在什么地方。如果像朋友们告诉我说，作者无论写什么，都要旗帜鲜明。在今日的中国尤其是要描写被压迫的民众的痛苦，和他们因反抗而得最后的胜利。这样，写小说必得“就范”。一篇一篇写出来，都得像潘金莲做给武大卖的炊饼，两文一个，大小分量都是一样，甚至连饼上的芝麻都不许多出一粒！所谓积极性，归到根底，左不过是资本家压迫劳工，劳工抵抗，劳工得最后的胜利；或是地主欺负农民，农民暴动，放火烧了地主全家，因得分了所有的土地。若依定这样公式做出来，保管你看过三两篇以后，对于含有积极性的作品，篇篇都可以背得下来，甚至看头一句便知道末一句是什么。文章的趣味，到这步田地可算是完了。我并非反对人写这种文章。我承认它有它的效用。不过，若把文学的领域都归纳在这范畴里，我便以为有点说不下去。若是文坛的舆论以为非此不可的话，我便祈愿将那些所谓无积极性的作品都踢出文学以外，给它们什么坏的名目都可以。
人类的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恐怕还是自然的势力，用佛教的话，是“生老病死”。农工受压迫的是事实，难道非农非工便都是吃人的母夜叉母大虫；难道压迫农工的财主战主没有从农工出身的；难道农工都是无用者？还有许多问题都是不能用公式来断定的。我不信凡最后的胜利都值得羡慕。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争斗或反抗来解决。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随着太空里某个中心吸力无意识地绕转。所以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作者的功能，我想，便是启发读者这种悲感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如果所谓最后胜利是避不是克，是顺不是服，那么我也可以承认有这回事。所谓避与顺并不是消极的服从与躲避，乃是在不可抵挡的命运中求适应，像不能飞的蜘蛛为创造自己的生活，只能打打网一样。天赋的能力是这么有限，人，能做什么？打开裤裆捉捉虱子，个个都能办到；像阿特拉斯要扛着大地满处跑的事只能在虚空中出现罢。无论如何，愚公可以移山夸父不能追日，聪明人能做得到的，愚拙人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我只希望不要循环地做，要向上地做。我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我只希望造成一个无压迫的环境，一切都均等地生活着。如果用这个来做文心，我便以为才是含有真正的积极性。
又，像我世代住在城市，耳目所染，都是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痛苦。我对于村庄生活和农民不能描写得很真切，因为我不很知道他们。我想，一个作者如果是真诚的话，一定不会放着他所熟悉的不写，反去写他所不知的。生活的多方面，也不能专举一两种人来描写，若说要做一个时髦的作家必得描写农工，那么我宁愿将我的作品放在路边有应公的龛里，让那班无主孤魂去读。
颖柔先生的文学生涯已过了十几年。虽然因他不常写，写也不为卖钱的原故，有一两篇在结构上似乎有点生涩或不投时尚，但他的文学率真，有趣，足能使人一读便不肯放手。从前的人们拿小说当安眠药，拿起书来，望床上一躺，不管看的是什么，是哪一回，糊乱地读一阵，到打个呵欠，眼睛渐闭，书掉在地上，就算得着其中意味了。颖柔的作品却是兴奋剂。他描写的不出他的经验和环境，内容也不含有积极性，只为描写而描写，可是教人越读越精神。他每篇都寓着他个人的人生观，最可注意的是他不以一般已成的道德和信仰为全对。他觉得这当中有时甚至是虚伪，可憎，和危险。现在他把从前所写的小说和散文等集成一小册，名为《野鸽的话》。因为是老同学，对于他的文章又有同调的感触，所以不妨借题发挥，胡说一气。我想我这样解释颖柔的作品，他一定不会见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