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在三方面不满于现状中的翻译——重译、不忠实、欧化的译笔。其实，头两层是翻译初期所必有的现象；至于欧化，译文是必然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文学的发现不是一个重要的发动力么？但丁并不通希腊文，《神曲》中关于希腊文化的一部，是他掇拾自拉丁文的译本或节略。裴忒腊克(Petrarca)，古典文学运动的先锋，以不通希腊文为一生的憾事。希腊名著因拉丁文的媒介而传播遍了文艺复兴的欧洲。只拿亚里斯多德来讲，他的著作由亚维洛爱司(Averroes)节略的移植入了阿刺伯文之内，后来又由阿刺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但丁，裴忒腊克以及一般初期的文艺复兴期的文人，他们的关于亚里斯多德的认识，便是如此而来的。诺司(North)的“卜陆达克”(Plutarch)英译本，莎士比亚等所诵读、采用的，是由法文的译本重译而成。《十日谈》的最早的英文节译本也是重译自法文。
佛罗利阿(Florio)在牛津大学教授过意大利文，他译出了孟坦(Montaigne)的文集，莎士比亚所读的孟坦便是他恼怒的佛罗利阿所译出的孟坦的文集，你读过其中的版本吗？也不知印了多少版；在他这种“孟坦”的英译本内，“泊松”(poisson)字他译成了“毒”(poison)字，——只就浅近的法文字内举一个例子。
草创的时代，这种现象是不免的，——汉高祖初登帝位的时候，诸将交哄于殿上，这件史事不也是一种性质相同的现象么？虽是如此，叔孙通到后来也为汉高祖制定了礼仪；德莱登(Dry-den)也用拉丁文的原本替诺司的“卜陆达克”作了一番校勘的工夫，“孟坦”也有了忠实的英译本。
（文笔能与佛罗里阿的相较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文学史来观察，拿重译来作为一种供应迫切的需要的过渡办法，中国的新文学本不是发难者，——只看译笔何如，现行的各种重译本的寿限便可以决定。不过，几百年前的成例，到现代还来援用，总嫌自馁了一点，美国的文学不也是新进么？他们的政府派遣了首批的留学生去欧洲，就中有朗弗落(Longfellow)，在回国以后，教授“罗曼司”文学于哈佛大学，译出了但丁的《神曲》，其他各国的短篇诗歌，又有狄克诺(Ticknor)由西班牙回来，作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西班牙文学史》，至今仍为这一方面的文献的一个丰富的库藏。（日本的情形如何，希望也有人说给我们听一听。）
就新文学的现状来看，下列的各种文学内，每种至少应当有一个胜任的人去研究，以翻译名著为研究的目标：——希腊文学、“拉丁”文学、波斯文学、阿刺伯文学、印便文学、（“梵”文是有人通习的，却是并不曾以文学书籍的翻译为目标。）埃及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葡萄牙文学、丹麦文学、挪威文学、瑞典文学、荷兰文学、冰岛文学、芬兰文学、波兰文学、“波希米亚”文学、匈牙利文学：这各种文学之内，有的要研究，翻译，是为着它们所产生的世界名著，欧洲名著；有的是为着它们所供给的欧洲文学史上的文献；有的是为着它们与中国的文学、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关系，如上举的三种亚洲文学，又如葡萄牙文学与荷兰文学。这种计划，直接影响于新文学，新文化，间接甚至直接影响于整理中的旧文化（以及过去的世界文化交通史），能以实现与否，便要看政府方面，“文化基金会”方面的眼光与决心了。
佛学大盛于唐代，是玄奘等的功绩；那些佛经的译本，在中国文化上引起了莫大的变化的，岂不是“佶屈聱牙”，完全的印度化了的么？为了文字的内身的需要，当时的印度化是必然的现象，——欧化，在新文学内，也是一个道理。（西人在服装上的一种中国化，那当然是立异，时髦；不过，“世界语”在制作上的一部分中国化，就中那种不分国界，只采优点的标准，正是欧化在新文学的翻译部分内，甚至创作部分内，所应采用的。）只能说，有许多的时候，不必欧化，或是欧化得不好；至于欧化的本身，现代的中国人却没有一个能以非议，——立异，时髦，那都是浪漫派文学的必然现象；源根于文字的内在的需要，而收纳适当的供应于他种文字之中，那也是英文；一种富于弹韧性的文字，已经作了先例的。
专指名词的音译，在我国这种在制作上与来源上异于“印度亚利安”(Indo-Aryan)一支派的文字的中文之内（也有西方的文字学者说，他们那一支派的文字所特有的字母，也是菲尼希亚Phoenicia人化成自埃及文字，性质与中文文字相似的；例如M一字母，便是那个象形波纹的埃及楔形文字的简体。），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纷扰的现象。
“英吉利”（从前的另一种写法，“英咭利”，English），“法兰西”(Francais)，“德意志”(Deutsh)，这些通行的专指名词都是原文内的一些形容词的音译。（希腊文内“中国”这个专指名词是象“丝”字之声而成的；英文，法文，德文内“丝”这个泛指名词想必便是由希腊文的“中国”这个专指名词所嬗化而来。“支那”这个专指名词的来源在“拉丁”文之内，说它是“秦”的音译，倒是可能性很大）。
在专指名词的音译的形成内，土音也活动。“法兰西”一名词内的“西”字，或许是按了广东的土音而音译出的。（“茶”这个字在西方的各种文字之内音译成了一个齿音字，这正是福建的土音，——福建，它岂不是一个产茶的省份么？广东与福建，它们岂不又是与外国交通最早的省份么？）较后的，江、浙的土音也给与了许多特指名词的音译，——即如有“亚”字的“莎士比亚”。
Shakespeare，在原文内本有另两种的写法，Shakespear（挥戈），Shakspere；在中文内也有各种的音译，“莎士比亚”，“萧士比”，“莎士比”等等。（这个与普洛丢司Proteus一样善于变形的大诗家居然也在中、西的文字内有了许多异形的姓！）其余，一个专指名词，在中文内，也有各种不同的音译。这种现象，自然，并不只是中文所特有的；即如俄国的人名，在西方的各种文字之内，岂不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音译么？（便是屠格涅甫自己，在法文内。签名为Tourguenieff，也不能阻止英国人叫他作Turgen eff，或是Turgenev！），不过这种现象终究是一种的淆杂，不便。政府，“文化基金会”，不能仿照“法国学院”那么编纂法淖值？的办法，也编纂一部“译名辞典”么？
译名，从前未尝没有典雅的，如恒河(Ganges)，赫胥黎(Huxley)，也未尝没有忠实的，如“廿五史”中的外人译名。能用显豁的方法来音译，如G.Bernard Shaw译为萧伯纳，Boston（“波斯顿”）译为“波司屯”，固然便利；不能的时候，那便只好走忠实，笨重的路了，——Dostoyevsky（杜思退益夫斯基）总不能译为“多斯铎”罢。已经通用的译名，有一种已是家喻户晓的，如上举的“英吉利”等国名，那是不便再改了的，有一种，可以下失通晓之相的稍加删改，如“莎士比亚”可改为“沙士比”。新用的译名，译意也好，如Decameron译为《十日谈》，Ox ford（古文中亦作Oxenford）译为“牛津”；译音也好，如Dunciad译为“登西亚得”，Oxford译为“奥斯福”；最扼要的一点，便是一个专指名词只要一个中译。音译，正式的，是要由原文译出的；“希腊”这个专指名词的中译，应当能够鼓舞起来那般将来要从事于译名这项工作的人的向上的热烈，好像希腊文学在文艺复兴时代鼓舞起了一般伟大的作家的向上的热烈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