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报告给你们一个痛心的消息，从这里你们也可想想我们这里的救亡工作情形吧。
本月（三月）廿五日上午十时，因为同学都在上课，只有我们这班没有课，所以都自修，这时来了县党部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两个身穿黑制服的警察，一直走进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便检查书籍，他道：“现奉上峰命令，向各校图书馆严查反动违法的有碍抗日言论的书报杂志，七十八种。”说着便将用麻纸抄好的一大张书目，展开了。
除开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延安出版的《解放》外，连新近中国，扬子江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籍，几乎全被查禁了。我们学校里也都有，因为全被同学借走了，所以没有被他发现，后来便硬把我们的图书目录拿去了。
现在我们非常生气！为什么要查禁这些书籍，假若不叫看的话，为什么听任各书店出版呢？例如朱德的《我们怎样打退敌人》，这里面有着宝贵的抗战经验，可以充实我们抗战的知识，照他们说，这却是“非法”的，“反动”的，我们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非法反动的地方在那里？如果朱德是反动分子，为什么政府还派他为八路军的总指挥呢？长江先生的《西线风云》，是西北战场上的忠实的报道，那里不仅指出胜利的原因，还指出我们只有从经验里接受教训，扬弃了我们的短处，发扬优点，才能把握住最后的胜利。但是不知为何也在被禁之列。《放下你的鞭子》那街头剧本，在都市，在辽远的乡村，曾经换来了多少人的泪啊！是怎样有力的宣传作品啊！它的妨碍抗日的地方又在那里？尤其不解的是我们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将军作的《怎样持久作战》为什么也在被禁之列呢？难道陈诚将军也是反动分子吗？还有章乃器先生做的《民众基本论》，这书也违法吗？为什么我们的李宗仁将军还请他到安徽去做动员民众的工作呢？这是上峰的命令吗？我们想不通，敢怒不敢言的我们，也只好吞下这口气，然而我们是不能让它烂在肚里的。
我们想，在这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关头，竟会出了这样的事，真像晴天霹雳，惊坏，也闷坏了人！
请问先生，禁看这些抗战理论书籍是对的吗？并请先生替我们询问这次查禁书籍是全国性的呢，还只是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形？不谈了，我们等待着回答。
全森合启。
三月廿九日晚。河南杞县。
编者按：我们近来接到关于禁书的报告太多了，现在特把全先生的这封信登出来，希望政府及社会加以注意。我们相信这种不合理的不幸情形决不是出于党政领袖的本意，但是发生同类情形的地方既有好几处，我们认为有加以考虑和纠正之必要，所以乘这个机会提出几点积极的建议，如果政府和社会上热心文化事业的朋友们以为尚有可取之处，我们很诚恳地希望促成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我们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禁书，因为如果真是属于有碍抗敌建国的言论，那是应该严禁的，但是我们要求禁书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统一的标准照理并不难找到，因为《抗战建国纲领》里很明白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蒋委员长和汪精卫先生复张君劢先生的信，也郑重说明“既已确定其范围并加以保障，自今以后，惟当在此方针，共相策勉”。党政领袖爱护及保障人民救国言论的意旨是很明显的。但在各处党政机关在事实上仍有不免违反领袖意旨的措施，全先生信里所述固是一例。记者亲见某书店有若干册《白崇禧将军传》也被检查者挟之而去！在西北某地，记者十年前译的一本英文小说《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更与政治毫不相干，也被检查者挟之而去！在西南有个地方，邮政检查员藉口检查，把书籍扣下另行出卖做生意！这不但违反领袖的意旨，简直损害政府威信。所以我们主张禁书要有统一的标准。对于这统一的标准须有切实的执行。
（二）要切实执行统一的标准检查的工作，在政府方面必须有统一的机关担任。现在担任这件事的有警备司令部，有宪兵司令部，甚至任何宪兵团，有警察局，有党部，这样要切实执行统一的标准就很难，在出版界方面苦不胜言，尚在其次，所以我们认为不但要有统一的标准，而且要有统一执行的机关。
（三）出版界方面，例如书业公会之类，甚至文化界方面如有更扩大的组织，对此事也应该有个统一的办法，时常与政府的统一执行此事的机关发生联系，报告事实，请求纠正，在政府方面也可以得到相当的协助，使禁书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互相帮助消除种种不应有的流弊或不幸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