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包含四篇文章，它们都是关乎中国封建礼制的文章。
中国上古时代的封建礼制，在政治上表现为分封制，在社会中体现为宗法制。宗法是调整宗族内部关系的制度。宗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大家庭，其经过漫长历程发展成为封建的宗族组织。古代汉族的社会结构就是由众多大大小小的宗族组织结合形成的。宗族之下有家族，家族由若干个家庭组成。从家庭到家族，从家族到宗族，都是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的，因此长幼、亲疏是反映宗族成员地位及其与他人关系的要素，更是决定继承权利的法则。继承法则在商朝是兄终弟及，周朝以后改为父死子继。为了适应一夫多妻的状况，于是又有了嫡庶的法则。父死子继与嫡庶两个法则结合，就形成了嫡长子继承法则。嫡长子继承法则成为周朝之后宗族组织的内核，是数千年来宗法的通则。
虽然血缘关系是组织宗族的基本因素，但是经济利益、政治地位、道德与文化等因素会渐次掺入。这是因为宗族往往要承担组织生产、抵御外敌、联络社会和扩大影响的责任，尤其战乱时期更是如此。宗族愈是发展，非生育的因素就会愈多地掺入，贵贱贫富等级也会明显地影响乃至扭曲宗法制度，于是宗族内部就会矛盾纷呈，乃至分裂。不过，总体而言，血缘的纽带是难以断裂的，所以作为社会组织的骨干形式，宗族一直伴随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共生与发展，而且延续至今。
汉族以农业生产为主业，从家庭、家族到宗族，都被吸附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不同姓氏的大小宗族交错地生活与生产，能够形成互相牵制和协调的格局，起到安定社会、发展民生的作用。宗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物资交换、官宦提携、师友相从等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与其他宗族建立联系，从而在外部缔结起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这样，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将众多大大小小的宗族联络起来，形成为族群乃至民族，进而缔造出朝廷政权。将宗法制扩大运用到朝廷，于是就有了分封制，而分封制的内核同样是嫡长子继承法则。然而，嫡长子继承法则虽然有利于封建社会的长远安定，却顾及不到各家政治集团的眼前权力，因此种种矛盾斗争便或隐或现地不断展开。
本单元所选文章中，《春王正月》和《世子申生》记述的是春秋之际两个较早进入封建礼制状态的政权鲁国和晋国的史实，反映了在嫡长子继承法则的幌子下人们为保住或夺取政权而不得不对亲人施行血腥杀戮的场景。位于江南的吴国比中原各国进入封建礼制状态较晚，吴国公子季札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传位法则由兄终弟及改变为父死子继之际。其间，季札的兄长和侄子们为了王位而你死我活地明争暗斗，季札因此被迫长期远离王廷。对此，《季札出使》一文中作了记述。《殷周制度论》是历史学家王国维考证封建礼制的著名论文。本单元选录了该论文中的部分段落，阐述的内容是：周公以降的封建制度以所谓的礼作为核心；礼是规定封建社会秩序的章程，它的主要原则为嫡庶之别；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中形成为宗法制，运用到政治上形成为分封制。宗法制一直渗透至中国社会基层，影响达数千年，并直至现代，所以值得我们重视。
1.春王正月
解说
本文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的《公羊传》中的一段文字。《春秋》是反映上古礼制兴衰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在先秦时期，各国官修的编年体文献通称为《春秋》。秦始皇焚书之后，除秦国之外的各国史书毁损殆尽。只有鲁国的《春秋》，因孔子将它作为教授弟子的基本资料，此后又被儒家奉为六经之一，得以世代承袭，所以流传至今，“春秋”也就成了鲁国史书的专有名词。《春秋》的记录者是鲁国历代的史官，后来通过孔子及其后学的整理修订逐渐定型。《春秋》全书仅一万六千余字，却勾勒了自鲁国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迹，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体裁的发轫。
《春秋》记事十分简练，仅仅阅读其原文难以了解历史事件的原委曲折。孔子授课的时候，将褒贬意见口授给弟子。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将各自记载的内容加以整理，后来就出现了多种讲解和诠释《春秋》的著述，其中流传于世的有《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它们合称为“春秋三传”。不过，由于弟子们记录的重点各有侧重，同时又掺入了自己的诠释，因此不仅“三传”的写作体例不同，所述的内容也各有侧重，甚至不乏相异之处。所以，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应该将“三传”对照阅读，这样才可能探寻矛盾，解除困惑，获得真知。关于《春秋》以及“三传”的版本，通行的是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该书已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00年起陆续出版了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标点校注汇刊本。
本篇选自《公羊传》。《公羊传》相传为孔子门徒子夏的弟子齐国人公羊高所述，经过世代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和胡母生（子都）将传述内容著于竹帛，形成定本。《公羊传》的体例是在《春秋》的经文之下自己设问，自己作答，通过辨析词语的寓意而发表议论，达到褒贬人物的用意。其褒贬人物的标准则是所谓的礼。《十三经注疏》中辑有《春秋公羊传注疏》，由东汉学者何休解诂，唐朝学者徐彦疏。
《公羊传》的编排格式，是在《春秋》经文的条目之下插入解释的篇章。本篇列在鲁隐公元年（前722）“春王正月”条下，故而以《春王正月》为题名。全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解释《春秋》经文“元年”“春王正月”的含义，表明《春秋》尊崇周王室为天下宗主的“大一统”思想。后一部分解释该年虽为隐公元年却不称隐公即位的原因，目的在于阐发所谓辨尊卑而别嫡庶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冠冕堂皇之辞背后，其实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夺权斗争。
鲁惠公元妃孟子无子，继室声子生子，名息姑。息姑长大后，惠公为他娶宋武公女仲子。仲子来到鲁国，却被惠公看中，惠公遂夺而自娶。仲子为惠公生子，名允。于是，惠公升仲子为夫人，以允为太子。惠公死后，本应由太子继承君位，但太子年幼，因而鲁国人拥立息姑摄政，是为鲁隐公。隐公声称，自己摄政是因为担心诸大夫不能辅佐年幼太子的缘故。因此，他虽然宣言让位，却占据权位达十一年之久。羽父识透了隐公虚伪的心思，表示愿意去杀死太子允，作为交换条件是任命他为太宰。隐公权衡利害，未能相从。于是，羽父反过来为太子策划，派人杀掉了隐公。随后太子允即位，是为鲁桓公。在礼的幌子之下，一场政变完成，封建的嫡庶制度得以巩固。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1]。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2]。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3]。
公[4]，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5]。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6]。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7]，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注释
[1]文王：周文王，姬姓，名昌，商末周族首领。他在位五十年，经过苦心经营，使周族成为商朝西部最强大的势力，为其子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奠定了基础。
[2]王正月：指周历正月。朝代更换时要改变正月，表示国运更新。
[3]大：强调的意思。
[4]公：指鲁隐公，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712年当政。
[5]桓：指鲁桓公，公元前711年至公元前694年在位。
[6]扳（pān）：通“攀”，拥戴的意思。
[7]適：通“嫡”，正妻之子。
译文
元年是什么意思？君主当政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意思？一年的开始。王指的是谁？指的是周文王。为什么要先称王然后再称正月？因为是周文王改定的正月。为什么要称王正月？强调天下都要服从天子政令。
既然称公，为什么不称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为什么说是成全隐公的心意？因为隐公打算治理好国家以后将政权归还桓公。为什么要将政权归还桓公？因为桓公虽然幼小但尊贵，隐公虽然年长但卑贱。不过，他们之间的尊卑之别不明显，国人并不知情。由于隐公年长而且贤惠，所以大夫们拥戴隐公，就立他为君主。隐公如果当初辞让君位，就难以料想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被拥立。况且，即使桓公被立为国君，又恐怕大夫们不能辅佐这位幼小的君主。这样看来，隐公摄政，只是为了以后能立桓公为君。那么，隐公年长而且贤惠，为什么不应立为国君？因为确立正妻之子为君，应选择年长的，而不以贤惠为标准；确立庶出之子为君，应选择尊贵的，而不以年长为标准。桓公凭什么尊贵？因为他母亲尊贵。母亲尊贵，儿子为什么就尊贵？因为，母亲尊贵，儿子就尊贵；儿子尊贵，母亲就尊贵：这是原则。
2.季札出使
解说
本篇选自《公羊传》。标题出自《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条下，意为吴国君主派季札到鲁国来访问。
在春秋各国之中，吴国是比较落后的。不过，到季札所在的年代，吴国的实力逐渐强盛起来，便开始与中原联系。但是，中原各国依然把吴国视为夷狄之国。直到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吴国与晋、齐、宋、鲁等国会盟时，仍被《春秋》称作“吴”，不记其君主与大夫的名字。所以，本文开头就有“吴无君，无大夫”之语，后文又有“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之语，总之是看不起吴国。
由于吴国刚刚脱离原始社会不久，所以原始社会末期的习俗仍会不断地影响吴国的政治。本文记载的君位更替事件就是原始社会遗俗兄终弟及继承制的顽固反映。在原始社会里，氏族酋长继承方面，兄弟比儿子更有优先权，因此担任酋长的兄长死后就依次由他的弟弟来接替酋长这一位置，直到这一辈兄弟全都死后才由他们的子侄即下一辈中的长兄继任酋长，然后再由弟弟依次接替。这就是兄终弟及制。它与中原各国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是不同的。然而，《公羊传》的作者偏偏要用体现嫡长子继承权的封建礼制原则来看待吴国发生的君位更替事件。如此分析吴国的君臣、父子关系，必然会出现本文结尾“贤者不名，此何以名”那样的尴尬，陷入难以自圆的矛盾之中，而在行文之中也不免牵强附会，甚至不惜歪曲史实。例如，季子的三位兄长合计在位三十四年，其中谒在位十三年，夷昧在位十七年，只有余祭在位时间稍短，仅仅四年。《公羊传》却称三人都曾祈求自己速死，以便传位给季札，岂不是滑稽？又如，阖庐遣专诸刺杀僚，目的在于夺权，此后怎么肯拱手将夺得的君位让予季札？还如，季札出走到延陵，分明只是逃避内乱的无奈之举，却被戴上了仁义的桂冠。
不过，剥离假象，我们看到的是历经三个回合、长达四十余年的系列夺权斗争。第一个回合，吴王寿梦本想传位嫡幼子季札，但未能如愿，而是被季札的三位同母兄谒、余祭、夷昧按照兄终弟及的顺序相继占位。第二个回合，夷昧死后，夷昧之子僚即位，继续排斥原定应该继位的季札，季札只得承认现实。第三个回合，谒之子阖庐以“国宜之季子”为借口发动政变，夺取君位，然后假意要让权给季札；为了免遭迫害，季札不得不出走。反复残酷的政变之后，寿梦的嫡孙阖庐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样的结果，客观上已经与原始社会末期的习俗相违背，它标志着中原礼制的影响已经波及偏远的吴国，那里的兄终弟及继承制度终于被父子相承制度取代。这也表明，礼制的确立和推广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1]。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
谒也，余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2]，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3]！”故谒也死，余祭也立。余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4]。僚者[5]，长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6]：“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7]，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8]？”于是使专诸刺僚[9]，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10]，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
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注释
[1]季子：名札，又称季札，吴王余祭的幼弟。他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受余祭之命出访鲁、齐、晋、郑、卫诸国。
[2]迮（zé）：强迫。
[3]悔：罪咎。
[4]亡：外出未归。
[5]僚：吴王夷昧之子，季札的侄子。
[6]阖庐：名光，谒之子，后为吴国君主，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496年在位。
[7]与：通“欤”。
[8]恶：怎么。
[9]专诸：吴国人。吴王僚十二年（前515），阖庐宴请僚，专诸受命藏匕首于鱼腹之中，在筵席上刺杀僚，僚当场毙命，专诸随即被僚的侍卫杀死。
[10]延陵：吴国邑名，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境。
译文
在此之前，《春秋》经文对于吴国既不称君主，也不称大夫，在这段经文中为什么既有了君主，也有了大夫？这是为了赞美季子的贤明。为什么要赞美季子的贤明？因为他辞让了国君的权位。季子辞让君位是怎么回事呢？
谒、余祭、夷昧与季子是同母所生的四兄弟。季子年幼却有才干，三位兄长都喜爱他，一致想要立季子为吴国君主。谒说：“倘若现在硬要把君位交给季子，他是不会接受的。我建议不要传位给儿子，而是传位给弟弟，兄弟相继做君主，最终就可以把君位传给季子了。”大家都说：“这样好。”因此，这三位相继当国君的兄长都以不在乎死亡为勇敢，他们在饮酒吃饭时总是祷告，说：“上天如果保全吴国，就快一点把灾祸降临到我身上吧！”于是，谒死了，余祭立为国君。余祭死了，夷昧立为国君。夷昧死了，那么国君就应该由季子来当了。可是，此时季子出访中原未回。僚是夷昧庶子中年纪最大的，就即位做了国君。季子出使归国，也就承认僚为国君。阖庐说：“先君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弟弟，全都是为了要让季子当国君。如果遵从先君遗命呢，那么国君应该让季子来当；如果不遵从先君遗命呢，那么我应该被立为国君。僚怎么可以当国君呢？”于是阖庐就派专诸刺杀了僚，并将国君之位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他说：“你弑杀了我的君主，我接受你交来的君位，这样做我就参与了你篡夺君位的勾当。你杀了我的兄长，我又去杀你，像这样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可就终身没有完结了！”于是季子离开都城到他的食邑延陵去了，直到死去也没有再回吴国都城。所以，君子认为季子不接受君位符合义，认为他不去杀死阖庐符合仁。
认定季子贤明，为什么就能认为吴国有了君主、有了大夫呢？因为，既然把季子看作臣，那么吴国就该有君主啊。札是什么意思？那是吴国季子的名。照例，《春秋》经文中对于贤人是不称名的，此处为什么却称名了？赞许夷狄之人，是不能仅以一事之美而认为完全满意的。季子是被赞许的贤人，为什么还不能认为完全满意呢？因为，当臣下的一定要处在臣下的地位才可以受赞许，当子民的一定要处在子民的地位才可以受赞许，而季子却出走延陵，并没有尽臣子的职责。
3.世子申生
解说
本篇选自《礼记》。《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它是春秋后期至西汉初年儒家解释和考辨礼制文章的选编，其中也记述了孔子及其门徒的一些言行。《礼记》最初为一百三十一篇，西汉学者戴德将它删定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戴德的侄子戴圣又将它删定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马融为《小戴礼记》增入三篇，合为四十九篇，成为后世通行的本子。《十三经注疏》中辑有《礼记正义》，由东汉学者郑玄注，唐朝学者孔颖达等正义。元代陈浩采用朱熹学说著成《礼记集说》，成为明代科举考试的课本。清代朱彬对陈浩的著作加以补正，著成《礼记训纂》，也是较好的注本。
《檀弓》是《礼记》中情节生动的篇章，文字精练，含义深刻。《檀弓》又分上、下两篇，本文选自上篇，所述为晋献公建立储君之事。晋献公身边的骊姬恃宠而骄，想让自己亲生儿子奚齐成为储君，但是碍于礼制的制约，非除掉世子申生不可，于是她就诬陷申生有谋害献公之意。献公听信谗言，要杀申生。申生既受形势所逼，又受愚忠愚孝思想束缚，只得自杀，成为封建礼制的祭品。本文用十分简洁的语句将申生欲活不成、欲逃不能的心理状态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使人既对之怜悯，又为之惋惜。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1]。公子重耳谓之曰[2]：“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3]？”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4]，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5]。
注释
[1]晋献公：姬姓，晋氏，名诡诸，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651年为晋国君主。在位时奉行尊重周王的政策，击败狄戎，攻灭虞、虢（guó），为晋国建立霸权奠定了基础。世子：诸侯国君主的嫡长子。
[2]公子重耳：晋献公之子，世子申生的异母弟，母亲为狐季姬。晋室遭骊姬之乱后，他被迫在外流亡十九年，受到艰苦环境的锻炼。后在秦穆公支持下，返回晋国，杀晋怀公而自立，公元前636年至公元前628年在位，是为晋文公。在位期间，尊重周室，通商宽农，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实力倍增，遂于公元前632年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然后，他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会盟，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诸侯霸主。
[3]盖：同“盍”，为什么不。
[4]狐突：姓狐，名突，字伯，晋国大夫，为申生师傅。晋献公曾命申生领兵攻伐东山皋落氏，狐突劝申生趁机逃亡他国，躲避骊姬的陷害，申生却不听从。狐突便推托有病，躲在家中。
[5]以为恭世子：君主及贵族死后，要依据其生前的事迹评定一个称号，称为谥法。申生的谥号被定为恭。在谥法中，恭有多种意思，如“尊贤贵义”“敬事供上”“尊贤敬让”等。按本文所记载的申生的行为，申生应该属于“敬事供上”者。所谓“敬事供上”，就是不违拗君父的意志。在谥法中，恭是褒中有贬的谥号，因为申生只是尽了愚忠愚孝，并没有对君父加以匡正。《礼记》作者在本文结尾特意点出“是以为恭世子也”，既含怜悯之情，又有责备他愚忠的意味。
译文
晋献公要杀死他的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对申生说：“你为什么不去向君父表白你的心意呢？”世子说：“我不能这样做。君父从骊姬身上得到了安乐，我如果揭破骊姬的谗言，使她受惩罚，就会伤害君父的心。”重耳又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出走呢？”世子说：“我不能这样做。我如果这样做了，君父会说我图谋杀害他。天下难道会有不要父亲的国家吗？再说了，我能出走到哪里去呢？”申生派人去向狐突诀别，说：“申生有罪过，没有记住您的忠告，因而陷于死亡的境地。申生不敢吝惜性命！虽然如此，却担心君父老了，骊姬生的儿子还小，国家多灾多难，而您又不肯出来替君父出谋划策。倘若您肯出来为君父出谋划策，那么我虽死也蒙受恩惠了。”申生行过隆重的叩头礼仪后，就自杀身亡了。申生死后被谥为“恭世子”。
4.殷周制度论
解说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都深刻地暴露出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加剧，使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痛感国家的危机，纷纷要求政治改革。辛亥革命前后，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输入，也给学术界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一方面对乾嘉以来专辨名物训诂的考据学风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以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说为理论根据试图改革现实政治，但这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在残酷的现实中不断碰壁。在此期间，中华大地出土了大量地下文物，如汉晋木简及壁画、六朝和唐人写卷、西夏文书，尤其是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字和器物的大量发现，给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许多学者便从政治上的彷徨转向学术上的专注，本文作者王国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朝光绪三年（1877）。王国维早年曾入州学，但数次应科试而未中，于是到上海进入汪康年创办、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馆，从事书记校对职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国维到日本留学，受到改良主义和民主革命学说的激励，开始从事哲学硏究。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先后任南通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教习，讲授过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课程。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罗振玉的推荐下，王国维出任清朝学部总务司行走，后改任京师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曾从事词曲以及中国戏曲史的硏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随从罗振玉亡命日本。在此期间，王国维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音韵学以及中国古代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1921年，王国维将其主要论文编辑成《观堂集林》。1924年以后，王国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兼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1927年，正当全国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之际，王国维却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了。
王国维治学，遵循乾嘉考据学派的途径，从文字音韵入手，借以金石器物等资料，通过严谨的考辨，考证古代史实和古代制度。他将自己的治学方法总结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的思想虽然浸透着旧的封建意识，但是他采用的治学方法是科学的，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所以他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划时代的巨大成就。虽然面对传统与现实的激烈冲突难以自释，王国维最终因苦闷而自杀，但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学术成就。他立足于旧史学，却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长期潜心研究甲骨文和相关文献之后写成的总结性论文。他认为，周朝能够长期安定天下的原因，在于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商朝的封建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是以传子制度为基础的嫡庶制度。由嫡庶制度产生出宗法制度以及丧服制度，将嫡庶制度推行到政治层面，就有了封建子弟制度、天子诸侯与君臣名分制度。同时，还有庙数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加以辅助。这样，就形成了尊尊、亲亲、贤贤的治理天下之通义，这就是所谓的礼。这套系统的封建制度是周朝用以纲纪天下的法宝。其宗旨在于，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组合成为以礼为制约的新型道德体系。王国维以嫡庶制度作为考据的关键，全面归纳出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封建礼制的体系，尤其深刻地分析了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真谛。王国维通过严密的考据在封建礼制方面获得了真知灼见，至于他对于殷周之间社会变迁的性质之判断，虽然引起了现代史学界的争论，但是丝毫不能掩抑他这篇著名论文的熠熠光辉。《殷周制度论》收辑于《观堂集林》第二册第十卷《史林二》中，中华书局于1959年影印出版。以下是从该版《殷周制度论》中摘录的四段概括表述西周礼制的文字，文中相应的考据资料则省略，以备学生自行查阅全部原文。
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1]。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特如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弟之子欤？以理论言之，自当立兄之子；以事实言之，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2]，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然使于诸子之中可以任择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则其争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长幼相及者犹有次第矣。故有传子之法，而嫡庶之法亦与之俱生。
其条例，则《春秋左氏传》之说曰[3]：“大子死[4]，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5]，义钧则卜[6]。”《公羊》家之说曰[7]：“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8]；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9]；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10]，文家尊尊先立侄[11]。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现在立先生[12]，文家据本意立后生。”此二说中，后说尤为详密，顾皆后儒充类之说，当立法之初未必穷其变至此。然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適以长不以贤者[13]”，乃传子法之精髓。当时虽未必有此语，固已用此意矣。
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14]，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而此制实自周公定之[15]，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
……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16]，有服术[17]，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18]。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19]，而顾不嗣位而居摄[20]，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共见。故其所设施，人人知为安国家、定民人之大计，一切制度遂推行而无所阻矣。
注释
[1]嫡庶：宗法制度下，家族中的正支和家庭中的正妻及其子女称为嫡；家族中的旁支和家庭中的妾及其子女称为庶。
[2]中丁：即仲丁，商朝中期的王。九世之乱：商王仲丁在位后期，内外交困，战乱不断。仲丁去世后，众兄弟争夺王位，造成诸侯离叛而屡次迁都的政局。社会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dǎn）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等九王，延续将近百年，直到盘庚迁殷之后才告结束，故名为九世之乱。迁都于殷之后，商朝又称为殷朝。
[3]以下诸句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条下穆叔之语。
[4]大子：即“太子”。古文中，“太”与“大”通。
[5]年钧：年龄相同。钧，此处通“均”，相等的意思。
[6]义：道德。
[7]以下诸句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条下何休的解释。
[8]媵（yìng）：侧室或妾的通称。诸侯娶某国之女，该国并以此女之侄娣随嫁。被娶女子为嫡夫人，随嫁侄娣为嫡侄娣。若再有两国以女往嫁该诸侯，也都会以侄娣相随。两国之女分别称为左媵和右媵，其侄娣相应称为左媵侄娣和右媵侄娣。嫡夫人之间，左、右媵之间，乃至侄娣之间，地位有贵贱之分，血缘有亲疏之别。
[9]侄：女子称兄弟之女。娣（dì）：女子称其妹。
[10]质家：重亲务实者。
[11]文家：崇文尚礼者。
[12]据现在立：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本《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一”，原文作“据见立”。古文中，“见”与“现”通。
[13]適：通“嫡”。
[14]絜（xié）：估量。
[15]周公：姬姓，名旦，西周创建者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遂由周公摄政。
[16]宗法：依据血缘维持家族内部关系的制度。
[17]服术：丧服制度的简称，按照亲疏关系规定的为已故长辈施行礼仪的规格和时间。
[18]婚媾（òu）：通过婚姻建立亲戚关系。
[19]躬：亲自。
[20]居摄：代掌政权。
译文
从传子制度派生出嫡庶制度。主位不传弟而传子的宗旨，是为了消除纠纷。兄弟之间的亲情原本比不上父子，何况兄长的尊贵又比不上父亲，因此兄弟之间往往难免发生争夺主位的事情。特别是当弟弟全都传过位后，那么接下来的继位之人应该是兄之子呢，还是弟之子呢？按道理讲，自然应该立兄之子；但按事实说，被立的往往却是弟之子。这就是商朝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的缘故，而周朝传子制度正是为了纠正这样的弊端而建立的。然而，假使在众儿子中可以任意选择一人继位，而此子又可以任意确立他想要传位的人，那么其间的争斗就会更加激烈，倒不如商朝的兄弟之间按照年龄长幼相继承，反而还有次序呢。所以有了传子法则，就会有嫡庶法则随之产生。
这样的条例，就如《春秋左氏传》中所说：“太子死后，如有同母弟，就立同母弟；如没有同母弟，就立其余弟中年长者。如果其余弟年龄相同，就选择贤明者；道德相同，就通过占卜决定。”《公羊》学家说道：“据礼制，嫡夫人无子，立右媵之子；右媵无子，立左媵之子；左媵无子，立嫡妻侄娣之子；嫡妻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之子；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之子。尚实的人强调亲缘疏密，所以先立娣；尚礼的人强调地位尊卑，所以先立侄。已有嫡孙而嫡子死去，按照尚实的人强调亲缘的原则，先立嫡子之弟；按照尚礼的人强调地位的原则，先立嫡孙。两种情况共存时，质家会依据现实状况确立先出生者，文家则会依据原本的宗旨确立后出生者。”两种说法中，后一种尤其详尽周密，但都是后代儒生发挥拓展的说法，在立法的当初未必能将其中的演变考虑到那么细致的程度。不过，所谓“立子以尊贵不以年长，立嫡以年龄不以德行”，正是传子法则的精髓。当时虽然未必有这样的语句，其实在操作中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天下而言，最有利的形势莫过于安定，最有害的形势莫过于纷争。符合天意就能安定，任由人意就会纷争。以天意为准则，纷争就不会产生。所以从天子传世到诸侯传世，继承传统法则中的立子和立嫡，后世用人依据资格，都按照天然的背景而不掺杂人的意志，就是为了求得安定而停息纷争。古人不是不知道用官僚统治天下比用家族统治天下的名声好，传位于贤明者的好处超过传位给嫡子，选用人才方面能力比资格重要，但是终究不会用后者取代前者，就是惧怕虽能借此获得美名，却也容易产生纷争，这类弊端将会没有穷尽，人民将会不得喘息。因此权衡利益而取其重要者，估量危害而取其轻微者，于是制定了立子立嫡的法则，以此施惠于天下后世。这项制度其实是周公建立的，是周人改制中的最大成果，这可以从与殷代制度的比较中看出。周朝一代的礼制大体亦由此演变而来。
……
因此，有了立子制度，君位就稳定；有了封建子弟制度，异姓势力就薄弱，天子的地位就尊贵；有了嫡庶制度，于是就有了宗法，有了服术，从封国直到天下合成为一家；有了卿、大夫不世袭的制度，贤明的人才会得到举荐；有了同姓不婚制度，男女姓氏就有了严格的区别。而且，异姓之国不是用宗法能够统治的，只能通过缔结婚姻而产生甥舅亲情去沟通。于是天下的国大多成为王的兄弟或甥舅，而诸国之间也都有兄弟或甥舅的亲情，周人一统天下的政策其实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原本也是因时势驱使，但是着手制定它的人，实际上只是周公。考察周公能够制定这种制度的缘故，是因为周公按照旧的制度本来拥有可以当天子的理由，当时他又亲自掌握天下的大权，但是他不继承王位而代掌政权，后又将代掌的政权交还天子，他不想占有天下而谋求私利的心意，天下人都能明明白白地看到。所以，人人都知道周公所设计和实施的是安定国家和人民的大计划，于是一切制度就都得以推行且没有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