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威廉·毛姆
俞亢咏 译
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现在你不再是孩子，你已经成人，必须好好做一个人了。”四十岁时，我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五十岁生日时，我说：“自己骗自己没有用，我到中年了，我得同意。”六十岁时，我说：“现在我必须把我的各种事情整理一下，因为我已到老年的门口，必须自己结一笔账。”
作者简介
威廉·毛姆（1874—1965）是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他曾经说过，他不是个第一流的作家，但二流作家中，他应该名列首位。
本文是1944年毛姆七十岁时和1949年他七十五岁时所写的两段较长的文字，自称“作为后记”附在《笔记》文末，译文标题是编者所加。
译文原载于《世界文学》1994年第4期。
七十述怀
作为后记。
昨天是我七十岁生日。一个人每进入一个接踵而至的十年时，很自然地——虽然未必合理——把它看作一件大事。
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现在你不再是孩子，你已经成人，必须好好做一个人了。”四十岁时，我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五十岁生日时，我说：“自己骗自己没有用，我到中年了，我得同意。”六十岁时，我说：“现在我必须把我的各种事情整理一下，因为我已到老年的门口，必须自己结一笔账。”我决定退出戏剧界[1]，着重写《总结》[2]，看看我一生从人生和文学中学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以及从中得到了哪些满足，借以自娱自慰。
但是在所有的生日中，我觉得七十岁生日意义最为重大。人已到古稀之年，这一向被认为是人生派定的年限[3]，多余的岁月只是在时间老人执着镰刀转身向别处刈割时偷活到的属于不定之数的余生。人到七十岁，不再是在老年的门口。他就是个老人了。
在欧洲大陆，当一个有了些名望的人到了这个年龄，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习俗。他的朋友、同事、弟子（如果他有弟子的话）会共同编印一本纪念文集，以表敬意。在英国，我们对于我们的知名人士没有那种表示崇敬的捧场举动。我们至多举行一次宴会，而且那还非得是位确实十分著名的人物。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4]七十寿辰时，我参加过这样一次宴会。到会者数百人。萧伯纳，高高的个子，器宇轩昂，白须银发，皮肤白皙，双目炯炯，发表了演说。他站得笔挺，两臂交叉着，带着他那挖苦的幽默，说了许多使那天晚上的贵宾（威尔斯）和大伙听了极为尴尬的话。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发言，他声若洪钟，巧舌如簧。他的爱尔兰土腔既加强又缓和了恶意攻击的语气。
威尔斯把鼻子钻在讲稿里，尖声朗读他的演说词。他对他的老迈深表不服，由于本性而不无牢骚地驳斥在座那些可能认为这祝寿和盛宴标志着他愿意从此终止他的活动的人。他严词申明，他将一如既往为使全世界自由平等而奋斗。
我自己的生日，没有任何庆祝活动。我早上照常工作，下午到屋后僻静的林子里去散步。我一直不懂这些树木哪来的这种神秘的魅力。它们跟我在别处看到的都不一样。它们的静穆比任何别的静穆更深沉。枝叶繁茂的活的栎树上面挂着灰色的铁兰，仿佛披上了破烂的尸衣，胶树在这时节[5]光秃秃的，而野楝树上一簇簇的浆果都枯黄了；四处一些高大的松树苍翠夺目，俯视着较矮的树木。这个萧条冷落的林子中间具有一种奇异的气氛，你虽然独步其间，却并不觉得孤单，因为你有种怪诞的感觉，总好像有什么在你身边飘荡着，既不是人，又不是非人。似乎有个阴影鬼鬼祟祟地躲在树身背后，悄悄窥视着我。于是紧张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你的四周都有埋伏，正伺机而动。
我回到屋内，替自己沏了杯茶，拿起书一直看到晚餐时候。晚餐后，我又看了一会儿书，玩了两三盘单人纸牌，听听无线电里报告的新闻，然后拿本侦探小说，带着上床。我看完小说，睡着了。整整这一天里，我除了对我那有色人种的女仆说过几句话之外，没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七十生辰，我就是要这样度过我这生日。我思潮起伏。
两三年前，我和莉莎[6]在一起散步，不知她怎么会说想到老年使她满怀恐惧。
“别忘了，”我告诉她，“你到了老年，不会再有这种欲望，想去做现在使你感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些事情。老年有它的补偿。”
“什么补偿？”
“喏，你无须再做任何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欣赏音乐、艺术、文学——跟你年轻时候的感受不一样，但那种不同的感受同样有味儿。你可以观察许多不再与你密切相关的各种事情的发展，从中得到无限的欢愉。若是你的乐趣不再那么敏感了，那么你的创伤也不再那么剧烈地刺痛了。”
我知道，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冷峻的安慰，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意识到我把前景描绘得多少有点阴暗。事后我再想想，我发现老年最大的补偿是精神自由。我想与之相伴的是你对壮年时代认为重要的许多事物毫不关心了。另一种补偿是使你摆脱了妒忌、憎恶和怨恨。我相信我不妒忌任何人。我尽量发挥了我的天赋，并不妒忌别人的更大的天赋；我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我不妒忌别人的成功。我很愿意把我占了那么长久的小小的地位空出来，让另外一个人登上去。我不再在乎人们对我有怎样的想法。他们接受我也好，丢弃我也好，在他们似乎喜欢我的时候，我微微开心，如果他们不喜欢我，我也处之泰然。我早就知道，我有些地方引起某些人反感，那是很自然的，没有人会喜欢所有的人；他们的敌意使我感到有趣，而不是使我烦恼。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作为作家，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是怎样的想法。总的说来，我想要做的已经做了，其余都不关我的事。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头脑简单地把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时的轰动误以为是就此成名了，我对此一向不放在心上，我常常想我原该用笔名写作，这样我可以不被世人注意地度过我的一生。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7]确实是署了笔名的，后来因为出版商忠告我，这本书可能会受到猛烈攻击，我不愿躲避在一个虚构的名字背后，才署了真实姓名。
我想大多数作家都不由得暗自希望不要自己一死就被人彻底遗忘了，我偶尔琢磨着自己有多大可能在一个短时期里不致被人遗忘，借以自娱。
一般认为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人性的枷锁》[8]。它的销售情况证明它还在被人广泛阅读着，它是三十年前出版的。这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寿命是长的了。后世的人不大会对冗长的作品感兴趣；现在这一代人认为它很有价值，这是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不过这一代以后，它将和其他许多比它更好的作品一起统统被人遗忘掉。
我想我有一两部喜剧[9]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能维持它们暗淡的生命，因为它们是循着英国喜剧的传统写下来的，因而可能在从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家们[10]开始到诺尔·考德[11]的剧本里还继续逗人喜爱的一脉相承的风俗喜剧传统中占到一个位置。它们也许让我在英国戏剧史上得到一两行的记载。
我想我的几篇最好的短篇小说将在较长时期内被收入各种选集里，也许就因为其中有几篇所描绘的地方和环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文明的发达而添上一层浪漫光彩的缘故。
两三部剧本和十来篇短篇小说——带着它们走向未来，这副行李很简单，但总聊胜于无。如果我想错了，而在死后一个月就被人忘掉了，那我将一无所知。
十年前，我向舞台最后鞠躬告别（这是比喻的说法，因为实际上我在最初的几个剧本之后，一直拒绝做此有失尊严之举）；当时报界人士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并不真有退隐之意，过一两年会重归舞台的；然而我始终没有，也丝毫没有这心意。
前几年，我决定再写四部长篇小说，然后小说创作也不干了。其中一本我已经写了[12]（我没有把一本战争小说算上，那是我被派到美国所做的令人厌烦的战时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现在我不准备写那另外的三部了。一部是以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为背景的奇迹小说[13]；第二部是关于马基雅弗利[14]在罗马那[15]跟彻萨雷·博尔吉亚[16]相处的一段故事，他们这次相处给他提供了写作《君主论》的最佳的资料；我准备把他们的谈话和他据以编写剧本《曼陀罗花》的材料交织在一起，写成一部小说[17]。我知道作家们常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为素材写小说，事情也许琐屑，只是凭他的创造能力才写得趣味盎然，耐人寻味，这回我想把这个程序颠倒过来，从《曼陀罗花》这个剧本来猜测其原本可能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一定很有趣。最后一部小说，我预备写伯蒙赛[18]贫民区里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故事。我在五十年前开始写作时，写的是一本关于伦敦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故事，我觉得再用同样的题材来写一部小说以结束我的创作生涯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我现在只想把这三部小说放在脑子里供闲来遐想，作为消遣[19]。这是作家所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喜悦；写了出来，就不再是他的了，他不再能从他想象的人物的谈话和行动中得到欢乐。同时我认为到了七十岁或者过了七十岁，我也不大可能写出什么有多大价值的东西来。动力衰退了，活力衰退了，创造力衰退了。
文学史上对于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的晚年作品，也常带着惋惜地一笔带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干脆不屑一提，我自己也伤心地亲眼看到我朋友中间有些很有才华的作家，才力已不复当年而还在继续写作，结果写出来的作品大不如前，令人失望。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的最佳交流对象是他的同一代人，他应该明智地让他的下一代人去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言人。不管他让不让他们这样做，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做。他使用的语言和他们格格不入。
我觉得在我一生和一生的活动所致力构成的图案上面，再也写不出什么来添加上去。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我愿意就这样收场了。
有一个征象使我注意到我这样做是明智的，那就是我一向总是生活在未来多于生活在现在，而近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沉浸在过去。大概当未来无可避免地必然如此短促，而过去是如此长久时，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什么事总预先订好计划，一般都按计划完成；然而现在谁能制订计划呢？谁说得准明年或后年将发生什么，谁知道一个人的处境将如何，能不能跟过去一样地生活？我过去喜欢驾着帆船在地中海的蓝色洋面上闲荡，而今帆船被德国人夺去了，我的汽车被意大利人拿走了，我的房子先是被意大利人占用，现在是德国人占用着，还有我的家具、书籍、油画，如果没有被洗劫一空，也四处乱堆乱摊着[20]。但是对于这种种，我比什么人都不放在心上。我已经享尽人间所能企求的奢侈生活，今后给我两间住房，一日三餐，再有一个好好的图书馆能有书看，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了。
我胡思乱想，常想到过去漫长的青年时期。我做过各种令人后悔的事情，不过我尽量不让它们困扰我；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我伤害过一些人，但因为我没法弥补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我设法使另外的一些人受惠，聊以赎罪。有时候我不无懊丧地回忆起我错过了当年可以享受的好些云雨之欢的机会，但我知道我不得不坐失良机，因为我是神经质的，尽管事先欲火中烧，想入非非，而真到关键时刻，却往往一阵肉体上的反感使我退避三舍了。我比自己预想的更为贞洁。
许多人说话太多，老年更是唠叨。虽然我向来惯于多听少讲，近来似乎也渐渐染上了饶舌的毛病，我一发现就留意纠正。因为老人是被勉强容忍的，他必须处处谨慎知趣。他应当竭力不教别人讨厌。他不能硬去扎在年轻人中间，因为他使他们拘束，他们和他在一起不自在，如果他觉察不到他们会因他的离去而松一口气，那他准是冥顽不灵的。假如他曾经在这世界上有点声望，那么他们会寻求和他交往，但他们不是为结交他而结交他，而是因为他们往后可以在他们一辈的朋友面前去吹吹牛——要是他不明白这一点，他就是傻瓜。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一座山，你爬它，不是为了攀登的乐趣，也不是为了你可以从山顶眺望的景色，而是为了回到山下可以夸耀你的壮举。
人们总建议老年人还是和他同一辈的人多来往来往，他倘能从中得到些欢乐，也够幸运的了。当然，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全是些一只脚跨在坟墓里的老人的聚会，是令人丧气的。愚蠢之人并不因老而变得少些愚蠢，而老年的愚蠢比年轻的愚蠢更为讨厌。有的老人硬不顺从岁月的侵袭，一举一动轻浮得令人恶心；另有些老人抱住过去的年代不放，对摈弃了过去年代的当今世界百般地不耐烦：我不知道这两种人哪一种更让人受不了。
既然年轻人不喜欢和老人往来，而老人觉得自己同一辈的人又令人讨厌，那么老人的前景似甚暗淡。这样，剩下来就只有与自己为伴；我与自己为伴比与哪个为伴都称心如意，我深为欣幸。我从来就不喜欢许多人的大聚会，我现在可以拿年迈为托词，或者干脆不参加聚会，或者参加了到觉得没有趣味时悄悄溜走。我越来越孤单，我也越来越安于孤单。去年我一个人独居在康巴希河[21]畔的一所小屋里为期数周，不见任何人，但我既不觉得寂寞，也不觉得厌烦。的确，要不是酷热和疟蚊迫使我放弃这隐居生活，我真不愿意回到纽约去哩。
很奇怪，一个人需要多么长时间才意识到仁慈的大自然赋予他的恩惠。我最近才想到我一生从没有过头痛、胃痛、牙痛。前几天我在卡尔达诺[22]将近八十岁时写的自传里看到，他庆幸自己还有十五颗牙齿。这会儿我自己数数，我还有二十六颗。我曾患多种严重疾病，肺病、痢疾、疟疾等等都害上过，但我从不过量喝酒，也不吃得太多，我现在身体健康如常。
显然一个人若想度个愉快的晚年，非有相当健康的身体，同时还非有适当的收入不可。收入无需很多，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多。放荡的开支浩大，而老年容易安分守己。可是贫困而年老就糟了，倘若生活都必须要依靠别人，那就更糟了。我感谢公众，他们不但使我生活安乐，而且使我可以随心所欲，还能帮助对我有所要求的人们。老人往往贪婪。他们常要利用金钱以保持对于依附他们的人们的权力。我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心思，因而也没有这样的毛病。
我除了对名字和面孔的记忆之外，总的说来，记忆力很好，我看过的书都记得。它的不好的一面是，世界上伟大的小说看过了两三遍之后，我再不能趣味盎然地重读它们了。现代的长篇小说很少引起我的兴趣，要不是那无数的侦探小说，我真不知如何消遣时日，这些小说那么引人入胜地给你排遣时间，看完就让你忘掉。我对于各种与我无关的书向来不闻不问，我至今还是不要看娱乐的书和那些介绍对我毫无意义的人物事迹或地方情况的书。我不想了解暹罗[23]的历史或爱斯基摩人的风土人情，我不要看曼佐尼[24]的传记，我对矫健的科尔特斯[25]的好奇的趣味，到看到了他站立在德利英[26]的一个峰顶上的记事，也就满足了。我依旧能津津有味地读我年轻时候读的那些诗人的诗，也有兴趣读今天诗人的诗。我庆幸自己活得长久，能够读到叶芝和艾略特后期的诗作。我能阅读出于约翰逊[27]博士笔下的所有作品和出于科勒律治[28]、拜伦和雪莱笔下的几乎所有的作品。老年使人失去了最初读到这些世界名作时的强烈感受，这永远无可挽回。重读像济慈的《眺望天空的人》那样的诗，再也没有早先初读时的感受，最后不得不认为原来不过如此，这的确是可悲的。
然而有一个门类始终引起我老年的激情，那就是哲学，不是争辩和枯燥无味的学术性的哲学——“丝毫解决不了人间苦难的哲学家的言论是枉自空论的”，而是讨论我们人人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的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人说他枯燥，可如果你有幽默感的话，你会发现他实多娱人之处）、普罗提诺[29]、斯宾诺莎[30]，还有许多现代哲学家，如布拉德利[31]和怀特海[32]，永远使我开怀，启发我深思。原来他们和那些希腊悲剧家所探讨的全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他们使人振奋，又使人安谧。阅读他们的著作犹如驾着一叶扁舟在阵阵微风中漂浮于散布着千百个岛屿的内陆海面上。
十年前我在《总结》中零零星星写下了我在生活中、阅读中、冥思玄想中所形成的关于上帝、生命不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等方面的印象和观点[33]，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后来并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想法。倘若我需要重写的话，我想该把当前迫切的关于价值的课题写得稍为深入具体些，另外还当更详细地谈谈关于本能的问题；有些哲学家在这个题目上面建造起了巍然的臆测的大厦，而在我看来，要在本能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建造起一座比空中楼阁更坚实些的建筑物来，那将如打靶场里浮在喷水口上的乒乓球一样晃荡不定。
现在我离死亡更近了十年，想到这一天的到来并不稍比当时多领悟些。有几天我确实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得太多了，认识了太多的人，读了太多的书，看了太多的油画、雕像、教堂和精致的建筑，听了太多的音乐。
我不知道上帝存在不存在。任何旨在证明他存在的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而古时伊壁鸠鲁[34]说过，信仰须凭直觉。这种直觉我可从未有过。同时又从来没有人圆满地解释清楚何以恶与全能全善的上帝并存的道理。一度我被印度教的神秘的中性概念——即无始无终的存在、知识和福泽的概念所吸引[35]，觉得这比人们凭自己的意愿设想出来的任何其他的神祇都更为可信。不过我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幻想。它不可能从终极原因依据逻辑推导出这个世界的森罗万象。当我想到茫茫的宇宙，想到无数的星辰和以千千万万光年计算的空间，我自不胜畏惧。但是我的想象力没法想象出一个造物主来，我愿意承认宇宙的存在是一个非人类的智慧所能解开的谜。
至于生命的存在，我倒相信有一种“心理物理物质”，它是生命的起源，其心理的一翼是复杂的进化活动的出处。但这一切的目的（如有目的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如有意义的话）何在，我还是茫然无知。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所有哲学家、神学家或神秘主义者在这方面所说的都不能使我信服。不过，假如上帝存在而又关心人类的事情，那么他当然必须相当地通情达理，如同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样，用宽厚的眼光看待人类的弱点。
还有关于灵魂是怎么说的呢？印度教徒称之为“阿特曼”[36]，他们认为它来自永恒之中，并将继续存在于永恒之中。这比认为灵魂是随着一个人形成胚胎和出生而产生的说法容易接受。他们主张它有“绝对实在”的性质，从“绝对实在”中来，最后回归“绝对实在”中去。这是一种可喜的幻想；人们也只能认为就是这么回事。于是人们相信轮回，从而更进一步对恶和祸[37]的存在提出了人类的智慧所能设想的唯一似乎有理的解释，因为它假定恶和祸是过去罪过的报应。它不解释为什么全智全善的造物主愿意或甚至还会制造罪过。
然而灵魂是什么？从柏拉图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莫衷一是，而大多数仅是对他的设想的修改补充。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应该相信我们必有所指。基督教作为一条信条，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简单而不朽的精神实质。我们可能并不相信，然而还是赋予这个词以一定的含义。当我问自己，我说的灵魂指的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识，即我中之我，也即我之为我的品格，这品格包含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经历和我肉体的偶然因素。
我看很多人不信肉体的偶然因素影响灵魂的形成。就我自己而言，我对于这一点比谁都更确信无疑。假如我不是口吃，或者假如我身材高了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就会大不一样；我有些突颚，在我小时候人们不懂得可以趁颚骨还柔韧的时候，给带上个金托子予以矫正；假如当时他们那样做了，我的面貌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我的伙伴们对我的反应就不同，因而我的性情、我对他们的态度也就不同了。但是能用一个齿科医疗器械矫正的灵魂，又算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全都知道，要不是只因似乎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某一个人，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到过某个特定的地方，我们的一生会有多大的变化；因而我们的性格——因而我们的灵魂，会和现在的迥然不同。
因为不管灵魂是品质、感情、癖好等等的混合物，或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实体，反正性格是它的可以觉察到的现象。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痛苦，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都影响性格。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贫困和不得志的时候妒忌、狠毒、卑劣，但一旦获得成功，便变得和善和襟怀恢廓。银行里存了一点钱，社会上有了一点声誉，就能使他们灵魂高尚，岂不怪哉？相反地，我认识一些原来正直可敬的人，到为贫病所困时，会变得虚伪、欺骗、好争吵、心地恶毒。因此我没法相信这样随肉体情况而变化的灵魂可能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你看到死人的时候，自会觉得他们是彻底地死了。
有时有人问我，我愿意不愿意把我这一生重新再活一次。总的说来，我这一生是过得很好的，也许比大多数人过得都好，可我觉得重活一次没有意思。这会像是重看一遍一本以前已经看过的侦探小说一样无聊。不过，假定真有再生这么一回事——这是全人类的四分之三明确相信的，再假定一个人可以选择要不要再在地球上过一次新的生活，我有时候曾经这样想过：我应该试一试，也许有希望可以享受我因环境和自己精神或肉体上的特殊原因而没有享受到的种种乐趣，还可以学到许多我没有时间或机会学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应该谢绝了。我已经活够了。我既不相信生命不朽，也不企求生命不朽。我只想死得快，死得没有痛苦。我乐于深信我的灵魂以及它的愿望和弱点都将随着我最后的一口气一起化为乌有。
我牢记着伊壁鸠鲁写给米诺西厄斯的信中说的话：
你该深信，死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善恶、祸福在于知觉，而死了没有知觉。所以，正确认识了死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有涯的生命就有意味，不是因为这个认识给生命添加了无限的延续，而是因为它消除了我们对于不朽的向往。一个人真正理解了不活并不可怕，那么他在生活中就无所畏惧了。
我想用以上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日子来结束我的这本书正合适。
七五述怀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在五年前写的。我并未改动，虽然我上回讲到的四部书，三部已经写出来；第四部我不准备写了[38]。
当我在美国长期居留后回到英国，重访了我原来计划作为故事背景的那个伦敦贫民区，重新结识了那里的一些人，有的是原来要作为我小说人物的模特儿的，我发现情况大大改变了。伯蒙赛区已不是我原先心目中的伯蒙赛区。战争破坏得很厉害；人死了不少；但过去失业的阴影，不再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我那些朋友们的头顶，使他们忧心忡忡；他们不再住在臭虫窝里，而住进了整洁的市建套房；他们有了无线电收音机，有了钢琴，一星期看两次电影；他们不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些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变化，可是我所发现的并不仅是这些。人们的心情不同了，在旧的困顿的日子里，尽管忍受着艰辛坎坷，他们欢快、友善，而现在他们的生活由于妒忌、憎恶、怨恨而极不满意。他们并不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是对那些享有他们享受不到的特权的人们满怀仇恨。他们愁眉紧锁，郁郁寡欢。
有一家人家的主母，是我多年前就认识的一个打杂女工，她对我说：“他们消灭了贫民窟和垃圾，我们所有的欢乐也跟着给一扫而光了。”
我进入了一个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它无疑依旧可以提供丰富的小说素材，但我原来心目中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无意去写它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也许学到了一些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东西。由于偶然遇到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我得以对生物哲学至少有了些肤浅的了解。这是一门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学问。它解放人们的思想。研究科学的人似乎都同意，到某一个遥远的时期我们的这个地球将连最低级形式的生命都不能维持；而在那个情况到来的很长时间之前，人类将同许许多多种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一样，早就灭绝了。你这就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进化的那一套将彻底破产，而过去导致创造人类的过程实乃自然界惊天动地的大荒谬，它的惊天动地犹如基劳埃阿的火山[39]爆发和密西西比河的泛滥，但它们同样都是荒谬。因为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否认，贯穿全部世界历史，自古至今，不幸的总和远远超过幸福的总和。只有在短暂的时期里，人们才不是日夜生活在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之中，而且如霍布斯[40]所说，人的生活不仅仅是在蛮荒时期才是孤独、贫困、卑贱、残暴和短暂的。每一个时代有多少在这可悲的世界上作短促逗留的人，受尽苦难，就凭着对来世的信仰而得到了一定的安慰。他们是幸运的。信仰，对于抱有信仰的人来说，是能解决理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的。
有些人赋予艺术一种它本身应有的价值，使自己相信，大众的悲苦命运作为产生画家和诗人的光辉作品所需偿付的代价，不算太昂贵。我对这种态度不屑一顾。在我看来，有些哲学家声称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作用，从而得出它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正义行为的结论，这是对的。因为作用须有实效，否则就是空虚的。如果艺术仅是一种快感，无论是怎样美妙的心灵上的快感，都没有重大意义：这好比支撑拱门的柱顶上的雕刻；它们的优美和花样赏心悦目，却无实际效用。艺术，除非导致正义行为，否则只是知识阶层的鸦片而已。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在艺术中找到什么来消除早在《传道书》[41]中亘古不朽地表达出来的悲观思想。我认为人类面对世界的不合理而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具有比艺术更伟大的美。我在帕迪·费纽坎的英勇姿态中看到这种美，他在冲向死亡的时刻，对他飞行中队的战士们传送遗言：“弟兄们，我死得其所。”我在奥茨上尉的冷静的决心中看到这种美，他不愿自己成为伙伴们的负担，而在北极的夜晚走出去，迎向自己的死亡。我在海伦·瓦格利阿诺的坚贞不屈中看到这种美，她是个妇女，不很年轻不很漂亮，也不是很有知识的，她为了一个不是她自己的国家，受尽地狱般的折磨，视死如归，始终不出卖她的朋友们。
帕斯卡[42]有一段名言，他说道：“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方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地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地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43]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想现今对尊严的理解并不一致，我相信法语中的这个词最好译成英语的“高贵”[44]。有一种高贵不是从思想产生的，却更质朴自然。它既不决定于文化，又不决定于教养。它的根源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如果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在人的这种本能面前，会羞惭得遮起脸来。尽管人类有种种弱点和罪恶，间或也会表现出那样光辉的精神来，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也许可以从悲观失望中得到一些宽慰。
然而这些是重大的课题，即使我有本领论述它们，这里也不是适当的所在。因为我好比是一个在战时的港口上候船的旅客。我不知道船几时开航，可我得准备一接到通知立即上船。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我都没去观光。我不想去看那些我将永远不会乘车去行驶的新筑的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不想去看我将永远不会坐在那里看戏的全是现代化设备的豪华的新剧院。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是倘有人好意借书给我看，我就婉谢了，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去读完它，而且我即将登程远去，也实在没有心思。我在酒吧柜上或打牌的桌子上和一些人偶然相识，却无意和他们交朋友，因为我转眼就要和他们分手。我正准备上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