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学校放暑假回来，跟姥姥一屋睡。半夜，我忽然被腿抽筋的疼痛弄醒了，怎么转动脚踝、扬起脚尖对抗，也不管用，在床上辗转，软弱得呻吟出了哭声。另一张床的姥姥也醒了，在黑暗里问我，怎么啦？我说，腿抽筋了，疼。我听到她翻身下地的声音，两只小脚蹒跚走过房间里的空地，到我床边坐下，两只大手把我的小腿放在她大腿上，一下一下揉动。她多年干活，手心皮肤很粗糙，手劲也很大。我不记得她给我揉了多久，只记得疼痛逐渐缓解，像肉里绷紧的一根弦松弛下来。后来我说，姥姥，我好啦，你睡吧。在因失而复得而格外甜美的平静睡意里，我朦胧听着，姥姥一对小脚笃笃地回她床上去了。
数年后一个夏天，我在北京，某个夜里，因腿抽筋而醒来，蜷缩身体，双手握住疼痛的肢体，想起姥姥，想起那双曾在此处有力按摩的大手已经变为灰烬，猛然泪如泉涌，抬手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
姥姥是我失去的第一个挚爱的人——即使到现在，我在文档里打出这行字时，眼泪仍会热热地涌上来。在她刚死去那几个月，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对待身体中多出的、这个肿瘤一样的痛苦。后来，我选择把它写下来，就像一次剖肚开肠的手术。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月，写完最后一段时，我站起身来，退后几步，盯着电脑屏幕上这篇名为《从透明到灰烬》的长文，清醒地感觉到，它被咒语一样的字固定在虚拟的白纸上，终于失去了随时令我哭出声的魔力。
我在心里说，姥姥，我好啦，你去吧。
对很多幸运儿来说，故乡与亲人的记忆是永远暖热、永不枯竭的温泉，随时可以浸入其中洗去离人心上秋。我不算幸运儿中的一个。姥姥逝世后几年间，母亲这边的家族成员为房产几乎彻底分裂，爷爷也过世了，维系后辈的纽带断了一半，父亲那边的家族成员彼此冷淡到吃一顿饭都很勉强。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回到天津家中，只去见了二姨和奶奶，就再没看到其余亲人，没年可拜了。还有我的姐姐们，童年时我们一群小辈都在姥姥家长大，像不同年份种下的一些小树，高矮粗细参差，老宅里像有一群会跑的、郁郁葱葱的林子。跟别的姊妹们一样，我们也有无话不谈、见到对方辄异常欢喜的年代。然而现在人事皆非，我与有的姐姐已经三四年不通消息了。
散文是一种自我展示，近乎真人秀，是把私人事和私人史薄薄切一块，放在盖玻片和载玻片之间观看。这本书中的散文都是在写人，以物为主题的文章实则也还是在写人。我在努力学习认识自己，从讲述中找到和解，获得平静的力量，获得转过身、抬起头，直视它们的勇气，也尝试做“我”的观察者，以这一个平凡青年的生活、热情与爱恨做标本，试图让读到此处的人能认领到一点点的自己。
琼·贝兹在她著名的《钻石与铁锈》中唱道：“我们都知道回忆能带来什么，它既给了钻石闪闪，也给了铁锈斑斑。”这本书即是我擦拭钻石上锈迹的过程。
写这篇序的一天，我和小薛正在找新住处，因为眼下租的房子的房东要回来住了——小薛是我先生，在序文之后的正篇里，他将不止一次作为配角出现——此是我在北京第四次搬家，每次都不是最后一次。在这个早春的黄昏，我们去看房子，天空里的光色像一种叫“光谱”的藤本月季，那种花在开放的不同时期，会呈现出从橙黄到粉红，以及之间渐变的多种微妙色彩，我们一边欣赏天色，一边对照手机导航，慢悠悠骑行在九十年代建造的老居民楼之间，左顾右盼，每个窗户的铁栅栏框子里都颇有内容，有的晾着成捆的葱，成辫子的蒜，有个窗格里斜插着一副拐杖，有的铁条上挂着婴儿的围嘴、连体衣、小得像一对大扁豆的袜子。每扇窗户都像一篇小说的开头。
每扇窗后面都有一卷悲欢，一番生老病死。
这本《粉墨》，就是属于我的那扇窗户。
现在，我亲爱的读者，我为你把它轻轻推开。
来！你瞧那屋里的幢幢人影，走动的人，含笑倚坐的人，戚然蹲在房间角落的人，围坐在桌边啜饮谈笑的人，他们是我的亲人——姥姥，父母，舅舅，姨妈和姨夫们，表姐与表哥们，我的丈夫……那些已去世的人身体是透明的，有的透明得像藕粉，有的像保鲜膜，生者走动时穿过他们的身体，仿佛穿过凉丝丝的树荫。还有那个站在带镜子的大衣柜旁，嘴唇紧闭的小孩，她便是我。
当她牵着你的手走进堆积各种杂物的客厅，她还是个伶仃儿童，等你跟她走进书房，她就变成笑容羞涩、言谈谨慎的青年了。推开一扇门，后面还有一扇门，房间之侧犹有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不同的声音和气味，地铁驶过的隆隆声，众人吸着吃炸酱面的呼噜声，弥留之际的人身上的陈油气，冬日蜂窝煤炉子散发的火焰的干燥气息，黑夜里海水的呼号与咸腥……
她将为你讲述它们的故事。
张天翼
2018.2.28
